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地址http://www.bullock.cn/blogs/fengtang/archives/86830.aspx

原文作者：水木丁

朋友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最近和我聊到了她的烦恼。是关于现在的学术圈的，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这个圈子歪风邪气很盛，很多的潜规则，并不像表面那么清明，评定一个学者，总是要看他在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了多少文章之类，但现如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钱搞定的，于是朋友就很苦恼，她是有实力的人，论真功夫丝毫不怕竞争，但现在却发现自己埋头做了十几年的学问，实力这一条却完全行不通了，那些明明并不比自己更出色的人，到是风生水起，四处炫耀着。可如果自己真去依样画葫芦，却又很痛苦，因为那会成为鄙视自己的人。不去做，却也不甘心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别人不劳而获。朋友讲完了这些就问我，这是不是很虚荣啊？我说不是，这样的纠结是很正常的。知道道理总是简单的，但真要放下，对谁都没那么容易。
　　
　　
　　
　　这让我想起当年当老师的时候的一件事。我当时是在一个中学里当代课老师，因为一个正式老师生完孩子要回岗位，所以学校要辞掉当时四个代课老师中的一个。后来我知道，有一位老师冒充家长打电话给校领导。说我教的不好，实际上，我的两个班的学习成绩，一个是十二个班里的年级第二，一个是年级第三，后来事实还证明，这位打电话的同事，她之所以有一个班成绩比我的好，总是年级第一，是因为她一直在私自篡改成绩。最后中考的时候，她的那个班的成绩，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打电话的事情被我的一个在学校的同学知道，很气愤的跟我讲。两个女人就气愤的在电话里噼里啪啦的一通发泄。然后同学就说，你说你咋那么废物，就不能狠点？你也冒充家长打电话给领导。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憋了半天说：我不行，我做不来。要不，你帮我打？我同学在那里很认真的想了半天，最后也运了口气说，我也不行。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结果后来，我成了离开那个学校的人。
　　
　　
　　
　　前一阵子看《天水围的日与夜》，08年华语电影中最爱的一部片子，电影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和很玄乎的矛盾冲突，只是讲了一个寡居的母亲和儿子，如何与楼下的一个孤单的老人成为朋友的经过，鲍起静扮演的那位寡居的母亲贵姐，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好人，年轻时候家里穷，先辍学打工供了几个弟妹上学，然后又供儿子，也没念过什么书，只是在超市里打打工。过着老老实实的，却也安安静静的日子。对人的关怀和体贴，都是自然的，不给人压力的，若对方很抗拒，她到也不一定要做什么。母亲生病，撒娇要儿子媳妇熬燕窝粥给她喝，她是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不富裕的，儿媳妇到最后只是熬了鱼片粥，贵姐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就真的熬了燕窝粥，叫儿子端去，还嘱咐说是弟妹叫送来的。老母亲仿佛也知道似的，喝了一口就和儿子说起来，你这个妈呀，一辈子都痴痴傻傻的，只知道干活。
　　
　　儿子回答说，“哦”
　　
　　我和一个小朋友聊起这个电影，就说，不相信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好人。我说，没那么复杂吧，若我是那孤苦无依的老太，你难道不会叫儿子下来帮我搬一下电视机吗？难道不会陪我去看孙子吗？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会做得到，我自己也会做的。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我喜欢贵姐，不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做了这些善良的事，而是因为，她只是顺应了自己的本性而已。既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也不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不像刘慧芳那种好人，事实上我从小就不喜欢刘慧芳那种好人，善良得如此高调，老是好像牺牲了什么，整天苦哈哈的，跟圣人似的，那样的善良，只会让周围的人都有压力，因为一跟她比起来，别人都是道德低下的，这样就让她周围的人负担沉重的很。但是天水围的这位母亲不同，她只是顺乎了自己的天性而生存而已。
　　
　　
　　
　　我一直记得《北京人在纽约》里，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片段，姜文对王姬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从来不做昧良心的事的人，一种是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人，一种是根本没有良心的人。头一种和后一种，是从来不受良心的责备的，只有良心被狗吃了的人，才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然后王姬说，你是说你想让狗把你的另一半良心也舔干净了是吗？
　　
　　中国是一个讲厚黑学的地方，我经常看到很多甚至是刚刚毕业的小朋友感慨，社会黑暗，唯有把自己的良心和原则都出卖了，才能够立足。很久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并为我不能做出那些明明知道有利可图的事情而苦恼，就像我那位做学术的朋友一样，因为那等于我将永远不能获得这个社会所谓的“成功”，可是，后来经过了学校的那件事，我也算彻底把自己整明白了，我就没有人家那种什么底限都不顾，只考虑自己的本事嘛，厚黑的那些事，看上去好简单，但是对我这样的人，做起来就是好难，如果我那样做了，我就会受良心的责备，就会鄙视我自己。所以，那就这样咯，不能获得，就不获得呗，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呀，我爹妈从小就没教过我这一套呀，我就是做不来嘛。那既然这样，就按照自己的本性来生存好了。不会厚黑嘛，就不要学人家去厚黑，就老老实实干活好啦，老老实实写字做人，到现在看来，不是也没饿死，不是还活得也可以吗？
　　
　　
　　
　　“好人就是道德高尚的圣人，傻子，我不可能做圣人，所以我不会那么要求我自己”，这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一种想法，但看完了《天水围的日与夜》，我由心理佩服贵姐，却绝不是因为把她当做了什么道德高尚的圣人，她固然是温暖的，善良的，但在我心里，她更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而且懂得顺乎自己本性，不强求的聪明人，是最懂得舍得，也能做到的有智慧的母亲。对于很多人来说，要有钱有房，有名有利，这样才叫做有所得。但是，像这位母亲这样，内心安祥平静，快乐知足，又培养出了一个也是同样如此的儿子，这难道不也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吗？她做人做到的境界，有的人一辈子都做不到。
　　
　　
　　
　　话还是说回我的那位朋友吧，最后两个人说起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去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到别人做的那一套而不鄙视自己，要是实在接受不了，就不再做下去就是了，若是可以，就也顺其自然好了，这样至少也甘心。她说，就怕自己发现自己真的成了那种人。我说，不会的，你该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心会告诉你的。
　　
　　
　　
　　于是朋友感慨说，人到中年，才发现做人好难。
　　
　　
　　
　　听到这话，我笑了，想起了《天水围的日与夜里》，那位母亲和她自己的妈妈，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对话。
　　
　　
　　
　　“做人好难啊！”母亲说
　　
　　“哪有那么难啊。”贵姐在一旁削着苹果，随口淡淡然的回答道。

世界上有许多人确实不懂，或者说他们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的根本分歧。让他们来柏林吧。有些人说，共产主义是未来的潮流。让他们来柏 林吧。有些人说，我们能在欧洲或其他地方与共产党人合作。让他们来柏林吧。甚至有那么几个人说，共产主义确是一种邪恶的制度，但它可以使我们取得经济发 展。“Lasst sie nach Berlin kommen.”（让他们到柏林看看）

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 。我愿意我的同胞们——他们与你们远隔千里住在大西洋彼岸——说，他们为能在远方与你们共有过去十八年的经历感到莫大的骄傲。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个城镇或都 市被围困十八年仍葆有西柏林的这种生机、力量、希望和决心。全世界都看到，柏林墙最生动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失败。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称心如意，因为柏林墙 既是对历史也是对人性的冒犯，它拆散家庭，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把希冀统一的一个民族分成两半。

这个城市的事实也用于整个德国——只要四个德国人中有一个被剥夺了自由人的基本权利，即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欧洲真正持久的和平便绝无可能实现。经 过保持和平与善意的十八年，这一代德国人终于赢得自由的权利，包括在持久和平中善所有的人民，实现家庭团聚和民族统一的权利。你们住在受到保护的一座自由 之岛上，但你们的生活是大海的一部分。因此让我在结束讲话时请求你们抬起目光，超越今日的危险看到明天的希望；超越这道墙看到正义的生平来临的一天；超越 你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看到全人类。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自由了，那时我们便能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在和平与希望 的光辉中这座城市获得统一，这个国家获得统一，欧洲大陆获得统一。当这一天最终来临---它必将来临---时，西柏林人民将能对这一点感到欣慰：几乎二十 年时间里他们站在第一线。

一切自由人，不论他们住在何方，皆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Ich bin ein Berliner”这句话感到自豪。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he proudest boast was "civis Romanus sum." Today, in the world of freedom, the proudest boast is "Ich bin ein Berliner."

I appreciate my interpreter translating my German!

There are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really don't understand, or say they don't, what is the great issue between the free world and the Communist world.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There are some who say that communism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some who say in Europe and elsewhere we can work with the Communists.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And there are even a few who say that it is true that communism is an evil system, but it permits us to make economic progress. Lass' sie nach Berlin kommen. Let them come to Berlin.

Freedom has many difficulties and democracy is not perfect, but we have never had to put a wall up to keep our people in, to prevent them from leaving us. I want to say, on behalf of my countrymen, who live many miles awa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Atlantic, who are far distant from you, that they take the greatest pride that they have been able to share with you, even from a distance, the story of the last 18 years. I know of no town, no city, that has been besieged for 18 years that still lives with the vitality and the force, and the hope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ity of West Berlin. While the wall is the most obvious and vivid demonstration of the failure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we take no satisfaction in it, for it is, as your Mayor has said, an offense not only against history but an offense against humanity, separating families, dividing husbands and wive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dividing a people who wish to be joined together.

What is true of this city is true of Germany--real, lasting peace in Europe can never be assured as long as one German out of four is denied the elementary right of free men, and that is to make a free choice. In 18 years of peace and good faith, this generation of Germans has earned the right to be free, including the right to unite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nation in lasting peace, with good will to all people. You live in a defended island of freedom, but your life is part of the main. So let me ask you as I close, to lift your eyes beyond the dangers of today, to the hopes of tomorrow, beyond the freedom merely of this city of Berlin, or your country of Germany, to the advance of freedom everywhere, beyond the wall to the day of peace with justice, beyond yourselves and ourselves to all mankind.

Freedom is indivisible, and when one man is enslaved, all are not free. When all are free, then we can look forward to that day when this city will be joined as one and this country and this great Continent of Europe in a peaceful and hopeful globe. When that day finally comes, as it will, the people of West Berlin can take sober satisfaction in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in the front lines for almost two decades.

All free men, wherever they may live, are citizens of Berlin, and, therefore, as a free man, I take pride in the words "Ich bin ein Berliner."

原帖地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6507.shtml （我必须要说，回帖比主贴精彩，请务必看回帖）

作者：鞠佳

其实偶早就想写这么篇文字了，刚好最近扒拉点东西，又第N 次想到了这个问题，于是动笔写下：

在我们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时，却对自身了解得实在太少，乃至于一切的憧憬与蓝图都是建立在一个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来讲个故事，这是发生在几年前的“安利退货门事件”，故事发生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后期，随着跨过企业进入中国，西方世界与中国才在基本的生活层面真正开始相互接触。在跨国企业大批量迁往中国的过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国保健品跨国公司，也希望在这片它并不熟悉的土地上开展蓝图。

作为一家排名世界500强、并且是前三十名的国际知名企业，安利公司直销制度体系显得非常独特，并且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另眼相看，形容为“最无懈可击的激励制度”、被哈佛MBA和中国人大MBA列为教材案例，这家公司自然是实力雄厚，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

然而，正是这家巨型企业，在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领略到的是东方人的不可思议之处：

刚进入中国的安利，一切制度是以它在欧美的设计为标准。按美国安利规定，产品实行“无因全款退货”：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顾客在使用后感到不满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只要瓶还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这项制度在美国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誉和品牌象征，退货率微乎其微，安利的产品是优质的。

然而在中国，精明的国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国人：很多中国人回家把刚买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后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额退款。在上海，刚刚开业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门口排起了退款的长长队伍，络绎不绝，人潮涌动，一时间，令安利的美国人大吃一惊。

美国人怎么也搞不明白：作为拥有半个世纪经营经验、一整套完整制度体系的安利企业帝国，他们“全额退款制度”在西方实行一直良好，为何到了中国，竟然遭遇如此数量巨大的退货？真的是产品质量不好吗，以致于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国老百姓要求退货？

但由于承诺在先，安利还是顶着每天的巨大亏损，忠实履行了退货承诺。然而，令人更加惊异的现象发生了：一方面是产品销售量剧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预期；可另一方面，拿着空瓶子前来退货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最后竟然达到每天退款高达100万元，还得倒贴30万元产品——终于让美国安利吃不消了！从这之后，安利公司迅速对中国的制度进行修改：产品用完一半，只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则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国）改变了其公司制度，转变了原先安利（美国）的营销模式，开始逐步领悟“中国特色”。

傻乎乎的美国人被精明的中国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们在这场“退货风波”中或许暗自冷笑，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很多美国人至今也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被哈佛大学引以为豪的最先进的制度体系、被誉为“完美无懈可击的一整套激励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铁卢般的惨败？

中国人，真是太奇怪了，这完全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国作家阿伦特、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笔下，现实社会中有一群这样的人：群氓。他们并没有犯什么伤天害理的罪行，为的只是图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从众，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群体的混乱、更大的丑恶，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害（信用损害、道德损害、物质损害——如果我们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识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无法从他们当中找到，因为他们每个人并不是大奸大恶。阿伦特因此也称之为“平庸的邪恶”。

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现象普遍发生在我们中国民众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层出不穷，就在你我周围，也就是你我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小伎俩。尤其，发生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最具有现代公民素质的城市——上海，这样一件当年轰动的“退货门事件”，无疑是给国人自己打了一记重重响亮的耳光！

透过这个经济层面的现象，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中国现象：即使是西方最优的制度和文化（被哈佛与世界首富认可），到了中国，就陷入泥潭，不仅不能有效实行，反而被国人给“特色化”、同化了。

记不太清楚是谁（可能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是：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因为中国人是最精于钻空子的，无孔不入，即使是堪称完美的制度也仍然防不胜防，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专制手段。

这段话大概是这个意思，一直在我脑海中印象深刻。当然，这样的话会令今天我们所有有良知、有现代公民素质的中国人感到愤怒，会刺激我们大多数网上的愤怒青年们。我们的社会在发展，我们已经是全球不可忽视的力量，能够左右世界经济格局，我们应该有条件拥有最完善的制度、应该达到美国那样的社会憧憬。怎么可以说，我们没有资格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呢？

然而事实或许恰恰正是这样：我们确实仍然是一群群氓！并且，这种群氓心理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无孔不在。

我有几位大学同学，在政府部门的县、镇一级做公务员，多年的好友，只要有时间，平常电话、网络常常联系，都能与他们交流一些东西。有一位同学就说，现在基层的问题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却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地难以处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当地老百姓的一些作为更让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现实的无奈取代。

他说的有一个事件很值得让我深思：一个外地货车，运的是某种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听说的），行至到该乡村的崎岖道路时，因为路面不平，翻了车，货袋破了，黄油流了出来。司机急的是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该地的村民们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司机心想：这下有救了，有人帮忙来了！谁知这些村民们个个拿着袋子，并不是来救援，竟然是冲上前装油，一袋、两袋……装得满满，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机惊得目瞪口呆，却又无可奈何，拦不住，而村民们更加有恃无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没有破的货运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来，不长时间，一整车的货就分到了这些村民手中，他们一个个喜形于色，仿佛白白捡了天大的便宜，却把那司机气煞得是怒火朝天，却无计可施。

货运车不是一辆，后面跟着来的司机们全都怒了，联合起来找当地政府，要求赔偿，惩罚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视，派人前来处理，可村民们不答应，死活不肯把黄油还给司机，双方发生冲突，有人员损伤。闹到后来，村民们不肯善罢甘休，大骂政府是吃里扒外的东西，向着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须对村民们赔偿精神、损伤。于是乎，这件令人无奈而两边不是人的事件，最终还是让当地政府做出让步，对两方都进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补偿双方，才得以消停。

该同学是当事人之一。他在大学时，也曾是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谈天下大事，动辄自言“以后我要是当政了就如何如何”之类话语，如今在基层干了两年，当年的意气风发早已不见，有的只是无奈的苦笑，说：罢了罢了，在中国，就是这样……想必再多过几年，这样的事再见得更多，也就心态麻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它风雨欲来，我已岿然不动了。

农民们辛苦，但并不一定善良；农民们不容易，但他们同样愚昧无知。对于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我们似乎天然地把农民这个群体当作值得同情的对象，但我们恰恰没能够真正深入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思维的本质。这些“群氓”们在自己田间地头、自己狭小地盘上，同样为了争夺利益而相互内斗：为占小便宜而损人利己的群体思维模式、农村里为争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为争山林而两村人大打出手、为了点蝇头小利不惜偷盗电线放火烧山、还有最为频繁的地方利益两伙村民相互间、动辄就是扛锄头群殴不怕事小、或是张家长、李家短然后恩怨相互往死里整……总之，鲁迅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中国地域差距之大，现象可谓千差万别。上海的市民们疯狂退货的举动、与田村老农们疯狂抢货的举动，在我看来，却并无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是千百年来一直未变的国人群体心理。我的眼前浮现出的是这样的群氓——无论是在高楼大厦的繁华城市、还是在穷乡僻壤的山间田边，他们都为着自己心里的小算盘、小利益做精确的打算，想着的是那点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达自己手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中国特色的现象：领取退休金。

中国老一代人们的退休，通常是从自己单位、机关里领取退休金，而由于老人们的行动不便，这种按时领取退休金的行为通常由子女们代领。而在中国，许多老人去世之后，子女们不主动通知原单位、并且继续以老人的名义领取养老金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新闻报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后，其子女依旧在以老人的名义去领养老金。事实上，这种“群体贪小便宜”的现象在中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全国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乡镇，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们在钻这样漏洞。乃至于传出某市镇的单位，大呼退休金不够发，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须拿当天报纸亲自拍照片，证实本人还活着，才能领取养老金——当然，这引起老人们的子女群体的抗议，认为是对人格的歧视。而在领取退休金的背后，却通常是人们潜意识里的心态：反正是国家的钱，既然没阻止我领，也没发现，我为什么不领？我这不算贪污犯罪吧？

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城市、乡镇和单位机关，这种公然在老人死后、继续以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中国特色方式，数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严查起来，恐怕严重得惊人。这其中，数量上占多数是平头百姓的退休职工，他们的子女为贪图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尽管他们个体认为区区几百元并不算违法，但这种 “群体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现了中国人内心的劣根。这让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鲁迅所写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个有着千百年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筑——雷峰塔，因为老百姓们传说此塔的砖块搬回家可以“辟邪”，于是纷纷偷挖雷峰塔的砖头，你一块，我一块，纷纷搬回家，按人民群众的说法是：我就搬一块砖头，不算犯法啊。于是，最终，雷峰塔在这样“集体无意识犯罪”的行为下，轰然倒塌，尸骨无存！

这，才是我们的人民的真实本质。

这种思维的普遍性，深入每个人的内心，不论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头百姓，只要任何人得到了钻空子的机会，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捞取最大利益，并且，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可耻，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身体力行地去为之去“争取”。

现实社会中的许多现象，给予我们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制度真正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吗？对于精明算计的国人来说，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当这个时代的人们在高呼“完善体制”时，我恰恰认为，制度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其实质的问题首先在于“人”。同样是乘坐公交车，在美国为了鼓励人们出门坐公交，规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无人监督），就可申请领取一定的奖金，美国人都很遵守这条规则，而不少中国人却借此虚报次数，以获取奖金；在澳洲，有一条规定“不得擅自从国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药物进入澳洲，否则将严厉查处，如果难以查到国外的寄件人，就会对该国国内的收件人进行罚款”，澳洲人从未想过这条规则有何漏洞，而有中国人却为了整别人，竟故意寄违禁品去澳洲，利用该规则，以使收件人受到惩罚。

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环境里，美国、澳洲可以遵守，而国人却绞尽脑汁地寻找漏洞。对此，我们该做如何解释呢？

鲁迅笔下，雷峰塔的轰然倒塌，归功于每个“百姓”的功劳，每个人贪一点小便宜，抱一块砖回家，造就了一个悲剧。而如果全民参与这种“群体犯罪”的话，恐怕倒掉的就不只是一座雷峰塔那么简单。

我不禁要问：谁说人民就是善良的、无辜的？

如果说那些借老人名义领取退休金的子女们，贪的只是一点点小钱。那么在曾经《南方周末》所报道的一则“重庆市民假结婚骗取房子”的新闻中，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们更加触目惊心的“群氓”行为：

重庆市的一个小镇——人和镇，竟然在2005年创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离婚记录。这个人口仅有2万人的小镇，短短一年时间里竟有1795对夫妇离婚，然后是假结婚、假再婚、复婚。这种滑稽的群体表演，原因在于重庆市的一份征地补偿办法规定：一、一对夫妻只能分一套房，但离了婚单独立户，就可以各分一套房，并以优惠的价格购买；二、配偶为城镇户口且无住房，可以申请多分配一间屋，从一室一厅变为一室两厅。

如此优惠、良好的保障制度，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类似“安利退货”般的嘲弄，这再一次让我质疑：究竟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还是这个社会群体出了问题？

据《南方周末》报道，该镇的老百姓无论年龄大小，纷纷踊跃加入离婚队伍。“村里老太爷老太婆都来离婚了”，“七八十岁走不动路，儿孙扶着来的、背着来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说有笑地排队”。面对如此离婚热潮，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徐南雄很无奈地说：“55号令规定离婚分户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简化了离婚程序，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止离婚。”

而对于大多数村民们来说，离婚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更加复杂的任务：再婚。于是人们又一次行动起来，最关键的是找人。村民们发动一切亲朋好友，在政策划定的“老重庆9区12县城镇户口”范围内寻找结婚对象。村民们甚至开始“悬赏”，赏价从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飙升到上万，重赏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断涌来。

这样的事例我不想再说了，在我们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没有办不到，只有想不到，国人对于体制、环境的超强适应能力，还有极具特色的现实想象能力，真是令人惊叹叫绝而又不可思议。

历朝历代，百姓们通常会大骂贪官、大骂权力垄断者，因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们更顺捷的渠道，去获取本不应得的利益。我们常常说：官是黑的、丑恶的，而民都是无辜的、善良的——其实这是自欺欺人的说辞。在“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领退休金”这些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没有发现“人民”的任何善良之处，恰恰相反，我发现的是：普通百姓只要一旦获得了某种权力（哪怕是临时的），有机会更改游戏规则时，他们表现出来的群体犯罪行为、集体窃取，与那些贪官、腐化分子的作为没有两样，甚至表现得更明目张胆，更加令人可怖，因为——每个人都堂而皇之地认为自己无错。民与官，不过是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罢了。而这个群体，就是我等诸位国人。

当阿伦特在用其笔调描述“群氓”的现象时，她是否知道，这个词语真正、彻底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国度。

个体的行为，孤立来看，并不足以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一旦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的话，将会汇聚成为一股洪流，产生极大危害。对于国人来说，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们真能施行一个公平公正的体制、或是自上而下的进行全面改造，那么我相信，这一切终究被国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团体心理所取代，渐渐演化的仍然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你我之间的算计、抢夺，乃至亘古不变的“窝里斗”、“相互拆台”。

在今天国人的思维里，1966-1976这段延续十年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国家与民族丑陋的伤疤。作为每一个平头百姓的个体，都有理由对这段历史充满了义愤填膺般的愤恨。几乎所有的人民都将其归罪于国家的领袖，认为这完全是个人集权下的恶果——这种说法尤其盛行于今天40-60岁这一代人当中，他们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主导群体，自然有了对过往历史的评价权。

然而事实恰恰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国人群体本身就拥有惊人的破坏力，如果不是因为人们相互之间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传统心理，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群体犯罪思维，我很难相信，仅仅凭借某个人的号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国人的“选择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无遗：恰恰是40-60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们，在当年那场延续十年的事件当中，正值他们青春岁月的愤怒青年时代——正是他们，主演了这场悲剧，他们举一反三地发挥自己的破坏力和想象力，将整个民族的劣根性进行了一次经典的登场演出。

回想当年，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与今天许许多多的网上的愤怒青年一样，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对现行制度的一切充满了愤恨和挑衅，他们目中无人、见人就咬。这个群体对上级、长辈的反叛，演化成从“文#斗”的大字报、“破四旧”，发展到“武#斗”的打砸抢、抄家，红卫兵秉持着“激进的就是正义” 的狂热信仰，对国家机关、政府体系进行破坏性的冲击，尤其在对待那些当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志时，这些年轻人把他们内心的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肆意踢打、辱骂，剃成癞痢头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挂贴牌进行游街，私闯民宅抄家，肆意没收他人财产……这无异于一场大规模群体犯罪，而犯罪的人们竟然将此称作 “正义”。发展到后来，就是砸教堂、捣庙宇、挖坟墓、焚烧文化典籍、毁坏文物古迹，以后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业者、上层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员、中学教师——而在这其中，红卫兵们的内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势力代表，“造反派”、“极左派”、“保守派”，他们相互间争权夺利，大打出手，俨然是整个社会以“正义红旗”的名义，变成了黑社会式的江湖世界。

中国式的“群氓”们无比狂热，群体犯罪的丑恶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货”、“搬倒雷峰塔”严重数千倍的社会损伤。

我们需要真正反思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领袖的三言两语，就能轻而易举地调动起整个群体的狂热？——这根源恰恰不在某个人的威信力量，而在于这个群体本身就拥有着恐怖的群体犯罪心态。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中国群氓们”的历史性演出。而作为民族的最高领袖者，无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这种丑恶心态的。只不过，领袖负责打开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后，魔盒里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态都一涌而出，就再也控制不住，延续达十年之久。

与其说是领袖引导了民众的行为，倒不如说，这是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利用领袖的言辞、来达到人民内心深处隐藏的目的。当年的红卫兵、红小兵们肆意抄家、打人、凌辱他人的人格时，往往借助的是领袖的语录，一句“毛主席教导我们”就足以掩盖他们自身的邪恶。我的外公、爷爷当年都曾被游街示众，而将他们打倒、羞辱的那些红卫兵们，恰恰是当年那些他们用尽心血培养的青年干部。与今天的社会现状类似，在那个年代的这群年轻人心里，对老一辈人充满了不信任，在这些青年眼里，那些老顽固思想落后、早已被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里通外国”所腐化，他们正是“祸国殃民”、“残害群众”的罪魁祸首——怎么办？红卫兵们，兄弟姐妹们，都响应起来吧，“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顽固的命、打烂他们的旧世界、抄他们的家、把他们游街示众、让他们受尽折磨！——这，就是 “群氓”们心底最真实的本质，群体犯罪的最经典的一次上演。

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领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我看来恰恰相反，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国民群体，才会产生什么样的领袖。领袖不过是看透了民众们的内心世界，洞悉了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领袖们的轻轻撩拨，就足以把这个群体引导到一个狂热的状态。与之类似，德国的纳粹思潮、日本的军国主义，都无疑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领袖可以更换，但群体思潮依然狂热，人民的群体思维代代相传。

红卫兵的主体正是当年20岁左右的年轻学生，正是这群愤青而无知的学生，在今天已成为40-6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自然而然拥有了经济上、社会舆论的话语权，这伙当年“群体犯罪”的人们，没有丝毫的忏悔与反省，今天依旧用谎言自欺欺人，把历史的罪责推到某个个人的身上，却把自己打扮成无辜受害的模样——这个群体的犯罪心理，与那“安利退货”、“农民抢黄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们” 一样，竟然表现得心安理得、理所应当！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反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大众中的一员：既然大众都这么干了，我一个人又需要承担什么过错呢？

中国有句名言：法不责众。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丑陋之处。一个人犯错，遭到千夫所指、过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则是理所应当，集体无意识地掩饰。

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尽管今天的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30年，社会硬件方面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间的农夫乃至网络上无处不在的愤怒青年，他们的心态与30年前红卫兵没有丝毫差别。

而倘若我们将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历史长河，遥伸至历朝历代，会看到在各个时代里，这样相同本质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视一切外来事物而又愚昧无知的义和团、刚刚进城就立刻腐败堕落的太平天国式农民、刚刚占领北京城就贪图享乐迅速灭亡的李自成农民军、把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碎尸万段、分尸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曾经在一家省立专科医院工作，做麻醉医生。

八十年代初期，我们麻醉科调进一位女医生，是从信阳地区一个县的公社卫生院调来。

女医生个子不高，四十多岁的年纪，走路似不灵便，话也不多。第一次在早会上与大家见面，科主任热情介绍。该她说了，她嚅嗫着，说不出话。

女医生面色微黑，仔细看，还有些点点，俗话叫“麻子”，看着面相显老。她一进手术室，就捂上个大口罩，口罩上沿与下眼睑齐平，下沿盖着半截脖子。她不像我们，爱穿洗手衣，宽松、简单，她专门拣那种袖口有松紧，有腰带，背后系带齐全的手术衣穿，还长长的拖到脚面，浑身捂得严严实实。

女医生姓郑，麻醉科的同事，当面称呼“郑医生”，背后说起，都叫“郑老太太”，简称“老太太”。科主任客气，称呼她“老郑”。叫的时间长了，年轻人又口无遮拦，加上手术室的护士也知道了，跟着胡乱叫，就漏了口风。郑医生听到，不愠不恼，只笑笑，还说，咱们科里就我的岁数大嘛。那走了嘴的人，反而不好意思。

有一次填履历表，我偷看郑医生的，学历一栏写着“大学毕业”，再看，原来还是河南医学院医疗系，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在我们麻醉科，这个学历无疑是最高啦。

郑医生开始工作没几天，我就发现她对麻醉很陌生，工作程序不熟悉，手脚也不灵便。我倒不以为然。麻醉太专业化了，工作有风险，即使有临床经验的医生，也不是一上手就能适应。科主任叫她和着我编一组，先熟悉工作，叫我带她。又悄悄向我交代，老郑一直是赤脚医生，现在粉碎四人帮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解决两地分居，才从农村调进来，虽然大学毕业十几年了，没有在临床干过，你带着她，千万别出事。

千万别出事！这是科主任交代给我的，一点不像医生说的话！把我吓出一身汗。

我们医院是以治疗胸部肿瘤为主的专业医院，每天都有十几台开胸手术。开胸手术用全身麻醉加气管插管，行人工呼吸管理，这是常规，是我们医院麻醉医生最熟练的活儿。就这样的一个操作，郑医生就是通不过，那个管怎么就插不进去。有一次，我下定决心，做了最细致的准备，提前和巡回护士打招呼，叫大家专心配合。但是，诱导药注射完，她还是没有插进去，我咬牙叫她插第二次，还是不行。我看她满脸通红，紧张的眼光都有些散漫了，话也说不出来。我也不敢再做第三次了，叫病人躺在手术室，一直到完全清醒，再和医生商量改日。

外科医生不干了！吵吵嚷嚷，告状告到高大哥那里。大哥是他们科主任，接了状子，来找我们科主任，如此这般说了一通。我们科主任就把我和郑医生调去做普外手术麻醉。第二天早会，科主任宣布调整，我也没说什么。科主任本来是好心，觉得我技术还行，叫我带个新人，带好了，他也好起用我，这下可好，我被拖下水了。我也理解，麻醉的事将就不得，稍有闪失就是人命关天。早会上，郑医生挨着我，低头不语。开完会，她跟在我后面一个劲的说，对不起，对不起。这岁数的人了，我又可怜她。

噩梦没有因为到普外而结束。郑医生上的第一例普外手术，是胃切除，使用硬膜外麻醉。因为穿刺点在胸椎了，比较高，脊柱的棘突在这个位置已经很倾斜了，她怎么都扎不进去。我看着她受的姿势别扭，指头伸直弯曲都受限制。只好接手过来。后来，我发现，凡是腰以上部位的硬膜外穿刺，郑医生都感到很难，一是掌握不住棘突的倾斜度，二是手没有力气，送不进去针。无奈，我们只好落到陪妇产科打发日子的地步，偶尔有直肠手术，我们也能拾几个。

我有点生气，又不好向郑医生发脾气，毕竟她岁数大嘛。问她，你毕业这十几年，都做什么呢？她告诉我，一直在一个公社卫生院工作，那个医院连她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还是革委会主任，她管看病，兼兽医，还管计划生育，另外一个人是赤脚医生，管司药，兼勤杂、做饭、给主任看孩子。

又过了一段时间，医院开始改革了。听了院长的动员，全院人人振奋。现在说起改革，辉煌的不得了，伟大的不得了。其实，在三十年前，改革对于我们这些当医生的人来说，就是能凭本事多挣点钱了。我们医院改革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加手术”。因为病人太多，按照正常工作日安排手术，病人等的时间比较长。医务处决定，每天下班后，还有星期天，可以加手术。病人要求加手术的，需要另外交一笔钱。我记得，一个食管手术，加一百五十块，一个甲状腺瘤，加三十块。这个额外的钱，医院抽走60％，剩下40％，由参加手术的人分，按照责任、重要性分配。麻醉医生被排在分配的第二位置上。

麻醉医生的位置一下子被提高，大家都很高兴。科主任宣布这个改革的细则时，每个人都在心里算计着自己的收入，好像就要买房子置地一样。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立竿见影的享受改革。这种加班手术，全是在下班后或者星期天，对个人能力和业务水平就有了要求。小手术一个人还可以应付，大手术，麻醉医生必须是两个人，另外一个是助手。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日常排班就是这样，谁也不敢为钱而坏了规矩。但是，两个人谁和谁搭配，需要科主任分配。有人建议自由搭配，响应者不少，科主任不同意。最后形成折中，自由组合，科主任调剂，最后批准。这个方案，医务处也同意了。

再往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郑医生落选了，没有人主动和她搭班，连我都没有。

那几天，我几次看见科主任和她在办公室谈话，隐约看见她拭面。我心里酸酸的，也有疑问，一个全日制毕业的大学生，即使当了几年赤脚医生，业务也不至于荒疏到如此地步啊！

科主任找我商量，希望我能带上郑医生，叫她也搭上改革的快车，沐浴改革的春风。我有点犹豫，主要怕担风险，白天人多，即使助手不行，马上还可以喊来其他人；晚上就一个人，万一真出现险情，助手不强，我就会陷入为难境地。

还是科主任有办法，叫我同时带两个人，一个郑医生，再分给我一个进修生，这样，我靠着人头占手术数量。科主任安慰我，你不会吃亏，多一个人，手术就多嘛，另外，进修生光干活，不参加分配啊。

这个方案开始没几天，又出事了。手术科室有意见了。本来，加班手术，各个手术科室把业务能力差的医生都暂时排除在外，上台的都是能单打独斗的。也难怪，晚上加个手术，到半夜下来，你要是连单独处理病人的能力都没有，谁敢安排你上呢？

手术科室看到我们麻醉科这样凑合安排，不放心，也不满意。意见反映到医务处，又回到麻醉科。终于，郑医生彻底落选了。科主任给她安排了一个准备班，连白天的手术也不叫她上了，就在准备间为大家准备器械、药品。

改革的第一个月，我因为加班手术增加了将近一百块钱的收入，要知道，那时候我的月工资才三十多块啊！

全科室人人笑逐颜开，相互悄悄打听着收入，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加班手术，落下来的也不是郑医生一个人。我看有几个人低着头，不愿意多说话，只埋头工作。

那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早就知道“改革”这个词和它的含义，也每每为改革欢呼。真没有想到，到了我身边，改革竟成为这样！

一天，我见郑医生没有来上班，问主任，知道她病了，请了几天假。她自进麻醉科，就和我搭班，又因为落选加班手术的事，我心里总觉得欠她点什么。听说她病了，就准备去她家看望。主任也一个劲撺掇我去。

郑医生家在城郊，市农机站的家属院。我下班后骑车去，找到地方天已经黑了。这里很偏僻，此时更是冷清。院子里，地面被拖拉机划出一道道深沟。院子尽头有一排平房，黑着灯。只有最西头一间亮着灯，那就是郑医生的家。

我敲门进去，看见郑医生躺在床上。她见我来，欢呼起来，忙从床上准备挪下来。她爱人正蹲在一个煤火炉旁，大概在熬药，忙过来和我招呼，又劝郑医生不要下来。

这是一间房子，大概有十几米的面积，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张书桌。灯下，有两个孩子在写作业，一个女孩大点，一个男孩，看见我，睁大眼睛看。

郑医生在小床上半靠着，腿上搭着一床被子，额头围着毛巾，原本微黑的脸膛，在病中显得黑惨惨的。

我把带来的水果、点心等交代给郑医生，说，水果是主任叫买的，点心是科里同事凑钱买的，大家都问你好，叫你安心养病。

我说的是实话。科里那些人，虽说有一两个狠心贼，但是，大部分都是好人。

往下，我们就闲聊起来。郑医生的爱人老王告诉我，郑医生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县医院工作，原先也是做临床，内科，工作还比较满意，后来，因为他在一个公社农机站工作，离县城远，又在一次事故中受伤，摔坏了腰，为了照看他，郑医生就要求调到公社卫生院了。

老王苦笑说，我是农学院毕业，学农机的，进学校的时候，宣传画上是麦田里的红色康拜因，麦浪滚滚，口号是农业机械化，看得我热血沸腾。等毕业到了下面，哪有什么康拜因？全公社只有三台锅驼机，还是烧木柴的。

我看郑医生靠着床头，看着老王讲，一句话不说。

老王又说，郑医生在公社卫生院一干就是十年，业务全丢了，还落下一身病，尤其是风湿性关节炎，行动很不方便。

我突然想起，她在麻醉操作时手指头不灵便，腿也拐拐的，需要手脚使劲的时候，浑身使不上劲。

现在说啥都晚了，可那时候，也真没有其它路可走。郑医生叹息。她对我说，因为老王摔伤后，行动起居都需要人照顾，又要吃药，她只好放弃专业，来到他身边，在公社卫生院，又是人医，又是兽医，到最后几年，我们两个什么都干不了，孩子上学没有地方，工作没有事可做，又得了病，还没有地方治病，只好闲着。

老王说，她还干计划生育，你应该知道，在农村管计划生育，不是人干的活，简直是在地狱里熬年月。

没有一点办法调回城市？我小心问，这个问话有点敏感。

郑医生又一声叹息，说，我们俩都不是那样的人，找人，找关系，托人，送礼，我们都不会，连门儿都没有。

我看见书桌的台灯旁有一个小小的镜框，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仔细看，是一个年轻姑娘，满脸阳光，穿着碎花布的连衣裙，浑身的青春随着衣裙飘动，一条长辫子搭在胸前，站在河南医学院的大门口。无论用那个年代的标准评价照片中的姑娘，都可以说得上“漂亮”。

我问郑医生，这是你的照片吗？

郑医生脸上泛着光亮，点点头，说，这是毕业那一年的五四青年节，我们学校和农学院开营火晚会，他给我照的。

我发现，郑医生说这话时，眼睛里充满了闪光的神彩，充满了喜悦。

爸爸和妈妈在晚会还表演了节目。在一旁的女儿突然说。

是吗？什么节目？我问。

妈妈唱歌，爸爸吹口琴伴奏。女儿兴奋的说。

现在还会吗，吹一段听听。

两个孩子听说，欢呼起来，爸爸吹口琴喽！妈妈唱歌喽！儿子抢着找口琴。

老王想推，郑医生像个小姑娘那样，满脸通红，晃着他的胳膊，撒娇，吹一个嘛，吹一个嘛。

口琴拿来了，是一支老牌的国光口琴，老王试试音，开始吹。女儿又给他一只杯子，扣在口琴后面，增加共鸣。

他吹的是苏联电影《晴朗的夏天》的插曲，那个年代的青年，大概都熟悉这一类歌曲：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唱，

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

飞到那遥远的地方……

我也很熟悉这支歌。初下乡当知青时，心头悲愤难解，我们唱“三套车”。一年以后，就开始唱“晴朗的夏天”，还有《保尔.柯察金》的插曲“故乡”。

老王吹着，微微晃动身子，手指晃着颤音，郑医生轻轻跟着唱，两个孩子也唱起来：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并不惋惜，

我们生活的友谊就在那行军路上，

那道路引导我们奔向远方……

郑医生的眼里盈满泪水，顺着面颊往下流，但是，她脸上那种甜蜜和怀念的幸福感，却是宁静的，安详的。女儿拿着一块手帕，替她拭去泪水。

老王已经忘情了，眯着眼，站在屋子中间，捧着口琴吹。他已经换了另外一支曲子，郑医生和女儿还伴着他唱。

青春回到他们身上。刚开始听老王说，我还以为对他和郑医生来说，青春是干枯、艰涩的，盲目而没有色彩，不堪回首。但是，眼前看到的这一幕，却使我相信，他们的青春像我们，像你们，像他们，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充满了理想、美丽、爱情，还有希望。

我能想象，在熊熊燃烧的营火旁，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唱，她的男友在旁边为她伴奏，围着营火的是和他们一样的年轻人，一群青春的大学生。苍穹无垠，繁星闪烁，四周是茂密的树林和青青的草地。两个年轻的心，被希望充盈，被事业激动，憧憬着未来……

当年，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岁月，把自己的青春扔在荒山野岭，扔在了那片怎么也捂不热的穷乡僻壤。社会喊着震天的口号，举着漫天的红旗，把他们带进去，又遗忘了他们，把他们丢弃在那里。他们咬着牙，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他们本应该被尊敬，被社会承认，他们年轻时的贡献，现在应该有回报。但是，社会昧着良心，又一次拒绝承认他们，用了一个冠冕堂皇的“改革”，宣布他们落伍，对他们关上大门。──过去时丢弃他们，现在是拒绝他们，社会的正反两面都推开他们，他们面临着被这个时代淘汰……

这里没有是非，也没有对错。这里只有对人心的拷问，对人的良心的拷问。在郑医生唱歌的时候，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在她周围举起了自己的问号。

我没有想到，我们在电视上、报纸上欢呼的改革，到了我面前，第一个伤到的竟是一个弱者。

写到这里，我想起龙应台女士那句话：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就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扉页上。

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在龙应台女士的这句话面前扪心自问。

上中学了吗？我问郑医生的女儿。

初三了。她回答。

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我鼓励她，也是安慰。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说什么。

我要考医学院。她仰着脸，认真说，又说，给我妈妈和爸爸看病。

一个热浪头涌到嗓子眼，我说不出话来，只有连连点头……

（本文作者乔海燕做过红卫兵、知青、医生、记者和编辑，现为凤凰网副总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

（一）

10月1日上午，在家里看了今年的阅兵式。

以前的两次大阅兵也看过，“小平您好”的那次最有记忆和感触。

今年的阅兵怎么说呢？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看起来很热闹，感觉却很拘谨，不舒服。

过了两天，就在网上看见了一个卫报记者做的几分钟的照片和影片的剪辑合成。这个精彩的片段，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视角。

我看见了一种cctv从来没有展示的一些细节：阳光透过云层在天安门洒下游动的阴影；在微风中舒展的红旗；战士们整齐的步伐在舒缓的音乐中形成一种反差；游行队伍里人们舞动的手臂，他们的面容；还有孩子骑在父亲的头上在队伍中走过....

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卫报记者配了一个冷峻的音乐。于是，网上有很多人在骂，说这个片子不怀好意。

一个热闹的欢腾的场面，为什么不是锣鼓喧天呢？

又过了几天，我在网上下了一个凤凰卫视版的阅兵视频下来。我看了一段，马上就明白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来自哪儿了。

这种感觉就如同当初看NBC制作的北京奥运会转播一样：任何东西，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发现，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方式讲述，其品质的差异会很大。

所以，有网友批评cctv是：一流的设备，二流的解说，三流的摄影，不入流的导播。

其实，cctv的问题不在于其专业水平，而在于其叙事美学的选择不同。

cctv已经习惯于一种宣讲、致敬的美学。其美学特征为：字正腔圆、句式标准规范、场面宏大、激情澎湃。

凤凰卫视则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平民美学的范本，其美学特征为：基于沟通和理解的讲述方式，关注细节，语气是舒缓、亲切的。

凤凰卫视的国庆阅兵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细节：

主持人会事先告诉观众，整个庆典仪式是怎么一个流程。每个流程中有什么看点。国外的媒体关注什么重点。

整个庆典有现场报道，主持人会讲到一些有趣的佚闻：胡总从天安门层楼的某号电梯下去阅兵的；游行的人群中有人的鞋掉了，光着脚走过了检阅区；每个彩车里面还藏有很多人，万一车子出故障了，就用人推....

丰富的细节，并不会给人揭丑的感觉，反而感觉到温暖。一种体量的叙述，会让人有一种可以亲近的参与感。

当士兵列队走过的时候，主持人会请主持嘉宾介绍他们手中的各种武器。

阅兵有阅兵的主题。

听了凤凰卫视的国庆阅兵解说，我终于有了一回人民当家作主的感觉。

（二）

有一天，儿子从学校拿回了一摞同学的作文本。

儿子的作文，总是只得了40多分（总分：60）。老师不喜欢他实话实说的写字方式，说他的文字没有感染力。

老师直接推荐了班上写得很好的同学的作文，让儿子学习。

儿子给我推荐了一篇，叫《风声》。老师说这篇特别具有“哲学”气质。

这篇作文得了56分。

文章的开篇是这样的一段话：

我如泥一般烂在沙发上，四周都是疯狂涌入的笛鸣。静止的空气，囚禁的心灵。

老师在旁边打了一个很大的五角星。五角星表示：good,very good!

文中还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五角星句子：

哪个男儿，在红日烈风下，不心生豪情，哪个男儿，在啸风中，不欲定天下。

即使此刻立即化为灰烬，也要对酒当歌，与风合吟。

好个狂气的风声，撩我发髻，夺我衣衫。

好个放肆的风声，湮灭我的声音，同化我的灵魂。好个自由的风声，吹断了我的枷锁，笑塌了我与尘世的隔阂。

我是风的信徒，我是自由的奴隶。我不求长生不死。我只愿跪拜于这风声中直至消亡。

儿子问我：“什么感觉？”

我说：“我很高兴，你没有写成这样。看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

我说：“看了第一段，就看不下去了。我对这种文风，只有六个字的评价。”

儿子停下手中的作业，望着我。

我说：“这就叫：抒情败坏叙述。我并不是说，任何抒情都不可以，而是，你得讲求基本的叙述逻辑。”

“叙述，是一种沟通的过程。你要传递信息，你要选择什么信息，如何组织和结构。你不能一站上来，就扯开嗓子喊，一个人在哪里莫名其妙地抒情。这一点没有任何哲学气质，完全是发神经的做法。”

“你看这些作文都写成什么样子了：一上来就用排比句，而且是大段大段的排比。然后呢，把所谓的名人名言切割、包装，整理成段，也不管他逻辑上跟文字有没有关系，就往上搭理。简直就是收破烂的。这些写，迟早要把脑子给写废了。”

儿子说：“老师说，如果这种文章能写的话，以后什么文章都可以写了。”

我说：“这简直就是在误人子弟！你们都在看余华的《活着》，你们看作品中，也没有，动不动就乱排比的，乱抒情的。”

儿子说：“就是。老师让我们找好字好句，结果，我们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我说：“其实，你们有一个同学写的挺好的。他写他在乡下和奶奶在一起的时候的一些小事。我觉得很真实，至少我知道他在告诉我值得记忆的是什么东西。可惜，老师让他重写。我觉得越写越差了。为什么不相信哪些真实的细节，而要去追求哪些虚无缥缈的形容词呢？”

这位同学在重写之前，在本子上写了自己的“罪状”：语言太没有感染力了。

这位同学重写了一篇。在文章的开头，他写了一段这样的话：（此处为排比句）。老师给了个大大的问号。

我想：这也是同学无声的抗议吧。

我把其他同学的作文也很快翻了一下。没有办法看下去，都是写成了一个模子，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我跟儿子说：“有空，我推荐你看看卫报记者和凤凰卫视的国庆阅兵。”

“cctv版的解说，就跟你们的作文一样，打了鸡血一样。你回过头来，看看不同的叙述方式。你会发现，叙述其实，就是一个沟通和理解的过程。”

“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理解，你只管自己在哪里嚎就是了。没人理你，因为，你也不想让人家理解你！”

“可是，如果你想和人家沟通。那你就要想好了：我想表达什么，我该如何表达得真实、贴切和有亲和力。”

“你们同学的《风声》的这种写法是根本要不得的：基本上属于逻辑混乱，词不达意。这种矫揉造作的文风在现在的学校里备受推崇，而且很容易在考试中得高分。但是，这些真的是垃圾啊！”

“我宁愿你仍然写成现在的样子：关注自己的观点和感受，然后，思考如何把它表达清楚。文字上的技巧，可以慢慢来。”

“我们宁愿真实一点，笨拙一点，也不要胡言乱语。如果一个人脑子坏了，就没法弄了。如果脑子还好，傻一点也没关系。”

（三）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文本。

我的移动硬盘上有一个10多个G的NBC剪辑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最喜欢的是那个好莱坞似的片头。

每次我看到那些画面的时候，我真的想到了四个字：山河壮丽。

可是，我也看过cctv的版本：插播了很多无关紧要的领导的画面。很多美轮美奂的细节都牺牲掉了。

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耳朵里充满了打鸡血一样的解说的声音。这些声音老是让我想起了朝鲜人民的新闻联播。

从今年的阅兵式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以后有类似的转播，最好不要听cctv的解说。

有什么样的态度，就有什么样的叙述。

原帖地址：http://www.drunkpiano-liuyu.net/?p=434

霍尔顿如果不是个少年，而是个中老年人，那他可真烦人。《麦田守望者》里的这位主人公，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讨厌学校，讨厌同学，讨厌父母。他甚至讨厌那些喜欢说“祝你好运”的人，以及那些说“很高兴认识你”的人，以及在钢琴演奏中瞎鼓掌的人。他当然还讨厌数学物理地理历史以及除了写作之外的一切学科。一个甚至无法从学习中得到乐趣的人，可真烦人。

    关键是他的痛苦也没有什么“社会根源”。生活在他的时代和国家，他既不能抱怨“扭曲人性的专制社会”，也不能抱怨“愚蠢的应试教育”，他只是用鸡毛蒜皮的方式讨厌着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已。

    但这一切唧唧歪歪，都可以以“无辜少年反抗压抑的社会秩序”的名义而被宽容，甚至被喝彩——据说后来美国有很多青少年刻意模仿霍尔顿——因为他是个少年。在青春的掩护下，颓废是勇气，懒惰是反抗，空虚是性感。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为此类文艺作品起了个类型名称，叫做“残酷青春”。简直没有比这更无赖的词了：什么叫残酷青春？老年残不残酷？残酷到人们都懒得理会它的残酷。童年残不残酷？残酷到都孩子们都无力表达它的残酷。更不要说倒霉的中年，残酷到所有人的残酷都归咎于它的残酷。所以说到残酷，青春哪有那么悲壮，简直可以垫底。

    但也许《麦田守望者》并不仅仅是一部青春小说。它是关于一个人在看透人生之注定失败后如何说服自己去耐心地完成这个失败的小说。小说里，中学生霍尔顿想：好好学习是为什么呢？为了变得聪明。变得聪明是为什么呢？为了找到好工作。工作又是为什么呢？为了买卡迪拉克。买卡迪拉克又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当然他可以追求别的：知识、文学、音乐、和心爱的人坐在床边说话，以及思考“中央公园的鸭子冬天上哪儿去了”。但是，追求这些，他就远离了愤怒，而愤怒——只有愤怒——是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仔细想想，霍尔顿面对的“社会”并没有那么可恶。无论是室友、女友或老师，似乎都不是什么黑暗势力， 只是一群“不好不坏”的人而已。如果作者以第一人称写他们，也许会是一个一模一样的故事。但这个社会最糟糕的地方，也许恰恰是它甚至不那么糟糕——这些不好不坏的人，以他们的不好不坏，无情剥夺了霍尔顿愤怒的资格，而愤怒——至少愤怒——是一个人感知自我最快捷的方式。

    其实满世界都是霍尔顿。16岁的霍尔顿，30岁的霍尔顿，60岁的霍尔顿。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他们无力成为“我”，但又不屑于成为“他”。他们感到痛苦，但是真的，连这痛苦都很平庸——这世上有多少人看透人生之虚无并感到愤怒，而这愤怒早就不足以成为个性、不足以安慰人心。事实上自从愤怒成为时尚，它简直有些可鄙。

    所以《麦田守望者》最大的悖论就是逃跑。一方面，霍尔顿渴望逃到西部，装个聋哑人，了此一生；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想做个“麦田守望者”，将那些随时可能坠入虚无的孩子们拦住。整个小说里，最打动我的不是关于“麦田”的那段经典谈话，而是另一幕：霍尔顿经过两天的游荡已经筋疲力竭，过马路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似乎在无限下沉，然后他想到了他死去的弟弟艾里。他在心里对艾里说：亲爱的艾里，别让我消失，别让我消失，请别让我消失。

    《从头再来》里，崔健唱道：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在同一首歌里，他又唱到：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

    我想霍尔顿也许不是真的愤怒，他只是恐惧。他只是对自己的虚空人生感到恐惧，而出于自尊心，我们总是把恐惧表达成傲慢。他还热爱小说呢，他还热爱音乐呢，他还热爱小妹妹菲比脸上的笑容呢。最后霍尔顿之所以没有去西部，也许并不是因为软弱，因为就算到了西部，也得找工作，也得去超市买1块钱3斤的土豆，身边还是会有无数喜欢说“很高兴认识你”和“祝你好运”的人。与其到远方去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掘生活中那尚可期待的部分——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善待因为迷路而停落到自己手心的那一寸时光，等那个注定的失败从铁轨那头驶来时，闭上眼睛，呼拉，干净利落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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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