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5年中国拟实行分类管制，在这种体制下，不同种类的产品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张五常说，一旦有了管制，贪污腐化就有了方便大门。也就是你贪污这一领域、我贪污那一领域，贪污制度化后就没有救了，“幸好当时因北京不少干部反对，分类管制没有推行”。

　　张五常说，自从1985年后中国贪污就变得“太反常，贪得太厉害了”。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张五常就在中国推销私有产权的观点，提出将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但他直言：“当时中国人走后门无处不在，人与人是按权力排列的。中国人不接受私有产权，甚至与‘私’有关的词都不好，比如‘私奔’‘携款私逃’。”

　　“2002年农民收入增加，中国贫富分化急速收缩，之后的三四年间，等了几千年的‘农转工’逐步实现，大概75%的农民已经转工，这是中国发展 的第二阶段，又是世界一大奇迹。”不过张五常坦言，就目前的情况看，倒闭的工厂太多，“农转工”正在走回头路。有三个现象让他很担心，第一是工厂租金暴 跌、空置厂房数量多；第二是工人收入明显下降，在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下很多工人反而被炒；第三是工人回乡耕田的大潮出现。“‘农转工’本来再多10%就可以 完全实现了”。

　　“现在在广州火车站，不少工人争着回乡。”张五常预计，一两个月后即今年春节前，还将有第二次农民工返乡潮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