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开始的思想解放进程中，人的觉醒、文化英雄的诞生是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主题。北岛、崔健等人作为当初的英雄人物，已经成为那个年代历史定义的一部分。随着理想主义运动的陡然崩溃，权力的改头换面和商业消费社会的疯狂膨胀，当初的文化英雄们也在风云翻卷中有着不同的命运：或在政治变局中出走，或在商业浪潮中转向，或大谈告别革命，或坚守异见、或追寻佛道、耽于回忆⋯⋯而说起崔健，这个歌唱过出走，表达过迷茫与困顿的摇滚音乐家，多年来则以持续的艺术创造力，昂扬而有韧性的精神继续战斗。世界变化如此快，而崔健的形象，自80 年代后期以来，相对而言，却如此的稳固、清晰、有份量。
从1986 年到1999，从1999 再到2008，他不曾远离过舞台和录音室。一路朝着中年的道路进发，沿途被人戴上一顶顶的帽子：音乐家、教父、战士、活动家、中国摇滚的品牌代言、既得利益者
抛开帽子，有多少人理解崔健这个人？理解总伴随着误解。采访结束后，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崔健还是杆老枪！
崔健很厌烦被用年龄来说事，他说“最俗气的比较就是年龄的比较。”
老崔根本不觉得年龄是个问题，他相信自己的活力，同时对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拥有生理之外的青春深表质疑：“我没有在多少年轻人身上看到过活跃的状态，我指的是那种很容易被触发出的创造性。很多人的活力，最起码比我们那时候要少。”他甚至比我这个年轻他20 岁的采访者还有攻击性：“你这些问题其实比我们还要老，只不过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年轻的身体里。”
“为什么总统会选45 岁以上的人呢。”他放下啤酒杯问了一句。然后他有自己的回答，“岁数大了动作会变慢，因为你多出来的经验会让你变慢，没有年轻人动作快。年轻人不管不顾，当然会快。但当你经过了思考，最终做出决定的时候，力量是非常大的。”
当初某音乐评奖活动想颁发给他终身成就奖，据说他的回答是，“这么早就要给我盖棺定论了？”在崔健的眼里，自己的道路还很漫长，广阔天地，大有可为。
“John Lenon 成了和平使者，Bono(U2 主唱)成了社会活动家，Bob Dylan成了哲学家”那么，崔健呢，他语焉不详地避开了问题，“很多事还是做了再说，否则会带来压力。”可以肯定的是，时下流行的那些对他的尊称，以及他自己形容的所谓“高帽子”，不足以概括他的志向。
上半身・下半身
下午的拍摄在某外景地进行。老崔化妆完毕，坐在椅子上，摘掉帽子，工作人员用吹风机帮他吹头发。此时谁看到他已显出稀疏的头顶，恐怕都会感慨岁月实在无情。
老崔最终还是坚持戴帽子坐在镜头前，于是我们看到了舞台上那个熟悉的老崔，戴一顶红色的帽子，拎一把吉他，迈着不紧不慢的大步。这回没有音响和话筒，他面对镜头，配合着摄影师，坐在一辆抛锚的红旗车前，先开始调弦，随即扫起节奏，节奏随意而简单，但保持着一贯的硬朗。
整个画面的隐喻意味过于强烈，让人一下子想起“红旗车轮下的摇滚”或者“时代的下午”。
像所有中年男人一样，崔健偶尔也会捡拾记忆的碎片，尤其是涉及到音乐的时候。他回想起80 年代第一次在北京看卡拉扬的指挥，回想起90 年代第一次在国外看Rolling Stone的演唱会，还有看内部参考片的经历，“年轻时每一次接触到好的东西，都会让人终身受益。”
崔健不大相信阅读，他说从未在书本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小说尤其读的少。他认为一个人可以独立面对自己，思考问题，在生活里的摸爬滚打中获得领悟。读书在崔健眼里是一种保守的、缺乏创见的选择。前一段时间他看了英国王子奔赴伊拉克服兵役的新闻，非常感慨。 “英王这么有权势的人，也能体会到悟性比书本重要。有的养尊处优的人可能会找演员陪你打仗，但他明白，没有真正的危险，悟不出道理。”
“音乐不是学问，它总是跟本能有关系。”，崔健认定自己的工作跟身体、本能的关系更紧密，“我喜欢的摇滚和爵士乐，还有我自己做的音乐都是非常下半身的，身体是我非常坚持的东西。”
出和入・魔与道
对老崔的评价，姜文最为简洁有力。他说，崔健就是两个字，英雄。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没有聊到英雄，但他对力量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它是崔健的关键词，也是崔健所理解的摇滚乐的关键词。
而且，老崔理解的力量是一定要有韧劲，要与成熟的心智结合，才能持久的喷发。
他不相信有绝望这回事，不相信能被困难打垮。他对我说的是，“永远没有绝望，永远会找到方法。”在这个国家，如何保有自己的艺术生命，如何合理运用战略战术打持久战，他心里有数。
从他的众多歌词中，能感受到他对政治问题的热情与思考。而到了放下艺术角度，面对面说的时候，老崔的措辞更加的直接、尖锐。他用长篇大论来反思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要谈历史的怨气，我的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当时儒家大一统打破了思想在朝野间的平衡，从此在野就没有思想了。以至于两千年来，几十亿的人用同样的思维方式，这是多可怕的事儿”
所以，崔健跟米克贾格尔式的摇滚狂徒，吉姆莫里森式的超现实诗人歌手有所区别，更不是性手枪式的朋克浪子。他生活严谨、思维缜密，言谈之间，让人感觉到，他其实跟很多80 年代活跃的文化精英，甚至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有不少心气相通之处：比如那种启蒙救世的情结，对传统民族国家的感情，文化和历史的整体观察角度，以及乐观的未来理想。
他反对在现实的石头面前选择低调或者遁世，“艺术家面临出世和入世的问题。作为广义上的流行音乐家，你出世等于死。而现实和你的艺术，也可以归结为魔和道的关系，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他提醒我，“我们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很主流的，在和平年音乐会上唱《一无所有》，还有后来的《花房姑娘》，都是很主流的东西。”当然谁也清楚，他如果算主流，那也肯定是主流中的异数，真正掌控主流的人，不会喜欢他。不过，老崔也从来没有被彻底封杀。北京的禁演令没有妨碍他在小场地表演( 天知道，对于摇滚乐来说，小场地是多么重要！ )，也没有阻挡他在外地登上大场馆的舞台。同时，某些歌词受到的阻挠，也没有最终扼杀他之后的唱片出版。
如果没有跟强大的社会变革潮流结合在一起，文艺肯定还算不上权力眼中最大的洪水猛兽。因为他们见识过更让自己害怕的东西。况且，随着90 年代商业文化的发展，作为青年消费文化层面的摇滚乐现象的壮大，也使得他们有了更多默认甚至寻觅合作的可能。跟他们周旋起来，崔健无疑最合适。他最有名望，也最有耐心和智慧。我们在2007 年看到，丽江地方政府已经开始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跟演出公司以及崔健商讨第二届雪山音乐节的事宜。五年前，第一届雪山音乐节在丽江举行。五年后的2007 年，全国各地的大中型音乐节达到十多个，越来越多的人把摇滚乐跟商机以及地方的旅游经济挂钩，而崔健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中国摇滚的重头代言人，票房的保证。
至于个中的滋味，崔健不多讲，但道理他还是要坦言的，“你得有勇气和才华的结合，甚至要承受一些谎言。我们不追求谎言，但男人的一部分就是对谎言的把握。你入世后肯定就有规则。”
他坚信结果自己不会被吃掉，“等到你把握规则之后，最后需要拿出来的就是真正的、透明的勇气。”
反叛 ・反叛的反叛
崔健在1986 年第一次登台，参加的是官方主办的大型文艺活动。按照现在的标准，肯定得盖上主流的标签。不过，在当时恐怕也没几个人会这么想。因为在80 年代，体制外社会尚未有根基，而全民已经迫不及待要抬头。崔健无疑为保守势力所不喜欢，知识分子会把他当作启蒙者，大学生会把他视作青年心声的代言人。即便离开校园这个最激越的风暴眼，他也照样有广泛的受众群，无数人从他明白晓畅的歌词、铿锵易记的旋律里收获了心灵与本能的震撼。
但90 年代风向发生了转变，所谓的社会整体共识、集中的文化气象已经荡然无存。但崔健对理想的坚持，对现实的观照与反思没有熄灭，甚至，在《红旗下的蛋》中他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那首《最后的抱怨》怎么听怎么像一曲80 年代的挽歌，同时又有90 年代的茫然与孤寂。不过，崔健照样会在结尾唱，“我迎着风向前。”而且，他本人正是这么做的。同时，知识分子照样钟爱崔健，并且由他出发，继续把摇滚乐定义成所谓人文精神、启蒙就世的音乐副产品。崔健的歌词还进入了一本北大教授编的当代诗歌选本。
而这个时代去真正听音乐，看现场的人却开始有了巨大的分化。而围绕崔健展开的，有规模也有价值意义的批评，也正是从这些人当中冒出来的。
尤其是在 90 年代中后期。当时以外省乐队为主导的地下摇滚群体发声，对崔健，质疑越来越多。这其中的原因肯定是混杂的，我们大可以列出一堆名词，例如弑父冲动、反权威、影响的焦虑，改变行业格局的政治战略。
音乐，回到音乐
这么多年来，谈论崔健的人数不胜数，但有时候，大家盯着的是一个时代的代表符号，一个永不服输的斗士，而忘记他首先是一个音乐家。
出身北京部队大院的崔健的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而且他又是生活在北京部队大院的子弟，他的音乐环境可以说得天独厚。他十几岁就开始学习多种乐器，在后来对摇滚乐和爵士乐都情有独钟。摇滚乐里直接的速度与激情，爵士乐中深邃的律动和智慧的对话，都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影响。“什么时候听The Clash(英国朋克乐队)都那么激动，什么时候听爵士乐都能沉进去，根本不想别的。”
相对全面的音乐营养、杰出的才华以及坚持个人语言、反对类型化的意识，使得崔健的音乐早早的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以及开放的融合精神。
进入90 年代之后，老崔继续着音乐探索，没有被个人经验限制，更别说迎合听众的审美习惯。他依靠正面的情感、正常的结构、复杂的编配、丰富而洁净的音色、再配之充满怀疑和批判、凝练而严整的歌词，做出了深思熟虑的主流/ 折衷主义摇滚。但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他继续赢得各方的尊敬和爱戴，一方面又缺乏来自音乐本身的回应。
在崔健驰骋的主流摇滚领域里，一直没有谁有足够的竞争力与他抗衡或对话。(可能舌头乐队让人看到过短暂的希望，但他们没留下一张有说服力的唱片就早早的沉寂。)与此同时，他跟更为另类、更为地下的摇滚新生力量有所区别，这使得一部分追求实验性或朋克式的破坏性的年轻乐迷对他不再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