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侠：你说的对孔子的感觉，曾有过一篇比较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文章。两人都是与人谈话，但方式完全不同。孔子是中国的先哲，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的先哲，他俩讲过的类似的话，只有关于“知与不知”的。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苏格拉底说过，人的最高智慧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似乎在这点上两人一样。但在对别人的态度上则不同。
　　王朔：但这句话让我感觉，是因为弟子问他一问题，他答不上来了，又不能说自己不知道，只能这么圆滑一下，是给自己打圆场的话。他的那些道理就是教人怎么打圆场的。
　　老侠：孔子与人谈话的方式是以老师自居，居高临下，别人以学生自居，谦卑仰视；永远是别人提问，他解答；别人困惑，他明白；别人什么也不懂，他什么都懂；而苏格拉底的方式恰恰相反，不管谈话的对手是什么人，他都是提问者，他知道人的智力的界限，一直问到你理屈词穷，答不上来了，这就算完满了。至于他自己有没有答案，他也没有答案。他只想告诉你，人不能狂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最高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而是意识到自己的有所不知。正是苏格拉底开始的这个传统，才会有哈耶克、波普尔等现当代大师的认识论——相对于人类社会与宇宙，必须承认人的无知是绝对的，人的有知是相对的，真理必须是可以证伪的，社会必然是有缺陷的。而孔子开创的传统，却使后来的读书人一代比一代狂妄，就是你说的那种感觉，上来就拿大道理压人，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真理在握。
　　王朔：苏格拉底用这种追问的方法，是想把所有的道理观点都驳倒，哪怕是使用诡辩呢？这也有点儿黑。
　　老侠：他不教给你道理，只让你自己在论辩的失败中悟出自己的知识的界限，这才是大智慧。而孔子的“诲人不倦”则是小聪明，小聪明一定要卖弄，要以别人的导师自居。与其说他‘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如说他”诲人不倦“，不亦乐乎，且乐此不疲。以至于使被诲者大为疲倦。中国人的那套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动不动自我标榜伟大光荣正确，都是从孔子那学来的。
　　王朔：像我们在这儿这套就叫做“诲人不倦”。
　　老侠：当你知道了被海者疲倦了，你再不倦地诲下去，就有点儿不知趣了。
　　王朔：就是。他是从哪儿学的？他有没有老师呀，孔子？
　　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跟那么多人行过，我也没见他拜谁为师呀。
　　老侠：庄子说他跟老子问过“道”，但考证起来，又无从证实。
　　王朔：那时有书吗？他们看什么呀，那些大竹简于搬来搬去的？他到哪儿去看呀？孔子除了《论语》还攒过其它书吗？
　　老侠：据说他删改过《诗经》，经他一删改，只剩现今能看到的三百首了，剩下的八成儿都被他那点儿道理给灭了。没有孔子，我们今天说不定还能多看到几首先秦的诗。中国每朝每代编书，都要删改，最狠的是清朝编的《四库全书》，被灭掉的遗产有多少，现在的人也搞不清，反正数量不会小。据说孔子还编过《春秋》，鲁国的编年史。其实，孔子删改前人典籍，与秦始皇焚书也没什么区别。被删掉的再也找不回来了，不就跟烧了一样。被改过的面目全非，全成了篡改者的主观意志，还不如一把火烧了，也少让今天的人中毒。
　　王朔：那个时候的穷孩子怎么认字呀？这个字是谁教的？
　　孔子家也不太富裕吧。谁教得他这么劲劲的，张口就是至理名言。
　　老侠：他的自我期许很狂，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多狂呀，既随心所欲，又中规中矩，这只有神人的份了。
　　王朔：“发乎情，止乎礼义”是他说的吧。全是自我解嘲的话，有贼心没贼胆。
　　应该给他重新拿白话写一遍，重新造一下句。
　　老侠：中国读书人的那种人格狂妄就是从孔子开始的。不管你问什么，都难不倒我，我都有一套说辞。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从没有自知之明，没有界限。人稍出点名，就什么都敢抢，文学评论家可以到音乐讨论会、绘画研讨会、经济讨论会上去。
　　还真就有人喜欢附庸风雅去请，他也不要脸地有请必侃。
　　壬朔：这叫通才，任什么也难不倒。
　　老侠：我在国外，曾问过他们这类问题。他们说，如果开有关物理学的讨论会，一定要请杨振宁，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权威，一定能说出有见地的话。但要开经济学或政治学讨论会，不可能想到去请杨振宁。而杨振宁到中国来，什么都请他讲，他也敢讲。
　　王朔：也不光咱这儿吧。人一出名，张口就有格言。
　　老侠：有时看那些大人物的格言，看着看着就要背过气去。比如说，维特根斯坦与罗素同为西方的大哲，维就只专注于哲学，纯粹极了。而罗素成了大哲后，就什么都想插一杠子，什么都想评论一番。其实在哲学之外的领域，他也没说过几句语惊四座的话，都挺一般的，但就因为他有名，就成了格言了。
　　王朔：像有朋友从大老远儿的来，不也高兴吗，说这类大白话，谁都能说出来，可他一说就成了格言。
　　老侠：不光是格言，就是这些大白话，中国人就注释了几千年，中国的智慧就浪费在这类迂腐的注释上了。我把这叫“注释偏执狂”，是一种精神疾病或学术痴呆。名人的话就是格言或经典，什么领域都可以说三道四，放个屁都沉甸甸的。
　　王朔：咱要是把老师都灭了，灭到孔子之前，谁也不知道孔子的老师是谁，孔子成了师祖。现在就这么老师、师祖、师爷一大堆一溜顺地下去成了系统。
　　老侠：唐代的韩愈就排过“道统”，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也排过，两人排的还不一样。
　　王朔：他其实光把这话琢磨透了，说明白了，哪用得着费这么大的劲呀。那你说，包括西方的学术规范也是这样吧。比如说我写博士论文，一本著作也不引，没有注释，全是自己的看法，这不行吧？不行。你得说清楚你的基础在哪儿，你研究的那东西以前都有些什么人说过些什么。我说我没基础，就是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大家坚决不答应。
　　老侠：也不尽然。尼采的书就很难用学术规范去衡量，但他的书又是西方的经典，原创性的思想的出现往往无既定规范可循，它凭空而来，当时大都受到冷遇，有时甚至在他孤独的背影儿近于消灭时，人们才能发现他。历史上有许多原创性大哲的命运，皆是生前寂寞，身后荣耀。
　　王朔：我听说有个叫叔本华的与尼采是一条线上的，他俩之间应该有承续关系吧？
　　老侠：有。但他俩有很大区别。叔本华的书在结构上完全按照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划分，表象属于现象界，权力意志属于物自体。而尼采就不是，他的书没有体系，著作中也找不到什么注释，他就是想出来就说了。类似格言体。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个神在山上醒来，一边向下走一边自言自语，最后提醒他的听众与读者，你们不要把我说的这些当回事，你们要从这阅读中发现你们自己。听了我的话，发现了你自己，这就成了。尼采这人有时权不讲理，但他不讲理的话却说得极为精彩。他不是说“上帝死了”吗？他怎么论证呢。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上帝，如果真有上帝，我怎么能忍受不成为上帝。尼采征服西方的思想界，靠的就是这种突兀的力量，他几乎切断二千年的理性主义传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像他说自己“为什么如此智慧”，一般人会认为这是疯话。但尼采的独特就是相对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他是疯狂。沉醉的生命之舞。像福柯这样的怪杰，他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就是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给了他极大的震动。太多的人受惠于尼采的天才。他也确实狂了点，在此之前，谁敢宣称要抛弃从苏格拉底开始的理性传统，而代之以酒神的酩酊大醉！
　　王朔：他也太狂了点儿。我觉得思想家与学者还是有区别的，思想家是创造，学者是模仿。你提过，有人说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这让我看就有点儿没劲了。咱这儿缺的就是思想家，学者却一堆一堆的，挤得有些人都端不住饭碗了。
　　老侠：西方人的狂妄也有传统。神学就很狂妄。培根也很狂妄。他在宫廷斗争中人格猥琐，他写《新工具》时，却认为自己发现了知识的新大陆，把亚里士多德等人都骂了一遍。他的书的扉页上印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帆。他以为自己提供的新工具能解开人类的认识之谜。这种狂妄也表现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直到休谟的“怀疑主义”，西方人的狂妄才第一次受到打击。休谟这人给我的震撼不小，看他的《人性论》，他说怀疑主义是致命的，是一种惶惑，一种疾患，永远不能根治。他怀疑笛卡尔的理性，也怀疑培根的经验，他怀疑因果关系，也怀疑人的自我、自由意志。后来给西方哲学的狂妄以致命一击的康德，就是从休漠那儿学来了对知识上的狂妄的蔑视，从卢梭那儿学来对人的尊重，所以他才能划出那道致命的界限。别人用自己的认识工具检验一切，康德的牛逼在于：在你运用智慧和知识工具之前，首先要检查这智慧本身、这工具本身，在运用之前你要明白它们的局限在哪儿。你这刀只能切到这儿，再向前就要卷刃或折断了。后来的西方哲学，有创造性的哲学，都绕不过康德。
　　王朔：听你这么说，我们打小就相信的理想就很狂妄，它号称自己的道理放之四海，自己的理想是人类的归宿，或是最后的家。
　　老侠：康德之后，最早的狂妄是从黑格尔开始的，他这人缺少起码的知识上的诚实和道德上的责任感。他把普鲁士精神弄成世界各民族进化的顶峰，他自己的哲学又是普鲁士精神的顶峰，所以他就是顶峰的顶峰，也像孔子那样“一览众山小”，狂妄必遭无责。波普尔说：历史上那种审美的激情的狂妄的美好的理想主义所许诺的绝对完美的人间天堂，无一不走向它的反面，为人类自己造就最恐怖的人间地狱。   015
老侠：中国的那些学术的弄潮儿，玩文学。玩方法。玩语言，净挑那新潮的时髦的玩，而西方的东西是一种传统，不从古希腊一路念下来，哪怕是有个大概的了解，特别是不读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文本，想玩现代后现代，是不可能玩出真东西的，至多是在时尚中捞点小名小利。西方的经济学大家，背后都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道义关怀，而现今中国的显学经济学，却以一副纯学术的面孔祭起学术中立和经济学与道德无关的旗帜，这背后，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实在看不出这种纯学术有什么出息。就是说，把那么长的历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时髦的东西玩，只能是学术指客，投机取巧，类似于不正派的商人，连正派的讲职业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说名妓都有职业道德，而咱这的学术明星却没有职业操守？
　　老侠：对。启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无知，特别是做人的无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说咱中国这一百年没有哲学家吧？
　　老侠：没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学跟屁虫而已。
　　王朔：也就是写点儿什么史，是吧？冯友兰他是弄哲学的，他主要说的是什么？
　　他的哲学主张是什么？
　　老侠：冯友兰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后来他又写了《原道》等几本自称是自己哲学体系的书，没有什么原创性思想。
　　王朔：《中国哲学史》里头有他的观点吗？
　　老侠：二三十年代，有两本哲学史影响颇大，一本是胡适的，一本是冯友兰的，这两人都在西方学过哲学，通过中西比较写中国哲学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适是开创性的，冯友兰就是模仿了。但胡适这人是常识派，他的特点是能把晦涩的哲学观念变成常识，他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你一看简直就像是科普读物或通俗读本。好像他这人天生就浅显直白，没有其他中国人的那种打根上来的立而又玄，绕着弯说话，挺直挺浅的道理，让他们说得又曲折又深奥。中国就缺少胡适这种把自由主义理念变成常识的人。这几年出了个王小波，他就是常识派，把做人的常识、制度的常识讲得透亮彻底。还有个叫林达的，写了系列的“近距离看美国”，把美国的理念、制度通过生活常识、具体的案例告诉大家。老百姓就需要这种常识性的启蒙。学院派讲大理论的那套，离常识隔一层，很难转化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适他们那时候刚跟文言文决裂，他一定特别强调这个白话文，尽量直白浅显，一点文言都不用。其实现在的人说话写文章还都带一点文言的痕迹，比如成语、典故的运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觉。而胡适他的！日学根底也不浅，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样，他写诗好像就是大白话，读起来不像诗，像念儿歌。顺口溜。
　　老侠：其实当时那些捍卫传统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张君勤等也都找来西方的东西说事儿，当自己立论的根据。著名的科玄大论战，胡适、丁文江用的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梁漱溟。张君勤他们用的是柏格森主义直觉主义。他们就觉得帕格森的那套说辞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心心相印。你们拿西方的东西否定传统，我们就拿西方的东西肯定传统。
　　王朔：听你这么说，那现代以来，中国的哲学也好，文学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个根，都能沾点儿蓝色文明的腥味儿。
　　老侠：但是这种拿来主义，完全是功利的实用的，随着国内的时尚沉浮的。拿过来过过一时的嘴瘾，风一过，就烟消云散，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守着一个东西皓首穷经的。鲁迅就说，拿来的全是新的，即时的，一会儿一换，像服装展示会上的模特们穿了脱，脱了穿，不重样儿。“五四”时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说日本对西方的整理跟咱们也一样么？日本好像有点儿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条路，也跟美国人说不。
　　老侠：日本人特别叫真儿。咱们的许多外来术语都是从日本那儿进来的转口贸易。像“哲学”、“美学”等等。日本人做学问的态度比咱们认真，不可同日而语。
　　日本学者做的中国文化研究，比咱们扎实得多。中国人太爱投机取巧了。许多硕士、博士论文中的引文都是从什么地方看到的，别人引了他就拿来用，不会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读一读，甚至连核对一下出处都懒得做。什么东西对我的论文有用，还要不费力，就投机取巧地用了。他们也知道，反正导师们也稀里糊涂的。
　　王朔：咱们算学者的也有几十万人吧，里面总有几个是正派的吧？
　　老侠：唉！现在……难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说，在这里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么正派。
　　老侠：就是。你想做人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做人，你不拿自己当人不想做人的时候却混出个体面人的名声，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说正经做人挺累的，挺别扭的。那些在学问上真一点儿的人，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老侠：有是有，但肯定成不了时尚的宠儿，寂寞无助，连出书都找不到门路。
　　现在的中国人，离认真的学术、认真的做人太远了。
　　王朔：西方也有认真与不认真之分吧，我不信他们就个个做人做学问都认真。
　　老侠：有本法律界非常有影响的名著，叫《法律与革命》，是个美国教授写的，他叫哈罗德。J.伯尔曼，你想不出他这本书用了多长时间。
　　王朔：十年、二十年……
　　老侠：四十年。
　　王朔：咱们没有那么傻的人。
　　老侠：哪有傻到这份儿的人，开玩笑！追着浪潮走，这个浪头赶不上，‘哗“地又是下一拨儿了。
　　王朔：是呀。那么弄，弄成了，也老了，完了。什么也享受不到了。谁愿下这大功夫。咱的学校体制对学者。教授的要求，有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我是说，怎么才能混成体面的学者？有没有硬性的标准？
　　老侠：高等院校中最令人羡慕的是那些既当它又有学术声望的聪明人，就像当年的王蒙，既是文化部长又是知名作家。
　　老侠：中国的读书跟西方反着。人家是大学本科最好读，越往上越难，读个博士七八年。十来年读不下来的是常事儿。
　　中国是本科最难读，越往上越好读，博士学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影响力。
　　西方人做论文，每一个注都要有关于出处的详细说明。观点摘要，证明你读过这本书，他们的博士论文的注释部分往往比正文还多。中国的导师不会这么为难自己的学生。学生论文的通过与否，涉及到导师的荣耀和面子，所以论文答辩时请谁不清谁挺有讲究的，这里边的人情学问不次于做论文的学问。听说现在可以用钱直接买学位了。改革了嘛，钱一管用，人情自然就淡泊了。钱就是人情，就是关系。016
老侠：你看过老子吗？
　　王朔：我也就是翻翻。道非道的，可道不可道的，非常道的……其实我看过。
　　但现在记不住多少，看完就忘了。以前总听说老庄老庄的，我还以为他们是一个姓庄的人，就像叫老刘、老王那样，后来才知道是俩人。他俩有个先后没有？
　　老侠：庄子是老子后面的。
　　王朔：我粗着看的，也粗着听人说的。他那个道理是一个挺想得开的道理，教人想开点儿，别活得累。中国人的道理，一个孔子，一个老子，一儒一道，要么教人想开点儿，要么给人立规矩，想不开就去立规矩或让别人给你立规矩，想开了就离人群远点儿，自己个儿，别扎堆儿，凡扎堆儿的就是想不开的，凡不扎堆的就是想得开的。基本上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觉得有好些人也不太知道他，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更不知道他还当过一回孔子的老师。但他们都在文章中提到他，说某某人有“老庄之风”呀。我一直就不知道这“老庄之风”说些什么。有些人好玩这个，什么出世呀。隐逸呀，说某人的作品某人的生活态度中有这个。在我看，凡在文章中掉书袋子做有文化状的东西，都是谄媚一路的。我不真的了解老庄。我觉得那往往是一些人的遮羞布，老庄被好些人弄成了遮羞布，达不到目的就使小性子，捉迷藏，类似于撒娇，无非是让人再看重他，三顾个茅庐什么的，弄个仙风道骨不正眼看人什么的。我对他基本是这么个看法。
　　老侠：庄子啦。佛教的禅啦，从古到今一直是附庸风雅者的好牌坊，文人们在仕途上一被下绊子，就必定非老庄即禅宗，魏晋时期的风流名土的附庸风雅，虽有反抗发泄的真实一面，但太消极，且骨子里仍不满。鲁迅早对此有精辟的见解。
　　这之后的山水诗，从谢灵运到王维到苏东坡到朱熹……不过是一种失意后的点缀而已。据说中国排宗的高师不识字，却弄得那么多识字的人跟着瞎起哄。中国文化只有“内儒外法”是真的，统治术是儒法互补，而不是李泽厚的儒道互补。对外讲儒，讲礼仪，让别人“克已复礼”。对内的权力斗争就全是法家阴阳家的那一套，阴而狠。中国知识人何尝真信过什么？美国诗人金斯堡信佛，尤喜掸宗，他来过中国，想找到正宗的禅，不用想，肯定是失望而归。现在的宗教、寺庙、教堂，教士啦、和尚啦都有行政级别。017
老侠：我在国外有一种感觉特别强烈，他们关心活的东西，关心生命的跃动。
　　他也许没读多少书，但他每天无意识的视听感觉潜移默化地培养出对活的生命的敏感和关心。这是种渗透性的，每天耳濡目染的，是靠念书无法培养的。我有一次陪一个老外去看《焦裕禄》，她对中国电影感兴趣。其中有一场戏，她的反应既让我吃惊又特别可爱。一个老头重病在床，他的儿子商量怎么办，结果决定去找焦书记。
　　这老外看到这腾地就站起来，大声说：人都快病死了，找焦书记有什么用，应该去找医生。县委书记能治病吗？这电影怎么会这么拍，连常识都没有。还有一场戏，焦的老婆要买点肉，半路让焦给拉了回来，说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咱不能吃肉。回家后吃饭，焦的孩子不想吃窝头，哭着闹，焦打了孩子，然后让一家人围着饭桌团团坐。那个老外看了说，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么残忍。你焦书记想为人民想当清教徒想做清官想成为人格神那是你自己的事，你无权要求你的妻子和孩子与你一起去牺牲。那场家庭戏吃饭戏，最后变成的焦书记正襟危坐，面色沉重地讲道理，国家和人民的大道理。这哪是一家人在吃饭，分明是在开县委常委会。
　　妻子和孩子不是听丈夫、父亲的儿女情长，而是听县委书记的训话。
　　王朔：咱们小时候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父爱母爱家庭温暖，人越大越感到小时候大人们都忙着革命，我们无父无母的就好大了。
　　老侠：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大恶劣，没有盐，给你灌一肚子水，然后把你突然扔到物欲横流之中，这种诱惑谁能抵挡住？！
　　王朔：在红色沙漠中长大的人，逮着个什么比饿狼还要贪婪和凶狠。
老侠：鲁迅后期的悲剧或者甚至都可以叫滑稽剧，有他个性中的因素，但我觉得这种个人的因素如此放大乃至于狂妄得失控，是我们这个文化没有给他提供一种更高的尺度。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化了，没有西方的宗教性的绝对彼岸尺度，如果有，鲁迅如果是个基督徒，在他写完《野草》之后，在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文化中社会中是唯一的孤魂野鬼，是匆匆的过客之后，他就再也不会回到世俗之中与庸人们纠缠万。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以及前期杂文，已经把中国人看透了，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背后是《野草》中的绝望，那种前面只有荒凉的坟的绝望，他在这个文化中已经无路可走，处在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中，但与屈原不同，屈原还相信明主，鲁迅则什么都不信，这种状态就是在绝望中把自己看成唯一的绝望者。他的前面也只有三条路：自杀、走向与一切人为敌的唯我独尊的狂妄。面向一个更高的价值进行自找灵魂的拷问与对话。在中国这种没有超越的神圣价值的世俗大背景中，鲁迅不选择自杀，就只能选择唯我独尊的姿态与世俗作战了。 019
老侠：王蒙的意识流是瞎扯淡，汉语的时态就写不了意识流小说。这么简单的语言时态，怎么能模拟出人的意识的流动。语言是思维方式。西方人的复杂的时间观念使他们的语言的时态极为丰富。咱中国人似乎从没有时间概念，王朝的循环与时间的静止相一致，也与语言中时态的贫乏粗糙相一致。中国每个帝王一登基就要改元，就要割断时间重头开始，就是这么一代代循环下来，时间像一个封闭的圆周，每个帝王都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圆内。

　老侠：当代中国的文学语言，最深广也最能具有原创性的语言资源在口语中，但是当代口语中有一种特麻烦的东西，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泛政治化，慢慢地，不管是哪儿的口语，都被政治语言强行同化，我想也应该搞白话文革命了。
　　西方的语言革命是文艺复兴对拉丁文的反叛，但丁就开始抛弃象征罗马天主教权的拉丁文，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写作，并写了论民族语言的论文《论俗语》。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用日耳曼的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他对德语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那种语言革命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是欧洲各国对统一的拉丁语的反叛，也是对罗马统一教权的反叛。没有中国的古汉语言自身固有的那种地方性的民间的感觉了。这种泛政治化的语言有三个特点：一个是极力地张扬，这种张扬以空洞的口号式的抒情为外壳，其实，这种铺排（所谓排比句式）很有点汉大赋的遗韵，凡是歌功颂德的语言，皆有这种张扬。最后变成了一种伪语言，一种朗诵腔。
　　即不传达说话者个人的任何东西，只传达一种权力操纵下的大概念，连爱这种最私人的词汇，都是指向大东西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爱北京天安门”
　　等等。泛政治化的语言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暴力性，语言中充满了仇恨与火药味。
　　类似的充满暴力、血腥的词汇经过“文革”已经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我们思维的一部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要想把这些咬牙切齿的语言从我们日常的口语中驱逐出去，非得等下一代人彻底被港台的大众文化同化。
　　当代口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标准的、权威的、播音式的腔调，从延安的新华社就开始，后来就成为一种生活中语言表述的常态，这种腔调是百分之百的权力语言，夏青和葛兰的腔调成为所有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片的标准腔调，一种有控制的朗诵腔，也成为人们在单位在会议上发言的标准蓝本。
　　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仍然有这种腔调，它所传达的就是居高临下，俯视众生。
　　那时还有一种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民间土语，主要是所谓的“山药蛋子”语言。
　　但是“文革”后的陕北作家似乎已经不再用了。还有孙犁的那种所谓的清纯的语言，实际上是美文传统，只红了一阵，就被泛政治化的语言吞没了。 020
老侠：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中国的文人还背靠着一种虚幻的光环，开始时，这种虚幻的光环照耀的是先锋的导演。
　　小说家、歌手、理论家的叛逆和反抗，从《今天》文学到《黄土地》到崔健的歌。你的小说，都沾了这种反叛之光。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大背景突出了或夸大了这些人的反叛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但是随着这种政治光环的黯淡及至消失，先锋失去了反衬，叛逆失去了背景，大家一看，我们原来只是在说别人说过的话，我们无非就是苏联的“解冻文学”，无非说着“五四”前辈们早已说过的话。于是大家都再也找不到立足点了，有人就去寻根，有人就投入大众文化，有人就追逐西方的最新时尚。先锋导演们开始归正，理论精英们也开始归正，小说家们基本无事可干了，就写些旧的感叹，比如苏童的火与余秋雨的火是同样的。苏童是张爱玲极为拙劣的翻版，余秋雨是寻根文学，是李泽厚的中国文化拯救人类说的通俗化，还有甚嚣尘上的本土化思潮，拿东方主义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批判说事儿。
　　“文革”刚结束是中国文人的发情期，因发情太突然而不觉变态。如果有一天真的自由了，可以不受限制地写作了，我们还能写些什么？那时才是真正的失语，连虚假的大话都没有了。
　　一百多年的反叛，剩下的东西寥寥。港台的文化已经就是我们的明天了。
　　王朔：我印象中是有一种腔调，就经常说一个作者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写，把自己等同于作品中的人物，我觉得他这种腔调这个意思并不是要你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自我批判的态度，实际上他是要求你要高于你所描写的人物。我写东西从来没有过俯视我的人物的态度。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宿命，并不是我摆弄玩的玩具，想拆就拆，想俯视就俯视，有时，我反而觉得自己才应该是被俯视的。

王朔：他们就有这个本领，把苦难变成生死恋，再把生死恋变成诗。歌颂人民使他们似乎与人民站在一起了。好多作品好像有了这个就可以不管别的了。只要我和人民搞到一起，一切都由不值变成值得了。可我觉得人民在这里是可疑的。当然，人民里有朴素的、善良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人民也可以当帮凶，这点儿事其实大家都明白的，你不能把一个普通人对你的一点好意扩大为整个人民的爱和善，你把它扩大到普遍的程度，就是一种不诚实，一种献媚。
　　老侠：中国传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重君为轻。知识分子把这种传统作为一种退路，比如被称为人民诗人的白居易，在诗中同情抽象的人民，在生活中把具体的人，少女当雏妓买来，到二十岁左右就嫌老了，和马匹一起卖掉。
　　王朔：谁的作品一提到人民，似乎就注定是伟大的，其他的作品怎么样就可以不提了。好多人通过这个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最基本的文学的东西达到达不到，也就不必太认真了。这也是一种媚俗。最后似乎连武侠小说就因为读者多一点，也就天然具备了人民性，有了天然的人民性就可以列为经典。好像是为多数人就是为人民，为人民就是为艺术。
　　老侠：其实，什么是人民？鲁迅笔下的阿Q，这是人民。
　　华老栓，这是人民。祥林嫂，这是人民。鲁迅对人民的面目看得很清楚。到了后来，阿Q变成了赵光腚，就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的最有革命觉悟的农民。
　　再到了“文革”后，赵光腚又变成了“郭犏子”。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都是村子里的二流子，懒汉，都喜欢凑热闹，喜欢革别人的命。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上的人，一遇机会能合法抢劫，他肯定最积极也最心狠手辣。 021
第二十二篇　港台“普通话”大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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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朔：现在，我倒觉得能够彻底打败“文革”语言的，能够抓住最多数大众的，只有港台大众文化，港台式的软语普通话现在已经直接威胁到以北方方言为腔调的普通话了。老上海滩的东西全在港台，它现在已大举反攻大陆，再过一些时间，北方的鸳鸯蝴蝶派也好，南方的靡靡之音也好，大众的小品也好，精神的小品文也好，全都过到港台，在那儿沤着、发酵，然后再加点西方的东西，商业化一包装，工业化一制作，全成了已经做了二十年的群众工作，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小孩一口‘鸟语’，等这些娃娃长成人，想学术都说不好庄严的腔调了，港台一回大陆，基本上是攻必克，战必胜。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语言，好的也好，坏的也好，统统被港台鸟语给吞没了。现在，像你我这样的三四十岁的人，还知道北方方言这个话的妙处，你再看二十年以后，就是这种“广普话”，广东普通话，我觉得就该是它的天下了。
　　甚至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对广普话的熟悉，老看粤语片，广东话的幽默他们也懂了，笑话都开在这里面，用典也用在这上面。其实最终可能被广东话给化掉了，全国人民统一到广东普通话上。“一国两制”，主权在你，话权在我。
　　老侠：港台普通话或广东普通话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娱乐性的电视、广播，它有示范性，现在全国各电视台综艺节目的主持人，甚至中央台的大型晚会上的主持人，为了取悦大众，全部学港台主持人的腔调，包括调侃、开玩笑。这个港台文化、广东普通话的影响。浸透力太强了，你想想像余秋雨这样的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的人，完全接受刘白羽大抒情传统的人，以“石一歌”的笔名在“文革”中引吭高歌的人，给他针尖那么小的事就能放大到民族、国家、人类、真理的人，也经不住广东普通话的诱惑，他的《文化苦旅》中就有许多句子是受港台流行歌曲的影响，有的句子好像就是从那些流行歌曲中抄下来的，比如“殷殷地企盼着”这类句子。“老公”已经通行全国，有些港台词汇也进入学术领域，如“达成”、“企划”什么的，原来咱还真没有。这套港台的普通话系统，你觉得现在也好，未来也罢，对中国的创作，当然也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大众文化语言、它的渗透力到底有多强，会不会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大趋势，大家将来只能说这些“鸟语”了。
　　王朔：它现在当然还没有渗透到小说创作里来，我觉得就是因为写小说的，还没人好意思用广东普通话写。所谓后来的，也就是七十年代出生的，其中有一些没长进的，就在那些流行刊物上用“鸟语”了，像《希望》、《女友》等等，有些小女人用，有一些大男人也用，在这些刊物上写一些“寄语”之类的东西，用的语言方式都是港台的那些，似乎一给青年朋友“寄语”，除了“鸟语”就没的可用了。这些用此种语言的人当然写的不是正经的小说，就是那种其实大部分属于随笔类的东西。这类刊物也有连载小说，就是给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看的，这起码说明它所关注的读者群已经有了，它是有意识地用这种“鸟语”吸引那一代读者。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非常习惯接受那种比较软的温情的腔调，不像我们年轻时听的都是硬邦邦的口号。这种“鸟语”最讨厌的是滥用形容词，就是特别强调那种惆怅呀、那种寂寞呀，强调青春期的那些种种不适应……这些刊物上那种情结的文字非常多，大部分都是，特别碜人。
　　老侠：是不是年轻人中的大部分，由于青春期的原因，就喜欢这种软语，不分中国外国，也不分什么时代。我们讨厌这种软语，是不是因为没赶上这个“好时代”？
　　王朔：这我不太清楚。反正许多人认为这种语言是美的，美学的，因为它软，其实这种软也让人很舒服的。以前的那种刘白羽、魏巍式的美文，那种豪放派的大抒情的，真的是要被婉约派的小情小调代替了。
　　老侠：“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代替了“大江东去浪淘尽”。
　　中国古代的文人，包括后来的文学史，都是扬“豪放”，贬‘婉约“，苏武、辛弃疾等人的豪放在大部分搞文学史的人的眼中，肯定要超过柳永、晏殊等人的婉约。前者是”文以载道“，后者是”文以抒情“，一载道就是大道理，一抒情就是小情调。
　　前者温柔敦厚，后者缠绵悱恻。我们被豪放压得太久了，是需要一些婉约。现在，主旋律的豪放有些强驽之末了，大众文化的婉约已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旋律。我觉得，港台的婉约比起大陆自己土产的婉约要更纯粹，更少大道理的渗透，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港台。
　　王朔：港台是不是最终能够渗透进大陆小说，把咱这儿的小说全改样，我觉得就要看港台的大部分文字，特别是流行杂志上的文字都是这样的东西。如果是，那我想大陆恐怕也不能幸免，就是说将来最起码是大众文化这块儿，流行杂志、流行报刊，包括电视电影无法抗拒这种语言方式。
　　老侠：像台湾的余光中的诗和散文就特别软，读上去宋词婉约派的痕迹特别重。
　　他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叫《冷雨》吧，那种腔调已经软得近于流行歌的歌词了。
　　王朔：我发现现在的古装戏里说的不三不四的那种方言已经有点港台味了。现在的时装戏已然被港台渗入。前段时间北京播的两个青春偶像剧，一个叫《真情道白》，有些人戏称为“真傻道白”，这戏中的主角由胡兵主演，他说一口台湾腔，这太奇怪了，大陆土生土长的演员能这么快地在语言上港台化，演女主角的瞿颖还好点儿。但是这个戏里头完全是港台那套了，它已经进入到时装剧，已经不是说我们看的是港台戏了，或者说香港那一套古装戏的腔调，就是大陆自己的时装戏，借用的都是这一套。大陆时装戏的潮流就是合流倾向，即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演员合在一起演。还有那个《将爱情进行到底》，有些人叫“将肉麻进行到底”，也是这样。它里头一定要说些软绵绵的话，都是大家之间互相打情骂俏的软绵绵的话，好像谈恋爱只能这么软绵绵的腻乎乎的。这种类型的东西，基本的语言方式都是港台的，而且从情绪上也反映出港台的影响。我觉得使用港台的这个语言也没什么，奇怪的就是，他的情绪也都是港台的，这些杂志。影视剧的观众、读者，包括演员、作者都是港台腔的，好像他们从小就是港台这缸里泡出来的。虽然他们不生活在港台，但他接受这东西，可能他们会认为，这样的腔调才能表达年轻人的心态。
　　老侠：我们的青春属于党和祖国，现在的年轻人的青春属于港台。我觉得这种语言腔调传播得如此之快，与电台、广播、电视这些媒体的主持人的示范、诱导有特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综艺节目，电台的什么热线啦、点歌台啦、音乐排行榜啦，几乎所有的调频台都是港台腔。
　　王朔：北京音乐台，原来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它自己特点的，现在越来越感觉是港台胜了。尤其是晚上十一点以后，它的播出主持人也换了，播情歌的时间到了。
　　哎哟，全是港台腔，就那些“世界寄语”什么的。说些肉麻的话，互相赠那个音乐贺年卡。点歌什么的也完全是港台，全是那个。这个台我有时候开车听，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很难让人忍耐了，天越黑它的港台味越重，它非常适合那个时间，好像城市夜生活的灯红酒绿跟这种港台腔完全能合上。当然我认为就北京这地方还使用这样的腔调，我听着很不自然，一觉得听不惯就感到自己老了，电台的腔调是给年轻人的，我和它变成一老一少了。也许真的再过十年它就成了，满北京都是这个，你不认，但它并不跟你战斗。你觉得它的那种来势之猛，已经到了跟它狠猛地彻底战斗一把的时候了，但是他没有什么锋芒，软软的。
　　老侠：就像猛的一拳砸在水中或棉花团上。
　　王朔：我想是不是旧中国就有这样的东西。本来就都是中国人，就容易接受这个东西，他心目中早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了。比如说宋词，婉约的那种，它本来就是个传统，是软绵绵的，诉说离愁别恨喜怒哀乐的。旧上海它就是中国的，港台的大众文化不过是旧上海的延续，就是说港台腔调不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东西我想可能会时尚一时，就似一阵风刮过去了。它真要是有这种传统的根儿，它作为传统就有可能在大陆也扎下根。
　　老侠：港台腔的风靡真是柔情似水地横扫一切。你的口语小说已经有很多读者了，有些句子和说法已经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中，成为当代口语的一部分，但是你仍然搬不动一九四九年后形成的红色语言，搬不动那种大话大抒情。而港台的东西，它的那种软语腔调却在年轻人中把红色语言给废了，所谓糖衣炮弹谁吃谁软。
　　现在一些类似社会渣滓的人都是年轻人，二十岁左右，他们也没工作，去偷去抢去嫖去赌去吸毒，也有杀人未遂的，也有职业强奸犯，就是这些人什么都敢干，做人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张口就是谎话，有人曾感叹，现在的流氓也一代不如一代了，过去的黑社会、流氓还有黑社会、流氓的道德，现在的流氓已没有了“叹气”二字，跟社会的其他阶层一样，只有利益，没有哥们。他们张口说话特别胜特别粗特别下流，不带脏字就无法开口。就是这样的人，说起话来干起缺德事来特别狠，但他们都对港台歌曲、影视了如指掌，模仿港台某歌星可以假乱真，对港台的各种“星”的事情倒背如流，最喜欢听的就是关于什么周华健啦、张惠妹啦等等的轶事趣闻。有一次，两个人为争论刘德华是不是开车把某某某歌星撞了，争得差点儿动手。你看电视，觉得这些歌星影星都很像，分不清谁是谁，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个“星”，可以互相代替。
　　但那些小流氓却分得清清楚楚。最爱看的电视节目就是港台歌星的MTV、现场演唱会，港台的录像片。挺怪这些凶狠粗野的人怎么能对那么软绵绵的甜歌情有独钟。莫非他们心中真有那种小情小调？
　　王朔：现在的年轻人，不分哪个阶层，学生与社会青年，款爷与打工仔……只要他一抒情就必是这种港台的，没有这港台腔他们就不会抒情了。后来我发现抒情必须模式化，无非是用一种模式代替另一种模式，过去我们的抒情模式是由钦定政治决定的，现在的抒情模式是大众文化制造的。港台腔的风靡我觉得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抒情方式，每个人都能很快就学会，甚至当你学会了习惯了以后，就会感觉到那样抒情的需要，你需要抒情，而且需要用一种最大众化的最通俗的方式抒情。我甚至觉得它确实能打动人。比如说前一阵流行一个《心太软》，那曲调现在简直没法哼了，但在它流行那阵子，一哼就上口，而且它传达的那种情绪吧，真的是能打动人，因为那种情感的小波澜、小曲折，谁都会经历。等于就是深夜寂寞呀，不回家呀，甚至为了爱一切都自己扛呀，它真的会打动人。就是说听了你会舒服，有时你甚至觉得它说得还很准。那我就觉得，它的流行它的席卷是必然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有那么一种普遍性，它真的是不管人在什么情况下都适用。你可以抽象地说：我不接受这东西。但具体的东西你照样接受的。
　　老侠：西方早就有许多思想家批判大众文化，称之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工业，其特点就是机械复制，按照同一个模式，造就单面人。说这种大众文化中的复制、享乐、消谴是一种“富裕的疾病”、“喜气洋洋的灾难”，而且还说这种现代的工业一体化、机械复制、单面人，正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因为它窒息了人的怀疑的冲动、反抗的冲动，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从而也就等于取消了人的自由。大多数人都喜欢安逸，大众文化提供了这种安逸，遂使逃避自由成了现代人的醒目标志。他们寄希望先锋艺术怪诞艺术打破这种统一的模式化。也有人寄希望恢复古老的道德和宗教信仰。人性中这种与生俱来的世俗的东西，无所谓好坏、善恶，稍稍开一个小口，跟着就是洪水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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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
　　八十年代的北欧，那里曾公开讨论乱伦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一位母亲起诉自己的丈夫，说他诱奸或强奸了女儿，但女儿却公开声称不是诱奸和强奸，而是她爱父亲，像爱一个男人或情人那样爱他。那父亲也声称爱女儿，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她。大家就讨论这种乱伦是不是不道德，这个事件是不是违法？有一派指责这是乱伦，是不道德，当然传统的性观念肯定对此极为愤怒。但另一派则指出，只要是出于爱情的性关系就都是道德的。乱伦之所以在传统社会是不道德的是禁忌，是因为生育问题。后代的身心健康问题，血缘之间的性关系从遗传上讲很可能导致畸型儿，这是对后代不负责任，所以不道德。
　　但时代发展到今天，技术上完全可以解决性关系中的畸型儿问题，越来越安全的避孕措施已经消除了血缘性关系的畸型儿。
　　有了这种现代技术，父女之间因相爱而上床就不是什么有害他人的道德问题了。
　　没有血缘关系的性关系也会导致后代的痛苦。既是两性相爱，只要是两性就足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只有两性相吸相爱才是重要的。如果不把两性相爱作为性关系中最道德的理由，那么任何其他的因素所促成的性关系就更不道德了。所以，用血缘关系这个借口强行分离两个真正相爱的男女，就是不道德的。
　　在咱这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讨论。人家的这种公开化讨论也没有导致性关系的混乱，只能促进人们对性关系的复杂性的深入了解。在当代中国，卖淫和第三者插足已经是中国人性关系上的常态，但很难形成公开的社会性讨论。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