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自杀现场时，我几乎是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俞老师的老练在这个时候就发挥出来了。他先是安抚自杀者：“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想不开呢？我也有对生活很失望的时候，但常常我昨天和今天想的又不一样。”

俞老师告诉我，这个时候记者一定要报警。“如果记者在现场，却没有报警，别人会说，这个记者太冷漠了。光顾着抢新闻，不顾受伤者的生命。”

自杀者什么也不愿意说，一脸痛苦的表情。我手足无措。俞老师跟他聊天，得知他是重庆人，赶紧让一同前往的重庆籍实习生小胡上去跟他聊天。见到老乡，自杀者放松了一些，慢慢地开始愿意说话。接着120来了，自杀者被送到医院。

俞老师安排小胡跟去医院采访，跟自杀者聊天。俞老师再三叮嘱：“先做好人，再做好记者。”让小胡好好地跟他聊天，让他感受到老乡的温暖。

送到医院，自杀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告诉小胡，他姓周，是重庆潼南人。我们为什么要跟到医院，当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新闻信息，但现在想来，我们一直在医院里陪着小周聊天，客观上也安抚了他受伤的心灵，否则，他很有可能走出医院没几天就又去自杀。

福建交通频率的林老师是这次事件的爆料人，也正是他，让整个事情有了突破式的的进展。下午林老师又来到医院，通过与小周的聊天，小周终于说出了一个他老乡的电话。林老师打电话过去，得知原来小周并不是没有亲人，他的亲生父亲就在泉州。紧接着，林老师打电话叫来了周爸爸。

记者对一个事件的介入有多深，这次我算是领教到了。

因为没有家属来付款，小周的伤口医院不愿意缝合，俞老师让我去找医院的领导。当我亮出记者的身份，请求他们帮忙治疗时，医生很快答应帮小周先缝起来。医院的领导跟我说：“我们医院有我们的原则，如果是危及生命，有没有钱，我们都会立即抢救。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没有付钱，我们一般是不处理的。这次你们记者来了，我们看在你们的份上帮他缝起来。”

小周说，他在一家包袋厂打工，厂里欠他的薪水一直没有给他。当时，小周找不到任何亲戚，又身无分文。只有要到工厂拖欠的工资，小周才有钱进行下一步治疗，才有能力暂时在泉州生活下来。

俞老师握着小周的手，跟他做了一个“君子协定”：“小周，我们做一个约定，我帮你要回1000块钱的工资，你不要再自杀了，好吗？”小周点点头。

之后，俞老师去往鲤城区劳动局，找到劳动局的高局长，希望能与包袋厂联系，拿回小周的工资。俞老师告诉我说，开始劳动局那边根本不当作一回事，直到俞老师跟政法委书记联系上，他们才慌了，派了执法大队的人下到工厂，帮小周找老板讨薪。

终于，小周的工友为小周送来了1000元钱，还带来了水果慰问。周爸爸领走了孩子，一家人再次团聚。

事情看起来还挺圆满。

今天，我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原来记者并不只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记者对于一件新闻，可以这样深度的介入进去。一方面因为只有介入，才能推动事件的发展，获得更多信息；另一方面，记者也是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关心社会的人，见到此情此景，能袖手旁观吗？

另一方面，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因为记者的“特权”，医院才肯帮忙缝合，劳动局才肯帮忙讨薪。如果没有记者，小周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