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党内斗争的力量关系

中共内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所存在以及所形成的诸般力量间的相互关系，照毛泽东们自己说是这样的：

（１）　最高领导层中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份子」；

（２） 在干部中，有四种人物：

一、「好的。」

二、「比较好的。」

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这四类干部派系分化的实际力量对比是否如此，我们自然不能用甚么「实况调查」或统计材料来加以证实或否定。不过，从这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过程看，我们却有充分理由断定：毛系这一个说法是不符真相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规模与声势，和它规定的目标之间就是大不相称的：仅仅为了「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得叫全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学生一律停课整年，竟得耗费无法估计的国帑，去运载、供养这些小将们串连全国；竟得将全中国的文艺乃致党政机关搅得停顿纷乱，翻天覆地；竟不惜将中共内部完整统一的神话拆穿；竟不顾一方面美帝，另方面苏修的恶意称快，大肆反华宣传，竟……这是无法令人相信的。如果事实真如中共毛系所说，他们付出了如许代价而仅仅为了这么小的一个目标，那么，毛泽东这回不是在用牛刀杀鸡，而简直是在以原子弹轰炸舢舨船了。天下决无此理，因而也决无此事。

毛泽东们必须发动如此规模的「大革命」运动来打击「当权派」，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那个被打击的对象决不是小的，决不是一小撮，而是大的，甚至是很大的一大伙。

这个「一大伙」在中共的全部当权派中究竟占有多大比重，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它占多数还是少数，我们无法断定。不过从种种迹象看，他们在实际上可能还是多数（毛派文件上时时透露他们自己居于少数）他们在八届第十一次中全会上所以会屈居少数，多半是由于毛泽东们施加种种（政治的与非政治的）压力才造成的。

干部中，被毛派称为「好的」与「比较好的」；其意即为从来绝对服从毛氏一切言行的人，据说是「大多数」，这是一定不足信的。因为我们知道，共产党内部的人事安排调度，不论中外，从来都操于总书记之手。谁当总书记，谁的系统便占据了党组织中大多数的要职。当年史大林如此，后来的赫鲁晓夫亦是如此。而所谓「党主席」或拥有其它更高荣衔者，则虽功高位尊，名大信孚，可是在和广大干部的联系上，却总不及总书记的近便。就连列宁吧，特别是中风以后的列宁，都曾深深感到总书记史大林的掣肘与违拗，今天毛泽东也多少会有同感的。中共今天的反对党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的联盟，那么，这两个前后相继，长期来握住了总书记大权的人，当然已将大多数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干部位置于重要党部中了。

中共内部以刘少奇、彭真、邓小平等为首的反对派，是人数众多（远远多过毛派）与影响颇大的一群，他们虽不能说有成形的组织（更确切些说，除了现成的党团之外，他们没有特殊组织）；却具有严密与深长的系统，这个系统主要与首先不是因思想的同一而形成，却是因长期的工作关系与人事的紧密联系而结成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毛泽东思想者，他们对于「主席」的不满，祇是因为十年来毛泽东所倡议的内外政策给带来了失败的后果；祇因这些痛苦的经验给他们打开了眼睛，让他们知道了毛泽东不是永不错误的神，而是也会犯错误的人，甚至是因为老而且病之故，常能陷于狂妄想法的，所以他们希望他能安于尊荣，少理党国大事，逐渐成为名义上的领袖。

在中共的最高层与较高层的干部中，作如上想法的人，我们相信占颇大多数。

至于中下层远较广大的干部中，由于他们没有直接接触毛氏的机会，没有直接认识领袖的可能，他们自不会有上述想法，但是「三面红旗」的痛苦经验他们都是受到了的，而且比高级干部们感受得更深更切。因此，毛泽东思想的「英明领导」，也必然在这些人中间大大降低了信心。从来，在这些干部的心目中，毛与党中央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在「三旗」之前，人们是无法叫这些干部将毛与党分开，更谈不上二者的对立；可是「三旗」之后，如果代表党中央的人出来诉说毛的错误，他们就可能听得进去，有可能站在党的立场来反对主席。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新现象，中共中下级干部里有了这个新现象，那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反对派即使不曾拥有固定的巨大群众，却总已有了潜在可能的庞大基础。

此外，还有党内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投机、蜕变的官僚腐化份子。这些人的数量也许是更多的。他们自然不是毛泽东的反对派，也根本不会因原则或政策而成为反对派，不过为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乌纱帽」，却准备反对任何企图反对他们的人，并且随时准备拥护任何保护他们的人。这些人，如果毛泽东今天的「革命」矛头对准了他们，他们将会坚决地站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边，相反，如果毛系愿意暂时利用他们来「揭发」和「打击」当权派，他们是更愿意为「万岁」效劳的。

以上，我相信是目前中共党内反对派的较近真实的情形。

二 毛刘之间

关于中共最高层内各个领袖之间的分化离合，现在我们虽然看到了较多资料，却仍旧难于作明确的叙述。有关这方面的真相，必须要在事后好多年，才能让史家作出接近真实的记载来。我们不能这样做，也毋需这样做。我只想谈谈下面两个问题：一、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如何？二、林彪为什么会代替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的战友」？

在许多方而，毛刘二人代表着不同典型。如果毛偏向于革命的「浪漫主义」，那么刘偏向于革命的「现实主义」。毛的身上兼具有中国农民和中国旧读书人的气息，刘却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毛的学养主要是中国的，而刘的中国旧学底子甚浅；毛是打下了部分天下之后才进修马列主义的，刘却在投身革命之前便已在国外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毛雄才伟略，英雄主义十足，帝王思想深入灵魂，刘则谨小慎微，平民气息较浓，民主精神略占上风；毛敢作敢为，勇于创新，强调主观能动性；刘冷静审慎，循规蹈矩，常常考虑客观条件；毛急于事功，为目的不择手段，「教条」对他不起作用，刘却稳步前进，目的与策略之间常带关联，原则对他有多少拘束力量；毛一生的工作在学生、农民与兵士之间，几耗毕生精力于武力的培植，刘的工作重心则偏于工运和党务，尽注其心血于机关的策划和布置……总之，这两个人，无论在长处或短处方面，都不属于同一类型，而是相反的。

然则在过去他们二人又怎能相辅相成，「合作无间」呢？

撇开别的不谈，最最主要，我想是因为刘少奇曾经帮助毛泽东打败了他的长期对手王明，曾经在理论上替毛泽东概括出「毛泽东思想」，并且使这个思想成为一尊，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大会上正式写进党纲，使之成为中共唯一的与公认的指导路线。

主要是这个功劳，使刘少奇二十余年来一直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并且曾公然宣布为毛氏的继承人的。

刘少奇捧出「毛泽东思想」，因而使毛氏的思想成为「一尊」，使毛氏本人确立为最高的唯一领袖，是否出乎策略，即是否违背了本心，祇为要取得毛氏的信任而这样干的呢？换句话说，是否刘少奇从来「反对毛泽东」，他之所以高捧这个思想，祇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们认为不是。

多年来，有不少自以为是「中国通」的人，总爱说刘少奇是所谓「国际派」的领袖，是从来反毛的。最近看到了公开出来的毛刘之争，他们便更以为是，以为他们从来的所信得到证实了。

其实这是违反事实的。

中共内部的所谓「国际派」，历来是指那些在莫斯科受过教育，回国后不从实际工作中锻炼，凭「留学生」资格窃据高位，并挟共产国际以自重者，他们一切听命于莫斯科，自己无独立主张，甚至一切依赖莫斯科，并不想自力图强。此派人中自以王明为杰出代表，而刘少奇不与也。无论在王明以前，或王明以后，他都不曾扮演过这角色，因此他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派」。刘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数十年，前期搞工运，后期干党务，在工作态度上既以比较切实见称，在党内关系上亦从不闻有假外力以自植派系之事。故若中共党内确实有了刘少奇派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实际工作中形成，决不是依「国际路线」走出来的。

不过，如果我们将毛刘二人对照起来看，在一个确定的意义上，也未始不可以称刘少奇为「国际派」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刘少奇与毛泽东相比，是偏向于革命现实主义的，是接近工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早年就在外国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的，他当然更了解世界大势，尤其是更了解国际工人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及其现状，更着重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与国际关系。一句话，刘少奇比毛泽东具有较多的国际知识，具有较大的国际眼光，因此，在毛泽东的民族见地与「民族主义」的陪衬下，刘少奇确乎是国际主义的，确乎是国际派。

但是在过去，毛的「民族主义」与刘的「国际主义」非但没有冲突，而且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原因：刘之所长恰恰可以补毛之所短。不论在一般的党政工作中，或者在特殊的反「国际派」斗争中，毛之成功和胜利都和刘少奇的支持分不开。

没有毛的「民族主义」，刘的「国际主义」不容易在中国落后的土壤上生根；可是没有刘的「国际主义」，毛的「诗云、子曰」毕竟也无法去和王明们的「希腊、罗马」斗争，并斗争而胜之。我们这样说，虽然流于笼统抽象，但本质上和大体上却不曾错。

然则，毛刘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对立者，到了什么时候，为了什么缘故，其矛盾的相斥性超过了相成性，以致成为中共内部斗争的二派首领呢？

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推断，毛刘矛盾开始的时间多半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52]，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以「三面红旗」为主的对内政策以及因「反修」斗争而引起的对外政策。

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上，我们上举的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种种特点，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其中有农民们天真的平等主义。有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狂妄理想，有从孔夫子直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又有从史大林那里学来的却由毛氏更加发展了的「一国共产主义」；同时这些政策的实施与推进，又在在显出了毛泽东的「磅礡气概」，显出了他的敢作敢为，显出了他的勇于创新，以及在「打破一切框框」的口号之下，他之完全能否定马恩列的科学「教条」，甚至也不看重史大林在这方面的失败经验。

当毛氏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如此淋漓尽致地发挥之时，在性格和思想上处处与之对立的刘少奇会无条件的拥护，一点都不表示反对吗？不可能。

由于中共胜利以来毛所享有的巨大威望，刘可能在最初一个时期拥护这些政策的；但当这些政策在很短期内暴露出可怕的错误后果，以致连彭德怀等人都心知不妙，不得不出来反对之时，那个头脑比较冷静，思想比较清楚，理论较有根底的刘少奇，自然要表示异议了。

如何表示？如何为自己的不同看法斗争，它是否像最近在北京红卫兵的大字报上所透露那样，刘少奇在同志们的推动与簇拥之下，竟在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六中全会上将毛逼下了人民政府主席之位？是否从此以后他和邓小平等竟自作主张，对毛氏敬而远之，一贯地管自己进行「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的路线」呢？我们不想加以推测和猜度。我们想要肯定，而且也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事实：为了以三面红旗为代表的中共所采取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内政策，乃是毛刘由亲密合作转变为敌对冲突的主要原因。

毛刘因国内政策上的不同立场而发生异见，后来又因国外政策，特别是因对苏政策的不同看法而加深异见。在这方面，毛刘二派究竟有什么不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比他们在国内政策上的歧见更少。原则上，我相信毛刘是同样坚决反对「苏修」的，二人不同，多半是限于策略方面。毛泽东本来是非常高明的策略家，他最懂得为了自身利益，如何灵活而巧妙地—有时甚至不惜牺牲原则来迁就策略，藉以获取一时之利。然则在这些年来的「反修」斗争中，他怎么会扮演最死硬的「教条主义者」的角色，以致中国和中共，日益陷于孤立无助之境，日益失去全世界人士（包括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内）的同情呢？主要因为毛泽东个人命运与中苏共的冲突结合得太密切了，任何重大让步，即令是策略上的，都会影响到毛的威望，甚至影响到他的地位。自从「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派」出现以后，这使他更加警惕了，警惕到了过敏的程度，他要防止发生「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派」。为此，他必须争取全胜，甚至在细小策略上都不许退步，不许软弱。

可是这个态度，对于整个中共，对于中国，乃至对于目前的国际反帝运动与革命运动，显然都是有害的，至少是不智的。中共最大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而中国要成功地与胜利地反对这个大敌，自非与苏联妥协不可。但毛泽东今天非但不此之图，反而在相当程度内，在主动地促成美苏合作。毛泽东一向讥笑王明派的战略，说他要用「两个拳头打人」，可是今天，他自己却犹有过之，简直是以双足双手，同时要打倒所有敌人。外交部长陈毅的名言，邀请美苏同时来打，越早越好云云，把毛氏的策略观非常可笑地表示出来了。这种态度，别说是中共党内那些有经验的政治家和策略家们，就是普通工人，也都会觉得不切实际的。

刘少奇等当然会表示不同意见。

不过使毛刘二系的矛盾公然爆发的对外政策中，我认为最主要与最直接的原因有二：１、对越援助的联合行动问题；２、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政变及其惨败问题。所谓联合行动，无论在工人运动一般革命派的传统中，或者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中，都是通行的。为了反对阶级敌人的一个特殊的斗争需要，各派革命工人与政党，可以而且应该不计及某些较大的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种行动，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运用于目前的援越问题上，可是中共却对此提议采取了消极否定态度；这态度不但使「真联美，假援越」的苏共振振有词，而且使许多一向同情中共的日共与北朝鲜共党，都逐渐离开了中共。中共采取这个态度自然是出于毛泽东的坚持，刘、邓、彭真等一定对此极表不满。真相如何我们虽无文件可稽，但光看这样的事实：日共宫本显治等于一九六六年初来华访问，与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们会谈之后，彭真不再露面，而日共遂即开始转向，这其间是透露了一点消息的。

印度尼西亚共的政变与中共的政策有多少关系，无法说，中共领导层中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党的方针有否发生过分歧，我们也无法推测，不过印度尼西亚共的政变企图多少受着中共武装革命路线的影响是显然的；她的悲惨失败促成了中国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是显然的。印度尼西亚共的流产政变发生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底，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海瑞批评」发射于十一月，这个时间上的吻合，当非偶然。

印度尼西亚共的惨败代表着中共在亚、非、拉美地区外交战中一连串挫折的顶峰。达到这个顶峰，那末一向对于毛氏的对外政策怀有异见的人，很自然会借此时机，对「党」，对毛发动猖狂进攻了。

三 为什么林代替了刘少奇？

为什么毛要将林彪代替刘少奇？这个问题，我以为比较简单。

首先因为，军队比之于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在人事系统上，一向就更直接地受着毛的控制。（所以会这样，第一在于毛之重视枪杆子，他自来就特别注意军队干部的选择；第二，由于军队中的庞大群众乃至低级干部的定期更新，它是更易为最高领袖的威望所左右，较难为部队首长的人事关系所束缚的。）

其次因为，「职业军人」的林彪，对毛的无条件服从，一定远远超过了「自作主张」的刘少奇。自从他代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之后，他在解放军内有系统地进行着（严格说是执行着）神化毛泽东以及将毛泽东思想宗教化的整套办法，是很得了「伟大领袖」之心的。

一方面为的要依赖军队来整肃党、团、工会等等组织，另一方面为的要酬答嘉奖林彪全力神化领袖之功，毛泽东遂决定拿他来代替刘少奇，作为「最亲密的战友」。

如果当年刘少奇坐上第二把交椅是因为他「圣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尊，那么今天林彪之所以能取而代之，乃因他「神化了毛泽东」，因为他将毛泽东思想更高地捧成绝对的教条。

在两个不同阶段上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需要有不同的人来抬举，需要有不同的人来做祭司。

将毛思定为一尊，纵然荒唐，却仍属于理论和思想范围的事，这工作需要理论家，或至少需要理论家型的政治家。

将毛思捧成为教条（甚至捧成为符咒），这已属于感情方面和信仰方面的事，这工作需要狂热的教徒或能装成狂热的阴谋家。

刘林交替，若从对毛的关系看，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看，主要应作如是观。

至若从今天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实际过程看，林彪究竟怎样成为毛泽东的大使徒，成为毛教的大祭司，这问题我们就难于推测了。因为这中间必须牵涉到无数人事关系。这种关系，不必说我们这些局外人，就是中共的内部人士，甚至它的最高阶层中人，一时也未必弄得清楚。因此我们无须去猜测，也不必去猜测。这种猜测乃是野史轶事的分内事，与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根本无关。

我们可以谈谈的，只是如下几个问题：

毛林合作，到底谁居主动地位？许多人—特别在林彪上升消息初被证实之时，都以为毛因病废或老迈之故，实际上已成了林的傀儡。他们断言林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利用毛的威望，以军队为手段，藉以打击刘少奇一系，篡夺党政大权。这种推测，已被事实证明为不确。从一切迹象看，毛今天还是手握大权的。在「毛林公司」中，他显然处于主动的与决定性的地位。

当然，这毫不排斥林在这个合作中所曾起的，乃至正在起着的主动的与重大的作用。要使自己的名次从第九（根据中共八大选举中委的票数）跃居为第二，要使自己为「伟大领袖」特别垂青，寄以重望，决心排除种种困难，使之代替那业已当了许多年「继承人」的刘少奇，不必说，林彪一定在趋奉、迎合方面做尽了一切工作，甚至做尽了一切诡计（包括走皇后内线在内），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复能获得「最亲密战友」这个称号。

另一个问题是：林彪突起，解放军凌驾乎共党之上，是否意味着中国式拿破仑专政的可能？这，我想至少在目前还看不出。在利用各种矛盾的力量，使它们相互冲突，相互箝制，相互平衡，以便稳保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从来是拿破仑——拿破仑第三－－主义者。毛泽东是运用策略的高手。当他利用某一力量来对付另一力量时，这时他根本不看重原则。以党治军原是共产党的原则，但由于实际斗争的需要，必须用枪杆子来敲破党官们的脑壳时，毛并不受「教条」束缚；可是你若因此而以为今后毛将以军代党，那就错了；到了某种时候，当实际斗争的需要，当他脚下的诸般矛盾的冲突需要以党制军时，他便会高举那条今天被他踩在脚下的原则，要用党来肃军了。（除非毛因病死而来不及如此做，或因国内和党内诸力量关系发生根本变化，使他不能如此做。）

人们所以会强调军事独裁的可能，最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与军队的关系，来看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其实这是大错的。中共和解放军的关系，非但不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军关系比，甚至不能完全同苏联共党和红军的关系比。红军是苏维埃政权的产物。而中共政权却是解放军的产物。自从一九二七年以后，一般说来，中共和它的军队是分不开的，党固然是军队的政治指导，是军的灵魂，但在同时，军却常常是党的组织者，宣传者与推广者。

因此，中共的党和军并非截然划分，它们的关系并非对立的。

因此，我们不能因林彪的崛起而就此认为他将变成中国的拿破仑——拿破仑第一；我们也不能因为毛氏今天用军队来解放党部，而便认为中国今后必将有一个军事专政的时期。

还有一个问题：从「圣化」变为「神化」，从「一尊的思想」一变而成「独断的教义」，再变而为驱除「牛鬼蛇神」的「符咒」，到底表示了什么？

毋需深究；这显然是表示了毛泽东近七八年来无论在国内国外，无论在中共内部与民众中间声望的低落，它表示出人们对于毛泽东「英明领导」的失去信仰，它表示出中共内部反对毛泽东政策的种种意见的抬头，它表示出因毛泽东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中共内部斗争的激化，它表示出因此「错误领导所酿成的悲惨后果的严重——它们一方面加深了工农群众与迅速堕落的统治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中国社会中现有诸阶级之间的矛盾。

总之，这丝毫不表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威望的提高，而是恰恰相反：求神拜佛，符咒禳灾，总祇能是病况沉重的标志。

四 红卫兵与年青一代

病况沉重的另一个无误的标志是药石乱投，而红卫兵则是毛泽东乱投乱抓的药石之一。

「红卫兵」问题，乃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迷人现象中的最迷人者。显然，在中共现有的诸领袖中，毛仍然是最有力的。他对于党、政、军、警（公开的与秘密的）的控制力量，即使不比三十年代的史大林大些（我仍旧相信他大些），总不会比他小些。那么当年史大林可以运用秘密警察这个武器来肃清他党内与军政机关中的一切敌对者，为什么威望较高，力量较大，地位更稳的毛泽东反而不能以简单的组织手段，行政命令，或秘密警察来对付刘邓一系以及他们下面的党羽呢？为什么他必须发动广大青年群众，钦命他们造反，以致将全国的一切生活搞得大乱呢？

正是这样的问题，使一切所谓中国通或中共通迷惑不解，因而称红卫兵运动为「文化革命」的谜中之谜。人们因为解不开这个谜，因而有人说毛泽东病了，患了脑筋软化症，失去了判断能力；有的人说他死了，天安门上站的是替身，其实一切荒唐主意都是江青和林彪出的；有的人则说他疯了，患了痫癫症，对一切人猜疑，除了皇后、嬖幸和最亲信的御林军头子。

其实，这些「聪敏人」的假设都是错的。红卫兵这种办法不管怎样离奇，却还是可以解释，而且是符合了毛泽东思想的。

我们曾经指出：红卫兵运动所以成为可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基础，那就是目前中共治下年青一代的精神生活。这个生活是「苦闷、绝望、现实而空虚」的，它是中共官僚统治的当然结果，也是对于这个统治，特别是对于其荒谬的青年政策，所表现的那一种极度不满的消极抗议。

毛泽东本人就是从学生运动起的家，他最了解青年情绪与青年特性，他又是策略高手，擅长无原则地利用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故当他发现手下的党政组织大半为他的对手所控制时，他便毫不犹豫地利用年青人，利用他们那种深刻的但是消极的不满。发动他们，支持他们；使他们的消极不满变为积极行动，矛头指向他的对手，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样一干，在毛泽东的打算中，真是一石数鸟的，第一，原该首当青年人怒气之冲的他，在青年人的眼光中，不但洗清了污点，脱尽了责任，而且成为反官僚、反贪污、反资本主义腐化的「伟大舵手」；第二、全面地打击了刘邓当权派，并进而澈底消灭一切反对派，藉以建立毛泽东个人与毛泽东思想的绝对统治，第三、以群众运动方式，一边「革命」，一边「教育」，可以训练成一大批绝对忠实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干部，代替那些不听话的或腐败的老干部，同时可以预防下一代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危险。

怀着这样的打算，毛泽东出来鼓动青年，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什么手段都耍出来了，而其中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宣布「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个行之已久的口号为「反动的血统论」；他宣布这个历来扼杀青年的所谓「阶级路线」是「彻头彻尾的历史的唯心主义」。（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

我们曾经把中国目前的青年分成三类：一类是工农子弟，人数最多；另一类是「不好家庭」出身的子弟，人数居次，第三类是「英雄、好汉」的儿女，人数最少。这些人中，怨气最大的自是第二类人。他们最不满意现状，他们最愿意乱。因为天下一乱，他们不但无所损失，却还可能有所获得的。过去他们苦闷绝望，祇因为他们看见共产党的绝对控制，看不见任何变乱之象。可是如今好了，毛主席出来主张公道了，出来替他们「平反」冤屈了，并且告诉他们说，这个冤屈是党政机关里的当权派造成的，所以号召他们起来「造反」，号召他们「夺权」，号召他们去打倒这「一小撮人」－－这是多么响亮的一个春雷，多么巨大的一个推动；无怪乎青年人都疯狂起来了，带着「冲天的干劲」出场了，他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要「誓死打倒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当然，有资格入学读书而又有资格当红卫兵者，很少系属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二类」人，但是学生中，甚至红卫兵之中，占据最大多数的毕竟不是属于「英雄好汉们」的子女（他们还受了「中央文革」的歧视，被明令「劝告」不可当红卫兵组织的领导者的），而是第一类，即工农及一般城市居民的孩子们，他们是不满意现状的，是反官僚的，他们的怨气一半由于自己的感受，另一半则表达了他们父母的不满。因此，他们也是能够受毛泽东「反当权派」的蛊惑性的煽动的。

毛泽东的「红卫兵」，使很多人想起了希特勒的「冲锋队」。这二者之间自然有许多根本性质的不同点，如果看不见这些根本不同，贸贸然在二者之间划等号，那是荒唐的；不过有一点相同却是事实，那就是：「当权派」中的最当权的一部分，利用广大年青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及其统治制度的深刻不满，使用了一切「革命的」与好听的口号，发动他们，组织他们，藉以打击统治阶级中的异己分子以及真正的革命分子。

希特勒利用青年人对于腐朽的资本主义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藉以保存资本主义，同样道理，毛泽东利用青年人对于共党官僚统治的不满，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籍以保存这个官僚统治。

「希特勒的革命」与毛泽东的「革命」，就阶级性质说，当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就他们利用青年群众的理由与情形说，都是相同的。它们表示了统治阶级或统治阶层和人民之间，特别是和青年群众之间，那种极其深刻的矛盾，也完全是相同的。  在最「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统治制度内发生了危机，那就通过议会斗争来解决。可是一到资本主义发展到「不正常」的阶段，一到这个国家里发生了「不正常」的危机的时候，议会斗争这个民主道路就行不通，于是就来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革命」办法，以此来解决危机，以此来保存和延续资本制度。同样，在共产党和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在正常健全的条件下，一切问题（包括或大或小的矛盾在内）都应该循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解决。党内如此，政府（苏推埃）之内亦是如此。列宁时代的苏联党政机关中，不断的发生矛盾和危机，也不断地用这种方法来克服，来解决了的。可是等到党和国家的情形越来越不正常了，也就是说，越来越堕落了，这时，那个传统的解决矛盾方法便不再适用，却产生了其它的非常的「紧急手段」，所谓紧急手段，截至目前为止，历史主要地让我们看到了两种：一种是史大林的，他应用了秘密警察，应用了司法罗织，实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与谋杀；另一种是毛泽东的，便是以发动群众运动为主，而以史大林的那一套为辅。前一种是少数人的阴谋，后一种是多数人的「阳谋」。  

史、毛两人采取了不同的解决危机的手段，自然多少与二人的性格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总在于他们二人不同的地位。毛在这件事上之所以不完全师事史大林[53]应该用他对自己的权力与威望有了充分自信（甚至是过分自信）来解释的。毛相信，凭他拥有的权力和威望，要把他的敌对者（他们霸据着大多数党、团、政以及其它机构的地位），用「组织手段」或其它的阴谋手段来排除，虽然也能办到，但他觉得这样干不澈底，不充分，没有「教育意义」，因此他要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要实行一大民主」，要进行「批、斗、改」，以便一方面除去那些为他所不喜的敌对者，另一方面培养出一大批注射了「修正主义」免疫针的新干部。他相信，这样干虽然会激起很大的反抗，会搅得天下大乱，但他仍以为事情能在他划定的路线内进行，不会走到他所希望的反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