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危机从经济上看，主要表现为GDP增长的停滞；高失业率（最富裕的阿根廷近4年的失业率为15%以上，哥伦比亚则高达60%）；由于政府雇佣冗员太多和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导致的巨额财政赤字。而拉美各国政府对付赤字的办法通常有二个，一是开动印钞机，从而引发通货膨胀。1980─1990年，拉美各国年均通胀率最低的委内瑞拉为19·3%，而阿根廷、巴西、秘鲁则都超过200%；另一个办法是举借外债。拉美各国沉重的外债，常常成为引发危机的导火索，1982年的墨西哥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都是由于政府宣布停止偿付外债引起的。作为拉美最大经济体的巴西，外债总额高达2330亿美元，是外债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拉美化”危机从政治上看，主要表现为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拉美国家 的政权不断地在专制的军人政府和软化的民主政府之间轮回更替。大致地划分起来，拉美各国在独立之后，经历过二波军人当政的权威主义浪潮和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一直延续至今。令所有积极推崇民主化价值的人深感困惑和痛苦的是，“拉美式”民主在和军人当政的权威主义政权相比时，似乎并没有体现出整体上的优越性。1960─70年代，拉美地区在军人政权统治下，GDP年均增长率超过 5%，而80年代在民主化浪潮中，反而经历了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的“失去的十年”，在90年代“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平均质量依然没有决定性改善。”（墨西哥政治学家马西亚斯的评语）在民主政治下，工会和左翼政党所领导的旨在提高工资和福利的风起云涌的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不仅仅把文人政府变成了完全失去权威的“可怜虫”，（例如，在2001年底2002年初的危机中，阿根廷人民通过示威游行在2周内就更换了5个总统），而且，直接引发了由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型和无力还债型经济危机。

　　政府软化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社会失范。除了接连不断的罢工和示威造成的社会动汤之外，更严重的是暴力犯罪、武装化了的黑社会以及武装割据的游击队。根据美洲开发银行的报告，拉美的暴力犯罪率比世界其他地区高５倍，暴力犯罪每年给拉美造成的物质损失达１６８０亿美元，占拉美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５％。同样，由于缺乏对城市秩序的最基本的管理，拉美出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拉美的贫民窟许多是用白铁皮、纸板等搭起来的窝棚，室内是泥土地面，几乎没有家具，也没有给排水等卫生设施。巴西地理统计局专门给贫民窟下了一个定义，即50户以上这样的窝棚聚居在一起就构成一个贫民窟。目前，巴西有3900多个贫民窝，其中最着名的是有30万人口的里约热内卢罗西尼亚贫民窟。据访问过那儿的记者报导，那是一 个“贩毒、抢劫、强奸、谋杀层出不穷的地方”，它完全由贩毒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所控制，即便警察要进去抓人，假如没有得到帮会同意的话，也很难全身而退。因为缺乏最基本的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贫民窟也成为像艾滋病、禽流感等各种流行病的传播中心。在拉美地区最近流行的二次大温疫，即1991─1992年的霍乱和21世纪初的登革热中，贫民窟都成为重要的传染源。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居住在贫民窟里的城市贫民也构成了游行、示威、抗议等街头政治的主体，它们激进的左翼立场，对拉美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拉美化”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危机，牵涉到各个层面上的复杂现象。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拉美化”现象的本质的话，那就是在强大左派势力攻击下导致的政府软化。政府缺乏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和足够的力量，来抑制邪恶、维持秩序，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拉美各国之所以会普遍出现政府软化和社会失范的现象，其原因又深深地植根于其文化特性之中。拉美文化主要是西班牙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混合物，拉美知识分子又深受法国启蒙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拉美文化的主流是一种浪漫、狂放的，充满激情的情感主义，这种特性使拉美人在艺术、体育等领域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最需要冷静的理智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它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在拉美各国经久不衰的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左翼激情。

　　在这么一种情绪化的民粹主义思潮看来，国家的法律不是一个社会为了建立自由秩序所必要的自律，而是一种妨碍自由的凶恶的外在强制。因而，法律在拉美得不到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于是民众的逃税、官员的受贿以及私自使用暴力等现象就变得司空见惯。民粹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徵就是生存责任的外推，民粹主义者永远把自己生活中的所有不幸和缺陷设法归罪于一个外部的十恶不赦的敌人，而自己永远是良善和无辜的，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改善自己生活的唯一和首要的任务就是打倒和消灭敌人。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特别适合于以煽动示威抗议为目的的激进的左翼政治。所以，收入中下层的人民总是在归罪于收入中上层的人民；人民总是在归罪于政府；政府和人民又总是一起在归罪于外国资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帝国主义等国外的敌人。因此，每一次拉美国家爆发危机的时候，也就是民粹主义思潮获得全胜的时候。就拿阿根廷危机来看，并非政府事先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逼近，事实上，1999年德拉鲁阿总统上台后，一直在尽力推行旨在减少赤字的紧缩性政策，但是，由于这要减少工资和福利，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反对党对政府必要的经济措施总是在投反对票，全国工人联合会更是在德拉鲁 阿当政的2年内组织了９次声势浩大的大罢工，结果导致政府在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实施的近１０个经济计划全部破产。处在民粹主义冲动中的阿根廷就像一个讳疾忌医的病人一样，坚决不愿意接受德拉鲁阿开出的“药方”，接替德拉鲁阿上台的萨阿只好彻底向这股非理性思潮屈服，索性宣布“赖帐”，从而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

　　我们看到，在这场战斗中，阿根廷“人民”彻底打败了自己的政府，然而，遗憾的是她 自己并没有取得辉煌的胜利，反而陷入了不幸的灾难之中。所以，左派民粹主义和自己敌人的奋勇斗争，就像“蜻蜓吃尾巴”一样，它自以为“吃掉”的是一个他者，事实上，伤害的却是自身。

　　许多人一提到“拉美化”就想到贫富两极分化，事实上，贫富分化是“拉美化”现象的后果，而不是原因。“拉美化”的病源在于民粹主义。在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史上，值得深思的是这么一种貌似悖谬的现象，那就是那些所谓的右翼价值──即强调每个人都必须独立承担自己的生存责任，尊重法律，尊重私人财产，尊重认真负责的敬业劳作──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和民族，比如德国和日本，非但最快地实现了国家的富强，而且也消灭了恶性的贫富分化，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反，那些以劫富济贫，集体性陶醉等激进的左翼价值作为主流的社会，比如拉美，非但社会动汤、经济停滞，而且陷入了最为严峻的贫富分化。这种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因为，每一个就业岗位的创立，都需要配置相应的资本，资本越多，就业岗位的质量就越高。现在，一个国家的中下层收入的广大人民，把资本和私人财富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来加以 限制和打击的话，那么，一个数量庞大的失业和赤贫阶层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

　　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化思维，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反思平衡，在政治斗争中就变得尤为有害。在拉美政治中，追求不受拘束的自由和解放的极左民粹思潮，和寻求力排一切障碍来建立秩序的军人政治，相互间都把对方看作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是，事实上，由于它们常常都以片面极端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所以，它们对自己敌人的斗争越是奋勇，就恰恰越是证明着对方存在的合理性。拿阿根廷政治为例，40年代崛起的贝隆主义将劫富济贫看作是“正义”，发动工会和平民跟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教会进行斗争，所有反对这股左派法西斯主义思潮的报刊都被查封，无数的反对者被逮捕，最后激发了50年代中期的军事政变。而70年代的左翼激进青年，更是纷纷组织游击队，想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来改造社会，结果导致了军人政府的再度复辟和血腥镇压，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在1976─1983的军人执政期间，阿根廷有3万人遇害和失踪，许多发动和参加游行罢工和暴力革命的左翼人士，逮捕后就被装进飞机，扔在公海里。而军政府这种“捍卫秩序”的努力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叫“失踪者母亲”的组织，她们敲响锅碗瓢盆，涌向总统府和议会所在地的五月广场，向政府讨还自己的孩子。这个组织成为1980年代以来，阿根廷各种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的中坚力量。我们看到，情绪化的冲动使拉美政治陷入了专制与动乱不断更替的恶性循环之中。

　　所有长期以来通过政府主导的权威主义方式来发展经济，而又刚要开始踏上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从对“拉美化”现象的分析中学习许多东西，以免踏入同样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