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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乐音.福音（二） ——张建华艺术人生扫描 徐晓思
灰色的少年 他的初中仍在他上小学的茆吴学校，小学设有初一初二班，戴帽子初中，这对建华的心灵是一种刺激。父亲戴的右派帽子，儿子上的是戴帽子初中，杯弓蛇影，谈“帽”色变，少年时代的建华仍一片灰暗，但他不屈的个性有增无减。 建华读初一的那年除夕，大队在茆吴河南高墩后面的平房（教室）门口排节目，建华是乐队骨干，在《全国山河一片红》节目里拉主胡。贫下中农子女拉错了（建华和这位贫下中农子女是同学，直至现在都是好朋友），老师不敢批评他，却批评建华。建华将二胡掼在地上一踩两段，回家，不拉了。建华是拉主胡的，没有他玩不起来。大队 “电线上的麻雀不高兴就飞，这狗屁的乐谱骚毛灰”！建华在气恨中偷着乐。那次文娱成了北风吹。 197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8周年，对于建华来说，抬头的日子到了。不知天高地厚，建华创作了《三夸贫农王大妈》说唱并演奏的作品，稀里糊涂一下子在全县获奖，这是他才气的偶然显现，虽然奖品是《草原英雄小姐妹》年画一张，但这是用金子做成的通向创作之梦的梯子，是他按响天堂门铃的一个触点，是他试图丈量理想高度的重要尝试，作曲，成了他人生最大的愿望。 很快，二年初中就在“三机一泵”的喧闹声中和他二胡美妙的旋律中过去了。通知建华到学校拿毕业证书时，同时宣布推荐高中入学名单，结果没有建华，建华他顿时灰了心，上台拿了毕业证书立刻撕得粉碎。他成了一名没有毕业证书的初中毕业生。 建华心中充满了恨意，恨老师不为他说公道话，又恨自己命不好。回到家，他拿起二胡，一直拉到天亮…… 家人把他带到上海老家散心。在胶州路电影院门口，建华见到一位精神病人，自言自语说着一口上海话，建华想，这人在上海有什么大用，他的户口要是给我多好啊，说不定还有学上。 失学离开学校，建华痛苦了好一阵子。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路——修地球（回家务农）。在广阔天地里，放牛喂猪捡狗粪，开河挖沟绞河草，耕田耙地罱河泥，又苦又脏又累的活他得干。从此，挑担、打夯、趟船、踩车、栽秧等劳动号子成了他原生态音乐，掺伴在他的生存的旋律之中，心头创作的愿望愈加强烈。 1973年，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一名学生分配到三垛中学做音乐老师。这位教师音乐素养很高，作曲、小提琴演奏特棒。建华带着高山仰止的心态来到了向往已久的三垛中学向他请教作曲，哪知“仰止”得一鼻子的灰：“算了吧！你还作曲？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哎，起承转合你懂吗？拉你的二胡吧！” 建华没有说话，心想：决不能“算了吧”！心中燃成的火苗反而窜成奔涌的旋律。他格外地刻苦用功，把别人轻视的“算了吧”变成他扎实的“努力吧”，为灰色的少年时光打磨亮色。 在劳动的空隙，他有“空子”就钻，贪婪地汲取艺术的营养。拉纤去高邮城里拖氨水等活计时，他舍不得花一分钱，睡在水泥船船梢的洞子里，也不愿去住旅社。遇到有艺术观摩的机会，建华从不放过。他曾抽空从化肥厂一直徒步跑到人民剧场观看电影《闪闪的红星》，带夜又跑回化肥厂的船上，来回十多里路。别人不理解，问建华：家里没吃没穿，怎么舍得花一毛五分钱看电影？有什么看头唉？他们哪里理解建华的心思？高邮总工会文工团在三垛镇上演出歌剧《三月三》，白天劳动强度再大，建华晚上都要跑去看。每当看到台上拉的二胡与自己水平差不多，他总问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在那艰苦的生存状态里，张建华追求音乐的理想从未能泯灭，他一步一步朝着音乐圣殿挪着脚步，哪怕下水绞河草，在他的眼里，河草绞在两根竹篙上，拖进船舱里，也是一船缠着的的五线谱。 夏天农闲，生产队里把牛牵到草滩上放养。建华成了放牛郎。 第一年，他把牛牵到邻乡司徒的水草荡里放，孤家寡人一个，茫茫一片的水荡里，只能在草地上挖个小坑烧饭。中午他就在牛身上拍几只苍蝇、牛虻，戳在钩上，钓小鱼烧烧当咸菜，遇到个把好心的农民舍不得他，拿点毛豆、韭菜来给他当小菜，填饱肚子心也暖，其余时间对牛弹琴——宽广的草地是舞台，水和天空是布景，忽飞忽落的鸟儿是二胡飞出的音符，老牛哞哞是他的长调，喜怒哀乐在天地间回响…… 第二年，建华把牛赶到更远的横泾乡周罗厦放养。这期间，听到上海的一个知青教唱小学生《台湾同胞》，疙疙瘩瘩。建华坐在牛背上发愣，想不通还在想：我会音乐，咋的不让我教呢？ 建华对音乐的敏感，对艺术的梦想，与日俱增。而无奈的他只能在草滩上、水荡里对牛弹琴，对花鸟虫鱼拉二胡，伴着二胡忽快忽慢忽强忽弱的旋律，少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他常常感叹太阳又落山了，湖荡上月亮又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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