我过去习惯于思辨的研究方法。思辨方法重逻辑，依赖于研究者的洞察力和直觉判断。作为一种求知方式，思 辨方法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它的缺陷，单纯地依赖逻辑也可能出现谬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曾推出一个“现身说法”计划，该计划要求那些犯 了轻微罪行的年轻人去参观监狱，让他们亲眼目睹不遵纪守法的后果，让他们直接体验控告程序并和长期监禁的案犯交谈。从逻辑上讲，这些经历有助于他们弃恶从 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后来的研究发现，那些参与计划的年轻人犯罪率反而比那些没有参与计划的其他年轻人高（Bonnie L.Yegidis,Robert W. Weinbach,2002）。逻辑上或理论上行得通，但在现实中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情况在旅游研究与实践中恐怕也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形下，实证研究的价值就凸现了出来。

实证方法重观察、调查或实验，强调用事实说话。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36年 罗发表了一篇文章《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文章让胡适看到了，胡来信严加斥责“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名利之求，何代无 有？”“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以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做大胆的假设，然而绝不可做 无证据的概论也”。（见《师门五年记》原书54-58页）

实证方法强调从理论中发展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义，并运用经验数据进行检验。近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社会堕落的时候，穷人也会随之而发生堕落，而他们堕落的过程甚至超过了整个社会的堕落，因为穷人手里没有资源去抵御这个堕落的过程。成果一出，舆论哗然，有人讥讽“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又放了一颗卫星”“又一个饶着弯替富人说话的学者”。仔细想来，这种讥讽并未切中要害，不是严肃的科学意义上的批评，而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谴责。

如何才是严肃的科学意义上的批评？从社会测量看，孙立平没有解决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什么是堕落，用什么尺度来度量堕落？没有这个尺度，没有经过测量比较，就得出结论，说社会堕落之时，穷人堕落的更快，不免武断，不免空穴来风（孙立平的理论在逻辑上还存在一个问题：即使把煤矿业主也视为穷人，但他们毕竟比矿工富有。因此，穷人中也就有了穷与更穷之分。那么，穷人中的穷人与穷人中的更穷之人，哪一个堕落更快？）。胡适复生，定会旋即惊愕气绝!

实证方法也非万能，也有它的局限。而且，不理解实证之理念，没有科学之态度与精神，实证方法也可能被滥用，成为一种学术游戏。台湾的旅游方面论文，我看其中也有不少没有太大的价值。

但实证方法，用作学术训练，却是极好的方法。

                谷冠鹏 2008-1-14 于河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