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所蕴藏的秘密及其历史意义，已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而愈加明朗。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更是一场改变了中国国际地位，从而影响世界格局的国际事件。
　　 朝鲜战争捍卫了新生政权。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意识形态原因，曾经亲密了近半个世纪的中美关系随着美苏争霸格局的出现也呈现中西对抗的态势。正如伟人所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台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即打击新生政权，改变东亚格局，从而达到敲山震虎的效果。据《朝鲜战争》透露，当年在是否出兵朝鲜问题上，中南海曾陷入较长时间的犹豫不决，虽然，毛泽东从一开始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要出兵，但立场或许并不是那么坚定，毕竟面对的是世界霸主，而中国还是个一穷二白的摊子。
　　历史不能假定，我们无法假定当年如果不抗美援朝中国会怎样，世界会怎样。有人说，抗美援朝使中国错失解决台海问题的良机，有人说，抗美援朝给中国造成重大损失，而且名为保家卫国，但更多的可能是道义的，而道义上的回报有时往往不取决于施恩者，而更多取决于受惠者的态度，特别是70年代抗美援越后越南对中国的恩将仇报，使得很多的人对朝鲜战争的意义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然而，虽然与战争对应的是和平，但更多时候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保证和平的实现。正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才使美国乃至整个世界认识到中国这头睡狮梦醒后的力量。正是朝鲜战争的胜利，以及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原子弹、氢弹等研制成功），才是中国成为决定美苏争霸这架天平的最重要砝码，才是中国长时间里拥有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外部环境。如果没有“左”倾和“文革”等内乱，中国的历史必定改写。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大，经济、军事、科技等因素只是其硬指标，而凝聚力、国魂等软指标更为重要。历史上，非洲落后国家埃塞俄比亚曾打败过列强意大利，靠的正是凝聚力和国魂。人类进入２１世纪，科技的进步使得世界逐渐趋同，在此背景下，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幸福，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科技等领域一大堆衡量数字，更多在于人与人的距离，人与物质的距离，人与集体和国家的距离远近。我们生活压力很大，我们工作很累，我们没有时间享受我们的亲情和友情，我们维系感情的办法只有电话，那么即使我们享受着物质的舒适，我们充实吗？我们的人民很富裕，但我们对国家、对政府，对道德滑坡，对潜规则的冷漠和失望拉大了我们和国家的距离。人，是需要有精神寄托的，国家是需要有尚武精神的。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之所以能成为战略目标，因为人被物异化已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因为如果站在“道德线”和“法律线”边缘，就会发现整个社会已非常的不和谐。
　　重温朝鲜战争，一代伟人运筹帷幄中南海，扬中华威武；再听那震人心魄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华儿女跨江保家卫国，震敌人胆魄。今天，我们热爱并捍卫和平，不等于我们事事妥协而委曲求全，我们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不代表我们放弃原则，忍气吞声。国际问题上，我们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强势捍卫国家利益，国内问题上，应该同时重视制度、文化创新及软实力的建构，要用中央集权和严刑峻法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逐渐变成现实。
　　

        古来向有多子多福一说。综观历史，有这念头的不光是平头百姓，就是坐在金銮殿上的皇帝老子也例子外。虽说百姓也盼着多子多福，但毕竟媳妇没那么多，就是有个一妻二妾的，这辈子能生多少儿子啊。但皇帝就不同了，不是有那么句“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话吗，这还是皇帝正规媳妇的数儿。

自古以来“皇天后土”，天下都是皇帝老儿的，就别说天下的女子了。远的不说，除了皇帝的几十位妻子，就他身边的宫女，还不是拽过一个就当媳妇用啊。至于效果那就是快刀热水一吐露一个。

说起古代皇帝谁的儿子多，今给您请出几位瞧瞧。据传说，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其中99个亲儿子，另加上个义子。不过这数儿瞅着有点儿忽悠的意思。要说最可信，也是离我们最近的康熙皇帝儿子多，那就是有据可查的了。老爷子活了快七十岁，统共生了35个儿子，活到成年的有24个。这还说的是秃小子，再加上20个闺女，就有了55个儿女。要说起来，康熙的老伴儿也多，老爷子一生册封过三位皇后、一位皇贵妃、二位贵妃、十位妃子, 还有嫔、贵人、常在、答应四十四位，要叫起真儿来55位儿女还真不算多。

再往前倒，历史上最风流浪漫的唐玄宗李隆基，据说有30个儿子、29个女儿。说起李隆基了，要论儿子他不是历代皇帝中最多的，但要论起杀儿子，也算是有一号。哪个儿子不顺着他，拽过来就杀。据说，杨玉环成为寿王妃的两年之后，唐玄宗为了家长里短儿的事，一天里就杀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个亲儿子。不知是没得杀了，还是怎么的。再怎么怒也不能拿杀儿子咋法子啊。

而唐太宗也有14个儿子，女儿21个。在唐朝以后的宋朝，也有位皇帝儿女也够可观的，那便是宋徽宗。他老人家有儿女65位，其中31个是皇子。
　　要论起儿子最多的，前面这些位都不算什么。陈朝第四位宣帝陈宣递陈顼那可是相当的多，光儿子就有42位，历史记载的这些位儿子是：陈叔宝、陈叔陵、陈叔英、陈叔坚、陈叔明、陈叔卿、陈叔献、陈叔齐、陈叔文、陈叔达、陈叔坦、陈叔彪、陈叔雄、陈叔重、陈叔俨、陈叔慎、陈叔虞、陈叔平、陈叔敖、陈叔兴、陈叔宣、陈叔穆、陈叔俭、陈叔澄、陈叔韶、陈叔匡、陈叔纯、陈叔谟、陈叔显、陈叔隆、陈叔荣、陈叔睿、陈叔忠、陈叔弘、陈叔毅、陈叔训、陈叔武、陈叔处、陈叔封、陈叔陵。

还有位汉朝的皇帝，也就是三国里的刘皇叔的祖先，中山靖王刘胜据说120个儿子。如果是真的，那可是登峰发造极、首屈一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冠绝古今了。您想啊，如果光儿子就百多位，他媳妇料定也少不了。

说起中山靖王刘胜，光说您可能对他没什么印象，但要说起有位穿“金缕玉衣”裹尸的主人，您必定不陌生，此人便是刘胜。《汉书》上说他是“为人乐酒好内”，就是又好酒又好色。除了喝酒，想必就是没事生儿子玩了。他死后穿的“金缕玉衣”的玉片就有2498片，而串起玉片的金丝就有1100克，合二斤多金子。

就这么个能生儿子的皇帝，他爷爷汉文帝刘恒就显的功力不足了，一生只只有四个儿子，分别是汉景帝刘启、梁孝王刘武、代孝王刘参和梁怀王刘揖。

上面说了这么多皇帝生儿子谁最多的事，细想起来挺有意思，您说这皇上闲的没事就在后宫生儿子了。

在中国行政区划史上，“安徽”一词的出现，大概始于十七世纪中叶的清康熙年间。当时是取境内最重要的两个府之首字合作省名，其中，安庆府为安徽省的政治中心，而徽州府则以商业和文化著称于世。 翻开清代的地图，徽州府位于安徽省南部，该府的西南一角突出，深深地插入江西省，所以晚清地理著作《皇朝直省府厅州县歌括》曰：“徽州府在省极南，所辖六县歙为首，休宁祁门婺源角，绩溪府北黟西守。”这是用诗歌的形式，对徽州一府六县的地理位置做了形象的概括。徽州府所辖的六县中，歙县是首县，为徽州府治所在，而婺源县则恰恰处于整个徽州府的西南一“角”。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国共两党的纷争，婺源两度被并入江西。第一次是在1934年，蒋介石出于所谓剿匪的需要，婺源被第一次划归江西省管辖。这引起了徽州人强烈的不满，婺源县紫阳书院以及旅京、旅沪、旅（无）锡、旅休（宁）等处婺源同乡会疾声力呼，纷纷请求免于改隶。在呈给蒋介石的公开信中，他们强调：婺源位于徽州上游，是徽州的门户。从唐宋以来就一直隶属于徽州，历时已千余年，从文化、军事、经济及民生等各个方面来看，都与徽州融为一体，不可分割。朱熹是徽州人的骄傲，徽人潜移默化，徽州蔚为礼教之邦而蜚声远近。在这种背景下，朱熹的祖籍地婺源对于徽州人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其重要性犹如曲阜之于山东，洛阳之于河南，是安徽全省文化精神的象征。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一带素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可见徽州商业发达，旅外同乡很多，各地都有徽州会馆的设置，这些会馆都崇奉朱熹，以加强一府六县商帮的精诚团结。一旦将婺源改隶江西，对于徽州的商业文化，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将会彻底瓦解曾执中国商界牛耳的徽州商帮。
     上述各点被蒋介石逐一批驳，但婺源人的奔走游说仍然是如火如荼。1946年，婺源县参议会上下串连，发起“回皖运动”，通过胡适（徽州绩溪人）转交请愿书给蒋介石，促使国民政府内政部派员来婺勘察。对此，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说：“婺源与安徽的徽州有长久的历史渊源，居民引以为荣，不愿脱离母省，所以群起反对；并发起了一个（婺源返皖）运动。”当时民间的反应异常激烈，婺源县东北乡虹关村有位村民告诉我，在1947年，他所就读的学校大门口就有一副对联：“男要回皖，女要回皖，男男女女都要回皖；生不隶赣，死不隶赣，生生死死决不隶赣。”有一些口号甚至说：“头可断，血可流，不回安徽誓不休。”“宁做安徽鬼，不做江西人。”当时，安徽有位宋专员到江西婺源视察，经过浙岭时，婺源人将“吴楚分源”碑（为皖赣分界界碑，原碑现藏婺源县博物馆，复制品仍在浙岭上）南北调了个方向，面对婺源的部分被改写成“回皖去”。由于民众的激烈反弹，1947年8月，婺源终于划回安徽。据说，原先该县买食江西盐是2角7分，婺源回皖后，一下子就变成了1角9分，所以老百姓兴高采烈，认为还真是回皖好啊！ 1949年解放，婺源又再度被强制划入江西，隶属浮梁专区。近五十年来，徽州地区的建制屡经变化，现在是在屯溪设黄山市，除了婺源仍属江西外，绩溪县也划到毗邻的宣城地区。旧徽州的一府六县，已分隶两省数区。尽管如此，婺源、绩溪的不少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自我认同仍然是徽州人。他们认为婺源、绩溪的文化是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徽州仍是他们难以割舍的心灵故园。如今，从总体上来看，婺源遗存的明清时代之徽派建筑虽然不及歙县、黟县等地精美，旅游景点也比较分散，但自然山水及人文景观均极丰富，而且，不少新建的粉墙黛瓦仍旧是徽味十足，较现在的徽州核心地带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极为直观地看出婺源人对于传统徽州文化的固守。
       另外，茶是皖南的重要物产之一，早在唐代，歙州（即宋以后的徽州府之前身）婺源、祁门和邻近的饶州之浮梁、德兴四县均盛产茶叶，这一带的方茶曾大量销往北方各地，白居易笔下浔阳江头商人妇所说的“前月浮梁买茶去”之背景即在于此。及至清代，徽州的“祁红屯绿”最为著名，“祁红”是指产自祁门的红茶，而“屯绿”则是由屯溪加工、出口的绿茶。在清代，屯溪是皖南的商业重镇，从这里出口的绿茶，有很大一部分便是来自婺源。所以，当代作家在安徽黄山茶与江西婺源茶之中品出“两地的茶同，两地的文化也近”的味道，丝毫不足为奇，因为两者原本就是一码事。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军事将领可以像白起那样凭一己之力左右一个历史时期的衍进，战国时期具备与秦一战的国家魏、楚、赵先后崩溃于白起指挥的军事力量下，有史书记载，当时六国无一敢与秦一战，只因为秦有白起。

      虽然白起未曾见证秦一统六国，但正是他的赫赫功勋直接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然而提到白起的死，这位被誉为战国第一名将的战神既不是死于沙场，更不是老死于卧榻，而是被赐死于流放的途中，只因他违抗君命，不愿再战赵国。

     不愿再战赵国，源于两年前的长平之战。那一战，可以说摧毁了秦统一道路上的最后一个竞争者赵国，除了被白起坑杀的40万赵国士兵令后人唏嘘不已外，还留下了那句家喻户晓的成语---纸上谈兵。然而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秦昭王停止了对赵国的进攻，原因是秦国在这次战争中也已元气大伤，急需休养生息，也或者是秦相范雎包括秦昭王自己都担心白起功高盖主甚至到了赵国拥兵自重。总之，在白起认为是顺理成章的灭赵国最好时机的时候，在赵国的土地上，白起接到了秦昭王撤军的诏书……回秦国后，白起心灰意冷，便称病赋闲。

两年之后秦国再攻赵国，然而处于亡国压力下的赵国军民体现出了空前强大的战斗力，秦军死伤严重，履攻不力。万般无奈下，秦昭王不得不请白起火速去赵国掌军攻城。

但白起拒绝了，理由是赵国在亡国的压力下，倾全国之力备战了两年，那两年无疑是针对秦国来准备的，现在不是攻打赵国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违抗君命的后果直接导致了白起先流放后被赐死的可悲结局。

白起的死对他自己而言是一个悲剧，对秦国而言也无疑是一大损失，好在当时的秦国战将如云，统一大业也并没有因此而迟滞太久。

应该说，秦的激励机制从表面上看是非常完备的，由于是一个尚武的时代，秦施行的是军功爵制，直接以军功来决定是否加官晋爵。白起从新城之战时的左庶长至最后的武安君，每立战功均有升迁。那么至最后再战赵国，白起又为何拒绝，是秦昭王不愿再升他爵位吗？显而易见不是。实际上我们从白起长平之战后称病赋闲一事即可看出端倪，对于白起而言，加官晋爵早已不再是他的奋斗目标，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而言，白起追求的已经是自我实现了。在长平之战后，白起眼前是唾手可得的赵国，亲手将一个大国送入历史，将其疆土并入秦国的版图，对于战国时期的将领而言，是多么骄傲的一个功勋，但秦昭王没让白起去实现。可以想象，在白起信心满满的时候，接到秦昭王这样的一道诏书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再至后来，面对一场在白起看来不可能打赢的战争面前，白起更不愿意拿自己一生的不败战绩来做赌博，他宁可选择死。至此，可以说秦对于白起这个高层人才的激励就完全失败了。然而是否对于秦而言，他的军功爵制就失败了吗？纵观秦的历史，无论是白起之前或者之后，都是个名将备出的国家，可见，军功爵制对于秦而言是成功的，因为他满足了大多数人的需求，然而对于像白起这样处于需求最高层次的人而言，则是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