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oogle group这么多天，我不由地发出这样的感叹：传统的力量坚不可摧，google group终究还是一个小众的产品。

     作为我本人，我是非常讨厌QQ群的，因为那些只言片语很容易就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并且，我们几乎不能通过QQ群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需要进行高效工作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愿意登陆QQ（即便是隐身状态），我总觉得各种信息会干扰我的思路。

      所以，Jingwei Club成立之初，我是坚决反对建立QQ群的，我很不愿意让自己和读者朋友的QQ又多了一个噪音源，于是我选择了google group。不过，这些天以来，Google group的应用反响并不是特别好。

      首先，我发出的邀请有超过一半没有获得通过，这可能是很多人不大明白这个group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次，论坛里面的留言相当少，几乎是我一个人在说话，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google的帐号；

     第三，今天我发现，即便是经纬内部的同学，对google group也没有什么好感，有人觉得那个网址很长记不住，有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是干什么的，在我跟经纬同学的交流中，大家也很少提到这个论坛。

      相反，大家还是非常喜欢QQ群，连我自己也有些动摇了。因为google group上面实在是非常冷清，而且还有超过一半的人不接受邀请，而ＱＱ群的群邮件同样可以实现google group的邮件群发功能。

      现在，我选择妥协。我决定加入读者俱乐部的QQ群，之后的活动，QQ群上也会同步通知。

      不过，google group的读者俱乐部论坛还会继续存在，并且我会把那些没有接受邀请的统统拉进来，并且在邮件中向他们推广gmail，告诉他们google group的好处——适合严肃讨论，并且保护个人隐私。

娇案，我们严肃地争论，把一个朋友骂得狗血喷头，对自己的角色没完没了地自省，认为新闻的技艺应该不断磨砺、完善，我们讨论弱者的权利，也讨论对道德立场的警觉；我们讨论真相是什么，怎样才是走向它的路径。我们还争论律师的表现…… 然后，一纸禁令，一个电话，被我们抨击或捍卫的那个朋友，那个挨着骂、嘴上硬着、其实也在省思自己之前的专业表现的人，从这一刻开始，被切断跟这件事情的联系。你还活着，你能看，能听，能触摸感知，但你不能说，不能提问，不能调查。 禁令一出，地方官员立刻开始抓记者，抢夺、殴打。以至于女记者要说，我是女生，你们不能动我，否则我学阿娇。但他们还是抢走她没有挂断的手机。

禁令从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辩护，它来了就来了，横空出世，没有原因，在人之常情和法理上横行霸道。 公权力的行使也不需要争论。当你还在考虑平衡报道，希望群众情绪回归理性，律师的专业要更精进，以事实为依据，总之，我们谦恭自觉地，希望创造一个公权力可以平稳而合理地运行的社会和舆论环境。 自作多情的是，它根本不需要。 它只是施暴。不探讨，不解释，不争论。 它轰鸣而过，像一辆没有表情也看不出谁在驾驶的坦克。它藐视我们的思考，践踏我们的道理。它就是道理本身，硬道理，最坚硬的道理，最坚硬的取代道理的伪道理。

海峡论坛，民进党最大的嘉宾要算许信良了。

这位民进党前任党主席，曾经为民进党从街头走向执政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帮助民进党在“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中大胜。不过今年5月17日，民进党以及本土社团举办“呛马大游行”，许信良没有出现在台北街头，却来到厦门的海峡论坛现场。台湾《联合报》援引绿营人士的话说：“分道扬镳”。

　昨天，海峡论坛在厦门轰轰烈烈的开幕了。据称，这是两岸间“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活动，台湾方面来了8000多人，大陆这边更是在厦门、福州、泉州、莆田四地不惜成本地大办各种活动。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论坛”，就是各种不同的人聚到一起，各说各话，说完再各回各家。

    　昨天，贾庆林会见了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朱立伦是国民党在台湾以来最年轻的副主席，又是桃园县县长，被认为是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朱从政以前，曾是台大最年轻的正教授，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会计学客座教授，最近一次来大陆，则是在1998年5月4日的北大百年校庆。也正是在那一次，他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贾庆林有过第一次的会面。

     　十年之后，两人再次聚首，不再是市长与教授的关系，而更有了一点一较高下的味道。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朱立伦在致词时针对贾庆林对两岸交流的看法响应强调，台湾社会是有一些反对意见，‘但这是多元社会的常态，台湾无论是政治或是媒体，都是乱中有序’”，报道同时评论说：“朱立伦在致词时处处语藏机锋，逐一回应并阐述台湾民主与社会多元化的价值内涵，初试啼声、惊艳四座，也害得新华社东删西减只登了四百多字内容。”

    　各说各话的场景不仅仅是在“贾朱会”上出现，朱立伦为桃园航空城招商办记者会，记者们却似乎对那个航空城完全不感兴趣。

    　朱立伦播放完桃园航空城的影片，记者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就问跑了题，《凤凰周刊》的记者站起来说，桃园不仅仅要建航空城，还要建“两蒋文化园区”，请问您对于蒋经国怎么看呢？朱立伦想了想说，“勤政爱民。”

    　尽管这样，朱立伦还是把绝大多数的提问机会给了大陆记者，这让台湾记者不禁生出几分妒意。这次的海峡论坛，是我经历过的各种两岸交流活动中，记者最多的一次。或许是因为，这次组委会愿意报销来回机票，还给记者包吃包住。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有这样的待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被告知，酒店都住满了，上外面随便找一地凑合吧。不过南方的记者受政府冷落似乎也不是第一次了。住宿事小，采访事大，记者与记者之间的阶级差异还集中体现在记者证的等级上。与以往类似的活动一样，海峡论坛也给记者划分了若干等级。中央媒体、台湾媒体给橙色的A证，地方媒体给蓝色的B证，可别小看了这AB一字之差，关键时候，现场说不让你进你就别想进去。遇到此等状况，记者也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昨日收到两张“中时集团”记者的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旺旺公司的ＬＯＧＯ，让人不禁有几分错愕。那幅可爱的娃娃图出现在名片的左上角，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旺旺鲜贝销售代表。名片的变化或许可以反映出被旺旺集团收购之后，中时集团内部发生的微妙改变。中时集团旗下《工商时报》的记者说，旺旺的老总打算创立一份《中国旺报》，专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但并不派驻记者来大陆，完全使用互联网上的报道。不知这一项大胆的计划何时会付诸实践，也不知台湾的民众对一张全部刊登大陆新闻的报纸是否会买账。

    　面对这次海峡论坛，民进党曾一度颇为紧张，毕竟开幕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在台湾有民进党发起的517反马大游行，这手下的干将都去了大陆，游行怎么办呢？于是民进党下令公职“不得”参加海峡论坛，卸任党公职“不宜”参加。   

    　不过，该来的还是来了，昨天，民进党前任党主席许信良如期出现在了论坛现场。说到许信良，还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就读有“国民党党校”之称的国立政治大学，并且被国民党认为是政治上颇有前途的有为青年。可是去了趟英国留学之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向深绿，之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还有过几年牢狱之灾。1995年，他在民进党党内大胆提倡西进中国大陆，尽管遭到党内指责，但后经辩论，终将民进党的政策定调为“强本西进”。2000年陈水扁当选后，许信良开始公开批评陈水扁的各项政策，也被外界视为是“泛蓝”乃至“深蓝”人士。从那时开始，他多次以民间人士身份访问大陆，与大陆高层有过多次接触，力图在两岸交流中，重新建构新的政治舞台。

    从蓝转绿，再转蓝，许信良却不是那种见风使舵之徒。这一路走得虽然辛苦，即使与主流话语相背离，许信良也坚信自己的判断，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过，面对岛内的各种指责，许信良孤独的背影总让人觉得有几分怆然。

　　这就是海峡论坛，各路神仙匆匆驾到，扮演完各自的戏码，再匆匆离开。“交流盛事”也好，“统战大戏”也罢，支持或反对的双方，都想给海峡论坛贴上自己的标签。不过，海峡论坛这种“务虚为主、务实为辅”的论坛，究竟能对两岸关系产生何种实质性影响恐怕很难，但街坊亲邻常常走动终究不是一件坏事。

       在张ＪＪ的忽悠下，不小心又给经纬写稿了。

　　这次是内部交流刊物《经纬传媒观察》创刊号的“特别策划”。我们从南方报业评出的2008优秀记者中精选出五个，把他们的自述和同事的旁述转载过来，再加上我们经纬人自己的推荐文字，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鼓励和业务上的启迪。

       我做了南方周末的马昌博、南都娱乐周刊的艾辉和云南信息报的汤骥。马昌博的部分颇为费劲，很想用他在南方周末内部交流刊物《马后炮》上面的文章，却一直找不到电子版，所以干脆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了。所幸过程并不算漫长，也不算痛苦。上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也是想跟经纬的大家分享《南都娱乐周刊》的一篇绝妙的文章，呵呵，其实记者跟打字员，还真差不了多少。

       偶写的三段推荐文字粘在下面吧，算是提前一点点发布。希望张ＪＪ同学不要抓狂。

   1、艾辉：我做娱记

    今天去听了袁岳的讲座，关于大学生职业准备的八目标。    

        袁岳是零点咨询研究咨询集团的董事长，东方卫视《头脑风暴》的主持人。之前看过他的一些专栏，但对他不是特别了解。提前半小时到达位于自钦楼的讲座地点，竟然已经没有座位了，场内还站了很多人。      

        又不是连岳，至于吗？我心里说。不过，整场讲座听完，觉得今晚来得真挺值！

        最让我感慨的是，那种站在高处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身在厦大，地处东南一隅，已经很少能感受到这种气度和境界了。在很多人眼里，求职更多是找一个饭碗，而不是寻找，或者搭建一个事业平台。那些关于职业规划的讲座，要么止步于各种宏大的理论分析、说教，要么陷入各种琐碎的求职细节。

        而今天袁岳说，我们不要“将就”的生活，我们要用兴趣作为事业成功的推动力，具体怎么准备，还给出了八个可操作的指标。对于我这种已经找到工作的人来说，袁岳对于事业的价值观，更加坚定了我实践自己热情与梦想的职业信念；八个指标则告诉我，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今晚一直都很庆幸，我就是那种让兴趣成为专业，并顺利成为职业的人，就是那种工作对工作偏执、痴迷，并且永远不会累的人。很庆幸在大二的时候有机会调整自己的职业目标，并且在大学的后两年，朝着自己的目标一路狂奔。尽管目前工作仍不理想，但我相信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今天一边听讲座，一边第一次用fanfou和twitter对讲座进行了实时直播，感谢闪电流星、Qienkuen等推友对实时直播的关注和回馈。

       将直播文字简要整理如下：

       袁岳说，大学四年要读完240本书，索引式读书，精读建立在粗读的基础上；大学四年要结识150个陌生人，社会地位取决于认识陌生人的能力，先行投入，转移回报，干净，无所图。

      袁岳说，大学至少当一次学生领导，创一次业，人际组织将带给你更多的资源。

      袁岳说，实习生不要批评你的单位，不要选择两个人作为你的良师益友。

      袁岳说，掌握十种人情世故。

      袁岳说，我每天都写日志，原因是希望形成反思、分析、改进的能力。你对你生活中的东西有多少有讲究啊？你讲究讲究就是专业了。

      袁岳说，每年去三四个不同的地方，认识当地人，去当地人去的餐馆和夜总会；每个月听两场与自己领域不相关的讲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就是象牙塔与江湖的结合。

      【袁岳语录】

      色狼的特点就是看上去不像色狼。

      企业家成功的原因就是偏执和痴迷。

      只要你依赖父母，“将就”会成为大部分人的宿命。

      如果天才被人当成是神经病，那他一定是缺少一个能与大多数人沟通的人。

      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的人是最好的团队成员。

      总结一下，目前需要踏踏实实做好现在的工作，就像袁岳所说，“找到一个着眼点”，恩，而且至少现在的工作是能让我充满激情的；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做论文，现在感觉研究渐入佳境，相信这一点有学术含量的工作对未来一定会有帮助；需要有更好的读书计划；需要有效整合人脉资源；需要像袁岳一样，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有很好的总结，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

      今天的直播都是通过手机短信，在现场感觉打了很多字，发了很多条。可是回来上网看，好像也没有很多。感觉在移动互联网性能上，手机比起电脑，还是差了很多，连使用fanfou、twitter这种软件都能感受到明显差别了。所以，相比于手机，我还是更看好上网本的前景，也更愿意有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上网本。神啊，赐我一台吧！哈哈！

这应该是给大学期间给《厦大经纬》写的最后一篇稿了，张JJ说，这是一次华丽的谢幕。

最早接这个活儿是在光合作用咖啡馆，我跟圈、浣、JJ一边喝咖啡一边审这期经纬的稿。看着之前做出来的志愿者专题，觉得实在是不满意，讨论了一下，还是决定亲自操刀，基本上完全重写了一遍，这篇是那个专题的主稿。

记得第一次敲这篇文章还是在图书馆的社会科学借阅区，我刚刚写完关于“志愿者元年”的那一段，就接到了南方报业的电话，人力资源部告诉我说，我顺利通过了笔试，下周去广州面试。我欣喜若狂，当即昭告天下，呵呵呵，这篇稿也因为这个借口就暂停了下来。

面试在广州折腾了将近一周，精疲力尽，最终还是与南方擦肩而过。有心栽花，无心插柳，从广州直接回福州，极其顺利地捡到了海财的工作。之后一边在海财实习写稿，一边心里惦记着这篇，终于在某一个夜里把整篇稿写了出来。写完觉得很不满意，发给了熊、狒狒，还有我们系的迟老师征求意见，大家回邮件说了自己的看法，我也找到了稿子的问题所在，于是重新理思路，重新写稿。

本来这个专题有数篇小稿构成。张JJ在《台海》杂志实习过，他提醒说，稿件太多太短像报纸，放到杂志上会不好看，于是又按照这个思路将几篇小稿整合起来，成为这一篇主稿。这才有了一点杂志的样子。

最后挑选配图，写图片说明，过程中还跟张JJ小吵了一架，事后想想其实张JJ是对的。图片具体是配哪篇稿，作为背景还是插图，要放大图做出气势，还是放小图做一个装饰，哪些图必须放，哪些图可放可不放。这些的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吵了一架，学到一点做杂志的基本知识，还是挺值的。

再后来，我们遇到了Qienkuen，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经纬不同的品牌应该有怎样的明确定位，作为校园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经纬团队如何更加高效的运作，以及怎样在校园当中扩大经纬的影响力，甚至怎样让经纬成为一支开放的队伍，而不是封闭的小团体。与Qienkuen的相遇，让我们想了更多，也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凤凰花就要开了。

我们自己能做的终究有限，欣慰的是经纬团队后继有人。一群年轻的媒体人已经披挂上阵，他们摩拳擦掌，意气风发。因为他们的存在，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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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志愿者元年

                                  ——志愿者群体与他们身后的国家

毫无疑问，2008年是志愿者元年，无论对于厦门大学，还是整个中国社会。

雪灾、地震、奥运，一次次的大事件将中国志愿者推向了前台。主流媒体的大量报道、民间NGO的广泛参与、志愿者培训机制的不断成熟，让志愿者的行动在这一年焕然一新。还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中国公民成为志愿者，志愿者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力。

    2008年同样是厦大的志愿者元年。奥运会还没开始，厦大的奥运志愿者就早已成为了校园里的明星，志愿者从此告别了“学雷锋，做好事”的朴素形象，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9·8志愿者、文博会志愿者的大规模选拔，更让志愿服务成为校园里的一种“时尚”。2008年底，厦大的志愿者服务网成功搭建，志愿者服务时间存折正式上路，校方希望通过更加公开规范的管理，激励更多同学参与到志愿服务之中。

回首2008年的志愿者行动，尽管很多在组织上比较零散，专业上比较欠缺，与官方的协调也不够完善，但舆论还是授予了他们很高的荣誉。毕竟，2008才是志愿者元年。

志愿服务的三种动机

有学者认为，中国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大致有三种：1）传统型，为奉献爱心；2）现代型，寻求自身发展；3）后现代型，寻找快乐和开心。如果问我们身边的志愿者，为什么会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来，这三种理由可能每一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江钰铃2008年曾经去四川做过两个多月的志愿者：“那时候跟朋友一起创业失败了，心情特别糟糕，去四川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让自己重新振奋的机会。”到达四川之后，灾区的种种现况让他心如刀割，中文系毕业的他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助灾区一臂之力。于是，他成为了四川省茂县文体局的志愿者，每天去各个灾民安置点，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情况进行抢救性的普查。现在，江钰铃回到了福建，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四川的那一段故事，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回忆。

范传贵是新闻传播学院海西乡村图书馆项目的志愿者，2008年，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在福建宁德、长汀和四川什邡建立起了三座乡村图书馆。对于自己做志愿服务的原因，他在博客中写道：“大概是因为一年前为两位师兄做实践总结时已经被感动，大概是因为为大学里没有实实在在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而懊悔，大概是因为想为大学留下一段回忆，为毕业找几个能够挥泪的知己，大概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大有可为！”

现在，登陆厦门大学志愿者管理系统，数十个志愿服务项目瞬间就会展现在你眼前。如果你致力于环境保护，你可以参加利乐包回收、低碳校园行等项目；如果你想走进孩子们的世界，你可以选择去金鸡亭社区的爱心课堂支教；如果你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厦门市自闭中心、慈爱敬老院正在招募志愿者；如果你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九八”、“文博会”的外语志愿者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像那首诗里说的一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厦大出现各种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活动，仿佛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也许不用耗费太多的精力，你也可以为社会做一点点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前提是你足够有热情，并且足够优秀。与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有所不同，我们一边服务，一边收获快乐、幸福和弥足珍贵的友谊。志愿服务不仅洗刷了八零后“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的污名，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向长辈们展示我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008年11月29日上午，在厦门大学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的统一组织下，第一批《厦门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时间存折》顺利发放到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的手中。这一本时间存折，将用于记录志愿者在校期间，参与校内外志愿服务工作的经历、服务时长等信息。

很多人质疑，志愿服务的存折制度让本来单纯的志愿者服务变得功利了；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校方希望通过存折制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也许前几次参加志愿服务是只是因为志愿服务时间的压力，参加多了，没准真的激发出了志愿服务的热情，甚至让服务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此看来，这项制度当然无可厚非。

不过，想要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志愿活动，光靠志愿服务时间存折，肯定还远远不够。我们曾经提到志愿者的三种动机，如果能对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一些优化，让志愿者们真正能为社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在志愿服务当中得到更多的锻炼，并且收获更多的快乐，或许这样，才更能达到激励的作用。

“爱心课堂”的成功或许就能给人一些启示。2008年，公共事务学院的志愿者们创立了一个“爱心课堂”的服务项目，走进厦门市的西边社区，为农民工的孩子们辅导功课。与大多数短期的支教活动不同，“爱心课堂”想要做长期的志愿服务。“爱心课堂”的负责人王磊说：“仅去上一次课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可以真正提高孩子们的成绩。”于是，他们给参与进来的十几名志愿者做了一个排班表，每周固定上两次课，每次三个人。

应该给孩子们教什么，最初谁也不知道。队员们只能通过与孩子们接触，摸着石头过河。辅导结束，志愿者们再凑到一起，对下一步的教学计划进行讨论。慢慢的，队员们针对这些孩子的特点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还将每周两次的活动时间增加到了三次，增加的那次，专门给孩子们讲英语。除此之外，他们还主动与老师交流，和家长沟通，给孩子们建档案，志愿者们把简单的支教做成了自己的一番“小事业”。

不知不觉，这个活动就持续了三个月，一些孩子成绩的显著提升让志愿者们喜出望外。学期结束，第一期的活动也告一段落。最后的送别会上，孩子们精心准备的演出让志愿者们十分欣慰。王磊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群孩子。农民工的孩子，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自卑和沉闷。他们和所有同龄人一样天真可爱，调皮捣蛋。但他们比城里孩子少了宠溺，多了懂事。”不仅如此，志愿者们意外地发现，在学校里遇到的烦心事，一和孩子们在一起就烟消云散了。而三个月的磨合，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志愿者之间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参加“爱心课堂”之前，志愿者张明星还参加过一次去龙海一中的支教活动，对比这两个活动，张明星说，相比于那种蜻蜓点水式的支教，这种长期稳定的志愿服务项目虽然付出的更多，但收获的也更多。

新学期开学，“爱心课堂”的第二期正式启动，志愿者的报名人数比第一期增加了一倍多，这让活动的组织者大吃了一惊。

一位社会学系的大四学生将“爱心课堂”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我看到这个活动与其他志愿活动的不同，因为它让每个参与者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快乐和满足，从而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

（这张图来自圈的博客，圈当年也参与了海西乡村图书馆的活动，并且拍了很多非常棒的照片，圈在博客里说：“我觉得这样的她，很美。”）

志愿者背后：变化中的中国

在水木社区上曾有一篇红帖，回忆了发帖人在初中时代参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经历：

“1990年秋，北京亚运会。如果有人记得那个开幕式，就会记得那个占了工人体育场东面一整面看台、破了吉尼斯纪录的超大背景台，那是三万个中学生的血肉之躯，我们学校有几百名学生参加，而我有幸在最中间的那一排。”

据楼主回忆，这三万名学生是从北京几个区的众多中学生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排练当中翻页累计犯错六次就会被淘汰，如果在开幕式正式演出时翻页出错，轻则受处分，重则可能被取消中考资格。

当时间走到2008年，北京举办了规格更高的体育盛会，这一次，没有了数万人的背景墙，却有更多的人自愿参与到了奥运的服务工作中来，他们有了新的名字——志愿者。背景墙被更先进的电子液晶屏幕所取代，翻纸板的人被解放了出来，他们微笑着服务，成为了北京最好的名片。

二十年不到的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曾经一味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强调服从大局；现在，我们更加重视独立的个性，重视个人正当权利的维护。而个人意识的蓬勃生长，并没有让社会因此变得硬邦邦冷冰冰。在2008年，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现代“志愿者”概念的深入人心，另一种的集体意识生长了出来，它是对于公共利益的捍卫，对社会公义的坚持。

那些狂热地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大概是不会有“志愿者”这种概念的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高无上，个人的一点得失是多么微不足道，服从集体的意志，听从集体安排是理所当然的。人人都无可选择，必须成为“志愿者”。而现在，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要不要做志愿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志愿者岗位。在“志愿者”的背后，变化的是对于个性更多的认同和尊重，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今年1月18日，台湾各地开始正式发放消费券，每一位台湾居民均可领导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折合人民币约750元）。消费券带来的强大买气让台湾的众多商家兴奋不已，也启发了海峡这边诸多地方政府的脑筋。早在今年年初，四川成都就为困难群众发放数额不等的消费券，紧接着，杭州、南京、深圳等城市纷纷传出发放消费券的消息，大陆地方政府的决策速度之快，行政效率之高，似乎要让台湾的官员们自愧不如。

       发行消费券，无非是想借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红包”增强民众消费的积极性，让人们有足够的动力去购买平时舍不得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已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据说日本早在几年前就发行过消费券，而且效果还不错。而在同样不爱消费的华人世界当中，发放消费券还是头一回。

       尽管发券的目的都是为了提振经济，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两岸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却会发现几个显著的不同，而就像“一滴水里能看出一个世界”一样，这样的不同，是如此耐人寻味。

       与台湾发放消费券在政策上最为相像的，要属杭州的全民消费券了。杭州市的每一位居民都可以拿到这样的消费券，并且消费券的使用也没有任何行业的限制。不过，杭州市政府却规定，有资格接受消费券的商家，2008年的营业额必须超过5000万元，这样一来，便只有20多家商家具备了此种资格。

       而相比之下，台湾消费券在使用上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大到百货公司，小到街边的小吃摊，甚至买机票、住酒店，都可以用消费券付账。其实，在消费券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台湾政府同样规定消费券只能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家使用，像那些街边的摊贩，就不具备收消费券的资格。不过此规定一处，舆论大哗，媒体和民众纷纷指责政府的做法不够公平公正，更没有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于是，一周之后，政府更改了他们的决定。

       与杭州的全民消费券不同，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则玩出了更多的花样，或许也将遭到最多的质疑。在南京，政府根据居民户口簿上的号码尾数，通过摇号的方式，向约5%的居民发放了价值为100元的旅游消费券，消费券必须在政府指定的数十家旅游服务商家中使用，并且最多只能冲抵消费额的50%，也就是说，南京居民要想享受到这100元带来的实惠，必须至少再花100元出去才行。而且，这种消费券分五批发放，一个月发放一批，并且必须在当月用完，过期作废。种种的限制，让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倍受争议。

    台湾的消费券政策也曾遭遇经济学家们的指责。不少经济学家表示，台湾消费券发放的数额不够大，使用时间又很长（2009年9月30日才到期），大多数民众会用消费券来买米、买油、买卫生纸，而不会有太多的人用它来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因此，发消费券对扩大内需不会有什么促进作用，何况，消费券的印制和发放，还会产生巨大的行政成本。

    与台湾的消费券相比，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毕竟它不能买米、买油，用的时候还必须再掏另外50%。可是，消费券属于一种财政转移支付，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资金，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广大纳税人的头上。而用各行各业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单单只发展旅游业，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如果我是家电业的老板，我也会觉得应该发家电消费券；如果我是汽车业的经营者，我则会想要发放汽车消费券；如果我是房地产业者，我会说，房地产业正值低迷的寒冬，地产消费券迫在眉睫。

    不仅如此，通过摇号的方式向一部分居民发放消费券，看似公平合理，可是仔细想来，让95%的民众为另外5%的民众买单，不管这5%是怎样产生的，都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大家的钱就是应该大家一起用。

     如果总结两岸之间发放消费券的异同，我们不难看出，大陆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关注的是效率，而台湾的消费券发放则更强调公平。杭州对于商家的过滤筛选，尽管对中小商户不那么公平，却相当程度上节约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而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尽管只肥了旅游业者，却非常有效地规避了消费券“替代日常必须消费”所造成的浪费，因为这种消费券不能买油买米，只能去旅游。在GDP的增长上，想必会有很高的投入产出比。

    而对效率的过度关注，对公平的重视不足，则会产生非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社会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妥善照顾等等。杭州的消费券只惠及大型商家，却让大多数中小商户的利益无形中受到了损害，而南京则更典型的将政策向单一行业倾斜，发展了旅游业，却让百货业、服装业、汽车业、地产业等等其他行业的经营者寒了心。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近来媒体上关于消费券使用效果的讨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而在消费券政策的公平性这一点上，却鲜有评论者涉及。我们仿佛沉醉在消费券对于拉动内需的美好想象中，却无视消费券发放中诸多不公平的因素。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发放消费券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如果不注意公平问题，则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

     来台四个月，最近陆续听到马政府关于开放“陆生来台”的相关政策，其中“三限六不”：「不加分優待」、「不會影響台灣學生就學權益」、「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不會有就業問題」、「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限制採認之高等學校」、「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制醫事學歷採認」。看完不禁对该政策的未来心生疑虑，联系之前“陆客来台”的政策，更对马政府的执政风格忧心忡忡。

我看“台独”

        如果说对于某种社会规制的挑战和省思，我想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每一位交换学生，都会有很深的感触。来台湾三个多月以来，我们的所见所闻常常与我们之前生活的那一个环境产生强烈的冲突。台湾的社会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索我们原来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的想法跟理念。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对于“台湾独立”的看法。

一、“我会告诉他们我的立场！”

在大陆并不是接触不到台独的信息，我们当然也知道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只是这些台独的言论跟行为是专作批判用的。在很多大陆人的眼里，李登辉、陈水扁都是分裂祖国的大恶人，就连歌星张惠妹也曾经因为唱了“国歌”而被大陆媒体封杀。

我自认为是一个信仰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也常常批评政府的一些专制的做法，但是谈及台湾问题，我跟绝大多数大陆人的观点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宝岛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分裂祖国的行为是绝对不能被容许的。我想，即使政府开放言论空间，也不会有人出来为台独辩护吧，因为在我们的眼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来台湾之前，我曾经特意找学院来过台湾的老师聊天，那位老师告诉我说：“去台湾之后，不要跟别人争论“统独”的问题，因为你不仅无法改变他们的看法，相反，别人会因为你的固执而不愿意跟你有过多的接触。”当时我并不能完全同意老师的说法，我回答说：“我不会跟别人争论的，但我一定会告诉他们我的观点跟立场。”

二、“我一定要驳倒她！”

来到台湾之后，我发现，其实根本不需要追问台湾人对于统独的观点，仅仅从他们对于对岸的称呼上，就可以大致猜出他们的意见了。比较偏统一的，或者比较认可中国的，会称我们为“大陆人”；相对的，比较偏独立的，会直接了当称我们为“中国人”。

尽管刚来的时候听到“你们中国人”、“我们台湾人”这样的话，会觉得很刺耳，甚至觉得很难过很委屈：我们都当台湾人是自己的同胞，可你们却根本不领情，“我们”、“你们”，“台湾”、“中国”，分得可清楚呢。可是初次见面，总不能跟每个人都争论吧。所以我一般听到就听到了，但是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一定会说“我是大陆人”，或者“我来自中国大陆”，潜台词就是“你来自中国台湾，你，也是中国人。”

不过，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争论，仿佛不可避免。在《台湾当代史》的课上，老师从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人占领台湾”讲起。

在老师的课程讲义中，印着这样的文字：

“「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都只是战争中的意愿表述，属盟国方面的要求或立场声明，而不是国际条约，不具国际法效力。”

“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海，执行「中立化」任务，主张台湾将来的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的安全恢复，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后，或者联合国予以考虑，才能确定。此即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争议之由来。”

“1951年9月，在美国旧金山缔结的「对日和约」及1952年4月，日本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日和平条约」，均未表明领土的归属。”

我个人对老师的授课方式保持相当大的质疑，因为“台湾主权未定论”，本来就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问题，在《台湾当代史》这样的通识课上，老师只是片面的肯定“台湾主权未定”的观点，对于质疑跟否定的观点，只是只言词组地提一下。这当然是非常不公正的做法。不仅如此，由于我个人完全不赞成“台湾主权未定论”，因此，听到这样的授课当然十分愤慨。

快要下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写一份课堂作业，题目是：你对“台湾主权未定论”的看法。真是讽刺，这节课老师分明就在“宣传”台湾地位未定论，现在让我们写看法，大家当然都是一面倒的支持咯。

好在我还比较仔细地研究过“台湾主权未定论”，所以，我在作业中写道：

“1945年日本签署的受降书中明确表示，遵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受降书是国与国之间签订的国际条约，具备国际法效力。

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双方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和《建交公报》中，美国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因此，在法理层面，台湾的主权地位已经相当清楚；在现实层面，宣扬‘台湾地位未定论’更是毫无意义！”

三、“台湾是我的国家？”

转眼就要过去两个月了，这两个月里，两岸的交往真可谓一波三折。而我却恰好处在风暴的中心，内心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挣扎。

10月下旬，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张铭清来台南参加学术研讨会。会议前一天，我赶往台南，跟前来与会的厦大教授们会和。第二天的会议上，张院长正在发言，一名自称是成大学生的人，突然冲到台前，举起布条高声喊：“Taiwan is an independent free country, not a part of China.”当然，这名学生很快就被保安请出了会场。午餐会上，学者们谈起上午的抗议，一位台湾女学者心直口快的说：“我不知道那个人的诉求点在哪里，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这有什么好说的。”

我听了心里一惊，原来有人是这样想的！

第二天，活动还在继续，但我已经踏上回台北的高铁。傍晚，在活大吃饭，竟然在电视上看到，张院长上午在参观的时候被台南的抗议群众推倒在地，甚至有人跳上张院长乘坐的汽车，用力踩踏，粗暴至极。

对于这一幕，说实话我倒不是特别惊讶，因为之前陈水扁出席公开活动时也被人踹过一脚。真正让我惊讶的是，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台南市的议员发表言论说：“张铭清这样的人，不是友人，是敌人，面对这样的敌人，把他推倒在地已经是对他客气了。”陈水扁也跳出来为王定宇辩护，这一切让我不寒而栗，好，我们不是友人，我们是敌人。

很快，陈云林又来了。这一次，不再是某个议员的小打小闹了。民视不断地播着民进党号召群众围城的广告，这一次，有一个充满悲情，却又非常响亮的口号：“台湾是我的国家！”

是啊，在很多台湾人的眼中，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我的国家，不是你马英九的，更不是陈云林的。因为是我的，所以，我有捍卫它的权利。而在这句口号的庇护下，任何暴力冲突似乎都有了合理的一面。

连续的几天，数以万计的民众，头上围着写有“台湾是我的国家”的黄色布条走上街头，口号一浪高过一浪，民众因为过于激动，跟警察发生了多起冲突。11月5日晚上，陈云林被抗议民众困在晶华酒店长达八个小时，央视记者柴璐险些遭到民众殴打。

我记得，那天我一晚都没睡。一边在电脑前面看电视的实况转播，一边跟台湾同学讨论。

我问台湾的同学，你觉得独立好还是统一好呢？台湾同学跟我说，在他们眼中，台湾早就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只是国际上面不承认而已。是啊，他们有自己的政府、立法院，总统还是全民投票直接选出来的，这不是国家是什么。

我又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讨厌中国呢？那位同学说，因为中国总是打压我们啊，用飞弹对准我们，威胁我们，不让我们进世卫，还挖我们的邦交国。她给我发来之前台湾在世卫大会上受到打压的一段新闻视频，视频上，一位大陆官员面对台湾记者的提问，很不屑地说了一句：“谁理你们！”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接着我又点进旁边的一个相关视频，画面上，台湾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上得了奖，身上披着一面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走向领奖台，走到一半画面里突然冲进来一个人，二话没说就直接扯走了运动员身上的那面旗帜。

我突然觉得，如果我身上披着五星红旗要去领奖，被人将旗子硬生生地抢走，我会是什么感觉；如果我作为记者向外国政要提问，却被人羞辱，我会有何观感。当我想到这些，我开始觉得，如果他们从小就认为台湾是他们的国家，而这个国家却一再遭受中国的欺侮，他们对中国当然不会有好感。

四、“我可以理解我的对立面吗？”

社会学是一门让我十分受用的学科，我常常在社会学的课本中读到自己的处境，找到可能的答案。在我的社会学读本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经验过越多的其它文化，我越意识到我自己的文化只是一个文化而已。直到我们到了别的文化，才知道，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尽管我成长过程所吸取的价值告诉我，要尽可能的遵循阻力最小的路，不要抗拒主流的价值观，但我将不顾我的文化背景一直这么做，作为一种反抗的行动。

我唯有借着把我自己从我身处的文化所提供的狭隘选择范围中解放出来，才能扩大我的“自由”。要达到这个目的，我需要“跨越出”我习惯的文化框架，这样我才能看到我处的文化“框架”，其实只是很多可能的一种。”

当我在一个深夜里看完这段话，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我对自己说，我只是恰好出生在中国大陆，恰好习得了这样的文化，恰好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文化框架，让我跟其它的大陆人拥有了同样的思维，让我们团结，成为“我们”；而相对的，这样的文化框架，又是一种束缚的力量，将我束缚在“我们”的圈圈里，而难以理解外面的世界。

对于我来说，国家统一、民族大义给了我太多的压力，让我无法平心静气地思考台湾问题，我总是要为我预设为“正确”的价值观做出论证，而不能客观，更无法公正。我只有卸下国家这个无形的“枷锁”，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台湾人，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选择？我可以试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吗？

五、台独也是一种价值

正是抱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我看完了彭明敏的自传《自由的滋味》。彭明敏个人的经历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故事，同时也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在他的书中，他主要通过三个观点建立他的台独论述：

一、基于对国民党政权“虚构”领土，与反攻“神话”的反抗，基于台湾人的参政要求，应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台湾人民自己的国家；

二、建国的基础在于国民对于共同命运的主观感受，与中国有相同的语言文化，并不妨碍台湾独立建国；

三、国际法上“台湾地位未定”。

尽管我在很多地方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台湾地位未定”的部分，但我第一次意识到，台湾独立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也是一种思潮，而且最早提出的人也不是什么土匪恶霸，而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理性的台湾学者。

就像孩子长大了想跟父亲分家一样，每个人都会有独立意识，这种独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就连厦大新闻学院也是从人文学院新闻系独立出来的呀。可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是一种价值。这两种相互矛盾的价值总是在角力。

何况，台湾的确曾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却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的军队从未占领过台湾。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自由，那么一群人，当然也有决定他们自己命运的自由。

六、理解是一种背叛？

当我试着理解台湾人的独立主张，试着站在台湾人的立场上看问题的时候，我总是感受到一种不安，一种背叛了我的祖国，抛弃了我的立场的不安。对于未来的想象，也充满着幽隐的诅咒。我们看似丢掉了枷锁，其实丢掉的却是免于越界的保护；我们看似跨越了框架，其实是跨入了两个框架之间尴尬的禁区。

再次看大陆关于台湾的新闻，仿佛与我的距离非常遥远。曾经熟悉的逻辑，现在看来却是那样的蛮横粗暴不可理解。新闻还比较理性，相比之下，在大陆的论坛上，牵涉到两岸问题的讨论，充满了作为“天朝上国”的子民对于“边陲台湾”的讥讽和嘲笑，充满了拥有了权力之后粗暴征服的欲望。我不知道要怎样面对我的国家，所有我周围的人。尽管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他们逻辑的混乱，言语的暴力，但是当你的反对者铺天盖地席卷而来，你将无可避免地陷入孤单境地。曾经，我在我的MSN签名上写道：“当我试图理解我的对立面，却发现，站到人民的反面，就会变成十恶不赦的‘反革命’。”

正像一位大陆的驻台记者说的那样，大陆的老板批评她说：她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台湾“太过了解”，并且这样的了解使她在判断大陆读者希望知道什么讯息，想看什么消息的时候常常出现致命的错误。媒体激怒绝大多数的观众，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吧。

这时候我们发现，两岸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当我试着跨越框架，挑战固有的社会规制，却发现，跨越容易，坚持却很难；理解容易，说服却很难。

七、其实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对于台独的看法，我会说，台独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价值，但却不是台湾最好的选择。这既是我经过思考后做出的判断，也是我的理性与我身上坚固的文化印记妥协之后给出的答案。

跟很多同学聊天过后，我发现，越是有着强烈台湾意识的人，越是对台湾的前途十分悲观。一位十分强调台湾主权的老师对我说，他觉得台湾就像是美国的一颗棋子，现在对美国还有用，所以美国还不会放弃。可是当中国继续崛起，如果中美之间谈好了条件，台湾被抛弃也许就是一夜之间。一位认为台湾已经独立了几十年的同学跟我说，她觉得台湾应该不会真的独立，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巨大而暴虐的中国，台湾根本没有独立的空间。

可是台湾的前途真的这么悲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台湾的优势在于台湾民主自由的政治，在于独立公正的法制，在于健康的市民社会，在于良好的公民素质，而这些，恰恰是大陆所缺少的。

台湾的前途命运无法摆脱大陆的影响，因此，台湾唯一的出路在于，用自己的优势影响大陆，在两岸整合，或者两岸统合中找到有利的位置。这样两岸才能出现双赢的局面。而关起门来自己玩是永远不能有的做法，主权固然重要，但是一个开放的、灵活的、自信的台湾却更为珍贵。

这样的观点，既是我对于强大的文化印记的妥协，也是站在台湾人立场上思考得出的结论。

来到台湾已经将近四个月了，回想这一段日子，我似乎每一天都在做着社会学的实践，跨越意识形态的藩篱，理解我的对立面。我想，或许人生就是要不断地理解，不断地跨越，不断地解放吧。

四个月来，当我了解得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一种悲悯的力量，越来越能理解台湾人对于独立自主的渴望。不仅如此，我还发现，其实事实的真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非黑即白，相反，它是如此的复杂，没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对与错。而当我们了解地越多，我们会同情得越多，憎恨地越少。如果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放下成见，相互了解，这将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呢。

       12月15日，今天有两件大事，一是在台大二活听李敖的演讲，颇为受益；二是今天是两岸大三通首航的第一天。

       李敖的演讲题目是“台大人，笨笨笨！”。他举出若干例子，证明台大学生，乃至台湾的普通民众是怎么样被国民党或者民进党愚弄，而受骗上当，例如不说台语就是不爱台湾，不买武器就是不爱台湾等等。

       李敖说话心直口快，有一股英雄的侠气。他说不建议大家都去做英雄好汉，因为被关进去了，才知道牢房是多么小，时间是多么长。但他又说，自己坚持认为，敢与政府对着干的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李敖骂人出了名，不过今天倒是体会到，他不仅是骂别人坏，而且是拿出证据来证明别人的确是坏。这一招的确是厉害。今天李敖在演讲中说，蒋介石的“汉贼不两立”根本就是一个骗局，因为美国国务院的机密档案显示，当时蒋介石已经同意把常任理事国让给中共，自己成为联合国的普通会员国。不过这样的主张被非洲国家推翻了。

       海峡两岸对李敖的评价相差很大，在大陆，李敖是大家追捧的对象，甚至被奉为偶像和权威，但是在台湾人的评价中，李敖却更像政治场上的一个小丑，我跟舍友谈到李敖，舍友笑笑说，他在台湾，应该没什么人喜欢吧。我猜想，是不是因为李敖深蓝的政治立场与台湾人主流不相符合，再加上过于特立独行的做派，才使得李敖逐渐边缘化。

        今天见到的李敖，还是让我很崇敬的。七十四岁的老头，走路已经需要拐杖，并且一直有医生在旁边搀扶和陪伴。但站在台上，说起话来思路还是这么清晰，史料举例一个接一个，并且完全不需要讲稿，这种超群的记忆力和广博的阅读让人不得不佩服。他说他现在一天还要看12个小时的书，这不禁让我觉得心里很惭愧，自己一天里面看书的时间究竟能有多少呢？李敖说，打开电脑，大量的垃圾进来，就会把你埋住。所以他至今不用电脑。

        除此之外，跳脱出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宣传，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尽管在当下的台湾社会，知识分子们都在追求这样的态度，但真正做到的又有几个呢？

         突然听到大三通的消息，说实话有点突兀。因为之前还在讨论，“陈江会”的四项协议被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退回，原因是缺少相关修法的方案，下次再交付立院审理时需要一并附上。民进党几周前还表示，要极力阻挡四项协议的自动生效。

        不过今天，协议到底还是自动生效了，大三通到底还是实施了。国民党的解释是，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立法院对于协议如果一个月内未议决，则视为同意。

       看了国民党的解释，我满脑狐疑，法律上真的这么说的吗？受李敖翻找史料精神的鼓舞，我真去查了一下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果然有这么一说。

“第九十五條　　　主管機關於實施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直接通商、通航及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工作前，應經立法院決議；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個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

       如此看来，当初两会签订协议，四十天后自动生效，在台湾方面也是有法律作为保障的。而且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看，当初的立法者应当是非常承认两岸交流正常化的价值的，否则也不会有一个月未议决，即视为同意，这样的条款。

        不过，该法律的第五條也规定“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三十日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立法院长王金平曾经表示，四项协议的内容需要修法，如此看来，现在修法只是在实施大三通之后再来做补救，程序上似乎不和情理，也难怪《自由时报》的社论认为，两岸大三通违法。

       回过头来想想看，“陈江会”的四项协议，在大陆需要由人大通过吗？需要修法吗？需要由国务院核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吗？呵呵，这在大陆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议题。两岸大三通了，大陆人高兴还来不及，哪管得了这么多琐碎的小事情呢？

       不过，除却协议生效的一些细节部分不说。今天王毅和马英九兴高采烈的讲话似乎将几周前陈云林来台时遇到的强烈抗议彻底抛到了脑后。王毅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不可阻挡；马英九称，“两岸三通象征两岸和解”。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两岸大三通，让海峡两岸变得越来越近，而台湾主体性的不断高涨，却让台湾人的心距离大陆越来越远。当两岸的经贸越来越紧密，台湾人民就越来越会心向祖国吗？台湾统一就指日可待吗？我们似乎习惯这么认为，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1980年代，大陆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但从开始到现在，“一国两制”在台湾几乎从未有过任何民意，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大陆仍然找不到任何一个新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而台湾，则相继打出“两国论”、“一边一国论”、烽火外交、加入联合国等等各种议题，中共始终在被动地应付，不仅如此，大陆越是打压台湾外交，台湾的本土意识就越来越高涨。几个礼拜前，陈云林来台，数万民众头上绑着“台湾是我的国家”的黄色丝带上街游行，纵然游行有民进党的动员，但台湾主体性不断高涨的事实仍然不可忽视。

      两岸大三通，只是两岸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开始，距离两岸的统一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