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自杀现场时，我几乎是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俞老师的老练在这个时候就发挥出来了。他先是安抚自杀者：“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想不开呢？我也有对生活很失望的时候，但常常我昨天和今天想的又不一样。”

俞老师告诉我，这个时候记者一定要报警。“如果记者在现场，却没有报警，别人会说，这个记者太冷漠了。光顾着抢新闻，不顾受伤者的生命。”

自杀者什么也不愿意说，一脸痛苦的表情。我手足无措。俞老师跟他聊天，得知他是重庆人，赶紧让一同前往的重庆籍实习生小胡上去跟他聊天。见到老乡，自杀者放松了一些，慢慢地开始愿意说话。接着120来了，自杀者被送到医院。

俞老师安排小胡跟去医院采访，跟自杀者聊天。俞老师再三叮嘱：“先做好人，再做好记者。”让小胡好好地跟他聊天，让他感受到老乡的温暖。

送到医院，自杀者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告诉小胡，他姓周，是重庆潼南人。我们为什么要跟到医院，当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新闻信息，但现在想来，我们一直在医院里陪着小周聊天，客观上也安抚了他受伤的心灵，否则，他很有可能走出医院没几天就又去自杀。

福建交通频率的林老师是这次事件的爆料人，也正是他，让整个事情有了突破式的的进展。下午林老师又来到医院，通过与小周的聊天，小周终于说出了一个他老乡的电话。林老师打电话过去，得知原来小周并不是没有亲人，他的亲生父亲就在泉州。紧接着，林老师打电话叫来了周爸爸。

记者对一个事件的介入有多深，这次我算是领教到了。

因为没有家属来付款，小周的伤口医院不愿意缝合，俞老师让我去找医院的领导。当我亮出记者的身份，请求他们帮忙治疗时，医生很快答应帮小周先缝起来。医院的领导跟我说：“我们医院有我们的原则，如果是危及生命，有没有钱，我们都会立即抢救。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没有付钱，我们一般是不处理的。这次你们记者来了，我们看在你们的份上帮他缝起来。”

小周说，他在一家包袋厂打工，厂里欠他的薪水一直没有给他。当时，小周找不到任何亲戚，又身无分文。只有要到工厂拖欠的工资，小周才有钱进行下一步治疗，才有能力暂时在泉州生活下来。

俞老师握着小周的手，跟他做了一个“君子协定”：“小周，我们做一个约定，我帮你要回1000块钱的工资，你不要再自杀了，好吗？”小周点点头。

之后，俞老师去往鲤城区劳动局，找到劳动局的高局长，希望能与包袋厂联系，拿回小周的工资。俞老师告诉我说，开始劳动局那边根本不当作一回事，直到俞老师跟政法委书记联系上，他们才慌了，派了执法大队的人下到工厂，帮小周找老板讨薪。

终于，小周的工友为小周送来了1000元钱，还带来了水果慰问。周爸爸领走了孩子，一家人再次团聚。

事情看起来还挺圆满。

今天，我第一次这么直观地感受到，原来记者并不只是一个观察者，一个记录者，记者对于一件新闻，可以这样深度的介入进去。一方面因为只有介入，才能推动事件的发展，获得更多信息；另一方面，记者也是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关心社会的人，见到此情此景，能袖手旁观吗？

另一方面，我心里也很不舒服，因为记者的“特权”，医院才肯帮忙缝合，劳动局才肯帮忙讨薪。如果没有记者，小周会怎么样呢？

今年三月到六月，我在海财做了三个月多的实习记者，这期间主攻厦门的房产报道。

在今年年初的“小阳春”行情中，厦门是全国各大城市中的领跑者。今年第一季度，厦门商品房成交量比去年一整年的还要多。随着成交量的放大，刚刚降下来的房价又在悄悄往上涨。3月份厦门的住宅市场成交均价相比2月份增长21.65%，涨幅居全国第一。

2008年，厦门房价跌了整整一年，今年年初的突然上涨牵动着各方人士的敏感神经，尤其是当涨价伴随着成交量的大幅上升，这种涨价让人感觉涨得“底气十足”。很多人担心，房价是不是要开始“起底反弹”了。

三月底，我进入海财实习，做的第二篇报道就是厦门楼市涨价调查。先不说要不要预测房价未来的走势，搞清楚“小阳春”的真相是这篇报道最起码的要求。

在这个时代，财经媒体蓬勃发展，可是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却明显降低，这在房产报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最近几年，一些都市报纷纷推出《房产周刊》，这种周刊本应该为读者投资置业提供值得信赖的参考意见，可是恰恰相反，几乎所有的《房产周刊》都有相当浓厚的广告色彩，刊登大量的楼盘广告不说，正文的部分也几乎都是开发商的软文。当《房产周刊》变成了一本“购房目录”，也难怪民众会质疑都市报房产报道的真实性。

不仅如此，我以前在晚报实习的时候还曾得知，厦门市的宣传部门规定，媒体不能唱衰楼市，打压房地产业的发展。报纸如此，电视也是一样。各家电视台的房产报道几乎就是房产广告，毫无公信力可言。

在这里真是应该好好表扬一下我的老东家海财，作为省地税局主办的财经报纸，海财的省属身份，可以保证它不受厦门宣传部门的干扰；同时，这份尚未市场化的报纸从未刊登过任何房地产商的广告，因此也不会收到商业力量的干预。只可惜，这份报纸的读者不是太多，即使再中肯的言论，影响范围也较为有限。

在当时的背景之下，虽然媒体提出楼市“小阳春”的说法，但是广大民众对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认同，他们更愿意相信网上的独立评论员。

3月21日，著名经济评论家时寒冰在其博客中爆料：“此次房屋成交量的回升，很大一部分是假按揭套现的结果。”不仅如此，时寒冰还像一个侦探一样，在博客上发布了各种假按揭的证据。

一时间，舆论炸开了锅，网站、报纸、电视，“假按揭”论受到了几乎所有媒体的广泛报道，牛刀等一些网上的知名房地产评论人更是力挺时寒冰的“假按揭”判断。

除了网上的独立评论员，很多经济学家也对房价的再度上扬提出了质疑，包括茅于轼。

4月8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有人问茅于轼：“您觉得厦门的房价还会涨吗？”茅于轼笑着答道：“我不敢下定论，怕到时你们买亏了会恨我。”给出了房价会跌的结论之后，茅于轼还从自己的角度分析了未来房价之所以会跌的原因，话音刚落就博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尽管我也很希望“小阳春”都是由“假按揭”造成的，希望房价可以越来越低，让更多的人有能力买房。可恰恰相反，我的一切调查都表明，厦门并没有大量出现“假按揭”的情况，而且，厦门房价很有可能继续上升。

每个城市的房管局都会在其部门网站上公布最近一个阶段房地产的交易数据，这个数据直接来自于房地产交易大厅的备案，十分可靠。这个网站的数据细到每个楼盘的销售状况，有了这个网站之后，开发商再也没法在销售数据上跟我撒谎了。常常有开发商跟我说，他们楼盘卖掉了80%以上，但我去那个网站一看，原来连一半都还没卖完。

我对“小阳春”真实性的判断依据，几乎全部来自于这个网站。

今年1月，厦门市商品住宅成交2064套，2月成交量迅速涨至4169套，3月则成交3423套。今年第一季度，厦门商品房成交量达9930套，比去年一整年的成交量高出1721套。

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厦门房价一路下行，成交均价从8700多元/平方米降到6100多元/平方米。而在刚刚过去的3月份，厦门房价止跌回升，均价达7400多元/平方米，厦门岛内的房价更是回到了10000元/平方米的水平。

无论是在交易量上，还是在房价上，厦门楼市都呈现出强劲的上扬格局。即使有“假按揭”存在，每个月几千套的房子卖出去，这种小偷小摸的手段，又能占到多少呢？业内人士告诉我说，如果“假按揭”大量存在，在交易量高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大量的退房，厦门二月的成交量最为巨大，而进入四月，也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退房潮，因此假按揭在厦门不会普遍存在。之所以出现如此之高的交易量，是厦门房地产在2008年压抑了一年的结果，很多本该在去年买房的人，这个时候出手了。

对于房价的上涨，我采访过的一个地产销售人士解释为是“营销策略”的作用。以厦门的一个叫做“乐活小镇”的楼盘为例，该人士表示：“这个楼盘在销售上是典型的低开高走”。所谓“低开高走”，就是先用低价房源吸引消费者，再逐步投放价格较高、品质较好的后续房源。乐活小镇最早在2007年10月开盘时，曾用2888元/平方米的超低价吸引了一大批购房者，现在到了尾盘销售阶段，价格已经飙升至4100元/平方米起。

因此，我在文章中基本肯定了厦门楼市“小阳春”的真实性，并且对楼市销售格局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文章出来之后，有网友跟帖说，记者这样写，一定是拿了开发商的钱。

于是，我终于明白了。房价这么高，大家都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说房价会跌，即使他说得再没道理，都会得到民众的掌声；如果有人说房价会涨，即使分析得再理性，也会被人骂成是开发商的走狗。

相比于《凤凰周刊》记者东阳博客上猛烈的人身攻击，跟帖里面对我的那几条指责真是完全不算什么。但是却让我开始思考高房价对社会心理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思考财经媒体的定位与出路。

前一段时间，英国金融时报发起反思，2008年为什么没有一家财经媒体预测到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相比于西方媒体的自省，我们更应该反思，我们的财经媒体究竟能为读者提供什么？我们的公信力在哪里？

今年年初到现在，厦门房价一路小幅上涨，积累到年中，价格已经今非昔比。事实上，真的有很多需要买房的人相信了“假按揭”广泛存在的论断，从而丧失了今年年初最好的购房机会。

可是，在这一个尔虞我诈的时代，我们究竟还能信谁？

使用google group这么多天，我不由地发出这样的感叹：传统的力量坚不可摧，google group终究还是一个小众的产品。

     作为我本人，我是非常讨厌QQ群的，因为那些只言片语很容易就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并且，我们几乎不能通过QQ群进行任何严肃的讨论；需要进行高效工作的时候，我甚至都不愿意登陆QQ（即便是隐身状态），我总觉得各种信息会干扰我的思路。

      所以，Jingwei Club成立之初，我是坚决反对建立QQ群的，我很不愿意让自己和读者朋友的QQ又多了一个噪音源，于是我选择了google group。不过，这些天以来，Google group的应用反响并不是特别好。

      首先，我发出的邀请有超过一半没有获得通过，这可能是很多人不大明白这个group到底是什么东西；

     其次，论坛里面的留言相当少，几乎是我一个人在说话，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google的帐号；

     第三，今天我发现，即便是经纬内部的同学，对google group也没有什么好感，有人觉得那个网址很长记不住，有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是干什么的，在我跟经纬同学的交流中，大家也很少提到这个论坛。

      相反，大家还是非常喜欢QQ群，连我自己也有些动摇了。因为google group上面实在是非常冷清，而且还有超过一半的人不接受邀请，而ＱＱ群的群邮件同样可以实现google group的邮件群发功能。

      现在，我选择妥协。我决定加入读者俱乐部的QQ群，之后的活动，QQ群上也会同步通知。

      不过，google group的读者俱乐部论坛还会继续存在，并且我会把那些没有接受邀请的统统拉进来，并且在邮件中向他们推广gmail，告诉他们google group的好处——适合严肃讨论，并且保护个人隐私。

娇案，我们严肃地争论，把一个朋友骂得狗血喷头，对自己的角色没完没了地自省，认为新闻的技艺应该不断磨砺、完善，我们讨论弱者的权利，也讨论对道德立场的警觉；我们讨论真相是什么，怎样才是走向它的路径。我们还争论律师的表现…… 然后，一纸禁令，一个电话，被我们抨击或捍卫的那个朋友，那个挨着骂、嘴上硬着、其实也在省思自己之前的专业表现的人，从这一刻开始，被切断跟这件事情的联系。你还活着，你能看，能听，能触摸感知，但你不能说，不能提问，不能调查。 禁令一出，地方官员立刻开始抓记者，抢夺、殴打。以至于女记者要说，我是女生，你们不能动我，否则我学阿娇。但他们还是抢走她没有挂断的手机。

禁令从不需要讨论，不需要辩护，它来了就来了，横空出世，没有原因，在人之常情和法理上横行霸道。 公权力的行使也不需要争论。当你还在考虑平衡报道，希望群众情绪回归理性，律师的专业要更精进，以事实为依据，总之，我们谦恭自觉地，希望创造一个公权力可以平稳而合理地运行的社会和舆论环境。 自作多情的是，它根本不需要。 它只是施暴。不探讨，不解释，不争论。 它轰鸣而过，像一辆没有表情也看不出谁在驾驶的坦克。它藐视我们的思考，践踏我们的道理。它就是道理本身，硬道理，最坚硬的道理，最坚硬的取代道理的伪道理。

海峡论坛，民进党最大的嘉宾要算许信良了。

这位民进党前任党主席，曾经为民进党从街头走向执政做出巨大的贡献，并帮助民进党在“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中大胜。不过今年5月17日，民进党以及本土社团举办“呛马大游行”，许信良没有出现在台北街头，却来到厦门的海峡论坛现场。台湾《联合报》援引绿营人士的话说：“分道扬镳”。

　昨天，海峡论坛在厦门轰轰烈烈的开幕了。据称，这是两岸间“规模最大、人数最多、范围最广”的民间交流活动，台湾方面来了8000多人，大陆这边更是在厦门、福州、泉州、莆田四地不惜成本地大办各种活动。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所谓“论坛”，就是各种不同的人聚到一起，各说各话，说完再各回各家。

    　昨天，贾庆林会见了国民党副主席朱立伦。朱立伦是国民党在台湾以来最年轻的副主席，又是桃园县县长，被认为是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朱从政以前，曾是台大最年轻的正教授，还担任过北京大学会计学客座教授，最近一次来大陆，则是在1998年5月4日的北大百年校庆。也正是在那一次，他与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贾庆林有过第一次的会面。

     　十年之后，两人再次聚首，不再是市长与教授的关系，而更有了一点一较高下的味道。台湾的《中国时报》报道，“朱立伦在致词时针对贾庆林对两岸交流的看法响应强调，台湾社会是有一些反对意见，‘但这是多元社会的常态，台湾无论是政治或是媒体，都是乱中有序’”，报道同时评论说：“朱立伦在致词时处处语藏机锋，逐一回应并阐述台湾民主与社会多元化的价值内涵，初试啼声、惊艳四座，也害得新华社东删西减只登了四百多字内容。”

    　各说各话的场景不仅仅是在“贾朱会”上出现，朱立伦为桃园航空城招商办记者会，记者们却似乎对那个航空城完全不感兴趣。

    　朱立伦播放完桃园航空城的影片，记者开始提问，第一个问题就问跑了题，《凤凰周刊》的记者站起来说，桃园不仅仅要建航空城，还要建“两蒋文化园区”，请问您对于蒋经国怎么看呢？朱立伦想了想说，“勤政爱民。”

    　尽管这样，朱立伦还是把绝大多数的提问机会给了大陆记者，这让台湾记者不禁生出几分妒意。这次的海峡论坛，是我经历过的各种两岸交流活动中，记者最多的一次。或许是因为，这次组委会愿意报销来回机票，还给记者包吃包住。

    　不过也并不是所有记者都有这样的待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就被告知，酒店都住满了，上外面随便找一地凑合吧。不过南方的记者受政府冷落似乎也不是第一次了。住宿事小，采访事大，记者与记者之间的阶级差异还集中体现在记者证的等级上。与以往类似的活动一样，海峡论坛也给记者划分了若干等级。中央媒体、台湾媒体给橙色的A证，地方媒体给蓝色的B证，可别小看了这AB一字之差，关键时候，现场说不让你进你就别想进去。遇到此等状况，记者也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昨日收到两张“中时集团”记者的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旺旺公司的ＬＯＧＯ，让人不禁有几分错愕。那幅可爱的娃娃图出现在名片的左上角，不仔细看还以为是旺旺鲜贝销售代表。名片的变化或许可以反映出被旺旺集团收购之后，中时集团内部发生的微妙改变。中时集团旗下《工商时报》的记者说，旺旺的老总打算创立一份《中国旺报》，专门报道中国大陆新闻，但并不派驻记者来大陆，完全使用互联网上的报道。不知这一项大胆的计划何时会付诸实践，也不知台湾的民众对一张全部刊登大陆新闻的报纸是否会买账。

    　面对这次海峡论坛，民进党曾一度颇为紧张，毕竟开幕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在台湾有民进党发起的517反马大游行，这手下的干将都去了大陆，游行怎么办呢？于是民进党下令公职“不得”参加海峡论坛，卸任党公职“不宜”参加。   

    　不过，该来的还是来了，昨天，民进党前任党主席许信良如期出现在了论坛现场。说到许信良，还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曾经就读有“国民党党校”之称的国立政治大学，并且被国民党认为是政治上颇有前途的有为青年。可是去了趟英国留学之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向深绿，之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还有过几年牢狱之灾。1995年，他在民进党党内大胆提倡西进中国大陆，尽管遭到党内指责，但后经辩论，终将民进党的政策定调为“强本西进”。2000年陈水扁当选后，许信良开始公开批评陈水扁的各项政策，也被外界视为是“泛蓝”乃至“深蓝”人士。从那时开始，他多次以民间人士身份访问大陆，与大陆高层有过多次接触，力图在两岸交流中，重新建构新的政治舞台。

    从蓝转绿，再转蓝，许信良却不是那种见风使舵之徒。这一路走得虽然辛苦，即使与主流话语相背离，许信良也坚信自己的判断，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过，面对岛内的各种指责，许信良孤独的背影总让人觉得有几分怆然。

　　这就是海峡论坛，各路神仙匆匆驾到，扮演完各自的戏码，再匆匆离开。“交流盛事”也好，“统战大戏”也罢，支持或反对的双方，都想给海峡论坛贴上自己的标签。不过，海峡论坛这种“务虚为主、务实为辅”的论坛，究竟能对两岸关系产生何种实质性影响恐怕很难，但街坊亲邻常常走动终究不是一件坏事。

       在张ＪＪ的忽悠下，不小心又给经纬写稿了。

　　这次是内部交流刊物《经纬传媒观察》创刊号的“特别策划”。我们从南方报业评出的2008优秀记者中精选出五个，把他们的自述和同事的旁述转载过来，再加上我们经纬人自己的推荐文字，希望能给大家一些鼓励和业务上的启迪。

       我做了南方周末的马昌博、南都娱乐周刊的艾辉和云南信息报的汤骥。马昌博的部分颇为费劲，很想用他在南方周末内部交流刊物《马后炮》上面的文章，却一直找不到电子版，所以干脆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了。所幸过程并不算漫长，也不算痛苦。上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也是想跟经纬的大家分享《南都娱乐周刊》的一篇绝妙的文章，呵呵，其实记者跟打字员，还真差不了多少。

       偶写的三段推荐文字粘在下面吧，算是提前一点点发布。希望张ＪＪ同学不要抓狂。

   1、艾辉：我做娱记

    今天去听了袁岳的讲座，关于大学生职业准备的八目标。    

        袁岳是零点咨询研究咨询集团的董事长，东方卫视《头脑风暴》的主持人。之前看过他的一些专栏，但对他不是特别了解。提前半小时到达位于自钦楼的讲座地点，竟然已经没有座位了，场内还站了很多人。      

        又不是连岳，至于吗？我心里说。不过，整场讲座听完，觉得今晚来得真挺值！

        最让我感慨的是，那种站在高处的开阔视野和胸襟，身在厦大，地处东南一隅，已经很少能感受到这种气度和境界了。在很多人眼里，求职更多是找一个饭碗，而不是寻找，或者搭建一个事业平台。那些关于职业规划的讲座，要么止步于各种宏大的理论分析、说教，要么陷入各种琐碎的求职细节。

        而今天袁岳说，我们不要“将就”的生活，我们要用兴趣作为事业成功的推动力，具体怎么准备，还给出了八个可操作的指标。对于我这种已经找到工作的人来说，袁岳对于事业的价值观，更加坚定了我实践自己热情与梦想的职业信念；八个指标则告诉我，如何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今晚一直都很庆幸，我就是那种让兴趣成为专业，并顺利成为职业的人，就是那种工作对工作偏执、痴迷，并且永远不会累的人。很庆幸在大二的时候有机会调整自己的职业目标，并且在大学的后两年，朝着自己的目标一路狂奔。尽管目前工作仍不理想，但我相信总会有拨云见日的那一天！

        今天一边听讲座，一边第一次用fanfou和twitter对讲座进行了实时直播，感谢闪电流星、Qienkuen等推友对实时直播的关注和回馈。

       将直播文字简要整理如下：

       袁岳说，大学四年要读完240本书，索引式读书，精读建立在粗读的基础上；大学四年要结识150个陌生人，社会地位取决于认识陌生人的能力，先行投入，转移回报，干净，无所图。

      袁岳说，大学至少当一次学生领导，创一次业，人际组织将带给你更多的资源。

      袁岳说，实习生不要批评你的单位，不要选择两个人作为你的良师益友。

      袁岳说，掌握十种人情世故。

      袁岳说，我每天都写日志，原因是希望形成反思、分析、改进的能力。你对你生活中的东西有多少有讲究啊？你讲究讲究就是专业了。

      袁岳说，每年去三四个不同的地方，认识当地人，去当地人去的餐馆和夜总会；每个月听两场与自己领域不相关的讲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就是象牙塔与江湖的结合。

      【袁岳语录】

      色狼的特点就是看上去不像色狼。

      企业家成功的原因就是偏执和痴迷。

      只要你依赖父母，“将就”会成为大部分人的宿命。

      如果天才被人当成是神经病，那他一定是缺少一个能与大多数人沟通的人。

      对这个工作有兴趣的人是最好的团队成员。

      总结一下，目前需要踏踏实实做好现在的工作，就像袁岳所说，“找到一个着眼点”，恩，而且至少现在的工作是能让我充满激情的；需要静下心来好好做论文，现在感觉研究渐入佳境，相信这一点有学术含量的工作对未来一定会有帮助；需要有更好的读书计划；需要有效整合人脉资源；需要像袁岳一样，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有很好的总结，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

      今天的直播都是通过手机短信，在现场感觉打了很多字，发了很多条。可是回来上网看，好像也没有很多。感觉在移动互联网性能上，手机比起电脑，还是差了很多，连使用fanfou、twitter这种软件都能感受到明显差别了。所以，相比于手机，我还是更看好上网本的前景，也更愿意有一台可以随身携带的上网本。神啊，赐我一台吧！哈哈！

这应该是给大学期间给《厦大经纬》写的最后一篇稿了，张JJ说，这是一次华丽的谢幕。

最早接这个活儿是在光合作用咖啡馆，我跟圈、浣、JJ一边喝咖啡一边审这期经纬的稿。看着之前做出来的志愿者专题，觉得实在是不满意，讨论了一下，还是决定亲自操刀，基本上完全重写了一遍，这篇是那个专题的主稿。

记得第一次敲这篇文章还是在图书馆的社会科学借阅区，我刚刚写完关于“志愿者元年”的那一段，就接到了南方报业的电话，人力资源部告诉我说，我顺利通过了笔试，下周去广州面试。我欣喜若狂，当即昭告天下，呵呵呵，这篇稿也因为这个借口就暂停了下来。

面试在广州折腾了将近一周，精疲力尽，最终还是与南方擦肩而过。有心栽花，无心插柳，从广州直接回福州，极其顺利地捡到了海财的工作。之后一边在海财实习写稿，一边心里惦记着这篇，终于在某一个夜里把整篇稿写了出来。写完觉得很不满意，发给了熊、狒狒，还有我们系的迟老师征求意见，大家回邮件说了自己的看法，我也找到了稿子的问题所在，于是重新理思路，重新写稿。

本来这个专题有数篇小稿构成。张JJ在《台海》杂志实习过，他提醒说，稿件太多太短像报纸，放到杂志上会不好看，于是又按照这个思路将几篇小稿整合起来，成为这一篇主稿。这才有了一点杂志的样子。

最后挑选配图，写图片说明，过程中还跟张JJ小吵了一架，事后想想其实张JJ是对的。图片具体是配哪篇稿，作为背景还是插图，要放大图做出气势，还是放小图做一个装饰，哪些图必须放，哪些图可放可不放。这些的确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明。吵了一架，学到一点做杂志的基本知识，还是挺值的。

再后来，我们遇到了Qienkuen，开始考虑更多的问题：经纬不同的品牌应该有怎样的明确定位，作为校园媒体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经纬团队如何更加高效的运作，以及怎样在校园当中扩大经纬的影响力，甚至怎样让经纬成为一支开放的队伍，而不是封闭的小团体。与Qienkuen的相遇，让我们想了更多，也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凤凰花就要开了。

我们自己能做的终究有限，欣慰的是经纬团队后继有人。一群年轻的媒体人已经披挂上阵，他们摩拳擦掌，意气风发。因为他们的存在，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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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志愿者元年

                                  ——志愿者群体与他们身后的国家

毫无疑问，2008年是志愿者元年，无论对于厦门大学，还是整个中国社会。

雪灾、地震、奥运，一次次的大事件将中国志愿者推向了前台。主流媒体的大量报道、民间NGO的广泛参与、志愿者培训机制的不断成熟，让志愿者的行动在这一年焕然一新。还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中国公民成为志愿者，志愿者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力。

    2008年同样是厦大的志愿者元年。奥运会还没开始，厦大的奥运志愿者就早已成为了校园里的明星，志愿者从此告别了“学雷锋，做好事”的朴素形象，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9·8志愿者、文博会志愿者的大规模选拔，更让志愿服务成为校园里的一种“时尚”。2008年底，厦大的志愿者服务网成功搭建，志愿者服务时间存折正式上路，校方希望通过更加公开规范的管理，激励更多同学参与到志愿服务之中。

回首2008年的志愿者行动，尽管很多在组织上比较零散，专业上比较欠缺，与官方的协调也不够完善，但舆论还是授予了他们很高的荣誉。毕竟，2008才是志愿者元年。

志愿服务的三种动机

有学者认为，中国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大致有三种：1）传统型，为奉献爱心；2）现代型，寻求自身发展；3）后现代型，寻找快乐和开心。如果问我们身边的志愿者，为什么会参与到志愿服务当中来，这三种理由可能每一种都或多或少地存在。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江钰铃2008年曾经去四川做过两个多月的志愿者：“那时候跟朋友一起创业失败了，心情特别糟糕，去四川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让自己重新振奋的机会。”到达四川之后，灾区的种种现况让他心如刀割，中文系毕业的他希望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助灾区一臂之力。于是，他成为了四川省茂县文体局的志愿者，每天去各个灾民安置点，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情况进行抢救性的普查。现在，江钰铃回到了福建，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四川的那一段故事，成为他生命中永恒的回忆。

范传贵是新闻传播学院海西乡村图书馆项目的志愿者，2008年，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在福建宁德、长汀和四川什邡建立起了三座乡村图书馆。对于自己做志愿服务的原因，他在博客中写道：“大概是因为一年前为两位师兄做实践总结时已经被感动，大概是因为为大学里没有实实在在做一件对社会有益的事而懊悔，大概是因为想为大学留下一段回忆，为毕业找几个能够挥泪的知己，大概是因为——我们的青春，大有可为！”

现在，登陆厦门大学志愿者管理系统，数十个志愿服务项目瞬间就会展现在你眼前。如果你致力于环境保护，你可以参加利乐包回收、低碳校园行等项目；如果你想走进孩子们的世界，你可以选择去金鸡亭社区的爱心课堂支教；如果你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厦门市自闭中心、慈爱敬老院正在招募志愿者；如果你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九八”、“文博会”的外语志愿者会是个不错的选择。

就像那首诗里说的一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厦大出现各种形式多样的志愿者活动，仿佛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也许不用耗费太多的精力，你也可以为社会做一点点有意义的事情，同时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当然前提是你足够有热情，并且足够优秀。与之前的任何一代人都有所不同，我们一边服务，一边收获快乐、幸福和弥足珍贵的友谊。志愿服务不仅洗刷了八零后“娇生惯养”、“自私自利”的污名，还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向长辈们展示我们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2008年11月29日上午，在厦门大学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工作人员的统一组织下，第一批《厦门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时间存折》顺利发放到各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负责人的手中。这一本时间存折，将用于记录志愿者在校期间，参与校内外志愿服务工作的经历、服务时长等信息。

很多人质疑，志愿服务的存折制度让本来单纯的志愿者服务变得功利了；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校方希望通过存折制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活动中来。也许前几次参加志愿服务是只是因为志愿服务时间的压力，参加多了，没准真的激发出了志愿服务的热情，甚至让服务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如此看来，这项制度当然无可厚非。

不过，想要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志愿活动，光靠志愿服务时间存折，肯定还远远不够。我们曾经提到志愿者的三种动机，如果能对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一些优化，让志愿者们真正能为社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在志愿服务当中得到更多的锻炼，并且收获更多的快乐，或许这样，才更能达到激励的作用。

“爱心课堂”的成功或许就能给人一些启示。2008年，公共事务学院的志愿者们创立了一个“爱心课堂”的服务项目，走进厦门市的西边社区，为农民工的孩子们辅导功课。与大多数短期的支教活动不同，“爱心课堂”想要做长期的志愿服务。“爱心课堂”的负责人王磊说：“仅去上一次课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可以真正提高孩子们的成绩。”于是，他们给参与进来的十几名志愿者做了一个排班表，每周固定上两次课，每次三个人。

应该给孩子们教什么，最初谁也不知道。队员们只能通过与孩子们接触，摸着石头过河。辅导结束，志愿者们再凑到一起，对下一步的教学计划进行讨论。慢慢的，队员们针对这些孩子的特点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还将每周两次的活动时间增加到了三次，增加的那次，专门给孩子们讲英语。除此之外，他们还主动与老师交流，和家长沟通，给孩子们建档案，志愿者们把简单的支教做成了自己的一番“小事业”。

不知不觉，这个活动就持续了三个月，一些孩子成绩的显著提升让志愿者们喜出望外。学期结束，第一期的活动也告一段落。最后的送别会上，孩子们精心准备的演出让志愿者们十分欣慰。王磊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群孩子。农民工的孩子，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自卑和沉闷。他们和所有同龄人一样天真可爱，调皮捣蛋。但他们比城里孩子少了宠溺，多了懂事。”不仅如此，志愿者们意外地发现，在学校里遇到的烦心事，一和孩子们在一起就烟消云散了。而三个月的磨合，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志愿者之间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参加“爱心课堂”之前，志愿者张明星还参加过一次去龙海一中的支教活动，对比这两个活动，张明星说，相比于那种蜻蜓点水式的支教，这种长期稳定的志愿服务项目虽然付出的更多，但收获的也更多。

新学期开学，“爱心课堂”的第二期正式启动，志愿者的报名人数比第一期增加了一倍多，这让活动的组织者大吃了一惊。

一位社会学系的大四学生将“爱心课堂”作为自己毕业论文的研究对象：“我看到这个活动与其他志愿活动的不同，因为它让每个参与者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快乐和满足，从而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进来。”

（这张图来自圈的博客，圈当年也参与了海西乡村图书馆的活动，并且拍了很多非常棒的照片，圈在博客里说：“我觉得这样的她，很美。”）

志愿者背后：变化中的中国

在水木社区上曾有一篇红帖，回忆了发帖人在初中时代参与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经历：

“1990年秋，北京亚运会。如果有人记得那个开幕式，就会记得那个占了工人体育场东面一整面看台、破了吉尼斯纪录的超大背景台，那是三万个中学生的血肉之躯，我们学校有几百名学生参加，而我有幸在最中间的那一排。”

据楼主回忆，这三万名学生是从北京几个区的众多中学生当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排练当中翻页累计犯错六次就会被淘汰，如果在开幕式正式演出时翻页出错，轻则受处分，重则可能被取消中考资格。

当时间走到2008年，北京举办了规格更高的体育盛会，这一次，没有了数万人的背景墙，却有更多的人自愿参与到了奥运的服务工作中来，他们有了新的名字——志愿者。背景墙被更先进的电子液晶屏幕所取代，翻纸板的人被解放了出来，他们微笑着服务，成为了北京最好的名片。

二十年不到的时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曾经一味地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强调服从大局；现在，我们更加重视独立的个性，重视个人正当权利的维护。而个人意识的蓬勃生长，并没有让社会因此变得硬邦邦冷冰冰。在2008年，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现代“志愿者”概念的深入人心，另一种的集体意识生长了出来，它是对于公共利益的捍卫，对社会公义的坚持。

那些狂热地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大概是不会有“志愿者”这种概念的吧。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高无上，个人的一点得失是多么微不足道，服从集体的意志，听从集体安排是理所当然的。人人都无可选择，必须成为“志愿者”。而现在，人们有了选择的自由，可以选择要不要做志愿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志愿者岗位。在“志愿者”的背后，变化的是对于个性更多的认同和尊重，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热情，对祖国的赤诚之心。

       今年1月18日，台湾各地开始正式发放消费券，每一位台湾居民均可领导3600元新台币的消费券（折合人民币约750元）。消费券带来的强大买气让台湾的众多商家兴奋不已，也启发了海峡这边诸多地方政府的脑筋。早在今年年初，四川成都就为困难群众发放数额不等的消费券，紧接着，杭州、南京、深圳等城市纷纷传出发放消费券的消息，大陆地方政府的决策速度之快，行政效率之高，似乎要让台湾的官员们自愧不如。

       发行消费券，无非是想借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红包”增强民众消费的积极性，让人们有足够的动力去购买平时舍不得购买的商品或者服务，已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据说日本早在几年前就发行过消费券，而且效果还不错。而在同样不爱消费的华人世界当中，发放消费券还是头一回。

       尽管发券的目的都是为了提振经济，但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两岸发放消费券的政策，却会发现几个显著的不同，而就像“一滴水里能看出一个世界”一样，这样的不同，是如此耐人寻味。

       与台湾发放消费券在政策上最为相像的，要属杭州的全民消费券了。杭州市的每一位居民都可以拿到这样的消费券，并且消费券的使用也没有任何行业的限制。不过，杭州市政府却规定，有资格接受消费券的商家，2008年的营业额必须超过5000万元，这样一来，便只有20多家商家具备了此种资格。

       而相比之下，台湾消费券在使用上就没有这样的限制，大到百货公司，小到街边的小吃摊，甚至买机票、住酒店，都可以用消费券付账。其实，在消费券政策刚刚出台的时候，台湾政府同样规定消费券只能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家使用，像那些街边的摊贩，就不具备收消费券的资格。不过此规定一处，舆论大哗，媒体和民众纷纷指责政府的做法不够公平公正，更没有照顾到弱势群体的利益。于是，一周之后，政府更改了他们的决定。

       与杭州的全民消费券不同，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则玩出了更多的花样，或许也将遭到最多的质疑。在南京，政府根据居民户口簿上的号码尾数，通过摇号的方式，向约5%的居民发放了价值为100元的旅游消费券，消费券必须在政府指定的数十家旅游服务商家中使用，并且最多只能冲抵消费额的50%，也就是说，南京居民要想享受到这100元带来的实惠，必须至少再花100元出去才行。而且，这种消费券分五批发放，一个月发放一批，并且必须在当月用完，过期作废。种种的限制，让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倍受争议。

    台湾的消费券政策也曾遭遇经济学家们的指责。不少经济学家表示，台湾消费券发放的数额不够大，使用时间又很长（2009年9月30日才到期），大多数民众会用消费券来买米、买油、买卫生纸，而不会有太多的人用它来买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因此，发消费券对扩大内需不会有什么促进作用，何况，消费券的印制和发放，还会产生巨大的行政成本。

    与台湾的消费券相比，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毕竟它不能买米、买油，用的时候还必须再掏另外50%。可是，消费券属于一种财政转移支付，政府发放消费券的资金，最终还是会转嫁到广大纳税人的头上。而用各行各业全体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单单只发展旅游业，这样的做法合理吗？如果我是家电业的老板，我也会觉得应该发家电消费券；如果我是汽车业的经营者，我则会想要发放汽车消费券；如果我是房地产业者，我会说，房地产业正值低迷的寒冬，地产消费券迫在眉睫。

    不仅如此，通过摇号的方式向一部分居民发放消费券，看似公平合理，可是仔细想来，让95%的民众为另外5%的民众买单，不管这5%是怎样产生的，都不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大家的钱就是应该大家一起用。

     如果总结两岸之间发放消费券的异同，我们不难看出，大陆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关注的是效率，而台湾的消费券发放则更强调公平。杭州对于商家的过滤筛选，尽管对中小商户不那么公平，却相当程度上节约了政府的行政成本；而南京的旅游消费券，尽管只肥了旅游业者，却非常有效地规避了消费券“替代日常必须消费”所造成的浪费，因为这种消费券不能买油买米，只能去旅游。在GDP的增长上，想必会有很高的投入产出比。

    而对效率的过度关注，对公平的重视不足，则会产生非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社会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妥善照顾等等。杭州的消费券只惠及大型商家，却让大多数中小商户的利益无形中受到了损害，而南京则更典型的将政策向单一行业倾斜，发展了旅游业，却让百货业、服装业、汽车业、地产业等等其他行业的经营者寒了心。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近来媒体上关于消费券使用效果的讨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高潮，而在消费券政策的公平性这一点上，却鲜有评论者涉及。我们仿佛沉醉在消费券对于拉动内需的美好想象中，却无视消费券发放中诸多不公平的因素。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发放消费券本来就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如果不注意公平问题，则会加剧社会贫富分化的问题。

     来台四个月，最近陆续听到马政府关于开放“陆生来台”的相关政策，其中“三限六不”：「不加分優待」、「不會影響台灣學生就學權益」、「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或兼職」、「不會有就業問題」、「不得報考公職人員考試」、「限制採認之高等學校」、「限制來台陸生總量」、「限制醫事學歷採認」。看完不禁对该政策的未来心生疑虑，联系之前“陆客来台”的政策，更对马政府的执政风格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