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稿为应急用，为的是介绍南京，可我没有把握写得好，权作为一种身不由己的感念吧。

 

 

          南京 

      关键词：感时伤怀

 

      文/ Lostpast

 

 

  南京是全中国“最伤感的城市”，外地人找不到词儿说南京的时候，就这么说。因为衬着城墙的玄武湖的暮色是很清冷的，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写过一笔，后来人们也就学着忘记初春的樱洲也莺飞草长；傍晚的中山陵，树和石头真密啊，满山遍野的树，可就是空，连音乐台的鸽群都消失了，偶尔一两只夜鸟栖在圆弧的照壁顶上，杨廷宝的设计是真的静默，静默的完美剪影；至于外地人必去的夫子庙，有几个当真去看贡院？全跑去秦淮河了，夜色近了，河畔的红灯笼一串串掌起来了，就那副样子了——轻轻的浮浪相，绿窄的水波，厚腻地荡，惊心动魄是没有的，不过是撩拨，不过，清晨的夫子庙完全另个样——残妆相，落雨的清晨更如怨如诉；燕子矶现在门庭冷落了，可不到长江边，不听听拍击松石的江涛，怎懂得山水画里的嶙峋之感。我爱南京，并且自以为只有自己才明白南京怎样最好，渐渐的，我看见余斌（写《张爱玲传》的南大教授）也在夜半去了中山陵，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老婆看月亮饮酒，发现做装修生意的丁小海用摩托车载着学油画的张早（韩东小说《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里两个主角）晚上没事就到四方城对抽一根烟，什么话也不讲，再从中山门嘟嘟嘟地开回来，后来，我又听到李志，这家伙太南京了，虽然他只是江苏人，哪怕他醉倒在台上打滚他唱妹妹和西班牙馅饼他说爱情不过是生活的屁，他的旋律却出卖了他，那旋律就是我以为只有我懂得如何去爱的南京，晴空下的梧桐老树，冷风里的江面，城墙头的衰草，甚至火车站广场伸向玄武湖面的那一大片木板平台，坐满了等待离去的乘客，面向浩淼的湖水，他们的头发仍结着绺，编织袋的花色磨旧了，女友的嘴唇有枯槁的红，但他们比在其他城市显得安静、怀揣心事，他们低声交谈或不交谈，面向湖水的背影有一种自自然然的孤独，在我心里，这就是南京本有以及应有的样子，自然的孤独感，不予人压力，亦无须讲太多，在那里就好，待在那里就好了。当然，另一面的南京也很多人喜欢，比如爱韶韶（韶韶，南京话，意即絮叨）的主持人老吴，爱刺人又待人好的“非诚勿扰”光头孟非，他们陪伴我渐渐年迈的父亲胜于我，另一面的南京人，他们在老城南和市中心闲逛的时间可以写一本书，他们喜欢长白街的麻辣小龙虾在凌晨三点热辣，也都很南京吧。所以我不敢形容南京，南京对于我，是感时伤怀的一座城，不是伤感，是感伤，心有伤者，即刻就感觉到它，可感的那么多，那么深，永生难忘。

 

 

 

                   

               

                

                                                

   

                   

     陈黎的三篇旧作《一场秘密的恋爱》、《符号》、《杀人是两朵荷花》将在《西湖》杂志上刊出，我记得2004年《花城》已刊发过《符号》，还有《抱住》和《乱》。此次刊出编辑希望配发一篇评论，陈黎希望我来写这篇评论。评论极熟悉的友人的作品，令人紧张。以下是这篇评论，我尽力了。希望各位留意陈黎的作品，包括她的译作。我想，我们还不属于业已过去的一代。

                                 

                           魔鸟啊，坠落

                                    ——陈黎作品简评

                                 文/Lostpast

               

       

我不懂为何要选《符号》，这大概是陈黎作品里最坏的一篇——失败的隐喻，无趣的想象，熟极而流的现实语词在寓言中不适当地闪烁，海滩上一只潮水带回的塑料旧拖鞋。也许有人喜欢它，甚至因为它，将陈黎定义为某种试图在作品中干预现实预言未来的粗犷作者。全错了。她不过不甘于显得没有想象力。“如此而已，”今天的她会这么说。

愈不甘心，愈力不从心，从这些旧作中，我读到的就是“力不从心”——这并非一个对陈黎写作能力的指摘，而仅针对她作品中那些模糊进出的影像而言，他们全都力不从心。他们在苦熬，福克纳这么说，我真爱这一句，每个真正的作者都爱这一句。

《一场秘密的恋爱》，“我”捡到一本著名已故女诗人莉米艾·森金狄的日记，你怎样读这个故事？或者，翻开这个精悍的故事之前，你抱有何种幻想？太多的小说读者其实全无幻想，我为他们哀悼，因他们的肠道中塞满了滥故事，我为他们喜乐，因他们读故事的目的正是全无目的。对这样的读者（他们总是大多数），这个故事讲得不赖，一个莫名哀愁的文艺男青年通过一本几有圣迹的旧日记颤栗地爱上了死去多年的女诗人。很穿越，因为穿越的盛行，这故事在今天正好省略一切解释，可我仍以为这解释给得太少。他为何爱她？因她的痛苦？我不明白。除非他有同等痛苦的灵魂。你真的明白么？

故事的灵魂是日记本身，写得真漂亮，不知你注意到了麽？不知你诵读过麽？那些日记，它们真好听，同时，它们真力不从心——

              

“今天晚上我看着镜子，我生平第一次看见，这张很少吸引我注意力的脸。当然它从未让世界运转。这张脸让我想到麻雀：一只暗棕色的鸟，因为它发亮的羽毛被它的同伴讨厌，却还得在自然的戏里扮演一个角色。我想用文字使人感到惊异，但这个世界却比较喜欢和谐。”

“……我们只见过一次面，但我们的联系不是因为彼此相似的生命形态，而是对于灵魂淬炼的了解，灵魂的淬炼是由愤怒和拒斥而来的。”

“鸟叫声在黎明前唤醒了我，这一整天势必充满了对歌声的渴望。我的幻想如天马行空，但却不能写出一行诗。于是我开始做早餐，好给幻想一点时间酝酿。稍晚，在我烤完面包之后，我再度打开一张纸，可是心里依然出现障碍。接着我马上感受到这股熟悉的恐惧，它就像刀一样刺着我的心，可是我却没有字句将它描写出来。一股更大的恐惧随之而来……”

               

遗憾的是，读下去，我们知道这股“更大的恐惧”又是爱而不得的那个苦楚。女诗人绝不是不可以在日记里书写种种爱而不得，不过我总忍不住地要想，如果列夫·托尔斯泰来修改这个故事，他一定会干得像《克鲁采奏鸣曲》一样实实在在。他会保留这个莫名激情的神经质的“我” 么？我不敢肯定，但他一定会更加尊重“我”，给我多些笔墨，给我的爱更多解释，基于尘世可感的解释。他还会大段大段地增添日记，并从中精选一位女诗人的秘密情人，无比耐心地描摹他为何忽然对她厌倦。

当然，老托不是小说的唯一标准，不过，恐怕谁也没有任何资格否认，回归到小说的技术精良理念完备的层面，老托是真正的神。他能把任何小说里的漏洞、懈怠、粗心、轻率全都改正，他能把任何故事情节里的虚晃一枪、花里胡哨、底气不足通通填满，他懂得也相信任何小说都有灵魂，他总是准确地抓住它，并且毫不回避，勇猛地拍马而去。这真让人感动。

在我的小说经验里，一直信奉从不怀疑老托的作者并不多。“地广人稀”，不知为何，所见的今日小说界，总得出这幅荒凉景象。

另一类的好作者，书写有气质的小说。气质大多得自天生，敏感，敏感的林林总总，精确描摹出这些敏感。陈黎作品无疑是有气质的，迷狂的力不从心，放纵的力不从心，黑暗的力不从心，激烈的力不从心，最终，这一股股的力不从心拧绞成一种真切的痛苦，装饰以虚饰的卑怯，为的是博取疼惜，夹杂零星之爱的疼惜。

而我总也忘不掉《乱》里这一句：“他衣冠楚楚地坐在我的床前，将我的阴毛一根根的理，他说，婊子，如果我不操你，你怎么活？”

“他”，是这座一息百念的尘世。“我”是万千的陈黎。“我”看似低首，心内却恐惧狂笑骄傲颤栗。

所以，她只能这么写。

所以，我最喜欢她小说里的虚情假意，从这个角度，我也理解了《一场秘密的恋爱》里的“我”。更多读她，比如中篇《抱住》，比如未完成的中篇《好人》，你会发现，那种难以界定的虚情假意是她作品中最难以把握的高明之处，我很确信她意识到了这点。万转千回之中之后的那一点真东西，她所孜孜以求也与《小团圆》的张爱玲相通。

这个真难。《红楼梦》一饭一蔬一联一对点点滴滴写的却是幻灭，幻灭，我总认为，唯有“幻灭”是托尔斯泰力有不逮的写作区。或者他不屑于。总之他未染指。

往后就是写幻灭。

往后就是写失去。

总之不会再得到。得到的，也失去了。这是我们的人生。

以实写虚，当然最妥帖。虚实相生地写幻灭，曾经的陈黎试着做的好像就是这个。《一场秘密的恋爱》里的“我”，在咒语中呼唤着魔鸟啊归来，这与今天的陈黎不相宜了，往后，若你看见今后的陈黎作品，你们会看见，魔鸟啊，坠落。

 

 

 

 

 

 

 

 

 

                              

            

         简单说两句，把博客当微博使。喜欢读小说的，想从活人里找寻小说偶像的各位，别买张大春的《四喜忧国》，千万别买。他的《小说稗类》数年前我读过，没大读明白，学院腔很重，很是沾沾自喜，读完印象不深，今年翻出来再读一遍，发觉他对小说门派路数门儿清，也很清醒，不免忧虑他如何下笔去写——太聪明的人，常常没有耐心写好一个故事。不过我还是买了《四喜忧国》，耽搁在书桌上落了一层薄灰，也许我有点怕，怕去读它，至少请让我忘了《小说稗类》的洞察力以后再去读它，好么？不过忽然今天就翻开了，从同书名的一篇读起，再读《长发假面》，又读《新闻锁》，回到首篇《悬荡》，便匆匆赶来写这一则告示——别买《四喜忧国》。

        第一个感想是，他竟然写得如此幼稚，形同练笔，故事里的核……只能以幼稚形容。第二个感想是，他的笔触怎么这样慌张，真像随时有人要抽走屁股下的凳子那一种急躁。第三个感想是，精通小说路数如他，未必对自己作品不自知到如此地步？换作我，台版丢丢面子就算了，不用拿到祖国大陆来献丑。这等初学乍练之作，一定要拒绝出版才是自重，何况他似乎并不等钱用。第四个感想是，港台所谓文化人的推荐，也信不得了！真令人痛心！到处都是骗子！我现在已经不大相信梁文道的荐书了，舒国治、董启章……唉，他辜负我的信任了，渐渐的，我甚至怀疑梁文道先生最喜欢的书究竟是什么类型，我想梁先生也不太清楚他最爱的究竟是政治书、历史书、小说书，或者各种经书。如此而已。

         这次，广西师大出版社推荐《四喜忧国》，也令人扼腕，张先生哪里是“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他不过活着而已。把书里首篇《悬荡》，与张爱玲许多年前的《封锁》比一比，两篇都写因故停车，张先生写的高空缆车，张小姐写的公共汽车，比完了，你便相信我所说。张爱玲是华语小说的奇迹，张大春呢，不过是活着的——在练笔的——一位作者。难道他会不明了？

         由此，我开始怀疑一系列台湾小说家了，他们若要反攻大陆，傻乎乎又饥渴的大陆读者们，要小心！莫上当！

                  

               

                         

                            

                                      

          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天我可以拿到本地的五份报纸《成都商报》、《成都晚报》、《成都日报》、《华西都市报》、《天府早报》，前三份属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后两份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蜀地的报业竞争也是相当惨烈。依照工作的严格要求，我应该每天翻阅这五份报纸，掌握本地报纸的表达变化、对重大（异常）主题的表达方式等等。实际情况是，到交功课的前一天，我才去收发室搬这些报纸。一周的，可以肩挑手提，大号超市无纺布袋悉数兜进，背回家；两周的，就得用超大号袋装，上到四楼，肩膀勒出一两道红印，衣服领口拽得变形，白恤不大白了，心里忿忿的；三周的，就好像今天，我干脆推了婆婆大娘到超市抢相因（成都话：便宜）的那种红漆铁丝滚轴筐车，慢慢地往收发室走。

          半路下了小雨，不复超市采买前的焦躁心情，微风吹着，湖面微澜，附近的居民戴着草帽埋首在树下的草丛里忙碌，也许整理出一块迷你菜园？常有的事，一畦一畦伺弄得很整齐，不辞辛苦提水桶一路泼泼洒洒来浇园，种的家常菜，最茂盛是莴苣，收成时，远远的大片叶子叠叠招展着。一夜之间会消失，校园保安趁夜拔除，或园主一家老小悄悄地来收割了。

           斜风细雨，也不见得愉快，因为马上要搬报纸。特意穿了穿过半天的黑polo衫，蹭脏了正好洗。车筐装满，还有一寸高的报纸露出来，幸好收发室老师帮我一周一捆地用塑料绳绑紧。回去的路上，雨更大些，打在起首的一份《天府早报》上，立即洇出一斑一斑腐败的青褐色。

           要上四楼。

           憋足一股气，把住车筐中间，抬起小车，我清楚这重量超过了我的最大负重，但是还能行，只要这股气不跑，肩与手没有一丝松懈，否则车子砸了无妨，闪到的就是腰。

           所谓闪了腰，抬了报纸在楼梯上，我第一次明白是怎么回事——憋足的一股真气突然扯拐了，弯到其他经络里，腰就落下了病根。爸妈在新疆插队时都闪过腰，以后回南京，爸爸经常把腰闪到，总是一刹那的事儿，却连痛五六天，站也站不直，这就是闪了腰。

           好在我年轻，气憋得硬，上得两层半，歇一口，再上一层半，到了，一身大汗。这堆报纸，今晚交了功课，就结束它的使命。最开心是打电话给收报纸的一对小夫妻，或小兄妹。女的很文静，男的黑亮窄尖脸，脖子粗，肩与上臂特别发达，腿却很细，今天我这一车，他单手就搞定，腾腾腾下楼，只胳膊上青筋毕露，余裕和女的说笑。他俩有一辆机动三轮拖板车，车身通红，突突突地在校园里开，各个院系，巡回收报纸。

          大概每两月我要卖一次旧报纸，得四五十元，特别喜悦，马上拿去吃串串或烧烤。这种喜悦，还因为对新报纸的不佩服吧。看多了报，自然看见商报的狡狯，晚报的偷闲，日报虚弱，华西矫情，天府百无一用。其实，全都百无一用，现在终于有了一点用处。

          这种心情，很难为外人道也，特别难对学生说。暑假里，我绝不看《南方周末》的，更不看其他，天塌下来，我也在度暑假，凉薄吧，是的。

          这种凉薄，看完龙应台的热卖新书《目送》以后变本加厉——她甚至不能简简单单地写一写父子母女间的亲情。我以前没有这样的不佩服龙应台，但是现在，我一丁点儿也不佩服她。她甚至让街心公园的一角也遍布了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凡她行过的地方，她见到的风景，都统一刷上滞重的家国梦，难道不也是刷口号？特大号排笔，白油漆，毫不留情刷下去，管它秦时明月，连同对父母，对孩子，对朋友，刷、刷、刷。

          一个讲政治的人，是热衷给万事万物定性的，否则他不可能有抽象归类的本领和解决问题的手段，而热衷于定性，就必定忽略个别的精妙，在他们眼中，云彩要么是晴空的点缀，要么是风暴前的叹息，他们才不在乎此时的云朵究竟是怎样的。更简单点说，讲政治的人，描述大于叙述，毫不耿直，远离事实。

          我的厌恶报纸，也同样道理。

          严格意义的终极新闻，是 5W 俱全干脆利落的一则则消息或报道——硬核派新闻，信息和信息量本身严丝合缝，极简主义着装，无一字无来历。不过现在硬核派不吃香了，“布丁新闻”大行其道，到处可见浸透记者编辑思想感情的描述式社会观察（特写）——绕过本质，极少调查，回避尖锐问题，将观察所得调制成各色口味，以粗暴定性的思辨法则，以粗鄙的文学浅见——这类新闻，我称作“布丁新闻”。

          看多这类新闻报道，我一面痛恨世事，一面怀疑作者。没错，这些作者呵，他们太知道何处着力，何处得闲，分得好清楚，我厌倦了看他们筛选出的世界，我早就不相信世界只是他们写的这个样子。而且一个人需要了解所谓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么？不如更多地去看流云，晴空，还有自己双亲。

          越是惨痛，越煞有介事的惨痛，越是黑暗，越遮天蔽日的黑暗，狡狯，我最终看到了狡狯，根植于这个职业深处的一种狡狯——人性，早已超出这个职业可探寻的边界，他们却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对人定性，对世事定性，为此刻定性。只因他们贪婪，软弱，不肯吃亏，又不甘速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煞有介事，沾沾自喜。连冲淡也是一种有意为之的造作。他们的三个特点。

          所以，我得赶紧交功课，尽快把它们处理掉，看它们多一眼，我就离世界远一点，真是受够了。去年印象最深的《南方周末》两篇报道，一篇写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杀，一篇写北京科技大学学生黎力的抢劫，都因为贫穷，没有了生路，一个自我了断，一个以毁灭自己的方式了断。真是痛不可当，完全相似又无出路的绝望。最经典的绝望模式，永远都能感染人、打动人，永远都好用。一用再用，五次三番，南平屠童案主角也是被什么逼到绝境了，狂恋刘德华的疯狂粉丝杨丽娟也是因为生在恐怖小镇才疯狂的了，一再一再，归因如此迅速，不是文学是什么？不是快速消费的街头文学是什么？对写作半通不通耍文学花枪的一群记者大合唱。

          不过换了悲悯的戏服，戴了关怀的头饰，就开始唱。课堂的四十五分钟，我也这般投入，我不觉得自己在做戏，觉得自己在热血沸腾地爱着恨着歌哭着，可是铃声一响，人群散尽，我立刻清醒过来。这些时候，我只想看见一些具体的云朵，一些具体的人，一些只属于此时此刻又全无意蕴的风景。

          你知道么，做新闻最可怜处，就在于他们强令每一块他们所经手的世界都有可解的意义。所以，毁灭自己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把自己干脆卷进一个什么新闻事件里，那样，你就会渐渐失去自己，并给自我的消逝一种法定的意义。

                

                     

             

                          

          罗曼·波兰斯基的新片《影子写手》，可作本文的最佳影像注。本文的“我”亦是片中那只ghost……

                    

                    

           

                                                            

                                                

                        

                

          昨天下午把《色，戒》又读一遍，仔仔细细，一个缝都没落下。看完了，又想再看一遍，好像前面一遍白看了。这样子，颠颠倒倒看了三遍，仍觉着不够。又把电影找出来，跳着看，主要看开头王佳芝怎样去咖啡店，结尾怎样去珠宝店，看易先生蛾翅般的睫毛的阴影，看易先生三步两步乒乓下楼又如何水平身体把自己直直推进车厢，最后，看晚十点，“南郊 石矿场”的悬崖。看完，脱了筋骨一般的累，好歹从《色，戒》的咒怨里挣出来。

          从《月满轩尼诗》开始喜欢汤唯，她脸颊边一笑就嘟起的两团，看着非常稚气，没有机心，再说笑起来，眼角眉梢都是剑鞘一样昂扬着直入鬓角，很是洒脱，眸中偶尔横逸出的一道硬光，无不勾起人较为高级的征服欲。拍《色，戒》时，她似乎太凶了些，但是影片中蓝布旗袍的闪回段又毛茸茸地叫人心疼，直觉得这女孩子是被催熟的，被催长出一对翅膀，肩胛和胳膊连接处仿佛还有昨夜疯长的累累血痕。

          也是昨天，我想以前我看错了《色，戒》，三年前，我写《我只是为人类悲伤》，又写《与易先生无关》，为维护一个纯粹爱情的塑形，我偏过头不要承认易先生和王佳芝之间爱情的确实存在。

          这世上，这么多人啊，没有人，有血有肉地爱过王佳芝。爱国的同学们，老吴，近的远的亲戚们，牌桌上的太太们，他们分别爱着梦想中的国家和英雄的自己、黑暗作业的疯狂、平安有序的生活、权力金钱男人换来的迷醉；也许他们还各自爱着一些别的人和别的事，可谁也不告诉王佳芝，可她，被他们所有人分享。

         有血有肉的爱，是榻前端茶送水的柔驯，也是默默送六克拉钻戒的专心致志，是和风细雨的枕边蜜语，也是付给一切后的惶然四顾，四野无人。为什么不是呢。

         所以，蛾翅的阴影下，王佳芝确认了自己的爱易先生，她不要他死，她说“快走”。这一节，汤唯演得真好，我看得要掉下泪。

         南郊，石矿场，悬崖下，易先生成全了王佳芝。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电影末尾，易先生在王佳芝的白床单上坐了一会，后来又站起，迎着窗棂上黄黄的日光呆立一会，这时候他的脸，比电影里所有时候都年轻。

         他是必然杀死她的，这是命运的必然，不是爱情般的小说可改移的，很少有人想，一旦他为爱情放走她，这故事却并不怎么值得写了。因为，确认了那一点点、真真切切、虎口偷生的爱，就够了，死不死的也不值得怎样去写。命，比确认到这一点爱，更重要么？终究是张爱玲。

         死就是这样，惶惶地在街上走，一个依靠也没有，惊奇着天还是亮的，街上的人还絮絮地拉家常，死，就是一个结果，她不躲开这个结果。

         我多喜欢这个小说、这部电影啊，我说张爱玲的短篇是“篇篇玲珑”，这一篇，玲珑剔透，浑然天成，无一字可移。如果不怕迷醉如果足够任性，就循环往复读下去吧，无止无休。李安的这部电影，刻骨了。

                                                

                                                   

        题名来自已故台湾音乐人马兆骏的一首歌《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有血有肉的刹那我曾得到，已足够。

                         

                

                           

                                         

                          

            

                 

                        

         天气太热，我以为我在南京，有人一觉醒来，认为自己是铁板牛柳。早晨我一杯一杯饮滚烫的红茶，加冰糖，脸上每一个毛孔都往外蒸汗，对着镜子看一看，鼻子、下巴、面颊、额头，蒸出的汗珠不下千颗万颗，蔚为大观，身上、腰间的、脊背的汗噼里啪啦掉到膝窝，贴住腿肚子，再麻麻痒痒往下流，一杯接一杯饮滚烫的红茶，我是一条河。我喜欢这感觉，多么畅快淋漓，假装自己是运动员中场休息。

         不过这种天气约会就成为一个难题，就像有的女孩子乘公交车上下班渐渐地不满起来，心里忿忿地想，凭什么我不能有个车接车送的男友，未必我比你丑么？于是，这个天气，变成爱情的阻碍，如果你没有开足冷气的车，城市的地铁还没完工，出租车又开始涨价，难道让她挤了公交车出来见面？于是，万千个年轻人退缩了，因为他们自己是不习惯于叫出租的，他们不习惯那样地爱惜自己，他们也从未想到乘公交车来约会，到了夏天就变成一种冷漠，一种不负责任。

         她说：“天这么热，不出来了，呆在家里舒服多了，每天挤来挤去累死了。”

         你嗫嚅着，心里抱歉着自己没有开足冷气的车。

         她说：“天这么热，到你那儿更热，我们挤在床上，像动物。”

         你低下头，为天这么热自己还如此的不纯洁难过起来。

         你说：“要见也行，星巴克啊，聊聊天，之后我让我妈来接我，真受不了，天这么热。”

         你立刻算一下，除去路上时间，也许能见两个半小时，车开得快一些，能见三小时，她妈妈是绝不同意他们在一起的。约会的前提是，她妈妈永远不知道他的确实存在。

         他忽然有些犹豫了，心里开始难过，难道我不是要坐很长的公交车才能见到你？难道我是冷冻人，我不觉得热？

         她不耐烦地问：“怎样？怎么说？不出来我就找个电影看了。”

         你还是说“出来吧，我想见你”。但是心里面，你为自己悲哀了，你不知道哪里出了错。

         想来想去是时代的错。

         以前你和别人约会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天气热，如果它作为一个阻碍被提出来，你们就会轻视自己，爱情也变轻了。

         以前也没有人感到冷，我猜想在过去的未污染的松花江畔，仍有对对情侣徜徉，头顶是垂落冰帘的梦一般的雾凇。

         想到这里，我已经不为这个下贱的时代伤心。我不在这个下贱的时代里再作践自己。

         对你爱、爱、爱不完

         爱火永不熄

         热、热、热——死——你

            

          

               

          

          

                 

                 

       

                                                                         

         昨天看柴静一访谈，围绕《唐山大地震》采访冯小刚徐帆夫妇，冯小刚讲话真不赖，不拿架子，慢吞吞，不像胡同串子，讲完一句顿一下，两眼无神地瞅你，好像等你在心里回味然后嗤嗤笑，过后他继续讲，还是那表情，因为戴帽子，下巴昂得高，鼻孔向天，自成一统。

         依我看，郭德纲讲话不如冯小刚，郭德纲更机灵，不饶人，眼睛因为多年训练的缘故不由得炯炯有神，你不由得在心里提防着。周立波也是这毛病，眼睛贼亮，串串话语间，时刻提防着惊堂木骤然落板骇人。

         节目里，冯小刚说徐帆不能演交际花，那“招猫递狗的眼神”她没有，“演起来费劲”。招猫递狗，我头回听见这词，喜欢得不得了，就在心里面把有招猫递狗眼神的认得不认得的女人们数了一遍，这个那个，古今中外，多归多，但总好像这种女人们的眼神用力过猛，是招狼递虎，再不济也是招牛递马。

         招猫递狗，招的是欢喜递的是快慰，其中夹杂一分母性的同情，两分戏谑的高傲，三分乐游原的童真，于是猫啊狗啊哼哼唧唧地来了，攻击性收得好好的，黏答答的，而我们从电影电视里看见的，却不是那回事。早年的舒淇是有这招猫递狗的本领的，可惜现在也过度了，可能见着周围人都招到豺狼虎豹了，也就渐渐不甘心。

         徐帆说冯小刚，“他是我的恩人，我就像个弃婴，是他领养了我的心灵。”不评价了，柴静似笑非笑，表情恰到好处，顺便说一句，说话和演电影徐帆也是两眼无神，磨旧的玻璃珠子，总不大自然，感觉她是把光敛久了才没的。

                              

         不过这节目最让我琢磨的是冯小刚在《唐山大地震》的结局里让母子团圆，这不是原作小说的本意。他说他内心柔软，没办法强迫自己去拍冷酷无情的东西，他又说：“到了这岁数，我希望在电影里释放我的善意。”

         老百姓听着不琢磨会点头。我听了，要琢磨。

         恰好昨晚我看了许鞍华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两个多小时，看完实在难以入眠。如果你看过《天水围的日与夜》，你会确信许鞍华是完全理解甚至相信生活中丝丝入扣的脉脉温情的，她信这个，爱这个，希望这个。

         但是《天水围的夜与雾》，同样也是生活，只不过是另一面，丝丝入扣的，点点滴滴的，残忍与日常交织，像十字绣。

         如果你看过《岁月神偷》里任达华演的好父亲，你再回头来看《夜与雾》里任达华演的李森（灭门案凶手同时也是父亲），你并不会有太大的错愕，甚至会觉得两个父亲很像。真正骇人。

         任达华当然是成了，未来的影评人对他的评价可能更高。我特别喜欢他在彭浩翔《出埃及记》里演的警察，和这两个父亲也有点像。他好像任督二脉打通了，对这一类粗野的小人物有了至深的共鸣，日常细节的表演基本一致和近似，结局的不同，反倒更迫近真实。

         《夜与雾》也有软肋，凡提及四川的段落，看起来都像极了电视民生新闻，令人百感交集。表现农民，艺术家们的套路无非三种，要么李香香式，要么白鹿原式，要么民生新闻式。我最中意沈从文的写农民，虽然也不知道那些农民是不是能活到现在。

         很久以前，我写过一篇关于太宰治《惜别》的文章（链接在此）其中也与冯小刚“艺术是一种和解”的观念相似。但是这种妇人之仁，在真正的艺术家那里，是该被弃绝的。这个意义上，《唐山大地震》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天水围》两部曲，则是地道的艺术作品。

                                      

                   

    至于此文为何题名《牛鬼蛇神》，我也不清楚，昨晚我挥舞扫帚打死一只直径七厘米（加上腿长）的黑蜘蛛，我记得举起扫帚的一刹那，右上臂的鸡皮疙瘩，层出不穷。

                       

         

                      

                              

              

《全城戒备》，2010年超级大雷片，大烂片，终于火爆登场。昨天傍晚我钻进电影院，不分青红皂白地欣赏一番。一般来说，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必须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则观影时那一点黑漆漆的谎言般的乐趣就荡然无存。不过《全城戒备》还是让我好清醒，从头至尾我的头脑都清醒极了，我一直问自己如下问题——自己人问自己人：

1、问：为什么舒淇和郭富城在这样的电影里还坚持演自己，一个美美的，一个蠢蠢的。 答：因为他们其实真的很笨。他们听导演的。

2、问：为什么张静初和吴京在这样的电影里还很卖力演出。 答：因为他们是大陆来的。他们必须很努力才能捞过界。

3、问：陈木胜怎么能允许自己拍出这种电影？    答：因为陈木胜和陈木胜的老板都高兴看到这样。而且大陆市场缺乏鉴别力。

4、问：为什么电影院贴的大海报上还表扬舒淇是霹雳娇娃，吴京是野兽刑警，还有这部电影是首部中国生化大片。 答：因为他们要钱不要脸。

5、问：为什么广电总局也不管管大烂片大雷片还有种种虚假宣传？      答：因为广电总局上级不是质检总局，而质检总局的质检水准也总体堪忧。

6、问：为啥观众这么可怜？      答：因为坐在电影院里，等着灯光暗下来，就已经很快乐。

唉，我问不下去了，我们满嘴猪糠，还要假装以后有指望吃到米面。真是太不幸了，生在又蠢又无耻的这个时代。

              

        

                                                     

                              

      ……嗯，我保证我一直没偷懒，即便受了打击，比如恋人离去，似乎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或早或晚，每个人都这么说，或早或晚，虽然毕竟我是头回遇见，也不准备慢慢习惯。这事儿我习惯不了，哪怕它是命。认命和习惯到乖乖听话是两码事，我尊重命运，它来的时候我起立、鼓掌、热烈欢迎，它赖着不走，那我就得让自己一直不偷懒，刻苦一点，用心一点，那样也就不后悔。我最怕后悔，虽然这次真的有点后悔，什么人生若只如初见，还不如不见，也有点后怕。真的。有点儿怕了。这人生啊。再怎么样不也就那样，whatever works，神奇和不堪比着来，一轮神奇，一轮不堪，绝不含糊。天气炎热，各位保重，我在努力干活，希望你们也一样，别受了打击就不干活不拼命了，打击还多了呢，我估摸着一轮一轮有的受，那就受着呗，反正我忙着写啊写啊写下去。总算今年写的比去年好得多，每年我都感觉自己写小说开窍了或者开窍了一小点儿，今年夏天，这感觉特别强烈，像真的一样！别是唬人的就好……现在写完了六个短篇，估计年底好意思拿得出手的，至少四五个短篇（包括小中篇）。这回，我不骗我自己。因为我一直不哄我自己。好了，回见。

                

                                  

                                         

                                                  

          从《我执》起，我开始喜欢梁文道，并极其成功地把课堂里一丛一丛的年轻人制成“梁粉”。《我执》里的梁文道是个好人，也是个文字简洁又美的擅写之人。当然，首先令我惊讶的，是在电视荧光屏上说东道西的这个人，写出来的文章，居然如此美而可诵。不信，你再读一读《我执》里的《一日》。不用说，背后的功夫很深，比起那些能默写几句古诗，钻研两颗芹菜，拾掇床榻间一缕美人青丝的文人们，功夫深得多；也比那些诘屈聱牙地谈论各式诘屈聱牙中译本哲学社会科学论著的学人们，功夫深得多。毕竟，我只认一个死理儿：“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反过来，那些自以为有学力又有感受力，文章却写得不美亦不可诵，一定是读书太少。甚至，我也这样来“研究”研究型的论著或文章——大多不忍卒读，无它，盖因书读得太少。胆敢来研究，真是罪过罪过。

        《我执》里并没谈到太多的书，只是写他禅修的空白中脑海里复现的一些往事，一如流水，潺潺如新。特务J 评价道：“一个老男人，每天絮絮叨叨，讲一些琐碎事，却很好听，真怪。”颇有村上风麽？其实不然，他所言大抵乃内心之思，对照出具体一二人事，一一写下——实在是很难的写法，难得他写得这样好。我曾想，真正不假外物没有参照的禅修中，如何写作？主要是，写什么呢？写置身山林的一种幽静，窗外叶落的疏疏之声，月色渐升时肩头感到的一层光线的重？不过是宁静的皮相吧。希冀在禅修中急获改变的人，就会这样写。

         假设他真在近似禅修的状态下写了《我执》，我想，他是真实的。一息百念，杂念纷坛，流连不舍，怼然挂牵，才是真实的吧。这是我喜欢《我执》的第二个原因。

                                                                 

         他最近——奇怪，自从读了《我执》，仍叫他“梁文道”似乎刻意疏远了，另有些人称呼电视杂谈或评论里的他为“梁公”，想来他是敬谢不敏，怎敢与饮冰子争名？也有人大剌剌唤他作“道长”，恰好是电视道长麽——道长就道长吧，最近又出了本书《读者》，是自港版书话集《弱水三千》后，他在大陆首次出版书话集。

         昨日得书，今日读了大半，又想多说几句，却也不知是对着“他”说，对着道长说，还是对着梁文道说，反正“他们”也看不见，正好放言。

                                    

         首先，在自序里，他狠狠揶揄了大陆的文化界与传媒圈，他说他这个需要很努力很努力才勉强够得上当今国际传媒人正常水准的“正常读者”，来到大陆，却被尊为“学者”了。这序言有如川菜，辛而麻，读得我开心又揪心，忽然想到，与他差不多同龄的白岩松，不仍代表着当今大陆电视界的最高水准麽？

         白岩松有什么？也许自认学富五车的你耸耸肩不以为然。那么，请渊博不可斗量的你，来到镜头面前，做一段谈话吧，没有提词器，没有嘉宾援助，你大概才会知道白岩松代表什么——一种苦熬出来的，被反复约束出来的成熟，被江河日下的媒体圈淘洗后的疲倦，时不时吐出一两串古道热肠的泡沫。其实，最难的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对谁说话，甚至，你也不相信有人会真的听你说话。

         白式苦熬（据说白岩松有几种苦熬的办法，印在央视新闻评论部工作手册第十二页，第一条是“洗个热水澡，然后决定活下去”），梁文道大约未曾亲历。再者，梁身边的同事可能也不学无术，可他们足够机械化的专业，懂得不迟到，懂得布光与背景，懂得无论潜与被潜也需要精益求精。

         环境不同。所以，他可尽力追赶国际水准，而我们的媒体人，有一点余力，也用在叹息肠内热的苦衷里。

         环境不同，视野当然不同。看《读者》里那几篇“政治花边”吧，就知道在苦熬的年月里，我们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什么——最新的政治理念，最完备的民主见解，最细腻的制度体验。

                                                                                                       

         十年前，我们还可以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十年后，道长在启德机场还是道长，落在首都机场已成为学者。这读后感，真难形容，就好像那一天我误打误撞闯进当年头枕“沙床”的某美男作家之新浪博客，发现他在大秀书法！再过几年，郭敬明恐怕就不仅写《蜀绣》，还想写《华阳国志》了；再过几年，韩寒不仅能做全国稿费最高的杂志，还能做全国最有深度的杂志了。

         荒谬。

         不过，我仍感谢白岩松坚持在《新闻1＋1》里皱眉头，重复那些十年前他已确立的价值，毕竟，十年过去了，很多人都变了，变得暴躁、短视，变得看不出自己暴躁短视。其实更软弱了。

                                                                                                           

          “他们在苦熬。”李文俊一再重复着福克纳道出的真相。我们的媒体人，还有我们自己，鼓与呼，却再不能往前一步，比如环顾四周，做一点更细腻踏实的工作。仅仅是呼喊出义愤，就令我们满足了，感到在为社会贡献。比如某周刊主笔写出一则“寻找表弟罗炼”的时代檄文，为读者们描绘出这个时代的恶症，描绘出贫穷者无力仍挣扎的绝望，就是最高水准了。

         良知稀缺的时代，真的不可期待大陆也有一位道长，以每日八分钟为大众讲书麽？其实，我想说的是，当真有这样的每日八分钟，又有谁，能讲得下来？有谁？

                                                                                                    

         看《读者》，看道长侃侃而谈说东道西的时候，我明白了，鼓与呼的途中，我们早已失去恳切与踏实了。话说回来，道长之所以成为道长，也许其中并非没有苦熬，只是他换了种心态，在电视上讲书，在报纸上写书话，我想，他明白他是在一点一点做功德。

         关于《读者》，豆瓣有一则书评，称梁文道为“述者”，我以为很恰当。这样的时代，让偶尔被良知鼓荡的心胸平宁片刻，先做好一个恳切的读者，再成为一个耐心的述者，是更为切要的。否则，十年后，道长在首都机场落地，就是大师了。

                

                          

                       

                                

              

                  

                      

                                            

                                           

         十月二十六日，唐德刚走了。一周以前，我刚去图书馆还掉《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到期的书舍不得还，想方设法逾期缓期，是借书者的通病，而这两本书我还了又借，借而续借，实在因为读完了书里的意思，又恋其文字跳脱意趣盎然，就爱读字里行间涌出来的那个劲儿。意思好的书不少，意思不错文字好的书其实极少，意思不错文字又好到仿佛朗朗可诵者更少，唐德刚的书即在此列。

                                   

        《胡适杂忆》就很好看，按我的读书习惯，传记类的书读过传主生平思想矛盾直至茅塞顿开，就不必再读了，可这本《杂忆》我前前后后读过四遍。第一遍读得正经，后面二三四遍，都是看到书在桌面搁着，譬如剔牙时随手拿起来翻，还不忘提醒自己，读过的书嘛，再看看个中矛盾就完了，一面提醒一面伸指一挑，随意点中一页，径直读下去，直至末卷。不甘心，又细心找到指挑前的一页，复从卷首读起。如此往复。这本《杂忆》，现在也没有还，也没有另买一本新的给自己，还是搁在书桌上，看它磨得泛白的书脊（书脊书皮原都是黄色，）像是习惯了听隔壁好脾气的长衫先生和机灵憨直小门生的叽叽嚓嚓。

        手头没有《史学与红学》，其中似有一文，写《李宗仁口述实录》的前前后后，文中可感怀的甚多，难忘的也多。比如正在唐君披星戴月为李宗仁做口述史时，李氏夫妇竟由美国悄然出走，先瑞士后北京，口述史就此中断。之前的一天中午，已身患恶症的李夫人郭德洁，梳着整齐白发，在午餐时间突然拜访唐德刚太太吴昭文，也巧，那一天唐德刚正回家午餐，于是相谈甚欢。二十多年后，唐德刚写作此文时忆及李夫人那次“意外“拜访，哀恸不已。唐德刚能与胡适、李宗仁、张学良、顾维钧等人忘年结交，除学识人品，实在因为他是个深昧人间晚晴，晚景况味的解人。

                                         

         读史书，读多了读久了，不读得心肝冷硬，也读得脊背生凉，或者总觉得举世皆醉沧浪之水浊矣，唐德刚却能一直热血热心地看顾体味那些从历史景片中逐渐隐没的背影，为胡适做横冲直撞的纽约市小司机，和李宗仁一壶烫酒煮春秋，陪他度漫漫长夏。这些人的身旁，唐德刚也一视同仁，一一看顾体味，江冬秀的一手徽州菜和麻将绝技，年轻的郭德洁千里寻夫爬过死人堆，张学良赤子必重情，才有赵一荻伴哀荣一生。

         所以，他那几本黄色书皮的书叠放一起，我习惯了，习惯了看见那封皮，一看见那封皮，就听见叽叽喳喳的一对一对，一年一年。

         不过，习惯了一阵子，剔牙时如厕时手痒拿起再翻，必定又是一顿好读。才发现，其实习惯的是唐德刚这个人，和唐德刚写下的这些人，对他的文字，却每读如新。人是旧的，文是新的，如何可能？不过，我也解释不好，确实如此，爱读唐德刚的人，恐怕也回答不了这问题。

         所以夏志清的眼光是好的。他老早就盛赞唐的散文随笔独成一家，眼光真是很好。

         前天，听见唐德刚去世的消息，我总想念一个场景：那个小小少年，和一群半大孩子没头没脑逃着国难家难，一天，逃到黄鹤楼边，实在跑不动了，大伙儿便在楼前广场摊开了睡，横七竖八，早晨醒来，少年眼中全是人腿凳脚，头顶则是密密匝匝的桌板，耳畔听见江风浩荡。原来茶铺老板实在摇不醒这群逃难的小子，只好在他们身上摆起茶桌，照常营业了。

                                                                                                       

          今天收到一本《五十年代的尘埃》，封面有梅兰芳的照片，其中收有唐德刚三十出头匆匆写就的《梅兰芳传稿》，一直很想读。太阳很好，极想就着金银杏绿湖水把书读完，又舍不得。结果，回到住所，喝一口茶，还是一口气不歇读完《梅兰芳传稿》。

          读完了，兴奋着，茫然着，在扉页写这两句：

                

    妙文堪佐酒

    阖卷恐无书

                   

                   

                                  

                                                                             

        题注：手边无书，似在一九八七年，唐德刚应邀出席国内某次历史研究大会，一登台，他开口便称某学者也是会议主办人“承某老板盛情……”举座哗然，唐德刚则哈哈一笑，开始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