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执》起，我开始喜欢梁文道，并极其成功地把课堂里一丛一丛的年轻人制成“梁粉”。《我执》里的梁文道是个好人，也是个文字简洁又美的擅写之人。当然，首先令我惊讶的，是在电视荧光屏上说东道西的这个人，写出来的文章，居然如此美而可诵。不信，你再读一读《我执》里的《一日》。不用说，背后的功夫很深，比起那些能默写几句古诗，钻研两颗芹菜，拾掇床榻间一缕美人青丝的文人们，功夫深得多；也比那些诘屈聱牙地谈论各式诘屈聱牙中译本哲学社会科学论著的学人们，功夫深得多。毕竟，我只认一个死理儿：“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反过来，那些自以为有学力又有感受力，文章却写得不美亦不可诵，一定是读书太少。甚至，我也这样来“研究”研究型的论著或文章——大多不忍卒读，无它，盖因书读得太少。胆敢来研究，真是罪过罪过。

        《我执》里并没谈到太多的书，只是写他禅修的空白中脑海里复现的一些往事，一如流水，潺潺如新。特务J 评价道：“一个老男人，每天絮絮叨叨，讲一些琐碎事，却很好听，真怪。”颇有村上风麽？其实不然，他所言大抵乃内心之思，对照出具体一二人事，一一写下——实在是很难的写法，难得他写得这样好。我曾想，真正不假外物没有参照的禅修中，如何写作？主要是，写什么呢？写置身山林的一种幽静，窗外叶落的疏疏之声，月色渐升时肩头感到的一层光线的重？不过是宁静的皮相吧。希冀在禅修中急获改变的人，就会这样写。

         假设他真在近似禅修的状态下写了《我执》，我想，他是真实的。一息百念，杂念纷坛，流连不舍，怼然挂牵，才是真实的吧。这是我喜欢《我执》的第二个原因。

         他最近——奇怪，自从读了《我执》，仍叫他“梁文道”似乎刻意疏远了，另有些人称呼电视杂谈或评论里的他为“梁公”，想来他是敬谢不敏，怎敢与饮冰子争名？也有人大剌剌唤他作“道长”，恰好是电视道长麽——道长就道长吧，最近又出了本书《读者》，是自港版书话集《弱水三千》后，他在大陆首次出版书话集。

         昨日得书，今日读了大半，又想多说几句，却也不知是对着“他”说，对着道长说，还是对着梁文道说，反正“他们”也看不见，正好放言。

         首先，在自序里，他狠狠揶揄了大陆的文化界与传媒圈，他说他这个需要很努力很努力才勉强够得上当今国际传媒人正常水准的“正常读者”，来到大陆，却被尊为“学者”了。这序言有如川菜，辛而麻，读得我开心又揪心，忽然想到，与他差不多同龄的白岩松，不仍代表着当今大陆电视界的最高水准麽？

         白岩松有什么？也许自认学富五车的你耸耸肩不以为然。那么，请渊博不可斗量的你，来到镜头面前，做一段谈话吧，没有提词器，没有嘉宾援助，你大概才会知道白岩松代表什么——一种苦熬出来的，被反复约束出来的成熟，被江河日下的媒体圈淘洗后的疲倦，时不时吐出一两串古道热肠的泡沫。其实，最难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对谁说话，甚至，你也不相信有人会真的听你说话。

         白式苦熬（据说白岩松有几种苦熬的办法，印在央视新闻评论部工作手册第十二页，第一条是“洗个热水澡，然后决定活下去”），梁文道大约未曾亲历。再者，梁身边的同事可能也不学无术，可他们足够机械化的专业，懂得不迟到，懂得布光与背景，懂得无论潜与被潜也需要精益求精。

         环境不同。所以，他可尽力追赶国际水准，而我们的媒体人，有一点余力，也用在叹息肠内热的苦衷里。

         环境不同，视野当然不同。看《读者》里那几篇“政治花边”吧，就知道在苦熬的年月里，我们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什么——最新的政治理念，最完备的民主见解，最细腻的制度体验。

         十年前，我们还可以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十年后，道长在启德机场还是道长，落在首都机场已成为学者。这读后感，真难形容，就好像那一天我误打误撞闯进当年头枕“沙床”的某美男作家之新浪博客，发现他在大秀书法！再过几年，郭敬明恐怕就不仅写《蜀绣》，还想写《华阳国志》了；再过几年，韩寒不仅能做全国稿费最高的杂志，还能做全国最有深度的杂志了。

         荒谬。

         不过，我仍感谢白岩松坚持在《新闻1＋1》里皱眉头，重复那些十年前他已确立的价值，毕竟，十年过去了，很多人都变了，变得暴躁、短视，变得看不出自己暴躁短视。其实更软弱了。

          “他们在苦熬。”李文俊一再重复着福克纳道出的真相。我们的媒体人，还有我们自己，鼓与呼，却再不能往前一步，比如环顾四周，做一点更细腻踏实的工作。仅仅是呼喊出义愤，就令我们满足了，感到在为社会贡献。比如某周刊主笔写出一则“寻找表弟罗炼”的时代檄文，为读者们描绘出这个时代的恶症，描绘出贫穷者无力仍挣扎的绝望，就是最高水准了。

         良知稀缺的时代，真的不可期待大陆也有一位道长，以每日八分钟为大众讲书麽？其实，我想说的是，当真有这样的每日八分钟，又有谁，能讲得下来？有谁？

         看《读者》，看道长侃侃而谈说东道西的时候，我明白了，鼓与呼的途中，我们早已失去恳切与踏实了。话说回来，道长之所以成为道长，也许其中并非没有苦熬，只是他换了种心态，在电视上讲书，在报纸上写书话，我想，他明白他是在一点一点做功德。

         关于《读者》，豆瓣有一则书评，称梁文道为“述者”，我以为很恰当。这样的时代，让偶尔被良知鼓荡的心胸平宁片刻，先做好一个恳切的读者，再成为一个耐心的述者，是更为切要的。否则，十年后，道长在首都机场落地，就是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