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赤军
　　作者： 佚名 文章来源：搞搞堂 发表于2003-8-18
　　 关于日本红军的经纬，要费些笔墨讲清。　
　　 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６０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军基地和美国领事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拚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６０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烧延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冢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２８０００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　
　　 在冲绳，由于美国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２０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７３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１９７１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９２０００日本人投入抗议游行，其中８３７人被捕。　
　　 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１８８６人。　
　　 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４３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３１２个，爆炸成功的共４４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然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践这些幼稚的思想而做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１９７１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那种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的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　
　　 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决心不惜用一条命夺一支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窄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１９７１年１月３０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把战争扩大于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他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和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又充满错误，但是，就像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正义、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　
　　 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关于他们的行动，早就应该有人厚厚地写过几本书。可是在我们的接受日语教育的大军里，没有谁有这么一份正义和血性。那么我来干，尽管我只有写如此短短一篇的精力。尽管，我仍怀有一点奢想：我盼望我的文章唤来专业的详尽介绍，改变我们对正义的可耻沉默。
　　
　　
　　 Re:关于日本赤军
　　
　　
　　
　　 一些上年纪的人回忆起60年代，仍然觉得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精神干净的年代。当第三世界的独立革命运动刚刚取得重大成果，殖民地纷纷独立之时，发达国家的“革命”浪潮也迅速赶到，使“世界革命”的形势真有点那么回事。那时，中国的大学生高中生们发晕了，偷渡到东南亚去打游击，红卫兵诗人更是憧憬着在攻打白宫的台阶上流尽最后一滴血。总之，不用等到30岁，全世界的山河大概已经是一片红了。然后，他们的整个人生，都被抛掷在荒谬、自虐和被利用的轨道上，其中少数人还至今不悔，并期待着全球第二个“赤军时代”或“红卫兵时代”有朝一日再次降临人间。
　　 “切”的年代是浮躁的、嗜血的、充满速胜幻觉的年代。在60年代意大利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左翼极端暴力组织“红色旅”在大学里应运而生，并迅速转移到校外，成为一支“城市红色游击队”，发誓要用血腥方式来搞垮资本主义。“红色旅”的徽章上有一颗五角星和一挺机关枪，表明“红色旅”已经沉痛地认识到：革命不靠枪杆子是绝对行不通的。不过，“红色旅”并不打算走中国革命的道路，如果只是“盲目搬用”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岂不是要白了少年头？他们认为只要在资本主义的大厦下面枪杀几个前来上班的人，就能使整个大厦没人上班；再在大厦下面撞出几个洞洞来，就可以摧枯拉朽地终结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么，自然得讲求速度和效率。
　　 “红色旅”还真就这么做了。在罗马、威尼斯、那不勒斯等城市，“红色旅”接连实施了多起枪击政府官员膝盖的恐怖活动，以为政府官员瘫痪了或害怕瘫痪，政府机构就会因此而瘫痪、坏死，革命就有可能因政府官员们的下身瘫痪而获得成功。
　　 世俗意识形态中的宗教迷幻
　　 “赤军”与“红色旅”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即意识形态上的“世界革命”倾向。这些左翼学生通过读书学习和在课堂上与红色教授们的研讨，敏感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统治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跨国性的统治，并且在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还形成了互相协作和援助的网络和国际合作“规制”，仅仅消灭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是不够的，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全世界革命者也应当形成协同作战、资源共享的体制，才能彻底撕破资本主义的统治网络，革命者的革命对象应当是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政府。从而，左翼学生运动的恐怖活动具有了跨国出击、多边协作的特征，并且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结成了统一战线。
　　 1972年以色列利达机场的大屠杀事件，就是这种“思维转向”的代表作。按照上述革命理论，西方左翼极端恐怖分子与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在70年代并肩作战。在阿拉伯国家群起围攻资本主义的前哨和飞地以色列时，左翼恐怖分子和宗教恐怖分子如同不请自到的侠客，从江湖深处走了出来，成为反帝、反犹（帝和犹是一回事）的敢死队。1972年3名“赤军”在以色列机场上疯狂扫射之后，巴勒斯坦的革命组织激动地声称：“３名突击队员从远方前来参加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我们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多杀一些人！”而机场上的死伤者基本上都是平民。事后有观察家披露：“这次在以色列进行的恐怖活动是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在德国预谋、计划，而由在日本招募的恐怖分子实施的，使用的武器是由一位阿拉伯外交官利用利比亚的钱在意大利购卖的由捷克制造的武器。”谋划、杀手、武器、财政都国际化、网络化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信仰的“革命者”因为共同的敌人──西方资本主义而团结在一起。
　　 世俗极端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在某些方面和非常接近，如偏执、思想洁癖、癫狂等等。袭击世贸大厦的人渴望着与天堂里属于他一个人的72个处女欢会，袭击以色列机场的日本“赤军”则希望死后能变成天上的星星──这时侯人类已在月球登陆。
　　 当现在的人们谴责拉登和塔利班的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时，也许差不多忘了在上个世纪的60-80年代，还有一股汹涌的左翼极端恐怖主义运动。世俗中的极端思想、极端理想主义和世俗的乌托邦幻觉，也会如宗教极端思想一样产生恐怖主义的冲动，这是21世纪的人们仍需警惕的。
　　 当然，这个世界是仍需改造的，但是绝不能在“改造世界”的旗帜下从人退化成野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