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
在今天，我深以為，只讀論語，是與聖學無緣的。當年打動我的是論語，但打動我的是吾與點也的孔顏樂處。對當時的我真是救苦救難的，使我明白了人生原來可以快樂得活著（而不是只能做痛苦的巨人）（固然，能不能得到快樂是另一回事）。大家顯然都明白：當年所得到的，是錯覺。這就是只讀論語的危險性。所以，今天必須要告誡大家，論語必須和春秋（不是指左傳，首推公羊，榖梁也可）一起讀，而且要以公羊為主，論語為羽翼，而絕不是相反。
當年我不喜歡孟子（固然，小時候我曾生活在孟子故里，我很覺得這種背叛鄉親是可恥的，但當時確實不喜歡）。不喜歡的原因，是孟子的文字太容易讀懂了。但是貌似太容易理解的東西往往因此不被人理解。
理解孟子，是從奔走禮儀和在明德學堂任教的過程中，因為人生閱歷的豐富，而漸漸會心的。乃感到孟子的許多經歷，是如此與我這樣一個卑賤的求索者心有戚戚。而孟子的話語，是那樣地簡潔明瞭，而剝開事實的本質！回答世間的非難，維護儒生的尊嚴。
這也是我接觸朱子學的開始，因為我教學用的是四書章句。確切說，我讀的第一本朱子學是雲莊的禮記集注，或者九峰的書傳（記不清了）。但時間太早，并不能理解禮儀的複雜，也就無從體會注解的內涵。相對而言，四書確是入德之門，是弱冠之年所能把握的（我是說把握感，至於把握多深還看個人閱歷）。但讀禮記最重要的，就是讓我有了目錄學式的認識。在後來結識漢網的時候，會想到深衣，會擔當起禮儀的工作。至少，那些膚淺的閱讀，使我稍別於比我更膚淺的許多儒學研究者。至少，我學到了儒學都有那些內容。而不是在不知儒學內容的時候，就用自以為得道的心，蒙蔽了學習的能力。從後來的經歷講，我真是很幸運。尤其我借到的雲莊那本，是古板縮印的小冊子，不經心的瀏覽讓我覺得很愉悅。也許一些義理（因為那時只能理解義理部分）曾經打動我，但都不記得了，也許當年寫選舉大義時對位、對等、不齊的看重，是受了禮記影響。
我之進入真正的儒學（如果還用這個詞的話，我知道，我所理解的儒學，和論壇諸君差距太大了），是因為左傳。確切說，由一個引路人，就是墨憨齋的東周列國志（他是蘇州人，而我們家族出自蘇州，所以我尤其搜集了他的全部著作）。吊詭的是，我當時看的左傳本子，卻是墨憨齋的春秋衡庫（上古整理本），也就是左公榖胡四傳及少及宋明諸家及國語史記等資料的合訂本（後來發現胡傳是全文，且是不曾被四庫刪過的正版，但左氏并不全）。另一個本子是傅隸樸先生的春秋三傳比義，這個本子對公榖冷嘲熱諷。在今天我自然非常遺憾，但當年卻讀得非常興奮。我無法判斷對左氏的感情及觀感從何而來，也許多半是列國志的史學風格吧。當時也看過蔣先生的公羊學引論，可惜入寶山而空還。因為我更喜歡看顧頡剛先生和童書葉先生的考辨。也許幸運的是，史學性的閱讀使我沒受傅先生的蠱惑；而當時濟南實在找不到幾本古史辨派著作，又使我躲過了近代的喧囂。不過看古史辨的好處就在於，看了顧先生的東西，再看近代西化學者如胡適之的國學研究，就覺得味同嚼蠟了。所以，新儒家的書，除了梁漱溟先生（好像不是新儒家，我不知道）我都沒看過。
總之，真正觸動我的，就是左氏所渲染的仁與禮。禮樂文明與君子風度（注意，這個理解是自然的，但卻是膚淺的），在我和朋友的腦海中時時復現。也許早期的閱讀總是充滿誤讀，但也有感覺正確的時候，甚至比後來為什麽成見蒙蔽的評論，更真切。至少，是受用的。是禮樂文明，與策士的扶危定傾，是我嚮往那個時代，嚮往重現中國的唯美。
此後是一段充滿誤解的泛讀。最著名的，是誤讀莊子，乃至我曾經一直喜好莊子自居。直到讀懂鄭學之後，回頭重讀了莊子，才意識到老子是正宗。當然，不論是毫無感覺的讀公羊，還是空乏得讀周禮，甚至不耐煩的讀儀禮。總之，按照十三經和諸子百家的目錄，按照圖書館能借到的混雜版本，都讀了一遍（我當時主業是學程序，做過rts和中醫專家系統）。
然後，是甲申年末，因為結識好古先生，而擔當了禮儀復興。這次是我主動而目標明確地使用經典。注意，此時不再是閱讀，而是在實踐。這是完全不同的心態，和完全不同的技術要求。比如深衣，搞學問的寫個深衣示例（這是本考證不經，概念混雜而貌似博學的清人名作。其學術價值大概就是今人沒人下那些工夫）之類就可以了。但實踐深衣，就要細緻到布幅、縫線、尺寸的考訂。
當時的禮儀基本是儀禮、家禮、明禮互參的，因為當時的定位是復興明禮，因為器物自然些。但那時資料匱乏，自身功底薄弱，大多數要相互借鑒。其中射禮尤其如此。鄉射禮規模太大，而唐以後的三番射有沒有禮儀感，當時也沒有泰泉鄉禮，所以自定了明鄉飲加三番射的程序。後來發現器物和人員數目的涉及都和泰泉差不多。我只能說：大概泰泉也只是為復禮而復禮吧（我只是說明朝人沒有周代以射禮舉士的環境了）。
嚴格說，讀懂儀禮前的儒學，都只能說是感情（或者換個詞：人欲）而已。只有讀了儀禮，才真切感覺到先王的精緻。這種精緻，隨著閱歷的提高，不斷呈現在我面前。體驗到了如此的和諧，人生還有何求？如果先王在世，有什麽苦難不能泯滅呢？
也是在這時，古文家的信仰默默生根。天理盡在先王之禮，尚待何求？其他任何置喙，都只是自不量力而已。先王告知了我們如何美好地生活，全方位的生活。真希望有一天能做出什麽成就，以對揚王休。
這種情懷，來自兩個被今人割裂的傳統，一個被稱為漢學或鄭學，一個被稱為理學或朱子學。當然，結合大量文獻來分析，二者之間有著莫大的聯繫，不僅僅是朱注學庸中的新舊注結合部的痕跡，也不僅僅是朱子的儀禮經傳通解。只是，好談心性，重視四書、語類的近代理學，與只談考據，偏好小學、名物的清代漢學，割裂了兩者之間的公同根基。當然，二者也不是沒有裂痕。兩人都是博物君子，但他們的時代之間，是五胡亂華，門第傾軋時代的玄學清談。大概朱門會認為漢人不參性命，所以才會淪胥亡國。而以漢學看來，理學亦不免繼承了玄學的穿鑿。兄弟鬩墻一般就是如此。何況明儒之空疏，清人之猥瑣，又無疑把隔閡推向了極致。但對於我，鄭學和朱子學是同時的（當時的觀感，認為鄭學是禮學之正經，朱子則示以損益。有些類似今天對古文和今文關係的認識）。
在這時期，我有幸結識了公羊家雲塵子先生。讀者應當理解，在出身左氏的古文家看來，公羊文本簡直就是胡說八道。這個問題比鄭學朱學的隔膜要大得多。因為其間的攻擊和變本加厲持續了兩千多年，直到蔣先生的引論還在持續著（需要說明，現在先生已經重視古文經的價值了）。但幸運的是，我讀公羊甚早，所以雖然開始以左傳質證公羊。但很快轉入研讀公羊微言。當然更重要的，是我讀書的十三經觀念。不論如何，我承認公羊是經書。仔細的閱讀證明了我的（或曰唐儒的）判斷：在表面的嚴重分歧下，公左并無原則不同，確切說，公左與論語或者任何一經，皆無大差。（當然，越深入的分析，越指出二者在周禮基礎下的公共部分。這個說法可能公羊家并不喜歡。但古文經學就是追溯淵源的。）
更幸運的，是雲先生認為左氏無義理。我於是整理了傳文與杜注的義理條目。這對我的春秋學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杜元凱構造了一個精緻而簡潔的典型的古文經體系。更重要的，有了一個整理後的文獻，使我得以更深入地比較與公羊的異同，進行全文比對，而不僅僅是就某條經文爭是非。這實在是很關鍵的治學進德原則。與不同學派爭論，不是爲了一字一句的是非，而是爲了學習。直到學到康成一樣，能夠入室操戈的地步，你才真正明白了異同。也直可以泯然一笑，知道自己過去的偏狹了。
當然，不能不提及此前的幸事。原本受三傳比義而對公榖很是輕視的我，因為榖梁開篇一段話的震撼，不能不肅然起敬，感觸到公榖的價值。君子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真的是直透人心。而更幸運的是榖梁越兩千年學絕之後，居然還有傳人，就是我的摯友甲子癸亥先生。也許正是榖梁的中正平和，給了我理解公羊（以及打破史學標準）的一個心理基礎。
稍後是把十三經注疏通讀一遍，把宋元注四書五經（大全本）通讀一遍。把清注也看一些。
然後感慨於甲子專治一經（需要說明，是在遍讀群經的基礎上專治一經。遍讀十三經是討論經學的默認條件[嚴格說還有版本問題，不過要求不必太高]。先生亦頗好墨子和道家。所謂專治一經，是保證家法純正，所以此外只參考爾雅。不過似乎還借鑒大戴，後經我勸說，也參小戴了）。而我以禮為本業，則三禮不能不通周禮。
這卻是個苦難的歷程。因為鄭注讀完，居然毫無領悟，完全不知措手。於是遍讀宋明注。在讀到吳文正三禮考注時，終於豁然開朗。所以當時特別注意冬官未亡說。後來讀王昭明周禮傳（這是原經派），並且讀未亡說多了，也就迷途知返（這和明儒進路完全一致），覺得不必造作的好。周禮是鄭學和朱子學的公共領域。因為理學方法的古文學來源，以及經學本身的穩定性要求，所以周理學家的技巧和觀念和古文學一般相去不遠（固然有遠的）。後來冷不丁被要求介紹周禮，而能講得大家都很歡喜，實際是很受惠於宋明周理學家的指點的。固然，這在鄭注中皆有影子。但原委畢竟是濫觴滄海之別。當然，我也有幸不把周禮當考古書讀了。
然後是集中讀些清今文的東西，證實了清今文確實不是漢今文，兩者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後來又看大戴清注，居然如此差勁。可見清漢學的名聲，實際是鄭注撐起來的。文字考據本身并不能取代義理稱為分析經文的標準。確切說，義理之學實際是鄭學的關鍵，因為面對十七篇與周官經的落差，康成選擇的是以推演的方法構建禮學，而不是調和逸禮（注意，這裡只是說主次。康成調和緯書，甚至生造夏殷禮的例子也很多）。
後來很幸運，我讀了幾本明儒的禮記著作。而郝楚望的學庸注，則突然讓我意識到，學庸除了朱子外，還可以有別的講法。說來慚愧，作為長期接觸鄭學恩澤的我，居然從沒想到去理解鄭注的學庸，居然是明儒提示了我。（需要說明郝楚望遍注九經，號稱駁鄭。其時確實那個時代流傳不多的以鄭注為本疏解經書的著作，固然，其學庸注并無鄭學影子。）
也許因為閱歷的提高，也許因為公羊學給我的義理訓練。這次重讀鄭注，突然明白了鄭學的義理層，一個與理學完全不同但非常著實（借朱子的詞）的義理架構。這個架構的基礎是學（孔疏點明）。荀子論學：始於學禮，終於為聖人。就是很好的總結（總結鄭注意義下的大學）。這個架構是一個連續過程，沒有徹悟，沒有止境，但也沒有障礙，沒有玄機。業宋學的人，總是期望十全天理，而又畏懼自己修行未全。所以宋明學的修身是大課題。而鄭學的體系是一貫：格物致知是物來而後感通的自然行為。鄭學的要求不在是否由一次次格物躍遷到一個可以涵蓋萬殊的理。而只是要求不斷積累格物所產生的對於善惡吉凶的認識，这是个积累过程，当然也是個糾錯過程。這個過程的目標，是最總把握事物的終始。也就是不僅看到此時的善與吉，還要看到將來的，直到最後的惡或凶。當人漸漸把握了事物的終始之後，自然不會爲了眼下的誘惑而投機，這便是正心誠意。這個正心誠意不是先驗命令，不是克服私欲。而是你眼界到了，閱歷到了，自然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知的結果，而不是好之欲之的選擇。如是看來，人生就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因為仁心，而與事物交接，而明辨是非本末，以之呵護自己的仁心，以之成就自己的仁心。當你確實把握了身邊事物的本末，自然可以左右逢源，撥亂反正了。
正此時，得以結識公羊家如之先生（先生主治西哲，易經、亞里斯多德和海德格爾談的較多），并在先生要求下，整理自己的思路。而這一過程，使我得以更貼近康成的義理。同時，我與先生不同進路下的諸多契合，也使我相信，我的理解并非錯覺。（一般來說，熟悉禮制之後，錯誤的概率會降低很多。）
因為帝堯絕地天通的關係，我一向反對士庶僭天。當年觀理學家馬先生與公羊家承馮志先生論戰，我覺得古文正好在兩者之間。在承先生看來，有個熟悉周禮的朋友在旁邊，會讓他心有底氣。在馬先生看來，古文家的務實態度，要比公羊的制作理想扎實很多。而我則戲稱：公羊僭天子，理學僭聖人。此是一笑。
在我看來，春秋，夫子給出的不是公羊所說的一個別於周禮的新制，而是周禮在實施或俟聖時的損益之道。夫子深知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局限（所以公羊才講通三統，這個承先生言之最確）。那么對夫子來說，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將來的制禮中明辨是非，知所損益，也就是甲子所提出的，春秋的禮與正的問題。所以夫子之春秋，會講一些制度改進，但更重要的，是要交給我們制度的原則，憲法的憲法。在榖梁，就是甲子所舉正不正的問題。在公羊，則承先生凡舉立者不宜立也，通三統，及愚所指王道必自近者始，皆是。今觀之，承先生僅視為制度性焦慮，似嫌不夠。
對於理學，竊以為玄學家說夫子以有說無，此話甚好。諸君多論修身、天理，然而還是以修身之關頭，天理之所在言之，要强於直接指斥天理，這也是夫子的風格。否則時間長了，深陷其中不知返，未免物化人。畢竟出自或者入到個人的天理，并非天理本來，不過比方之物，比方之物也是一物。另，理學家好求全，最糟糕。子曰：譬如平地，只積一簣，進，吾往矣（用漢注）。必成泰岱然後為山，則無山河之固矣。
當然，每家都有語言習慣。理學家大概除了易經是不談利的，談利便是忘義。我們則是除了王禮不談天的，談天便是僭越。天理盡在先王制禮之中，多餘的談論都是不恭。
應炎平先生之邀彙報個人材料，只是隻言片語，先生稍加解釋，學生們應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