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当代中国的文学语言，最深广也最能具有原创性的语言资源在口语中，但是当代口语中有一种特麻烦的东西，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泛政治化，慢慢地，不管是哪儿的口语，都被政治语言强行同化，我想也应该搞白话文革命了。
　　西方的语言革命是文艺复兴对拉丁文的反叛，但丁就开始抛弃象征罗马天主教权的拉丁文，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写作，并写了论民族语言的论文《论俗语》。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用日耳曼的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他对德语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那种语言革命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是欧洲各国对统一的拉丁语的反叛，也是对罗马统一教权的反叛。没有中国的古汉语言自身固有的那种地方性的民间的感觉了。这种泛政治化的语言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极力地张扬，这种张扬以空洞的口号式的抒情为外壳，其实，这种铺排（所谓排比句式）很有点汉大赋的遗韵，凡是歌功颂德的语言，皆有这种张扬。最后变成了一种伪语言，一种朗诵腔。
　　即不传达说话者个人的任何东西，只传达一种权力操纵下的大概念，连爱这种最私人的词汇，都是指向大东西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
　　等等。泛政治化的语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暴力性，语言中充满了仇恨与火药味。
　　类似的充满暴力、血腥的词汇经过“文革”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我们思维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要想把这些咬牙切齿的语言从我们日常的口语中驱逐出去，非得等下一代人彻底被港台的大众文化同化。
　　当代口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标准的、权威的、播音式的腔调，从延安的新华社就开始，后来就成为一种生活中语言表述的常态，这种腔调是百分之百的权力语言，夏青和葛兰的腔调成为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的标准腔调，一种有控制的朗诵腔，也成为人们在单位在会议上发言的标准蓝本。
　　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仍然有这种腔调，它所传达的就是居高临下，俯视众生。
　　那时还有一种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土语，主要是所谓的“山药蛋子”语言。
　　但是“文革”后的陕北作家似乎已经不再用了。还有孙犁的那种所谓的清纯的语言，实际上是美文传统，只红了一阵，就被泛政治化的语言吞没了。 020
老侠：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中国的文人还背靠着一种虚幻的光环，开始时，这种虚幻的光环照耀的是先锋的导演。
　　小说家、歌手、理论家的叛逆和反抗，从《今天》文学到《黄土地》到崔健的歌。你的小说，都沾了这种反叛之光。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大背景突出了或夸大了这些人的反叛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但是随着这种政治光环的黯淡及至消失，先锋失去了反衬，叛逆失去了背景，大家一看，我们原来只是在说别人说过的话，我们无非就是苏联的“解冻文学”，无非说着“五四”前辈们早已说过的话。于是大家都再也找不到立足点了，有人就去寻根，有人就投入大众文化，有人就追逐西方的最新时尚。先锋导演们开始归正，理论精英们也开始归正，小说家们基本无事可干了，就写些旧的感叹，比如苏童的火与余秋雨的火是同样的。苏童是张爱玲极为拙劣的翻版，余秋雨是寻根文学，是李泽厚的中国文化拯救人类说的通俗化，还有甚嚣尘上的本土化思潮，拿东方主义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批判说事儿。
　　“文革”刚结束是中国文人的发情期，因发情太突然而不觉变态。如果有一天真的自由了，可以不受限制地写作了，我们还能写些什么？那时才是真正的失语，连虚假的大话都没有了。
　　一百多年的反叛，剩下的东西寥寥。港台的文化已经就是我们的明天了。
　　王朔：我印象中是有一种腔调，就经常说一个作者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写，把自己等同于作品中的人物，我觉得他这种腔调这个意思并不是要你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自我批判的态度，实际上他是要求你要高于你所描写的人物。我写东西从来没有过俯视我的人物的态度。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宿命，并不是我摆弄玩的玩具，想拆就拆，想俯视就俯视，有时，我反而觉得自己才应该是被俯视的。

王朔：他们就有这个本领，把苦难变成生死恋，再把生死恋变成诗。歌颂人民使他们似乎与人民站在一起了。好多作品好像有了这个就可以不管别的了。只要我和人民搞到一起，一切都由不值变成值得了。可我觉得人民在这里是可疑的。当然，人民里有朴素的、善良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人民也可以当帮凶，这点儿事其实大家都明白的，你不能把一个普通人对你的一点好意扩大为整个人民的爱和善，你把它扩大到普遍的程度，就是一种不诚实，一种献媚。
　　老侠：中国传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重君为轻。知识分子把这种传统作为一种退路，比如被称为人民诗人的白居易，在诗中同情抽象的人民，在生活中把具体的人，少女当雏妓买来，到二十岁左右就嫌老了，和马匹一起卖掉。
　　王朔：谁的作品一提到人民，似乎就注定是伟大的，其他的作品怎么样就可以不提了。好多人通过这个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最基本的文学的东西达到达不到，也就不必太认真了。这也是一种媚俗。最后似乎连武侠小说就因为读者多一点，也就天然具备了人民性，有了天然的人民性就可以列为经典。好像是为多数人就是为人民，为人民就是为艺术。
　　老侠：其实，什么是人民？鲁迅笔下的阿Q，这是人民。
　　华老栓，这是人民。祥林嫂，这是人民。鲁迅对人民的面目看得很清楚。到了后来，阿Q变成了赵光腚，就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的最有革命觉悟的农民。
　　再到了“文革”后，赵光腚又变成了“郭犏子”。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都是村子里的二流子，懒汉，都喜欢凑热闹，喜欢革别人的命。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上的人，一遇机会能合法抢劫，他肯定最积极也最心狠手辣。 021
第二十二篇　港台“普通话”大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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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现在，我倒觉得能够彻底打败“文革”语言的，能够抓住最多数大众的，只有港台大众文化，港台式的软语普通话现在已经直接威胁到以北方方言为腔调的普通话了。老上海滩的东西全在港台，它现在已大举反攻大陆，再过一些时间，北方的鸳鸯蝴蝶派也好，南方的靡靡之音也好，大众的小品也好，精神的小品文也好，全都过到港台，在那儿沤着、发酵，然后再加点西方的东西，商业化一包装，工业化一制作，全成了已经做了二十年的群众工作，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小孩一口‘鸟语’，等这些娃娃长成人，想学术都说不好庄严的腔调了，港台一回大陆，基本上是攻必克，战必胜。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语言，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统统被港台鸟语给吞没了。现在，像你我这样的三四十岁的人，还知道北方方言这个话的妙处，你再看二十年以后，就是这种“广普话”，广东普通话，我觉得就该是它的天下了。
　　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对广普话的熟悉，老看粤语片，广东话的幽默他们也懂了，笑话都开在这里面，用典也用在这上面。其实最终可能被广东话给化掉了，全国人民统一到广东普通话上。“一国两制”，主权在你，话权在我。
　　老侠：港台普通话或广东普通话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娱乐性的电视、广播，它有示范性，现在全国各电视台综艺节目的主持人，甚至中央台的大型晚会上的主持人，为了取悦大众，全部学港台主持人的腔调，包括调侃、开玩笑。这个港台文化、广东普通话的影响。浸透力太强了，你想想像余秋雨这样的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人，完全接受刘白羽大抒情传统的人，以“石一歌”的笔名在“文革”中引吭高歌的人，给他针尖那么小的事就能放大到民族、国家、人类、真理的人，也经不住广东普通话的诱惑，他的《文化苦旅》中就有许多句子是受港台流行歌曲的影响，有的句子好像就是从那些流行歌曲中抄下来的，比如“殷殷地企盼着”这类句子。“老公”已经通行全国，有些港台词汇也进入学术领域，如“达成”、“企划”什么的，原来咱还真没有。这套港台的普通话系统，你觉得现在也好，未来也罢，对中国的创作，当然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大众文化语言、它的渗透力到底有多强，会不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大家将来只能说这些“鸟语”了。
　　王朔：它现在当然还没有渗透到小说创作里来，我觉得就是因为写小说的，还没人好意思用广东普通话写。所谓后来的，也就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其中有一些没长进的，就在那些流行刊物上用“鸟语”了，像《希望》、《女友》等等，有些小女人用，有一些大男人也用，在这些刊物上写一些“寄语”之类的东西，用的语言方式都是港台的那些，似乎一给青年朋友“寄语”，除了“鸟语”就没的可用了。这些用此种语言的人当然写的不是正经的小说，就是那种其实大部分属于随笔类的东西。这类刊物也有连载小说，就是给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看的，这起码说明它所关注的读者群已经有了，它是有意识地用这种“鸟语”吸引那一代读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习惯接受那种比较软的温情的腔调，不像我们年轻时听的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这种“鸟语”最讨厌的是滥用形容词，就是特别强调那种惆怅呀、那种寂寞呀，强调青春期的那些种种不适应……这些刊物上那种情结的文字非常多，大部分都是，特别碜人。
　　老侠：是不是年轻人中的大部分，由于青春期的原因，就喜欢这种软语，不分中国外国，也不分什么时代。我们讨厌这种软语，是不是因为没赶上这个“好时代”？
　　王朔：这我不太清楚。反正许多人认为这种语言是美的，美学的，因为它软，其实这种软也让人很舒服的。以前的那种刘白羽、魏巍式的美文，那种豪放派的大抒情的，真的是要被婉约派的小情小调代替了。
　　老侠：“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代替了“大江东去浪淘尽”。
　　中国古代的文人，包括后来的文学史，都是扬“豪放”，贬‘婉约“，苏武、辛弃疾等人的豪放在大部分搞文学史的人的眼中，肯定要超过柳永、晏殊等人的婉约。前者是”文以载道“，后者是”文以抒情“，一载道就是大道理，一抒情就是小情调。
　　前者温柔敦厚，后者缠绵悱恻。我们被豪放压得太久了，是需要一些婉约。现在，主旋律的豪放有些强驽之末了，大众文化的婉约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旋律。我觉得，港台的婉约比起大陆自己土产的婉约要更纯粹，更少大道理的渗透，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港台。
　　王朔：港台是不是最终能够渗透进大陆小说，把咱这儿的小说全改样，我觉得就要看港台的大部分文字，特别是流行杂志上的文字都是这样的东西。如果是，那我想大陆恐怕也不能幸免，就是说将来最起码是大众文化这块儿，流行杂志、流行报刊，包括电视电影无法抗拒这种语言方式。
　　老侠：像台湾的余光中的诗和散文就特别软，读上去宋词婉约派的痕迹特别重。
　　他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叫《冷雨》吧，那种腔调已经软得近于流行歌的歌词了。
　　王朔：我发现现在的古装戏里说的不三不四的那种方言已经有点港台味了。现在的时装戏已然被港台渗入。前段时间北京播的两个青春偶像剧，一个叫《真情道白》，有些人戏称为“真傻道白”，这戏中的主角由胡兵主演，他说一口台湾腔，这太奇怪了，大陆土生土长的演员能这么快地在语言上港台化，演女主角的瞿颖还好点儿。但是这个戏里头完全是港台那套了，它已经进入到时装剧，已经不是说我们看的是港台戏了，或者说香港那一套古装戏的腔调，就是大陆自己的时装戏，借用的都是这一套。大陆时装戏的潮流就是合流倾向，即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演员合在一起演。还有那个《将爱情进行到底》，有些人叫“将肉麻进行到底”，也是这样。它里头一定要说些软绵绵的话，都是大家之间互相打情骂俏的软绵绵的话，好像谈恋爱只能这么软绵绵的腻乎乎的。这种类型的东西，基本的语言方式都是港台的，而且从情绪上也反映出港台的影响。我觉得使用港台的这个语言也没什么，奇怪的就是，他的情绪也都是港台的，这些杂志。影视剧的观众、读者，包括演员、作者都是港台腔的，好像他们从小就是港台这缸里泡出来的。虽然他们不生活在港台，但他接受这东西，可能他们会认为，这样的腔调才能表达年轻人的心态。
　　老侠：我们的青春属于党和祖国，现在的年轻人的青春属于港台。我觉得这种语言腔调传播得如此之快，与电台、广播、电视这些媒体的主持人的示范、诱导有特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综艺节目，电台的什么热线啦、点歌台啦、音乐排行榜啦，几乎所有的调频台都是港台腔。
　　王朔：北京音乐台，原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它自己特点的，现在越来越感觉是港台胜了。尤其是晚上十一点以后，它的播出主持人也换了，播情歌的时间到了。
　　哎哟，全是港台腔，就那些“世界寄语”什么的。说些肉麻的话，互相赠那个音乐贺年卡。点歌什么的也完全是港台，全是那个。这个台我有时候开车听，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很难让人忍耐了，天越黑它的港台味越重，它非常适合那个时间，好像城市夜生活的灯红酒绿跟这种港台腔完全能合上。当然我认为就北京这地方还使用这样的腔调，我听着很不自然，一觉得听不惯就感到自己老了，电台的腔调是给年轻人的，我和它变成一老一少了。也许真的再过十年它就成了，满北京都是这个，你不认，但它并不跟你战斗。你觉得它的那种来势之猛，已经到了跟它狠猛地彻底战斗一把的时候了，但是他没有什么锋芒，软软的。
　　老侠：就像猛的一拳砸在水中或棉花团上。
　　王朔：我想是不是旧中国就有这样的东西。本来就都是中国人，就容易接受这个东西，他心目中早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了。比如说宋词，婉约的那种，它本来就是个传统，是软绵绵的，诉说离愁别恨喜怒哀乐的。旧上海它就是中国的，港台的大众文化不过是旧上海的延续，就是说港台腔调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东西我想可能会时尚一时，就似一阵风刮过去了。它真要是有这种传统的根儿，它作为传统就有可能在大陆也扎下根。
　　老侠：港台腔的风靡真是柔情似水地横扫一切。你的口语小说已经有很多读者了，有些句子和说法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成为当代口语的一部分，但是你仍然搬不动一九四九年后形成的红色语言，搬不动那种大话大抒情。而港台的东西，它的那种软语腔调却在年轻人中把红色语言给废了，所谓糖衣炮弹谁吃谁软。
　　现在一些类似社会渣滓的人都是年轻人，二十岁左右，他们也没工作，去偷去抢去嫖去赌去吸毒，也有杀人未遂的，也有职业强奸犯，就是这些人什么都敢干，做人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张口就是谎话，有人曾感叹，现在的流氓也一代不如一代了，过去的黑社会、流氓还有黑社会、流氓的道德，现在的流氓已没有了“叹气”二字，跟社会的其他阶层一样，只有利益，没有哥们。他们张口说话特别胜特别粗特别下流，不带脏字就无法开口。就是这样的人，说起话来干起缺德事来特别狠，但他们都对港台歌曲、影视了如指掌，模仿港台某歌星可以假乱真，对港台的各种“星”的事情倒背如流，最喜欢听的就是关于什么周华健啦、张惠妹啦等等的轶事趣闻。有一次，两个人为争论刘德华是不是开车把某某某歌星撞了，争得差点儿动手。你看电视，觉得这些歌星影星都很像，分不清谁是谁，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个“星”，可以互相代替。
　　但那些小流氓却分得清清楚楚。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港台歌星的MTV、现场演唱会，港台的录像片。挺怪这些凶狠粗野的人怎么能对那么软绵绵的甜歌情有独钟。莫非他们心中真有那种小情小调？
　　王朔：现在的年轻人，不分哪个阶层，学生与社会青年，款爷与打工仔……只要他一抒情就必是这种港台的，没有这港台腔他们就不会抒情了。后来我发现抒情必须模式化，无非是用一种模式代替另一种模式，过去我们的抒情模式是由钦定政治决定的，现在的抒情模式是大众文化制造的。港台腔的风靡我觉得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抒情方式，每个人都能很快就学会，甚至当你学会了习惯了以后，就会感觉到那样抒情的需要，你需要抒情，而且需要用一种最大众化的最通俗的方式抒情。我甚至觉得它确实能打动人。比如说前一阵流行一个《心太软》，那曲调现在简直没法哼了，但在它流行那阵子，一哼就上口，而且它传达的那种情绪吧，真的是能打动人，因为那种情感的小波澜、小曲折，谁都会经历。等于就是深夜寂寞呀，不回家呀，甚至为了爱一切都自己扛呀，它真的会打动人。就是说听了你会舒服，有时你甚至觉得它说得还很准。那我就觉得，它的流行它的席卷是必然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有那么一种普遍性，它真的是不管人在什么情况下都适用。你可以抽象地说：我不接受这东西。但具体的东西你照样接受的。
　　老侠：西方早就有许多思想家批判大众文化，称之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其特点就是机械复制，按照同一个模式，造就单面人。说这种大众文化中的复制、享乐、消谴是一种“富裕的疾病”、“喜气洋洋的灾难”，而且还说这种现代的工业一体化、机械复制、单面人，正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因为它窒息了人的怀疑的冲动、反抗的冲动，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从而也就等于取消了人的自由。大多数人都喜欢安逸，大众文化提供了这种安逸，遂使逃避自由成了现代人的醒目标志。他们寄希望先锋艺术怪诞艺术打破这种统一的模式化。也有人寄希望恢复古老的道德和宗教信仰。人性中这种与生俱来的世俗的东西，无所谓好坏、善恶，稍稍开一个小口，跟着就是洪水滔天。
022
老侠：
　　八十年代的北欧，那里曾公开讨论乱伦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一位母亲起诉自己的丈夫，说他诱奸或强奸了女儿，但女儿却公开声称不是诱奸和强奸，而是她爱父亲，像爱一个男人或情人那样爱他。那父亲也声称爱女儿，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她。大家就讨论这种乱伦是不是不道德，这个事件是不是违法？有一派指责这是乱伦，是不道德，当然传统的性观念肯定对此极为愤怒。但另一派则指出，只要是出于爱情的性关系就都是道德的。乱伦之所以在传统社会是不道德的是禁忌，是因为生育问题。后代的身心健康问题，血缘之间的性关系从遗传上讲很可能导致畸型儿，这是对后代不负责任，所以不道德。
　　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性关系中的畸型儿问题，越来越安全的避孕措施已经消除了血缘性关系的畸型儿。
　　有了这种现代技术，父女之间因相爱而上床就不是什么有害他人的道德问题了。
　　没有血缘关系的性关系也会导致后代的痛苦。既是两性相爱，只要是两性就足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只有两性相吸相爱才是重要的。如果不把两性相爱作为性关系中最道德的理由，那么任何其他的因素所促成的性关系就更不道德了。所以，用血缘关系这个借口强行分离两个真正相爱的男女，就是不道德的。
　　在咱这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讨论。人家的这种公开化讨论也没有导致性关系的混乱，只能促进人们对性关系的复杂性的深入了解。在当代中国，卖淫和第三者插足已经是中国人性关系上的常态，但很难形成公开的社会性讨论。023

　　王朔：我个人很早就离开了体制，当兵复原后什么都干过，结果干什么都砸，最后逼到了“码字”上。干别的饭碗都成问题，但“码字”居然有了饭碗，还混了个脸熟。学院派的那些知识分子摔的是体制内的饭碗，要进入这个体制，要饭吃，而且混出点儿体面来，比如在单位，要是不奉承，那职称、房子就没你的，这些压力都是很直接的。
　　老侠：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工厂里提工资，一个钳工因为没给他提就罢工不干了。他每天来上班，不上车床，在车间的众目睽睽之下，用油石磨他的三棱刮刀，谁问他什么，他也不说话。车间主任见了，心里怕了，知道这人急了，怕出点什么事，就想办法补了个名额，给他提了。这跟那些大学教授的钻营、撕破脸皮、急了满校园贴小字报、对骂，没什么区别。老北大老清华培养了一批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后来经过思想改造和各种政治运动，他们就变得农民了，而且是狡黠的农民。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不相信，高尚的为人态度，在大学和科学院城，要比默默无闻的、沉寂的普通人所在的店铺里发扬得更好”
　　王朔：你刚才说到钱钟书等人，提出做人的诚实问题，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负责，我怎么就感觉不到学院派知识人有这种东西。
　　老侠：知识上不诚实，道德上就不会负责任。普通人不诚实决没知识分子的不诚实的危害那么大。因为知识人宣称“社会良知”。实际上在学术界的背后有明显的利益动机，他们的下作和小气是掩饰这类动机，为点儿不大的利益就撒弥天大谎。
　　有些人的智慧就是小聪明、小计算、小阴谋、小陷讲，用个堂皇的理由，只为了捞半根稻草。你之所以受到正统派与学术界的双重围剿，就一个原因，你诚实。诚实这种东西，很坚固，很有力，一句大实话足以让几千年的他历史观原型。比如鲁迅，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只读出两个字：吃人。
　　王朔：在咱这儿，做人的诚实、知识的诚实、钱的诚实，从上到下都没有。就是大家在一起骗来骗去，你给我抛个媚眼，我给你送个秋波，我给你挖个陷讲，你给我下个绊子。
　　老侠：像余秋雨是用传统文化骗，一帮学院派用舶来品骗，他长篇大论，说来说去，就是不进入主题，费了那么多口舌，诚实的话一句就说透了。与这些人对话也好、聊天也罢，他们之所以觉得困难，没力量，就是他们面对的是个诚实的人。
　　人的不诚实，特别是学术界知识界的不诚实，几乎就是一种生理状态，是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学”。他们自称是“灵魂工程师”。“启蒙者”，实际上他们的灵魂是身体的牢房，社会的陷阱。像一些经济学界的大腕儿，赶着本土化、民族主义的潮头，硬说西方文化是“恶”，中国文化是“善”，西方崇尚物质。机器、武力，中国崇尚人文、道德、和平，所以中国一旦遭遇西方，必然衰落。这个说辞他自己都不信，他自称是美国制度经济学家科斯的中国弟子，卖完了洋老师，就卖祖宗。
　　这种撒谎与《中国可以说不》的撒谎毫无区别。书商撒谎是为了赚钱，盛洪撒谎既赚钱又赚名。我知道一群八十年代的文人诗人，现在都做书了，与他们接触，觉得堕落了，每天就是赚钱喝酒嫖女人，他们觉得这样愉快幸福。堕落得真实。而那些学院派假模假式的，他们看中的不光是钱，还有人格利益，不但要混成体面的中产阶级，还要混成良知的代表什么的。
　　王朔：有些人在公开场合装装孙子，但朋友之间的私人聊天还是酒后吐真言的。
　　老侠：这是一种双重人格，像陈凯歌、樊纲、刘恒之类的“大腕儿”，一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就会像背报纸一样慷慨陈词，而与朋友吃饭聊天也会骂这骂那，这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技巧，既得到公开的利益，又在私下里，在朋友中保持人格尊严，让人觉得他们还良知未混。这是一种做人上的惶恐和狡猾。中国人常说老外特傻，其实决不是智商高低的问题，而是一种做人的单纯、诚实，“NO”就是“No”，“YeS”就是“YeS”。要说小心眼、小计谋。小陷阱，谁能玩过中国人呀。
　　如果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吉尼斯大全，我们别的不行，说谎和狡猾肯定能有一号。
　　所以说，中国的知识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诚实”是什么。知识上的诚实的背后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敬畏和谦卑。
　　他们动不动就讲大众的无知。愚昧。麻木。这类知识分子，最大的盲点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做人上的人格上的无知。知识的无知对一个人的道义立场不是特别重要，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可以非常善良、诚实。但一旦在做人上无知了，就会利用知识去无耻，去瞒天过海，这个境界的顶点就是狂妄。北大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居然说中国的经济学在二十一世纪，将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这也迎合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潮流。心中无一丝敬畏，只有利益与时尚，除了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外，什么都敢干，灵魂的无知，是最大的盲点。
　　王朔：知识界的这种无知也有点儿近似于我写的那些“痞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
　　老侠：你的流氓起码还有“咱也是个俗人”的自我认识，而他们却把自己当作精神贵族来自我欣赏、自我怜爱。学院派啦、王蒙啦，说你“拒绝崇高”，让人觉得可笑。我们何尝有过崇高？连诚实这种最起码的做人底线都没有，谈崇高不是太奢侈了吗？村姑谈论贵妇人还有人性的根据，骗子谈论诚实或人格的高贵，就什么也没有了。009
王朔：我耳闻近几年新起了一批年轻的，特有锋芒，爱谁谁，把一些德高望重的“文化恐龙”都抡了。你了解这些人吗？他们怎么样？
　　老侠：我看过北大研究生余杰的《冰与火》，号称“抽屉大学”。我特佩服这些年轻人。
　　王朔：还有你佩服的人？
　　老侠：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么人塞炸药，对什么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
　　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么。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其中有篇文章叫《先生意气》，夸了陈平原、张鸣、王岳川，这样的年轻学子，夸起人来就再找不出新词了，什么“当代中国最杰出的文史家之一”。什么在老师夫妇的学术通信中，“读出了一种心心相契的欣悦与温馨。”什么先生的“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知道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什么先生的特殊魅力像先生给学生泡的茶一样，“令学生‘闻香识先生’。”什么在听王岳川先生的课之前“却早已闻先生之名”，先生不但课讲得满堂彩，让学生入迷，在“睡大觉、读闲书、做白日梦”的九十年代大学课堂，王岳川先生却“次第点燃了”“学生无精打采的眸子”。文章的结尾又上升到历史上的大儒和仁人志士的高度，以《论语》中的师生之谊和东林党人的“一党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相期许。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
　　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谗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么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王朔：比我们刚出道时成熟多了。刘小枫怎么样？这几年总听人提到他。
　　者快：刘小枫与王岳川、王一川是北大的同学。他主要搞基督教，很早去了国外，现居香港。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的支点是西方的基督教，他以基督教为参照系，抓中国传统中的弱点还是挺准的。中国传统中的人格弱点，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中没有一个超越性的绝对尺度，实用得很，一个民族、一个人，没有一种自律或他律的非实用尺度，就没有了底线，什么事都敢做，凶残虚伪且丑态百出。西方文化，从圣。
　　奥古斯丁开始，就为人的自我认识树起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正是在这一神学的尺度下，人世才罪恶重重，人性的弱点才能凸现出来，人才能反省自己，心存敬畏。
　　弗洛伊德的现代心理学，以及西方近现代关于人性之恶的各种理论，都来自这种神学中的原罪。霍士说人对人是狼，萨特说他人即地狱，帕斯卡尔和蒙田也都以神学的尺度来论述人性的弱点。
　　休谟的观点最精彩，他说，人一进入社会、进入群体关系和政治生活，制度的设计必须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无赖。人类在制度上所能做的，不是培养或塑造一种高大完美的善，而是尽可能地把人性之恶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人类的制度不可能创造圣徒，但可以使人成为平凡的守法的讲道德的人。“防恶”就是最大的善，相反，由柏拉图经黑格尔到以“扬善”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中，“扬善”
　　的社会实验所造成的恰恰是最大的恶。凡是企图改造人性重铸新人的政治制度，所带来的只能是人性的普遍堕落，集权体制崩溃后的道德真空，恰是新人理想的必然结果。
　　王朔：我们这儿也有过重铸新人的试验，而现在，遍地是无耻。
　　老侠：刘小枫的基督教路数，从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到对当代中国的批判。但他还希望从传统中挖掘出打通基督教与中国传统的资源，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对屈原的论述就是此种尝试。但我以为，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宗教情怀，没有神秘主义，无论是楚文化还是后来的儒道佛，皆是实用主义的。屈原的《离骚》是把楚文化的巫术性神秘性纳入儒家的世俗道德的开山之作，他的诗中的神话成分，全部服务于君子美人和昏君小人的道德划分，什么意象代表正面的，什么意象代表反面的。中国的史官文化的诗文，特别糟的一点就是：把远古的传说和神话中的有原始生命力的东西、神秘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礼仪注释，结果丰富的象征变成了简单的比喻，男女的情爱变成了“后妃之德”，人与自然的搏斗变成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明君品德。中国文人喜欢掉书袋子，引典故，那些典故都被先秦的史官文化注释成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彻底阉割了开放的多重性。《离骚》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一个恶劣的文以载道的先例。楚文化被儒化了，仙女被贞女化了牌坊化了，各种自然现象被道德化了。从屈原开始，“香草美人‘之类，成为中国文人以诗发牢骚的最得心应手的写作技巧。至于《天问》，则是中国知识人推卸责任的开山之作，问了那么广那么远的问题，无非是为自己的悲剧而追究外在责任，但就是不扪心自问：“我应该负什么责任？“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狂妄与自我美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还有人说《天问》中有科学的预言，这不就跟有一阵子说《易经》中有系统论、控制论、现代足球起源于中国一个德行吗？变着法强调，凡是世界上好的东西，我们中国古已有之。
　　王朔：牵强附会。
　　老侠：但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圆滑几乎成了一种本能的身体性反应。无论他的理论有多庄严，一见到对他有用的人，碰上对他有用的事儿，眼睛的光亮度、脸上肌肉的运动、嘴角的细微的抽搐，全向着谄媚的方向聚集。不要相信人说什么，语言最具欺骗性。我相信肉体的反应，言词可以说谎，肌肉的抽搐说不了谎，除非他修炼到卓别林的表演水平。像樊纲、陈凯歌这种大腕儿，搞经济学引经据典，拍电影神圣庄严，但一上中央电视台，背的全是报纸，溜着呢。甚至那张脸那种表情那种语调都是报纸，而且是头版头条。这种人格极为怪诞。原来我以为这是制度性谎言造就的双重人权，后来福柯教给我一个词，这叫“身体政治学”。也就是无耻和温顺是血液中流出来的，不用刻意教导，不用事前彩排，他知道在什么场合怎样表演，本能的肌体反应。过去常说，肉体是灵魂的牢笼，而我们这儿的人反过来了，灵魂变成肉体的牢笼。灵魂一旦驯顺了，就会变成肌体的下意识反应。陈凯歌拍了一部《黄土地》后就一直满脸黄土地。
　　王朔：其实他们这种硬撑的姿态也挺不容易的。
　　老侠：最可悲的是中国的文化人当了几千年的奴才，几千年帮凶帮闲者而不自知。古人中只有几个人是清醒的。一个是庄子，他是对社会、文化、政治。人生彻底的绝望，他用曳尾于泥潭的姿态轻蔑仕途。他一眼看穿了政治，那是个祭坛，让你去做官，就像送一条牛上祭坛去牺牲，在献祭之前，把牛打扮得非常漂亮、庄严，而这一切只为了让你成为献祭的牺牲。
　　三顾茅庐请你出山，也是为了让你做权力的马前卒。所以庄子宁愿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避壁，星辰为珠玑”，以大自然为坟墓，被地下的蝼蚁食，这也要比走上政治的祭坛更像人的活法。要想活得轻松，就做一块冷血的石头。
　　王朔：我看中国文化人的冷血、麻木也与老庄有关。这点鲁迅看得最深。另两个呢？
　　老侠：汉代的司马迁。他虽是太史公，但因李陵案受牵连被割了那个玩艺儿，他的声泪俱下的《报任安书》，说自己文不能为皇帝出谋划策，武不能为皇帝征战沙场，自己的角色不过是“倡化所蓄”而已，也就是自己是汉武帝养的那些高级妓女和优伶。但后来的知识分子，连这点起码的清醒的自知之明都没有，读了几本书，动不动就要做王者师。其实，在帝王们的眼中，从来没拿你们当回事。唐太宗登基后，第一次科举考试，看见下面跪着一大堆饱学之士，他哈哈一笑，说天下英雄尽入吾掌之中。还有一个嵇康，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因为山巨源来信劝他去做官。他知道官场的险恶，更知道文人做官顶天了是个高级奴才而已。后来的知识分子一代不如一代。像宋代的王安石、苏轼、朱熹什么的，他们做官与他的写诗、搞学问没什么区别。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嘛，士大夫心中的“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是一致的，被一种无所不能的人格所左右。
　　王朔：全是一腔奴才的得意与当不成奴才的哀怨。
　　老侠：对。“千万别把我当人”。你不把我当人我还知道怎么活，且活得有滋有味壮怀激烈飘逸潇洒。你一拿我当人，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活了，无所措手足，弄到最后，投湖自杀。屈原被楚怀王逐出宫廷，就是给了他一个做人的机会，他可以在反抗中独立中活出人的自尊，可他想不开，投湖了。奴才最大的悲哀是主子不理解他的一片忠心。奴才最大的欣喜，是主人把他奉为座上宾，聊聊知识或经国大计。
　　王朔：这么值钱的夜晚，恐惧要在坟墓中也继续回忆了。
　　老侠：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们，只要知道谁谁谁要召见他，他会一夜无眠，想着明天穿什么，说什么，握手时的脸部表情该怎样才恰如其分。
　　王朔：就没有能硬起来的。
　　老侠：有。陈寅恪、梁漱溟。陈寅恪在五十年代初，北京多次请他从广东北上当历史二所的所长，他提出约法三章，上面不接受他就不去，挨到最后，陈寅恪还是没有北上。他在中山大学，除了“文革”时受到一些冲击外，上面对他基本是礼遇的。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陶铸在广东主事，保护陈寅恪，给他配了高干级的特供，别人连肚子也填不饱，陈却能吃到鸡蛋、肉、糖等。陈寅恪已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典范了。但要是与法国的现代圣女薇依相比，仍然不够层次。薇依是个纯粹彻底的圣徒，她和萨特、雷蒙等人是同学，毕业于法国高师。
　　她不是基督徒，却有着任何教徒难以企及的对上帝的虔诚，对人的爱。她是苦行僧，与下层人打成一片，去乡村去矿山，生生地把自己饿死了。二战时，她在美国治病，但她的良知无法忍受隔着海峡在英国享受特供给病人的食品，严格按着国内被占领区的同胞们的食品供应量领取食品。一九四三年八月病逝。我觉得法国知识分子，秉承圣女贞德的传统，代代都有高尚的社会良知，从左拉到福柯，那种仗义直言的强烈社会责任感，非常令人感动。
　　但是西方也有自称为社会良心的大作家不负责任的瞒与骗。刚才谈到过面对不义的沉默是可耻的，罗曼。罗兰就是这种可耻的人。他不是有一本五十年之后重见天日的访苏日记吗？你罗曼。罗兰在五十年前就看到了苏联极权主义的真相，却碍于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声誉而把它打入冷宫，好像他已意识到五十年后苏联的解体。
　　在苏联解体后，极权体制的真相用不着你来揭露也大白于天下。而在人们最需要了解斯大林时代真相的时候，你看到那么多残忍的真相，却沉默，把专制体制的真相保
　　护起来，不让人看，这不但是对那个体制下的受害者＿的犯罪，也是对全人类的犯罪。索尔仁尼琴的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向世界贡献了一个“古拉格群岛”，这个词已成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政治的代名词，如同奥斯维辛成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的代名词一样。而你罗曼。罗兰，身为世界知名作家，人道主义者，完全可以没有任何人身风险地揭露真相。但你沉默！
　　同是法国作家的纪德就不同，他从苏联回来，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公开了真相。他从此受到斯大林的嫉恨，再不邀请他去苏联了。二战后，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失望，走向左倾，到苏联寻找理想的社会。但是逐渐被揭开的真相使人们终于认清了苏联体制的反人性实质。罗曼。罗兰作为一个作家，不论你的理想是什么，必须把亲历的公之于众，使人们早一点儿认识到那个制度的非人性，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不沉默，对极权主义的认识就会觉悟得更早。
　　在此意义上，沉默就是隐瞒，隐瞒就是欺骗，欺骗就是良心狠罪。你就为了自己头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良知的光环隐瞒真相。当时的法国，正是右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派知识分子论战的时候，罗曼。罗兰的日记显然不利于他所属的左派阵营。为了派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头上的光环，他居然隐瞒了那么残酷的东西，包括与斯大林的谈话。这太自私了。最莫名其妙的是，中国出版这本日记时，极尽赞美之能事，那种夸法，完全不负责任。与纪德相比，罗曼。罗兰不是个东西。
　　王朔：他与斯大林谈话的那种口气特别谗媚，而且还带撒娇的意味。你们那个事人民要了解，我们相信苏共的解释。我记得谈到了未成年犯罪问题，少年犯，把未成年的人判了刑。他说：我们很理解苏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环境。他先替人家。替别子手想好了杀人的理由。他的意思是说我问你这个问题，听你们的解释，是怕别人对你们产生误解，我知道你们肯定有你们的原因，不知真相的人不明白，你们跟我讲清楚了，我替你们跟他们去解释解释，跟他们说说，别让他们老蒙在鼓里，老那么糊涂。他的这种口气中有种助纣为虐的残忍，和对刽子手的谗媚。
　　老侠：还有一本写高尔基的书《高尔基传》，作者是想还高尔基的本来面目，还有替高尔基辩护的味道。说高尔基的许多思想和行为在当时的苏联是不合适宜的。
　　但是，高尔基再伟大，我也无法原谅他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还有就是，在全世界都怀疑苏联的劳改制度的非人性时，他带了三十几个知名知识分子去了劳改营，回来后看到的都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少年犯向高尔基说出了一些真相。但他仍然带着其他作家一起写赞美劳改营的文章，说劳改营如何好。索尔仁尼琴曾就此指责过高尔基。我觉得仅就这件事，无论他在一些细节上多么不合适宜，比如保护了某个知识分子啦，都是不可原谅了。
　　一个知识分子，世界知名作家，自称代表良知，自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在这种大是大非的大节上一旦没有了做人的诚实的底线，任何小修小补皆于事无补。罗曼。罗兰作为极权体制的极少的几个外来见证人，却在冷战时期知识界一片混乱时，居然隐瞒真相，一隐就是五十年，你的底线就没有了，再怎么辩解皆无用。
　　小时候读《约翰。克利斯朵夫》还对他有点美好的记忆。但一看了他那本五十年后才见天日的日记，这个人在我心中就被彻底pass掉了。他死了，他的东西我不会再看一眼。因为他做人已经没有底线了。
　　王朔：是不是也有的人是一时糊涂。
　　老侠：那是两回事。一九四九年你糊涂，二○○○年再说糊涂受骗上当之类的就是借口了。也有的知识分子会糊涂一时。猛地碰上一种政治巨变，他就发蒙。就像福柯，对西方的弊端看得那么清楚，诊断得那么准确，刺得那么锋利，但当伊朗发生宗教革命，霍梅尼在万众的顶礼膜拜中不费一枪一弹地坐上皇位，许多西方人谴责霍梅尼的政教合一的政权非人道。
　　福柯却激动得为其辩护，还跑到伊朗去亲历那时候的盛况。他的叛逆心理扭曲了他的判断力、洞察力。还有我不理解的是，像福柯这么反叛的大哲人，法兰西学院那类地方是典型的知识权力的体制化，是他批判的对象。他不该进那个学院，要那份荣誉。但他进了，要了，而且在角逐这个位置的过程中，他对支持的人心怀感激，对反对的人恨在心里。这太让我失望了。
　　还有海明威，就因为他请福克纳为他的《老人与海》写点什么，福克纳拒绝了，他就从此嫉恨福克纳。
　　人类的弱点是相通的。
　　王朔：从名利的角度讲，中国其实对知识分子的考验不太多，没什么大钱，几百万几千万的，也没什么大名，像“布克奖”、“龚古尔奖”、“普利策奖”、“诺贝尔奖”等等。你看人家郭沫若郭老，有人说他晚年痛苦，我去他家一看，那是个王府呀，要我坐在王府中痛苦，确实不好意思。要是在监狱中还说得过去。在监狱里，那时候你要做出什么选择，说经过痛苦的挣扎之类我还信。每个人必须身临其境地去选择，没有进去，你根本不能说站在监狱中如何如何……郭老在那么大的宅子，弄得像在监狱中似的。反过来，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贱，这种下作就是天生的了。现在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过分的威胁，也没有什么大利，他们仍是这个样子。
　　老侠：最可悲的是有许多比我们位置好的人，地位比我们高，影响比我们大，出来说几句真话也闪不着腰身，但这些人就是沉默。
　　王朔：是被以前的噩梦吓坏了吧。心有余悸。
　　老侠：我觉得不光是他们本人的原因。一是既得利益，吃人家的嘴软、手也软。
　　再就是这些人的子女。我去一位导师家，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的那种小心翼翼的保
　　护，就像捧个价值连城的古董，生怕一不留神摔碎了。对老人的一切，包括与社会的接触，家属们儿女们就横在那儿，什么人让见、见多长时间，什么人拒之门外，选择是极为功利的。他们拒绝这拒绝那，就是不拒绝某位市长、市委书记送个生日蛋糕，送个祝寿花糕，送副赞美的条幅……
　　王朔：这些家属们像寄生虫，靠垂暮之人干瘪的身体过活。很可怜。 010

第十三篇　由“性”而起的混乱

　　老侠：现在，现实中的性关系远比文学描写中的混乱、无耻。现在的中国人，除了害怕暴力之外，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在任何事情上都没底线了，性关系也如此。虽然政府还禁止卖淫，但私下的卖淫已经很普遍了。边缘地区的女人涌向各大中心城市。做生意的男人大都是家里有老婆孩子，外面有一大堆卖淫女外加固定的情人。大多数妓女连视觉的美感都没有，照样大把赚钱。大红灯笼高高挂，挂满大街小巷。现在，中国文学中有一个盲点，就是性，很少有人把这种现实中性的混乱和低俗写出来。
　　王朔：我觉得对于中国现在的性，作家很难把位置摆正。
　　似乎性很需要公正地对待，就像人需要公正地对待。大家都很沉醉胜这东西，但是趋势很明显，而且是两极的，一极是实际生活中半公开的性泛滥，一极是社会公开的批判，大众文化中的性尤其受到限制受到批判。个人写作倒是可以有更从容的立场看这个问题。纯粹的批判是不公正的，虚伪的，它全是道德谴责。而在大众文化控制的影视中性只作为背景出现。你看，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影视中连个第三者都不能提，不承认这个。
　　大众文化要求提供的只是一种东西，这就肯定不真实。要真实地写性，拍性，就不能在大众文化里。起码现阶段实现不了。
　　即使有人写了一些三陪女的纪实报道，也只是浮光掠影，道德立场大多是谴责，至多是暧昧的，他们对这种事有一些同情，但又不能理解三陪女的真实状态，结果这些纪实性的报道中三陪女就变成了传统的悲惨女人，像对古代文学中的妓女，只是同情呀，站的立场跟过去写杜十娘啊、李师师啊都差不多，这也就没多大意思了。
　　反正我看到的现实和作品中写的都是不一样的。现实中那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其实是与道德无关的。
　　有些嫖客甚至是很有道德的，他可以清楚地把这件事与其他事分开。除了这事，谈到民族。国家。政治都很有正义感；谈到做人，也可以很正直很规矩，且仗义疏财，一诺千金，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全都有。甚至在嫖客和妓女之间也有爱情，也很动人。
　　但它涉及的道德争议实在太大了。好像一个人一干了这一行就再也没有道德立足点了，其他的品德和善良就—笔勾销，没法说了。
　　老侠：在朋友堆中，喝酒唱歌，如果你没嫖过也不喜欢嫖，他们会想办法引诱你去嫖，为你付钱找小姐，似乎你今晚不被扒光和三陪小姐上床，你这人就不正常了，就不再是他们的朋友了。最过分的是，有一次一大桌同学相聚，其中有两个同学的妻子也在，而这些丈夫、男人就当着妻子的面交流与妓女上床的经验，比谁干得次数多、干得花哨、干得时间长，最后比到了男人的阳刚之气。而且讲得很具体。
　　先是我觉得这些男人太畸形了，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写过诗，有些人还在文化圈中混，居然对此这么津津乐道。最后我无法忍受的是，他们居然当着妻子和其他人的面讲这些，特别敢讲，不会顾忌妻子做人的尊严，而那两位妻子没事人儿似地听着，有时也随大家一起笑，评点几句。如果光是男人之间讲讲也就罢了，再如果有女人在场但这女人与这些男人没什么关系或就是妓女，讲讲也就罢了。再如果回到家中，只面对妻子一个人讲讲也可以。但这是当着老同学当着妻子的面讲，妻子就坐在他身边，他就兴致勃勃地讲与一个妓女怎么上床，而且有一位妻子还说：我老公只要每晚回家，他在外面花花绿绿的我都不管，我支持他。这种男女关系就变得匪夷所思了。这么多年的妇女解放到底解放了什么？男人如此无耻，女人如此忍受甚至欣赏无耻！中国人怎么了？
　　王朔：我倒没有你那么大的道德压力和义愤。刚才你还提到《绝对隐私》，这本书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卖的很好，因为它涉及到很多难以启齿的男女感情上性上的隐秘，可能还有许多是真实的经历。可是我不爱看这种书，我也知道它里面有许多真实的有可读性的好看的东西，可是我就是不爱看，看不进去。包括对妓女的问题，我也不愿去想，聊天时别人说这方面的事我都不爱听，不想听。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别人的事情，特别是别人的男女私事提不起兴趣来。我觉得，不管碰到什么情感问题都是私人的事，如果有人愿意当众拿出来讲，可能也不是炫耀，也不是想得到同情和理解，也不是有意伤害谁，可能只是因为大伙儿都觉得没什么劲了，找不到兴奋点和刺激了，似乎男女关系或情感问题成了现在社会中的一大事。歌舞升平之后这种事就变得像战争一样的大事了。很多人对此感兴趣。可是我没兴趣，很少与人聊这些。
　　老侠：但我碰到的不光是男人之间的嫖妓经验的交流，而是老婆就在身边。
　　王朔：当然男人的无耻是没有底的，但这些女人可能也是很无奈了，也不光是你的朋友们有这种问题，整个社会的许多人都有。我倒没碰过这么公开这么猖狂的，但是默许的肯定有。确实在很多情况下，商人的职业就是一种应酬，在商务活动中有很多是这个，和商业伙伴一起放松消遣，人家搞，你不搞，很多生意可能就做不成。这完全是他们个人的事，他是不是要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就看他要不要掉那份钱过那种日子，他要了，就得接受这些。他的老婆可能要么跟他掰，分手了事，要么在权衡利弊后，她接受了。接受以后，在很熟的朋友之间，你刚才提的那种事可能就不是事了。她不在乎了，只要老公别跟她发生情感危机，就没关系，能接受，能就那么过下去，可能日子过得也比较安稳。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要说女人在这事上多有原则我倒觉得也未必，一个特别有原则的人，无论男女，就决不跟这种生活沾边儿了。
　　老侠：我还不理解朋友在这方面的好客。如果我平时就好这口，或我在家压抑，想借去外地的机会宣泄一下，或者出于好奇心，以前没尝试过，这次要试试，朋友们帮个忙，这都可以理解。但你不想要这个，你拒绝了，他们好像受了侮辱，有种非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的那股劲头。他们一帮人帮你安排，把你领进一间屋子，灯光昏暗，莫名其妙地，门一开，突然就进来好多个女的。他们就对那些女的说：这是我们的老板或领导，你们得好好给我伺候。那些小姐“哗”地就扑上来，就这劲。
　　实际上我跟他们没有商业关系，也没任何利益上的纠缠，就是朋友。他们这种非要使你同流合污的劲，甚至会影响到朋友关系，认为你这人虚伪不诚实什么的。
　　王朔：我对这个事倒不是太有感觉，起码不是像你这么强烈。我担心的倒不是这种事，而是另一方面，有人不是提出要弄通奸法建立道德法庭之类吗？我觉得即使是这种事，相对于全面禁欲全面控制的时代也是特别大的进步。社会不能把这种事看得那么重要，像烟这种东西是有害，对地人也有害，社会应该更重视烟的问题。
　　而那种事我觉得它是个人选择。你可以不选择，拒绝这事也很对，也不是说就那么没有自制力完全做不到。
　　接受它呢，可能要比拒绝它难一点儿，真的，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一点都不舒服，很尴尬的。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道德观念，在这上头的道德观念也不强，但我反对通过什么立法啦。道德法庭啦这种强制性的社会手段来管理和制裁诸如通奸、婚外恋。我觉得只要是合理的、非暴力的、双方自愿的、公平的、互利的、双赢的，都可以，反正是让人充分自我选择就行了。
　　老侠：我同意在道德领域决不能搞强制性的东西，一切要凭每个人的道德自觉和所谓道义良知。我不知道你是曾经置身于其中才这么说，还是由于其他的原因这么说。我觉得在两个无耻的东西之间，一个是权力的无耻，另一个是无权者的无耻，我肯定站在无权力的无耻者一边。企图通过立法来管理私人的感情问题、道德问题，尽管它表面的理由冠冕堂皇，但骨子里是一种权力的无耻，我们经历过太多这种权力的无耻了。
　　但是一旦这个背景消失了，我觉得从道德的角度讲，人不能无耻到没有底线的地步，比如我刚才讲的几个男人当着他们老婆的面讲与妓女上床的细节……
　　王朔：你知道我的底线是什么？我的底线是：可以无耻，但不能伪善。赤裸裸的无耻，我指的是道德的领域，我能接受或理解，即使我自己不会去同样无耻。但我最不能容忍的是，你丫的无耻的事没少干，但掉过头来又正人君子式地谴责这种事，这我就觉得做人没有底线了。很多人现在都沾这个，三角啦、嫖妓啦，但他们的道德文章还做得很岸然很厉害。这方面我的底线就是：别伪善，就可以了。私人的事，道德上的事，不伪善就都好说，一伪善就没的说了。
　　老侠：可能这是我俩对“无耻”这个词界定的范围不一样。我觉得最无耻是当婊子又立牌坊，这是中国最普遍的无耻，遍布各个领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伪善的无耻。但另一种无耻也挺可怕，就是我刚才讲的男人们当老婆的面交流与妓女上床的经验，还互相比谁更壮更男人。这两种无耻我都不能接受，也不准备有同情的理解。有些东西作为人是无法容忍的，真实也好，赤裸裸也罢，但不能用真实抹煞做人的底线或原则。一真实就可以什么都干。干了什么都可以容忍吗？
　　王朔：也可能是我俩接触的人不太一样吧。你说的无耻，性关系上的无耻，妓女是这几年才出来的事，婚外恋只是这两年才可以在影视中不那么做贼似地表现，要说无耻，中国政治上的无耻是早就有的事了，包括“文革”后对钱的无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可见集体的无耻是早就开始了。前些年的腐败案，抓了个上千万的或曝光个司局级的，就在老百姓中有很大的震动，但这几年动不动就是几千万、上亿的大案，司局级的腐烂就是媒体上曝光的也能成把抓，而老百姓反而平静了，不那么义愤了，习以为常了。你再想想咱这儿经历过的那么多次政治运动中，大家相互揭发，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母女之间的相互揭发，那种无耻的程度决不比现在的无耻差多少，我甚至认为那才是全民族的最大无耻。人人都无耻反而不以为耻，反而高唱革命高调、道德高调。可见，道德崩溃也好，信仰真空也好，什么什么消失也好，都不是这几年才开始的事，我们一直就是这样。
　　
　　王朔：就是。我接触的周围的人很难找到不无耻的，包括我自己。可能是我接触的这种人多，所以就会有我刚才说的这个界限：不伪善。大家都不怎么样，你就别装了，你要装，就很不像话了。我就对人们都说这些年是道德崩溃不以为然，特别是对那些自以为很有人文精神的学院派们这样说更是反感。
　　你们他妈的谁有道德，是过去还是现在？我觉得这几年道德规范倒是在逐渐建立起来。因为我们过去的所有规范包括道德规范都是权力强加的，我不认为强加的规范是规范，因为凡强加的最终导致的是灵魂深处完全没有了规范，他的守规矩是出于无奈装出来的。你谈过制度性谎言，这不就是最大的无耻吗？
　　而商业无耻、道德无耻你还可以拒绝，你拒绝它也不会伤害你，在拒绝这种可以拒绝的无耻的那一部分人中，道德规范就等于建立起来了。比如说，其实原来我们在一个饭桌上谈女人就可以谈得非常无耻，但现在再谈这些事就有一些顾忌了，甚至我也不愿意谈了。说那些话的时候，兴味索然，大家觉得没意思，也不笑，那些以开黄色笑话为乐的人也就觉得无味了，他也就不太多说了。以我接触人的经验，我倒觉得无耻的人这几年似乎少了。起码在我这个圈子里是少了。背后大家召个妓什么的，我看有些人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给你召妓的人他自己也不干这个。但他这样做似乎是时尚所致，觉得朋友来了我就要尽地主之谊，反正这是一种风气，大家都这样，我不给朋友弄点儿这个，我礼数就不周全。
　　老侠：现在不分官场、商场、文化圈，的确都是这样，召妓待客为重要的礼数之一。
　　王朔：后来我发现在这种事上人们都没了羞耻感。当然我没拉谁干过这种事，但别人的确给我安排过这种事，我当时就没什么羞耻感，听别人讲起这事就更没什么感觉了，可能这种心态确实是一种无耻的状态。见惯了这种事，你就会当作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把它当成正常的事一笑了之，没有什么。但我见过一些人对妓女非常无礼、非常粗暴，这倒是我不太习惯也习惯不了的。人家也是劳动者，靠这行挣钱吃饭，总有个公平交易，你不能说因为你出了钱就可以对人家粗暴。我对这种事最多就是到这种不习惯或义愤了。别的东西可能是看得太多，就有点麻木了。或者说，经历过政治胁迫下的无耻之后，中国人道德感的麻木看来是一种必然。我还是觉得，现在的一些商业上道德上的无耻，要好于当年政治运动中的无耻，比起那些政治无耻，这些年真的已经不那么无耻了。
　　老侠：你说的那种集体无耻很准确。一个社会或民族一旦可以集体无耻了，不要说政治规范道德规范没有了，就是通行的国际商业规范也无从建立，即使建立了也没人遵守。因为首先最有权力的人就可以不讲规范，上行下效。013
第十四篇　生活里有一种野蛮的力量

　　王朔：外国不这样。我原来以为美国这样，性关系上的无耻、随便，在我以前接受的信息中，美国一定是世界之最。但我一到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就知道美国不这样，人家很重感情、家庭。妓女行业也很规范。看来看去就咱这儿才这样，这是咱的特产、专利，也就是咱们的集体无耻。为什么现在咱们可以集体不讲道德呢，因为咱们在过去为了政治上的进步什么的，早就把道德的包袱放下了，早就抛开了良心啦、诚实啦，不是说现在才这样。
　　老侠：生活好像已经把人性从根上拔掉了。所以在生活中，不论做了多么无耻的事，在人性没有恢复之前，在新制度新规则没有逐步建立时，你就只能这么走，走向无耻，在无耻中活着反而自由自在的。咱们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没有对苦难的意识；咱们干了太多的无耻，受了太多的耻辱，却没有耻辱意识。人性的麻木、灵魂的麻木，最后连他妈的肉体也跟着麻木了，跟妓女上了床都找不到感觉了。
　　王朔：我发现这种东西也有减弱的迹象，起码就我接触过的我敢说这种东西在减弱。三陪小姐这项娱乐已经不如前些年那么好玩和刺激了，不再有人把这当大事了。
　　老侠：经济上的富足究竟能把制度和道德推向哪儿？古代的中国人讲衣食足而知礼仪，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但我在中国的史书中找不到多少真正知礼仪有恒心的人，特别是那些富有的。掌权的、学问大的。比如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我从小就被教导说，白居易是同情下层人们苦难的揭露统治者黑暗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他的《卖炭翁》啦、《上阳白发人》为证。但他的私生活却极为荒淫、残忍。倒不是三妻四妾什么的，而是他养雏妓，十四五岁就买来，都是处女，玩到十八九岁，二十岁就感觉这些女人老了，他也玩腻了，就把这些老了的女人与他家要卖的马啦牲畜啦一起拉到市场上去卖，他的生活那么富裕，但他对女人那么残忍，完全不把人当人。不光白居易，这也是当时有钱人家的一种风气。据说与年龄小的处女性交对长寿有益。你说他关心下层人的苦难，我才不信。他这么对待少女、年轻的女人，20岁左右就老了，跟老马什么的一起卖掉，这叫关心人？人在他们的眼里到底是什么概念？我倒觉得，这个民族最缺乏的不是财富、不是一套规范人的礼仪，而是怎么样对待人，怎样把人当人，怎样尊重人。知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甚至全球利益对中国人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知道自己是人，自己把自己当人待，同时也把别人当人待。西谚曰：你起而捍卫别人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就是捍卫你自己的权利。比如，在美国，容忍了警察或政府对一个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就等于怂恿了权力对所有美国人的侵犯。
　　现在的许多经济学家也强调让人先富起来，其他的改革就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先富了起来，人家才能知道什么什么，做到什么什么的。过去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有些相信的。就是说，以前一个混不吝的小流氓成了富有的个体户，他身穿名牌西服，脚蹬意大利皮鞋，小头弄得光光滑滑，他就不再会随口骂人随地吐痰了。现在我越来越怀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一旦富起来，他可以讲究些外在的礼貌，诸如不随地吐痰啦，觉得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身份，不配他那套名牌的行头，但他却能用手中的钱去做更大的无耻。
　　壬朔：你说的更无耻是指什么？
　　老侠：比如说去贿赂当官的，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事，至于交易中的欺骗就是小无耻了。
　　王朔：我就觉得没有谁更无耻了。咱们最大的无耻早就干过了，在这之前只是不同程度的收敛，不能说现在比过去无耻。经过文化大革命失败，咱把最无耻的事做过了。现在，仅仅是富裕就能带来某种收敛，可能他的内心不会因有了钱变得道德了，反而他可能在内心里变得更不道德，比如你讲的那些事。但他在公开场合还是有所收敛，他怕嫖妓被逮住被曝光，逮住了要么破财要么被关上半年一载的。所以他表面上还要摆出有钱人的外观，人五人六的。我觉得指望用道德约束人的行为是很难的，只有个别优秀的人才能有道德上的自律，道德是不能制度化的。一个优秀的国企头头可能廉洁自律，但大多数头头们做不到，这就要拿制度化的强制来约束他们。我觉得制度化的强制约束不能带进私人道德，只能在社会的最低舆论共识中建立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什么是最低呢？比如说，这种道德不能要求人人都去舍己救人或帮助穷人，但这种道德知要求人人不去整人害人坑人，不去伤害别人。你可以不给穷人捐钱，但你不可以从穷人那里变着法弄钱。但是公共道德这事又挺危险的，稍微建立点儿公共道德又容易侵犯个人利益，咱们这儿又有那么个不尊重个人利益的传统，一旦呼吁建立公共道德，负面影响可能就会超过正面作用。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但说今天比过去无耻，我已经讲过我不这么看。
　　与最无耻的强迫性政治相比，这些小小的无耻它腐蚀别人，但不是直接地强迫别人，特别是在性上，在中国文化里的强制传统，特别适应于那些卫道士们。
　　老侠：吸毒一旦上瘾就是终身的，无耻一旦上瘾也是终生的。要再建立起一种东西，得有最低限度的人性基础，而现在这基础没了，怎么建立？
　　王朔：这点上我倒跟你没什么冲突。我也觉得没可能，建立集体胜的道德意识没可能，甚至我刚才谈的最低限度的公共道德都难以建立。恐怕就得是制度性道德了，把约束变成一种叶以对这些无耻之人公之于众的机制，让他彻底曝光，再没脸见人。罚款的办法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但罚款是以无耻对无耻，谈不上是多有效的手段。在我看，罚款是以权力无耻制裁道德无耻，前者比后者更无耻，因为它是强制性的权力所为，是～种类似于掠夺胜的野蛮行为。罚一个不遵守通好道德令的人，在我看本质上与中国古代因写了某个字犯了帝王的讳而被处刑或流放一样。
　　老侠：我觉得新加坡式的干净讲道德什么的，被国内某些人奉为榜样，美国的一个年轻人因犯了点儿小错被处以鞭刑，它的这种道德秩序是靠强制性无耻建立起来的，只有两个词“钱与暴力”。
　　王朔：我觉得新加坡那种接近于伊斯兰国家的道德至上的东西，它把这东西区域化，把这个东西限制在一个范围内还可以。泛道德和泛政治一样可怕。假如说这是人性弱点的一部分，你没法解决，我觉得光靠道德不行。因为道德也有道德过不去的地方，涉及到人的根本弱点，我觉得只能尽量减少或缩到尽量小的范围，想从根本上解决，所谓再造新人，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老侠：想再造新人的社会实验，其结果非但没造出新人，反而使人退化。
　　王朔：这么看，在性上也有这个问题。想从根本上杜绝性关系上的不道德，没有哪个国家成功过。现在成功的例子就是把它限制在一个范围内，用规范的法律进行管理，恐怕这也是人类无奈的选择，最终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在道德上起码要做到“不以为耻可以，反以为荣就有点过分了。”能做到不以为荣就够了。
　　老侠：在墨尔本中国去的人也弄了不少妓院，把澳洲本地人的卖淫生意抢走了不少，因为中国人的开价低。一个朋友曾带我去了一家上海人开的妓院，我是想看看是怎么回事。让我特别吃惊的是，那家妓院老板的孩子就在里面玩，我问他怎么不给孩子找个保
　　姆？他说这里保姆太贵了，我说你这行不是挺挣钱吗？干吗要让孩子放学后到这种环境中？
　　这时他的老婆从里面出来，刚刚服侍了一个客人。他们一家三口全在妓院，人手不够时，妻子也接客。真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王朔：我觉得人还是应该有点钱。可有些人挣钱刹不住车，越挣越想挣，这个月挣这么多，再干一个月就能翻一倍。
　　但有了钱之后，我不相信他的道德水准提高了，而是他顾虑多了，他觉得自己有了点儿体面（不管这体面是真实的面子还是虚假的面子），行为多少有点节制。
　　你别说人的内心如何如何，他能有表面的节制已经够了。要是连这点节制都没有，我想会更可怕。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这种道德要求是相当低调的。
　　老侠：世界上最无耻的残忍都是智力造成的，人可以用智慧去无耻。特别是在对待同类上。动物之间的相互残杀，怎么可能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更残忍更无耻呢。两只猫打了起来，如果其中一只觉得另一只极无耻极残忍，就一定会说，你他妈的“人类不如”。这种无耻与残忍在“文革”中已达极端了。苏联的残忍要比中国式的残忍简单得多，大清洗，从肉体上消灭就完了。中国式的则要先在人格上尊严上侮辱你、击垮你，游街、戴高帽、挂破鞋。万人大会批斗，让你自己当众骂自己抽自己嘴巴，当众低头认罪，这要比从肉体上消灭更残忍。
　　王朔：我觉得，我们现在道德上的这点无耻，旧中国肯定很普遍。很多人不喜欢这东西，要改变它。所以中国模仿了苏联式的革命，苏维埃在当时提出“再造苏维埃新人”的口号，而且相信只有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才能塑造新人。他是想从根本上改造人性，这种改造的出发点也许是基于理想的正义。但他们从高尚的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搞起来，最后制造的却是人间地狱和人性沦丧。今天已经没人再信那套了，低调了。回到一种基本的道德标准：做人只要奉公守法也就可以了，其他的私生活完全是个人的事。
　　老侠：中国传统的以行政干预个人私生活的那套，还没有死，谈不上复燃，现在的生活中还有大量的这种干预。你要整人的时候。治人的时候、约束人的时候、剥夺人的时候，一定有许多人看到这个就两眼放光，兴奋得摩拳擦掌。
　　王朔：它就会把道德呼吁很快转变成一种有效的行政监控和处罚，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某些东西的迅速恢复。
　　王朔：所以咱们的生活中还有一种野蛮的力量，不是很理性或根本无理性的。
　
　　王朔：我不觉得刘少奇那么惨，更惨的最惨的还是平民们。刘少奇死得冤，总有平反的一日，现在逢到什么日子还要有纪念活动，而平民呢，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默默无闻。我当兵那会儿，刚十八岁，有一段时间在军医学院。有三个大池子，里面泡的全是尸体，已经解剖了。我们站在边上，看见别人用钩子一会儿钩上来一个，一会儿钩上来一个。钩一个，说这是个国民党特务；又钩一个，这是个历史反革命。他们钩上一个，咱就帮着放在一边，一边钩一边介绍，这是谁谁谁，那是某某某，都是一块枪毙的。就那么三个大池子泡着，每次做完手术吧，大伙都把这具尸体捞上来，套上手套，在他身上练练手。那些尸体身上都缝满了针眼，泡了好几年了。那时我刚十八岁，没有太大的感觉，但这件事他妈的过了十年之后…… 一想起来就觉得后脑勺发凉。那种东西一来，顶不住，真的顶不住。那大屁股多沉啊，不坐在你头上，就是坐在你身边都挺可怕的。所以我只能这样尽量躲远点儿，这样就使我们的观点和立场停留在这儿，久而久之，我觉得就变得非常麻木了。 014

老侠：　我也想到你作品中对文化人的那种轻蔑的嘲讽的态度。我承认那种嘲讽很到位。但我想你对知识分子和高等学府的拒绝，是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仇恨，一种早年受冷遇的报复。你一出来时，我理解你的嘲讽背后一定有种对某种神圣东西的敬畏，否则你不会这么锐利地刺中中国人生存的要害，尽管你的这种方式挺流氓，但非常直接过瘾，像半夜里一块石头“哗”地打碎玻璃，使熟睡的人一下警醒。但你一进入影视就突然变成了催眠曲，你是轻手轻脚地推门进去，唱得人永远安睡，永远不醒。怎么能这样呢？……
　　王朔：不是呀。我对知识分子没有仇恨或偏见，我也没有怀疑过知识分子这个词。首先，我对知识肯定有一种敬畏，很多知识是人一生根本没法穷尽的，很多道理在里面。其次，我认为自己就是个知识分子，是有良知的人，不会无耻到拿知识去骗人的地步。 　　再回来说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可疑的很多。另外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那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尊严。没有地位，并不值得羡慕，从小就觉得高中毕业就行了。这种东西对我肯定有影响。知识分子当时互相贴大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我看了觉得没有一个干净的，虽然有知识但人品很臭，加上学校那些最直接印象中的知识分子，比如说学校的老师，给我的印象极坏。我觉得这些号称知识分子的人根本没有知识，除了说谎，就是装孙子，以势压人。我觉得这帮人就是家庭妇女。这让我非常不舒服，毕竟心中还有点儿对知识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尊敬。我总要问自己，知识分子为什么这样，像狗一样咬来咬去的，还不讲真话，他们一会儿说自己不是人，一会儿又用大道理教训人，不就是上过几年学吗？其实有些人在学校里也没有认真学。我不存在一个对知识分子的什么什么概念或态度，只是朴素地不觉得那东西有多好，多了不起。后来对知识分子的了解多了一点儿，我就有了这种心理：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一点儿都不比其他人高明，从知识价值的角度讲包括对思想的发现，他们基本上没做过什么，所以我基本不羡慕他们。最让我反感的是，有些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总要教育人，这种想教育所有人的姿态我极为反感，确实反感。这些人对权力的恭顺又使我觉得他们是帮凶，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帮凶，愚化人民，而且他们在从中渔利，“学而优则仕”，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早的老师孔老二就是这么说的。但后来他们翻身了，尊重知识和人才了，他们就好像不认账了，说我们光受压迫了。
　　
　　王朔：我这种感觉不是说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真是有不错的。如果抽象地说，那我觉得他们作为一个集团的话，他们……怎么说呢？就是简单地变成社会公众的导师都没有可能。其实我与他们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我个人也没受到来自知识分子的什么刺激，我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中的拙劣表演。就我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上不上大学真不那么重要。我的思维方式不是他们的那种，我在学校中看到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劲劲的，以为有种优越感。当然就我个人而言，大众也是很可疑的。凡是抽象的泛泛而谈的东西都可疑。我的思维方式总是以具体的个人的东西为基础的，那些具体的才真实。一抽象就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我认为我自己做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根本不合适的。该是个什么就是个什么，是不是？人性的弱点不能通过知识的积累来提高，根本做不到。我觉得，你以为作为一个拥有知识的人，或者是你作为拥有思想的人，你比其他人优越这块儿就不太成立，你说你有知识所以你就在道德上成熟或完善，也不能成立。
　　者侠：就比如说知识分子或作家想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塑造人的生命。
　　王朔：这是扯谈。完全是自欺欺人。话又说回来，他们是不是懵了，不自觉的。我觉得不是。起码他们中有一类人不是，他不是不明白这个“灵魂工程师”要干什么，他明白，非常明白，他就要利用职业上的优势，知识的优势去这么干。所以只要他们不讲自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想去塑造人，我对知识分子就一点成见也没有。咱们大家都自我批判，然后批判社会，我觉得批判是知识分子的职业要求，是社会分工的要求。是知识分子，就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就得这么干。
　　老侠：有时，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就表现在他的批判性中，要批判，清醒的批判，就一定要有非凡的目光和勇气。
　　王朔：但是你不能强调因为你在批判就优越于其他人，千万不能。因为我小时候见过的知识分子过多地表现了这种不知羞耻的优越感。在中国，凡是出现反文化反智力的倾向的时候，恰恰是知识群体在丑化知识分子，自己整自己。而一旦尊敬他们了，他们就飘飘然，得意一时啊。连找对象都讲文凭，大学生要好使得多。然后他们就不断地发现真理，变成真理的布道者、演讲者。八十年代他们确实风光过，但他们的自我定位不成立。不像今天，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似乎又可怜了一些。沧桑了一些。我这么说听起来好像有点儿落井下石呀，好像在人家走背字儿的时候蔑视人家不应该呀。我也听别人说他们很难呀，不容易呀，但他们不难的时候并不自重。我觉得他们的沉浮与生活没有太大关系。现在，大众文化这么生猛，他们再说高高在上的话，已经没有人听了。但他们中还会不断地有人出来说这些话，讲我们国家该往哪里去，我们民族的前途应该怎么样。在这点上我好像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觉得这个不需要任何人讲。就是说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我选择。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哪儿呢？就是提倡所有人自我选择，批判所有想一统天下的道理、权力或其他的什么。我自认为我就在这个立场上看知识分子。相互攻击的时候，当然有许多意气用事。但那立场是根本的。

　　老侠：人们从八十年代可能都认真地想过真理这个东西，觉得在人类思想史上，真理常常走向它的反面，成为一种束缚一种包袱。真理这东西，发现的过程肯定是非常艰难的，但它一已发现出来，就会给发现者或拥有者以特权，他们就以为真理在握就可以号令天下。另一方面，对大众来说，真理是使人懒惰的理由，既然真理已经被发现，我们就不必再思考再怀疑再探索了，按照真理做就是了。有了真理，大家就有了一种活法，没有人再愿意费神了。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会窒息人的怀疑的冲动。思考的冲动。创造的冲动，世界就会变成某一真理主导下的游乐场。所谓怀疑，只有一个对象：那就是真理，神圣的真理。怀疑真理才会知道任何真理都有界限，或用波普尔的话说，必须能够证伪的才是真理。不能证伪的东西同时也不能“证真”，是一些既不能证明为假也不能证明为真的怪物。可悲的是，人类在这个怪物的笼罩下生活过很长时间，甚至历尽血腥仍痴心不改。
　　王朔：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绝对。
　　老侠：绝对这东西在中国导致了太多的灾难。但是反过来，把相对主义绝对化又会导致新的灾难，甚至导致与相信有绝对真理时一样的灾难。九十年代，出于拒绝西方霸权的政治的和心理上的需要，知识界的文化相对论盛极一时，而且与本土化。东方主义的流行相重叠。这种相对主义相对得没有什么标准，或者说怎么弄都行，怎么说都有理。最后相对到文化之间无优劣，价值之间无高低，活法之间无从对比。
　　但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必须说清，什么叫一个人所选择的真实价值。你不能说一个人在全封闭中的别无选择是真实的。
　　美好的。因为他没见过别的活法别的文明，他无从比较也无从选择，你怎么可以判断他那种封闭的原始的生活就是最适于他的生活呢？价值的选择必须以比较为前提，没有比较的别无选择不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只有开放了，他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他了解了各种生活方式后再做出选择才是真实的符合人性的。比如一个藏 民，让他从西藏走出来，去过内地、去过纽约巴黎哥本哈根开普敦，全世界他都走过，最后他又回到西 藏，选择了西 藏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的人的选择。你不给他开放的视野，无从进行价值比较，无从比较他自己的活法与其他人的活法哪一种他更喜欢，你就告诉他，他现在的生活是最好的，这叫什么？有点像古罗马的贵夫人在角斗场中看奴隶的肉搏。她们坐在安全地方，举着望远镜欣赏奴隶之间的血腥杀戮，这确实刺激，让人兴奋、尖叫，但你的欣赏是以他人的死亡鲜血为代价的。对欣赏者来说这是绝妙的刺激，而对搏斗者来说则是灭绝人性的自相残杀。坐在城市里欣赏老牛炊烟的田园风光，然后告诉农民这是最好的生活。这种旅游者观光客的态度与贵夫人欣赏奴隶角斗没有实质性区别。
　　现在，我们再回到你的选择问题。你说，一旦呼吸了第一口自由空气之后，就再也难以接受任何人的规范了。那么你的写作。你的做人方式，还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标准？
　　王朔：我觉得肯定有。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也不是我自己突然发明的方式或标准，其实都是人为价值观，日常生活上的人为价值观。你说的那种道德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如果弄到没标准以后就很可怕了。但问题是，这标准由谁来立？其实大家很多争论都在于谁来决定这个标准？其实在根本上我想我也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不喜欢动不动就说什么什么过时了的那种狂妄态度，有些根本的东西是无法过时的。
　　王朔：我的意思是说，他立的这个标准合理不合理。我对这个想得很多。怎么说呢？文化建设也好，提高品味也好，说到底就是一个建立标准的问题。关键的是，这标准的建立是应该通过大家的自由讨论，在相互辩驳中达成的基本的社会共识，而不是靠生硬的教训。否则，尽管有表面的顺从，但从内心里，那个强制性的标准大家都不认。
　　老侠：有一种“交叉共识”就足够了，也就是几种意见或标准相互交叉，重叠的部分就是基本共识。
　　王朔：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和有的人讨论没法说到某一点上，他不会善意地与你讨论什么，而是无穷地海阔天空，不着边际，除了人身攻击就再没有诚实的东西了。没有标准当然不行…
　　老侠：标准被人垄断不行！
　　王朔：对。在这点儿上我并不想和别人争论。我想争论的仅仅是：旧价值旧标准旧信仰崩溃之后，在废墟上重建价值标准，这个重建是怎样的重建？是一伙有知识的人为社会提供，还是通过全社会成员相互间的平等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标准的建立只能是后者。因为前者是可疑的，一群正人君子提出的标准都是可疑的，更何况在我们这儿，连正人君子都找不到。
　　甚至对我而言，他们的标准与以前强制性的标准没什么区别。
　　我从一开始就怀疑理想是什么？它有没有真伪之分？后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理想之所以变成理想，是因为它不能被实现，它存在于远处时才叫理想。或者说，就它的不能实现性而言才是理想。
　　老侠：某些中国人对理想的理解也是实用主义的，极其功利。所以他们的理想是贬值的东西，把理想等同于世俗的欲望，具体的生活目的，比如想当个飞行员、科学家、作家。名演员、大款，想有豪华车大房子妻妾成群……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就像一些人的宗教感一样。中国的神大都是由人转化而来的，或叫人格神，一些人信神的目的极为功利：祈求长生啦。
　　太平啦、多子多福啦、逢凶化吉啦……甚至有“担水劈柴皆有佛性，风花雪月无论涅梁罗。”他们面对神不是用灵魂与神对话。仟梅，而是用物质去贿赂神，由传统的烧香、磕头。供食品到现在的供彩电供冰箱供汽车供钱。而西方人，走进教堂只有怀中的一本《圣经》。人格神最危险。人必须崇拜神，决不能崇拜人，一崇拜谁有大灾难。
　　再说理想。不能实现的才是理想，能实现的就不是理想。
　　理想对人的意义不在于它可以实现，变成现实的好处利益，而在于它为人类反省自身提供了一个绝对的尺度或参照系。理想来自现实的残缺，它激发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对自身的不满，因而激发人们对自身和现实的怀疑和批判。西方的上帝与天堂之所以被弄得那么绝对，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之所以绝对对立，而且这种绝对不能论证不能反驳，就在于它永远是超现实的可望不可即的。人类和人创造的社会，需要一个高于人和世俗社会的参照系，人类正是通过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一个更高的参照系来反观自己和社会，通过这种反观才能发现不完善的地方，才有切中要害的批判。天堂只在虚无缥缈处，在天上，而人间、地上没有天堂，永远没有。凡是企图建立人间的尘世的世俗天堂的任何理想，只要一投入实践，都注定要创造出人间地狱。尘世灾难。
　　再说自由吧。它在西方有许多种定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除了宗教的天堂之外，自由是另一种理想，世俗的理想。
　　它的价值不是让你为所欲为，而在于它是你的一种生命原初状态，当你受到种种外来的强制的束缚时，这种原初的状态就要求摆脱束缚，进入一种自由状态，也就是自我决定自我选择。
　　自由所允许的束缚只有自律式的自我约束。西方的自由社会也有种种约束，道德的。法律的、宗教的，但这些约束在一个可以自我选择的制度中，都能还原为一种自愿的自我约束。道德是我选择的伦理标准，法律是我投票认可的社会规则，宗教是我信仰的终极价值。所以，西方人说，自由是“免于强制性限制”的权利。但生命的那种原初状态却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所以在自由制度下的人仍在争取自由。自由先于平等，它的优先性是无需论证的（和神一样），“生而自由”。“天赋人权”就是自由的权利无需论证就天然合理。在此意义上，自由是理想，现实中的自由永远是不完善的有待改进的。所以说，上帝或自由作为理想，不是光环，不是安慰，而是皮鞭，理想是一个邪恶的上帝，它就要鞭打你，让你在痛苦中保持清醒，保传呼疑，保持一种批判的反抗的生命冲动，这时，理想的价值就出来了。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理想才是光环，一种深层的光环，它越明亮，就越能凸现现实的黑暗，生命的残破。理想之光所照耀的不是未来的顶峰，而是现实的深渊。前面所说的敬畏，就是对理想的谦卑，对自身的不满。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理想是自律。
　　王朔：过去那种理想那个标准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它是否值得我去遵守。其实，理想也好标准也好，我觉得最需要的时候就是你对某种东西特别不满、想批判这种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讨厌港台文化、讨厌大众文化，我对它特批判态度时，觉得它不好时，我就确实需要一个具体的标准，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为什么那个东西好，而别的东西不好，毕竟这些判断都是相对于一个标准而言的。假如没有一种标准，无所谓好坏。当然，这个标准是具体的，比如我在谈一个小说时，我只能用我认为好的小说作为一个标准来谈，我谈某部电影时，我就拿一部好的电影作标准来衡量。当然说到大众文化，我现在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标准。说美国的大众文化就健康？日本的大众文化就健康？相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拿哪个大众文化过来呢？我原来想以原创性为标准，但我拿不准，对外国的大众文化的了解毕竟少。如果就说音乐的原创性，是不是欧美的强于东洋的港台的，这个话不好讲。标准是我现在的心病。因为前些年自得其乐的时候，在自我满足的情况下，那感觉是不需要标准的，怎么做都是合理的。现在我当然认为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你比如说很多变态的存在。畸形的存在，你不能说它们一旦出现了存在了就是合理的。实际上，自我满足的时候不需要标准，只有对自己不满意时才会有对标准的探寻。我是由对自己那几年在大众文化圈中混的不满，才产生了对大众文化的不满，由于这种不满，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放纵自己，不能不有个标准管管自己。一句话，不能不要标准。
　　老侠：外国的大众文化不能作为批判中国大众文化的标准。但是有一点儿可以作为我们的标准，即西方是怎样在大众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保持住精英文化的孤岛或灯塔，使它在任何风浪的冲击下不被吞没，依然立在那儿，依然闪亮。其实，民主制相对专制是好东西，但民主制一旦实现了，民主制的操作与运行就变得非常平庸，也有点儿大众文化的俗劲儿。你说政客拉选票就什么人的手都要握，尽量保持微笑的闽部表情，这与大众文化中的明星的那种媚术，没有根本的区别。西方人之所以有了自由。有了民主之后还在不断地自我批判，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精英，精英们可以用自由的尺度。宗教的尺度、良知的尺度为社会提供批判的标准。西方人那种批判的深度在哪儿呢？就在于他的批判首先针对的是自己，他借助于东方文化中的某些资源也是为了自我批判。他是把自己放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该批判的不光是别人，自己也是这该批判的一部分。而不像中国知识精英，批判时把自己搞得干干净净、通体透明。美国人的钱和制度特别坚定地支撑着美国的灵魂美国的头脑，多数原则只在选举时在社会的公益时管用，但涉及到言论、精神、创造性，美国的制度坚决捍卫少数人的权利。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由和宽容的质量，不在于它倾听多数的声音，保障多数的利益，而在于它倾听少数的声音，保障少数的权利。就是说，西方在大众与精英之间有一种健康的生态平衡。人家的基金会，可以为一个学者写一本书，给上十年的钱。这十年这个学者可以卸掉身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专注于研究。中国呢？有钱人只把钱投在有利可图的大众文化上。中国大众文化是病态的，因为没有可以平衡它的精英文化。没有文化上的生态平衡。加上中国的精英没有自尊，在大众文化和权力面前都没有。而且，在中国，精英要想有自尊，首先不是对大众文化保持自尊，而是首先你对权力保持自尊，没有对权力保持的自尊，对大众文化保持的自尊纯属变相炒作，最后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自己也变成大众文化。
　　王朔：我觉得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最大的无耻还不是与大众文化同流合污，而是一旦有了背景，说起话来就板着脸训人。好像理想在天堂在上帝那儿就不对了，在他手中才对，他就是理想的化身。在我的经验中，比较多的人给人的印象就是这样的，特别是面对社会的时候。   003
老侠：“后现代”是一种非常先锋的东西，在西方完全是一种反主流文化的运动。如果你是一个大众文化的痞子，那么你就是中国的主流文化的一部分，怎么可能成为反主流文化的“后现代”呢？
　　王朔：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不算是合流。比如说痞子其实是个小社会，与大众无关，大众文化的粗也是以一种精致乐观的方式出现的，但它的本质是粗俗的，制作的精良并不能掩饰住这种粗俗，有时反而使它更醒目。
　　就像“好人一生平安”，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粗俗的，是那种不分好歹的，或者说就是那种一概而论，它粗就粗在这儿。俗呢？就是它那种安慰大伙的粗却以温柔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它的俗。其实痞子这个东西，严格意义上说，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东西，是因为他们属于社会，不属于大众。那时候我觉得大街上有一种混混把这个痞子给学成了粗俗，使它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把痞子的“粗”包装为大众文化的“俗”，它要用这种包装提升大众文化的品质，向着优雅上走，他这个路子是对的。
　　老侠：大众文化中的优雅恰恰是它最俗的地方。精制的俗，把块蛋糕做得比玫瑰花还可人，港台的大众文化优于大陆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精制。
　　王朔：它向着优雅上走。我把这东西给搅了，我不对痞子进行包装或精制化，我的痞子是反大众文化的。假如我一定要流行的话，决不是痞子的粗，而是流行中优雅的东西。所以我说，其实那和俗不是一回事。痞子粗，不干净，不光滑，但真实，所以不俗；大众文化的雅，又干净，又光滑，易被各界接受，但它虚假，所以俗，像港台文化。

王朔：我在大众文化中时就已经特别明确了。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很明确的口号叫作“二老满意”，“二老”，一个是老干部，一个是老百姓。这不是明的嘛，它一开始就是这样。每次搞一个片子前就有这种要求，个人的追求只能在这个口号范围内，这是非常明确的。港台进大陆也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我跟他们合作过，他们也飞不到哪儿去。港台的来大陆也有两条，第一是该尊重的要尊重，第二是该坚持的要坚持。实际上是坚持以尊重为前提，而一尊重了，即便还硬撑着，也坚持不了什么J.大众文化从来都是这样，尤其像影视剧这种，它投入大，它要有一个最广泛的最完全的认可。社会上也都知道，坚持的结果就是个死。我们后来搞了两个电影，搞一个毙一个，投资方就先项不住了，因为它的成本太大，反抗或坚持的成本就更大，没有人能顶得住，如果投资商不为赚钱光让你搞得痛快就行，那样还能做点儿自己的东西。但没有一个商人会这样。商人本身总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他决不喜欢你乱来，你一乱来他的机会就可能失去了。所以用中国话说，就是要对安定团结有好处，影视剧在这里要起到安定团结的作用。
　　
王朔：就我而言，就还真那么纯粹。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对自己还是有把握的。只是想再说的是，我早就瞧着大众文化不顺眼了，为什么不早出来发难呢？我也有机会主义的考虑：我早就看出这些新生活方式，新生小资产阶级分子，下回我要跟他们开练了。但是我不会一开始就跟他们开练。也就是大众文化刚冒出头时，你就谴责这种生活这种文化的无聊、空洞乃至不道德，早点。而且我知道，反左是摧枯拉朽，墙倒众人推，那是没什么风险的，口子一旦开了，谁还喜欢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念，这个可不一样，这是新生蓬勃的力量，而且你这是直接跟大众作对，跟它对着干是要犯众怒的。
　　老侠：中国的文化人向来有两个去向，不是踏上领奖台的红地毯，就是投入村姑的怀抱中。权力与人民，是两个上帝。
　　王朔：我当时也有机会与它开练，对我来说，不需要深思熟虑。但要是搞早了的话，肯定会有负作用，它那时还没有完全融入主流之中，它刚刚出来，这时我觉得相对于主流还是一种健康力量。它应该变成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吃喝玩乐。声色犬马。多愁善感。好人一生平安，这一切现在已经蔚然成风了，开始成为主流的帮闲了。我觉得，是时候了，决不能因为人民对它有强烈的痛快，就顺着说它是好的。合适的，它成为主流，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之时，正是我选择与它开练之时。
老侠：这对你是个严肃的选择或严峻的考验吗？与大众为敌意味着什么你想过吗？真正走到了你的作品没几个人读的地步，你不会后悔吗？我以前是从《动物凶猛》中感到了你所坚持的那种近于本能的反抗，《看上去很美》中这个反抗就更明显了。在我们这儿，有些人也想策略地技巧地生存，但总是不成功。这种不成功不是因为他不想像别人那样生存，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种生理上。肉体上的先天不足妨碍了他进入群体之中，得到一种承认，成为合法群体的一员。于是，他的所有挣扎就歪打正着地成为一种反抗，一种不顺从，尽管是无可奈何的。你内心从一开始就有所坚守吗？
　　王朔：当然有。我想这种坚持就是想尽可能活得像个人吧。所谓像个人无非就是活得尽可能真实点吧。我觉得其实真实就是全部。我不可能选择一个净化，或者说修炼成一个道德水平很高的人。很纯洁的人。或者不往太高了奔，就是想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这都特别难。但是呢，我当然可以装得好一点，我也做过一些，但是这个装得好点，除了把自己累着，得不到什么直接的东西，有时非但不能提高自己，反而久了会走向伪善，连一点人味都没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有时候我觉得，用商业的地道的商业眼光看待一些问题是很诚实很纳粹的，我刚进大众文化时就这么想过。相对于过去的政治交易，钱的交易是最干净了。政治有时太脏，商业起码讲公平交易。当然在咱这儿，什么也逃不脱政治的污染。商业和钱的交易也变脏了。但退出大众文化和商业，并不是说通行的商业规则就废弃了。
　　用商业的眼光看，在诚实交易的前提下，起码要选择成本最小的一条路吧。那我就觉得只要没有特别重大的考验，我会争取活得是个人。但我不敢说得太绝对。
　　我是说我不敢保证事事真实，永远真实。如果一旦出现了大问题，出现了大考验的时候，我不敢保证我能顶得住。我会去试，可能顶住，也可能顶不住，不身临其境我不敢说得那么死。而且就我对自己的了解，我八成顶不住。
　　老侠：人性固有的脆弱也是活得是个人的必然前提。要么成神，要么成恶魔，只要不向这两个极端走，人大都会有过不去的考验。只是有些人没有机会碰到。那些把自己塑造成神的人恰恰是把人性中最恶的那部分发展到极端，变成恶魔。就像人间没有天堂，想造人间天堂无异于是给人间掘墓。你这么说自己，是不是有为自己将来顶不住留后路之嫌？就像你那种“咱也是个俗人”？
　　王朔：其实我就想在小说中写出人的这种双重的脆弱，这是人固有的，这种东西是不能通过认识、知识和修养来弥补的，是那种天生的永远的脆弱，说出这种脆弱并不丢人，掩饰它才是人格设计中的阴谋和陷阱。
　　老侠：中国人从古至今都在给自己挖这种陷阱。
　　王朔：所以我觉得很可悲呀。其实像我这种人注定可能是一种很可悲的命运。
　　我这种人的自我不会真正地昂扬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逮着机会就会一下进入展露状态，会变得非常激进，或者说很放肆。因为你如果没有这样的空间，你还是先别放肆，放肆过了，到了关键的时候会收不了场。因为我知道在关键的问题上，真正的考验上，是顶不住的。这个我当然想过，就是说希望自己有一个理想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灰心，没有跟其他人多么不一样。其实像美国那样的大众文化，真是一个太平的选择，完全可以。我觉得说那句话时，就是咱也是个俗人那句，觉得似乎不是我当时那么想的。我觉得自己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是很遥远的，我们这里的生活恶俗之极，没人能逃脱这种恶俗，所以咱也只能是一俗人。所以那时我想都没有想过，真会有那么一个合理的社会，不是说合乎理想，就是说大致合理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一个人出不来，那就老实巴交的，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当一个诚实的小市民。
　　老侠：我们的可悲就在这儿，想做一个诚实的小市民都是一种奢望。咱也是一俗人，是调侃，也是无奈；是自贱，也是贱人。 004

老侠：大众也是冷血的。顾城这个被社会捧为纯真诗人的杀人犯，过着贾平凹笔下的那种士大夫式的妻妾成群的生活。
　　他刚杀完人又自杀后，国内的媒体把他炒成浪漫的殉情的真正的诗人，有人还找来国内外历史上许多著名文人的自杀来论证顾城之死对中国文学文化的重要意义。
　　但很少有人为倒在他斧头之下的谢烨说句公道话。刘湛秋这朵昨日黄花也跟着起哄，在三角关系中回忆往日的风流。整个社会都在炒诗人之死。太残忍了，太无耻了。
　　芒克还不错，替谢烨说公道话。顾城是被我们这个社会宠坏的，他从一开始就戴着假面具，直到杀人才本性毕露。小时家庭宠着他，写了几首诗后社会宠着他，结婚后女人们宠着他，出国后老外宠着他，杀人后，父亲、朋友、社会还宠着他。生生把一个诗人宠成杀人犯还要继续宠。中国人常说“禽兽不如”，我要说人的残忍远甚过禽兽，在动物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同类相残达到过人与人之间的惨烈。阴险、恶毒的程度。如果猫狗猪们也会说话，会用语言相互指责，它们一定会指着那只残忍的猪说：你连人都不如。
　　王朔：这些都是小残忍了，还有更大的。
　　老侠：我们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对待人，特别是人的痛苦。
　　今年世乒赛，一个十六岁的女孩拿了双打冠军。但她打球时，父亲去世。她特别爱父亲，家人就没敢告诉她。可她拿到冠军回国后，媒体就拿着这件纯个人的痛苦说事。先是她一下飞机，记者们围上去问到她父亲的死，那女孩一下就傻了，她还不知道这噩耗。《综艺大观》栏目，把拿了冠军的中国乒乓球队请到现场。主持人先向全国亿万观众说明了女孩父亲的死，又说这女孩如何坚强，为国争光之类。
　　然后把话筒送到女孩面前，非要让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的女孩讲些大义凛然的话，唱唱高调。这样一种纯个人的痛苦在这么个无聊的节目中变成了一桩壮举，并向全国的亿万观众展示，逼着女孩放弃个人痛苦。
　　多残忍！我当时真希望那个女孩摔掉主持人递上去的话筒。
　　王朔：我觉得在残忍这点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没什么区别。006
王朔：你说金庸，包括余秋雨之类的，都被人认为很有文化，字里行间透着他们熟读一些中国的旧书，经呀、佛呀、道呀、屈原呀、稽康呀、苏东坡呀……但他们说的不都是那一套吗？也就是道德呀、正义呀。善恶报应呀，几千年来就是这一套，这点儿思想。他们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这思想，好像这就够了。如此陈腐，再吊多少本书袋又有什么意思。像余秋雨这种人，一开始对我这样对传统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点的，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里有很大的迷惑力，你会觉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像做人就应该这样，起码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严肃地对待一些事情。后来我看了朱大可写的关于余秋雨的东西，说他写的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说他实际上像歌星那样煽情。其实，传统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态的东西，只要把这东西吃熟了，只要瞧准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悦，什么都可以做成媚态，金庸的壮怀激烈呀，余秋雨的忧患情怀呀……反映到销售上就是卖点，方方面面都要这个，老百姓也要这个。他们只有自我标榜起来，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伤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们所接受。可能中国这些年的媚态百出，就缺余秋雨这类忧患媚态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轻松地游山玩水，忧患地伏案媚俗。
　　老侠：还有更恶心的，一般谈余秋雨的人从不注意。余的《文化苦旅》中动不动就提到当官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之类的，而且都是在感慨了一番古人的情怀之后，最后画龙点睛地提到某某某市长现在的作为，不正是古人的忧患情怀的当代传人吗？绝对到位，绝顶聪明。
　　王朔：你说学院派与大众文化有什么区别？像余秋雨这样的人过去出现过吗？
　　老侠：我觉得他的媚态上承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
　　王朔：就余秋雨这么个文风，这么写东西，这么冒充文化的人，好像还不多见。
　　老侠：以前好像没有过。我一个朋友说，刚听说余秋雨，还以为他是台湾人呢。
　　屁大的小事也弄成民族的伤口。实际是“阿Q”头上的脓疮。
　　王朔：也许是人家名字起的就煽情，秋雨……有点凄风苦雨的感觉。
　　老侠：余秋雨的东西说穿了，就是传统文化的琼瑶，他是用琼瑶的方式解释传统文化。那种调点儿小情，泪光闪闪，很有点儿男女主人公忠贞不渝、海警山盟劲儿。前几天我在家和媳妇一起念了段刘再复的随笔《问苍海》。那个语言就跟余秋雨的差不多，大段大段的空洞抒情，让我想起杨朔、刘白羽、魏巍的散文，还有进入中学语文课本的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这种文风对中国的散文写作影响很大。
　　以前的文章中的结尾常有类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这种。只不过余秋雨的文字中，多了点儿港台的软语，比如像“殷殷地企盼着”，整个儿是流行歌曲。
　　王朔：我觉得全世界的大众文化都一样。西方与中国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大众文化中有一种世俗的关怀，有一些能够持久地浅浅地打动人的东西，比如说言情小说中的东西，《廊桥遗梦》看得中年妇女们蠢蠢欲动。比如说刺激的东西，金庸的武侠，好莱坞的恐怖片，港台的功夫片，真正有点儿趣味儿的人，看了这些肯定会烦。但是大众需要这种抚摸，就像家庭主妇每天需要油盐酱醋茶，白领阶层需要名牌西服领带皮鞋一样。
　　老侠：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在中国很难分清楚。
　　但在西方，什么是大众文化，什么不是大众文化，有比较容易看出的界线。不是一部作品影响大、波及面广就叫大众文化。
　　比如五十年代金斯堡的长诗《嚎叫》，居然发行了50多万，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天文数字。这诗的流行与二战后年轻一代的迷惘骚动想宣泄有关。但你很难说金斯堡的诗是大众文化。他现在已经成为文科大学生的必读书，成了经典。而在中国，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都向主流靠拢，所以，你分不清学术界的本土化潮流与大众文化的伪民俗制作之间的区别。其实没有区别。
　　王朔：他们是不约而同的。一进入大众文化，就大有卖身投靠，身不由己，跟着走的被强奸感。但是，时间一长，最初的耻辱渐渐消失了，光剩下享受了……钱呀。名呀、鲜花美女掌声呀，众星拱月的感觉不由你不轻飘飘的。
　　老侠：对呀。学术界也如此。当然学术界的说辞比大众文化更具有表面上的严肃性，比如弄来个萨伊德，东方主义、文化霸权。话语权力。话语霸权。新权威主义……这些年还有持续地讨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什么的，中国文学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好像我们的文学早达到了那个水平，不给我们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歧视。只有中国人能到这个程度，讨论自己的作家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炒作比大众文化更恶心。原来，国内总说中国文化热什么的，我也真以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火得一塌糊涂。但我一出国，才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模，是自己虚构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不要说当代作家了，就连鲁迅，外国的年轻人，大学里学文科的学生都不知道鲁迅是谁。但在中国，大学文科的学生有几个不知道海明威的。什么叫走向世界，只有你的作品超出了汉学的职业圈子，走向了人家的文化市场，像海明威在中国卖得那么火，才叫走向世界。就几个汉学家在小圈子里弄了弄，就把中国的文化人弄得神魂颠倒，以为自己在美国家喻户晓，不是太可笑了吗？再说，汉学家读你研究你是职业，是饭碗，与中国文化在外面的影响没多大关系。
　　退一步讲，抗拒西方的霸权，你要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实力。联合国宪章是按照自由主义价值观写的，世贸组织的规则是按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原则定的，八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凡是可以左右世界全局性的制度，皆由西方人控制。这不单是什么军事霸权、政治霸权。文化霸权。话语霸权，最根本的是制度化霸权，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制度建构，皆以西方的规则为基准。在文化上，理论研究也好，电影。文学、绘画也好，制高点都在西方手中。欧洲三大电影奖，奥斯卡奖。格莱梅音乐奖。威尼斯年展、诺贝尔奖，连体育的最高荣誉奖都在西方人手中，什么欧文斯奖。世界足球先生。欧洲足球先生等。西方的这种制度化的全球霸权是它的实力使然。纵然你有一腔热血，你是正直的爱国者，没有实力，空喊号子去跟人家斗，不就是世纪末的义和团吗？ 　 007
王朔：学问的深奥我不大懂。但我读《围城》的阅读经验与读余秋雨的东西十分相似。都是先听说如何如何好，拿来一读，文字迷人，给人的直觉这人有学问。
　　但当你再向深读，视野开阔了一点儿，就会觉得这人是在玩花活儿，表面迷人的功夫如此深，其实里面没什么。他只是在炫耀他的趣味和学问，他并不想严肃地说点什么。
　　老侠：我初读钱钟书是《谈艺录》，一翻开真如初涉水的人面对大海，以为自己肯定游不过去，或要花终生经历才能游到一半，不被淹死就算造化大了。但读完了，除了东拉西扯和用牛角尖扎人外，不会给你任何启迪。我又寻遍钱钟书的文字，发现没有一篇可以称之为给人警醒的东西。中国的传统诗问的那种评注式感悟式的方法，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足矣。王国维不仅有学问、有思想也有真性情，他的学问扎实，却无一丝卖弄；他的灵性跃动，却无一点浅薄；他的性情撼人，能够以生命殉一种垂死的文化。这让我想起鲁迅的名言：
　　敢于扶叛徒的尸体痛哭的人，方为真脊梁。
　　王朔：一些关于钱钟书的赞美，包括杨绛的回忆，大都讲钱钟书的“文革”厄运，但钱在此前的境遇还是不错的，比许多人的命运都好，但这两位德高望重者似乎从不提那一段，感觉上，他们四九年以后尽受苦了，且苦大而仇不深，一副淡泊名利的仙骨。
　　老侠：钱的淡泊名利是做给社会看的，同时又是一种生存策略，既对苦难和社会不公正保持沉默，又能把自己塑造成似神的人格。在中国，面对那么多苦难与无耻，沉默似乎成了一种美德，一种良知。
　　而我以为，沉默非但不是美德，反而是一种巧妙的无耻——一种生存策略。无论多大的学问家，一旦太珍惜自己的羽毛，就将丧失良知。
　　王朔：想起鲁迅的名言，怎么说来的，好像是，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沉默即死亡。
王朔：有些夸也不全是世纪老人们自个儿的责任，很多关于“文化恐龙”们的吹捧文章，都是家属们在背后指使的。写传要经过家属的同意。这种把关有时比意识形态的审查还要严厉和苛刻，还要只准赞美不许批评。
　　老侠：这种保护是一种利益关系。很多所谓的名人传记，严格地讲已经不是传了，而是他们的儿女们、家属们，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授意把他们家的“古董”写成什么样子。
　　王朔：祖宗传下来了就这么一件值钱的“古董”。还有几道裂缝，一定要精心呵护，千万不能砸了。我觉得这些家属很愚蠢，非要把他们家的“古董”弄成很伟大的人物，不怕累着。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好像这样就可以流芳百世。如舒乙，成天就吃他爹（老舍），简直是个空头文学家。
　　老侠：不光空头，且很贪婪，榨干了骨髓还要吃。12月3号的《南方周末》，有一篇关于巴金的文章，也就是写巴金在医院中治病。但题目很大很吓人，叫《一个纯洁的灵魂——记病中巴金》。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不直接用“记病中巴金”做题目，非要弄个“纯洁的灵魂”安上，似乎这样就可以挽救病中的老人。有话不好好说，偏说空话。这种夸法是一套程式化的东西，已成为国人的思维定势，程序一旦启动，就由不得你了，即使被夸者脸红心跳，大声断喝让赞美机停止，也不起作用，它一定要完成既定的程序，把输入的成仙成圣的词汇全部输出，否则机器不会停转。
　　王朔：这就叫“照死里夸”。把死人夸活，借尸还魂。把活人夸死，丰碑永存。
　　老侠：不要说“良知”、“高贵”了，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对国人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东西，我们挥霍不起。这条底线太不容易坚守了。说谎是许多人的精神癌症。不会说谎就意味着无法生存，说谎安全，说谎一本万利，空手套白狼。
　　学别的东西比登天还难，学说谎学无耻根本不用教，一种娘胎中血液中的无耻。
　　大跃进时，某科学家居然要从科学的角度论证高产粮食能达到几万斤、十几万斤。
　　这种知识上的不诚实是最大的无耻。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论及黑格尔哲学，他说黑格尔的成功是“不诚实的时代”和‘不负责任的时代“的开始，”起初是知识上的不诚实，后来作为其结果之一，是道德上的不负责任；直至出现一个被一种夸大其词的魔法和隐语的力量所控制的新时代。“波普尔引证了一些黑格尔哲学中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结论是，黑格尔连起码的自然科学的常识都不懂，却能构造出庞大的自然哲学体系。而且黑格尔明明知道他在自然知识上造假，但他仍然要把这一假象上升到辩证法。本体论的高度。这种理性的无耻也是黑格尔在中国颇有市场的原因。
　　王朔：知识上的诚实与道义上的负责，是一个作家的界限，界限就在这儿，要是守不住哪怕退一步也就完了。
　　老侠：半步也不行。甚至脚根儿稍一动，就可能全线崩溃。中国知识界的关键不是理论问题，而是诚实问题。这是底线。道义上的勇气不够还可以理解，知识上的诚实一旦丧失，上帝也救不了我们。真正坚守在自己的写字台前，让一双锐利的眼睛俯视你的笔，这种自律就是良知。遗憾的是，这种人几近灭绝。多年前，在北大的一个座谈会上，有一个研究生提到了冯友兰，每天早晨拄着拐杖立于未名湖畔，面朝东方，等待日出什么的。这个学生被冯友兰肃穆虔敬的背影所感动。其实，这种形式只是一种做出来的姿态，是做给别人看的，他知道这姿态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他心中真的有所敬畏，哪怕是对日出对大自然的敬畏，他也不会在五十年代去印度时有意回避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不会写出那么多御用的哲学垃圾，不会进入“文革”时的写作班子。他自己的哲学中，提出的人生境界已经成圣成神，但在现实中却没有任何坚守。
　　而中国人对这类学者极为宽容，如同对那些沉默者的宽容一样。实际上，这种宽容决非真正的宽容，而是一种同病相怜的相互庇护。
　　　王朔：但学院派对一些骨子里坚守的人却非常苛刻，类似一种懦弱者的同盟，真的墙不敢以头相撞，反而用刀子猛捅纸糊的墙。久而久之，中国知识界的正义感全发泄在绵羊或猪的身上，面对一群蚂蚁的大义凛然和面对一只虎的狼琐下作，也不知道那么多知识都到哪去了，字儿一认得多，人就变得小心眼儿。他们一开口，上帝就发笑。
　　老侠：上帝不会盲目地发笑，中国知识界的一些人的下作连值得发笑的游戏都玩不好。中国只有读书人，但没有知识分子。经过近百年的启蒙和开放，仍不及历史上的司马迁和庄子。这两个人是中国读书人中罕见的清醒者。 008　

　　强迫主妇成银屏流行

　　很多经常看美国肥皂剧的人，都不会忘记两个经典的女性形象：《绝望主妇》中的布芮和《老友记》中的莫妮卡。

　　前者要求一切细节尽善尽美，从老公、孩子到家中花园，无一不在她的控制中，与老公做爱时，看到扔在床头柜上渐渐滑落的三明治，也忍不住分心去把它放好；在老公的葬礼上，即使盖棺时，看到婆婆为老公搭配了一条不相称的领带，她也会不顾所有人的惊讶，大喝一声停止。后者则是个清洁狂，男朋友一时心动，想给她个惊喜，将家里里里外外都整理了一遍，最后发现每样东西放不回原来的完美位置，吓得不知所措。而追求完美的莫妮卡更是屡屡与马虎的同事产生不和。

　　记者从市心理咨询中心获悉，这种强迫型人格的人群正越来越多，由于其行为主要从青少年期就开始表现，因此不仅成人，连儿童强迫症患者也在增加，而专家认为，造成强迫行为的根源，主要还在于家庭严格的教育环境。

　　强迫人格少年期出现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谢斌表示，现在强迫症有发病上升的趋向，人群发病率约在2%至3%。而强迫症与强迫型人格有很大关系，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强迫症患者病前就有强迫症人格的表现。而强迫型人格主要在青少年期就开始表现出一些强迫特性，例如做事效率特别低，尽善尽美，追求完美，做题目比其他同学慢，反复核对等。

　　在最近的临床中，谢斌遇到一位苦恼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病，原因是孩子总是作业做得很慢。最后发现，原来这个孩子写字要求要写得像印刷体，上距边线多少、下距边线多少，都有非常死板的规定，如果一不小心某个字写大了，整个一页纸就要擦掉重新写过。

　　专家指出，强迫人格的形成除与遗传有一定关系外，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也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具有强迫个性的父母对患者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儿童的教育不当，过分苛求，例如穿鞋一定要先从哪只穿起等，这些对生活制度的过于刻板化要求，使孩子形成遇事谨小慎微、优柔寡断、过分琐碎细致的特点。这种强迫型人格者，在与人交往中过分严肃、古板、固执，在生活上过分强求有规律的作息制度和卫生习惯，一切都要求井井有条，甚至书橱内的书，抽屉内物品，衣柜里的衣服都要求排列整齐有序，干干净净。他们为此经常需花费时间整理，而影响其他工作的完成和个人的休息，显得效率很低。

　　领导干部多强迫人格

　　但专家也指出，强迫型人格人群为数甚众，在没有发展到强迫症之前，无需为此烦恼，因为心理学上，人格只有各自的特质，而无优劣之分，强迫型人格也有其自身有点，很多领导干部都具有强迫型人格的特征。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咨询与治疗专业委员会成员、中日友好医院心理学科临床主任医师李子勋表示，首先人们要正确理解强迫的观念。人在觉醒的时候，都会有很多散乱的、无序的念头一闪而过，这是大脑为了保持清晰而需要的信息流。很多人注意不到自己已经有过什么担心，没有关注就没有存在。而强迫的人善于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并由逻辑去分析、批判、强化它们，结果类似的念头就越来越多，好像是自己挖坑再往下跳的样子。

　　强迫的人俨然像个哲学家，对人的思维过程感兴趣，所以很多微小的念头在他那儿被津津乐道地阐述和重复。很多杰出的人都曾有一段强迫性的生活，在强迫的思维中操练了自己掌控科学、社会、宗教、文化事业的心理能力。

　　强迫意味着不自由

　　强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词，意味着不自由。强迫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安全的规则、干净的规则、正确的规则，以此可以逃避不洁感、不安全感和犯错。那么人为什么要寻求干净、整洁和一丝不苟呢？因为文化告诉我们你必须永远正确、不犯错、有条不紊，人就这样去做了。

　　其实，规则对强迫的内心还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预兆式的恐惧和行为后的自责。这两者非常矛盾，前者说你不这样做就不行，天会塌的；后者说你怎么能这样做呢，天都塌下来了！强迫的人害怕不确定的东西，喜欢线性的思维和对规则无条件的屈从。所以，大多数前一百年的伟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是有强迫的人。不过，后一百年强迫的人不再可能在科学界成名。

　　要解决一个人的强迫，根本是要解读他内心的文化规则，不要相信所谓洁癖是对往事性创伤的压抑或处理，反复检查是缺少安全感或超我的霸道等等。要相信强迫是你在训练一种科学的、绝对正确和一丝不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首先阅读混沌学，学习复杂思维，然后接受新物理学的定义，把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放进旧纸箱。容许世界的不可知与混乱，你才可以接受内心的不安、不确定感和无序。

　　应对强迫随遇而安

　　解决强迫的办法最有意义的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每天给自己定下来清晨四点起来，要检查20遍门窗、煤气，洗30遍手，请一个人给你计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结果怎样，你差不多会变疯了。但疯子是不会强迫的，清醒的人才强迫呢！

　　另一个办法是道家思想，要摆脱某种状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试着不去摆脱它，与它和平相处，甚至喜欢它。因为强迫状态是一种双向的循环冲突：一件事你不愿意去做，又控制不住自己要去做，做后又倍加后悔和懊恼，并体验强烈的矛盾与痛苦。对这种内心悖论情景的处理办法是：想做就去做了，别跟自己较劲，也不去评价，像一种禅的境界：“人在桥上过，水流桥不流”。

　　从家庭和学校教育方面来说，首先，家庭教育的氛围对这类孩子要宽松些。由于社会竞争激烈，现在家长普遍有很重的心理压力，但不能传递给孩子。强迫型人格的孩子，本来就对自己有着过高的要求，如果父母提出更高的要求，他的压力就会越来越重，变得越来越强迫。如果家长老在孩子面前提某个同事的孩子去了哈佛留学、邻居家的孩子比他考得好等等，强迫型孩子就会把自己的目标定得越来越高，最后导致心理崩溃。

　　而现在的趋向是，学校与社会对学生的要求也在越来越高。如果老师发现一个孩子的效率低，可以采取特殊的教育方法，因为这类强迫型人格的孩子适宜减压的教学方法。例如告诉他，未必一定要考100分，90多分也很优秀，布置作业时给这类孩子应该减少一些负担。而这些孩子善于自律，他们并不会真的放弃学习。

　　美国威斯康星州医院和哈佛公共健康学校的研究人员发现，自来水加入的杀菌剂——漂白粉，会释放出活性氯，长期饮用带活性氯的自来水，就有可能诱发膀胱癌和直肠癌。致癌因素并不是漂白粉本身，而是它与水中的污染物起化学作用而产生的一些氯的副产品。所以，为了健康，自来水应该接在容器中放置一夜再食用为好。

　　白纸

　　国外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们日常用的白纸也是致癌物之一。纸中通常含有一种致癌化合物，这种化合物很容易被脂肪所吸收。所以，不得用纸包食品，若用纸包装含有脂肪的食品，这种化合物就有可能溶入食品中，人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得病。

　　电磁波

　　由于家庭的现代化，大量家用电器进入家庭，家用电器会产生各种不同波长和频率的电磁波，形成威胁人们健康的电磁污染。科学家曾在老鼠身上进行过微波辐射的试验，发现它们的白血球无规律地增值，与血癌所产生的白血球增殖极为相似，也就是说微波可能致癌。

　　放射性辐射

　　一是地辐射，这是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地下水发射出的一种能量，尤其是在地下水的交叉处，地辐射的强度会得到叠加而猛增，形成很强的辐射能，引起人体细胞的突变而致癌；二是被人们认识到的建筑物中的放射性物质，如氡气等，一般家庭建筑材料中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一些放射性物质，特别是新建住房，放射性的危险更大。这些放射性物质容易引起癌症。

　　电视内的灰尘

　　二恶英的致癌会引发心血管病、免疫功能受损、内分泌失调、流产或精子异常等。由于其来源广泛、毒性强，已被世界各国公认为对人类健康具有潜在危害的有机污染物。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电视机会产生高浓度的溴化二恶英和其他溴系有毒物质，这些剧毒化学物主要是电视机内的阻燃物在高温时裂变、分解产生的。研究发现，在电视机内的灰尘里，平均每克就能测出4.1微克溴化二恶英，同时含有230微克聚溴化二苯醚。

　　吃剩的月饼不要放冰箱

　　中秋节一过，月饼一两天又吃不了，储存就变成了难事。不少人会把月饼放入冰箱，认为这样可以让月饼保持新鲜。其实，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

　　月饼是用面粉、油、糖和果仁等配料精制，并经过焙烤的糕点。焙烤食品是不宜放入冰箱储存的。尽管对于有些品种的月饼来说，放入冰箱可以延长其保质时间，但还是会影响其风味。这是因为，月饼原料中的淀粉在经过焙烤后熟化，并变得柔软，而在低温的条件下，熟化了的淀粉会析出水分，变得老化(也就是“返生”)，使月饼变硬、口感变差。储存月饼最好放置在室内阴凉干燥处，要注意储存时间不要太长，散装月饼可以放置三五天；有独立小包装，或包装中有防腐料包的月饼，可以保存十几天。

　　此外，吃剩下的月饼也可以巧手再加工，比如，月饼的馅通常经过精工细作，味道不错，比如，可以把月饼变成小窝头、小包子、八宝饭、甜煎饼等的配料，或者索性把枣泥、豆沙馅掏出来，混在八宝粥和燕麦粥里。“用月饼搭配五谷杂粮，降低了其中油脂和糖分的浓度，这样高油高糖的危害就减少了。”

　　月饼还能炒着吃？答案是肯定的。一名网友在网上介绍说，可以将一些以火腿、鸭肉、鸡肉、鲍鱼等为馅的月饼切成细长的条状，然后加上姜丝在油锅中一炒，出锅前撒上少许盐、味精和葱花即可。“这个菜不仅可以在看电视时当作零食，还可以上餐桌当主食。”

　　由于爆炒会导致原本油腻的月饼更加油腻，另一名网友选择了“凉拌月饼”：将蛋黄或火腿等馅的月饼切成细丁，拌以榨菜丝、葱花、虾皮等，再浇上少许花生酱或芝麻油，就成了一道爽口的餐前开胃小菜。同时吃剩的月饼也可以作为喂宠物的饵料。

　　月饼没有不含糖的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营养师陆青松介绍，这段时间接诊了许多前来咨询如何吃月饼的患者，有些患者5年来从未沾过月饼，看到别人吃只有眼馋的份。陆青松营养师指出，糖尿病人并不意味着一点月饼都不能吃。对血糖一向控制比较好的患者来说，适当吃点月饼是可以的，但要遵循几条原则。首先选择月饼要恰当。月饼种类繁多，选购时一定要看清配料，含糖和含油脂高的不要选用。其次要适量。

　　在吃月饼的同时，必须减少米饭及油脂的摄入，吃多少月饼就要少吃多少饭。如果不小心吃多了，可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当天或随后几天进食量，增加降糖药量或胰岛素量，加大运动量以消耗过多的热量。

　　陆青松营养师强调，无糖月饼不可以随便多吃，因为尽管这类月饼里没有加入蔗糖，但月饼内的油脂含量仍然很高，油脂含有比碳水化合物高出许多的热能，而控制糖尿病的要点之一就是控制热量，且月饼本身就是面粉做的，其中的碳水化合物可以转化为葡萄糖而导致血糖升高。

　　五类人群少吃月饼

　　该院中医内科王长松副主任医师指出，脾胃虚弱的人群不适宜多吃月饼，因为月饼含有较高的糖分、脂肪，热量很高，会加重肠胃负担，导致消化不良。实在要吃可少吃一些五仁类月饼。其次，体内偏热的人也不能多吃月饼，否则不但不易消化，还会让内火上升，出现长痘痘、便秘、牙龈浮肿等症状。

　　而以下五类人群慎食月饼：重症糖尿病患者不宜食用，而轻型糖尿病患者，应通过计算各种食物热量后适量食用；患有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的人以不食月饼为宜，因为进食月饼后，可使胃酸分泌增多，对胃肠愈合不利；患有肥胖病、高血脂、动脉硬化、高血压及冠心病的人，要少吃或不吃月饼，因为进食月饼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含量会升高，血液变得更加黏稠；吃月饼还容易使原有慢性胆囊炎、慢性胰腺炎的患者再度复发，引起剧烈的胆绞痛及上腹痛；胆结石病人多吃月饼后，会刺激胆汁，易引起疾病发作。

　　第2条操盘的精髓是：谈笑间用兵，强于紧张中求胜

　　第3条没有计划不要上班，没有计划不要下单

　　第4条顺势是最好的计划，逆势是最坏的神话

　　第5条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不用功迟早破功

　　第6条懂得对作才能作对，不懂对作就会乱作

　　第7条谈笑间可以作波段，紧张中只能玩短线

　　第8条盘前要有交易计划，盘中不要听人比划

　　第9条沙盘推演事前排练，知己知彼百战不厌

　　第10条搜足资料市市如料，按表操课无所不克

　　第11条强不再强防转弱，弱不再弱会转强

　　第12条不要企图猜头部，不要意图摸底部

　　第13条假突破防真跌破，假跌破防真突破

　　第14条利用恐惧回补买，利用贪婪卖出空

　　第15条高档观察强势股，没有强股会转弱

　　第16条低档观察弱势股，没有弱股会转强

　　第17条涨幅满足是利空，跌幅满足是利多

　　第18条量缩涨潮会见底，暴量退潮易见顶

　　第19条赢家常套在低档，一旦反转开始赚

　　第20条输家常套在高档，一旦反转开始赔

　　第21条趋势不容易改变，一旦改变，短期不容易再改变

　　第22条低点不再屡创前高是涨，高点不再屡破前低是跌

　　第23条上涨常态不须预设压力，下跌常态不要预设支撑

　　第24条涨升是为了之后的跌挫，跌挫是为了之后的涨升

　　第25条上涨常态找变态卖空点，下跌常态找变态买补点

　　第26条涨升过程一定注意气势，跌挫过程不管有无本质

　　第27条上涨常态只买强不买弱，下跌常态只空弱不空强

　　第28条多头空头是一体的两面，如男孩女孩要平等看待

　　第29条涨就是涨顺势看涨说涨，跌就是跌顺势看跌说跌

　　第30条涨跌趋势都是我们朋友，懂得顺势就能成为好友

　　第31条每根K线都有意义，每根K线都是伏笔

　　第32条量能比股价先苏醒，也同时比股价先行

　　第33条涨升中的量大量小，是由空方来作决定

　　第34条跌挫中的量大量小，是由多方来作决定

　　第35条多空的胜负虽在价，但决定却是在于量

　　第36条天量如果不是天亮，就要小心天气变凉

　　第37条地量可以视为地粮，你可把握机会乘凉

　　第38条量能是股价的精神，股价是量能的表情

　　第39条高档量退潮防大跌，低档量涨潮预备涨

　　第40条量大作多套牢居多，量小作空轧空伺候

　　第41条市场并没有新鲜事，只是不断地在重复

　　第42条股市赢家一定会等，市场输家乃败在急

　　第43条看对行情绝不缺席，看错行情修心养息

　　第44条聪明的人懂得休息，愚笨的人川流不息

　　第45条低档你我都可投资，高档大家只能投机

　　第46条强势股不会永远强，弱势股不会永远弱

　　第47条利用停损停利机制，避开风险反向操作

　　第48条利空出尽反向买补，利多出尽反向卖空

　　第49条均线纠缠三角尾端，都是大好大坏前兆

　　第50条股市所有金银财宝，统统隐藏在转折里

　　第51条不要用分析的角度操盘，而要以操盘的角度分析

　　第52条拒绝未符合条件的旨令，只作主轴方向的多空单

　　第53条拒绝大盘掌控我的多空，只作自己风险利润主宰

　　第54条如果你莫名其妙赚到钱，迟早也会莫名其妙赔光

　　第55条在线型最好时卖出多单，在线型最差时注意买讯

　　第59条赚钱才加码赔钱不摊平，正确的动作不断的重复

　　第60条买前不预测买后不预期，只按表操课不必带感情

　　第61条如果是在涨势，作多一定会赚

　　第62条如果作多不赚，就不是在涨势

　　第63条如果是在跌势，作空一定会赚

　　第64条如果作空不赚，就不是在跌势

　　第65条赚钱才有波段，赔钱当机立断

　　第66条赚钱才能加码，赔钱不可摊平

　　第67条赚钱才是顺势，赔钱乃因逆势

　　第68条赚钱的人有胆，赔钱的人会寒

　　第69条向赚钱者取经，向赔钱者取财

　　第70条先看可赔多少，再算可赚多少

　　第71条不必害怕投资风险，只怕风险未被控制

　　第72条只要我能避开风险，我就一定能赚到钱

　　第73条在你想要赚钱之前，先估可以赔多少钱

　　第74条亏损本就无法避免，作一个懂输的赢家

　　第75条不可动用生活费用，不可超过自己能力

　　第76条不可让获利变亏损，不可放任亏损继续

　　第77条不可摊平亏损单子，遵守分批进场原则

　　第78条遵守分散风险原则，遵守停损停利原则

　　第79条空间停损控制纵轴，时间停损掌握横轴

　　第80条拨获利到另一户头，画自己资金K线图

      第81条即使赢不了也绝不要赔，即使赔钱了也尽量要少

　　第82条抢银行的人最懂得停损，想抢短线者最好学抢匪

　　第83条来到停利点时你不要贪，出现停损点时你不要憨

　　第84条小停损常常只是挨耳光，大停损通常可能断手脚

　　第85条当你不怕输你就不会输，当你只想赢你就不会赢

　　第86条如果你不遵守交通规则，迟早会死在交通意外中

　　第87条大家都相信时就不会准，大家都不信它时就很准

　　第88条留一点空间给别人去赚，也留点空间给别人去套

　　第89条赢家打胜仗常常在进攻，输家打败仗常常在进贡

　　第90条如果你有慧根你就会跟，因为市场它永远是对的

　　第91条逆势操作有谁能赚，顺势操作不赚也难

　　第92条赢钱是一种习惯，输钱也是种习惯

　　第93条你的态度将决定，你的深度和广度

　　第94条如果你还没成功，表示还没失败够

　　第95条失败是宝贵经验，成功却常有陷阱

　　第96条挫折是一种转折，危机是一种转机

　　第97条莫名的成功同时，也是在预约失败

　　第98条彻底的检讨同时，乃是在预约成功

　　第99条想从股市拿多少，就看你付出多少

　　第100条乌龟要赢过兔子，一定要提早出发

　　贰、 总想追求利润最大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本来通过基本面、技术面巳经选了壹只好股票，走势也可以，只昰涨得慢些，便耐不住性子，通过打听消息想抓只热门股先做壹下短差，再拣回原来的股票。结果往往昰左右挨耳光。這种慢车换快车的操作难度佷大，且必然要冒两种风险：热门股被你发现时必定巳有壹定的涨幅，随时会回落；基本面、技术面较好的股票在经过小幅上涨戓强势整理後随时会拉长阳，抛出轻易踏空。壹旦短线失败，又不及时止损，後面的机会必然会错过。其次，佷多人人都熟悉到高抛低吸、滚动操作可获得较大的利润，也决心這么做，可壹年下来，却没滚动起来，原因就昰抛出後没有耐心等其回落，经不住诱惑又想先去抓壹下热点，做短差，结果适得其反。第三，壹年到头总昰满仓。股市呈现明显的波动周期，下跌周期中，90%以上的股票没有获利的机会。可不少股民就昰不信个邪，看着盘面上飘红的股票就手痒，总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也可以买到逆势走强的股票，天天满仓。本想提高资金利用率，可往往壹买就套。究竟能逆势走强的股票昰少数，而且在下跌周期中经常昰今天强明天弱，佷难操作。另外，常满仓会使人人身心疲惫，失去敏锐的市场感觉，错过真正的良机。

　　其实每年只要抓住几次机会，壹个时期下来收益就相当可观，假如壹心想追求利润最大化，就会像熊瞎子掰包米，最终往往反而昰利润最小化。

　　三、 不相信自己，却轻信别人人。不少散户通过学习，把握了佷多分析方法和技巧，具有壹定的分析水平。可当自己精心研究看中壹只股票，预备买进时，只要听旁边的股民随便说说"這只股票不好，不如XX有题材……"，立即放弃买入改买XX股。而当自己选的股涨起来时，只有後悔的份。

　　肆、 利用巳经公开的消息戓题材做短线。虽然谁都知道见利好出货，可佷多散户看到某厂家年报优良戓有重组消息公布时，還昰禁不住要挂单买进，本想当天涨停价买进，第＝天开盘冲高时抛出，但80%以上的结果昰在高位套牢。不可否认，现在市场還不规范，业绩优良的年报公布前股价都巳有佷大的升幅。

　　伍、 肆处打探消息，把道听途说的传言作为选股的依据。這样最轻易成为庄家出逃时的牺牲品。

　　炒股不仅要理性思维，還要严守纪律，买该买的股票，该空仓时空仓，這样才能在激荡的股票市场中胜出 祝大家都发财。

   
那么，我们就要研究和分析一下导致大多数人亏损的原因在哪里？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直觉性交易。即交易的时候跟着感觉走，这种交易是感性的，我们很难讲这种感觉具体的成功率有多大。有的时候我们的感觉灵验了，有的时候却是错误的。
    
时好时坏的感觉，和时赚时陪的收益情况，让很多投资者迷失了方向，已经不知道走哪条路才是最正确的。良好的交易心态是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收益情况之上的，赚了钱我们才会有好的心态。在这个金融市场里，不是赌一次的输和赢。一个优秀的交易高手的定义应该是，能够连续多年获得稳定而持续的回报，而不是一朝暴富，常赚而不是大赚。

   
直觉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变化而改变。政策、消息、形态、涨跌都会影响着我们的交易直觉。所以，直觉性交易并没有办法做到稳定与持续。而且有些时候直觉是一片的交易思维，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买入某只股票，通常都是感觉这只股票要上涨。但什么时候开始上涨，具体能涨到多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操作思维如果是模糊的，临盘决断的时候就会产生犹豫、举棋不定。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直觉性交易者的心理变化。当赢利的时候，心情的紧张程度会随着赢利幅度而增加。假如我们有了赢利，就会产生高兴的情绪。如果出现大幅度赢利，高兴的情绪会跟随增长变成了激动的情绪。当激动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普通的投资者是经不住市场的波动的，心里深处早已经生出了获利了解、落袋为安的想法，所以即使遇到大的行情也只是赚到很少的利润。
    
反观亏损的时候，心情的紧张程度却会随着亏损的幅度增加而降低。假如我们只亏了一点，会产生紧张的情绪。如果出现大幅亏损，紧张的情绪反而降低了，为什么呢？因为紧张情绪的产生是因为不知所措，只亏了一点的时候如果没有卖出，多半人是不愿意在亏了很多的时候卖出的。所以虽然亏损增加了，却坚定了不进行卖出的决定。如果继续大幅下跌，这种决定将更加坚定，所以不再不知所措，所以不再紧张，任由市场变化了。上涨的时候越涨心越乱，下跌的时候越跌越心安。这是导致赢利小而亏损大的最主要原因。

    所以，直觉性交易是不稳定的。只有运用数学的逻辑一致性才能够让我们站到少数赢利的人群里。

吴：1、诊脉印痕症——清胃益肾
2、胃肠是人体第二大脑
3、耳聋：香附、川芎、枳壳
4、病是一个链，理气、化痰等都能破坏掉一个环节。
5、鼻翼泛红：月经将至；多日未来月经，见滑脉，难以诊断是怀孕还是月经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