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忧伤，真是应景。

表演者: Tom Waits

专辑介绍：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生於加州西南部的波姆那(Pomona)的汤姆‧威兹，在七○年代创作出结合关注分离状态、低收入生活人民的作品，并以他沙哑的嗓音娓娓道出这些边缘世界。八○年代起，他增加了在戏剧方面的活动，包括演出和作曲。在南加州长大的汤姆‧威兹引起贺伯‧柯恩﹝Herb Cohen，他同是时也是法兰克‧查帕(Frank Zappa)的经纪人﹞的注意，并在七○年代初签下了他。汤姆‧威兹正式首张专辑为一九七三年在Asylum唱片公司发行的的《Closing Time》，这张收录了单曲〈Ol' 55〉的作品在当时和老鹰合唱团(The Eagles)的《On the Border》专辑共同宣传，自此，汤姆‧威兹引起乐评和次文化听眾的注意，他接下来的作品包括了《The Heart of Saturday Night》(1974)、《Nighthawks at the Diner》(1975)、《Small Change》(1976)、《Foreign Affairs》(1977)、《Blue Valentine》(1978)及《Heart Attack and Vine》(1980)。

一九八三年，汤姆‧威兹转到Island唱片公司，发行了《Swordfishtrombones》，在这张专辑中，汤姆‧威兹尝试了管乐和打击乐器，并以不同的录音技术製作完成。八五年《Rain Dogs》发行；八七年，根据汤姆‧威兹去年的首部舞台剧製作的专辑发行；八八年，《Big Time》专辑发行，并同时推出了一部影片，是他的演唱会之一的纪录。九二年，《Bone Machine》发行，并获得葛莱美奖(Grammy Award)最佳另类音乐专辑。九三年，《The Black Rider》发行，这张音乐剧专辑是九○汤姆‧威兹和另类小说家威廉‧贝罗斯(William Burroughs)合著，是为歌剧导演劳勃‧威尔森(Robert Wilson)所写的。在一段长时间的音乐空白后，汤姆‧威兹於九八年推出了《Beautiful Maladies》，为他在Island唱片公司所发表过的作品的回顾，而至九九年才终於发行专辑《Mule Variations》。

七○ 年代晚期，汤姆‧威兹开始参与电影工作，首先是为《Paradise Alley》担纲作曲，并在戏中演奏钢琴；之后为《On the Nickel》(1980)编写主题曲。八○年代初，汤姆‧威兹开始与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合作，先是在《旧爱新欢》(One from the Heart, 1982)中担任配乐及幕后主唱，并获得奥斯卡提名。在这段工作期间，他和剧作家凯萨琳‧布雷南(Kathleen Brennan)相识，并结为连理，夫妇俩后来在工作上亦常搭挡。自《旧爱新欢》开始，汤姆‧威兹便成为柯波拉电影的常客，计有《小教父》(The Outsiders, 1983)中的一线角色(酒吧老闆)、《斗鱼》(Rumblefish, 1983)裏的班尼、《棉花俱乐部》裏的Irving Stark等。纵使常在大製作的电影中饰演疯子或精神病患者，汤姆‧威兹仍偏爱参与独立製片，贾木许的《法外之徒》就是他相当珍爱的一次演出经验。

八七年起，汤姆‧威兹开始参与一些主流电影，首先是《紫苑草》(Ironweed)，与杰克‧尼克逊(Jack Nicholson)和梅莉‧史翠普(Meryl Streep)同台；同年，又参与了《Candy Mountain》；八九年则是在《Bearskin: An Urban Fairytale》、《Cold Feet》、《Wait until Spring》中露脸；九○年参加了劳勃‧阿特曼(Robert Altman)的《银色、性、男女》(Short Cuts)。九一年参与的计有《Queens' Logic》、《奇幻城市》(The Fisher King)及《At Play in the Fields of the Lord》。九二年，他又分别在老朋友柯波拉的《吸血鬼》(Bram Stoker's Dracula)和贾木许的《地球之夜》中轧上一角。

多才多艺的汤姆‧威兹在镜头前后，都是个多姿多采、以冷幽默性格著称的独特之人，他的许多歌曲不论是大剌剌地宣告或在音乐风格上的暗示，也都在反映他自身对电影的喜好，甚至「身体力行」，此番作为著实是歌坛、影坛的一个异数。

关注煤炭股。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虽然仍有很大上涨空间，但已有一定风险，需要适当购入黄金类资产对冲。房地产+黄金+农产品+银行+成长类是挺好的配置。仅就期货市场来看，黄金股和580026仍将可能是创出巨大收益的关键品种。一方面，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主要选择有着丰富的土地储备、优良的管理水平和持续开发能力，以及业绩具备持续增长潜力的一线龙头企业；另一方面，对于重组题材的房地产企业，应关注其实质性；而从价值重估角度出发，可长期关注商业地产股。例如金融街。

今天中粮屯河和山东黄金的走势都挺不错。

参与泰康竞购的，都是资本市场赫赫有名的虎狼之师。

路透11月9日电---周一金价涨至每盎司1,104.80美元,刷新纪录高点.美元走软且美国10月非农就业数据黯淡,突显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促使投资者涌向黄金寻求避险.

浏览黄金价格走势图表,请点选(here)

以下为追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黄金交易历史,以及2009年9月後金价上涨的重要数据:

1971年8月 - 美国总统尼克松放弃美元"金本位制".在该制度下,美元与预先设定的黄金量挂钩.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设定35美元可兑换一盎司黄金的比价後,一直实行"金本位制",期间仅有小幅调整.

1972年8月 - 美国贬值美元.每盎司黄金价格为38美元.

1973年3月 - 全球主要国家采取浮动汇率体系.

1973年5月 - 美元继续贬值.每盎司黄金价格升至42.22美元.

1980年1月 - 金价创出纪录高点每盎司850美元.因油价上涨引发高通胀,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伊朗革命的影响,共同刺激投资者买入黄金.

1999年8月 - 金价跌至低点251.70美元,因市场担忧各国央行削减黄金储备,而且矿业公司为规避金价下滑风险而在期货市场卖空.

1999年10月 - 金价触及两年高点338美元.因欧洲15家央行达成协议,限制出售黄金.黄金市场看涨人气开始增多.

2003年2月 - 金价触及四年半高点.因为在伊拉克有可能爆发战争的紧张情势下,避险买盘推助金价.

路透伦敦11月4日电---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注册的铜库存在过去四个月里每月都在增加. 纽约商品交易所(COMEX)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的铜库存数据也分别连续两个月和三个月走高.

供给过剩显而易见地持续增加,并未阻挡LME三个月期铜在10月末升至每吨6,700美元上方的13个月高位.虽然期铜价格此後有所回落,但最低仅跌至周二收盘价6,460美元的水平.

库存增加,价格照涨?

乍看起来,库存和价格同时走高似乎有些反常. 但此前席卷铜市的是一波更大范围的复苏行情,这波行情涵盖了全球股市,和大部分大宗商品及高收益货币.实际上,在这场跨市场的盛宴中,几乎所有资产类别都受到追捧,惟有美元承受着一切的苦难.

巨大的冒险意愿曾是推高铜价的核心动力,宏观经济数据事件则接着主导每日行情的节拍. 只要同更大范围的牛市题材不相冲突,库存等微观指标已沦为次要推手,并还会继续如此.

基于上述背景,仍可将LME铜库存解读为利好而非利空.

诚然,库存在增加,但关键是之前的增幅非常有限.具体地讲,从6月底以来累计只增加了106,450吨. 目前374,050吨的LME铜库存仍大大低于今年2月24日548,400吨的年内高位.

即便是今年高位,与先前周期高点相比仍显渺小.2000年3月,LME铜库存最高点接近850,000吨.2002年注册库存几乎达到100万吨大关.参看铜库存变化英文图表,请点选以下网址:(here).

换而言之,当前LME库存的上升趋势受到限制,并不足以挑战各界对全球制造业复苏的信心.

路透香港11月9日电---消息人士周一对路透表示,淡马锡[TEM.UL]、私募股权基金黑石(BX.N: 行情)等海内外竞购者,均已提出竞购法国安盛保险(AXA)(AXAF.PA: 行情)所持中国第四大寿险企业--泰康人寿15.6%的股份.

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并称,其他竞购方还包括贝恩资本、KKR[KKR.UL],以及两家中国私募基金--厚朴及弘毅投资.

消息称,竞投安盛保险持有的15.6%泰康人寿股权出价均高于10亿美元.

所有投标均已于上周五首轮竞标截至日期前提交.消息此前对路透称,摩根士丹利(MS.N: 行情)为此次交易的出售顾问.

安盛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供股筹资20亿欧元(29.8亿美元),为增长计划融资.

安盛于2006年同意购入瑞士保险公司Winterthur时接手了这部分泰康股份.一位消息人士称,安盛曾经对泰康的估价为约1亿美元.

安盛在中国并持有金盛人寿保险51%股权,该合资公司其馀49%股权由中国五矿集团拥有.消息人士并称,安盛计划增加对金盛保险的投资,以将其保险业务拓展至中国更多城市.

厚朴投资由高盛(GS.N: 行情)的中国合营公司--高盛高华董事长方风雷所创办;而弘毅投资则是联想控股旗下专门负责股权投资及管理业务的公司,主要投资人为全国社保基金.

摩根士丹利、黑石、KKR、贝恩、淡马锡和厚朴均谢绝置评;弘毅和AXA亦未能立即联络到予以置评.

路透北京11月9日电---美国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MS.N: 行情)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董事总经理孙玮周一确认,该公司将出售所持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公司,CICC)股权,并将在中国寻求自己的业务平台.

路透此前引述消息人士称,私募股权公司贝恩资本和General Atlantic有意竞投摩根士丹利所持中金公司34.3%股权,该股权价值介乎120-150亿美元.而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时,摩根士丹利这部分股权的出资额仅为3,500万美元.

"我们在中金是被动投资者,所以退出(中金)是大趋势."孙玮在北京一个论坛间隙对路透称.

孙玮并表示,"我们正在寻找在中国能够和我们紧密合作的对象."她指出,这是为了符合中国监管的规定.新的合作夥伴仍在寻找和商谈中,并拒绝透露进一步的信息.

根据中国有关监管条例,外资投行在中国只能有一家合资公司.

中金公司是中国首家真正的投资银行,也是第一家中国合资券商.经过近15年的发展,中金已成为摩根士丹利强大的竞争对手,成为中国甚至全世界最赚钱的投行之一.

中金公司最大投资人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UL];中投亦同时为摩根士丹利的股东之一.

听了

《Swordfishtrombones》 - 试听专辑 歌手: 汤姆 维茨(Tom Waits) 出版时间: 1983年9月1日 唱片公司: Island Records(环球唱片)

ludacris,usher,nelly

下周的工作要做好。

条条大路通罗马，要勤思谨行。

看了会电视，没想到卖亲生儿子的还挺多，荀子的性恶论看来不虚。

吃着香甜的板栗，听听tom waits，觉得活着很幸福。

听了

《Closing Time》 - 试听专辑 歌手: 汤姆 维茨(Tom Waits) 出版时间: 1973年1月1日 唱片公司: Asylum Records(华纳唱片)

《The Heart Of Saturday Night》 - 试听专辑 歌手: 汤姆 维茨(Tom Waits) 出版时间: 1974年10月1日 唱片公司: Asylum Records(华纳唱片)

《Blue Valentine》 - 试听专辑 歌手: 汤姆 维茨(Tom Waits) 出版时间: 1978年10月1日 唱片公司: Asylum Records(华纳唱片)

《Heartattack And Vine》 - 试听专辑 歌手: 汤姆 维茨(Tom Waits) 出版时间: 1980年9月1日 唱片公司: Asylum Records(华纳唱片)

《Bounced Checks》 - 试听专辑 歌手: 汤姆 维茨(Tom Waits) 出版时间: 1981年1月1日 唱片公司: Asylum Records(华纳唱片)

p111 李rh对于h接班的重要性，关键的支持力量。

p128 lxl对于j的评价，形象不错，年富力强。。。（形象看来也很重要）

bxl爱出风头，自然也不会浪费机会来打击对手。

zrj对于上海投资风气的贡献，约法三章。

p233 4年间严打枪决6万多人。

p266 依靠余秋里的帮助，z从普通办事员在4年内达到司局级，从而确定了基本的上升通道。

p267 组织人事报。z对于三教九流人员的广施援手。然而心机极深。

p273 曾山曾花大力气研读明清档案，体味政治斗争的技巧。

p275 大换班计划，zz复出。关键时刻杨家的昏招，满盘皆输。

p284 cx陪公视察，然而暗箭难防。

z的实力实在强大，此章需谨记于心。

p316 z作为h的最大对手，其缺点便在于年龄和太聪明而树敌不少，正所谓有因有果。

清晨起来读书。Enjoy it.

可以整整seagul玩玩，哈哈

听完了TI，ludacris

Beach Chair - Jay-Z Ft. Chris Martin

从广东归来。

坚持收集电子书的习惯，坚持。

中国宝安和xlt

独立阅读2009年10月刊

没事可以关注一下新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学说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导毛寿龙是奥斯特罗姆的得意门生之一，老师获奖，学生自然激动不已。毛这样描述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核心：
复合共和制理论，其实解构了国家理论。奥斯特罗姆遵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所以，其自主治理的理论，并不是国家和私有化之间的中庸。是个人主权基础上的自主治理，而且还是对国家的替代，她的眼里没有国家，只有复合共和国，或者多中心秩序。
1990年代，毛开始接触奥斯特罗姆的学术思想，并翻译了她的著作《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2000年。毛寿龙和他的夫人李梅访问美国印地安纳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博士后研究，系统且深入的了解了奥斯特罗姆的学术体系。回国后，毛便开始主持和翻译“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译丛”一书，首套丛书包括六本，即《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多中心治道与发展》、《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而正是《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余逊达 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让奥斯特罗姆最终问鼎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毛寿龙显然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拿来主义的学者，除了翻译导师的著作，他还开发了中国本土的“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分析框架，试图以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应用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逻辑，对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实践进行分析。
台湾学者汤京平博士对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非常景仰。他在给大陆政治学研究方法论讲习班讲授“公共政策案例研究方法”时，指出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奥斯特罗姆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并且认为毛寿龙是奥斯特罗姆夫妇在大陆最有影响和最有成就的学生之一。
事实上，大陆还有一位奥斯特罗姆的学术高足，他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建勋。王曾经在2000-2006年跟随奥斯特罗姆夫妇攻读博士学位，对他们的治学和为人十分敬仰。王回忆道，导师在印第安纳大学是出了名的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哪怕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依然每天努力工作，到办公室与同事和学生交流，从来不打算退休。
尽管奥斯特罗姆对学术研究要求极为严格，但他们对待同事和学生的平等精神却像春风一样，给予王建勋深深的影响。王建勋说，在他们苦心经营的“工作坊”里，在知识和学术面前，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可以说，成立三十五年的“工作坊”象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以奥斯特罗姆夫妇为首的同人们在那里践行自治，愉快地生活，努力的工作。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社会每个人的福祉。
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1954年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学士学位，短暂工作后又回到该校读书，并于1965年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她来到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任教的印第安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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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阅读(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年10月 第3卷第10期
布鲁明顿分校，并在政治学系任教，1969年晋升为副教授，1974年晋升为教授，1991年荣升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并曾于1980年代担任政治学系主任，还是该校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的兼职教授。1974年，奥斯特罗姆与丈夫一起在印第安纳大学组建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效仿作坊里手把手传授的师徒关系和技艺培养模式，与学生密切合作共同研究。
这听上去甚至有点像中国的私塾。在这样传统的学术环境里，奥斯特罗姆夫妇长期致力于研究自治问题，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奥斯特罗姆夫妇将公共选择方法引入政治学领域，开创了政治学研究的新局面，并使布鲁明顿成为公共选择研究的三大基地之一（另两个基地是弗吉尼亚和罗彻斯特）。后来，他们更是将“工作坊”变成了一个跨学科国际研究中心，与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数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各国学者进行广泛的合作。在半个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奥斯特罗姆对警察、灌溉、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了大量的实证调查，致力于分析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进行合作，探索什么样的制度因素促进或者阻碍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其实证研究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人们完全能够自愿合作和自主治理公共事务，能够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不必完全依赖作为“利维坦”的国家。这大大推进了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显然，与早期的集体行动理论相比，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对人们的自治能力更加充满信心。
这听上去的确很美，所以毛寿龙和王建勋等人这些年最大的工作，就是希望中国政府层面和知识分子阶层能够意识到奥斯特罗姆学说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可谓不辞风雨。尽管眼下的中国，自愿合作，自主治理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是一个敏感词。在一个连基本的分工都没有完成的国家，那些骄傲又盲目的官僚们，可能会对奥斯特罗姆不屑一顾，但谁也不能否认，一个完善的社会，人们自主治理公共事务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路径。除非有人愿意把这个正在发展的国家强行拉回到蛮荒时代。

“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
历史不是新闻作业，不以追求轰动为旨归，但正和这个神奇时代的其他事情一样，常识往往以颠倒的方式呈现：再轰动的新闻也不免流于重复，耸人听闻之处常常似曾相识；倒是历史研究反而能刷新耳目，一次次让人有“原来如此”的感慨。
张朋园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一书中讲到民国七年也即1918年的国会选举章程是军阀和学者联手的产物。军阀如段祺瑞者以再造共和的功臣自居，学者如梁启超也当仁不让，自命为段祺瑞的政治辅导员，两者携起手来，在制定选举办法的时候，挖空心思要把激进的国民党人从国会中排挤出去。由此，段祺瑞可以登上总统的宝座，而梁启超自然是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可以成就一段文武共和的佳话。谁料到段氏麾下的武人徐树增反对如此分肥，向段祺瑞进言说，我辈武人流血冲锋在前，难道是为了让那些文人坐收渔利吗？他从半空中杀出来，花了大把的钱（分别来自财政部、地方督军捐献和国外借款），一路收买选票，凭空拉出来一个安福系的国会，不仅将国民党的势力驱逐殆尽，也把梁启超的研究系的影响力削弱到了最低程度。这个“安福国会”臭名昭著，葬送了梁启超的政治雄心。枪杆子里出政权，并非毛泽东后来的首创，只是他从前人那里吸收了现成的经验；梁启超虽然能够放下学者的架子投身政治，毕竟不是实力派军人的对手，就是一个教训。
9月23日的《人民日报》采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君如时，李教授坦言，中共执政60年，最大的经验就是“一切为了巩固、发展政权”，让不少读者顿生错愕的感觉，以为这种说法是对“一切为了人民”的颠覆，殊不知李先生毫无改弦易辙之意。早在1933年，毛泽东就在文章中说过，“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枪杆子里出政权”并列为两大名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应该、也不会是例外。
毛泽东这篇文章题目是《今年的选举》，原来是在苏区发动代表选举的动员报告。报告两个月之后，毛泽东从江西赴福建，一路上调查各地选举情形，抵达选举江西长冈乡和福建的才溪乡，调查数日后，写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描述了这两地的民众选举代表的情形，其中才溪乡被称作是模范区，因为选举中实行了差额选举，尽管选民多为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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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阅读(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年10月 第3卷第10期
和老人（当地八成壮年男丁当红军去了），而且几乎全部是文盲，投票率仍然达到80%。没有人怀疑才溪乡选民的政治热情，因为不足龄（十六岁以下）的小孩子也质问为何自己没有投票选举的权利，也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政治能力，选举技术方面的障碍也并非不能克服。总之，用丁学良教授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中的话说，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人素质（有没有能力实行民主）的争论，1933年在中国最贫苦的地方是不大听得到的，即便有，想来也没有打消人们实验民主和选举的信心。
这些民主试验不在张著关注的范围之内。《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中的论述从1909年清政府试行君主立宪开始，以1948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和国会选举为下限，没有兼及地方政治如1928年之前的广州和共产党之瑞金和延安的发展，而是以1909年以来的四次国会选举为主线。在传统历史教科书中，民国时代的选举纯属骗局，因此国民党之宋教仁，研究系之梁启超，还有1947年欣然投票选举市参议员的胡适等人，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之流，偏偏张先生要说，即使民国七年的议员选举是一出军阀上下其手的贿选闹剧，也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那就是没有取暴力的道路——武人如段祺瑞、徐树增之流，竟然舍枪杆子而就钱袋子，在张先生看来，已经是历史的进步了。
如果要让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写书评，张先生就太书呆子气了。
《民主四讲》是去年出版的，王绍光教授的本意是要澄清那些流行的偏见——我们原来以为是常识的，比如“民主是个好东西”，在王教授笔下，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书中从希腊城邦时代讲起，一直到社会主义民主才告结束，结论是，民主从来不是什么好东西，先贤如亚里士多德将民主制度贬低为“乡巴佬的统治”，可见其口碑。在所有的民主形式中，最坏的一种莫过于竞争性选举和一人一票，信手拈来的例子，从菲律宾直到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因为选举既没有让这些国家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也没能让这些国家实现社会和谐，民族复兴更加遥不可及。
料想到有人会用民主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成功作为反例，王教授说，两党政治下名为选举，实为“选主”，选出来的往往还是“金主”，这样的民主断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觉得国内有一种对选举的迷信，反正讲到政府改革都离不开选举，好像有了选举就有民主，没有选举就不是民主。”但这种“迷信”何止国内有。张朋园先生花515页的篇幅讲述四次不成功的国会选举，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迷信，并且在绪论中就早早承认了：“本书采用Joseph Schumpeter的观念：有选票有民主，无选票则无民主”。
相比之下，《民主四讲》的篇幅过于简略，无暇区分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四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差别，也来不及指出民主印度的经济前景，都无可厚非，用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来否定民主则显得过于严苛。但这种指责常常是可以听到的：美国有45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英国的议员用公款换家里的马桶，法国移民发生了骚乱，这些都是拜民主所赐。那么，在没有实行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的地方，人们贫穷、缺乏保障、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安定，又是拜什么所赐呢？王教授拒绝讨论。
对民主及其缺陷的反思并不鲜见，但批评者并没有像王教授那样好古，认为只有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轮流做庄”（抽签式民主）才算是民主的真义，或者像王教授那样激进，认为除非实行“财产所有民主制”，否则民主就毫无可取之处。反思的意见认为，“仅仅有竞争性选举是不够的”（《王绍光谈民主和‘选主’》2009年10月18日《东方早报》书评）——是的，还不够，但王教授担心，如果中国出现竞争性选举——比如像1933年苏维埃治下的才溪乡那样，就要国将不国了。
其实不必如此紧张。虽然民主政治往往体现于选举制度，但选举毕竟不能和民主直接划等号。威权政治同样也要假借民主的外壳，以获得权力的合法性，选举因此沦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张朋园引用Larry Diamond的话说：“ 选举在民主国家是凯旋门，是立国之道；选举在威权主义下是一个谎言，统治工具。威权主义以选举取得合法性，严加控制，长保权力。看似民主，实质极权。”
在民主政治中，选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个遴选政府和民意代表的手段。定期举行竞争性选举，目的是为了调整政策，换句话说，是为了调整公权力（由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组成，其中司法权力独立于民意，故而不通过选举产生）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而1933年苏区选举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才溪乡调查》对此又有进一步的说明。毛泽东认为选举有利于组织和动员苏区的民间力量，“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所以，“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这里的关键不是选举，而是动员。选举只是动员民众参加运动的方式。
“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说的是以选举动员民众的效率，和王教授鞭挞竞争性选举的旨趣并不相悖。
书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谈的是国会选举之得失，张朋园先生眼中，民主政治与国会选举的关系自然不言而喻。这本书的出发点也是许多人的疑问，可以概括为“中国民主迟迟不得发展”的原因何在？他引用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教授归纳的十点如下：
1.民主政治没有得到共识。中国稍有知识的人都说应该实行民主，但所希望的是国家统一，万众一心，而一直生活在威权主义下，还没有培植起来西方人的民主意识；2.国家一直处在不安定的状态洗，因为内在或外在的因素，受到战争的威胁，无暇思索实现民主；因此，3.总是军事第一，谁控有枪杆子，便控有政权，全体国民对民主政治可望而不可即；4.政治学家Lucian Pye说中国人不容忍异己，但又害怕冲突（conflict），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缺失；5.因为落后（underdevelopment）而又贫穷，教育不够，人民无暇关心民主政治，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不存在，所以民主不发达；6.中国是个农民社会（peasant society），农民无知、保守、贫穷、反民主；7.宪法不好（实际上是没有付诸实施；8.道德不振（moral failure）；9.精英不下台：如袁世凯、蒋介石都是把持权位，不到死不下台；10.帝国瓦解后，废墟上不容易建立新的制度。
他说，“四次国会选举，一次不如一次，上列十大因素，无一不可引用”。又特别强调，“威权主义下的选举”，是一种“虚伪的民主”，“没有民主的选举”。“这样的选举，没有公开（open）、自由(free)、公平(fair)的实质，统治者一手操控，大把的选票由他们自己分配，让自己的人当选，排斥异己。”
张先生评价道，“安福系和国民党的选举就是如此。”
用黎安友教授归纳的这十大原因来比照今天现实，可以说，有一些因素如战争、贫穷、独裁和社会动荡，已经不复存在。有一些文化上的因素如关于民主政治的共识、政治文化的缺失和道德水平等等，没有公认的及格标准可言，也并非这些因素都臻于至善才能实行民主政治。黎教授提到的窒碍中国民主政治的因素中，只有三条在今天依然问题严重，那就是枪杆子、宪法和权力交接的问题。
张著中所称道的“民主政治”是否适合中国，对这个问题不做推究（如《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或者断然否定（如《民主四讲》），都很难说服读者。
竞争性选举到底适不适合中国呢？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素质呢？有些人以为中国之大，竞争性选举是否适用，不妨一试。这以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先生为代表。他有一个建议，花五年时间，在中国的一百个县里试验竞争性选举，如果行之有效，再花五年时间，推行到一千个县。中国共有两千多个县，试验下来，起码要有20年时间。用丁学良教授的话说，提高中国人民素质20年够了。要检验一种制度是否合适，20年时间不能说足够，但这种试验胜在既能够回应现实，又渐进、有序、非暴力，做一种备选方案并无不可。
当然，以王绍光教授的眼光看来，这一类试验不可能“带来任何好的东西”，他“也不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于先生认为政治改革应该“以空间换时间”，也即用试点、试验来换取经验和共识，前提是承认现状有缺陷，必须寻求改进。但王教授的话音一转，于先生的建议就显得太多余了；因为“真民主”在现实中已经取得了成功。
以中国的医疗改革和三农问题为例，王教授惊喜地发现，“民众表达意愿，政府作了回应”，“这就是直接的民主”！尽管没有轮流做庄和财产所有民主制，但王教授原意在现实面前修正自己的观点：“民主就是这个东西”！
我不同意王教授的说法：“现在三农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也不同意王教授关于民主（而且是“直接的”）的定义，就像我不同意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奥巴马一样。仅仅根据承诺而不是行动，就对人们加以表彰，这太简单，太幼稚，也太势利眼了。
民主政治有利于解决社会内部矛盾，但并非能解决或者缓和社会矛盾的方法就是民主政治。当然，实用主义者要说，民主还是威权并不重要，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就万事OK。这听上去不无道理，实际却不然。
民主政治不能包治百病，威权同样不能。发展中国家实行民主政治，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短时期内提高GDP的增速，而威权政治的第一难题是滥权。那些在发展经济方面效率极高而实行威权政治的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会悄悄地从选举变成经济增长，这是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中的一个新现象。如何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即“巩固政权”的问题，就成了威权政治头等重要的课题。但权力的滥用不仅短期内增加了民众的痛苦，长期而言，因为腐败和长官意志难以遏制，

独立阅读(China Individual Reading Report)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年10月 第3卷第10期
还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足以毁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得统治不可持续。
民主政治有利于遏制权力滥用和腐化，当然可以举出反例（如菲律宾），但反例不能否定其效用。政治学者不大可能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逻辑。挑战常识的嘉奖多数时候是故意为之，正如在饥饿时代褒扬“代食品”意味着食物的本质和真义，属于鲁迅所说的“瞒和骗”一类。那是学术之外的话题了。
《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 张朋园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长春）2008年1月第一版
《民主四讲》 王绍光著 三联书店（北京）2008年8月第一版
丁学良在FT中文网上的专栏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column/007000010
《王绍光谈民主与“选主”》见《东方早报》2009年10月18日书评

p40 恰恰相反，时间与历史流逝的痕迹清楚地在这里呈现，恰如正好也在康巴考察的台湾学者王明珂在他的寻羌田野笔记中所说：“即使没有这次地震，灾前的羌族社会文化也将成为过去。我十余年的‘寻羌’之旅所找到的并非传统，而是变迁。”

今天的大盘强势颇有点出乎意料，莫非A股真的这么强？厉害厉害。

很看好商用地和小产权房的投资价值。

看着珠海的海景，听听tom waits，很舒适的感觉。

编剧: Terence Davies
导演: Terence Dav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