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繼續去死好了T T中國哲學還是統考吧！麥再留論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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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即愛智之學。”

這種說法源於philosophy這個詞的構成。古希臘語中的“愛”（philo）與“智慧”（sophie）共同詮釋了現在的“哲學”的最顯而易見、最淺顯的含義。

但是，這種詮釋并沒有給我們傳遞更多信息，因為我們並不知道什麽是智慧。“智慧”一詞，毫無疑問是人類共同的、永恆的嚮往與追求。然而我們的追求從來不是抽象的智慧本身，而是具體、現實、實用的智慧。因此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在不同歷史、經濟、社會條件的綜合影響下，我們自然而然地賦予了智慧不同的內涵。

除去以上種種現實條件的限制，依託在完全相異的世界觀上的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對於“智慧”的詮釋已然大相徑庭。

西方哲學從它的源頭古希臘哲學開始就已經將“天”與“人”對立起來，這與中國哲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在這樣兩個幾乎完全對立的基石上構建起來的哲學體系，可想而知會存在如何巨大的差別。

中國的哲學家幾乎都默認人與自然是一個統一體，因此更多地將精力投注在追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之上。因此中國的哲學更多地帶有一種政治功利性，中國哲學家所追求的智慧多數局限在權術與謀略之上。這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中國所形成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完善、最系統、最長久的官場社會。而歷史上中國所習以為常的人治也是中國哲學所孕育的產物之一。中國缺乏宗教（但並不缺乏迷信），因此中國哲學缺乏對於神學的研讀和對天人之間的深究。人們習慣於敬畏所謂的“天命”或“天道”，這種敬畏被統治階層巧妙地利用，將其與至高無上的皇權統一起來，形成了統治者在世間的絕對權威。

黑格爾曾說：“中國人和印度人一樣，在文化方面擁有很高的名聲，但無論他們文化上的名聲如何大，典籍的數量如何多，在進一步的認識之下，都大為減低了。”這似乎是站在西方理性精神基座上對於東方文化的一種藐視，卻也犀利地戳穿了中華文明一層華而不實的炫目外衣——中國哲學從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認識論，甚至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中國人對於一切事物的認識都僅止於表像及表像的一切衍生，而從來不去深究表像之下的抽象的、形而上的本質。中國領先世界十幾個世紀的智慧結晶，包括四大發明、中醫中藥等等，都是生產生活中基本經驗與現象觀察的總結，是“科技”而非“科學”。由於缺乏哲學和認識論上的指引，在西方科學飛速發展的同時期，中國在這一方面卻是急轉直下，以致落於人後。而在思想領域，古代中國的思想家、智慧家們進行了浩如煙海的思考、辨析，留下了難以計數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但是這些都是以箴言警句或比喻敘事等等方式加以描述，而沒有理論上的系統闡述。我們可以說，中國古代有許多哲人，但卻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家。

由於向來將“人”與“自然”“神”“天”等等概念割裂開來，無論是壓抑人性凸顯神性的時期、還是反抗神權爭取人權的時期，西方哲學永恆的主題之一是對於真理的追求，但這在現實之中並不具有十分顯而易見的實用性。由於潛意識中將“真理”看做是人無法觸及的存在，西方哲學對於真理的追求很少、或者自認為很少受到人的主觀觀念左右和影響。相比之下，中華文明是一種人本文化，以人為本，求人之是而非物之是，中國哲學是人的哲學、社會的哲學，追求的是具體而非抽象的、實用而非形而上的智慧。中國哲學對於社會、人際關係的智慧是西方哲學遠遠無法企及的，但對於人的活動鑽研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過多的主觀色彩與不確定因素，因此中國人對於哲學的探索向來缺少一種理性、客觀看待問題的精神。而隨著十七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在西方的發展和在東方的擴張，理性精神逐漸萌芽、生長、成熟，並被散播到世界各地。執一的意志力量加上求知的理性力量即是西方人的文明在近現代驟然崛起并大大淩駕於東方、淩駕於中國的兩大根本性的奧秘。真正有能力摧毀中國傳統官場化社會中的專制主義權力的社會力量，恰恰只有資本或金錢的力量。而真正有能力打破中國哲學認識事物時被表像困惑的迷障的思想力量，恰恰只有理性的力量。

愛因斯坦指出，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有兩個最重要的基礎，一是亞裏士多德的形式邏輯，二是基於實證精神的實驗科學。也就是說，現代科學的兩大精神支柱——邏輯精神和實證精神，亦即分析理性，都是理性精神的具體形式——正是中國哲學疏於探究、中華文明所缺少的。中國哲學的血管中，數千年來流淌的是“相輔相成、過猶不及、執端取中”的辯證理性精神，而西方哲學的理性精神更多的是分析理性的精神。由於中國哲學向來沉浮在社會本質、人際關係等柔性領域上，而在柔性領域中，很少能判明絕對的對錯，因此中國哲學中的辯證思想大為興盛，同時也不可抑制地造成了對是非善惡的模糊感和界定不明。中國哲學很少對於某件事物的認識能夠精密定量、準確判定，這是導致許多寶貴思想偽哲學化（如儒家思想蛻變為宋明理學）、偽科學化（如周易成為占卜算卦的工具）。

科學技術是孕育理性精神的搖籃，但中華文明卻向來有忽視甚至蔑視它的傳統。中國的“科學家”們，幾千年來都未曾擺脫工業革命前西方的發明家們所處的小工作室、小作坊、獨自研究的狀態，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獲得過政府和大眾的承認和支持。在中國，有價值的始終只有現世的權力，而科學研究顯然不是能夠獲得權力的一種有效手段，因此他們在中國從來不曾被人們認識到是真正地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人。理性精神因此從未溶入中華文明的血脈，也就因此中華民族和中國哲學雖然創造出了偉大的人類官場化社會文明體系，但更偉大的人類市場化社會文明體系卻被西方文明和西方哲學創造了出來。嚴格說來，自先秦的中國思想的軸心時代之後，中國人理性思考的能力就已經處於不可遏止的衰退之中。由儒家文人所代表的中國思想本身，也已就處於踏步不前的狀態之中了。因此，中國人在數千年內不具有推進人類理性精神向前的能力，這就註定了人類近代的理性之花能夠在西方綻放而不可能在中國萌芽。

人類歷史時代的變更，本質上是人類普遍價值觀的變更。西方在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啓蒙運動等一系列思想上的洗禮，不但在價值觀上有了質的飛躍，同時也樹立了一種“不破不立”的觀念——也就是一切的新生事物都要誕生在故有事物的廢墟之上，這賦予了他們破舊立新、革故鼎新的勇氣，以及對於新事物及遠在新事物之後的“真理”的執著追求的信念。因此西方哲學較之中國哲學擁有更強大的內在精神動力，它的一切令人驚歎的發展與突破也就變得理所當然。

然而我們在認識中國哲學失之柔弱中庸的同時，也應看到，西方的理性精神在極度繁盛的同時，也在變得扭曲、偏執，甚至蛻變成為僵死、教條的理性主義。在曾經是理性精神的基石的科學越來越脫離人而存在，而對於真理的崇尚和追求幾乎已經成為一種盲目崇拜的今天，理性精神掙扎在理性主義的桎梏中，缺失了人文主義的關懷。

全球化使得傳統的中國思想正在擁抱一個嶄新的世界，也在擁抱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理性精神。然而，中國哲學需要西方哲學之柔，西方哲學亦需要中國哲學之剛。兩種幾乎是互補的哲學的相輔相成，會助益人類在認識自我、追溯自我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參考資料：

黎鳴《西方哲學死了》

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張世英《天人之際——中西哲學的困惑與選擇》

胡龍彪《分析理性和中華文化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