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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宣称，唯一真正的知识就是知道自己无知；四百多年前，培根警告：当心我们被自己思想的丝线丝丝束缚；四十多年前，哈耶克告诫：人类应认识到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但人类并未在大师们的呼吁中，变得谦虚起来，反而自以为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知识而日趋自负。塔勒布的《黑天鹅》一书，再次深刻警示了人们如何受害于自己的无知，以及如何受害于对自己无知的无知。

　　许多人认为世上诸事的状态服从正态分布，我们只需要关注平均的状态，因为特定个体不足以对平均状态产生大幅扰动。比如，随机挑选10000个人测度出他们的平均身高或平均体重，这时再加入另一个新人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将微乎其微。因为，即使这个新人的身高或体重是平均身高或体重的5倍（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啊），那么它对平均身高或体重的影响也不到万分之五，可以忽略不计。

　　塔勒布把这种特定事件对总体的平均状态影响很小的世界，称为平均斯坦。对应于平均斯坦，他提出了极端斯坦这个术语来表示另一个与此对立的世界。在极端斯坦中，特定的事件将极大地影响总体的平均状态，或者说个体可轻易地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影响整体。比如收入的平均量常常就来自极端斯坦，你可以对刚才挑选的10000个人计算出他们的平均收入，然后加入一个新人。假设这个新人就是比尔·盖茨，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平均收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收入分布并不是正态的，那10000个人财富仅占1%，而盖茨一个人的财富占了99%，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分布。

　　世界上的事件和现象，大都可以归入平均斯坦或者极端斯坦这两种模式。体重、身高、卡路里摄入量、餐馆老板的收入等等，它们来自平均斯坦；而财富、收入、单个作者图书销量、名人的名气、城市人口、特定词汇的使用频率、地震的损失、金融市场、商品价格、通胀率……等等，则来自极端斯坦。极端斯坦的清单将比平均斯坦长得多。而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也正越来越多地遭遇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既然如此，人们惯于以其偏好的平均斯坦观念去处理来自极端斯坦的问题，必然会麻烦重重。

　　比如说，过去1000天所发生的事件能够决定第1001天会发生的事件吗？这个问题正涉及到“黑天鹅”之由来。中世纪的欧洲人一直以为天鹅是白的，因为他们所见到的天鹅都是白的，所以人们也就简单地推测所有的天鹅都应该是白的。但是1647年，荷兰航海家在澳洲发现了黑天鹅，推翻了长期以来的欧洲人的信念。过去不能证明未来，人们不能只靠过去的经验去判断未来。

　　又比如，我们读人物传记时，很可能发现那些在商业上成功的人，往往具有勇气、冒险、乐观等个性和精神。很多人于是推断这些特点将有助于个人的成功。但果真如此吗？未必！因为，曾经有千千万万敢于冒险的人们在努力奋斗，他们绝大多数恰恰是因为冒险的策略而失败了；这就是说冒险并没有为他们获得成功提供额外的帮助。只不过，失败者从来不写回忆录（即使写了也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读者们也不愿意花钱去购买一个失败者的故事），结果我们所看到的传记只是那些成功者的；但他们仅仅因为在冒险中更“幸运”才成功了，而不是冒险帮助他们成功。这就是沉默证据的问题：我们看得到的常常并不能说明问题，恰恰是我们未能看到的证据才揭示了问题的真相。

　　再比如说，面对这样一道题目：假设一块公正硬币每次正反面出现几率相同，那么抛出99次都得到正面后，第100次抛出得到反面的概率是多大？许多接受过良好统计学教育的人，会回答“50%”，他们说在你的假设下每次抛硬币的结果是独立的。但是那些对统计学并不精通的人，却极有可能认为，第100次出现反面的概率不到1%。仔细想想，他们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公正硬币连续99次出现正面向上的概率几乎为0，既然如此，那么99次得到正面后，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枚硬币被人做了手脚，它不再是公正的了。这个题目的两类回答者说明了什么问题呢？一些受过良好学科教育的人，却只是在条条框框内思考问题；而另一些在学问上看来并不那么聪明的人，却跳出了条条框框，他们在科学和学问的竞赛上将没有优势，但在适应真实社会生活方面却有可能更成功。这种游戏谬误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校学业优秀的人最后一事无成，而那些学业落后的人却在赚大钱。因为学校知识的简化与反启蒙性阻碍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理解。

　　甚至在问题的预测方面，人们通常接受的“专家更可靠”的观念，也是难以成立的。“专家”只是一群习惯“筛选”的狭隘思维的人，只有在那些事物不断重复而缺少变化的领域，专家才可能更具优势；对于变化频繁的领域，专家并不比普通人更具优势。所以，宇航员、飞行员、象棋大师、物理学家、理论数学家、会计师、精算师……这些的确是有优势的专家；而证券商、精神病医生、招生考官、情报分析员、经济学家、金融分析师、政治科学家、风险专家……这些所谓的专家在预测未来方面，并不会具有超越常人的优势。原因在于，在那些充满极端斯坦事件的领域，“黑天鹅现象”将会出现。

　　塔勒布所谓的“黑天鹅”，具有不可预测、影响极端并且难以事后解释的性质。如果把我们的知识分成已知、已知的未知、未知的未知三个领域，那么黑天鹅现象属于未知的未知领域。人类习惯上关注已知和已知的未知两个领域，但问题是对我们影响最为深刻的事件，常常来自未知的未知领域。所以塔勒布提出了一个与传统知识习惯相反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世界是由极端、未知（对我们现有知识而言）和非常不可能发生的事物主导的；而我们却一直把时间花在讨论琐碎的事情上，关注已知和重复发生的事物。

　　极端斯坦造就黑天鹅现象，对黑天鹅事件的无知又产生前面提及的证实谬误、叙述谬误、沉默证据和认知扭曲、过滤性错误等等。这导致我们可能错误地解读了人类社会和历史。我们以为很多发现是人类努力的结果。但事实是，发现的经典模式常常是：你寻找你想要的东西，结果却发现了另外的东西。哥伦布为了寻找到达印度的新方法，结果发现了美洲；彭泽斯以为鸟粪导致天线的噪声，结果因为寻找鸟粪却无意发现宇宙背景微波辐射，为复兴大爆炸理论奠定了基础。今天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计算机和网络，也是出人意料地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黑天鹅现象。黑天鹅现象的存在使得历史并不是缓慢爬行的，而是活蹦乱跳式地发展的。因此，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常常难以预测也难以解释。当然，这样的思想对于某些读者并不陌生，因为在哈耶克、波普尔、熊彼特等人那里，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子。

　　那么，作为总希望创造美好未来的人类，应如何应对黑天鹅事件呢？塔勒布的建议是：一半对一半。一半时间对自己的事务超级保守，一半的时间则超级冒险，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在大家冒险的地方实行保守主义，在大家谨慎的地方则冒险；不要计较小的失败，但要提防最大的终极性的失败；不要担心人所共知的骇人听闻的风险，而要担心更为险恶的不为人知的隐蔽风险。当然，心态也很重要：应该藐视命运，珍惜幸运。我们能够活着本身就是极大的运气、一个可能性微小的事件、一个极大的偶然，“活着”本身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爱尔兰是全世界结婚率最低的国家，作为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度，这个国家是禁止离婚的。很多适逢婚龄的男男女女大都选择观望，迟迟不去婚姻登记部门办理手续。所以，在爱尔兰流行不婚和晚婚。

林东在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工作了两年，方才办理下来了我的签证手续。等到我终于获准可居留后，距离当初他前往爱尔兰已是7年。我和林东都明白结婚意味“终身监禁”，不管将来是否幸福，都不得不搭进去一辈子。可我和林东都已经等不及了，再拖上几年，到时候有了孩子是像儿子还是像孙子？不行，得马上结婚。

和林东手牵手走进了笼罩着神秘色彩的都柏林市政府机关办公室大厅。顺着箭头指示找到负责办理结婚手续的“入口处”，迎面是一个硕大的液晶显示屏，上面对结婚须知等注意事项作了详细的说明：本处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办理离婚手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爱尔兰公民只能和自己唯一的配偶厮守一生，因为本国实行期限婚姻制，男女双方在缔结婚约时可根据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协商决定婚姻关系的期限，婚姻期限从1年到100年。在本处登记备案后生效，期限届满，婚姻关系即告终止，双方当事人如有继续共同生活的愿望，可办理延续登记，延续婚姻关系……
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在决定结婚前，我们谁都没有事先来入口处询问过，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提醒我们爱尔兰实行的是期限婚姻—我俩呆立在那里，有点像两个被宣告了死刑的囚犯忽然获悉可以无罪释放的解脱。

这婚还结不结？当然结。那么，结多久？这是个问题。入口处的“生意”格外冷清，除了我们俩再没有别的光顾者。工作人员看我们俩变脸一样地转换表情，也不催我们，示意我们自己去触摸屏前面商量选择。

站在办理婚姻登记手续的触摸屏前，我们根据系统提示分别输入了个人情况。系统经过核实后确定了登记结果，然后要求我们双方协商选择婚姻期限，可选择1～100年不同的期限，并且显示出一行红色的小字：“系统说明：由于办理婚姻延的费用较高，请选择你认为最适合的婚姻期限。”我和林东有点发懵，本来是横下心豁出去这一辈子了的，可面对自由选择期限的时候，我俩那点信心又都动摇了。林东小声道：“要不，我们先结1年试试？”心里有点不爽，恋爱10年了临到结婚了才选1年？林东看我面色不善，赶紧补充：“我估摸着这玩意按年收费，时间越长越贵，大不了明年再来续嘛……”

好像想想也不错，去超市买点心还能试吃呢。不就是1年么，万一不合适，对双方都好。我俩对视了一下，终于一起选择了最短的1年期。系统立即予以确认：“双方婚姻关系成立，婚姻期限1年。”接下来，进入结婚登记我们最关心的最后一个程序，系统显示出办理1年期限婚姻登记所需要缴纳的费用—“结婚证书工本费2000镑！”我们都有一种想砸了这台机器的冲动，2000镑，折合人民币26000多元，抢钱呀！这几乎是我们俩一个月收入的总和了。虽然已经被提示过费用不菲，但这个价码还是太过分了。很不情愿地刷了信用卡，于是，两本如同法典般厚的结婚证书便摆在了面前。

有没有搞错？结婚证而已，需要搞得像《辞海》这样厚吗？我拿起一本打开来细看，第一页上这样写道：“为保证双方当事人适当履行婚约，顺利完成l年期婚姻期限，特此明确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权利义务。”下面则分十二编、三百六十五章、两万一千九百款详细地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

林东有点庆幸地对我说：“幸亏我们选择了1年期，如果选择100年期，结婚证书还不得车拉船载，那工本费至少得花上百万。”我们悻悻地回家，捧着沉重的结婚证书，嘴里咒骂着该死的入口处，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尽管可以期限结婚，但爱尔兰的结婚率还是这么低了—这样的收费，有人心甘情愿结婚才怪。

完全不实用嘛！我俩下定决心摒弃了这两本结婚证，决定中为西用，领着爱尔兰的结婚证过中国式婚姻。我累了他就多做点儿，他太辛苦我多担待点儿。工作赚钱过日子，一年时间也没有什么吵吵闹闹，转眼就到了该续约的时候了。

打电话回国咨询民政部，结果很让我们沮丧，因为我俩都办理了移民手续，已经加入了爱尔兰国籍，因此不能在中国拿9块钱的结婚证。我们很肉痛地决定把打算买车的10000镑先用掉，先续个5年。

这次可就轻车熟路了，我发现触摸屏上有个费用查询按键，一时好奇就点击了一下，我倒想看看最高期限100年的结婚手续到底要多少钱。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00年期结婚证的工本费仅为50便士—0.5镑，折合人民币6块多钱。“这怎么可能，准是系统出了故障。”林东嘴上说着，右手按下了证书预览按钮。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百年期结婚证书只是一页薄薄的粉红色纸片，上面写着这样几行文字：

“尊敬的先生、太太：我不知道我的左手对右手、右腿对左腿、左眼对右眼、右脑对左脑究竟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义务。其实他们本就是一个整体，因彼此的存在而存在，因彼此的快乐而快乐。最后，让这张粉红色的小纸带去我对你们百年婚姻的美好祝愿！祝你们幸福！都柏林首席法官：吉米·里莫”

我看着林东：“敢选不？”林东也盯着我：“你决定了吗？这一下按下去，咱俩可就真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再也甭想分开了！”我点点头，有点舍生取义的慷慨：“我豁出去了，这辈子就跟定你了，将来你别让我为了现在的决定后悔。”林东笑了，拉着我的手一起点下“100年”的选项。

揣着那张薄薄的粉红色纸片，我和林东直奔车市买了辆全新的宝马轿车，驰骋在都柏林的街头，我忽然觉得开车的林东从未像现在这般帅气过—这辈子，他将是我唯一的爱人，我们已经孤注一掷没有了退路，可婚姻这东西，往往也只有在破釜沉舟的时候，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