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报道链接： www.nddaily.com/sszt/jiezhebeikao/        17日凌晨，同事马小六（图中被铐者）和王子荣（坐在小六旁边者）去罗湖一个小区采访一宗跳楼事件时，与警察发生冲突。        据小六说，当时警察没有设置警戒线，他去到现场后，在距离尸体十几米的地方观望，但在场的警察以保护现场为由，要求小六离开。双方发生争执，小六随机被推上警车，锁上手铐，又遭警察掐喉，抽着烟的警察指着小六大骂。而摄影记者王子荣的相机，也被小区保安砸烂，据说当时保安声称是“帮警察执行公务”。        小六和王子荣后来被带回派出所，而小六继续被铐着。后来报社领导通知罗湖公安高层赶到交涉，派出所民警也没有马上打开手铐。而当公安高层当即对民警提出批评，民警给小六打开手铐时，小六已经被铐了接近两个小时。        后来，两名当事民警和派出所所长被停职，深圳市公安局道歉。 新闻背后的眼泪与抗争        事发当天警方负责人带着两个果篮到记者站与领导商谈，要求本报不要报道今次事件。没有人碰那个果篮，本报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        就在公安与领导交涉的时候，这次事件的简要报道却已出现在南都网和奥一网流传出去，两家网站不断接到要求删除报道的电话，但两家网站顶住了压力，同时报道马上被300多家网站刊载。        17日下午，同事写了五个版的文字。但当晚就要准备定版的时候，省里来了禁令，集团领导权衡再三，考虑到第二天是两会闭幕，决定暂缓报道。        关于这起事件的报道，最终没有在第二天见报。记者站的各位同事和领导当时以为本报屈服于强权，于是倍感失望和屈辱，群情汹涌。        18日中午开例会时，领导觉得无法为手下出气而无比难过，在讲到一半时，干脆低头哽咽流泪，完全说不出话。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        下午，深圳新闻部的编辑和记者签署给集团社长的联名信，要求必须刊登报道。而编辑和记者已经纷纷表示无论如何不能再等。        其实集团领导并非退缩。本报最终不顾外界反对，在19日将五个版的报道全数刊登。小六和采写此事的同事，当晚一直守在办公室，直到凌晨五个版全部签发，印刷厂开始印刷，他们才终于释然回家。 一点反思：记者要告诉公众自己未能确证什么       报道出街后，一些竞争对手雇枪手在网络上发表长篇网文，质疑记者妨碍警察查案，警察使用暴力也是维护秩序。这种下三滥的做法自然没什么值得说，谬论背后的荒唐逻辑显示出一些媒体非理性。       只是本报对今次事件的报道，也确非十全十美。从职业伦理上讲，如果记者本身的遭遇使记者成为新闻中的人物之一，为失公正，有关其遭遇的报道应该记者的同事采写。在今次事件上，本报确实是这样操作的。       既然要把事件写成新闻，那记者就应按照新闻操作的技术要求来进行。但或许是事件情节过于恶劣，又或许是当事人是自己朝夕相对的战友，负责采写的同事似乎把报道今次事件当成了对警察的报复，而今次事件的报道也因此成了替当事记者声讨警察的控诉书，失去了应有的中立立场。        在今次事件的一个焦点，也是竞争对手质疑的重点，是记者在采访时是否有扰乱现场秩序。对此，作为当事人一方的警察认为当事记者“比较不服从”，而当事记者则在各种场合一再强调自己当时并无违规行为。而连续几天的报道，在多处以肯定的措辞描述当事记者在事发时如何遵纪守法，而警察又是多么蛮横，以致使用暴力。        这样的报道，其实已经犯了技术和道德的错误。        从常识而言，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作为一个懂得利害计算的理性人，当事警察对记者做出这种暴行，难得真的是无缘无故？当事记者当时真的是完全配合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过往采访时，也并非没有遇到过蛮横的警察，每当此时，我都采用迂回的方式避免与对方正面冲撞，让我的采访得以进行，而我自己也不会遭到粗暴对待。        在这里我姑且相信我的同事没有说谎。可是客观世界的复杂性往往体现在，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事实，会有不同的观感。这也是为什么关于同样的事实，为什么有千差万别的说法，而提供说法的人，都认为自己说的符合事实。       当事的同事说当时他循规蹈矩，但什么才是他眼中的循规蹈矩？不能排除一种可能，就是他当时说话时的言辞在常人看来十分激烈，以致让警察发火做出傻事，而他自己却觉得“语气平和”。        以上只是基于常识的猜测。客观世界变化多端，很多事物之所以成为新闻，正是因为其不能以常识来解释。所以记者要回答常识提出问题，就要进行各方面的事件调查。        不过在记者当时是否违规的问题上，目前只有各方的说法作参考。特别要注意的是当事双方提供的说法，两者争议颇大。而负责采写的记者又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还原当时的实情。记者不论采用哪一方的说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都有失公平。因为他无法解释为什么偏重这一方，而轻视另一方。        记者没有办法回答他的同事当时是否违规，也没有办法回答同事所讲的“心平气和”是否真的是心平气和。既然无法回答，记者就应在报道中坦白承认，而不是粗暴地把任何一方的说法作为事实依据。而且从常识上考虑，记者也不能排除同事在事件中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过失，因此更加不能把同事一方的说法当事实来报道，哪怕同事所言很可能就是事实。       保持新闻公正，避免误导公众的要义之一，是记者要将自己在调查中能确证的东西以及哪些东西自己未能确证，完完整整地告诉公众。这是新闻报道的必要技术程序，也是报道真相者的职业道德要求。       其实，本报记者对于新闻报道的指引应该了然于胸。我亦相信，如果今次事件中的主角是一般的人士，而他在事后向本报报料，本报记者再对此进行报道时，一定会做到公正平衡。惟眼见自己人受到伤害，平日冷静眼睛被怒火遮蔽，新闻报道于是成了偏帮受害者的檄文，本报公信力因而遭受损害，也给无良竞争对手留下攻击的口实，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