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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美国历史》[续]
2009-01-19 19:03
美国两党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梳理18世纪八九十年代到19世纪五六十代年美国两党制度萌生、发展和确立的一般过程，并对两大政党的异同做一简要的介绍。
第一政党制度：党派分野的起源(1787-1828)
--- 联邦党与反联邦党
美国建国初约四十年的政党制度，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第一美国政党制度（The First American Party System) 。在1787年宪法制定和批准的过程中，以支持还是反对宪法为分水岭，实际上就已出现最初意义上的政治派别。宪法的支持者以“联邦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 自居，自称联邦党人（Federalists），其组织就称为联邦党 （Federalist Party)，并成为18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美国政治舞台的主角。作为华盛顿总统内阁中重要人物组成的政治派别，他们极力主张：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反对法国大革命。其政治基础的构成主要是商人、工厂主、财产所有者、大地主和属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以及与商业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工人，主要代表东北部工商业和借贷资本家的利益。有的美国史学家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把他们归类为商业--都市阵线（commercial-cosmopolitan alignments），领袖包括汉米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杰（John Jay）等。
1787年宪法的反对派和批判者，就成为联邦党人的反对派，他们简单地自称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领袖是托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等。用上述经济利益分类标准，美国史学家把他们归为农业-地方主义阵线（agrarian-localist alignments），代表小农、手工业者和边民的利益，竭力维护州权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他们强调，原来的邦联实际上早已建立起
"中央”和各州之间权力平衡的“联邦”（federal）政府，所以坚决反对1787年宪法用“国家”（national）政府取代“已经存在”的“联邦”政府。他们认为，新宪法赋予国家中心的权力过大，削弱了社区和州的自治权利；因为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情感和整体利益，把这些权力留在州里比交给一个“总体的政府”（a general government）要安全得多。总之，他们主张有限的联邦权力，仇视英国君主制度，同情法国大革命。 他们反对建立联邦政府的努力虽未获成功，但1787年宪法在他们的力争下进行了第一次修正，前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成为联邦宪法的一部分，保证了普通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
1789年至1795年，美国政治派别的分野渐趋明确，党派逐渐向组织更为紧密的政党发展。1791年，反联邦党人组成由杰斐逊领导的共和党（ Republican Party）。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联邦党人麦迪逊与华盛顿班子因财政等问题产生分裂，投入杰斐逊的共和党阵营时，实际上迈出了组织政治反对派的第一步。1793至1794年，全美很多地方出现了支持杰斐逊的民主社和共和社。1794年，当民主社（ Democratic Societies）的政治热情达到顶点时，汉密尔顿惊呼：“除非立即遏止，党派精神将把整个国家卷入无政府的恐惧中。” 针对这一情况，汉米尔顿的支持者们突出了联邦主义者的特质--“秩序的朋友；政府的朋友；现政权的朋友"。但是，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正是党派精神的坚定反对者汉密尔顿，在把“秩序的朋友”（friends of order）联邦党进一步巩固为组织严密政党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大。
后来，共和党发生分裂，杰斐逊和麦迪逊一派组成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 Republican Party）。 杰斐逊派留用了“民主社”中的“民主”，还特意加上“共和社”中的“共和”，突出他们反对联邦党的“君主制度”的本质。纽约一位同情杰斐逊派的编辑写道：“美国目前有两大政党：一边是贵族，竭力为君主专制政府打造基础；另一边是共和主义者，他们是独立的真正支持者、平等权利的朋友和自由民选政府的热衷主张者”。汉密尔敦则仍然坚持称他们为“反联邦主义者”，还有人把来自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派的所以标签都扣在他们头上，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是“雅各宾党人”。民主共和党人的主要基础是南方种植园主和北方小农。
此后，党派分歧和争斗更为激烈。1796年，即将离任的开国总统华盛顿以极其严肃和沉重的心情告诫美国人民，要保持民族团结，规劝全体美国人民：“你们之间的差别是微不足道的，你们拥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行为方式、习惯和政治原则”；“联邦应当被视为你们自由的主要后盾”。他进而警告说，要反对地方忠诚（sectional loyalty），要警惕“党派精神的有害影响”（the baneful effects of the spirit of party），因为党派精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但是，在当时白热化的政治纷争中，华盛顿的这些肺腑之言成为无人在意的耳边风。
由于联邦党人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当政期间的内外政策不得人心，联邦党丧失威信，其支持者纷纷投奔民主共和党。1800年，随着杰斐逊击败亚当斯成为美国总统，民主共和党便不断壮大，成为多数党。联邦党则日渐式微，只在新英格兰地区保有较大影响, 在19世纪早期的几次大选中都铩羽而归。1800年到1824年，民主共和党一直占据着总统宝座。虽然仍存在着联邦党的微弱反抗，但基本上是民主共和党“一党统治”的历史时期。
总之，这一时期联邦党和反联邦党的分野，就分别成为今天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最初源流。
第二政党制度--两党制的形成与稳定(1828-1854)
---民主党与辉格党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美国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很多州为扩大合格选民人数，先后取消了选举资格限制，加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选民人数激增；另一方面，19世纪30年代初，在几乎所有州中，总统候选人都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这样，总统选举变成了全国性的、有众多选民参加的政治活动。
19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早中期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任内(1828-1836)，是美国两党制度的重要形成期。当时激烈的政治斗争，加上因扩张和经济增长引起的急遽社会变化，众多小党在复杂的纷争中，通过不断分化组合，最终形成了美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模式：出现两个主要政党，它们在所有阶级的选民中、在所有地区中都有各自影响力和感召力。美国政坛最后定格为民主党和辉格党两大主要政党的对峙。这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惯称的第二美国政党制度（The Second American Party System)时期。
民主党的发展和形成比较曲折。1828年大选时，支持杰克逊的一派在1828年正式组成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杰克逊在主体上继承杰斐逊的政治传统，但实行了更为民主的政治。他大力拓展“普通人"的自由(freedom of "common men"), 坚定支持领土扩张、要求排除联邦政府或美国银行那样的金融垄断的干涉，反对高利贷资本。该党的主要支持者包括西南部新兴植棉奴隶主和旧南方奴隶主、西部边疆的农业垦殖者、纽约的商业集团、北方城市工人和城市贫民等。18世纪30年代，民主党在杰克逊时期获得了迅速壮大和发展。在1828年到1860年间，它是美国举足轻重的大党，五次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但是这一时期，民主党受到南方种植园奴隶主的控制，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维护和扩大奴隶制扩展到新州。由于与奴隶制问题紧密纠缠，民主党被认为是奴隶制度的保护伞。
1834年，作为杰克逊民主政治的反对派，国家共和派改称辉格党（ Whig Party）。它的名字取自英国反皇室特权的政党，反对杰克逊总统任内的“独裁暴政”。作为联邦党人的继承者，辉格党主张联邦政府在国家经济中发挥强大作用，并支持积极的社会改革。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北部和西北部从商业化发展中得益的工商业者，以及同他们关系紧密的南部种植园主和金融资产者。 1840年，该党成功入主白宫，并在国会中取得统治地位，成为全国性的主要政党。
辉格党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别并非纯地区性的，而是阶级和文化因素使然。正如他们自己强调的那样，民主党继承和弘扬的是杰斐逊“独立的小自耕农的民主权利”的信念。因为当时美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农业社会阶段，民主党在全国、特别在南部和西部传统农业地区赢得了广泛支持。由于杰克逊总统任期的作为，民主党逐渐被认同为独立的、讨厌无论是来自政府或美国银行那样经济垄断干涉的党派。他们支持领土扩张、对印地安人实行迁居、要求有选择新领土的自由。有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民主党的这些价值观是保守的，因为它表达了对工业革命和运输革命引起的急遽社会经济变化所采取的抵制态度。凡是辉格党人赞扬的经济进步，他们却解读为“经济萧条”“失控的城市增长和不断的社会动荡”。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杰斐逊在新领地发展农业以对工业进行平衡的思想，才是医治美国社会病的良方。19世纪40年代，土地扩张问题上的斗争之所以激烈，是因为许多民主党人是南方人，对他们而言，棉花种植土地面积的不断增长不仅是一种执著的社会信念，还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要求。
民主党的优点是比较善于培育自己的社会基础，以广泛地吸引中下层人民。19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出现移民潮的高涨。此间，由于大量德国和爱尔兰移民的涌入，移民人口翻了几番。绝大多数新移民是贫穷的天主教徒，一般聚集在城市中心地带。当时的美国移民法规定，凡在美国居住三年后，新移民便可成为美国公民。在民主党控制的大城市中，政治领袖们需要票源，为笼络民心，特意大大缩短成为公民的所需年限。爱尔兰移民多是贫困的下层人民，又多是天主教徒，所以特别积极支持民主党。一方面这是他们对辉格党带有敌意的反应，一方面因为自己就有反黑人情结，因为自由黑人常常是他们在低工资就业中的竞争对手。因此，他们并不支持废奴主义者，而往往更倾向于南方人的观点。
辉格党作为联邦党的传承者，不仅适应经济的变化，而且是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和实践者。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拥护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干涉；设置美国国家银行；实行保护性关税；废除奴隶制或至少限制奴隶制扩大到新州。该党力量的核心部分是受商业化农业和工业化影响最大的地区，如新英格兰，以及西部的北方地区，即所谓的老西北地区 。辉格党人欢迎所有因工业化带来的变化，但主张必须由有力的政府政策加以保证和指导，使美国在现有的国土之内进行发展。北方辉格党人特别反对领土扩张，因为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是：领土扩张必将引起奴隶制度的扩展。所以，他们强调的是实行美国的内部完善（internal improvement）。 辉格党的内部完善，并不仅局限于硬件设施层面上的道路改造，其更长远宏大的目标是改造美国人的观念和心灵。在这方面，宗教在选民的政治倾向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很多辉格党人是新教会福音派改革教派（evangelical reforming denominations ）成员。他们热衷于教育和改善普通公民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如禁酒运动等。这些改革者们坚信，所有人无论贫富，都有把自己引向美好生活的自我约束力，最终达到全体美国人民取得自身完美（personal perfectness）的理想境界。
由于辉格党顺应了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并在1840年和1848年两次取得竞选总统成功。虽然在1836年和1852年大选中辉格党没有成功，但分别获得了49.1%的选举人票和 44.1%的选民票（popular vote），产生了不小影响。只是到19世纪50年代，因奴隶制问题的激化，它的基础才开始松动和瓦解，并最终产生分裂。
当然，这两个党并都不是铁板一块。正像有史以来美国政党的真实情况那样，每一政党大多是受地方和地区因素影响的利益联合（coalition）。尽管在农业的南方和西方杰克逊的势力最强，有些民主党人是北方城市中的工人，那里正在出现的阶级和族群问题对政治产生了影响。这些民主党人反对的是辉格党中比较富裕的、土生的美国人（native-born Americans）。城市工人并不特别关心农村问题，同其他很多南方人相比，他们对奴隶制度也不是那样狂热。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同其他地区的民主党人一样，他们也讨厌大商业（big business）。另一方面，一些同商业、银行利益联系紧密的南方种植园主和南方商业城市的居民，也赞同辉格党关于联邦政府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强大作用的主张，虽然比起许多北方辉格党人来，他们在急速的社会改革中表现得没有那样积极。
在这一历史时期，除这两大主要政党外还存在过几个活跃的政党。1831年，美国出现了反共济党（Anti-Masonic Party）。共济会是一种兄弟会式的组织,有自己的秘密仪式和特殊习俗。在1832年总统选举中,很多反对这一宗教秘密结社的人加入反共济党。有些美国历史学家把反共济党看成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第三党。虽然它在1832年大选中失败，而且十分短命,但它开创的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作法，对美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党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党派。1845到1855年这10年间，如前所述，由于移民潮的高涨，美国的本土主义（nativism）政治得到充分发展。许多辉格党人的新教信仰、改革主义和个人主义态度，使他们更加倾向本土主义和新成立的美国人党（American Party）。美国人党歧视外来移民，厉行排外主义，竭力保障美国生新教徒的利益。辉格党人之所以是坚定的禁酒主义者，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既反感不但贫困而且酗酒的天主教徒移民；另一方面，由于天主教会反对欧洲1848年革命，更激化了他们的反天主教情绪。很多美国人、特别是新教徒认为1848年欧洲革命是以美国为样板的，并深以为豪。他们担心，如果天主教新移民反对1848年革命，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无法持久。而且，城市政府在处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人口问题时的无能，是造成本土主义盛行的又一重要原因。 辉格党人对城市犯罪率的上升和对穷人救济费用的提高感到愤怒，并将此完全归咎于新移民。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运动多与城市问题有关，而在这些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往往是妇女。她们谴责新移民，认为他们是“没有教养的陌生人”，因为他们把美国变成了一个“废品和其他国家废弃物”的大仓库（a repository for the waste and refuse of other nations）。她们决心用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来改造这些“未开化的外来人”。
基于上述原因，很多辉格党人、特别是白领和熟练蓝领的年轻人，都被美国人党深深吸引。以几个秘密兄弟会为核心的美国人党，只接纳本土出生的、发誓决不姑息天主教的新教徒。因为他们认为，天主教徒直接从罗马教皇那里接受命令。 每当外人问及他们的信仰时，党员们出于保密需要，一概回答“我一无所知”，因此美国人党党员亦称为“无所知分子”（Know-Nothings），这个党便称为一无所知党（Know-Nothing Party）。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小农的美国人党，感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受到新移民廉价劳动力和异质文化的威胁。到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该党在各州选举中取得可观成果。但是到1855年，因奴隶制问题，美国人党分裂为北方的反奴隶制派和南方的支持奴隶制派。分裂后，很多反奴隶制的党员加入了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
19世纪40年代，美国还存在过自由党(Liberty Party)。它成立于1840年，特别在北方有强大影响。成员主要是对奴隶制度毫不妥协的废奴主义者，表现出高涨激昂的道德化热情。它不仅仅反对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张，甚至要求尽快消灭奴隶制。该党的口号是：“联邦政府与奴隶制离婚”（divorc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rom slavery)，它主张：禁止联邦再接纳奴隶州；终结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度；废除州际奴隶贸易；禁止任何奴隶占有者担任官职，禁止在联邦建筑项目中使用奴隶。1844年它参加了总统大选，在北方获得六万多张选民票。
随着奴隶制问题的日益严峻，自由土壤党(Free Soil)在1848年应运而生。该党的纲领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中废奴主义的刻意调整，即把问题焦点从原来奴隶制涉及的道德问题转向奴隶制扩张对北方造成的威胁问题。它的口号十分明确：“土地自由、劳动自由、言论自由、人民自由”。虽然它承认奴隶制存在的现实，但坚决反对奴隶制向新的还未组织的土地扩张。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奴隶制真的成功地扩张了，西进的北方小农肯定会受到使用大批奴隶劳动的种植园经济的挑战与竞争，肯定处于不利地位。他们还担心，如果允许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南方劳动制度不断扩展，北方的自由和个人主义价值将注定被摧毁。在自由土壤党成员眼中，南方不过是“腐败贵族、下等奴隶，大群穷困白人的麇集地”，这帮人根本不理解新教提倡的诚实劳动的价值。另外，很多自由土壤党人口头上高喊“反对奴隶制”，内心实际上是“反黑人”。由于他们希望禁止所有黑人进入西部新边疆，有人把它的纲领干脆概括为“白人主义”（whitemanism），是一种把新领土保持为“白色”的种族主义。它曾经一度活跃，还作为第三党参加了1848年和1852年的总统大选，但没有形成大的政治气候，最后在1854年解散。
第三政党制度--现代两党制的最终确立
共和党与民主党（1854- ）
19世纪50年代早中期，由于奴隶制问题上升为美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一场“不可遏止的危机”迫在眉睫。美国政治舞台上经过各派政治力量剧烈的分化组合，终于形成一直延续至今的第三美国政党制度（the Third American Party System)，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主要政党轮番主宰美国政治的格局终于确立。
在18世纪30年代，民主党在杰克逊时期获得了迅速壮大和发展。1837年到1856年间，民主党三次获得总统选举的胜利。这一时期，它与美国奴隶制问题紧密纠缠在一起，被认为奴隶制度的保护伞。到1854年，民主党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坚决维护奴隶制度。内战爆发前夕，民主党终于发生分裂，反对上述法案的民主党人投奔新成立的共和党。分裂后的民主党进一步成为南方奴隶主的政治工具。
1850年时，辉格党虽已基本控制在东北工业资产阶级手中，但党内还有很多南方大种植园主，而且拥有南方全部奴隶的75%。但是在1850年后，由于奴隶制扩张和关税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辉格党逐步分化瓦解，逐渐成为比较纯粹的东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和西北农业地区结合的政党。大部分辉格党人是坚决反对奴隶制的。辉格党的核心力量，如商人和工业家，都希望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通过支持保护性的关税、改善运输、为西部农民提供廉价土地，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但是辉格党也很快发生分裂和解体，南方辉格党人倒向了民主党。
1854年，北方辉格党人联合原北方民主党人等，建立了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又俗称大老党。当年，一位马萨诸塞州选民在描述本州的选举时这样概括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对立：“自由、禁酒和新教主义与奴隶制度、朗姆酒（rum）和罗马天主教的对立”。“奴隶制度、朗姆酒和罗马天主教”用来凝练出全国性民主党的本质特征；“自由、禁酒和新教主义”则是把共和党人凝聚起来的核心价值观。
当时共和党的优势在于，它的理念融汇了很多其他党派的思想，兼容了本土主义、自由土壤、西进扩张主义、辉格价值观等综合价值追求，具有较大的兼容性和普遍的感召力。因此，老大党吸引了很多坚定反对奴隶制的北方辉格党人和原来的自由土壤党人。自由党中的很多人、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民主党人、有些反对奴隶制的美国人党人都纷纷加入共和党。另外，还有一部分对禁酒和天主教问题关心的北方改革者也接踵而至。总而言之，代表当时进步潮流的共和党成为北部工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工人、北部西部小农和废奴主义者的广泛联盟。共和党综合了各方的核心理念，明确了自己的宗旨：反对奴隶制的扩张、提倡自由土壤和自由劳动，等等。它与民主党对立，把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政治势力基本招至自己麾下。
在1854年以后的四年中，共和党在北方各州取代了辉格党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对手。虽然它未能在1856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但在1860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在北方18个州获得180张选举人票和近40%的选民票，成功当选。1860年起，共和党开始了连续24年的执政。
内战的结果进一步加强了共和党的地位。内战结束后，“大老党”以民族救星自居，在工业和商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实行迎合大工商业家胃口的政策，促成了共和党长期执政的局面。虽然在1876年选举中，两大政党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民主党还是与总统宝座擦肩而过。直到1884年，民主党人才取得大选胜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860年至1932年间的18次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14次。
第三政党制度的特征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舞台中心的角逐，以外围的、来去匆匆的第三党或小党为陪衬。1854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美国政坛当然也出现过第三党、第四党、甚至第五党在国会和大选中的争夺。粗略回顾，记有美国人党、立宪联邦党、绿背劳工党（Greenback-Labor Party）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联邦劳工党共产党、（Union Labor Party）人民党（People's Party）、平民党(Populist Party)、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进步主义党（Progressive Party)、农民-劳工党(Farmer-Labor Party)、联邦党（Union Party)、州权党(States' Rights Party)、美国独立党(American Independence Party)、独立党(Independent Party)、自由意志党、联合主权公民党、我们团结战斗党美国（United We Stand，America)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在美国政治学中，第三党与小党这两个概念时常通用，均指两大政党外的政党，但有时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第三党主要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产生分歧，两大党之一内部发生分裂的结果，它可以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而且产生较大的影响，但往往昙花一现，迅即消失。小党是指第三党以外的党，如各种左派政党。其中一些能够长期存在，但政治影响相对微弱。小党的特点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就某一单一的、突出的热点问题提出能够吸引部分选民的纲领， 积极影响和参加国家政治，并投入大选。如禁酒党，从1884年到1916年，它连续8次参加大选。再如，1912年大选中，前共和党人总统老罗斯福是作为进步主义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虽然最后民主党的威尔逊获胜，但老罗斯福得到的选民票与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相差无几，而且超出共和党候选人塔夫托六七十万张，选举人票也以88：8领先共和党。从投票结果看，它俨然一时成为第二大党。但是随着进步主义运动的衰落，这个党也很快沉寂下去。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坛上的小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 1984年居然有13个小党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最近二十年, 还出现过1992年在老布什和克林顿的竞选中尽情搅和的十亿万富翁皮罗（H.Ross Perot)。他代表的第三党“我们团结战斗，美国”党,以“国债问题”为核心,参加大选, 尽管显得滑稽可笑,没捞到一张选举人票,但毕竟获取近两千万张选民票,占选民票总数的近20%.
美国的小党或第三党，就性质而言，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左派政党，包括共产党、社会主义工党，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Party）和农工党（Farmer-Labor Party）等，但政治影响不大；第二、资产阶级左翼，比较能够反映人民的利益，如老罗斯福的进步党（1912年），还有19世纪90年代势力强大的平民党；第三、资产阶级右翼政党，极端地心胸狭窄的排它主义政党，如极力维护美国本土主义、排斥移民的美国人党，或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代表白人种族主义利益、破坏黑人民权运动的独立党（Independent Party）。但是，内战以来至今，有些小党虽然在某一历史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们的某些思想和理念也受到执政党的重视和吸纳，但最终没有一个能够入主、甚至接近白宫。
基于上述事实，难怪有的学者对美国的两党制甚至做出这样的结论：
关于美国的政治模式，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处于一种持久不变的、执拗的、 几乎可以说是“专横的”两党制的支配之下。我们有共和党人，有民主党人，而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党人，严格说来，在谋求政权的斗争中，就连少数人组织起来的其他政治团体也没有过。
美国两大政党的异同
内战的确是美国历史的分水岭，从两大政党的发展变化看也是如此。内战以后，两党制产生明显变化，北方基本上是共和党的堡垒，南方则成为民主党的世袭领地。19世纪的最后10年，平民主义运动的兴起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分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除极少例外，北方各州坚定支持共和党，南方各州仍然是民主党的铁定票仓。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政党依南北分野的模式才有所松动，民主党势力逐渐渗入东北部和中西部，共和党势力在南方也慢慢占有据点。
但是在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两者的趋同性加强了。内战前奴隶制问题是谁也无法让步的重大原则问题，促成“两极化”（polarization）趋向，凝固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党的势不两立。内战后，随着这一问题的消失，特别是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区别越来越小。在根本意识形态上，应当说没有本质的不同，在一些事关国家根本政治和经济制度问题上，也没有实质性差异。 因为从本质上讲，两大政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奉行的路线和对内外政策的根本目的，都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保持美国传统的核心意识形态，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
虽然两个政党本身并非铁板一块，内部都有所谓自由派（liberals）和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分,但由于两党的渊源和传统毕竟有所不同，民主党内多以自由派自诩，而共和党内多数倾向保守派。这种现象与美国历史和两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有关。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资产阶级内部由于产业和地区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其次，由于历史和其他文化原因，甚至包括宗教信仰的影响，两大党的选民基础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中下层选民，特别是黑人大多支持民主党；上层选民则多支持共和党。
在美国历史著作中，一般认为杰斐逊和杰克逊是“平民”“草根阶级”的代言人，而民主党继承的正是杰斐逊和杰克逊的传统，共和党与联邦党和辉格党则是一脉相承。特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由于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作用和地位的空前提高，更巩固了“广大人民党”的形象。二战后，几个民主党总统仍然继承和弘扬本党传统，分别提出类似“新政”的口号和纲领，如杜鲁门的“公平施政”、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向贫困开战”，克林顿的关照“被遗忘的中产阶级”，因而获取更多美国普通人的追随。而共和党一般总是摆脱不了“大资产者”和“社会精英”等上层阶层代言人的既定形象，虽然它一直在不断努力改变这一形象。
具体分析起来，在某些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理念上，两党之间的确有各自的纲领和主张，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共和党主张小政府、大社会；反对扩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物方面的预算开支，却主张扩大国防预算开支；主张减税，将财政盈余还之于民；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共和党担心过度宽容的福利制度，只能助长公民的依赖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惰性。反之，民主党坚持认为应当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要求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推动社会福利事业和控制企业活动，主张将财政盈余用于教育和医疗的新项目上；在伦理道德价值观上，共和党相对传统和保守，恪守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如坚持新教所强调的人的“品质”（character），恪守对国家的“忠诚”和“责任”、坚持传统的家庭观念、反同性恋、反堕胎、禁酒，等等，比较多地反映中上层的价值取向。如1992年竞选过程中，老布什就死死咬住克林顿在越战时当过“逃兵”的“品质问题”（character issue）大作文章 。
民主党则相对“自由”，希望突破传统，在上述问题上与共和党持截然相反的观点，比如支持同性恋者的“婚姻”权利和自由“堕胎”的自由权利，较多反映了中下层的思想和利益。从20世纪80年代两次总统竞选中两党的竞选纲领看，在经济、税收、能源、环境保护、国防开支、社会福利、公民权利、妇女权利、教育、校车接送学童、堕胎等方面两者反差很大。如在福利问题上，共和党认为民主党制定的福利政策鼓励了浪费和弄虚作假，迁就了不劳而获的懒汉。民主党坚持认为联邦政府应承担州和地方政府福利开支的沉重负担。再如，在堕胎问题上，共和党要求制定保护“未出生儿童生存权利”的宪法修正案；限制用公款补助堕胎。民主党针锋相对，反对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反对剥夺穷困妇女在堕胎时取得政府补助的立法。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新政治史学。这一史学流派强调，在19世纪的美国，宗教信仰对党派倾向的决定性影响。它指出：正是宗教信仰的不同，造成了美国选民对政党的不同选择，政党成为基于不同宗教信仰之上的泾渭分明的团体：信仰新教的基本上都是共和党人，而天主教徒大都归于民主党的麾下。共和党的政治目标包括反映本党支持者的道德责任，而民主党人则要求避开道德改革，并且强调自由个体的权利。在众多的新政治史学著作中，克来普勒的《文化的跨越：中西部政治的社会分析1850-1900年》和《第三选举系统》有较大影响。依他看来，19世纪的美国政党还不是由相信共同政治信条的个体组成的团体，而是分享相近族群文化价值观的社会团体的结盟。他对各自独立的各族群团体做了如是划分：法籍加拿大人除外的天主教选民都是铁杆民主党人；德裔选民、德国路德教派信徒亦属民主党，恪守自己的信仰，捍卫自己德国的族群特质；新英格兰的新教抗议派，包括苏格兰人、苏-爱人、威尔士人、康沃尔郡人（来自英国西南部）， 无论在任何地方，都是一如既往的死硬共和党人。从语言和政治的角度而论，新教抗议派都具有强烈的道德化宗教世界观：虔诚的宗教观念、恪守安息日，始终一贯的强烈反民主党倾向。他们代表着共和主义的两个主要成分：强烈的禁酒主义者， 坚定的安息日支持者。由于共同反对天主教， 特别是爱尔兰天主教，他们都认同共和党人宣扬的共和主义。至于本土的（native）新教徒选民，无论其教派倾向或社会政治背景如何，新英格兰本地杨基人（Yankee-stock）比起非扬基的本地新教徒选民，是更为坚定的共和党支持者。而南方黑人选民中，相信新教的团体成员在政党倾向和程度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乎在任何地方，绝大多数选票都投给代表黑奴的“伟大解放者”的政党—共和党。
另一位新政治史学家希尔比的《政党的神坛》，把政党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关系处理得更加直接化和明确化。 根据作者的分析，所谓的宗教性并非只有单一性的特征，而是由一套五种维度构成的核心概念，包括：信仰、知识、实践、经历及其结果。信仰是神学的核心，而所有宗教关心的都是灵魂拯救问题。信仰新教虔敬派坚持认为，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就能使灵魂得救。这是一种积极的、充满激情的热烈信仰，强调个人再生的经历。与之相适应的共和党人强调行为端正，个人和社会的圣洁产生社会的责任，因而要求政府以强制性的法律来消除罪恶，建立起道德上团结一致的社会。因此，他们的选票自然会投给象征“正直”“戒酒”“人道”和“道德”的党—共和党。相信天主教的仪式派则坚信，他们通往的获救之路，是来自于教会的会员资格、对宗教信条和繁缛宗教仪式的恪守，习惯被动地接受教会的引导。他们并不在意“行为端正”，追求的却是神学意义上的“工作出色”。这些人认为世界是罪恶的，但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扮演净化世界的角色。社会精神的转变，并不是他们灵魂得救的最高境界，因而反对禁酒。在这一类型中，德国路德教的忏悔派强调信仰和原则上的正统，寻找一种制度化的手段把他们的信仰代代相传。他们反对进行美国化教育的公立学校，竭力通过建立自己的教区学校，把传统信仰传给子女，保持与自己的信仰紧密相联的德文。这些人自然相信民主党，反对共和党。
希尔比断言，在美国，政党就是政治的教会。因为它们包含着典型的美国式政治忏悔（confessionalism）的形式。其特点是，首先，宗教观不同的背后，产生了彼此冲突的“罪恶”定义；其次，植根于宗教的对于世人的本质的概念上也存在差别，双方对社会与政治关系的观点也是水火不容；再次，所有这些差异构成的政党间的相互对抗，使政党成为一种“世俗的教会”。各政党都代表着组织较为松散的一批教派，共同分享一种集体的中心倾向。概括地说，共和党代表着福音新教派的虔信派信徒，象征着行为正派和改造社会的道德；民主党代表着仪式派信徒的信仰和对自由放任的享乐主义的捍卫。总之，在希尔比眼中，19世纪晚期美国选举政治的鲜明特点是：人们在奋力追求着自己的事业。那时，宗教观和政党特征之间的和谐一致制造出一个选举世界，这个世界的特征是：极高的选民投票率和政党倾向的长期稳定性。一言以敝之，19世纪的美国政党成为独一无二的“政治教会”的类似物。 到20世纪，仍然存在着宗教对政党倾向的影响的极端例子。特别是1960年大选中，有80%的天主教徒投票支持信奉天主教的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上个世纪后半期以来，为争取更广大中间选民和广泛社会阶层的支持，两党在大选和国会中期选举中都避免采取极端姿态，两者的纲领中常常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限有时颇为模糊。1992年大选中的彼尔?克林顿就是很好的例子。克林顿任总统前一直是典型的自由派民主党人。在谋求连任阿肯色州长失败后,他在政治上把自己重塑为中间派(centrist) . 在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中,他称自己是与传统民主党人不同的“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非常明显，他精心挑选广大共和党选民爱听的传统的保守性话题, 如强调社会福利项目的受益者要加强“责任感”,大谈家庭稳定的重要性, 许诺严厉打击犯罪、惩治官僚主义。虽然当时国会由民主党控制, 克林顿仍然刻意与其核心力量保持距离。他竞选战略的一部分是许诺政府要对“被遗忘的中产阶级”给以更多的关心和注意。因为当时约有4000万美国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他特别许诺进行全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这一举动无疑深得人心. 1992年，克林顿以占压倒多数的选举人票和选民票战胜老布什 。
小布什的当选总统也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虽为典型的共和党保守派，他抛开拉拢白人选民、男性选民、企业界人士的共和党“南方传统”, 转而采取争取黑人、低层、贫穷选民和同性恋团体的策略，把主攻对象深入到民主党的传统核心票仓—黑人、拉美裔美国人、游离选民及其他少数族群。他的政纲也融汇了传统上民主党一直倡导的“平权”、同性恋权利、社会福利、人道堕胎等。这一倾向社会关怀、扩大社会福利的“悲天悯人的保守主义”，过去一直被共和党视为洪水猛兽。但是，布什十分巧妙地对自己的大胆突破进行了经典解释:“共和党和民主党过去所追求的各自理念目前几乎可以殊途同归, 因为‘既然柏林墙已倒,邪恶帝国已垮,如果我们仍采用1956年和1960年时的政纲,已有些困难” 。
至于外交政策方面，特别自19世纪末美国跻身世界强国以来，两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它们对美国的世界角色和自己的“天定命运”没有理解上的本质差别，都认为：要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推向世界；支持代表外国或地区内的“民主力量”，以推翻、颠覆、或至少是遏制（containing）“专制的”“独裁的”“流氓的”政府。冷战时期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主宰，后冷战时期，两大党在“单边主义”的原则取向上更趋一致。在不同历史时期, 虽然在两党内和两党之间，形成过不同的派别，如所谓的“国际派”和“孤立主义派”之分，“鹰派”和“鸽派”之争，或是“缓和派”和“强硬路线派”之战，但仅是在实现世界领袖地位的总体目标下，对采取的具体战略和策略的意见有所不同，属于“技术”层面而非“理念”层面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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