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警惕大人对“小人”的贿赂 2009-10-15
作者：郑也夫
■我们是个机会主义的民族，自恃一己之机心，无视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以为靠钱财和恩宠便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者。在社会法规的层面上，官与民均无所顾忌，遂有贿赂成风。
贿官，贿佛，贿孩子
亨廷顿在《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说:“现代化进程引起的腐败在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比在封建制国家更广泛。例如，中国与日本相比，伊斯兰文化与印度文化相比，前者的腐败程度也许更为严重。”中国自秦代起便行帝制。这是从柳宗元到当代西方学界的共识。说其封建，混淆了原本一清二楚的制度分野。
为什么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腐败盛行?其一，腐败的狭义界定是:公职人员利用公职谋求私利。封建主拥有的是私权，任凭他如何使用自己的资源都不属狭义的腐败。在暴殄天物上，我仍然觉得官僚比封建主和资本家有过之，因为后者消费的资源是自己的，前者是国家的，其挥霍多了一层占便宜的驱动力。其二，封建社会中，身份是定死的，阶层间不能流动。中国古代社会中功名是可以考取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社会成员面前有诸多的机会。但有一利必有一弊。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中央集权官僚制是其重要构成，铸成了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性格。善于找机会不都是负面，它走到极端才成就了机会主义的面相:没有理念，不管规则，枉法行贿。
既然成了性格，策略就不会固守一地。向官僚行贿为了当下利益，向神灵行贿则兼顾来世今生。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剖析两位事佛者:(某人)“曾问冥吏:‘事佛有益否?’吏曰:‘佛只是劝人为善，为善自受福，非佛降福也。若供佛求佛降福，则廉吏尚不受贿，曾佛受贿乎。’……一囚曰:‘我之堕落以信佛误也。佛家之说，谓虽造恶业，功德即可以消灭；虽坠地狱，经忏即可以超度。吾以为生前焚香布施，殁后延僧持诵，皆非吾力所不能。既有佛法护持，则无所不为，亦非地府所能治。不虞所谓罪福，乃论做事之善恶，非论舍财之多少。金钱虚耗，舂煮难逃。向非持佛之故，又安敢纵恣至此。’语讫长号。(纪昀按):三藏所谈，非以敛财赂。”环顾今日中土寺庙，以烧香换取福祉的心态恐比比皆是。
纪氏在谈论佛事时道出“贿赂”两字，而国外心理学家科恩在讨论奖励，特别是为了促使孩子读书而频繁使用奖励与表扬时再次说到“贿赂”。震惊之余我认为，无论是对孩子“行贿”，还是对成人实施表彰，中国均为第一大国。
上述三个维度中有一以贯之的逻辑:企图通过行贿控制对方，不管他是大人，是佛祖，是亲子。官员本该有他为官的公允，孩子本该有自己的兴趣。但官员的中立和公道、孩子的兴趣和时间，行贿者都企图一总买断。
奖励难以提高被教育者的德性
下面要讨论教育。所论的被教者兼及孩子和成人。此地之“行贿”，即奖励和表扬，给成人的是名或利，常兼而有之。给孩子的则是甜言蜜语和糖果蛋糕，当然物质奖励正与时俱进。这些外部的诱惑干扰了个体的精神世界的自主、自立、自决和自娱。
心理学家做过很多实验。比如减肥的实验，奖励组成员若体重下降每周能两次获得5美元，另一组没有奖励。起初奖励组效果突出，但是五个月后奖励组成员体重反弹，反而是非奖励组成员越来越苗条。戒烟实验的结果近似，非奖励组的最终效果好于奖励组，且后者中撒谎的比例比前者高出一倍。原因是什么?针对一次性的行为，奖励有杠杆的作用。改变和提升性格，则靠内力，取决于内部的生长机制。奖励不仅无助于此，还有干扰、破坏的作用。
教育致力于提升的不外道德与才干。这两方面奖励和表扬都没有好的效果。
道德的前提是行为自主，是拥有选择的权利；被迫的行为外部性再好也不是道德。奖励和表扬其实构成了干扰自决的诱惑，它极可能诱发人们追求奖励而非道德。
科恩的话极端，但包含真理。他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我们希望培养的孩子除了关心自己、对别人一概漠不关心的话，我们只需发现他们表现出慷慨时给予他们赞美和奖励便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奖惩可以造就驯顺，贿赂能够买来服从，却很难想象它们能够哺育出“责任感”这样的东西。靠奖励和表扬并不能提升道德，反而可以催生出众多的伪君子。
师长们常常告诫:表彰面前要戒骄戒躁，说明他们尚能意识到表扬的复杂后果。不幸只看到了它的较小的负作用———导致自我感觉过高，却没有看到它的更广泛、更恶劣的负作用———诱导被表扬者将其他追求置换成名利。
不是吗?官僚可能被金钱贿赂，工人、学生就不会被表彰所挟带的名利贿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负作用就每试不爽。少数心性极好的人，任凭外界毁誉，都坚持他的善行。
还有一些异类，包括笔者，拒斥表扬。他们敏感地体会到此一程序中的不平等，并发觉自己被干扰了。表彰其实是为了控制对方，怎么可能是平等。表扬的颁布者更是通过颁奖的仪式，彰显自己的权威，而被表扬者的每一次接受都是对某种规矩的就范。
奖励难以提高被教育者的才干
奖励和表扬也难于促进被教者的才干。原因有三。
第一，迷信奖励会使得施教者忽视了原因的探讨。比如小孩因不习惯孤独而晚上不上床，学生因听不懂而走神，家长和老师企图靠糖果催眠，靠表扬带来专注，都是文不对题。
第二，奖励和表扬能促进的只是简单劳动。强烈受到表扬驱策的人，学习和工作时肯定是回避风险，选择熟悉和安全的方法，不为好奇心所动，如是他的关注必然极其狭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奖励和表扬扼杀兴趣，而兴趣在学习中是至关重要的。兴趣是高度主观的，是不讲道理的。多数人天然地会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因此其实不必操心同学们对一切建立不起兴趣。如是，一定是外界的强干扰所致。所以沃洛德考夫斯基说:“我从来不说‘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那将会剥夺他们自己的选择。”孩子有产生某种兴趣的先天基因，后天的良好环境是:
一、他能接触到多种事物———这几乎是师长们唯一能够给以帮助的事情；二、他不要太过忙碌，那样就不可能遭遇他可能感兴趣的东西———而恰恰是师长们通过种种奖惩导致学生们没有空闲，针插不进。如此，兴趣从何滋生呢?说到根本，做好活要凭兴趣。有人说，还有靠努力。没有人说不对。但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努力，受兴趣驱使的努力和被迫的努力。两者天壤之别。正如科恩所说:“我们需要提出疑问:哪一项乏味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为什么?”有一两项必做的乏味事项就很可以了，如果多数学生被多项不可或缺的乏味学业包围，难道不是极其可疑的社会安排吗?是有些课程的安排和要求不妥，还是我们在施教过程中过重的奖惩导致了过重的劳动，进而造成了乏味———是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教育的本意之一是开发学生的兴趣，今天中国教育的效果是大面积地灭绝学生的兴趣。
慎用惩罚很好，滥用奖励很坏
为奖励和表扬辩护的人最喜欢拿出的理由是:奖励和表扬比惩罚和批评好，比后者有效，比后者人性。
科恩说:奖励和惩罚、表扬和批评，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在一个群体中，表扬其实就是批评的另一形式。一些同学总是得不到表扬，总是听到别人受表扬，他们的感觉和受到批评有什么不同。对孩子的惩罚，乃至打骂，我都不绝对拒斥。
一位教育社会学家说:父母的威慑对孩子是必要的。我的理解:武器的功能第一是威慑，第二是使用，使用越少越好，但威慑不能是无本之木。今日中国的父母是少了惩罚与威慑，多了表扬与奖励。慎用惩罚和威慑很好，滥用奖励和表扬很坏。
惩罚和威慑对孩子有两个积极功能:
其一，孩子幼小时是不懂道理的，却须开始学习一些规矩，这要靠惩罚和威慑来完成。规矩和禁区不要太多，几条大线不许过，过了要惩罚，这之外孩子享有广泛的行为空间，如是惩罚就不会扼杀孩子的自由生长。
其二，一个人从小就要有敬畏感，要有畏惧的东西，这东西首先要由他身边的人为他注入；什么都不怕就麻烦了，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将发生集体性灾难。惩罚和批评所完不成的灾难，奖励和表扬可以完成。因为沐浴了近代人道主义思潮后人们开始约束惩罚，而奖励和表扬以其道貌岸然的伪善形象逃脱了人道主义的批判。
在中国的学校中，奖励并非不许可一个同学对某一边缘事物建立兴趣，但是它通过将同学们的全部精力和时间驱赶到狭窄的科举方向上，从而灭绝了同学们滋生兴趣的心理机制。
奖惩是极其古老的手段，有了家族、部落、群体生活，就有了奖惩。但是穿越了十万余年的时间隧道后，我们的环境、技术、价值观、生活水准都大大改观。人类必须调整奖惩。
如上所述，惩罚一方面退出一些领地，另一方面消减其原初的残忍。表彰则借着惩罚在社会生活中的萎缩，极大地扩张自己的领地。且因为世间一切强势固有的傲慢，它完全漠视时代的变迁。
物质刺激对什么人最有效?生物学的实验中，科学家常常不给动物吃饱，以保证用食物作强化手段时动物的反应灵敏。同理，在贫困的时代物质奖励易得逞，对贫困的员工物质刺激最有效。可是今天社会已经和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过去的物质奖励，要么不灵验了，要么从营养品变成毒药，它们在食用效果上本来就是连续谱。你还能给孩子糖果促进学习吗?我们已经将贪官喂得脑满肠肥，也要将子女喂得肥头大耳吗?生活资料的供给妙在适度，过犹不及。如果父母经济无压力，难道孩子学习不努力就不让他吃饱吃好，难道孩子努力就该吃得更多更好?
其他消费其实和吃是一个道理。如果经济允许，适度消费是孩子的权利，不该蜕变成奖励品。常有家长对小孩说:你不好好学习我就不喜欢你了。这是气话，也是大错特错的话。你的关爱不可以是有条件的。
三维行贿说拓宽了行为分析的视角，它统摄了小人对大人的行贿与大人对小人的行贿。三维行贿说透视出，我们是个机会主义的民族，自恃一己之机心，无视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以为靠钱财和恩宠便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加诸他者。在社会法规的层面上，官与民均无所顾忌，遂有贿赂成风。在自然法则的层面上，敢以铜锈赎买天谴，敢以奖惩扭曲上苍赋予一个孩子的情趣和发育。这是自负还是自卑?谁能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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