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同学是电视大学教师，时常监考，给我讲了许多考生作弊的故事，无论是作弊工具，还是作弊手段，还是与监考老师斗智斗勇的方法，都令人叹为观止。我这里不想介绍那些细节，以免教唆之嫌，不过可以断言，考场内外展现出来的智慧，绝对可以超过民间智慧之神阿凡提。

        讲过故事后，我的同学长叹世风日下，说，这些人要是把聪敏用在学习上多好！

        我却以为不尽然。

        我不敢说作弊是好事，但肯定事出有因。作弊人既然充满智慧，一定可以搞好学习，他之所以不能正常通过考试，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对学习的内容不感兴趣，强迫之下，望而生畏。二是教学内容太多死记硬背，枯燥无味，徒耗精神。三是平时不认认真真尊师重教，荒废学业，投机取巧。第三种人不去说他，第一、二种便有讨论的余地。

        记得我的儿子读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表情很悻悻然，追问之下，原来是有一门主课不及格，我当然感到出乎意料，因为他成绩一向可以。我问：不及格的是什么课程?  答：企业管理。我立刻释然，告诉他，这门功课不及格很正常，要是及格了才不正常呢？儿子大吃一惊。我说出了自己的理由：一个从没有进过企业的人，如果在研究企业管理的学科上成绩及格，就等于没见过大象的人写出了<训象原理>一样不可思议。不过，主科不及格，文凭拿不到，怎么办？只好在补考时作弊吗？儿子笑了，说：“那倒不必要，补考很容易通过，不少同学实行两次通过论，第一次正式考试很难，不必认真对待，第二次补考，绝对轻松过关。”

        中国古代实行科举制度，专考八股文章，现在虽然废了八股，依考取士的制度却没什么变，过去把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内容范围，现在则有教学大纲，学生同样圈在一个笼子里。谁要想拿文凭，谁就必须按规定门门靠及格，不管所学的东西现在是否明白，将来是否有用。

        聪敏的莘莘学子们，省下一点精力，予国予己都没有大碍，我不忍心责怪他们。

        电视台宣传环保，播出了一位太太的讲话，呼吁人们不要把小狗狗的尸体随便扔到垃圾箱里，而“要进行火化，最好人性化一点，做个骨灰盒，”后面的意思不知道，被电视导演掐掉了。

        我猜想，既然已经做了骨灰盒，自然不可能放在家里，一定是入土为安。逢时过节，少不了祭扫一番，供几味狗食，焚二三狗衣，以表眷恋。无法确定的一点是：追思活动应当在清明还是冬至进行？

        由此推开去，人们对鸡的尸体，羊的尸体，猪的尸体，牛的尸体又将如何人性化的对待呢？

        又则，狗的尸体被人性化对待了，我们的先人会不会觉得他们的尸体被狗性化处理了呢？幸好他们已不会站出来抗议与狗同样火化和埋葬。

        我想起不久前的另一条报道，说某屠宰场决定改变宰杀动物的方法，使其死得“更人性化一点”。当时我就想，人类真伟大，一方面食其肉，寝其皮，熬其骨，嚼其筋，另一方面还保持着恻隐之心。何其仁也！

        我又想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时代的往事。当时，租界上的“西方慈善家”们“怕看虐待动物，凡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现在时代不同了，但狗医院、狗美容、狗食品恐怕仍然有不少华人消费不起。

        记得在南非的时候，，我偶然在超市狗粮专柜前站立，随手拿起一包翻看上面的“说明”，果然很人性化，那里面装的食品，不但含有各种维生素、蛋白质，还特别注明，有抗病免疫之功，我笑了说，给人吃都够营养了，旁边的朋友回道：“许多黑人还吃不起呢！”

        呜呼！

       在新华网上看到一组图片，拍摄的是补锅匠，题为：正在消失的行业。不由地想起2005年12月发过的一篇短文，若能配上几张这类图片，岂不更形象？于是，翻新如下：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句俗话说的是补锅匠。我小时候见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上海渐成绝响。

        补锅匠肩上总是挑一副担子，一头是火炉，一头是工具，他们走街串巷，拉着长音吆喝：补--锅--哟！以此招徕客户。

        顾名思义，补锅匠的首要活计当然是帮别人补锅。过去人家烧菜做饭一般用生铁锅，时间长了，难免出现损坏，比如锅底穿了小孔之类。于是，补锅匠就把火炉子捅旺，在火上架一只小坩埚，放进一小块生铁去熔炼，待到化出铁水，从工具箱里取过一方很厚的垫布来，把铁水倒一点在上面，然后贴在那小孔上，另一面，也用一个棒状的垫布来迎，两下一齐使力，小孔立即被焊死了，他再用磨刀石略微打磨，坏了的铁锅就可以照旧使用，不但不会漏水，而且锅底平滑，觉不出修补的痕迹。

        第二种活计是补碗，用上了金刚钻。瓷器的碗，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是裂开，最后一分为二，无法使用。交到补锅匠手里，他们先是在裂口的边上用金刚钻钻一些小眼儿，这事比较精细，一是掌握深浅，眼儿浅了不起作用，深了又容易把碗搞碎；二是裂口两边的小眼儿必须排成两条平行线。钻好了眼儿，补锅匠会从工具箱里抠出一点面坨一样的东西抹在裂口上，然后把他们拼合到一起，接下来，掏出一些铜质的类似今天的订书钉模样的扒钩，小心地用木槌打进钻好的小眼儿里去，瓷碗就算补好了。

        补锅匠还经常揽到另一种活：在瓷碗上打字。因为过去商家生产瓷碗，往往几十年制式不变，老人们崇尚老牌子，也非它莫属，比如蓝边大海碗之类。用的人家多了，容易搞错。所以，需要在碗里刻上自家的姓氏，补锅匠就摇动他们的金刚钻，在碗地钻出一个个浅浅的小洞，组成一个一个的字。

        铁锅本不值钱，蓝边大海碗更是贫贱，因而补锅匠的收入极为菲薄，每天挑着胆子走十几里路，干到天黑，也养不活家人。我熟悉他们，因为我家的邻居就是一个补锅匠，衣衫褴褛的一个老光棍，直到病死。

        有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前面的挑担人，就仿佛看到补锅匠颤颤巍巍的身影。今天早上不知何故，居然又想起他来，遂信手写下这篇短文。

        工作一辈子，有大半辈子是为领导起草各种文章：工作总结，开会发言，调研报告，指示意见。为了让领导满意，常常起五更、睡半夜，伏案疾书，抑或通宵达旦，亦是家常便饭。

        干得久了，便对某些领导艺术有所发现。例如我们送呈的东西，领导往往是按一定程式处理的：第一稿必定“一无是处”（否则显不出领导高明），第二稿往往“很有进步”（领导相信你一定坚决执行了他的修改指示），第三稿通常“不错不错”（马上就要投入使用，自然不错）。对于稿件内容，其实领导根本没太放在心上，他相信你写的东西一定体现了他的“意图”。

        看透了个中奥妙，我曾小心翼翼地做了一次尝试。在上交某次讲话稿第二稿的时候，只对领导具体指点的地方一一改过，其他不动。至于上交的第三稿，则几乎一字未动，但却重新誊写的笔迹清秀。测试结果，最后的评语依旧是“很有进步”和“不错不错”。

        从此以后，我创立了自己的工作艺术：接受任务之后三天内，笃定休闲，千万别提前交卷，否则会被认定为草率完工，不负责任。第一稿被打回后，不必在意，但在修改的时候凡是领导亲自讲过的话一定要安插到文章里去，哪怕他说的狗屁不通。第三稿，功夫只需花在练字上，务求端端正正，像模像样，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错。如此这般改革后，我不但工作效率提高了，领导的评价也相应提高了。

        当然，对于真正懂行的领导和的确认真的领导，我可不敢运用此项“艺术”，因此，呕心沥血的情况依旧不时地发生。

        妻子挺着大肚子的时候，见到我的人都问：“想个儿子还是女儿？”我的回答很干脆：“丫头！”所有的人听了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认为我言不由衷。后来儿子出生了，看到我作出一幅遗憾的表情，更被当作矫情。

        其实，我是真正希望有个女儿的，这和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有关。我的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子女，前面四个都是光头，因此家里的日常生活就很单调：男孩子的穿戴、男孩子的游戏、男孩子的训斥、男孩子的捣蛋。父母对我们的管理也整齐划一。开饭的时候，每人发给一摸一样的一只搪瓷盆子和陶瓷碗，陶瓷碗里盛上一样的米饭，搪瓷盆子里拨给一样的菜。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住房很小，只得在屋子中间用两张门板拼在一起当做我们的床。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几乎看不清我们的脸，于是指着脑袋点数，有时候，数不够，发现原来有人把脑袋放在另一头了，立刻被勒令改正。说实话，我对一家子光头的生活有点厌烦。

        后来，终于有了个妹妹，我们这些哥哥们却又不大懂得慈爱，虽然不曾公然欺负她，但也没有奉献多少爱心，经常作的一件事就是故意惹她生气，因为妹妹一生气就到处找衣服洗，并且很用力的揉搓，然后，我们互相挤眉弄眼，一阵大笑。等到自己结婚以后，就想，一定要生个女儿，让她承受最多的关爱，也算是对当年“虐待”妹妹的忏悔。谁知不如愿。

        儿子出生的时候，计划生育的政策还允许生第二胎，只是规定必须相隔四年，给我的女儿梦留着希望。遗憾的是，正当我蠢蠢欲动，策划第四年的行动的时候，政策又变了，“只生一个好”一跃而成了基本国策，而且贯彻的惊天动地，甚至让共产党员们个个立下过誓言。记得我在“政治学习”的时候，曾经一边高呼“只生一个好”。一边痛心疾首地怒斥“政策多变”之流弊。

        我的梦终于没有能够成真。因此，后来看到别人家的女儿，总有点贼心， 想要占为己有。

        过去有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其中一句台词：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套用到我的妻子身上，颇得神韵。因为不论做什么事，她总能为自己找到理由。

        比如，冬去春来，蚕豆上市了，她便会源源不断地从菜市场往家里搬运。

        第一次，她说，新上市的东西，尝鲜。

        第二次，她说，比昨天便宜，每一斤少几毛钱呢！

        第三次，她说，今天买的是本豆（注：本地产），比客豆（注：外地产）酥，吃口好。

        第四次，她说，没有想买的东西，手里反正空着，顺便带几斤回来。

        第五次，她说，这东西时鲜的时间很短，再不吃点，今年就没有了。

        第六次，她说，大概就要落市了，这是最后一顿。

        第七次，她说，，，

        结果是，因为只有两个人吃饭，而且我是肉食动物，再加上审美疲劳，我们家的蚕豆总也吃不完，所以，总有不少的存货被剥干净了，放到冰箱里去冰冻起来。有时候，隔了好几个月，我把妻子叫过来看她的存货，企图证明她的“无理”，她居然学着伟人的口气，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上海有条安远路，把上只角的静安区和下只角的普陀区分开。

        安远路过去叫槟榔路。

        槟榔路其实没有槟榔树，甚至没有一棵行道树。叫这样的路名，只是因为外国人喜欢，正如上只角的爱多亚路和附近的赫德路那样。对于从小居住在这里的我，倒蛮喜欢这个名称，叫起来声音好听，也比那些拗口的外国话好记。

        没有行道树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人行道，从东到西鳞次栉比的排列着的房屋，几乎都是木板的简屋，开了门就是马路。稍微有点钱的人家，就盖起两层阁楼来，上面住人，下面开店，柜台紧挨着路沿。让人有点不大好受的是每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便照例可以听到一声声叫：“倒马桶！”随后，个个板房里便会有人提着自家的马桶出来，沿马路一字排开，好像等待阅兵的军阵。天亮以后，军阵演变成乐队，此起彼伏地演奏着刷马桶协奏曲，待到上班时间，这马桶的队伍才逐渐消失，不过有的会一直陈列到下午，直到有人想起来需要用它。

        路面很窄，但因为来往车辆也不多，所以并不觉得局促，反是拉进了乡邻的关系，马路俩面的人家互相的熟悉程度并不逊于隔壁邻居。小孩子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就更是方便，马路这边的孩子当强盗，力争冲到对面去，对面的孩子则尽力拦截和抓捕，输赢确定之后身份变换再来。

        槟榔路上最著名的场所是东头的玉佛寺，每年春节，我都去轧闹猛，对里面的建筑、佛像，我是非常熟悉的，因此兴趣并不在彼，想看的只是穿着各种新衣服的人，那会儿，只有春节，人们才会不约而同的都穿新衣服，在我眼里，所有的人都穿新衣服，花花绿绿，熙熙攘攘，那是比看戏还要美的风景。

        有一年的夏天，一场暴雨之后，路面上积起了大水。深达我的腰部，这时候的槟榔路变成了一条波浪翻滚的大河，大人们忙着在家里清除积水，我们则搬出浴盆在马路上划船，一点都不知道生活的艰辛。

        有一种教育娃娃的方法，专家们将它概括为三个字：你真棒！也就是说，用“捧”的办法激励和调动娃娃自我完善的能力，据说，这比老祖宗提倡的“棍棒出孝子”、“不打不成才”灵验得多。其实说穿了，这方法也不是什么新发明，马戏团的演员训练动物的时候，猴子或狗熊作对了动作，不也是给一块糖吃的么？

        我很赞成这种表扬为主的方法，它不光对娃娃起作用，用在大人身上，同样有效。我的妻子就曾这样训练我。

        结婚以前，我曾经郑重宣布，因为鄙人从小离家，老大未回，住惯了集体宿舍，吃惯了大锅里饭，因此，对家务活一窍不通，不要说热炒凉拌，就是煮一锅米饭，也不知道该放多少米、多少水。当时，妻子大义凛然地表态，大丈夫为国尽忠，家务事区区小菜，不劳我操心。（那会儿还没有那首军功章一人一半的歌）。

        转业以后，回到上海，有了自己的窝，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在机关上班，她在医院工作，我天天作息有时，她却三班倒，我下基层的那天，往往可以提前回家：自己动手做饭？还是饿着肚子坚持？这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

        于是，我尝试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锅饭，妻子一边啧啧有声地嚼着，一边对我大加赞许：“老公，你真聪明，不用别人教，照样把饭煮得香喷喷，我吃得快撑死了。”

        于是，我又尝试了有生以来炒的第一道菜，一盆西红柿炒鸡蛋。这回，妻子几乎眉飞色舞地夸奖我，还作出醍醐灌顶状：“怪不得尽管家庭妇女那么多，饭店里的大厨还是男人！”我多少有点自知之明，决心让妻子的表扬名副其实，第二天，赶紧到书店买了一本菜谱来悄悄研究。

       有一天，妻子下班，兴冲冲地从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递给我，说，我怎么也看不懂书上画的图，你懂三维制图，教教我。我接过书来看，是一本服装裁剪教材，我虽然没有做过衣服，看那落料图倒不是难事，三下五除二，就把妻子的难题解决了。她更高兴了，再次表扬我：“老公就是聪明，这本书留给你，没事再看看。”

        我要感谢上帝，他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终于起了怜悯之心，叫我突然领悟了妻子笑里藏刀的“狼子野心”，当我再一次打开裁减教材的时候，那些奇形怪状的落料图全化作张牙舞爪的厉鬼向我扑来。

        我落荒而逃！

        由此可以证明，教育娃娃的方法用在大人身上，未必永远有效。

        春风熏得游人醉。

        楼下花园里的白玉兰盛开着，因为没有叶片的衬托，亦没有虫噬的痕迹，凝若羊脂的花瓣如同牙雕玉砌，显得高雅，珍贵。也许因为太完美了，竟会让人感到有少许的假。反不如灿烂但驳杂的迎春花，引人去亲近，去狎玩。

        白玉兰是上海的市花，二十多年前由人民代表们钦定。据说因为它早春即开，花朵向上挺立,象征着开拓进取、朝气蓬勃和纯洁清新的风貌。

        上海的老百姓对白玉兰知之甚少，因为此前栽种并不如今天广泛。普通市民喜欢的多是月月红，官名月季花。原因很简单，这花虽然低贱，但月月开花，色彩丰富且鲜艳，有些还具香味。另外，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白玉兰需生长于宽阔的庭院，不是寻常百姓可养，而月月红则无论地植盆栽均可，有不少蜗居棚户区的市民，尽管只用一只破搪瓷脸盆，种了月月红，放在自家低矮的房顶上，它照样能在一片残瓦中绽放。

        如今，在花市里，月月红的境遇每下愈况，挺好的品种，花十几元钱就能端走一盆。白玉兰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被醒目挂着“上海市花”的招贴，依旧难得有人抱它回家。

         人总是不甘于平淡，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因此，喜欢追逐新奇，只要有一点点苗头，就可能迅速被渲染，只要是新奇的事物，很容易被接受，被推广，被扩大。

        我在部队的时候，有一个战士来自农村，一心想要成为英雄，但和平年代的军营，一直没有给他提供机会。他有点着急，有一天，乘大家外出执行任务，自己在营房里放了一把火，然后又奋不顾身地灭火，被烧伤。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个战士非但没当上英雄，还被严肃处理，幸好，首长们理解他的浮躁，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仅仅剥夺了他的军籍。

        我的记忆当中最浮躁的时代有两段，一是大跃进，每天都听到放卫星的新闻，一日不见，就觉得不是滋味，因此只问卫星有没有，不管事实对不对；二是文革，打倒了张三打倒李四，如果只剩了死老虎，心里就毛毛躁躁地不舒服，在这种心境下，上面号召“打倒某某某”，大家都趋之若鹜。

        然而，浮躁是很害人的，它蒙蔽了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

        两种生活状态最容易使人浮躁，一是变革的时代，二是衣食无忧或无着的生活，就如当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