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我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业，有很大一部分是摘抄两位老师的文章，并且对其中内容进行了修改。来的同学记得不要原文拷走。

《国家与革命》的现代意义

摘要：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也广为传播，尤其是书中有关国家、暴力与革命的理论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时代的烙印以及不正确的理解方向，使我们长期以来把这些理论曲解或误解了。这种曲解或误解主要表现在，把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视为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惟一手段，过于突出国家的暴力作用或只把国家视为暴力工具等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今天，全球范围内社会政治变革的形式已发生巨大变化，和平的政治选举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社会政治和平变革的几率也越来越大，政治地图的改变正在逐步采取某些新的形式。尽管仍有由资本主义挑起的局部战争不时发生，也有恐怖主义的存在，但反战、反恐却是时代的最高呼声。在新的时代，我们再度翻开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编著《国家与革命》，更能深刻体会革命导师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有关暴力革命和国家职能的辩证描述和精辟思想。

关键词：《国家与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不可消除的种种矛盾进一步加深激化。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人民生活潦倒不堪，颠沛流离，迫使他们奋起反对垄断资本统治和帝国主义战争。西方欧洲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迅速发展。革命时代的必然产生性，把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归属提上了日程。然而，正是在国家与革命这个重要问题上，自19世纪末以来，被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修改”得杂乱不堪。特别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严重地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家学说，攫取它的革命灵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蒙蔽群众思想，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列宁在分析当时局势之后认为，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些思想混乱，不同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篡改主义作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将无法进行。

为了捍卫和恢复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原本意义，使其正确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列宁着手系统地研究无产阶级国家问题。1916年秋和1917年初，列宁在瑞士苏黎世精心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著作并作了详细摘要，还收集了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有关言论，汇集成了一本取名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蓝皮笔记，为日后撰写《国家与革命》作了充分的准备。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了推翻沙皇专制政府的二月革命，国内形成了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1917年4月，列宁回到俄国，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积极争取革命的和平发展。但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动了七月事变，俄国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结束，政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反革命势力开始猖狂反扑，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武装夺取政权已成为紧迫任务。为了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向他们说明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应当做些什么，列宁在艰苦的匿居条件下的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中撰写了日后具有伟大的革命指导意义的《国家与革命》一书。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许多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也广为传播，尤其是书中有关国家、暴力与革命的理论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时代的烙印以及不正确的理解方向，使我们长期以来把这些理论曲解或误解了。这种曲解或误解主要表现在，把用暴力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视为从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惟一手段，过于突出国家的暴力作用或只把国家视为暴力工具等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今天，全球范围内社会政治变革的形式已发生巨大变化，和平的政治选举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社会政治和平变革的几率也越来越大，政治地图的改变正在逐步采取某些新的形式。尽管仍有由资本主义挑起的局部战争不时发生，也有恐怖主义的存在，但反战、反恐却是时代的最高呼声。在新的时代，我们再度翻开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编著《国家与革命》，更能深刻体会革命导师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有关暴力革命和国家职能的辩证描述和精辟思想。

1.《国家与革命》在世界和平主题下的意义

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国家是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产生的。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对立、互相冲突的阶级，使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斗争之中，这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站在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抑制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一切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谬论，都是从在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制造混乱开始的。他们把国家说成是超越阶级斗争的机关，是维护全社会利益的。列宁在批驳这种谬论时，从国家起源方面论证了国家的本质。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国家的基本特征，它同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国民，二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构成这种公共权力的，不仅有常备军和警察等特殊的武装队伍，还有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而具有特权地位的官吏则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代表。为了维持庞大的武装队伍、官僚机构的存在和运行，需要征收各种税费和发行国债，直接吮吸广大百姓的脂膏，使公共权力得到财政上的支撑。所以，国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强制的暴力机关，是统治阶级手中的强力工具。

强调国家的阶级压迫职能，并不否认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例如为维护社会秩序而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为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而举办公共工程等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逐渐扩大，甚至出现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干预。但即使如此，也决不意味着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的取消和削弱。必须认识到，国家的阶级压迫职能决定它的社会职能，社会职能的实施服从于阶级职能，两方面的职能归根到底都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

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也不会永世长存。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而最终被消灭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包括国家，都将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自行消亡。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国家自行消亡的论断，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残余；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是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消灭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人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只能由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来代替。这样一种更替决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来实现，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颂扬暴力革命，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列宁指出：这种颂扬决不是过头话，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系统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

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列宁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著出发，论述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它有特殊的武装队伍，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是站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接着论述了国家自行消亡和攀力革命问题。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但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则只能通过自行消亡。列宁得出上述看法与他生活的时代分不开。当时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对立明显、社会政治动荡不断，而国际间的冲突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在总结欧洲革命经验、尤其是法国革命经验时非常关注社会阶级斗争，并强调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这样鲜明地提问题：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归根到底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产生丰富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列宁虽然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但他并没有忽视特殊的具体情况，即当时英国的情况。他在引证巴黎公社革命时期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中的段落后，强调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马克思把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人民革命的结论只限于欧洲大陆。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列宁的这一引证和关注表明，他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学者式的冷静和细致，并不因为自己倾向于用暴力革命打碎俄国这架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而忽视当时英国有进行和平革命的可能。在实践上，革命家列宁并未把暴力革命作为最佳或惟一的选择，盼望革命的和平发展同时也是他的一大心愿。也就在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时，俄国革命局面出现了有利于苏维埃的变化。在此之前的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革命危机推翻了沙皇政府，取得了革命胜利。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却对布尔什维克进行镇压。于是引起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苏维埃在俄国到处涌现。列宁迅即抓住这一转机，提出了新的革命的任务。他说：目前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在苏维埃面前，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面前，出现了革命史上极为罕见的机会，也就是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而不再拖延、保证国家不致遭到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崩溃、保证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列宁认为，如果苏维埃本身不动摇，就根本谈不到对苏维埃的任何抗拒。地主和资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经受到教训，面对苏维埃最后通碟式的要求，他们会和平地交出政权。列宁这样判断：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保证通过实践来考验各政党的纲领，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列宁理智地估计到，一旦发生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会使好多万地主、资本家和同情他们的军官丧命。

列宁号召无产阶级不借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并强调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由此不难看出，革命导师并没有把暴力革命说成是夺取政权的唯一适用方法，在其他场合他们都谈到过无产阶级有和平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可能性，也都曾经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作过努力，因为革命者要善于根据具体的客观形势的变化，灵活地正确地采取相应的策略和方法。但是，迄今为止，这样的例子还没有出现。在现实的政治较量中，那些借口时代变化而片面鼓吹和平过渡，否定和攻击暴力革命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二、《国家与革命》对国家职能的辩证阐述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确实反复强调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它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针对这种资产阶级的国家，列宁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推翻其统治的任务，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才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列宁还指出，无产阶级同样需要国家政权，需要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列宁的这些观点，在革命时代曾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曾使革命者耳熟能详。可是，也许是对这方面内容的突出关注却掩盖或减弱了列宁的其他相关理论观点。例如，列宁在强调国家的暴力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国家政权职能的分化，强调了国家的经济职能。他指出：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在进一步论述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时，列宁认为，公社仍然必需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但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的多数，因此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他还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并且可以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的痕迹铲除干净。故此，列宁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在终极意义上说，革命家列宁是个反暴力论者。他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时曾作了这样的展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不需要暴力和服从。同但是，在社会主义时代，还需要有国家在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由此可见，列宁在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时深信不需要任何暴力和服从的共产主义时代会到来，这表明列宁既是暴力论者，更是非暴力论者。他渴望作为压迫机关的国家的消亡，社会每一个人实现平等权利。

列宁在领导俄国共产党夺取俄国革命的胜利后，在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建设时，社会形势对国家政权服务职能的需要变得突出起来。列宁则就势抓住了这一点，故十分强调发挥国家政权的服务职能。1920年，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开采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这就是我们的政治。此时，列宁最看重的是新劳动组织的建立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再像革命胜利前那样过于强调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他这样明确说过：要摆脱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固然非有暴力不可，但它并不仅仅意味着暴力，它还意味着比先前的劳动组织更高级的劳动组织。列宁还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惟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胜和纪律性。，这表明，列宁已充分认识到全部国家机关不仅仅具有暴力作用，而同时具有管理职能，具有民主的和经济的职能。为了建设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除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习气，列宁告诫苏联共产党人要免除资产阶级国家官员的官僚习气，要为人民服务。他还提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了同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作斗争，列宁在1923年提出改组国家监察机关工农检查院。他认为，苏联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以外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因此必须改组工农检查院，专门考查工农检查院的职员是否了解国家机关，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等方面劳动的原理少习列宁设想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以更好地工作，真正同广大群众联系起来。

三、《国家与革命》的当代意义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自1917年9月完稿、1918年公开问世以来，激励着世界范围的革命者从事革命运动，并把这种革命运动或多或少地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伴随着这种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国家与革命》当之无愧为新时代革命的圣典。从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过程看，暴力与革命确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从1649年英国革命为发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已历时3个多世纪。这其中包括欧洲各国的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它们都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暴力相连，尽管具体情况各样。这一漫长的革命过程显示了攀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并非任何人主观制造，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必然引起上层建筑变革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尽管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一历史过程有资本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之分，但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都未超越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政治平权取代君主专制的时代革命。这种革命是人类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对现代的社会生活有着巨大影响。用这一尺度衡历史上与暴力相连的革命，就知道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和无法避免。并且，暴力作为历史上人类生存的一种行为方式，不仅与革命相连，几乎体现在历史活动的各个领域。历史上人类的复仇、战争、侵略、镇压、反抗等等，无不与暴力相连，而以攀制攀的反抗与革命更是应运而生。并且，这种攀力活动在当今世界远未完全消失，地球上的许多地区仍然武力冲突频仍，我们的时代也远不是太平盛世。在这种意义上说，《国家与革命》中许多原理仍有其生命力。当然，列宁着重和平革命的机会和推重暴力是以最终消除社会暴力为目的的思想，会随着历史进程愈加显出理性的光辉。列宁曾向往人人平等社会的到来，并设想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由于时代变化的缘故，《国家与革命》以前被曲解的一些论点今天变得逐渐清晰。《国家与革命》的现代指导意义正在日益彰显。在经济全球化，和平主题的时代，借助和平革命获得政权的可能性也要比无产阶级革命初级阶段的几率更大一些。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看，经济全球化虽然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和市场全球性扩张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主导或统治这一时代的仍是资产阶级。不过，从当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来看，资产阶级已不像发展初期把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上，他们靠高科技创造出来的廉价、优质商品来占领世界市场，并对其雇员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调整，甚至让雇员持有公司股份或分享利润。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人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越来越高，他们已在向有产化方向发展，并参与企业管理。同时推动社会政治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这为当代劳资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尽管当代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主义，其本质仍然是为资本增殖，但资本家作为社会公民时，他也会把自己的财富捐献于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或教育事业等。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维护私有制的同时，也在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为福利国家而努力。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总是要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剥削不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产品与不发达国家实行事实上的不等价交换.但它们也同时实施一些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以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等。这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这种日趋复杂的情况使得即将到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渐变得和平和不彻底。

历史进步的规律不可阻挡，所以全球化时代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要多的同时，它积累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比以往任何社会形态都要多。同时，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可以利用合法手段创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工人可以自办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可以自办产、供、销合作社等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日益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运动不再表现为暴力革命或战争，而更多地是表现为民主与参政。发达国家众多的社会主义党派所推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宗旨和行动是争取民众选票、加人政府组织以利推选自己的主张。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因而在发达国家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历史发展趋势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参政、执政为大势所趋，例如成为国家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数在逐年增多，并且执政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些党派主要是用社会主义改良政策不断地改造资本主义。改良的过程中是否会忽视无产阶级利益，是否党内已有变质我们不得而知。

在广大的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时兴，而由共产党执政的亚洲大国中国及越南等国家仍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强大动力。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老练地投人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并成为参政党例如俄国共产党就是如此。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它们为全球的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努力着。这种日渐开朗的局面使世界人民离社会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更加接近。

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一体化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这种全球性质的公民社会即是由全球范围内社会不同领域积极活动的各种集团与机构如协会、自发性公民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的总和构成，它们是世界和平的真正基础。这正如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一书中所指出的，不是在生存斗争中发展的胜利者才有资格参与新的全球世界建设，人类的团结合作将提供更好的机会，对付诸如人口爆炸、毒品泛滥、核武器扩散、种族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气候灾难、大规模移民运动等.但是，要实现世界和平目标就有必要订立全球社会契约，如消除不平等的基本需求契约、宽容与国际文化对话的文化契约、全球调控的全球契约、持续发展的地球契约，并把这些契约变成实践，以互助团结取代强权暴力。很明显，拥有一个美好未来的共识与共产主义的理念相通。如果把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为一种渐进或量变过程，那么全球化的深人发展将是用社会主义渐渐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从马克思的立场看，全球化将会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随全球化而来的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放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可能仍然需要革命。这种革命或不再伴有暴力或暴力成份很少，但它毕竟是一场伴随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变革的和平式政治革命，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已无力阻挡这种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这正是《国家与革命》的现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国家与革命，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