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比较零碎，有些还是口语，权当写给自己看，留个记号吧。

    台湾的大学师资，相对于大陆来说普遍比较强，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这边还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台湾这边就已经有大批学者前往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留学了，这导致台湾大学的教授普遍是国外的博士。这让台湾教授往往有很扎实的学术训练，能把抽象的概念，用简单生动的语言解释清楚。
 
    我一直觉得在台大上课是一种“享受”，如果有机会，我甚至想在台大重新念4年大学。经历那种严谨的社会科学训练，绝对会让人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台湾学生去图书馆上自习的少，但很难说他们不认真。听说法律和医学系的同学都会做“共笔”，就是“共同笔记”的简称，就是每节课由不同的同学轮流整理笔记，大家再共享。去台大法律系的交换生就告诉我，他们同学常常会把老师一整节课录下来，回去再听一遍，甚至会把录音逐字打出来。我就看过一位台大法律系同学发给我的教师授课逐字稿，一节课的内容，分为5个文档，总共上万字。

    台湾的社会科学是真正百花齐放的，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大陆的学者研究两岸关系，没法公开发表超越“一国两制”的解决方案，中国大陆仍有相当多的领域属于研究禁区，但在台湾，则是百无禁忌。

    台湾的大学生不用写毕业论文，我在台大修的所有社会科学类的课程，也都不需要写论文，但都一定要写若干篇的“报告”。“报告”是关于某个议题，写自己的体会，或是研究心得。我至今记得，社会学有一份报告的题目是“社会怎样写入我的人生”，要求学生反思历史、社会、文化等等在自己身上的烙印，这是我第一次去思考我是谁，为什么我的价值观会与父辈如此不同，中国大陆的教育灌输让我思考两岸问题容易产生什么偏见，写完报告我真是觉得大彻大悟。

    但同样的作业，如果在放在大陆的大学，应该会是一篇名为《人类社会化研究初探》的论文，当然，写起来也不难，去图书馆找类似的书籍，再上网搜寻类似的论文资料，东拼西凑，很快也就能写完了。这样的论文，每到期末，大陆的文科学生可能要写十几篇甚至几十篇。

    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交流生的缘故，我就常常听说周围的交流生与台湾老师共进晚餐。我就被请好几次，一次是教我台湾文学的老师，请我吃日本料理，另一次在台湾跨年那天，台大新闻所一位老师怕我一个人寂寞，还特地请我去家里做客。我感觉，他们内心渴望与我们交流，当我坦诚地和他们交谈，他们都会觉得非常开心。

    听说东海大学的一个教授喜欢收藏红酒，竟然常常邀请一大帮学生去他家里品酒，这是我一个去东海交流的同学跟我们说的，我们听了都觉得他真是太有福气了。

    在厦大，每年声势最大的活动，一定是由团委联合学生会主办的，像校十大歌手赛、校英语演讲比赛等等，每个院系，以及各自的学生会也会举办各种大型活动。
    但在台大，学校、院系几乎很少举办大型学生活动，就算举办，也很难吸引学生的热情。像台大80周年校庆，这种官方活动，邀请了周华健、齐豫这种明星，可台下照样观众寥寥，倒是我们大陆交换生几乎都去了。回想起我大一那会儿，厦大85周年，学校请来了同一首歌，当时大家去看演出是要抽签的，没抽到的同学甚至还翻墙爬窗子进去看了，这跟台湾真是差很多。

    在厦大，每个社团都有一个挂靠单位，比如广告学社就挂靠在我们新闻学院下面。但在台湾，几乎所有的社团都独立运作，并且一代代的社员间有很好的传承。
    我加入了台大乡村服务社，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社团，但对我来说，却无比神奇。比如一次去福利院看小孩子，这在我看来可能只需要2、3天准备的小活动，社团精心准备了一个月，开会、培训、排练、合练，这些日程安排早在开学初就做好的，进入社团的时候就会发一张类似于年历之类的东西，执行更是雷打不动。一次我没去参加培训，过了两天，我的组长给我拿来一张光盘，说是那天培训的视频，让我看完之后在社团的BBS上写心得，这样才算过关，否则就不能去福利院。
    去福利院那天，节目表演完，孩子们都散了，我们所有成员却留了下来，大家围成一圈，总结这次活动的成败得失，谈下一次活动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之后，每年社团都把这些计划、执行、反思的情况，做成一本厚厚的书，一代代传下去，我就看到过十年前的一本，摸在手中，非常有历史感。
    更绝的是，这个社团有一个摇铃，类似于《黑社会》里面的那根“龙头棍”，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社团的人说，摇铃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只有每次出去活动的领队才可以拿，可以摇。有一次，我跟他们开玩笑拿着铃铛摇啊摇，没想到所有人都瞪着我，一脸严肃。
    厦大的社团，只有极少数的一个两个能脱离学校的控制独立发展，但大多也是社团宗旨摇摆不定，活动五花八门，更不要说有这样深厚的传承。

    台大最让我吃惊的，是学生们对学校提出“进百大”表现出的不屑和嘲讽。
    换做大陆的任何高校，学校提出“进入世界大学TOP100”的目标，多半应该会得到师生的一片称赞吧。但台大学生真的很不屑于此，很多学生都担心，学校为了达到各种硬指标，会不惜牺牲人文社会科学，而在理工科上有更多投入，为了更多论文上SCI等英文刊物，研究方向偏离在台湾最需要、最迫切研究的课题。

    一个社团在学校里制作了超大海报，标题就是“百大好吃吗？”，下面设置一个留言板：“为什么要进百大？你说说看！”学生的留言写了满满的，也全是嘲讽的话，“进百大小涔涔（校长名叫李嗣涔）比较有面子！”“进百大才有教育的高潮！”“号称进百大，台大就会觉得有阳具长在脸上！”

    当时我就觉得，台大学生真有种，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感写，台大校方好像也蛮不在乎。后来传出新闻，台大的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嗣涔上台讲话，就有一群学生举着横幅冲进场“呛声”，诉求就是反对学校以“进百大”为办学目标，事后校长接受采访时还说，觉得学生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不是坏事。

    就在我去交流的那个学期，台大发生了“润滑液”事件，一个学生社团联合校外的“日日春协会”，在台大男生宿舍走廊放置了一箱箱的“润滑液”，供男生们取用，结果这些润滑液却被校方收走。此事一出，学生几乎暴动了，几乎全体学生社团都把矛头指向校方，口诛笔伐，学生会还联合各社团、生治会要求与校方对话。校方最终在座谈会上认错，但学生们仍不满意，要求学校直接取消管理宿舍的“教官”，实行学生自治。

    我还在台大的一份刊物上看到，曾有学生为了争取在宿舍“打炮”的权利，放了一个巨大的充气阳具在行政办公楼门前，学生还编了个顺口溜，说在宿舍做爱与去外面开房相比，有多好多好。在台大校史馆里面，还陈列了一份名为《好自在》的校园刊物，上面赫然写着：推动“新女厕”运动，我们提议“女厕不够，就用男厕”，鼓励女性朋友“抢攻男厕”。我当时就傻了眼，这种女性主义的思潮，在台大竟然有如此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再一想，怪不得台大社会系馆在厕所设置上，男女比是1:3。

    在台湾最难忘的，要数“陈云林来台”事件和“张铭清遇袭”事件。

    张铭清被台南人推倒的前一晚，我和我厦大的老师恰好住在台南一户“深绿”人家。因为去之前就知道那家人是“深绿”，所以我们说话都小心翼翼，生怕“擦枪走火”。但“深绿台湾人”对我们的礼遇，却让我们受宠若惊。那天晚上，他们先是带我们逛夜市，不停买各种小吃给我们吃，逛回来再给我们播了当时台湾最热门的电影《海角七号》，陪着我们从头看到尾，当晚更是让出家里最好的房间给客人睡。第二天启程硬是塞给我们台湾的稻米，还亲自开车送我们去活动地点。
    可就在第二天下午，张铭清在台南参观时，被人一下子推倒在地，还有人跳上他的车顶，一边跺脚一边骂。我陷入深深的困惑，“深绿”的好和不好，都历历在目，为什么台湾人是如此的分裂？
   
    记得陈云林被市民围困在晶华酒店的那天晚上，我坐在宿舍楼里电视机前看直播，心里非常不是滋味，当晚市民还与警察发生激烈肢体冲突，还有人向警方投掷了燃烧的酒瓶。我一直看到TVBS收播，之后更是一夜没睡，都在网上看各种台湾人的言论，几乎都是对大陆的不满，对台湾当局的不满。可回想起我来台湾之后受到的种种礼遇，台湾人的淳朴善良，又让我感动不已。
    第二天一早，我在法学院餐厅碰见台大政治系的张亚中教授，我问他：“你们台湾人真的这么恨大陆吗？”张亚中说，你放轻松，他们只是针对国民党，针对中共政权，不是针对你们人民。
    后来，台大学生发起“野草莓学运”，认为政府“维安过度”，要求官员道歉、下台，我的数位好朋友都参与其中。我听了他们对于学运的论述，从理性上分析，是赞同他们的，但却无法说服自己加入他们。一次去学运场所“探营”，一位曾在多个讲座上与我讨论问题的台大学生向我招招手，示意我和他一起坐进帐篷里来。我摇了摇头，因为看到那么多的“反中”事件，在情感上，我实在迈不开这一步。

    现在想来，来台湾对我最大的意义，是让我看见一个与大陆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各种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各种宗教兴旺发达，同性恋、原住民，弱势群体等议题被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不是那种所有人都只想着成功、想着赚钱的国家。拿台湾与大陆相对照，很容易看出大陆在社会层面的病态。
    对我生活的改变，短期内的很难说，长期看的话，绝对是收获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来泉州，第一印象并不好，到处拥挤的街道，效率低下的公交，城市被成千上万的小工厂包围，街上不是农民，就是暴发户，要不就是外来工。但生活快一年，总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发现，泉州这个地方，基本上颠覆了我对于“城市”这个概念的想象。它是“城市”与“农村”的混合体，“传统”与“现代”的在这里兼而有之。

       同学来泉州，如果要去看都市风光，我还真有些为难，这里的都市景观，跟临近的厦门福州相比，实在没法比，但如果去看泉州特色的小街小巷，甚至城市边缘的农村，我倒是觉得自信满满，乐意作为向导。

        我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个休闲项目，是坐公交车去泉州湾看滩涂。坐上803路公交车，越过后渚大桥，在大桥后的沙场站下车，这里是泉州湾，晋江和洛阳江在此交汇之后，流入海中，因此，这里形成了大片的湿地滩涂。车还在桥上，你就可以看见滩涂上成片的水草，还有仿佛是在海滩上“蔓延生长”的大片淤泥。
       好几次去惠安或是泉港采访，从这里经过，都被窗外令人惊艳的美景打动，于是下定决心要自己坐公交车来一次。还记得那时一个周六，当我们下了公交车，沿着沿海大通道一路行走，意外地发现，原来这里名为“泉州湾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眺望远处，还有水鸟在滩涂上走来走去，这种感觉真是太美妙了。想到厦门白城海滩上的人造沙滩，觉得泉州海边的美，才是真的自然的美。

       除了湿地滩涂，岸上的风景也颇为有趣。过了后渚大桥，再往惠安崇武方向走不远，就会到惠安安百崎回族自治乡，沿路看过去，还真能看见几座伊斯兰风格的建筑，尽管这些建筑大多都是为了招商引资才盖成的，但还是给人无限遐想。
   
       说道伊斯兰教，泉州同样会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地方。如果你在这个季节来泉州，你会发现，伊斯兰教在泉州是“活的”。上周四的清晨，我无意中从圣墓一带路过，意外中看见几辆大巴车载着近百名穆斯林，就停在圣墓景区门前，穆斯林们正坐在路边休息。上前和他们搭讪，这才知道，原来他们都从甘肃来，是专程乘车来泉州的“圣墓”上坟的。
       原来，在很多国内穆斯林的意识中，泉州的圣墓是穆斯林先贤埋葬的地方，来泉州的圣墓“上坟”，则是先贤崇拜的一种。这些回民告诉我，他们几乎每年都会来泉州，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进行祭拜——捧一本古兰经站在目前诵读，不放炮，也不烧纸。原本以为，泉州的伊斯兰教遗迹都只是遗迹，没想到，他们其实实实在在存在，他们还“活着”。

       泉州年年“禁炮”，但讽刺的是，每年从年头到年尾，都有老百姓放炮，政府似乎连管都懒得管。记得有一天夜晚，距离报社不远处持续燃放鞭炮将近两个小时，有记者出去采访，回来告诉我们说，原来是附近的“村民”在进行“民俗活动”。
       我们报社所在位置，不说是在城市最中心，至少也是在中心市区的范围之内，但这里的居民即使拆迁了，也一定要保留祠堂和庙宇，并保持传统的祭祀习惯，这一点恐怕在全国都很少见。那次的“鞭炮齐鸣”，就是在已经“城市化”的“村落”里举办的“民俗活动”。
       无论怎么城市化，泉州人好像总喜欢守着自己的宗祠，让宗族领袖决定这决定那，这也让泉州成为到处都是熟人的地方，在这里，已经有了城市的外壳，却依然有着农村的内核，不少泉州人仍然习惯经常性的祭拜，或是由抽签来帮自己做决定。

       泉州人的祖屋，大门的门匾上大多题上XX衍派、XX传芳的字样，人们由此可知这家是何姓氏，从何迁来，祖上有何遗风。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沿袭下来，成为泉州的一个习俗。一次，我看到“九牧传芳”的字样，这才恍然大悟，那个名叫“九牧王”的品牌，应该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如果真是这样，足可见泉州人家族观念之重，即使做了企业，也不忘光宗耀祖。
       在报社附近的一个小区，一次我偶然发现，一楼的一户人家，在这座现代化公寓房的门上，也刻上了“XX衍派”的字样，尽管那个环境里，“XX衍派”显得有些怪异。

        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博弈，“全球化的价值反省”，这些是文化学者们挂在嘴边的话题，台湾人似乎对全球化充满了戒备，生怕全球化的声浪，毁了台湾的在地的文化多样化。
       不过，在中国大陆，对于“全球化”、“现代化”，几乎一切照单全收，但泉州绝对不会这样。闽南文化的力量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它仿佛深深刻在泉州人的生活里，大家固然向往现代生活，但那种对于传统的文化的敬畏，是中国很多地方所没有的。

来到自杀现场时，我几乎是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俞老师的老练在这个时候就发挥出来了。他先是安抚自杀者：“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想不开呢？我也有对生活很失望的时候，但常常我昨天和今天想的又不一样。”

俞老师告诉我，这个时候记者一定要报警。“如果记者在现场，却没有报警，别人会说，这个记者太冷漠了。光顾着抢新闻，不顾受伤者的生命。”

自杀者什么也不愿意说，一脸痛苦的表情。我手足无措。俞老师跟他聊天，得知他是重庆人，赶紧让一同前往的重庆籍实习生小胡上去跟他聊天。见到老乡，自杀者放松了一些，慢慢地开始愿意说话。接着120来了，自杀者被送到医院。

俞老师安排小胡跟去医院采访，跟自杀者聊天。俞老师再三叮嘱：“先做好人，再做好记者。”让小胡好好地跟他聊天，让他感受到老乡的温暖。

送到医院，自杀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告诉小胡，他姓周，是重庆潼南人。我们为什么要跟到医院，当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新闻信息，但现在想来，我们一直在医院里陪着小周聊天，客观上也安抚了他受伤的心灵，否则，他很有可能走出医院没几天就又去自杀。

福建交通频率的林老师是这次事件的爆料人，也正是他，让整个事情有了突破式的的进展。下午林老师又来到医院，通过与小周的聊天，小周终于说出了一个他老乡的电话。林老师打电话过去，得知原来小周并不是没有亲人，他的亲生父亲就在泉州。紧接着，林老师打电话叫来了周爸爸。

记者对一个事件的介入有多深，这次我算是领教到了。

因为没有家属来付款，小周的伤口医院不愿意缝合，俞老师让我去找医院的领导。当我亮出记者的身份，请求他们帮忙治疗时，医生很快答应帮小周先缝起来。医院的领导跟我说：“我们医院有我们的原则，如果是危及生命，有没有钱，我们都会立即抢救。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没有付钱，我们一般是不处理的。这次你们记者来了，我们看在你们的份上帮他缝起来。”

小周说，他在一家包袋厂打工，厂里欠他的薪水一直没有给他。当时，小周找不到任何亲戚，又身无分文。只有要到工厂拖欠的工资，小周才有钱进行下一步治疗，才有能力暂时在泉州生活下来。

俞老师握着小周的手，跟他做了一个“君子协定”：“小周，我们做一个约定，我帮你要回1000块钱的工资，你不要再自杀了，好吗？”小周点点头。

之后，俞老师去往鲤城区劳动局，找到劳动局的高局长，希望能与包袋厂联系，拿回小周的工资。俞老师告诉我说，开始劳动局那边根本不当作一回事，直到俞老师跟政法委书记联系上，他们才慌了，派了执法大队的人下到工厂，帮小周找老板讨薪。

终于，小周的工友为小周送来了1000元钱，还带来了水果慰问。周爸爸领走了孩子，一家人再次团聚。

事情看起来还挺圆满。

今天，我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原来记者并不只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记者对于一件新闻，可以这样深度的介入进去。一方面因为只有介入，才能推动事件的发展，获得更多信息；另一方面，记者也是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关心社会的人，见到此情此景，能袖手旁观吗？

另一方面，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因为记者的“特权”，医院才肯帮忙缝合，劳动局才肯帮忙讨薪。如果没有记者，小周会怎么样呢？

今年三月到六月，我在海财做了三个月多的实习记者，这期间主攻厦门的房产报道。

在今年年初的“小阳春”行情中，厦门是全国各大城市中的领跑者。今年第一季度，厦门商品房成交量比去年一整年的还要多。随着成交量的放大，刚刚降下来的房价又在悄悄往上涨。3月份厦门的住宅市场成交均价相比2月份增长21.65%，涨幅居全国第一。

2008年，厦门房价跌了整整一年，今年年初的突然上涨牵动着各方人士的敏感神经，尤其是当涨价伴随着成交量的大幅上升，这种涨价让人感觉涨得“底气十足”。很多人担心，房价是不是要开始“起底反弹”了。

三月底，我进入海财实习，做的第二篇报道就是厦门楼市涨价调查。先不说要不要预测房价未来的走势，搞清楚“小阳春”的真相是这篇报道最起码的要求。

在这个时代，财经媒体蓬勃发展，可是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却明显降低，这在房产报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近几年，一些都市报纷纷推出《房产周刊》，这种周刊本应该为读者投资置业提供值得信赖的参考意见，可是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房产周刊》都有相当浓厚的广告色彩，刊登大量的楼盘广告不说，正文的部分也几乎都是开发商的软文。当《房产周刊》变成了一本“购房目录”，也难怪民众会质疑都市报房产报道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我以前在晚报实习的时候还曾得知，厦门市的宣传部门规定，媒体不能唱衰楼市，打压房地产业的发展。报纸如此，电视也是一样。各家电视台的房产报道几乎就是房产广告，毫无公信力可言。

在这里真是应该好好表扬一下我的老东家海财，作为省地税局主办的财经报纸，海财的省属身份，可以保证它不受厦门宣传部门的干扰；同时，这份尚未市场化的报纸从未刊登过任何房地产商的广告，因此也不会收到商业力量的干预。只可惜，这份报纸的读者不是太多，即使再中肯的言论，影响范围也较为有限。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虽然媒体提出楼市“小阳春”的说法，但是广大民众对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认同，他们更愿意相信网上的独立评论员。

3月21日，著名经济评论家时寒冰在其博客中爆料：“此次房屋成交量的回升，很大一部分是假按揭套现的结果。”不仅如此，时寒冰还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博客上发布了各种假按揭的证据。

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网站、报纸、电视，“假按揭”论受到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广泛报道，牛刀等一些网上的知名房地产评论人更是力挺时寒冰的“假按揭”判断。

除了网上的独立评论员，很多经济学家也对房价的再度上扬提出了质疑，包括茅于轼。

4月8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有人问茅于轼：“您觉得厦门的房价还会涨吗？”茅于轼笑着答道：“我不敢下定论，怕到时你们买亏了会恨我。”给出了房价会跌的结论之后，茅于轼还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未来房价之所以会跌的原因，话音刚落就博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尽管我也很希望“小阳春”都是由“假按揭”造成的，希望房价可以越来越低，让更多的人有能力买房。可恰恰相反，我的一切调查都表明，厦门并没有大量出现“假按揭”的情况，而且，厦门房价很有可能继续上升。

每个城市的房管局都会在其部门网站上公布最近一个阶段房地产的交易数据，这个数据直接来自于房地产交易大厅的备案，十分可靠。这个网站的数据细到每个楼盘的销售状况，有了这个网站之后，开发商再也没法在销售数据上跟我撒谎了。常常有开发商跟我说，他们楼盘卖掉了80%以上，但我去那个网站一看，原来连一半都还没卖完。

我对“小阳春”真实性的判断依据，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网站。

今年1月，厦门市商品住宅成交2064套，2月成交量迅速涨至4169套，3月则成交3423套。今年第一季度，厦门商品房成交量达9930套，比去年一整年的成交量高出1721套。

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厦门房价一路下行，成交均价从8700多元/平方米降到6100多元/平方米。而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厦门房价止跌回升，均价达7400多元/平方米，厦门岛内的房价更是回到了10000元/平方米的水平。

无论是在交易量上，还是在房价上，厦门楼市都呈现出强劲的上扬格局。即使有“假按揭”存在，每个月几千套的房子卖出去，这种小偷小摸的手段，又能占到多少呢？业内人士告诉我说，如果“假按揭”大量存在，在交易量高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大量的退房，厦门二月的成交量最为巨大，而进入四月，也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退房潮，因此假按揭在厦门不会普遍存在。之所以出现如此之高的交易量，是厦门房地产在2008年压抑了一年的结果，很多本该在去年买房的人，这个时候出手了。

对于房价的上涨，我采访过的一个地产销售人士解释为是“营销策略”的作用。以厦门的一个叫做“乐活小镇”的楼盘为例，该人士表示：“这个楼盘在销售上是典型的低开高走”。所谓“低开高走”，就是先用低价房源吸引消费者，再逐步投放价格较高、品质较好的后续房源。乐活小镇最早在2007年10月开盘时，曾用2888元/平方米的超低价吸引了一大批购房者，现在到了尾盘销售阶段，价格已经飙升至4100元/平方米起。

因此，我在文章中基本肯定了厦门楼市“小阳春”的真实性，并且对楼市销售格局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文章出来之后，有网友跟帖说，记者这样写，一定是拿了开发商的钱。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房价这么高，大家都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说房价会跌，即使他说得再没道理，都会得到民众的掌声；如果有人说房价会涨，即使分析得再理性，也会被人骂成是开发商的走狗。

相比于《凤凰周刊》记者东阳博客上猛烈的人身攻击，跟帖里面对我的那几条指责真是完全不算什么。但是却让我开始思考高房价对社会心理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思考财经媒体的定位与出路。

前一段时间，英国金融时报发起反思，2008年为什么没有一家财经媒体预测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相比于西方媒体的自省，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的财经媒体究竟能为读者提供什么？我们的公信力在哪里？

今年年初到现在，厦门房价一路小幅上涨，积累到年中，价格已经今非昔比。事实上，真的有很多需要买房的人相信了“假按揭”广泛存在的论断，从而丧失了今年年初最好的购房机会。

可是，在这一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我们究竟还能信谁？

海峡论坛，民进党最大的嘉宾要算许信良了。

这位民进党前任党主席，曾经为民进党从街头走向执政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帮助民进党在“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中大胜。不过今年5月17日，民进党以及本土社团举办“呛马大游行”，许信良没有出现在台北街头，却来到厦门的海峡论坛现场。台湾《联合报》援引绿营人士的话说：“分道扬镳”。

　昨天，海峡论坛在厦门轰轰烈烈的开幕了。据称，这是两岸间“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活动，台湾方面来了8000多人，大陆这边更是在厦门、福州、泉州、莆田四地不惜成本地大办各种活动。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论坛”，就是各种不同的人聚到一起，各说各话，说完再各回各家。

    　昨天，贾庆林会见了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朱立伦是国民党在台湾以来最年轻的副主席，又是桃园县县长，被认为是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朱从政以前，曾是台大最年轻的正教授，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会计学客座教授，最近一次来大陆，则是在1998年5月4日的北大百年校庆。也正是在那一次，他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贾庆林有过第一次的会面。

     　十年之后，两人再次聚首，不再是市长与教授的关系，而更有了一点一较高下的味道。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朱立伦在致词时针对贾庆林对两岸交流的看法响应强调，台湾社会是有一些反对意见，‘但这是多元社会的常态，台湾无论是政治或是媒体，都是乱中有序’”，报道同时评论说：“朱立伦在致词时处处语藏机锋，逐一回应并阐述台湾民主与社会多元化的价值内涵，初试啼声、惊艳四座，也害得新华社东删西减只登了四百多字内容。”

    　各说各话的场景不仅仅是在“贾朱会”上出现，朱立伦为桃园航空城招商办记者会，记者们却似乎对那个航空城完全不感兴趣。

    　朱立伦播放完桃园航空城的影片，记者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就问跑了题，《凤凰周刊》的记者站起来说，桃园不仅仅要建航空城，还要建“两蒋文化园区”，请问您对于蒋经国怎么看呢？朱立伦想了想说，“勤政爱民。”

    　尽管这样，朱立伦还是把绝大多数的提问机会给了大陆记者，这让台湾记者不禁生出几分妒意。这次的海峡论坛，是我经历过的各种两岸交流活动中，记者最多的一次。或许是因为，这次组委会愿意报销来回机票，还给记者包吃包住。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有这样的待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被告知，酒店都住满了，上外面随便找一地凑合吧。不过南方的记者受政府冷落似乎也不是第一次了。住宿事小，采访事大，记者与记者之间的阶级差异还集中体现在记者证的等级上。与以往类似的活动一样，海峡论坛也给记者划分了若干等级。中央媒体、台湾媒体给橙色的A证，地方媒体给蓝色的B证，可别小看了这AB一字之差，关键时候，现场说不让你进你就别想进去。遇到此等状况，记者也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昨日收到两张“中时集团”记者的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旺旺公司的ＬＯＧＯ，让人不禁有几分错愕。那幅可爱的娃娃图出现在名片的左上角，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旺旺鲜贝销售代表。名片的变化或许可以反映出被旺旺集团收购之后，中时集团内部发生的微妙改变。中时集团旗下《工商时报》的记者说，旺旺的老总打算创立一份《中国旺报》，专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但并不派驻记者来大陆，完全使用互联网上的报道。不知这一项大胆的计划何时会付诸实践，也不知台湾的民众对一张全部刊登大陆新闻的报纸是否会买账。

    　面对这次海峡论坛，民进党曾一度颇为紧张，毕竟开幕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在台湾有民进党发起的517反马大游行，这手下的干将都去了大陆，游行怎么办呢？于是民进党下令公职“不得”参加海峡论坛，卸任党公职“不宜”参加。   

    　不过，该来的还是来了，昨天，民进党前任党主席许信良如期出现在了论坛现场。说到许信良，还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就读有“国民党党校”之称的国立政治大学，并且被国民党认为是政治上颇有前途的有为青年。可是去了趟英国留学之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向深绿，之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还有过几年牢狱之灾。1995年，他在民进党党内大胆提倡西进中国大陆，尽管遭到党内指责，但后经辩论，终将民进党的政策定调为“强本西进”。2000年陈水扁当选后，许信良开始公开批评陈水扁的各项政策，也被外界视为是“泛蓝”乃至“深蓝”人士。从那时开始，他多次以民间人士身份访问大陆，与大陆高层有过多次接触，力图在两岸交流中，重新建构新的政治舞台。

    从蓝转绿，再转蓝，许信良却不是那种见风使舵之徒。这一路走得虽然辛苦，即使与主流话语相背离，许信良也坚信自己的判断，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过，面对岛内的各种指责，许信良孤独的背影总让人觉得有几分怆然。

　　这就是海峡论坛，各路神仙匆匆驾到，扮演完各自的戏码，再匆匆离开。“交流盛事”也好，“统战大戏”也罢，支持或反对的双方，都想给海峡论坛贴上自己的标签。不过，海峡论坛这种“务虚为主、务实为辅”的论坛，究竟能对两岸关系产生何种实质性影响恐怕很难，但街坊亲邻常常走动终究不是一件坏事。

       今年1月18日，台湾各地开始正式发放消费券，每一位台湾居民均可领导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折合人民币约750元）。消费券带来的强大买气让台湾的众多商家兴奋不已，也启发了海峡这边诸多地方政府的脑筋。早在今年年初，四川成都就为困难群众发放数额不等的消费券，紧接着，杭州、南京、深圳等城市纷纷传出发放消费券的消息，大陆地方政府的决策速度之快，行政效率之高，似乎要让台湾的官员们自愧不如。

       发行消费券，无非是想借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红包”增强民众消费的积极性，让人们有足够的动力去购买平时舍不得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已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据说日本早在几年前就发行过消费券，而且效果还不错。而在同样不爱消费的华人世界当中，发放消费券还是头一回。

       尽管发券的目的都是为了提振经济，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两岸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却会发现几个显著的不同，而就像“一滴水里能看出一个世界”一样，这样的不同，是如此耐人寻味。

       与台湾发放消费券在政策上最为相像的，要属杭州的全民消费券了。杭州市的每一位居民都可以拿到这样的消费券，并且消费券的使用也没有任何行业的限制。不过，杭州市政府却规定，有资格接受消费券的商家，2008年的营业额必须超过5000万元，这样一来，便只有20多家商家具备了此种资格。

       而相比之下，台湾消费券在使用上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大到百货公司，小到街边的小吃摊，甚至买机票、住酒店，都可以用消费券付账。其实，在消费券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台湾政府同样规定消费券只能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家使用，像那些街边的摊贩，就不具备收消费券的资格。不过此规定一处，舆论大哗，媒体和民众纷纷指责政府的做法不够公平公正，更没有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于是，一周之后，政府更改了他们的决定。

       与杭州的全民消费券不同，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则玩出了更多的花样，或许也将遭到最多的质疑。在南京，政府根据居民户口簿上的号码尾数，通过摇号的方式，向约5%的居民发放了价值为100元的旅游消费券，消费券必须在政府指定的数十家旅游服务商家中使用，并且最多只能冲抵消费额的50%，也就是说，南京居民要想享受到这100元带来的实惠，必须至少再花100元出去才行。而且，这种消费券分五批发放，一个月发放一批，并且必须在当月用完，过期作废。种种的限制，让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倍受争议。

    台湾的消费券政策也曾遭遇经济学家们的指责。不少经济学家表示，台湾消费券发放的数额不够大，使用时间又很长（2009年9月30日才到期），大多数民众会用消费券来买米、买油、买卫生纸，而不会有太多的人用它来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因此，发消费券对扩大内需不会有什么促进作用，何况，消费券的印制和发放，还会产生巨大的行政成本。

    与台湾的消费券相比，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毕竟它不能买米、买油，用的时候还必须再掏另外50%。可是，消费券属于一种财政转移支付，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资金，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广大纳税人的头上。而用各行各业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单单只发展旅游业，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如果我是家电业的老板，我也会觉得应该发家电消费券；如果我是汽车业的经营者，我则会想要发放汽车消费券；如果我是房地产业者，我会说，房地产业正值低迷的寒冬，地产消费券迫在眉睫。

    不仅如此，通过摇号的方式向一部分居民发放消费券，看似公平合理，可是仔细想来，让95%的民众为另外5%的民众买单，不管这5%是怎样产生的，都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大家的钱就是应该大家一起用。

     如果总结两岸之间发放消费券的异同，我们不难看出，大陆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关注的是效率，而台湾的消费券发放则更强调公平。杭州对于商家的过滤筛选，尽管对中小商户不那么公平，却相当程度上节约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而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尽管只肥了旅游业者，却非常有效地规避了消费券“替代日常必须消费”所造成的浪费，因为这种消费券不能买油买米，只能去旅游。在GDP的增长上，想必会有很高的投入产出比。

    而对效率的过度关注，对公平的重视不足，则会产生非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社会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妥善照顾等等。杭州的消费券只惠及大型商家，却让大多数中小商户的利益无形中受到了损害，而南京则更典型的将政策向单一行业倾斜，发展了旅游业，却让百货业、服装业、汽车业、地产业等等其他行业的经营者寒了心。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近来媒体上关于消费券使用效果的讨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而在消费券政策的公平性这一点上，却鲜有评论者涉及。我们仿佛沉醉在消费券对于拉动内需的美好想象中，却无视消费券发放中诸多不公平的因素。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发放消费券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如果不注意公平问题，则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

     来台四个月，最近陆续听到马政府关于开放“陆生来台”的相关政策，其中“三限六不”：「不加分優待」、「不會影響台灣學生就學權益」、「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不會有就業問題」、「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限制採認之高等學校」、「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制醫事學歷採認」。看完不禁对该政策的未来心生疑虑，联系之前“陆客来台”的政策，更对马政府的执政风格忧心忡忡。

我看“台独”

        如果说对于某种社会规制的挑战和省思，我想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交换学生，都会有很深的感触。来台湾三个多月以来，我们的所见所闻常常与我们之前生活的那一个环境产生强烈的冲突。台湾的社会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索我们原来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想法跟理念。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于“台湾独立”的看法。

一、“我会告诉他们我的立场！”

在大陆并不是接触不到台独的信息，我们当然也知道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只是这些台独的言论跟行为是专作批判用的。在很多大陆人的眼里，李登辉、陈水扁都是分裂祖国的大恶人，就连歌星张惠妹也曾经因为唱了“国歌”而被大陆媒体封杀。

我自认为是一个信仰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也常常批评政府的一些专制的做法，但是谈及台湾问题，我跟绝大多数大陆人的观点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宝岛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分裂祖国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许的。我想，即使政府开放言论空间，也不会有人出来为台独辩护吧，因为在我们的眼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来台湾之前，我曾经特意找学院来过台湾的老师聊天，那位老师告诉我说：“去台湾之后，不要跟别人争论“统独”的问题，因为你不仅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相反，别人会因为你的固执而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接触。”当时我并不能完全同意老师的说法，我回答说：“我不会跟别人争论的，但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我的观点跟立场。”

二、“我一定要驳倒她！”

来到台湾之后，我发现，其实根本不需要追问台湾人对于统独的观点，仅仅从他们对于对岸的称呼上，就可以大致猜出他们的意见了。比较偏统一的，或者比较认可中国的，会称我们为“大陆人”；相对的，比较偏独立的，会直接了当称我们为“中国人”。

尽管刚来的时候听到“你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这样的话，会觉得很刺耳，甚至觉得很难过很委屈：我们都当台湾人是自己的同胞，可你们却根本不领情，“我们”、“你们”，“台湾”、“中国”，分得可清楚呢。可是初次见面，总不能跟每个人都争论吧。所以我一般听到就听到了，但是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一定会说“我是大陆人”，或者“我来自中国大陆”，潜台词就是“你来自中国台湾，你，也是中国人。”

不过，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争论，仿佛不可避免。在《台湾当代史》的课上，老师从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人占领台湾”讲起。

在老师的课程讲义中，印着这样的文字：

“「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都只是战争中的意愿表述，属盟国方面的要求或立场声明，而不是国际条约，不具国际法效力。”

“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海，执行「中立化」任务，主张台湾将来的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复，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后，或者联合国予以考虑，才能确定。此即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争议之由来。”

“1951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缔结的「对日和约」及1952年4月，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均未表明领土的归属。”

我个人对老师的授课方式保持相当大的质疑，因为“台湾主权未定论”，本来就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问题，在《台湾当代史》这样的通识课上，老师只是片面的肯定“台湾主权未定”的观点，对于质疑跟否定的观点，只是只言词组地提一下。这当然是非常不公正的做法。不仅如此，由于我个人完全不赞成“台湾主权未定论”，因此，听到这样的授课当然十分愤慨。

快要下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课堂作业，题目是：你对“台湾主权未定论”的看法。真是讽刺，这节课老师分明就在“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现在让我们写看法，大家当然都是一面倒的支持咯。

好在我还比较仔细地研究过“台湾主权未定论”，所以，我在作业中写道：

“1945年日本签署的受降书中明确表示，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受降书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具备国际法效力。

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双方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和《建交公报》中，美国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在法理层面，台湾的主权地位已经相当清楚；在现实层面，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更是毫无意义！”

三、“台湾是我的国家？”

转眼就要过去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两岸的交往真可谓一波三折。而我却恰好处在风暴的中心，内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挣扎。

10月下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张铭清来台南参加学术研讨会。会议前一天，我赶往台南，跟前来与会的厦大教授们会和。第二天的会议上，张院长正在发言，一名自称是成大学生的人，突然冲到台前，举起布条高声喊：“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free country, not a part of China.”当然，这名学生很快就被保安请出了会场。午餐会上，学者们谈起上午的抗议，一位台湾女学者心直口快的说：“我不知道那个人的诉求点在哪里，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这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了心里一惊，原来有人是这样想的！

第二天，活动还在继续，但我已经踏上回台北的高铁。傍晚，在活大吃饭，竟然在电视上看到，张院长上午在参观的时候被台南的抗议群众推倒在地，甚至有人跳上张院长乘坐的汽车，用力踩踏，粗暴至极。

对于这一幕，说实话我倒不是特别惊讶，因为之前陈水扁出席公开活动时也被人踹过一脚。真正让我惊讶的是，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台南市的议员发表言论说：“张铭清这样的人，不是友人，是敌人，面对这样的敌人，把他推倒在地已经是对他客气了。”陈水扁也跳出来为王定宇辩护，这一切让我不寒而栗，好，我们不是友人，我们是敌人。

很快，陈云林又来了。这一次，不再是某个议员的小打小闹了。民视不断地播着民进党号召群众围城的广告，这一次，有一个充满悲情，却又非常响亮的口号：“台湾是我的国家！”

是啊，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我的国家，不是你马英九的，更不是陈云林的。因为是我的，所以，我有捍卫它的权利。而在这句口号的庇护下，任何暴力冲突似乎都有了合理的一面。

连续的几天，数以万计的民众，头上围着写有“台湾是我的国家”的黄色布条走上街头，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民众因为过于激动，跟警察发生了多起冲突。11月5日晚上，陈云林被抗议民众困在晶华酒店长达八个小时，央视记者柴璐险些遭到民众殴打。

我记得，那天我一晚都没睡。一边在电脑前面看电视的实况转播，一边跟台湾同学讨论。

我问台湾的同学，你觉得独立好还是统一好呢？台湾同学跟我说，在他们眼中，台湾早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只是国际上面不承认而已。是啊，他们有自己的政府、立法院，总统还是全民投票直接选出来的，这不是国家是什么。

我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讨厌中国呢？那位同学说，因为中国总是打压我们啊，用飞弹对准我们，威胁我们，不让我们进世卫，还挖我们的邦交国。她给我发来之前台湾在世卫大会上受到打压的一段新闻视频，视频上，一位大陆官员面对台湾记者的提问，很不屑地说了一句：“谁理你们！”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接着我又点进旁边的一个相关视频，画面上，台湾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上得了奖，身上披着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走向领奖台，走到一半画面里突然冲进来一个人，二话没说就直接扯走了运动员身上的那面旗帜。

我突然觉得，如果我身上披着五星红旗要去领奖，被人将旗子硬生生地抢走，我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我作为记者向外国政要提问，却被人羞辱，我会有何观感。当我想到这些，我开始觉得，如果他们从小就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却一再遭受中国的欺侮，他们对中国当然不会有好感。

四、“我可以理解我的对立面吗？”

社会学是一门让我十分受用的学科，我常常在社会学的课本中读到自己的处境，找到可能的答案。在我的社会学读本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经验过越多的其它文化，我越意识到我自己的文化只是一个文化而已。直到我们到了别的文化，才知道，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尽管我成长过程所吸取的价值告诉我，要尽可能的遵循阻力最小的路，不要抗拒主流的价值观，但我将不顾我的文化背景一直这么做，作为一种反抗的行动。

我唯有借着把我自己从我身处的文化所提供的狭隘选择范围中解放出来，才能扩大我的“自由”。要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跨越出”我习惯的文化框架，这样我才能看到我处的文化“框架”，其实只是很多可能的一种。”

当我在一个深夜里看完这段话，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恰好出生在中国大陆，恰好习得了这样的文化，恰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文化框架，让我跟其它的大陆人拥有了同样的思维，让我们团结，成为“我们”；而相对的，这样的文化框架，又是一种束缚的力量，将我束缚在“我们”的圈圈里，而难以理解外面的世界。

对于我来说，国家统一、民族大义给了我太多的压力，让我无法平心静气地思考台湾问题，我总是要为我预设为“正确”的价值观做出论证，而不能客观，更无法公正。我只有卸下国家这个无形的“枷锁”，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台湾人，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选择？我可以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吗？

五、台独也是一种价值

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我看完了彭明敏的自传《自由的滋味》。彭明敏个人的经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同时也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在他的书中，他主要通过三个观点建立他的台独论述：

一、基于对国民党政权“虚构”领土，与反攻“神话”的反抗，基于台湾人的参政要求，应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台湾人民自己的国家；

二、建国的基础在于国民对于共同命运的主观感受，与中国有相同的语言文化，并不妨碍台湾独立建国；

三、国际法上“台湾地位未定”。

尽管我在很多地方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台湾地位未定”的部分，但我第一次意识到，台湾独立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也是一种思潮，而且最早提出的人也不是什么土匪恶霸，而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性的台湾学者。

就像孩子长大了想跟父亲分家一样，每个人都会有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就连厦大新闻学院也是从人文学院新闻系独立出来的呀。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是一种价值。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总是在角力。

何况，台湾的确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的军队从未占领过台湾。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自由，那么一群人，当然也有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自由。

六、理解是一种背叛？

当我试着理解台湾人的独立主张，试着站在台湾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时候，我总是感受到一种不安，一种背叛了我的祖国，抛弃了我的立场的不安。对于未来的想象，也充满着幽隐的诅咒。我们看似丢掉了枷锁，其实丢掉的却是免于越界的保护；我们看似跨越了框架，其实是跨入了两个框架之间尴尬的禁区。

再次看大陆关于台湾的新闻，仿佛与我的距离非常遥远。曾经熟悉的逻辑，现在看来却是那样的蛮横粗暴不可理解。新闻还比较理性，相比之下，在大陆的论坛上，牵涉到两岸问题的讨论，充满了作为“天朝上国”的子民对于“边陲台湾”的讥讽和嘲笑，充满了拥有了权力之后粗暴征服的欲望。我不知道要怎样面对我的国家，所有我周围的人。尽管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他们逻辑的混乱，言语的暴力，但是当你的反对者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你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孤单境地。曾经，我在我的MSN签名上写道：“当我试图理解我的对立面，却发现，站到人民的反面，就会变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

正像一位大陆的驻台记者说的那样，大陆的老板批评她说：她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台湾“太过了解”，并且这样的了解使她在判断大陆读者希望知道什么讯息，想看什么消息的时候常常出现致命的错误。媒体激怒绝大多数的观众，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吧。

这时候我们发现，两岸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当我试着跨越框架，挑战固有的社会规制，却发现，跨越容易，坚持却很难；理解容易，说服却很难。

七、其实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对于台独的看法，我会说，台独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价值，但却不是台湾最好的选择。这既是我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判断，也是我的理性与我身上坚固的文化印记妥协之后给出的答案。

跟很多同学聊天过后，我发现，越是有着强烈台湾意识的人，越是对台湾的前途十分悲观。一位十分强调台湾主权的老师对我说，他觉得台湾就像是美国的一颗棋子，现在对美国还有用，所以美国还不会放弃。可是当中国继续崛起，如果中美之间谈好了条件，台湾被抛弃也许就是一夜之间。一位认为台湾已经独立了几十年的同学跟我说，她觉得台湾应该不会真的独立，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巨大而暴虐的中国，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空间。

可是台湾的前途真的这么悲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台湾的优势在于台湾民主自由的政治，在于独立公正的法制，在于健康的市民社会，在于良好的公民素质，而这些，恰恰是大陆所缺少的。

台湾的前途命运无法摆脱大陆的影响，因此，台湾唯一的出路在于，用自己的优势影响大陆，在两岸整合，或者两岸统合中找到有利的位置。这样两岸才能出现双赢的局面。而关起门来自己玩是永远不能有的做法，主权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开放的、灵活的、自信的台湾却更为珍贵。

这样的观点，既是我对于强大的文化印记的妥协，也是站在台湾人立场上思考得出的结论。

来到台湾已经将近四个月了，回想这一段日子，我似乎每一天都在做着社会学的实践，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理解我的对立面。我想，或许人生就是要不断地理解，不断地跨越，不断地解放吧。

四个月来，当我了解得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悲悯的力量，越来越能理解台湾人对于独立自主的渴望。不仅如此，我还发现，其实事实的真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相反，它是如此的复杂，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对与错。而当我们了解地越多，我们会同情得越多，憎恨地越少。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放下成见，相互了解，这将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呢。

       12月15日，今天有两件大事，一是在台大二活听李敖的演讲，颇为受益；二是今天是两岸大三通首航的第一天。

       李敖的演讲题目是“台大人，笨笨笨！”。他举出若干例子，证明台大学生，乃至台湾的普通民众是怎么样被国民党或者民进党愚弄，而受骗上当，例如不说台语就是不爱台湾，不买武器就是不爱台湾等等。

       李敖说话心直口快，有一股英雄的侠气。他说不建议大家都去做英雄好汉，因为被关进去了，才知道牢房是多么小，时间是多么长。但他又说，自己坚持认为，敢与政府对着干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李敖骂人出了名，不过今天倒是体会到，他不仅是骂别人坏，而且是拿出证据来证明别人的确是坏。这一招的确是厉害。今天李敖在演讲中说，蒋介石的“汉贼不两立”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因为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档案显示，当时蒋介石已经同意把常任理事国让给中共，自己成为联合国的普通会员国。不过这样的主张被非洲国家推翻了。

       海峡两岸对李敖的评价相差很大，在大陆，李敖是大家追捧的对象，甚至被奉为偶像和权威，但是在台湾人的评价中，李敖却更像政治场上的一个小丑，我跟舍友谈到李敖，舍友笑笑说，他在台湾，应该没什么人喜欢吧。我猜想，是不是因为李敖深蓝的政治立场与台湾人主流不相符合，再加上过于特立独行的做派，才使得李敖逐渐边缘化。

        今天见到的李敖，还是让我很崇敬的。七十四岁的老头，走路已经需要拐杖，并且一直有医生在旁边搀扶和陪伴。但站在台上，说起话来思路还是这么清晰，史料举例一个接一个，并且完全不需要讲稿，这种超群的记忆力和广博的阅读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说他现在一天还要看12个小时的书，这不禁让我觉得心里很惭愧，自己一天里面看书的时间究竟能有多少呢？李敖说，打开电脑，大量的垃圾进来，就会把你埋住。所以他至今不用电脑。

        除此之外，跳脱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宣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尽管在当下的台湾社会，知识分子们都在追求这样的态度，但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突然听到大三通的消息，说实话有点突兀。因为之前还在讨论，“陈江会”的四项协议被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退回，原因是缺少相关修法的方案，下次再交付立院审理时需要一并附上。民进党几周前还表示，要极力阻挡四项协议的自动生效。

        不过今天，协议到底还是自动生效了，大三通到底还是实施了。国民党的解释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立法院对于协议如果一个月内未议决，则视为同意。

       看了国民党的解释，我满脑狐疑，法律上真的这么说的吗？受李敖翻找史料精神的鼓舞，我真去查了一下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果然有这么一说。

“第九十五條　　　主管機關於實施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直接通商、通航及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前，應經立法院決議；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

       如此看来，当初两会签订协议，四十天后自动生效，在台湾方面也是有法律作为保障的。而且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看，当初的立法者应当是非常承认两岸交流正常化的价值的，否则也不会有一个月未议决，即视为同意，这样的条款。

        不过，该法律的第五條也规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立法院长王金平曾经表示，四项协议的内容需要修法，如此看来，现在修法只是在实施大三通之后再来做补救，程序上似乎不和情理，也难怪《自由时报》的社论认为，两岸大三通违法。

       回过头来想想看，“陈江会”的四项协议，在大陆需要由人大通过吗？需要修法吗？需要由国务院核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吗？呵呵，这在大陆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议题。两岸大三通了，大陆人高兴还来不及，哪管得了这么多琐碎的小事情呢？

       不过，除却协议生效的一些细节部分不说。今天王毅和马英九兴高采烈的讲话似乎将几周前陈云林来台时遇到的强烈抗议彻底抛到了脑后。王毅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不可阻挡；马英九称，“两岸三通象征两岸和解”。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两岸大三通，让海峡两岸变得越来越近，而台湾主体性的不断高涨，却让台湾人的心距离大陆越来越远。当两岸的经贸越来越紧密，台湾人民就越来越会心向祖国吗？台湾统一就指日可待吗？我们似乎习惯这么认为，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1980年代，大陆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但从开始到现在，“一国两制”在台湾几乎从未有过任何民意，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大陆仍然找不到任何一个新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而台湾，则相继打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烽火外交、加入联合国等等各种议题，中共始终在被动地应付，不仅如此，大陆越是打压台湾外交，台湾的本土意识就越来越高涨。几个礼拜前，陈云林来台，数万民众头上绑着“台湾是我的国家”的黄色丝带上街游行，纵然游行有民进党的动员，但台湾主体性不断高涨的事实仍然不可忽视。

      两岸大三通，只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开始，距离两岸的统一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无意中在FT中文网看到许知远的专栏，原来他也开始写关于台湾的话题了。看完文章发现我的观点跟他的大致相同，所以摘一小段放上来好了。

在我六年的新闻记者生涯里，我们小心翼翼的谈论着台湾的议题，严格的审查也一直进行着，编辑们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在文章提到“台湾”时，忘记加上台湾地区。我记得那个气氛紧张的早晨，在一篇报导中，一位记者在写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时，随手把台湾并列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之列，并称它们为“这些国家”。他的无意之举被扣了整整一个月的奖金。我也知道，在互联网论坛上，台湾问题，就像日本的靖国神社一样，中国青年对此是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表面上的敏感与重视的背后，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一贯情绪。前者其实从未真正对后者产生过兴趣，试图理解后者，从后者的角度来思考。表面上的好奇，经常是一种浅薄的猎奇，人们其实很少思考台湾的模式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真正的启发。在过去八年中，中国似乎变得更强大、更自满了，而台湾则看似被边缘化了……

我很敬佩侯孝贤导演。在1989年，在对于二二八还没有任何官方历史的时候，就勇于直面历史，拍出这样一部史诗一样的电影。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有导演拍出一部讲述1989的电影，那一定也会是一部轰动的作品。

      在《悲情城市》当中，以林氏家族的变迁来反映台湾自日本人撤出（1945年）到国民党迁入（1949年）这段历史，无疑是巧妙的。从电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投降，林文雄（林家老大）生下孩子，取名光明；一群知识分子高歌《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疯癫的林家老三清醒过来。台湾本地人以欣喜的心情地迎来“光复”，可是实际迎来的却是：“新总督府”、大陆人当政、“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車子﹑位子﹑女子）式的“劫收”、掠夺式的经济、官兵变强盗。

晚上，一群知识分子高谈国事：缉私队抓私烟的事，很多是假藉取缔私烟，其实把不是私烟的专卖局出品也抄去以自肥，查缉员有本事去港口抓大的，抓这些小虾米有什么用；日本人在台湾，最艰难的空袭的时候，米还有配给，陈仪到了台湾不到一年，米涨价52倍，工资却不见长；很多人失业，这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士兵，早晚要出事；称台湾本地人经过日本人奴化，又不会讲国语，被从政府部门赶出去；只有受苦的老百姓，勇敢的站起来……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生了二二八——台湾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反抗。死者伤者无数，并带来了台湾社会严重的族群撕裂。

面对历史的巨大改变，个人显然是无力的。所以电影中才会有这样的台词：

“清朝把台湾割让给日本的时候，问过台湾人的意见吗？”

“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任人吃，任人骑，没人疼。”

如此悲情的控诉，让人心中不禁生出很多同情之心来。我想很多台湾人都会觉得台湾的历史是一段悲情史，荷兰、西班牙、日本、国民党政权轮流统治台湾，台湾似乎一直无法独立自主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悲情史观延续到当下的政治现实，就是台湾一直受到中共的打压，想进联合国也进不了。所以，台湾人要抗争，要反抗，要公投，要入联。这一切的逻辑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就建立起来了。

但如果仔细想想看，几十年前台湾在世界上崛起，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靠的是什么？是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开放的姿态与全世界开展合作，还是抱持着无比悲情的历史向全世界控诉？答案显而易见。

而近几年来，台湾逐渐上升的悲情感染力，给了一些政治势力更大的空间，却导致族群撕裂，与大陆的隔阂扩大，更重要的，是让台湾迷失了发展的方向。我个人认为，当下的台湾，需要一种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而不能仅仅是悲情史观的一种自然延续。

台湾并不会因为多了几个邦交国，或者加入联合国就得到世界的尊敬，相比之下，开放度的增加，经济、金融、医疗、环境等等实力的不断提升才会切切实实地带给台湾更高的国际地位。而要做到这一切，需要用更宽阔的胸襟去理解世界，并与世界合作，尤其是与对岸的中国大陆进行和解。

其实如果对比一下，中国大陆何尝又不是一部“悲情史”呢？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各国强权对于中国的侵略就再也没停止过。每一场战争都是中国惨败、割地赔款，香港割让给英国，澳门割让给葡萄牙，胶东半岛割让给德国、满洲、台湾澎湖给日本，中国内陆没有被割让的地区也被各国列强瓜分殆尽。英法联军还跑到北京，抢走皇家园林圆明园中几乎所有的珍宝，然后放一把火把圆明园烧得一干二净！这种几乎亡国灭种的伤和痛还不够悲情吗？

孙中山建立民国之后不久，日本开始大举侵华。从此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牺牲无数，国力消耗殆尽。我外婆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从小到大，外婆常常跟我描述她从日军的屠刀下侥幸逃脱的悲惨遭遇，控诉日本军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暴行。大陆的媒体每年都要纪念“918”、“七七事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对于日本是怀着一种仇恨的情绪的。

如果真正要去比较谁的历史更惨，中国大陆的悲情显然不会输给台湾。但在国际社会的现实较量中，并不是谁的历史更悲情，谁就能获得同情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我们需要的是从悲情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和勇气，而不是抱着悲情的历史不放，甚至带来社会的撕裂和动荡。

大陆人对于日本人的仇恨是铭心刻骨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大陆从日本引进先进的技术，吸引日本的资本进入大陆投资，日本商人和留学生在中国大陆也会获得大陆人的友好的照顾。

2005年，中国大陆掀起反日风潮，各大城市都有民众自发上街游行，号召抵制日货，甚至部分城市还发生了日本商店被砸，日本车被烧等等事件，中国人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悲情之中。

但是反日风暴之后，当大家重新开始思考。仔细反省，我们和日本之间，究竟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是由于那一种国仇家恨，就从此不要再来往吗，还是要在合作中取得双赢？当理性战胜悲情，中国人最终选择了后者。温家宝访日，中日关系柳暗花明又一村。

现在想想看，当时的反日，跟现在台湾社会对于大陆的反感十分相似。

陈云林来台这几天，台北俨然重新变成一座“悲情城市”，大家头上绑着黄色的布条走上街头，控诉政府和大陆走得太近，损害了台湾的利益。但仔细想一想，台湾这样一座小岛，当初的崛起，靠的不正是与世界的整合吗？

民视新闻台的专题报道指出，国共的历次谈判，都以国民党势力削弱，共产党势力增强告终，言下之意，这个不仁不义的中共，我们还是不要与他接触为妙。可是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年，真的可能吗？台湾，究竟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懦弱，以至于拿不出一点自信面对晚你二十年崛起的中国大陆呢？

自立自强、勇于打拼的台湾人，我们要从历史当中看到什么，读到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作为一个爱台湾也大陆的年轻人，真诚的希望像《悲情城市》这样的故事不要再次上演。

【题记】之前并不以为意，但提笔时才发现，我和我的家庭，早已卷入中国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一“我要做城里人”——我的父亲母亲

1954年，我父亲出生在安徽省来安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奶奶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但由于几十年前婴儿存活率很低，最终只有四个活了下来，我的父亲排行老三。

1958年，父亲四岁。那一年是中国当代史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开端，大饥荒让全国无数百姓罹难，官方的说法是因为“自然灾害”，但仅仅通过奶奶的口述，我就知道问题远不止自然灾害这么简单。当年经过人民公社化的改革，父亲所在的村子成为一个人民公社，所有生产数据由公社分配，劳动成果也悉数上交公社，村民吃饭则是在公社的大食堂。“大跃进”来了，所有的干部都学会了“放卫星”，产量报得一个比一个高，结果生产出来的所有粮食几乎都上缴国家，公社里自主分配的粮食少之又少，饥荒就这样来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像是荒谬的电影，但是当年的确真实发生了。

村里的问题十分严重，奶奶说，三四岁本来应该是最顽皮的时候，但当时父亲和我的姑姑饿到没有力气走路，两个人坐在门坎上一动不动，一坐就是一整天，连拉屎撒尿都就地解决。最后奶奶说服爷爷，带着全家连夜逃离了那个饥饿的村庄，沿路乞讨，走了几百公里的路，来到另一个情况相对较好的村子，才勉强活了下来。奶奶说，几个月后，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村里没有逃出来的人，全都饿死，无一人幸免于难。

我的母亲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后不久，因为外公外婆工作的关系，搬来到安徽省马鞍山市。1966年，文革开始，我的母亲那年8岁，还在念小学。母亲回忆说，初中的时候她非常热衷于各种革命活动，还曾经作为马鞍山五中的代表，参加马鞍山市的革命会议。母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高中毕业就去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尽管母亲有着一颗“火红的心”，但由于从小生活在城市，对农村的生活非常不习惯，不仅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恶劣的卫生条件也让她无法忍受，更为可怕的是，母亲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难道我要一辈子都过这样的生活吗？”。她发誓一定要回到城里，所以尽管已经到了恋爱和结婚的年纪，也坚决不愿意嫁在农村。

和我的母亲一样，父亲年轻时的愿望也是要做一个“城里人”，所以当爷爷奶奶给父亲说媒的时候，他也是一百个不愿意。

好在1977年，国家重新回复了高考，父亲第一年就考上了中专——安徽淮南电力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马鞍山发电厂工作，成为一名电力工程师。母亲也在1980年代初，回到马鞍山，在马鞍山发电厂谋职。不久后考入安徽滁州卫生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临床检验师。

二、领到“准生证”，我顺利出生

1980年代，中国洋溢着勃勃的生机，政治斗争的年代过去了，各种工业生产相继恢复，各种新思潮也不断被中国人接受。对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迟到的春天，也终于来了。

在他们的时代，恋爱时间太短就结婚会被视为太过轻率，而对于我父母这样从小就都是“模范青年”的人来说，婚姻这种事更是要谨慎考虑。于是，经过漫长的恋爱，1986年，父亲和母亲终于决定结婚了，那一年母亲28岁，父亲32岁。

那一年的12月24日，我出生了。母亲因为年纪太大，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差点有生命危险。12月24日那天是圣诞夜，但父母似乎并没有对这个日子特别在意。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觉得这是西方人才会过的节日，而且商品的贫乏，使得商场也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找各种机会开展打折促销。

尽管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临床检验师，他俩的工作看上去都很不错，但他们的工资并不高。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决定工资高低的因素不在工作的复杂程度和知识水平，而在于“工龄”。工作时间越长，资历越高，工资就自然越来越高。不仅工资的数额要论资排辈，住房的条件也是如此。对于父母这样的职工，单位只能提供了一间十几平方米职工宿舍的给他们临时居住。尽管当时家里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但因为我的降生，一家人都其乐融融。

我小时候母亲常常笑着对我说，我一出生，就开始挣钱了。这是因为，自我出生起，父母每月都能领到十几元的“独生子女奖金”。长大后才知道，这笔奖金完全是在奖励父母节育工作做得好，跟我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中国大陆，197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运作近十年，各种相关措施颇为完善。我出生之前，父母需要向街道申请“准生证”，方可把我生下来。像我父母这样的家庭，如果要第二个孩子，父母两人都可能因此而丢了工作。现在想想看，“准生证”这个名字真是荒谬至极，国家权力已经大到可以干涉一个人的生育权，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

三、生活逐步改善，“我们走进新时代”

1993年，我进入小学念书，我就读的学校是马鞍山发电厂的厂立学校，名叫“马鞍山发电厂职工子弟学校”。学校设有小学和初中，学生大约有一半都来自发电厂的职工家庭，其它则来自发电厂周边的农村。在我印象当中，班上农村学生的成绩大多不大好，穿着比较破旧、卫生习惯也不好。我常常听到发电厂的大人们抱怨，学校因为收了太多的农村学生，使得教学质量下降，课堂秩序混乱。最近几年，大陆媒体常常呼吁大家不要歧视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其实这种歧视早已有之，尽管我们都知道人人生来平等，可是这样的歧视却如此自然地就形成了。

与此同时，尽管我父亲本身就是农民出身，但是从小到大，父亲带我回老家的次数并不多。我想，很多时候父亲不带我回去的原因是怕我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想到，因为我跟父亲家里的亲戚接触次数非常少，以至于长大之后和父亲的家族产生了严重的疏离。

在我小时候，搬家是家常便饭。上小学之前，我家已经搬了两次家，每次都搬进更大更好的房子。1993年，我们家已经住进了一间面积50多平方米，两房一厅的公寓，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大地改善。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所有城市居民的住房都由政府提供，居民只需要向政府缴纳象征性的一点租金。

199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起飞，马鞍山这座建于1950年代的城市，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开发热潮。城市规模由西向东扩大，在东面大量征用农地，建起住宅区和商业区。马鞍山发电厂位于马鞍山市的老城区附近，那个时侯，电厂也挤上了这一波热潮，在城市的新区建设了大量居住条件更好的职工公寓，并财大气粗地购买数十辆通勤车，每天免费接送职工上下班。

在这一波热潮中，1996年，我家也搬进了城市新区。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我们不再租房子住了。

1990年代初期，国家开始试点进行“住房商品化”的改革，住房开始不再由政府全面提供，市面上开始有可以销售的房子。我家所在的“珍珠园小区”，就是“住房商品化”改革的试验区，是“国家样板房工程”的试验单位。

当时为了购买这一套住房，仍需要全厂职工按“工龄”排队申请，申请到之后，购买房子发电厂付大部分的钱，家庭负担小一部分钱，但房屋的产权归个人所有。因此，就在这样的过渡时期，我家用很少的钱买到了一套很不错的房子。其实在当时，几乎家家户户都通过这种方式购房，因此不过几年的光景，原本的“无产阶级”通通都变“有产”了。

不仅如此，我当时就清楚地知道，我家附近住着很多有钱人，他们买房子并没有单位的支持，而是完全凭他们自己用“巨额资金”买来的。当时我们就觉得他们那些人真是厉害。现在想来，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化从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早在1990年代中期，在我所居住的那座江南小城，就已经有相当多的人拥有多于其它人的财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越来越明显。

收入的分化接着带来的就是阶层的分化。当时只要跟别人说我家住在珍珠园，几乎所有人都会投来羡慕的神情，高尚小区的概念仿佛就在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地在人们的心里建立了起来。

四、情况开始起了变化——“如果我中了五百万，还要念书干嘛？”

1999年，我考入马鞍山市最好的初中——市成功学校念初中。这所学校在一年以前刚刚经过改制而成立，它的前身是马鞍山市二中的初中部。在1998年的改制中，马鞍山二中只保留了高中部，继续维持公立；初中部则变为“公办民助”的性质。

不过，体制的改变并没有带来管理制度的改编，两座学校仍然共享教师和校舍，学校的管理在很多方面也和二中合为一体。但是，“公办民助”却为高收费找到了借口，本应是“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的初中教育，新生入学却需要一次性缴纳高达6000元的培养费，但由于马鞍山市居民普遍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希望孩子接受最好教育的愿望，6000块的培养费并没有妨碍学校招到马鞍山市最优秀的小学毕业生。

我初一的时候被班级推选去参加马鞍山二中的学生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学生会生活部副部长。学生会是隶属于共青团二中委员会的一个学生机构，具有一定的自治性，但更多的任务配合老师进行学生的管理，并举办一些活动。在学生会，我认识了很多十分优秀的学长姐，他们中很多人几年后去了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和清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长达4个多小时的学生会全体会，在那次会议上，大家对学生会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辩论，因为当时我们希望在年末举办一场大型活动，但却被学校阻止。学生会本应是一个学生的自治团体，却受到校方这么大的牵制和约束，所有人都觉得很无奈。

就在那几年，我明显地感觉到社会上的有钱人越来越多了。初二那年，班里转来了一个富家子弟。他的衣服、手表都是市面上价格最贵的，还有一部手机。记得我们班主任很不满他上课拿手机出来玩，他却不屑地说，“现在外面连卖菜的都有手机呢！”我们同学常常私下里讨论，他家有好几套住房，还有一部车。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父母都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按说在国有企业并不应该有超出常人的收入，但他家却有，原因扑朔迷离。

那时候彩票卖的很火，“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两种的最高奖都有五百万元人民币，记得那位富家子弟常常在班里跟大家讨论彩票，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句：“如果我中了五百万，那还要念书做什么，天天回家睡觉就好啦！”现在想来，这的确是一句真理，呵呵。不过当时我们很多人听他这么说都非常不满，因为初中年代，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学习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

尽管后来社会的发展，把学习的目的变得越来越功利，学习就是为了赚钱，一年又一年，在社会大众的眼中，这个命题逐渐变成不证自明的真理。

五、个人的觉醒——“原来他们都在骗我！”

2002年，我十分顺利地考入马鞍山二中继续念高中，高中时代我开始接触到一些社会变革的思想，《南方周末》、《杂文报》是我当时常常阅读的刊物，经由报刊的指引，我开始十分积极地寻找与课本不同的观点，《苏菲的世界》、王小波的杂文成为我的最爱。这一阶段的阅读，让我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不再愿意遵照父亲的愿望，进入大学的工科念书，毕业后进入发电厂。尽管如此，我还是鬼使神差地选择了理科，并且考入了厦门大学的计算器系。我至今不能理解我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荒唐的两个选择。

2005年进入厦门大学让我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我在给高中老师的信中写道，“脱离的家庭的束缚和老师严格的管教，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滋味。”的确，厦门大学给予每一个同学广阔的挥洒空间，各种课外文化活动如火如荼，我在厦大认识了很多真正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清楚地知道，我和这些朋友因为共同的志趣相识，他们将会成为我一生的挚友。

像高中一样，注意搜集所有跟传统观点不同的报纸、杂志、书籍和网站。我发现，新闻出版业也发生了显著的变革，传统的像《人民日报》、《半月谈》这样的党报党刊，阅读率越来越少；而拥有新兴价值观的报章杂志则获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南方周末》、《南风窗》、《凤凰周刊》等等成为我们了解时事的重要平台。经由这些报刊的推荐，我读到了龙应台的《野火集》、林达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等等介绍自由民主人权的书籍。而正是这些书，成为了形塑我个人自由民主思想的最重要读物。这时候，我才猛然醒悟，原来我们本来应该有的这么多权利都被他们无端地拿走了。

大二下学期，同学偷偷传给我一部讲述纪录片。那部片长达三个多小时，我一口气看完之后，觉得身陷恐怖的泥淖之中。尽管之前曾听父母含蓄地提到过，但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对于1989年发生了什么，知道得并不清楚。但当我第一次看到当时的画面，我整个人都被震撼了。我开始知道，十几年来我接受的教育，充斥着政党的宣传和历史的谎言。我试图了解更多不曾知晓的真相，我想要回更多被拿走的权利。

那时候，大陆的网络已经被上了重重封锁，很多网站都不能登陆。不过这不会难倒我们大学生，轻而易举我们就找到了突破封锁的办法。大二下学期，我连续几个星期在计算机上搜寻关于1989的数据，大量数据的阅读，让我越发觉得触目惊心。

从此以后，看禁书，上被封锁的网站成为我生活的一大乐趣，我一边感受着多角度看世界的快感，一边享受这叛逆的满足。

六、转入新闻系——“我要当记者！”

大一时候我进入厦门大学学生会会刊《厦大经纬》工作，因为工作成绩斐然，大二上学期，我已经成为编辑部的副主编，编报纸杂志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我做记者和编辑似乎永远不会觉得累，并且很容易就做得很好。在发现自己在这一方面的潜能的同时，我也在思考我未来的人生，毕竟我的专业是计算器，今后究竟要做什么真的是一个问题。

不过，机会说来就来了，大二下学期，学校宣布可以进行转专业了，尽管转专业在厦大并不是第一次，但大二那年，却是新闻系第一次接收转系生，我隐隐地觉得，这是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尽管新闻系全校只招两个人。

我十分幸运地通过厦大的转专业考试，从计算机系转到新闻系继续修习。尽管我的父亲强烈反对我转专业，但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为自己做了决定，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既然这样，还犹豫什么呢？

大三一年的学习是十分淋漓畅快的，我竟然在一年的时间内奇迹般地修完了新闻系三年的专业课程，并且用课余时间在香港《文汇报》厦门记者站，以及《厦门晚报》经济中心实习共计近四个月。

除此之外，更加幸运的是，我通过申请和面试，有了来台湾大学政治系交流的机会，在台大的学习经历和厦大十分不同，仿佛又重新上了一次大学。

在台大，我开始试着跳脱更多的迷思和道德的束缚，更加中立的看待一些在大陆被认为是禁忌的观点。任何一件事物都有两面性，任何一种学说和社会运动都有存在的价值，社会为什么不可以是多元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政党、政权的立场，拥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呢？在台大自由的氛围中，我学到很多。

未来的路将会怎样，一切都还是个未知数。但正因为诸多的可能性，才让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力。但不管怎样，我终究会跟中国的历史命运牢牢地绑在一起，想跑都跑不掉。

        每次都是在考试温书的阶段有无穷无尽的写东西的欲望和灵感，时间越紧张，想法冒越多。最近期中考临近，本应该生活地纯粹一点，就像星博大哥的签名一样，“住在总图一楼最右边长桌的左端”。不过情况却恰恰相反，这周到现在，四天内已经看了三场电影，跟朋友出去聚餐一次，额外旁听了一节宪法的课，上周末还去政大听了一场讲座。接下来的五六日三天，还会有一次小聚，另外适逢台大八十周年校庆，打算逛一逛园游会，突击购买台大纪念品，以及跟同学一起去看台大校庆晚会（有周华健捧场，另外还有台大合唱团，所以一定会蛮精彩呦！）

       仔细想来最近还真是活动多诶（尽管作业考试也很多= ='），所以启用了带有日期的那种记事本，用来备忘。这边简单整理一下下周的主要活动安排。

       周一交台湾文学选读的期中报告；周二下午社会学考试，晚上放松一下，去社科院听从巴尔干看两岸关系的讲座；周三晚上跟舍友一起去国家音乐厅听圣诗音乐会（只用270块台币就买到了门票哦，而且是在四楼的第一排！听合唱足够了）；周四上午交读书报告，并且听南周记者的演讲（向阳，文化板块总监；朱强，上海记者站站长），下午交国际关系报告和《悲情城市》观影心得；周五传播研究方法期中考。

       哇塞。。。真是太太太太太充实的一周了。。。的确应该庆幸，经历了前一阵的怠惰之后，忙碌的生活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