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初为国号，后来成为族名。作为族名，今称满族。1616年，东北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后追尊为清太祖），建立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5年，皇太极（后追尊为清太宗）为了统一全族的名称，避免以沦为奴婢之称的“诸申”（即女真）为号，也避免明末汉人将对宋代女真人的反感引到自身，决定把时代相传的“诸申”旧称改为满洲，国号由“金”改为“清”。所以说，在有了满洲政权之后，才有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满族的形成。
满洲和清政权的兴起，起点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的过程，体现在政权建设上，就是八旗制度的创立。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将部众编为黄、白、红、蓝四旗，各以相应颜色的旗帜为标志。每300丁为一牛录，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固山即为一旗，一旗有7500丁。1615年，新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黄白蓝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原有的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合为八旗。努尔哈赤是八旗的最高统帅，同时亲自统领两黄旗，而以子、侄、孙分统其余六旗。可见八旗在最高层是一种家长式的组织，努尔哈赤及其子孙组成了统领八旗的旗主；而在基层，则是女真人狩猎组织的发展，牛录是女真人狩猎的一个基层编制单位。努尔哈赤死后，大批蒙古人和汉人降附，又按同样的形式编制了蒙古八旗和汉八旗，总共二十四旗，但仍泛称八旗。
八旗制度适应建州女真的发展阶段，将壮丁编制为旗，实际上就是将全体社会成员都编入到这一组织之中。八旗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旗丁都有出征作战的义务。八旗又是社会组织，牛录是最基层的社会组织单位，通过八旗把女真各部的全体成员都编制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整体。八旗还是一个行政系统，后金政权的一切任务都是通过八旗组织来实现的。“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都由努尔哈赤令于八将（八旗主），八将令于所属牛录，牛录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稍迟缓”。凡是努尔哈赤要人、要马、要钱以及要人参、狐皮等杂物，通过八旗组织，很快就可以集中起来。而且，按照女真人打猎时平均分配的传统，八旗中的一切权利，包括土地、抢来的人口、钱财和牲畜等，也按组织编制进行平分。
八旗制度将处于社会发展较为原始阶段的建州女真各部迅速组织起来，编制到一个共同的组织系统之中，有利于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满族是在过去女真一部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合并大量外族成员，在满洲和清政权建立过程中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包括编入八旗的汉军，包括内务府的旗人（包衣汉军），都应是满族的成员。
八旗制度有利于人力、物力、财力迅速集中，从而形成一种军事上的爆发力。历史上，女真人在建立金朝的过程中实行的猛安谋克制度，也曾经起到这样的作用。努尔哈赤及其后金政权正是在八旗制度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壮大，从与明朝决裂到向明朝直接控制区发动进攻，迫使明朝很快处于被动防御的境地。1615年，努尔哈赤完善了八旗制度；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1618年，努尔哈赤率军向明朝直接控制区发动进攻，攻占辽东重镇抚顺；1619年，在萨尔浒之战中打败明军，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八旗制度是后金政权建立的基础，也是后来清朝取代明朝的基础。
八旗制度对入关后清政权的政策和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八旗制度在满清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八旗成员成为清初统治集团的主体。如何保持八旗成员的满族旧俗，就成为清初的基本国策。皇太极曾经指出，为子孙万世之计，八旗成员不能废“满语骑射”而效汉俗。一直到康、雍、乾时期，清朝都强调保持满族旧俗、防止满族统治者汉化的政策，体现为八旗官员奏对履历须用满语，定期进行骑射考核，建立专供皇帝狩猎习武的木兰行围等。
由于蒙古和汉军很早就编入八旗组织之中，在清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高层并无多少民族和文化的隔阂。清朝的统治不同于辽朝契丹国和金朝的一国两制，满制和汉制达成了一种融合，在语言上则是满汉并用，是一个真正的“双语”政权。蒙古问题是困扰整个明朝的大患，但在清朝却得到了很好解决，其间也有八旗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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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易代之际的中国，在剧烈的政治变故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后金与明廷之间属于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发展到两个政权嬗递前后的新朝与旧朝的矛盾；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和清朝之间先后为敌，他们灭亡了明朝，却最终被清朝剿灭；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初步建立之后，需要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统一，其所面对的反抗力量，是明朝的残存势力加上农民起义军的余部，还有在海外的郑氏家族武装力量。以南明和农民军为主的抗清力量被消灭后，清朝的地方割据势力有所发展，康熙时期进行了平定三藩和统一台湾的斗争。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是贯穿当时历史发展的主线，各种社会矛盾围绕着这条主线而展开和消失。吴三桂的一生是这种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
当努尔哈赤领导的后金政权向明朝直接控制区发动进攻的时候，一个新的矛盾开始形成，这就是具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地方政权的叛乱与中央的平叛。明朝与清（初为后金）之间的矛盾，既有民族矛盾的色彩，又是中央政权和反叛的地方政权之间的矛盾，因为努尔哈赤曾经是明廷任命的建州左卫指挥使。
1619年萨尔浒之战以后，后金在辽东转入进攻。1621年，后金军攻占沈阳、辽阳，完全占据了辽河以东之地。努尔哈赤将都城从兴京（即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迁到沈阳，称盛京。1626年，在宁远（今辽宁兴城）中后金军遭到失败，不久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即位后，致力于对蒙古和黑龙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扩张，并整顿内部政权，推动了政权的汉化，加强了自身的权力。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举行盛大典礼，称“宽温仁圣皇帝”，新定国号为大清，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从此，后金地方政权与明朝中央的矛盾，转变为清朝与明朝两个对立的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包含着民族矛盾。
明清之间的战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的灭亡。在战争进程中，不断有明朝的将领被招降或俘虏。1633年到1634年，明朝将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被招降，1641年，明军在锦州南侧的松山遭到惨败，明朝的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降清。1644年，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并引清兵入关。后来吴三桂被清朝封为平西王。
正在明清之间展开争战的时候，明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在迅速激化。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1635年攻克明朝中都凤阳，焚毁明朝皇帝的祖陵。1639年，张献忠和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再次对明朝形成严重的威胁。1641年，李自成攻占洛阳，杀神宗第三子福王朱常洵，张献忠占领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到1643年底，李自成占领了西安和整个陕西，并于1644年正月在西安建立了政权，国号为大顺。二月，分兵两路向北京进军。李自成主力于三月抵达北京城下，三月十九日，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北京景山），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大顺政权基本占有明朝江淮以北的地区。同年，张献忠进占四川，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明朝是在外患内忧的双重压力下灭亡的。明朝灭亡时，清朝方面已经是顺治皇帝在位，由皇帝的叔父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在1644年初了解到李自成的势力不断壮大，致书表示愿与对方“协谋同力，共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但当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清军却以为明朝复仇相号召，争取明朝士大夫和百姓的支持。四月二十二日，明朝守将吴三桂在山海关正式降清。与明朝对抗的清兵成为了替明朝复仇的力量。
在吴三桂和清兵的联合进攻下，在北京仅呆了42天的李自成被迫撤出，清军进入北京。当年十月，顺治帝在北京祭天登基，清朝正式迁都北京。1645年上半年，李自成的军队基本被清朝镇压下去。第二年，张献忠的大西政权也被镇压。
随着农民军的被镇压，清朝与明朝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又凸显出来。明朝灭亡后，南方的一些官僚先后拥立一些明朝皇室成员建立流亡政权，继续使用明朝旗号，史称南明。1644年五月，南明的第一个君主福王朱由崧（福王朱常洵之子）在南京即位，年号弘光。弘光政权采取“联清灭顺”的政策，派人往北京答谢清朝“逐寇”之功。
但清朝对南明的态度十分强硬，后来派兵南伐。顺治二年（1645）四月，清军攻占扬州，南明将领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清军进入南京，弘光帝被解送北京处死。清朝与南明的矛盾开始突出，后来的南明政权都以“反清复明”相号召。
清军在消灭南明反抗势力的过程中，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剃发蓄辫和改易服饰。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汉族百姓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了严重的民族矛盾，不同社会阶层都卷入到反剃发的斗争中。
顺治三年（1646）以后，南明抗清斗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抗清队伍中不仅有以桂王永历政权为中心的南明残存势力，还有李自成大顺军的余部，清朝的一些地方将领也倒向永历政权。到1647年底，南明抗清战争进入高潮。在反抗明朝统治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农民军，尽管在民族矛盾面前加入到南明的抗清斗争中，但一直未能得到永历政权的信任。顺治九年（1652）前后，张献忠大西军的余部也加入到南明抗清斗争中，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产生 了取代永历皇帝的野心，使抗清阵线内部出现分裂，先后被清军击破。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清军进入缅甸，将流亡在那里的永历帝俘获，坚持了十五年之久的永历政权覆灭，清朝的统一事业告一段落。
在清朝初年的抗清力量中，永历政权直接控制范围之外，还有海上的郑成功势力和夔东十三家。夔东十三家是大顺军的余部，在川鄂边境的山区坚持抗清斗争，与永历政权互相声援，直到康熙三年（1664）才被消灭。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曾被福州的南明政权（年号隆武）赐姓朱，时称“国姓爷”。郑芝龙降清、隆武政权覆亡后，郑成功聚集家族力量，以厦门为根据地，坚持抗清。顺治十八年（1661），在清朝的封锁下，郑成功被迫从厦门撤走，渡海远征台湾，逐走了盘踞台湾多年的荷兰殖民者。
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三名汉族降将被封为藩王，镇守云南的吴三桂封为平西王，镇守广东的尚可喜封为平南王，镇守福建的耿精忠袭爵为靖南王，他们各拥重兵，坐镇一方，与清朝中央形成了新的矛盾。尤其是康熙初年，皇帝年幼，三藩渐露割据之势。在清朝撤藩的过程中，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起兵反清，耿精忠和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先后响应，形成了“三藩之乱”。曾经为清朝攻灭了南明永历政权的吴三桂，打起了“兴明讨虏大将军”的旗号，后来称帝，国号大周，很快占领了南方半壁江山。相持数年后，清朝逐渐取得主动。康熙十七年，吴三桂病卒。二十年，清军进入云南，三藩被彻底平定。随后，清军进攻台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统一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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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康乾之世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顶峰。在明朝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清朝的专制主义君权强化到了极点。一方面是困扰历代王朝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一些问题，如皇位继承问题、皇帝如何处理千端万绪的国家政务问题、皇帝在内廷和外朝之间的平衡问题等，由于秘密立储制度、奏折制度和军机处的设立，在清朝都基本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以皇权的强化为前提的，这种政治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弊病。清朝数亿臣民只能听命于皇帝一人，自王公大臣以下，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唯唯诺诺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文化专制进一步发展，文字狱频繁出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笼罩着皇权的专制权威。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顿时变得万马齐喑，中国本来就一直受到压抑的创新精神至此彻底被扼杀。整个国家机器完全僵化，失去了活力。“康乾盛世”只是一种停滞的繁荣，并没有给中国历史带来长时期的发展动力，在乾隆死后不到半个世纪，中国就进入到被列强欺侮的时代。
清朝的各位皇帝，个人素质都比较高，而且勤于政事，一直都大权独揽。康熙皇帝自己认为，“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全国大小政务主要由他一人批办，自称“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喻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传说雍正最后是累死在批阅章奏的书案前的。乾隆皇帝直到86岁做了太上皇，还是励精图治，大权在握。他总结清朝皇帝乾纲独断的政治体制时说，“皇祖、皇考至朕躬，百余年来，皆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实无大臣敢于操窃”，“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
清朝在明朝内阁制度的基础上，继续设立内阁，康熙以后内阁制度基本稳定下来。明朝的内阁制度是在永乐时期形成的。由于洪武时废丞相，皇帝直接面向中央行政机关，需要亲自批阅章奏。而以皇帝一人之身是无法断决天下事务的，于是在洪武时开始设立辅佐官员协助处理章奏。成祖即位后，从翰林院官中选拔一些人入宫内文渊阁当值，参预机密，称为殿阁大学士。从此有了“内阁”之称。永乐时期的内阁，秩五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基本上还是皇帝的秘书咨询机构。到明代仁、宣时期，内阁的权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逐渐取得与六部平等的地位。内阁有了“票拟”之职权，嘉靖以后，其朝位班次，具在六部之上。严嵩的专权，张居正的改革，都是以内阁首辅的身份进行的。清朝内阁设大学士（正一品衔）和学士（从二品衔）若干名，内阁大学士被称为“中堂”。从制度上讲，清朝内阁的性质和职权范围与明朝相似，一方面负责起草皇帝的命令文书，另一方面是票拟，对各省和中央部院大臣的章奏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协助皇帝裁决政务。但是，清初的中央政治格局中有议政王大臣会议，规定“大事关大臣，群事关内阁”；康熙时期又倚重内廷的南书房，让南书房大臣草拟诏旨，分夺了内阁的部分权力；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以后，担任内阁大学士常被抽调充任军机大臣，参预政事，而内阁成为没有首长的承办具体事务的衙门。
军机处是清朝独创的机构，体现了专制主义皇权的统治特点。雍正时期，由于清朝对西北用兵，为了处理军务而设立了军机处。后来发展成为取代内阁的总揽军国大计的中枢机构。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二职，“掌书谕旨，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主要是为皇帝起草诏旨，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和重要的人事任免。军机大臣一般由皇帝选内阁大学士充任，但只要是皇帝的亲信，可以不问出身，一切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军机处与内阁不同，更与历史上的宰相机构不同，它是皇帝的“内廷差使”，完全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地处内廷，随时承旨，减少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的环节，同时提高了皇帝处理政务的效率和保密性，是清朝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制度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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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总量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有所升降，但从经济结构来说，从战国秦汉以后，就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商品生产和交易的覆盖面在某些时期很广，但规模不大，没有形成全国性的主体经济部门的商品化生产。历代王朝都实行对不同程度的私有土地的管理，控制一定数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不断有所变动，但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则比较稳定。大部分时期里，国家只是管理土地和户口，而不管理具体的经济生活，农民生产什么，市场上交易什么，交易价格的高低，诸如此类的具体经济问题，官府并不进行管制。因此，从经济形态上说，中国传统经济是自然经济，小规模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从经济制度上说，中国古代则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属于自然经济形态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的自由度很大，但市场规模不大，社会分工不太发达。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服从于政治目的的朝贡贸易。到宋朝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世界各国处于尚未形成“整体的世界史”的前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
这种情况到16世纪的明朝中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开始出现了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一些地区的某些行业中，一方面有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另一方面有购买别人劳动力的作坊主或商人，劳动力成为了商品。这种情况被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转型不是借助政治力量而出现的，反而受到政治力量的阻碍。资本主义的因素一直处于萌芽状态。
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能在明朝中后期产生，自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由于宋朝的疆域比汉唐逊色，辽金元诸朝又兴起于游牧经济区，所以明朝统一国家的重建，就为中国农业经济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超过前朝的历史机遇。明后期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言中说，“幸生圣明极盛之世，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视燕秦晋豫方物，已成夷产，从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肃慎之矢也”。这是明朝人对大一统国家给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一个直观认识。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条件，可以分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首先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农业经济中，不仅水稻产量有了较大提高，高产粮食类作物和一些用于市场交换的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普遍起来，如番薯、玉米（玉蜀黍）、烟草、花生、棉花等。手工业中，冶铁、造船、棉纺、丝织、陶瓷、造纸、榨油、制糖、制茶、制烟、浆染等行业都有了很大发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同时在明朝后期出现，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体现。
其次是社会分工的扩大。手工业部门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形容中国小农经济有一句俗语叫“男耕女织”，是从产品去向的角度，说明家庭生产的粮食和纺织品都主要是供自家消费的。如果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下，家庭里的分工也不会很明显，大部分情况只能是一种“男女共耕共织”的模式，如果家庭分工形成了“男耕女织”的模式，即女人长年在家纺织，则其纺织的产品只能是流向市场，而不可能全部供家庭消费。这种意义上的“男耕女织”是明中期以后在以纺织著名的区域出现的。如苏州所属的太仓、嘉定，“比闾以纺织为业，机声轧轧，昼夜不休，贸易惟花布”，松江各地则“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不仅农民生产的手工业品主要是流向市场，由于原料生产与手工业制造之间互为市场，一些地区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也主要是面向市场而不是供自己消费的。明朝后期，河南、山东和直隶都成为棉产区，这些地方农民产的棉花，一般都不用于家庭纺纱织布，而是流向市场，再经商人转贩至南方的纺织区，而他们再到市场上去购买南方纺织的布匹。当时有人这样描述河南的情况，“中州沃土，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徐光启也说到，“今北方之吉贝（木棉）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海而鬻诸南，布则泛海而鬻诸北”。
以上是农业和手工业互为市场的情况。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情况也更加复杂，原料、加工品和再制品之间的环节区分开来。如采矿、冶炼和制铁业之间，纺织、浆染和织袜业之间，都已经属于不同的行业了。在一些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中，内部的专业分工也更加细化。总之，新的经济部门通过生产环节的扩张而成长起来。
社会分工还表现在城乡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明朝中后期，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兴起了大量的市镇。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而城更多地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以机为田，以梭为耒”，大多从事纺织业。靠近这些市镇的村坊居民，也大都以种桑养蚕和纺织为生。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这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
再次是商业资本的活跃。明中后期，已经产生了一批以资本形式将财富投向商业的富商。凡是舟车所通之处，都有商人的足迹，并且按地域形成了一些大的商帮，如徽商、西商、江右商等。商业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出现了合伙经营。其中一部分商业资本还投向了手工业生产。商业资本在社会经济总量中的地位呈现出来，并且在经济结构上开始冲击自然经济。白银作为贵金属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小买卖都用银来交易，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劳动力的价格也开始用银来计算了。商业资本的活跃，有利于促进作为自然经济补充的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的转化。但是，这种转化还需要一些必要条件。商品经济本身并不只属于资本主义。
由于以上原因，一般认为到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在江南地区产生。清朝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有了缓慢的发展，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被称为“天下四大镇”的广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全国性的贸易网络在逐步形成之中。
但是，这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只是对传统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没有发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从地域上看，工商业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东南地区的部分州府，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融入到商品经济的体系中。从商业资本的流向看，商人致富后主要是投资从国家控制的经济中分利的贩盐业和积累高利贷资本的典当业，很少部分用于手工业的创办和扩大，很少投入真正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或在乡村购买土地，大势进行土地兼并，而土地的经营方式依然是租佃制剥削为主，商人地主没有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或用于政治投资，捐助官府兴修大型工程或赞助军资，有的干脆用于贿赂大小官僚，营造地方势力；或用于个人和家庭的享乐挥霍，过着豪华奢靡的生活。
根据一些经济史家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关键就在于政治与经济的分离，经济人从对政治权力的依附关系转变为对政治权力保持距离。而明清时期中国的工商业者无疑还是极大地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资本主义萌芽长期处于萌芽状态而没有开花结果的根本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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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国家，但是，除了渤海湾以外，海岸线都比较平直，海洋没有深入陆地。海洋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为政治或经济的中心，而是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许多沿海地区被视为渍卤蛮荒之地。尽管中国很早就开始开发和利用海洋，新石器时代的龙山人已经懂得了航海，刚刚完成统一的秦始皇多次大规模地在濒海地区和海上巡视，表现出对海洋的强烈兴趣。但是，由于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以长安为政治中心的汉唐时期，对外交通和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向是陆上丝绸之路。
不过，由于唐朝中期以后西北交通线受阻，在唐朝内部沿海工商业以及亚非一些地区贸易需求的推动下，唐代的海上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广州、交州、扬州和明州（一说泉州）成为唐代四大外贸港口，在广州设立管理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宋代以后，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减弱，中国与欧亚内陆的陆路交通严重阻塞，但海上贸易的规模大大超过唐朝。宋朝在南方沿海的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市舶收入不断增加，民间海外贸易也得到发展。元朝继承了宋朝的海外贸易成果，在泉州和广州等沿海城市设置市舶司，通过海路与外国通商的规模和程度都得到加强。此外，元朝还开辟了国内的海运航线，由长江口之刘家港入海，北行绕胶东半岛入渤海抵直沽（今天津），将南方的粮食等运往大都（今北京）。
与西方商业性的海洋文化相比，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农业性。 中国古代沿海经济紧紧围绕陆地经济活动进行，基本上表现为陆地活动的补充和延伸。古代广泛发展的航海，采用的是不脱离陆标（近海山形水势）的地文导航体系，包括郑和航海在内的历次大规模远航，基本上沿近海航行，即使如元朝国家进行的大规模的南北海运也只是陆地漕运的补充。
明朝建立之初，蒙古“北元”政权仍对明朝构成威胁，日本海盗集团在沿海进行骚扰掠夺。“南倭北虏”的边防格局，使政局不稳。面对活跃于海上的亦商亦盗的走私势力，明朝统治者没有很好的办法，只好在沿海修建城防，同时实施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严令“片板不许下海”，把出海的人开成是“无君无父之辈”和“化外之民”，主要目的是对海上走私集团进行经济封锁。朱元璋的海外政策基本是睦邻友好，把当时所知道的海外国家或地区，都列为“不征之国”，并告戒子孙不要倚富强而无辜兴兵。在严格的海禁政策下，明朝与海外诸国的经济往来主要采取朝贡贸易的形式，“惟不通商，而止通贡”。
“朝贡贸易”的具体内容是，各国派使以官方名义向明廷贡献方物，明廷则给对方以赏赐，颁发其所需各种物品。朝贡使者所带进贡以外的多余物品，可以与民贸易，进行互市。这种互市仅限于入贡的船舶，非入贡者不许其互市。明廷对于各国都发放称为“勘合”的执照，以此限制进行朝贡的次数，故又称为勘合贸易。明朝朝贡贸易的做法，是历代官方海外贸易方式的延续，将海外贸易看成是山海池泽之利，只能由朝廷控制进行，派宦官专门管理，交易的物品以宫廷所需奢侈品如象牙、香料、珍禽异兽及各种赏玩器物为主。海外贸易没有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永乐时期，对外政策上转向积极，开始探索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的可能性。明廷多次派人出海，招徕海外诸国，在京师设立会同馆，对外国使节给予优厚礼遇。东南亚一些小国君主亲自来朝贡，其中有的人在中国长期逗留，甚至卒于中国。在大力发展传统朝贡贸易的同时，明成祖还将这一贸易形式主动推向海外进行，于是有了著名的“郑和下西洋”之举。
“郑和下西洋”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或说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因为传说当年朱棣打进南京后，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或说为了“耀兵异域”，向海洋上的各国炫耀明朝的强盛。体现这种政治目的的，还是朝贡贸易，明廷派遣庞大的船队，主动到西洋诸国进行封赏式的贸易。
明代以婆罗洲（今文莱）以东为东洋，以西为西洋。从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到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郑和先后七次奉命率船队出海远航，达到了当时属于西洋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地区的30 多个国家。船队所到之处，宣扬明朝国威，邀请各国前往明朝贸易，并就地进行交易，用所载货物换取当地特产。当然，这种贸易不是出于商业目的，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宣德八年，历仕三朝的“三宝太监”郑和在航海归途中去世，此后下西洋之举不再进行。
郑和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为世界航海事业上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的远航，还导致了明中叶私人手工业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导致了移民海外热潮和奢侈之风的兴起，导致了朝野率皆用银与新思想的出现，这一切使中国社会内部孕育了变化的潜流，其作用与意义极为深远。
宣德八年以后重申“海禁”，有限的开放又回到了海禁闭关。到隆庆、万历年间，海禁再度解除，私人海外贸易被有条件地允许。明末，泉州人郑芝龙成为东南海商中最强大的势力，并接受明朝招抚，基本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后来成为明清之际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清朝统一前后，为害怕汉人反抗，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顺治十六年(1659年)颁布了“迁海令”，强迫东南沿海居民内移50里。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设闽、粤、浙、江四海关，用以主管海外贸易事务。但当康熙听到出海的中国商人有部分滞留海外时，认为是一种潜在威胁，于是在1717年下达了禁止中国商人前往南洋贸易的命令。此后，虽然雍正帝开放了南洋之禁，但清朝政府却加强了对中国商人出海的一系列严格限制，从而使中国商人无法得到清朝政府给予来华外商同等的政策待遇。同时，对外国商人的防范也不断加强，当18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商船直接前来浙海关所在地宁波进行贸易时，乾隆帝便感到担忧。不久，清朝政府就决定禁止外国商船再来宁波，而只许在广州一口通商。
有学者将明清时期的海外政策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明朝的海外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官方海外开放时期（从明朝建立到郑和下西洋）——转折时期（从郑和下西洋结束到16世纪初年）——对海外民间社会开放时期（从16世纪初年到明末）；而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的海外政策，也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封锁海疆时期（从清朝入关到1683年）——开海时期（从1684年到1716年）——走向收缩封闭时期（从1717年的南洋贸易之禁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总体趋势上看，贯穿明朝海外政策的主线是开放的，而清朝海外政策的主线则是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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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间思想史和学术史都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比较明显的变化是，明朝是理学发展的深入时期，继续宋儒讨论的理、气、性、命问题，是所谓“义理”之学，在心性之学的各个方面开拓很深，在大的学术划分中属于宋代理学的范畴，故称宋明理学；清朝学术的突出特点，是在乾嘉时代形成了名物训诂的“考据”之学，通过考据对儒家经典进行全面整理，在此基础上找出儒学重要观念的原始意义，在学术分野中称为乾嘉考据或清朝的汉学。这种转变的性质和意义，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把清朝的思想和学术看成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否定，认为清朝学术是用经学取代理学，用经典研究的实学代替明心明性的虚理。第二种看法强调清朝学术是宋明理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清朝学术中仍然具有宋明理学的传统。这种分歧，涉及到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和对清代学术的历史定位。
从后来的学术概念看，广义的“理学”包括朱熹的“道学”和陆九渊的“心学”，是对宋代学术的概称；而称程朱理学，则与称宋明理学不同，是狭义的理学概念。
宋明理学在宋朝（包括元朝）和明朝之间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别。宋朝的学术，不仅仅是心性之学，对原始经典和其它文献的整理，也受到一些人的重视，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欧阳修不喜言性，但在经史词章上都有卓越成就。即使是宋朝的心性之学，到南宋时期也存在着朱熹和陆九渊（象山）之间的差别。朱陆之争的焦点是，朱熹强调“理是实理”，“万理皆实”，因此重视对经典文献的注疏和整理，强调道德的知识基础，要在“泛观博览”的基础上来求得圣贤的道理；陆九渊主张“心即理”，也称为“心学”，认为只有先发明人的本心，而后才能使之博览。朱陆都以古代的圣贤之道为最高目标，但达到圣贤之道的路径却不相同。二人曾于信州（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学术辩论，史称“鹅湖之会”。陆九渊在会上提出了“尧舜之前何书可读”的质难，朱陆分歧没有得到调解。从一个角度说，朱、陆的分歧可以归结为是否要读书的问题，也被称之为“道问学”和“尊德性”。
明朝前期，基本是肯定朱熹而排斥陆九渊，朱熹的理学占主导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蓝本。单纯转述程朱理学，造成了学术空气的沉闷，一部分士大夫开始转而信奉陆九渊的心学。明中期的王守仁（号阳明），是促成这种转变的关键人物。王阳明先从朱子格物之说，后来转入陆九渊简易之教，最终发展和完善了陆九渊的心学体系。王阳明致力于聚徒讲学，使其心学“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最终使陆王心学形成与程朱理学分庭抗礼之势。
王阳明的主要思想，继续发挥陆九渊“心即理”的命题，强调心为天地万物之主，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对于朱熹“格物致知”的主张，王阳明认为应该先致知后格物，只有在身心上做功夫，发现和实行心中隐含的良知，而后能格物。所以，对于人的修养，王阳明主张“证本心”，从本心入手就可以认识圣贤之心，人人都有成为圣人之路，饱学之士与不读书识字的“愚夫愚妇”，其修养功夫是一样的。人的本心是最高的理，“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正因为良知在心中，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所以博学对于成圣的功夫没有意义。王阳明认为，过于强调读书是朱学的流弊，“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辩也；词章之富，适以饰其非也”，离开“尊德性”而务博学，足以害道，所以要“拔本塞源”。
王学的发展，到明末也出现了心学末流之弊。随着明朝的灭亡，一些士大夫开始反思，经世致用之学得以倡导。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针对心学的空疏学风，强调博学多闻，提倡实证研究。后来清朝的大批学者都沿着他们倡导的实证研究走下去，在经典文献的整理方面作出了特出贡献，但在社会伦理和思想建设方面却缺乏建树。
中国古代的学术和思想，由汉唐到宋明，走的是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路径，明清之际重又出现由理学而经学的发展取向。清代学术发展此种取向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明清之际的政治鼎革，促使士大夫对明末学风的反思，深恨清谈心性误国，是这个转变的直接动因。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儒不敢触及思想问题。
而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看，清代学术强调“经学即理学”，对经学的考证是直接承宋、明理学的内部争辩而起的。由于阳明之学将“尊德性”的心学发挥到极致，儒学要发展，需要寻找新的领域，只好回到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去寻找根据。儒学内部关于“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争论，到底是陆王所说的“心即理”，还是程朱所说的“性即理”，这些问题，最后都要追问到儒家的原始经典中去寻找立论的根据。在这种背景下，在陆王心学兴盛阶段被压抑的、宋明理学内部重视知识的倾向重新抬头，儒家的经典研究和文献考证在这样的内在变化中兴起。清代考证学的思想史根源就在于此，而政治鼎革和满清的高压政策，只是其外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