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里的圣姑和金庸笔下的任盈盈毫无关系，可是，还是期待在元代的壁画上找到带酒窝的圣姑。

圣姑庙又名万寿宫。在山西高平县城西约二十公里的上董峰村。

据《泽州府志》载，“元时马仙姑蜕此，今有石椁”，故名。

马仙姑是谁？庙内石碑有载。这座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一年（１２８４年）的庙宇是个宗教异类，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赵世瑜教授研究，圣姑庙与摩尼教有血缘关系，在晋东南大地上是很独特的一支。

三教殿是原汁原味的元初遗构，宽深各三间，周檐石柱抹角，屋顶为单檐九脊式。近代没有被学校占用，也没有成为公社的粮仓，结构沿袭宋制，屋顶架空在阑枋之上。

殿内东西墙上遗存部分壁画，内容多为参拜的朝臣，面形丰润，衣饰富丽，线条刚劲有力，为建殿时原作，无论笔法还是着色与晋南永乐宫的壁画极为相似。

马家山是平顺的一个自然村，龙王庙是村中最高建筑。

庙里石碑字迹漫漶，隐约可见“苍龙”二字。乡民有识，一个罗圈揖下来，“各位老爷”皆大欢喜。

清代的戏台上曾经歌舞升平。石柱上的楹联很有气势：“桐叶封国周天子也曾如此，牛刀割鸡鲁圣人岂不这般”

后台的泥墙上记录着当年戏班演出的曲目，拙朴的笔迹飘逸着墨香。

一看这塑像就知道，模特一定是他二舅的老爷。

在晋东南，宋金以前的建筑要列入国保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元代的道观早早列入保护名录，一定有它的独门绝技。

官方资料介绍http://www.sxcr.gov.cn/wmsx/show.php?itemid=1027（山西省文物局）：该观创建于南宋景定六年(1211年)。南宋景定是是宋理宗赵昀的年号，一共用了五年（1260-1264），何来的景定六年？1211年，按南宋纪年应该是嘉定四年，宋宁宗赵扩当政。好像不仅是“景”“嘉”之误。

1211年，是成吉思汗挥师南下，首次进犯金国的年份。当时金国已走向衰败，正筹划着把首都从中都（今北京西南一带）搬到汴京（今河南开封）。臣属国西夏已投到蒙古汗门下，边关狼烟四起，当时的高平属金国河东南路，恐怕也没有闲情做这一帘“清梦”。

观内现存有一通中统二年(1261年)的碑铭，讲述了道观的来历。1261年，尚无“元”的年号，忽必烈虽然已入主中原大部，但到1271年才改国号为“大元”，所以碑称大朝元中统二年……

这里所说的泽州不是指晋城市所辖的泽州县，而是指包括晋城、高平、陵川、沁水在内，与潞州相对应的古泽州。

说起来比较绕，听起来有的乱；细琢磨起来，简直是逻辑混乱型。

泽州之名，古之有之。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文帝杨坚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割据，完成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后，改建州为泽州。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泽州升为泽州府，辖凤台、高平、阳城、陵川、沁水5县。

1958年，晋城、高平、陵川3县并为晋城县，沁水、阳城2县为阳城县。1971年晋东南专区改为晋东南地区，5县属地区管辖。1983年7月，改晋城县为县级市。1985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消晋东南地区，成立省辖地级市晋城市，原县级晋城市的行政区域分为城区、郊区两个市辖区，外加高平、阳城、沁水、陵川4县为所属行政区。管辖范围与古泽州版图一致。1996年，改郊区为泽州县。

问题就出在把一个城市的郊区名，改成一个曾经包涵城市本身在内的历史地名。且，这个“泽州县”没有县城，整个办公衙门都在晋城市的街面上。

书归正传，讲讲开化寺。

开化寺在高平陈塸（qiū )镇，绕过南河村这泓水，别进王村。

远远看去，开化寺悬在山间。

这块保护标志牌匾，本身也快成文物了。

山门：大悲阁（在高平，过街两层建筑都叫阁）为二层楼阁，面阔进深各三间，平面方形，重檐歇山顶，明代建筑。

中殿：大雄宝殿，宋代建筑。

后殿：新修的，仿清建筑。

东配殿，元代建筑

整个庙宇古色古香，举手投足文华物精。

在明清官式建筑中，旋子彩画运用最广，常见于宫殿、衙署、寺观、坛庙、园林等各类建筑。就三段构图、大线分划和找头的一整二破等特点来说，旋子彩画最晚在明初就已定型(图1)。清廷进一步程式化，传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明式旋子彩画究竟从何而来？就是说，旋子彩画的起源与发展情况如何？同时，其构图方式和纹样形式又有何意义呢？对此，本文谨以一些粗浅看法作为引玉之砖，祈能裨益于这些重要问题探究的突破。
一、建筑彩画的深层背景
追根溯源，彩画与绘画艺术存在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宋《营造法式》就说：“今以施之于缣素之类者，谓之画；布彩于梁栋斗拱或素象什物之类者，俗谓之妆銮。” 宋代彩画以写生为重，禽兽、神仙、人物、花鸟等描绘栩栩如生，深受当时院体画求形似、重客观的细致画风影响。而且宋代宫廷画家就曾参与彩画的绘制，如画史上著名的“月季四季朝暮不同”的故事就起因于绘制栱眼壁彩画(l)。在清廷彩画程式化发展的趋向下，写生画仍具有重要地位，典型如苏式彩画的包袱，丰富的写生题材令人目不暇接，写实的技法及思想内容也相当贴近绘画艺术。另外，彩画中的“叠晕”手法也出自南北朝时由西域传来的所谓“凹凸”画法，梁代著名画家张僧繇就曾在丹阳一乘寺门楣上描绘凹凸花(2)。
当然，彩画与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绘画毕竟不同，作为建筑装饰手段，彩画是附属于建筑的一种工艺美术形式。而建筑彩画与纺织、印染、刺绣等工艺美术，本来就有密切联系。事实上，古代建筑构件就曾用带花纹的丝织品裹为装饰，长期与彩画共存。如著名的秦咸阳宫就是“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1008)所建玉清昭应宫，仍是“文缯裹梁”；直至景佑三年(1006)宋仁宗“沼禁凡帐幔，徼壁、承尘、柱衣、额道务毋得纯锦遍绣。”结果，熙宁年间编著的《营造法式》中就以锦纹彩画代替原物了。同样，彩画与建筑上其他的装饰如砖雕、木雕等也有共同的主题和图案，如历史故事、琴棋书画、
岁寒三友、八宝、八仙及其他吉祥图案。因此，对彩画的研究也不应无视工艺美术的大框架，其中有更直接联系的也许就是图案学了。
图案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图案所表现出的民族特色，令人一瞥之下就能感受到其中的中国味，有两点不可忽视，一是图案结构中的太极图形，二是“冏”形纹样(3)。
太极图形的图案结构，民间又称为“双关”或“一整二破”(4)，是用一条s形曲线把画面分成阴阳两极，围绕中心回旋并交合为一体，形成一实一虚、有无相生、左右相顾、上下相随的一种核心运动，以其部分和整体间的对比和谐及动感构成了独特的美。S形曲线进行重复、变形，沿可产生多种变体，形成多种基本结构 (图2)。旋子彩画找头部分的组织，在同一画面上运用的是纵向的“二方连续”；但由于彩画是连续绘制在梁枋构件两侧面及底面上，将其展开，则呈横向的连续图案，这个图案就正是太极图案的变体。这种构图方式，既造成了纵横交错、回旋往复的视觉美感，而且巧妙地解决了图案在不同平面的上的连贯性。另外，在用色上，相邻的间、相邻构件以及同一构件的相邻部件相间使用青绿两色，也体现了一种互为图底、阴阳互补的关系。
冏，表意窗户明亮、光明，早期写法见图3。冏形图案有两种形式：表象窗棂的方冏和呈小卷勾样的圆冏(图4)。其中圆冏纹样对后世影响极大，“在商周的装饰中应用最广……一直到后代也作为取之不尽的一种基本装饰手法，但到了隋、唐、五代就结合在花形中出现，唐宋时更发展为绝技、八达晕等图案格式”(图5)。事实上，建筑彩画中卷曲的旋瓣、如意头之类也正是圆冏历史原型的典型发展，所以为人们习用而感到亲切和熟悉。
在冏形格式和太极图式的传统土壤里，具体的装饰主题和题材与之顺应结合，孕育出旋子彩画带有卷勾的旋花、如意图案和“一整二破”的连续构图方式，是顺理成章的。
“藻绘呈瑞”，概括了彩画的重要文化取向，即以彩画所表现和传达的吉祥意义。实际上，不同种族、文化和不同时代的人们无不具有追求美好吉祥、规避灾祸的观念——吉祥观念，往往认为利用某些特定的自然或人为事物即可趋利避害。吉祥图案是代表这些事物的符号形式之一。在我国，吉祥图案的历史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其后历代文献和文物中更易见到，一般被称为“瑞应图”。建筑装饰自然是吉祥图案的施展天地，《营造法式》彩画图样和《园冶》的装修图样就有很多吉祥图案。一座典型的古建筑中，各种吉祥纹饰及其不同形式的组合也俯拾皆是；在旋子彩画中，则主要包括以下图案：
如意：来源众说纷坛，一说是朝臣仪物或仪仗兵器，也有说是佛家仪物，甚至说是俗称“痒痒挠”的爪扳，但后来世俗化为取义吉祥的饰物、礼品或玩物。其端头的形象即“如意头”，结合云头、灵芝的造型，广泛用于建筑、家具、什物、服装的装饰中。
石榴：寓意多子。石榴在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传入中原，北齐安德王高延宗纳纪，纪母宋氏献石榴以祝多子(5)，此后民间遂有以石榴祝愿多子的风俗。
莲花：我国史前时期已有莲花崇拜；佛教传人，莲花又以纯洁、清净等象征成为其标志。更多世俗的吉祥意义则如谐音“怜”、“廉”、乃至“连生贵子”等。建筑装饰如瓦当、藻井、柱础、塔幢等等，运用很广，其中须弥座更直接取象于佛教的“莲花座”。
这些吉祥物常常组合运用，旋子彩画中旋花造型的所谓“宝相花”，就非常典型。
二、旋子彩画探源
1．旋子·宝相花
有关明清花卉图案的演变和风格特征的研究表明，“明代是我国古典花卉图案传统遗产最丰富、最珍贵、存世最多的时期。著名的‘宝相花’图案在明代已盛行于世，成为明代典型的传统纹样之一。”这里的宝相花，就是一种含义吉祥、集多种自然形态的花卉组合而成的花卉图案，有不同的形式并广泛用于多种场合。
“宝相”原是一种蔷薇花的名称．但“宝相”最常用的含义是指佛的庄严形象。宝相花图案也与蔷薇无关，而是佛教上的一种花卉图案和符号，起源于东汉，盛行于明清。不过，明代的组合性宝相花图案与早期的宝相花还不能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唐、宋、元时期凡在佛教上使用的花朵当时均可笼统地称为宝相花，而所谓明代的宝相花，则是在汉、唐佛教花卉图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加工、糅合而成，而且组合性宝相花的造型特点、组织形式和艺术风格均是明代最终确立和定型的。
明宝相花的特点，第一是造型对称；第二是由两种以上花卉形象糅合而成，一般为含义吉祥的牡丹、莲花、菊花等，已非自然界的真实存在；这就造成第三个特点，花瓣造型层层多变，进一步摆脱花卉自然形态的束缚，艺术加工性更强。由于宝相花造型的自由性很大，花心、花瓣可任意选择组合，形式多样而难以枚举，典型的例子可见图6各例。
从明代的旋子彩画来看，旋花具有对称的整体造型，花心由莲瓣、如意、石榴等组合而成，旋瓣层层翻卷，而所有这些形式特征，与上述明代宝相花的典型特点毫无二致。这无疑表明，明代的旋子彩画实质上就是一种宝相花图案(图7)。
2．角叶·找头·如意
梁枋彩画被划分为三段式构图，早在五代吴越时苏州虎丘云严寺塔阑额彩画(959年)即已存在。该彩画为红白二色即“七朱八白”的刷饰作法，加以边框和两墙的“角叶”，计有如意头、碗花等四、五种不同的式样。枋心内画有长方、正方白色块、罗文、团花等不同纹样。在宋《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中则明确规定了角叶，卷十四有关额柱彩画制度提到：“(五彩遍装)檐头或大额由两头近柱处作三瓣或两瓣如意头角叶”。卷三十三有关图样还描绘了这些“角叶”的各种式样。在五彩额柱和碾玉额柱中，有诸如豹脚、合蝉燕尾、叠晕、单卷如意头、剑环、云头、三卷如意头、簇三、牙脚等许多名目，其式样就是用将如意头并置、反转、放射和重叠的方法进行组合，如意头内一般都有一些简单纹饰。两端角叶把构件表面划为三段，这种做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辽、元两代都可找到类似的实例。一般认为，角叶正是明清彩画找头的先声。
应当强调的是，明代旋子彩画的构图格式，还有找头中的旋花纹样，都曾留下了角叶图案的历史烙印。《营造法式》的角叶图案，“合蝉燕尾”和“云头”均由两个半如意头构成，角叶与中间部分的交界，同明代彩画中的枋心头就十分相似(图8)。事实上北京故宫钟粹宫和十三陵、青海乐都瞿县寺等处的明代彩画也多有以大如意头组成的找头。如果说明代的旋花是宝相花的话，那么它仍被限制在在宋代角叶如意组合的轮廓之内，而且深受如意图案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明代的旋花也应是宋代角叶如意头复杂化的结果。
第一，明代彩画每团旋花的上部，都呈现如意图案特有的轮廓线条，岔口线也呈与之相一致的外凸形。
第二，若以花心的如意或石榴的正方向为上，则最下端的旋瓣的方向，与如意的卷涡方向是一致的，而且没有任何例外。这也一直传承到清廷旋子彩画中，其旋瓣虽然已高度抽象和简化，但方向性却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保留。
第三，存在直接用如意头进行“一整二破”构图的明代彩画实例，如前述青海乐都瞿县寺金刚殿及内院廊庑、北京故宫钟粹宫、明十三陵的彩画等(图9)。更早的例证还有1952年北京出土的元代木构件，其彩画作一整二破的旋花找头，整体轮廓仍似如意。此外清式天花彩画中燕尾的处理形式，也不失为一个十分有力的佐证(图10)。
据此，尚可以解释为什么明代彩画的枋心头、皮条线多由几段内顄的曲线构成。这些曲线的内顄，正是适合于两个紧密排列的半如意头轮廓而形成的。同样，岔口线为适合于一个整如意轮廓，则表现为外凸的曲线。
总而言之，至明初已定型的旋子彩画图案是植根于同形纹样和太极构图的土壤里，在宋《营造法式》彩画制度角叶构图的基础上，在如意组合的轮廓内，糅合宝相花的图案纹样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彩画图样(图11)。
明代至清廷的最大变化，是原来用以表现并传达吉样和喜庆、具有社会内容和意义的写实性图案，逐渐几何化、程式化和定型化，某些构成渐渐丧失了原有的意义而只是具某种形式感。明代彩画的旋花可长可扁，伸缩自如；清廷旋花为正圆，其直径即构件表面的宽度，外有六边形轮廓，其如意轮廓的意味基本消失。与此关联，岔口线、变为直线或稍有变化的直线，枋心头由连续内顄的曲线变为外凸的弧线。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述，旋花中卷露的卷曲仍旧保留了原来的方向，是原来大如意轮廓的痕迹。
三、余论
在清廷三种官式彩画中，以旋子彩画、尤其以其找头部分图案最有特色，因为其抽象化、程式化的程度最深，最脱离原来的写实形象，同写生图案的随意性大、要求高而不利分工协作相比较，清廷这种从形式和内容到起稿完图都有一套定型的“规矩活”，也具有工艺成熟，易于操作而运用广泛的优越性。这些抽象形式当然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事实上，从宋到清，旋子彩画总的变化趋势，在本质上还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内容(表达吉祥意义的事物)向一定形式的积淀，而成为一种所谓“有意味的形式”。
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是普遍的。远古时期的彩陶纹样，其抽象的螺旋纹及波浪纹分别是积淀了巫术礼仪图腾中鸟纹和蛙纹(7)。气韵生动的线的艺术书法，是象形文字对写实图画的积淀的结果。同形图案，就是源自窗格或圆镜的形象，继而在形式获得独立后的延伸发展。塔在其发展的历程中，最初的宗教意义愈来愈弱，审美意义愈来愈强，也显示了其有意味的形式的特点。和玺彩画的枋心和找头的交界处，束莲瓣最终发展成为锯齿形的圭线光，与旋子图案的发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看出，以上这些艺术成果所以具有一种中国意味，原因之一是其形式中积淀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社会内容，而这些内容又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因此，对于传统的诠释和继承不能流于形式上的简单重复和摹仿，也不能离开形式追求所谓“神似”。对传统形式的意义的探究及其原型的追溯，应当成为建筑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应该是有志于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建筑的建筑师所关注的问题。
1 邓椿《画继·杂说·论近》：“徽宗建龙德宫。成，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旨极一时之选。上来幸，一无所称，独顾壶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问画者为谁，实少年新进。上喜，赐绯褒锡，甚宠，旨莫测其故。近侍尝请于上，上曰：‘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旨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故厚赏之。’”
2 许嵩《建康实录》：“(大同三年)置一乘寺，西北去县六里……寺门遍画凹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所成，远望眼晕常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乃名凹凸寺。”转自陈专席编《六朝画家史料》，文出版社，1990，270页。又，凹凸画曾自成一派，唐初尉迟乙僧的绘画，加渲染，有阴影，立体感强，有“凹凸画派”之称。但其后未得到发展。
3 雷圭元《中国图案作法初探》，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4 同上，42页。注意此“一整二破”含义与旋子彩画找头中的“一整二破”不同。
5 《北史·魏收传》：“齐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之女为妃。帝到李宅赴宴，纪母宋氏献二石榴于帝前，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魏)收曰：‘石榴多子，王新婚，妃欲其子孙众多。’帝大喜。”
6 宋浩霖《明消花卉图案的演变和风格特征》，载《浙江工艺美术》，1983(3)。
7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 郑连章《紫禁城建筑上的彩画》，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3)。

前代史家多从一般社会学视角，就事论事而孤立地看待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以至得出所谓冯亭献地不过“欲嫁其祸于赵”，而赵则贪“无故之利”招致祸难的结论。首先，太史公诚率先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史记•淮阴侯列传》）之说，结果自亦不能超脱此限。他即评论赵受上党得失所谓严原君未睹大体，利令智昏，“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众”（《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赞）云云。后世史家，先入为主，多沿袭此论。此可以南宋学者鲍彪最具代表性，所谓“平阳嫁祸之言，岂不易晓!而孝成怒之，昏于利也。(赵)胜、(赵)禹入而顺旨，以济其欲，不几于一言而丧邦欤?” （《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注）及至晚近，亦仍有以赵之惨败原因首推“贪利受地”者（张习孔先生等主编《中国古代著名战役》，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洪峻先生等主编《中外著名战争实录•长平之战》，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3年）。其实，这种形似颇有理据之说，显得唯见现象，未及实质。三国蜀汉名儒谯周有云：“长平之陷，乃赵王信间易将之咎，何怨平原受冯亭哉?” （《古史考》，原书佚，转引《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集解，又《平津馆丛书•乙集》）元胡三省则说，“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 （《资治通鉴》卷五胡注）。胡氏除了不当将长平惨败的责任一味加于赵括一人外，说得可谓一语中的。长平决战，秦何以大获全胜，而赵又何以全军覆没? 从双方庙算看：其一，秦无论战前战时，连横战略及至后来“远交近攻”，都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二的，尽管从策略计，一定时期敌友或有变换，但战略目标从未有任何动摇。赵之合纵战略则出于权益，是不确定的，时纵时横，纵横捭阖，朝秦暮楚，敌友相消，脆而不坚（诚然稍后的秦赵邯郸之役之因应侯、白起有隙而影响秦的连横和“远交近攻”一度摇摆，相反赵却合纵不移，唯其如此，邯郸之役则相反地恰恰以赵胜秦败而告终，只不过大势已去，时局已不可逆转罢了。）。其二，长平之役始末，秦君臣一直是夙兴夜寐，全力以赴，密切注视和把握戎机，上下前后协同，诸如王龁久攻不下而昭襄王、应侯即行反间于赵；俟赵以赵括代将而秦即拜白起为主将以针锋相对；一旦白起遮绝赵粮道，昭襄王即亲赴河内发年15以上民悉诣长平行总包围。赵国则不然，尽管接受韩上党符合赵的战略根本利益，孝成王对此并未能自觉地从战略高度看待，自亦不能充分利用和发挥占据上党的战略优势，而是耽于受益得意，全然忽视了行将降临的强秦倾国来攻的严重局面；既受地，除了派遣廉颇率领一支部队进驻长平备秦外，而沉醉于飞来之利，妄作高枕无忧，没有抓住时机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如秦之法进行全国战前总动员以备秦，这是赵在此役中之最大失误。自古“骄兵必败”，何况敌强我弱之国!其三，秦国君臣从连横和“远交近攻”战略出发，在集中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将政治、外交和军事几条战线有机结合起来，以收相辅相成之功，其中特别是密切注视诸侯之间的动态动向，精心利用一切机会瓦解赵同与国合纵抗秦的图谋，尽可能使敌方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以孝成王为首的赵廷则相反，各条战线各行其事而不见协同，其中特别是在时纵时横、纵横游离中，丧失掉一切固可争取而极端重要的外援以佐军事斗争的机会（事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史记•田完世家》、《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新序•善谋上》）。胡三省说“赵之丧师蹙国，不特以赵括代廉颇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计(联楚、魏以合纵牵制对抗秦)也”（《资治通鉴》卷五胡注）。其四，从秦廷制定的“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从白起在是役整个决战阶段，纵使其平生军事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自如地决胜于千里之外看，足可见到秦昭襄王对既拜主将的高度信赖——这对于大将决胜野战，自是极端重要的条件。赵孝成王尽管当初派了久经考验的名将廉颇进驻长平御秦是正确的，却既不知军事，又刚愎自用，亦不能于野战中对主将委以信任，不因应战场形势需要组织后援，以至掣肘大将野战，直至陷入秦人反间，竟以唯善“纸上谈兵”而全无实战经验的赵括，取代“以勇气闻于诸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老成持重、足智富谋的廉颇为主将，以赌国运，由是形势急转直下，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全军覆没。诚然，稍后秦方于长平大获全胜，白起正要乘胜东指邯郸之时，相国范睢和昭襄王亦未能识破赵的反问而班师，致固有•一举灭赵千载一逢的戎机丧失了。“反问”者，辄却雄兵百万，然古来能超脱一己好恶得失局限，不为反间所惑者，又可谓鲜矣。盖赵括问题，其根本在于赵孝成王于军国生死存亡之秋，轻虑浅谋，不能“知人善任”——赵之惨败早在赵廷决策以赵括代廉颇之时就决定了，重要者不在于赵括上任后另行其是、若干指挥环节失误；就赵括本人言，则不过是绠短汲深，“非不为而不能为”。从双方主将的运筹——战略战术看，初战，赵一再败却，迭有失亡，说明赵军实力不敌于秦。廉颇面对敌强我弱的实力对比，结合我以逸待劳而后方甚近，敌后方悬远而补给困难的特点，“坚壁以待秦”，避免急于同王龅决战，拖敌以疲以饥而后发制人，无疑是正确的。而从相峙三年不分胜负。至秦竟在老马岭置“空仓”以惑敌，以至再无计可施而不得不诉诸阴谋行反间看，秦军已到了再拖下去近乎崩溃了，事实亦证明其对策是行之有效的。这成为我国古代战战争史上以逸待劳、以弱制强的范例。白起在赵括大军全线突击面前，一方面佯败退却而诱敌深入，一方面纵奇兵，或绝敌后路，或穿插阻绝于敌壁垒间，腰斩敌军为二，更阻绝其粮道，致敌以粮尽援绝，士气、战力殆尽，全军遂不战自溃。此更成为我国古代战争史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大规模歼灭战的范例，以至被誉为“歼灭战之最佳史例”（魏汝霖《中国历代名将及其用兵思想•白起》1981年），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毋庸赘述，有廉颇“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篇》)，而用坚壁不战以老秦师的经验，就有王龁宥于一成不变而三年无功的教训；有白起“能而示之不能” (《孙子•计篇》)，以诱敌深入而出奇兵制胜的经验，就有赵括逞强浮躁、轻虑盲动而身亡误军的教训。此外，还有许多具体战术上如白起抵长平——易主将军事保密的经验；赵括一‘味进击而忽视保障粮道——军队生命线的教训；白起穷凶暴戾，大规模杀降，引发时人誓死抗秦所谓“善战而拙胜”（《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为后世所不齿，成为千古名将而政治蠢人的典型的教训，等等。五 赵军进军路线及其布防 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经宫廷论辩，既决策接受韩上党降，遂遣名将廉颇前往上党御秦。廉颇统率大军到达偌大的上党地区后，没有选择别的任何地方，唯独全力进驻长平(长平应有广狭二义：狭义的长平指当今高平市西北10余千米的长平村，为长平之战中心地带；广义的长平指大体当今高平市城乡全境。秦赵长平之战主战场即包括以长平村为中心的丹河两岸南北30余千米、东西10余千米地区。长平古战场一般指广义的长平。)，这是耐人寻味的。学界有这样一种意见，所谓“驻上党的赵军因缺乏兵力，退守长平”(郑励新等《中外名将录•白起》，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云云。此说颇值得商榷：其一，它有悖于上古文献记载。《史记•赵世家》说，冯亭献地后“赵遂发兵取上党，廉颇将军军长平”；《白起王翦列传》称，“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这都说明廉颇率赵军一到达上党即战前进驻长平的，不是经过与秦军遭遇后，出于缺乏兵力不得不退守长平的。其二，未知作，者不熟悉当地地形抑或另有所本? 毕竟盖与当地地理不合。其实，从早期文献记载和现场野外踏勘，可以足见名将廉颇到达上党之始即进驻长平，完全是主动的自觉的，是一位绝顶睿智而久经沙场的军事家的最佳选择。我们可以认为，单就这一点本身，就再次充分揭示了这位战国名将的战略智谋和谙熟的军事经验，今日只要深入高平各地用心走走看看想想，就会恍然大悟。应该说，从军事地理学的视角着眼，特别是古代战争条件下，长平具有双重的战略地位：其一，长平是上党郡乃至赵都邯郸的西、南两方交通襟喉，亦战略屏障。秦前此既先占领以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为中心的魏的河东，后攻下以野王(今河南沁阳)为中心的韩之南阳，就在与赵的整个角逐中，无论暂先进攻上党，抑或最终直指邯郸，不外有两条山间战略孔道可走，即取乌岭(今翼城、沁水界)、空仓岭(今沁水、高平界)一线的西路也罢，取羊肠坂(今晋城南碗子城一带)、天井关<今晋城南)一线的南路也罢，长平都是战略捷径，亦旁无选择的必经之路。这就是说，只要廉颇有一支劲旅锐卒固守长平不失，秦军则不能蹑足上党，更不得接近邯郸了。其二，就长平本身看，则是整个上党地区具有诸多军事地理优越条件的极理想的战略重地。长平广41千米，袤37千米，略呈矩形，面积946平方千米。地理坐标东经112°41′，——113°09′，，北纬35°39′——35°59′。地势东、西、北三面山，状如箕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丹河与地势千行纵贯全境。境内一般高差300米左右，最高点为东北境的高泉山，海拔1391．1米，最低点是中南部丹河东岸杜村，海拔800米，全境相对高差591米。山峦绵亘，河流纵横，各类地形发育充分。丹河流域河谷平川区占总面积16．7％，海拔850—900米；黄土丘陵区占总面积48．4％，海拔860—1000米，坡度5°一15°；中低山区占总面积34．9％，海拔950—1346米，峰高坡陡，岩石裸露，坡度>15°。按面积比较，可以见到长平地区丘陵为主，山地次之，平川又次之。主河为丹河，又有五大支流许河、东仓河、小东仓河、东大河、永禄河，呈网状遍布全境，地下水丰富，浅水层埋深多在5—50米间。这样的地理环境之于战争，则山地有险可凭，特别是西、北方面有高于关、长平关、故关等群塞可固守，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丘陵于部队运动无大碍却可隐蔽行事；河谷平川则极宜大部队调度和辎重运筹转输，更无大军食饮之虞。凡此等等，皆属极利于主军而不利客军者。赵军由邯郸进军长平的具体路线，史载未详。惟山西多山，交通运输特别是古代大规模交通运输线路的选择，受地形条件制约，以至往往带有必然性。据实地勘查，当由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南)西上，逾“太行八陉”之第四陉滏口陉(今河北磁县西北)，再西行过壶口关(今山西黎城东阳关)，始入上党腹地，从此折西南行，沿八谏水(今淘清河)，经八义村(今长治县西南)，过故关(今高平东北)进入长平战区，再循小东仓河河谷，经金门镇(今高平东北店上村)至泫氏(今高平市)，然后分兵布防。赵军当年这条进军路线，不啻为后来历代所沿用的通衢官道，在文献上可以见到历史连带关系，即从今日现代交通亦可见到当年赵军上述行军路线的历史影子——长治以上大体沿今邯(郸)长(治)铁路及其相干行的邯长公路而行，长治以下则沿今长(治)陵(川)公路接高(平)太(义)公路而行，所差不过局部参差、矫枉取直而已。滏口陉：既由邯郸西上，首当其冲，太行山绵亘南北，墙立陡绝，向为华北平原与山西高原间天然屏障，大部队于崇坂峻岭之中，唯逾是陉以度。陉口位于今磁县西北25千米，当太行山余脉石鼓山上，海拔700米，两厢山势嵯峨，群峰摩云，唯度是口，是以凭高设险，古人所谓“山岭高深，实为险厄” （《元和郡县志》卷一五），为一方舍此莫属之战略孔道。石鼓山，古来称滏山，以滏水(今滏阳河)所源出故名，“滏口”亦盖出诸此。滏口古来亦称“郭（山头）口”，命名取义则侧重一方山势，所谓“廖郭（皆山头），谷深” （《集韵•铎韵》），亦甚符合当地自然地形特征。滏源“泉奋涌，若滏水之扬汤” （《太平御览》卷六四引《水经注》。今本《水经注》无此文，当属佚文），迄今滏阳河上游流量犹为可观，当年数十万赵军取此路过太行山，亦可无水源之虞。赵军由滏口陉西来，下一个必经的交通和战略要冲，唯即壶口关——东阳关。 “壶口”以地形地貌得名，“东阳”以地理位置得名。壶口何时设关，诚难考定，作为要塞，由来已久。前此《左传》哀公四年(前491)载：“十二月，……(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鄙、逆峙、阴人、盂、壶口。”说明至迟公元前5世纪初，壶口就已是晋国东方要隘；此后汉代壶口关就成为太行四大名关之一了，与上党关(今山西屯留西)、石研(xing)关(今山西平定东北)、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齐名(《汉书•地理志》)。壶口关至五代、宋、元时代多称吴(一作吾)儿峪，明、清以来则称东阳关，不过此地有“东阳”之称似亦甚早。韩非子尝记载范睢对秦昭襄王说：“王得宛、叶、蓝田、阳夏，断河内，困梁、郑•，所以未王者，赵未服也。弛上党在二而已，以临东阳，则邯郸口中虱也。王拱而朝天下，后者以兵中之，然上党之安乐，其处甚剧，……”（《韩非子•内储说上》。学者多以“东阳”指太行山东者，一如‘南阳”指太行山南云，因属地区名，诚是；惟上古天下多“东阳”，犹属城邑、关隘名，若鲁有东阳当今山东费县西南，齐有东阳当今山东临朐东，晋有东阳当今河北晋州市左近，是以知“东阳”所指非一，更未必独泛指太行山东地区。此处广东阳”，酌之文意，若“其处甚剧”云云，更似指此塞，其命名则取义地当“上党”之东。）壶口关当今黎城东北12．5千米，位于东阳关镇东畔太行山余脉皇后岭。此岭山体石质，海拔890米，地形由东向西倾斜，岭东陡峻，岭西平缓。关设于山巅，鸟瞰岭东，一巨大狭谷伸长10余千米，几乎直至漳水(今清漳河)岸边的涉邑(今河北涉县西)。两厢谷坡陡立，坡度20—30°，山谷海拔434米，一方独具通行条件。古有以险峻著称的“壶关道”，而称壶口关为其西口，称滏口陉为东口（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卷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版）。此东陉西关，又共同构成太行山东西锁钥，壶口关正可谓上党东门。过了壶口关，始进入上党腹地。据旧志记载，皇后岭上亦多泉泓。长平之战前，公元前491年齐伐晋，西取壶口，别无他途，即只能由滏口到壶口这条“壶关道”，尽管当时尚无壶关道之名；长平之战后，公元370年，前燕慕容评统30万大军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西上，度壶关道，为前秦将军王猛大破于潞川(今浊漳河)（《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后来后燕主慕容垂统大军十数万伐西燕慕容永，西出天井关（今河北武安西40千米天井峧），破之台壁(东阳关西南，今黎城东台北村)，遂灭西燕于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亦由邺西上，出自滏口，入自壶关（《晋书》卷一二三、《水经•浊漳水注》）。唐建中二年(781)，河东节度使马燧奉诏率大军八万，讨反叛的魏博节度使田悦，师自壶关东下，东出滏口，军次邯郸（《旧唐书•田永嗣传附田悦传、马燧传》、《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凡此都走的这条旁无所择之壶关道，历史上此等大规模行军无一例外。通过壶口关进入上党腹地后，地形相对平衍，赵军径直西南行奔故关。此间经历了长治西南的上党山(今南五龙岭)余脉八谏山麓。淘清河发源于西南的羊头山，由西南迤东北流，至此称八谏水，为一方主要饮水源。相传长平之战中，赵括行营至此，有将领八人就其误军战策提出诤谏，括拒谏，八将预见到将军破国亡，更不忍做败军之将，遂自刎山下。从此，山因称“八谏山”，山麓则有“八谏水”(今淘清河支流)（此地“八谏水”之名似由来甚久：《太平寰宇记》卷四五引《水经》已有记载。今本《水经》和《水经注》俱不见，当属佚文‘唐玄宗由东都洛阳北上潞州至此，宰臣张说赋诗《奉和圣制爰因巡省途次旧居应制》，有“川横八谏阔，山带五龙长”句）。今八谏山西麓、八谏水东岸有．八义村，为今八义乡政府驻地，村名亦由此所从出，村内迄今有八义士就义遗址，清代所立“八义士谏赵处”碑犹存。这件历史轶事诚非信史，惟在义侠风气炽盛的战国—代，不仅不应一味省心地归之子虚，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八义村海拔990米，向为泽(今晋城)潞(今长治)间通衢官道，迄今有长(治)陵(川)公路接高(平)太(义)公路纵贯，北上长治，南下晋城。悉极称便。八义以下，西南行的孔道和关隘就是故关了。《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记载：“关城在(高平)县北三十五里，秦立关于此。”从此知故关作为正式关的建制，是长平之战后期秦攻占后设立的，至宋初关城犹存。故关遗址位于八义西南7千米，高平东北17．5千米，地理坐标东经113°00′25″，北纬35°55′20″。羊头山绵亘东西，形成一大南北屏障，主峰座落于故关西北，海拔1297．2米，关当其余脉陉口中央，东西两峰相峙，石质地貌，海拔各为1240米，比肩相对，东西山坡坡度5---10°。关一带为黄土质，地形平缓，海拔1046米。关北坡度2—4°，关口东北左近有关头村，为故关北口；关南坡度6—10°，南下2千米为故关村，再南行2．5千米为口则村，“口则”属“口子”的方言之音，为故关南口，海拔919米，由北口至南口跨4．5千米。从此西南行，与丹河支流小东仓河流域呈平行走向，河谷阔平，顺势而下，经金门镇(今高平东北店上村)直至泫氏(今高平)，大体即今高(平)太(义)公路一线。泫氏：即今高平。唐人武少仪在《移丹河记》里说：“高平，泫氏邑也。……初相地而居之，盖以土厚水深为善农，凿井而饮者。”（乾隆《高平县志》卷一九）《元和郡县志》卷一五亦云“高平县，本汉泫氏县，……在泫水之上，故以为名”。泫氏位于丹河河床中央，当丹河与小东仓河汇流处，海拔834米，地势相对低湿，地形开阔平衍。河两岸参差约有10千米开阔地，中虽多丘陵，却不阻滞运动，且有险可恃。当初，廉颇似充分利用了泫氏这个历史悠久而基础雄厚（《竹书纪年》记载“晋烈公元年(前419)，赵献子城泫氏”，这说明它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已成重要城邑。《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以“泫氏城在(高平)县东十里”，则是不确的，高平城东十华里已到了海拔1220米的七佛山，倘若如此，此地固然不可能作为几十万赵军的兵站，就连前此赵献子以这里为城亦不可想象。）、地理形势冲要又富水源的战略地带分兵布防的。这里既可顺丹河河床向东南运动，又可溯丹河河床向西北发展，还可溯大体平行的原村、马村二河河床向西南深入。这种态势，从文献记载、世代传说和出土文物所揭示的实际情形看，即高平西北丹河一线为主战场；高平东南丹河东岸大粮山是赵军前期大本营，廉颇设幕处和屯粮处；高平西南高平关一线为赵军设防前哨。

廉颇进驻长平地区后，大凡依次设置了如下三道防线(营垒)： (一)空仓岭防线 此指处于要害位置而最险冲的空仓岭为中心，北至今长子县西的发鸠山，南至高平、沁水、晋城交界的武神山一带，南北长约40千米的防线。空仓岭一称老马岭，亦作乏马岭，以跋涉维艰故名。地理坐标东经112°44′05″，北纬35°43′30 ″，海拔1180米，位于高平西南22．5千米，当今高平市与沁水县交界处，南北走向，山体石质，岭高陡绝，俨然一大东西天然屏障。岭中央为一巨大陉口，习称“高平关”。关左峭壁，右陡涧，唯中一线，以通东西。陉口东西长350米，南北宽1000米。关西坡度10—18°，关东坡度15—20°。关东关西皆有河谷通达山下，关西有端氏河支流玉溪河西去，关东虽有浩山顶托，惟山南山北各有丹河支流许河两源马村河、原村河东下，河谷通行条件俱佳，向为上党、河东间又一重交通咽喉和军事要冲，迄今沁(水)辉(县)干线公路即大体循此所修筑，依然是晋东南与晋南间一重要通道和军事要隘。廉颇在空仓岭上设防后，更在关内浩山南麓马村河河床路口和北麓原村河河床路口构筑了二鄣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以为空仓岭前哨的后援，形成犄角之势。《括地志》说：“赵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赵东城，在泽州高平县西二十五里。又有故谷城。此二城即二鄣也。” （转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正义）今依地理地望勘查，二鄣当是今空仓岭内浩山南北参差相对的古寨、秦城二村，都西距高于关约5千米，东距高平10余千米，皆背山面河，为一方形势完固之聚，可驻重兵，随时驰援高平关。古寨以当年为赵军寨栅得名，地当马村河河床，右依浩山，左濒马村河，地下水。地表水兼富，为空仓岭与赵后方纵深联系的浩山南麓要冲，迄今为一方大村，居民500余户。秦城则以当年王龁攻占后，派驻重兵以为东进基地得名，地当浩山北麓原村河河床，水源亦富，是空仓岭与赵后方纵深联系的浩山北麓冲要。二鄣城顺马村河和原村河东下，至二河交汇处有康营村，这是一处值得格外注意的地方。地理坐标东经112°51′15″，北纬35°44′50 ″，海拔840米。村南为许河，河南为北岭山，海拔984米，坡度25°；村北为皇王山余脉，海拔930米，坡度10°；村西为马村、原村二河交流处，河西为狼儿掌山；海拔905米，坡度15°。这个村子可谓四山环卫而三水汇流，形成一个封闭式地理环境，同时三条河谷又屈曲外通，构成一处典型的可进可退、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冲。《史记•秦本纪》记载，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括地志》说“光狼故城在今泽州高平县西二十里”（转引《史记•秦本纪》正义），核以地望，勘以形势，康营即此“光狼城”，迄今康营东门嵌有清代石刻“古光狼城”门额。这说明此地早就是秦赵角逐的焦点。这里本来是赵后方泫氏、大粮山对空仓岭防御前哨的重要后援和补给基地；后来为王　所攻占，又成为秦军东进的基地，原称“强营”，后易“康营”，都因曾为秦军营垒故名，如同其西的“秦城”一样。康营西北的上马游、下马游，村名命名亦由长平之战所从出，相传皆当年秦骑兵驻地。

空仓岭是战前赵军在上党地区所能控制的最西缘，从政治地缘和地理形势看，是当年廉颇拒秦的第一道防线；从关内二鄣城乃至光狼城之设，可以见到廉颇对此首道防线的苦心经营和重视。日前空仓岭上高庙山出土的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空仓岭建城记》碑有云：“高平、沁水之交，有山曰空仓。考之典故，询之土人，盖秦白起诡运置仓以绐赵括之处。” （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三记载相似。按：此处“白起”似为王蛇之讹传，白起履任长平后，实无必要再置“空仓”，或出于白显而王遂隐所致；又“赵括”似为廉颇之讹传，亦或出于赵显而廉遂隐所致）。所谓白起诡置空仓于斯而有“空仓”之名，自是廉颇初战失利而关山易手后的事。（二）丹河防线 丹河发源于高平、长子界山丹朱岭，逶迤东南流，由高平中央纵贯全境，迤南经晋城，至河南注入黄河，谷深而流量大，沿岸地形开阔，便于大部队运动。廉颇利用这道天然屏障，于丹河东岸沿山一线构筑了第二道防线，是为赵军的纵深主体防线，亦即主阵地。这道防线由泫氏(今高平)以东南沿丹河东岸的赵庄、大粮山直至高平、晋城交界的上，下城公村一线；由泫氏以西北沿丹河东岸依次为店上、企甲院、围城、石门，箭头、三军、韩王山、永禄、长平、掘山、绝水、丹朱岭一线(《水经•沁水注》：“(长平)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赵庄(南赵庄)，当高平东1千米许。当地世代相传，赵括被射杀于北邻的围城村，居民将其尸体运回，葬于二仙岭，岭南麓的村子遂名“赵(括)庄”。大粮山，一作米山，世代相传，为当年廉颇屯积粮刍之所，因以得名(元和郡县志)卷一五、(太平寰宇记)卷四四、《金史•地理志》、雍正《山西通志》卷二三，)。迄今山上犹有营防岭、廉颇屯、廉颇庙等名胜。大粮山位于今高平东南5千米米山镇东北(《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谓“米山，(高平)县北十里”，“县北”当‘县东南”之讹。)，由此山东北行，依次又有官甲岭、七佛山，三山连麓，实为一山体，不过属不同历史时期随地称名而已。七佛山以唐代肇建塑有七佛像的佛刹后故名，官甲岭如同“营防岭”，则取义于当年廉颇屯军，原本都是大粮山。主峰七佛山地理坐标为东经112°58′30″，北纬35°47′45″，海拔1220米。山脊相对平缓，可走马屯营，更有定林泉可饮用。是山在高乎中部群山中为最高，向东北可以看到故关，向西南可以看到空仓岭，与其北10余千米的韩王山，一南一北，居高临下，构成赵军几十里防线上的两只眼睛，可使整个战场敌我态势如指诸掌，可自如调度河东之我，嘹望河西之敌。如此形势，从军事地理视角看，是极其优越的，特别是在冷兵器作战和没有现代通讯手段的古代战争中，则显得倍加重要。山下左有小东仓河河谷，右有东仓河河谷，平行向东北延伸，直指邯郸方向，可保持与后方密切联系，可保障辎重粮刍补给。廉颇设幕于斯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唯有设幕于斯。由大粮山沿丹河而下10千米许的晋城境上、下城公二村，当晋城东北33千米。地理坐标东经112°59′，北纬35°40′05″。村西靠虸台山，海拔831米；村东依东山，海拔616米；村声为蒲水入丹河下口。形势险冲，为赵丹河防线的南端。当地世代相传为长平之战廉颇坚壁拒秦军处。村畔有固山，山上有悠久古老的廉颇庙，所祀廉颇塑像“奇古非近今所及”(乾隆《凤台县志》卷二)。由泫氏高平)溯丹河而上，首当其冲为店上村。店上古称金门镇，《太平寰宇记》卷四四说：“金门山，在(高平)县北五里，其山崖土赤如金，当赵垒之门，因号金门山。”按：“金门山”即今店上西畔的黄土冲沟地带红土坡，而“金门”之谓，则由赵垒之门所从出。村子地理坐标为东经112°56′40，北纬35°49′01″。店上西距丹河未远，更当小东仓河下口，河谷宽300米；北靠韩王山，西依红土坡。红土坡系韩王山山前台地，土质属红粘土，海拔886米，高于小东仓河河床30米。台地呈矩形，东西3千米，南北2千米，多为黄土冲沟切割，地表破碎。台地有山可恃，有河谷可输转，具有控制小东仓河出口与丹河中段河川的地理形势；位居七佛山与韩王山两山之间，更具南北呼应作用，大有一方锁钥之概，因而廉颇以为赵军防卫链条上之核心阵地。迄今店上负山濒河，形势险要，街市南北长逾l千米，居民500余户，农工商富庶，为一方名村。红土坡迄今多有战国绳纹瓦残片，可以看出今村与战国时代的历史连带关系。店上以西北沿丹河一字排开依次有企甲院、围城、石门、箭头、三军等村。这些村子之得名，都与长平之战不无关系。企甲院原作“弃甲院”，以赵军在此放下武器得名，早在本世纪50年代亦有成批战国箭镞的出土(张颔《古长平战场资料研究》，《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围城”以赵军被围于此得名，以至有赵括战死于此的传说；“石门”以当年为赵军营垒军门得名；“箭头”以后世辄发现当年战争遗物箭头得名；“三军”相传为当年赵三军幕府驻地得名；掘山村和绝水绝水（源出高平西北伞盖山，东南流注入丹河）以当年秦掘山改河绝水不令赵食饮得名。箭头村以南的铺上村，以北的永禄村，其得名诚不见与长平之战的连带关系，但前者却有“宁寿令戟”的出土（郭一峰、张广善《高平县出土“宁寿令戟”考》，《文物季刊 1992年第4期。），后者则有被坑杀赵卒1号尸骨坑的发现，坑长11米，宽4米，深1．2米，尸骨100余具，另有刀币17枚、箭头2枚、青铜和铁质带钩各1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长平之战遗址永禄1号尸骨坑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6期）。其实，像永禄1号尸骨坑之类的尸骨坑，已于永禄周围发现犹待发掘的l0余处。以上都是在高平西北丹河东岸一带出土的那次战争的遗存。至若前此历代旧志或文人诗文中所记载或提到的古戈、矛、箭镞、尸骸之属，就毋需赘述了。韩王山，位于高平北7．5千米，为丹河、小东仓河与永禄河分水岭，当东经112°55′5″，北纬35°51′40″，主峰海拔1186．3米，相对高程300余米。山体中部以上石质，坡度25—35°，形势陡峻；中部以下为黄土堆积，坡度10—20°，相对平缓。此山独立摩云，又当县(市)境中央，向被一方尊为“主山”。登临四眺，但见数十里丹河两岸川原、村落、景物，可谓历历在目。韩王山西面有余脉将军岭，高耸几可与主山比肩，登高远眺，数十里丹河一线，亦可一望无遗。当地世代相传，廉颇当年常登高观战于此，因称“将军岭”。这与韩王山西麓的三军相传为赵三军指挥处，以至赵括战死于围城都非属偶然。这些传说与韩王山西麓诸村出土的大量文物一起，雄辩地说明，如三年相峙阶段大粮山为廉颇设幕处一样，韩王山当是决战阶段主将赵括的幕府，而韩王山西麓至丹河一线，则是决战的主战场，亦即最后赵军被围困的中心地带。传统地志多以“相传秦围韩王于此”故名(《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三、乾隆《高平县志》卷五)，其实史籍固无秦尝围韩国历世国君于此的记载。然而，这个传说不是子虚乌有，恰恰相反，倒提供了此山亦属长平之战中赵方一处非同寻常的阵地的佐证。战争前夕，韩上党守冯亭率全郡军民归赵，得封华阳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统率原郡军民与赵军协同作战直至战死(《汉书•冯奉世传》。《战国策•赵策一》说到冯亭以上党献赵后，不言受封和协同赵军抗秦事，而云辞归韩，诚可存一说，惟不合冯氏反映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的初衷)。此“韩王”当是后人对冯亭的尊奉之称，所谓“秦围韩王于此”，则说明当年冯亭抗秦设幕于斯。这不论从冯亭的身份、地位看，还是从这山的地理形势看，都是理乎自然的。韩王山南距主帅廉颇大粮山大本营10余千米，为仅次于大粮山的另一指挥中心。《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上党记》)，或谓冯亭墓、庙在潞州(《新定九域志》卷四)，未所确指，或亦即壶关。此等出于后世尊奉纪念，自不必尽实。长平，地理坐标为东经112°51′20，北纬35°54′02 ″，于今高平西北10．5千米，当丹河上游东岸，村西畔150米为丹河，村东畔50米为圣皇岭，岭海拔951米，为一南北向长条状山岭，东北与羊头山脉连麓。如此左水右山的地理形势，构成丹河线上韩王山与丹朱岭间一南北交通孔道和重隘，特别是拱卫北方天险长平关的前沿。长平为战国古城，以至成为长平之战命名地，汉代称长平亭(《后汉书•郡国志》)，北魏尝为高平县治，明清为长平驿(驿站旧址，今为小学校址，门洞保留明代驿站门额石刻“长平驿”，其阴为用以凭吊赵罹难将士的砖刻“吊古场”。明代城池南北650米，东西400米，今村北门一带有明代城门、城墙和城壕遗存。北门门洞跨度3．7米，进深5．5米；城墙夯土层9--12厘米；城壕6．9米，深3米)，向为南北通衢官道，迄今为有居民310户的一方大村。长平关，位于高平北境与长子交界处，地理坐标为东经112°46′50 ″，北纬35°58′lO″，海拔1100米。关北面坡度2—4°，关南面坡度6—20°，山体石质。关北为浊漳河源头，属浊漳河一源，关南有丹河通关下逶迤东南。关东、西各为山头，东山头海拔1095米；西山头即丹朱岭，为一方最高峰，海拔达到1131米。长平关北坡相对平缓，关南坡陡峭，登临南眺，颇有居高临下之势。此关向为潞、泽二州往还必经孔道，迄今为平行的太(原)焦(作)铁路和207国道纵贯；亦千古不易的天险重隘。长平关为当年廉颇构筑的赵军第二道纵深防线的北部终端，为防御秦军东下或北上的巨防。丹朱岭,一作“武讫岭”，据晋人周处《风土记》记载：“秦赵战于长平赵军败退，秦将白起逐至此，因名武讫岭。”(转引自《太平寰宇记》卷四五)《水经•沁水注《上党记》记载：“长平城在(上党)郡之南，秦垒在城西，二军共食流水，涧相去五里。……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许里，东西二十余里，悉秦、赵故垒，遗壁旧存焉。”通过以上逐一实地勘查和钩沉，始知先贤言之不虚不妄!

(三)百里石长城防线 这条防线大体亦呈西北一东南走向，与丹河防线不同的是，前者由西北一东南以南北向为主，后者虽亦由西北一东南，却以东西向为主。此防线西起丹朱岭(长平关)，逶迤向东经南公山至羊头山，再经金泉山至陵川与壶关交界的马鞍壑(一作豁)，因为沿山亘岭而构筑有简易的长达百里的石长城故名。从自然地理视角看，此线以北属漳河流域，以南属丹河流域，其地形则由北向南倾斜，所经诸山南面坡陡谷深，北面高而乎缓，由北向南有高屋建瓴之势。如果说空仓岭(赵西垒)是赵的防御前哨，丹河是主阵地，那么百里石长城就是赵的后路子。这条防线是廉颇构筑的最东北即最深入赵后方，亦即关系到上党乃至大本营邯郸安危的最后一道巨防。丹朱岭、羊头山的地理形势，前文已述其详；马鞍壑位于东经113°16′05 ″，北纬35°52′10″，地珲形势与丹朱岭、羊头山亦大体相若，海拔1409米。山体石质，南坡坡度25°，北坡坡度15°。山体为一南北向山脉，今称“分水岭山”’百里石长城即构筑于此岭上，为此道防线的最东端。就马鞍壑的形势看，亦山北高平而徐缓，山南陡峻，为一方要冲，可有力遏制南方陵川方面北来之敌。陵川县北有蒲水，源出马鞍山余脉圣宫山，西南流经陵川西北境、高平东南境，至晋城东北隅的河东村一带注入丹河(光绪《陵川县志》卷四)。其河床谷道可用以北壶关马鞍山。迄今蒲水上游尚有径流，亦有以是水命名的蒲水村，中下游则时断时续，实际上成了季节河，但逶迤几十里的谷道仍甚明显。现在马鞍山山麓有西马安、东马安二村，命名即由古来要冲马鞍壑所从出。这条百里石长城，明代学者周一梧尝作勘查考辨：“潞、泽之交，横贯一山，起丹朱岭，至马鞍壑，有古长城一道，岁久倾颓，然遗迹尚在，登高望之，宛然联络，中有营垒。……今陵川呼此山为秦岭，以为秦筑。以事考之，则长平之役，秦人遮绝赵救兵及刍饷而筑也。……吾观武安君之行营布阵，而信其能成于顷刻也。”(《论白起营垒》，乾隆《高平县志》卷二十)周氏以百里石长城为秦白起出于遮绝赵援而筑，系囿于故老相传以讹致讹，所谓“吾观武安君之行营布阵，而信其能成于顷刻”云云，则显然属历史唯心主义，即连其本人固知不能自圆，自更难取信于人了；然而，他在古代条件所限之下，跨县逾郡，攀岭循谷，于古人中率先完成百里石长城现场考察，已够难能可贵，其功不可没。乾隆《潞安府志》卷十称，“旧志潞、泽之交，起丹朱岭，至马鞍壑，有古长城迹存，土人谓晋、梁构兵时筑”云云。其说不经，首先，五代初梁、晋之战是东都开封府与北都太原府之间的战争，战守方向呈东南一西北，而百里石长城走向亦呈东南一西北，是以梁、晋攻守双方都不会构筑这种走向的防卫工程；其次，上述周一梧为明潞安长治人，致仕居家考察著文，上距五代未远，地近咫尺，倘梁、晋之战所构筑，周氏何以未闻! 时至今日，这“百里石长城”仍依稀可寻可见，羊头山以东保存较好，石城底宽约4米，最高者尚1米多，石块不整，石质不一，是以知当年就地取材，仓卒而成，走向系随山势起伏蜿蜒，与后来北方万里长城仿佛无异。然而，周氏以当地有“秦岭”之名，所谓“百里石长城”为“秦人遮绝赵救兵及刍饷而筑”云云(光绪《陵川县志》卷四有‘秦岭……秦白起筑，以遮赵救兵绝刍糗之所”之谓，当祖于周氏说)，则显系言之未的。当地之所以有“秦岭”之称者，不过初由赵筑而最终秦占领了它，自亦用以“遮绝赵救兵及刍饷”，因以呼“秦岭”亦未尝不可。其实，百里石长城防线，固属廉颇进驻长平后，特别是与王62三年相峙所谓“赵军筑垒壁而守之……廉颇坚壁以待秦”(《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之时，假以岁月构筑而用以御秦的，绝非秦将白起所构筑而用于“遮绝赵救兵及刍饷”的。这样认识，主要根据有三：其一，廉颇与王龁三年相峙阶段，赵军虽屡经小却而未伤大体，百里石长城一线尚属赵的纵深后路，牢牢掌握在赵军手，秦军远不及于此；赵军既屡却，处于防守态势，而秦军一再得手，一直处于突击态势，全无以如此浩大人力物力构筑此等工事“防御”赵军的必要。其二，白起与赵括决战阶段，秦军除了当初一时于正面佯败诱敌深入之外，一直处于对被分割的赵军大规模围歼之中，自更无构筑如此巨大防御工程的必要；俟昭襄王亲自赶赴河内，“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诚然这来自河内的大批兵民出于“遮绝赵救及粮食”，确乎包抄赵的百里石长城一线，但秦人既已有这“人海”、“人城”足以可恃，何苦又构筑“石城”?而真要再构筑“石城”，那岂非等于挡自己了!何况白起到长干总共不过几个月，根本没有构筑这等百里石长城的时间，自不待言。其三，在百里石长城线上，不论最西的丹朱岭、长平关，还是中段的羊头山、故关，抑或最东端的马鞍山，皆北坡坡度小，地势高而平缓，南坡坡度大，地势陡峻，一言以蔽之曰地形由北向南倾斜。置身其上南眺，大有居高临下之概，以至百里一线几无例外。如此地理形势本身，即足以说明这条巨大的防卫工事是用以防杜南方的秦军北上的，不可能是由东西两厢包抄来的秦军为防杜赵援和辎重补给南下的，否则岂非秦军自设陷阱，自投绝路! 秦赵决战之主战场，自在今高平西北丹河两岸，惟白起出“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之时，无疑在百里石长城一线亦遇到惯以能战著称的赵军将士的顽强抵抗。长平关内赵庄乡有村名小回沟、河泊，前者原称“血昏河”，后者原称“血泊”，正是当年攻守双方惨烈厮杀的写真；长平关外丹朱岭下掘山村，尝出土战国秦半两近20000枚(常四龙《秦坑在何处》，《沧桑》1996年第4期)，亦从某一侧面揭示了秦军曾在此活动之一斑。六 秦军进军路线及其布防,公元前262年，长平之战起，王蛇统秦军由咸阳取何路进军上党——长平? 史籍虽亦无直接记载，惟关河所限，陵谷交错，受地形制约，其选择余地则是很有限的，倘参以间接文献记载，结合传说、遗存，核以野外地理勘查，亦可略现轨迹。其所经行，当不外有两种选择：其一，由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取水路舟行，顺渭河东下，至河曲折北溯黄河，至汾阴(今山西万荣西黄河东岸庙前)折东溯汾河东下，至晋故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西)，从此舍水路就陆路东行。由咸阳至新田，除了取上述水路，亦可陆行，即由咸阳沿渭河河床谷道东行，至河曲后，东渡临晋关(蒲坂关)，循涑水河河床东北行直至新田。水路舟行较为迅捷，取之可能性大；或可出于运兵数十万乃至百万，从戎机计，而水陆并用。由新田东下越黄父(一作“黑壤”，今山西翼城、沁水交界处乌岭关)，就进入了上党腹地，再沿梅河河床，经马邑(今山西沁水东)进抵沁河西岸，然后分兵南北循沁河一线布防。由于它通过今山西西南部，我们依古来习惯姑称“河东道”。其二，由咸阳顺渭河泛舟东下，至河曲移舟黄河顺流东去，逾砥柱山达河内(今河南省黄河以北)登陆，由野王(今河南沁阳)取太行道北逾太行山，过天井关进入上党腹地，再折西北沿沁河一线布防。由于它通过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我们亦依古来习惯姑称“河内道”。自从公元前290年魏昭王“予秦河东地方四百里” （《史记•魏世家》），秦经营河东已近30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次年又“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这就是说，当时河东、河内尽入秦的版图，通过这两条路，从政治地缘上看，秦都没有困难，可任择其一。此外还有否第三种可能?武汉部队司令部军事资料研究组所绘《秦赵长平之战示意图》，秦军进军路线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始，径直东经南阳——野王，折西北至高平(按：当时当作“泫氏”)，再北至长平（中国古代战争一百例•秦赵长平大战,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然而，秦属大规模行军，何以既舍西河水运和涑水河河床谷道之便，又弃南河水运之利，偏取突兀陡峻、崎岖回环著称的中条山、王屋山山脊呢?这实在是费解的，以至近乎是不可能的。迄至于今，由夏县跨越中条山至垣曲，虽然不乏山路乃至羊肠坂道，而要通过大部队及其相应粮刍辎重，毕竟是不可想象的。第三种可能既已排除，姑可就河东道与河内道作出比较。前者进行大规模运输尝有先例，公元前647年，秦运粮救济晋饥荒，“自雍(今陕西凤翔南近渭水)及绛(今山西侯马西，傍汾河)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左传》僖公十三年。又见孔颖达疏），正是走的此道。后者亦有可能，《史记•赵世家》正义即直书：“秦从渭水漕粮东入(黄)河、洛(水)，军击韩上党也。”倘若加以比较，则河东道有四便，河内道则有四不便：其一，河东道水路无破亡记载，安全系数大；南河水路上有砥柱天险，历来漕运多破亡，风险甚大。其二，河东道最高点乌岭关地势虽远高于河内道最高点天井关，惟前者相对平缓易行，而所有乌岭、空仓岭两处山险合计不过10千米，后者却陡仄盘错，天井关、碗子城一线高山羊肠坂道则长达20千米，自古就是驰名的艰难险道。其三，河东道当时尽在秦的牢牢控制之中；南河河段尽管当时秦控制若干插花地带，毕竟属于亲赵的韩、魏传统地界，不少地方仍在韩、魏控制之下，秦假道韩、魏，自有后顾之虞。其四，河东道(由咸阳经新田到沁河一线)直线距离380千米；河内道(由咸阳经野王到沁河一线)直线距离460千米，即前者近于后者80千米。这就是说，无论如何秦人不会既避夷就险又舍近求远的。凡此种种，秦发兵上党自当取河东道。不独如此，尽管秦师行军路线无直接记载，而间接记载、传说和遗存，核以野外地理勘查，都足资说明走的这条河东道。至若后来到公元前260年，是役发展到赵中秦反问以赵括代廉颇，白起出奇兵断绝赵粮道，“(昭襄)王自之河内? ”

前言战国秦赵长平之战，是几千年中国古代史上规模首屈一指的战役，是由春秋、战国五百年列国林立、割据混战，过渡到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决定性战役，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役为战国末叶秦、赵两强在政治力、经济力和军力上的全方位决战，双方成败得失——朝廷之庙算、统帅之运筹帏幄、地理形势之遴选取舍……都有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倘加以系统地全面地钩沉和总结，自既富有历史意义，亦甚有现实意义。今日传世记载长平之战的早期文献，其详悉首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形成的集中记载此役之原始文献，经过“秦火”，除了秦国内府文献较多幸存下来——诚然又经过秦末项羽焚烧秦宫实属余烬——列国文献已湮灭殆尽。其余若《战国策》、先秦诸子之属，则不过旁涉附出之一鳞半爪而已。就《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而言，则又详于人物情节，而双方运动、战场格局鲜见，即偶有所及，亦过于扑朔迷离。自是之后，关注长平之战者，诚代有其人，惟其论述，一般属就事论事，严格说来谈不上研究。晚近以还，学界迭有就此役做进一步研究者，其中论著自不乏勤力之作，然或陷于从文献到文献，终难突破陈陈相因之局；或囿于当地方志甚或故老传闻，以至流于神奇失真。由是，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依然原地徘徊，乃至长期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上述之诸研究，虽费多大之努力，问题之所以难得其解者，症结大率有二：其一，对于如此历史大题材而又偏偏缺乏确切记载的问题，疏于详细地占有材料，其研究多是陷于零星的片面的，而不是系统的全面的；其二，对于如此直径逾百千米的偌大古战场，却疏于现场踏勘，而止于就既有文献做文章，毕竟难得实质性突破。笔者感于此，在尽可能研寻有关文献和晚近撰述基础上，年来在高平市委、市府以及相关的沁水、晋城等县市鼎力支持帮助下，反复深入长平古战场，作了野外考察。所至必身履目验，核以踏勘，乃至往还者再三，由是多所前此所未知见，再纵横耙梳，综合分析，终于窥见当年战场格局——双方具体运动和战守端睨。是以此书之撰，期以为日后博雅诸君进一步研寻提供一相当之基础。诚如是，面对长平之战若此历史大题材，自知阅历所限，足履犹多当达未达；决疑断案，更难免管窥谬失。凡此种种，尚望师友和读者不吝教正。从就长平之战考察伊始，直至此书成书，始终得到高平市委、市府领导鼎力支持和关注，史念海教授、高平市委徐治业书记和李小旺市长慨为之序，高平文博馆常四龙先生提供部分珍贵照片，山西省地图编辑部杨剑英、王雅茹先生相助清绘地图，山西人民出版社俯允印行，皆足铭感，均借此申谢。

靳生禾 谢鸿喜谨识 1997年4月于山西大学一 长平之战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古代史上，经过春秋五霸肇于前，战国七雄踵于后的几百年割据兼并，至战国后叶，出现了天下大一统的发展趋势——天下统一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成为时代的要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最高表现形态。这就决定了此时此间列国的角逐，自觉不自觉地愈来愈呈现出统一战争的性质。至若其中强国之战，这种性质则更如火如荼。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诈自为使者入秦”（《史记•赵世家》）作军事相定，前271年范睢说秦昭襄王推行“远交近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都是长平之战前这方面的典型事件。当是时，列国具有统一实力者，首推关中经过两次商鞅变法日益强盛的秦，其次是山东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盛极一时的赵。就秦赵两强言，秦商鞅变法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面深入的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主要是军事领域的改革，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改革显得薄弱。后来商鞅个人尽管被守旧派所杀身亡，其变法却照样推行下去而发扬光大；赵武灵王在沙丘宫廷政变困死台城后，其军事改革就销声匿迹了，这是秦优于赵之处。

从公元前262年开始的历时三年的长平之战（长平之战历时三年是史学界传统说法，晚近又有持续只有六个月之说。其实是以从韩上党降赵，秦遂攻赵始，经三年相峙，最后是几个月的白热化决战），战场没有选在靠近秦都咸阳的军事重地关河地带，而是选在上党——形同赵都邯郸的畿辅地区长平，正说明秦是主动的咄咄逼人的攻方，赵是被动的无可选择的守方。战国后叶，秦经过商鞅变法，整体国力和军力，在列国中的优势日渐明显。其兼并战争进程，亦日益加快，特别是魏人政治家范睢西入秦推行“远交近攻”战略以来，首当其冲，矛头直指三晋。公元前262年，秦伐韩，拔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上党郡(治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与以都城南郑(今河南新郑)为中心的韩本土的联系。由是孤悬的韩上党郡无力抗秦而降赵，赵受韩上党，发重兵进驻战略重镇长平(今山西高平)拒秦，秦则派大军进攻长平。秦、赵两强都倾国以决的长平之战就爆发了。初战，赵军迭有小却，先头部队伤亡少数将校，陷落了一些前沿阵地，反映了赵军总体实力不敌秦军。主将廉颇针对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和敌远道而来我则以逸待劳的野战实际，遂取占据有利地形，坚壁固守，以图相机后发制敌之策。从是后赵军再无失亡记载看，廉颇的战策显然有效地遏止了秦军攻势。是以秦赵相峙三载，不分胜负。有迹象表明，战局的天平开始向利于赵而厄于秦的方向倾斜。秦无奈阴谋行反间，以孝成王为首的赵廷以徒有名将之子虚名而无实战经验的赵括代廉颇。括挂帅伊始，则一反前此廉颇战略战术，易置军吏，下令全线突击，结果前陷重围，后断粮道。 战局形势急遽恶化，以英勇能战驰名列国的赵军虽经喋血拼搏，杀伤强秦过半，却终不得突围，直至赵括赤膊上阵被射杀后全军降秦，而数十万赵卒除幼小者240人被放还外，悉为秦将白起设诈坑杀了。长平之役，赵参战兵力为45万（见《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赵世家》则记载赵“卒四十余万皆坑之”，与此雷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刊行魏汝霖先生《中国历代名将及其用兵思想》提到两组数字，称“赵军约三十万众，合上党军民共约四十余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张文达、维民先生《中国历代军事人物传略•白起》则称“廉颇带领的驰援上党的二十万赵军”云云，均未见所本），这是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秦参战兵力史无确切记载。长平之役后，继白起而起的秦名将王翦伐楚之时，“将兵六十万”（《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此中可以说明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当时秦足有一次至少集结训练有素的兵力60万的能力；二是战国末叶六国中国力军力以赵最强，秦伐二等强国楚尚且动员兵力60万，而同唯一的一等强国赵倾国决战，不难想见当动员多少兵力。三国魏人何晏尝云：“长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赵矣”（转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集解），反映了战国后叶各国战时特别是大战决战时的一般情况。何氏之世上距当时未远，诚亦属后人述前事，惟既重重包围以能战著称列国的赵军45万，据当时战争“十围五攻”（《孙子，谋攻》）常例，自“当几倍于赵”（(明)周一梧《论白起营垒》，乾隆《高平县志》卷二十），至少亦当双倍于赵达百万左右，否则包围赵军是不可能的。这些分析，其实与战后白起亲自所说经过是役“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是吻合的，并由此知长平之战中秦亦战死不下四五十万。至若最后总包围赵军，即秦昭襄王亲赶赴河内发年15以上悉诣长平之时，秦投入战争的人数就更非止百万了。长平之战作为秦赵两强倾国以决之战，赵参战兵力45万史有明文，尽管晚近有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质疑，怀疑当时赵能以45万人投入此役或白起杀降能达到40万之众，却都尚未提出足资否定上古文献记载的确切理据。若或以为长平(今高平西北)地形险狭，容不下几十万人迂回腾挪；或以为省冤谷(今高平西谷口村)一处小地方坑杀40万战俘绝难实施云云。前者系出于对长平古战场——今高平丹河两岸地理形势失于熟悉，其实当地有着十分广阔的空间和发育良好的各种复杂地形，固属古代进行野战乃至大规模歼灭战的理想所在；后者则囿于古人追求故事性的误己，其实当年白起大规模杀降，只能是对放下武器后的赵俘于漫山遍野间就地大屠杀。前代有宋运判马城曾于高平西北“以左右前后沟壑数十里暴露之骸，毕集而掩葬”（金王庭直《省冤谷记》，雍正《泽州府志》卷四五）；1995年出土的长平之战白起杀降尸骨坑之一，地当高平北亦谷门北7千米之永禄村西北800米被称作“后沟”的地方，坑呈不规则长方形，北壁长9．4米，深o，3米，尸骨百余具。类似的尸骨坑在永禄周围已发现10余处。这都足资说明白起杀降绝非限于谷口一地。</p><p>长平之战结果，赵军固全军覆没，秦亦死亡过半，即双方死亡百万左右。是役成为春秋战国时代一次持续最久、规模最大、最惨烈的战争，诚如古人论及东周500年的战争时，唯推晋阳、长平两役，所谓“晋阳之围，悬釜而炊；长平之战，血流漂卤”（《帝王世纪》）。这场战争由于秦取得全胜，由其统一的形势已成不可逆转，从此急转直下。长平之役，标志着以列国林立、兼并战争频仍为时代特征的战国一代行将终结，一个史无前例的中央集权大帝国就要临降了。从此说来，长平之战是一场地道的划时代战争。此役秦胜于赵，后来中国历史依次发展如此；倘若当年以赵孝成王为首的赵廷，于此役之始所取战略方针得当有力，此役后期头脑清醒无战略失误，则赵胜于秦以至由赵统一，是固属可能的，如此，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自当完全是另一种面貌。从此看来，长平之战一定程度上是决定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走向的于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一场战争。长平一役，为战国时代乃至整个封建史上最大的战争，不啻有着列国中最主要国家最高决策层战略成败得失值得研究，犹集中了战国一代最优秀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若廉颇、白起等将领的参与，包含着这群千古名将指挥如神的运筹帏幄，是以凝聚着中国古代悠久的发达的军事科学理论和实践，都是需要深入检讨总结的。如是我国先民以此等巨大牺牲为代价形成之无与伦比的军事文化，自亦颇值得认真回味之，考察之，总结之。二 文献所见之长平之战 当时形成的列国文献，多毁于秦火，传世的有关记载长平之战的上古早期文献，首推《史记》，次为《战国策》。其中又以《史记》的《白起王翦列传》和《廉颇蔺相如列传》最为详实，次为《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史记•赵世家》，又次为《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新序•善谋》、《史记•田完世家》。《史记•秦本纪》、《韩世家》则以大事记体行文，略事梗概。《战国策•赵策三•秦攻赵于长平》、《魏策四•长平之役》、《齐策二•秦攻赵长平》、《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秦策三•谓应侯曰君禽马服乎》、《史记•范睢蔡泽列传》等，或限于列国有关幕后外交(纵横)活动，或战后君臣间抑策士游说中有关得失论证。至若《战国策•秦策三•蔡泽见逐于赵》所谓“白起……越韩、魏攻强赵，北坑马服，诛屠四十余万之众，流血成川，沸声若雷”，《韩非子•显学篇》提到“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马服，赵括，括袭父爵之谓），《吕氏春秋•应言篇》有“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缺字当为“匮”乏”之属），《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谓“(昭襄王)四十七年攻长平”等等，诚属个别旁涉，惟亦见是役在战国当时士民中影响之深。《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白起攻(韩)南阳太行道，绝之。四十五年(前262)，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日：“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日：“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平原君日：“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四十七年(前260)，秦使左庶长王 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龁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赵王数以为让。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问，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亡，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 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详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于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日：“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四十八年(前259)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 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日：“武安君禽马服子乎?”日：“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日：“然。”“赵亡则秦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无以为武安君功也。”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日：“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日：“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长平之战，有补于《白起王翦列传》者凡二：一是有关赵括其人，蔺相如谓“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也。”括母说，括父赵奢当年尝言“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更云奢为将之时，幕有以师事者十数，以友事者百数，凡国家勋赏，悉数散发士卒同僚，一俟受令出征，夙兴夜寐，盖不问家事；而括一旦为将，即目中无人，不可一世，朝廷赏赐，一概带回自家，一天注意的就是购置上好田宅。二是有关赵括临战的作法，所谓“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战国策•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有关长平之战的记载，有补于上述者凡二：一是韩桓惠王答应割让上党郡予秦后，尝遣韩阳传谕上党守靳 执行，而超却誓死不降秦，所谓“臣请悉发守以应(战)秦，若不能卒，则死之”，韩王乃遣冯亭代靳 。二是对赵廷在论辩是否接受冯亭献地问题上记载独详：赵王喜，召平原君（当为“平阳君”）而告之日：“……今冯亭令使者以(上党)与寡人，何如?”赵豹对日：“臣闻圣人甚祸无故之利。”王日：“人怀吾义，何谓无故乎?”对日：“秦蚕食韩氏之地，中绝不令相通，故自以坐受上党也。且夫韩之所以内赵者，欲嫁其祸也。秦被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而小弱顾能得之强大乎?今王取之，可谓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王自图之!”王大怒日：“夫用百万之众，攻战逾年历岁，未见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十七)，何故不为?”赵豹出。王召赵胜、赵禹……，二人对日：“用兵逾年，未见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赵胜往受地。《史记•赵世家》相关记载与此参差相仿，当祖于《战国策》。《战国策•赵策三•秦赵战于长平》记载又有补于上述者，是廉颇初战失利而屡遭失亡后，赵廷尝有“纵横”之争及其活动；秦、赵战于长平，赵不胜，亡一都尉。赵王召楼昌与虞卿日：“军战不胜，尉复死，寡人使卷甲而趋之，何如?”楼昌日：“无益也，不如发重使而为媾。”虞卿日：“夫言媾者，以为不媾者军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论秦也，欲破王之军乎?其不邪?”王日：“秦不遗余力矣，必且破赵军。”虞卿日：“王聊听臣，发使出重宝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宝，必入吾使。赵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从也，且必恐。如此，则媾乃可为也。”赵王不听，与平阳君为媾，发郑朱入秦，秦内之。赵王召虞卿日：“寡人使平阳君媾秦，秦已内郑朱矣，子以为奚如?”虞卿日：“王必不得媾，军必破矣，天下之贺战胜者皆在秦矣。郑朱，赵之贵人也，而入于秦，秦王与应侯必显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赵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则媾不可得成也。”赵卒不得媾，军果大败。《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有关记载，则悉祖于《策》文，而《新序》或祖于《策》文或祖《史记》。《汉书•冯奉世传》记载：“冯奉世，字子明，上党潞人也，徙杜陵。其先冯亭为韩上党守，……赵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括拒秦，战死于长平。”《战国策•齐策二•秦攻赵长平》记载：秦攻赵长平，齐、楚救之。秦计日：“齐、楚救赵，亲，则将退兵；不亲，则且遂攻之。”赵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苏秦谓齐王日：“不如听之，以却秦兵，不听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燕之计过矣。且赵之于燕、齐，隐蔽也，齿之有唇也，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则明日及齐、楚矣。《史记•田完世家》记载雷同，当祖于《策》文，惟“苏秦”为“周子”（适时苏秦死已久，当为周子），而“齐、燕”皆作“齐、楚”，又齐王终不听，秦则破赵于长平。《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谓“(秦)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是唯一直接披露秦对赵行反间盖出于范睢阴谋的文献。《战国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引白起语，独有战后显示出的战争创伤及其医治创伤的情景：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饮食铺馈，以靡其财；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涕泣相哀，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生其财。

高平市原村乡下马游村，2009年9月列入第三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名单。

下马游地处丘陵，位于高平市城西。相传战国时期，这里驻过秦国大将白起的骑兵，经常牧马游战，故称马游。又因该村位于小河下游，故名下马游。

   山西是我国地上文物建筑保存最多的省份，境内木构建筑的种类风格繁纷，时代地域特征鲜明，有古建筑宝库之誉。其中晋东南元代建筑以古拙自然、崇尚实用、灵活洒脱的风格见长，而减柱、移柱造及自然弯材的大量使用更是该时期建筑的独有标志。下文谨以泽州大阳汤帝庙成汤殿为例谈一些对晋东南元代建筑风格特点的体会，供研究元代建筑的方家参考。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泽州大阳汤帝庙，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西北部的大阳镇西街，距晋城市区32公里。庙宇坐北朝南，一进院落，建筑物轴线对称，自南而北依次为：戏楼及其两侧东西耳楼、山门及其两侧东西耳房、中门及其两侧东西掖门、东西廊房、正殿——成汤殿及其两侧三嵕殿(东)和虫王殿(西)。
       
    成汤殿始建年代据《山右石刻丛编》所辑宋·刘泳《汤王殿芝草碑》载，“大阳成汤殿自乾德五年我祖刘公之所建也，寥寥数百载，风雨浸坏……遂命工匠重加修崇……时宣和元年岁次己亥九月十一日，彭城刘泳记”，可知成汤殿始创于宋乾德五年(967年)，并在宋宣和元年(1119年)重修，后在金初为兵火所毁。现存的成汤殿据庙内虫王殿西院墙上明万历七年《重修汤帝庙东廊房记》碑载“殿悬匾额大元至正四年并脊有记”，结合其脊刹吞口间题牌上的“至正”字样与主体风格等分析，可以确定其应为元代遗构无疑。

    一、 形制简述
       
    汤帝庙主殿——成汤殿位居庙内中轴线北端，坐北面南，元代遗构，其构造充分体现了元代减柱、移柱造的风格特征。以其柱网分布的角度区分，面阔三间，进深三间；以所用梁缝及槫枋角度区分，为一座面宽七间的八架椽屋；单檐悬山顶。
       
    1. 台明
       
    前檐台基为砂岩质条石两层砌成，高60厘米，压沿石宽47厘米，厚27厘米。后檐及两山檐墙为条砖淌白砌成，其中后檐为承重墙，墙厚83厘米，墙下条石墙基直接由庙外路面及自然地坪上砌，无台明之制。由前檐台明至后檐墙脚总进深12.99米，台明东西总宽19.61米，建筑面积254.73平方米。殿内地面为方砖(30.5×30.5×7厘米)十字缝铺墁。前檐明间砌有月台，长方形(长6米,宽7.18米)，月台台面较主殿台明低下压沿石一层，周边以条石扎边，台面用条砖糙墁，南端设台阶两步。
        
    2. 柱额
       
    柱网在平面上由前而后共四排，后檐以墙代柱，总计用柱十二根(山柱砌于墙内)。明间开间8.21米，次间开间5.385米，通开间18.98米；总进深三间，由前檐向后檐各间进深分别为：5.26米、2.605米、2.9米。殿内明间前槽开间较前檐明间内收1.31米(金柱柱中不在任何梁缝轴线，即移柱造)。
       
    该殿现状露明的柱子实质为前檐平柱与前槽金柱各两根。从汤帝庙勘察报告中获得了部分封砌于墙内的柱子的相关信息。现就已知的各柱形制、规格、材质及柱下础石的相关情况汇总列表如下：
       
    由表中可看出,该殿用柱材质、形制达四种，断面规格不一，用材较为随意。柱脚础石除露明的四块经过细加工外，其他多为毛石略加成型即用。由前檐东西两角柱立面与两侧较为细致的柱身风格分析，两柱在原创时均为露明做法。现状山墙为清代改砌，将柱身包砌于墙内。
       
    檐(内)额与其下榻头：成汤殿柱头总计使用檐额、内额九根，纵向跨置于三排柱头之间，八缝梁架横置额上(其中前檐檐额与梁栿间以斗拱过渡)。按位置区分为：前檐檐额、前槽内额、后槽内额。这部分构件中除前檐两次间檐额用材较为规整外，其余全为自然弯材略加砍锛即用，额身弯挠度最大值为15厘米(以前檐明间檐额为例)，额身断面最大直径73厘米，净跨间距8.1米。前檐各柱头之上均设榻头承托于檐额、内额之下。前檐柱头榻头木总长139厘米、高30厘米、厚15厘米，明间一侧制成蝉肚形，次间一侧制成由底面向端部双向斜抹的形制。由于次间檐额断面高度小于明间檐额(相差43厘米)，故在次间榻头木上与檐额底皮又嵌设榻头一道，形成了次间双层榻头木叠加的造型。殿内内额也由金柱头之上榻头承托。柱头之上、内额之下使用榻头相向托承，有利地缩短了额枋的跨度，减缓了额枋的净跨剪力。
       
    3 .斗拱
      
    斗拱按位置区分共计三种，分别为前檐檐下斗拱、前檐下平槫结点斗拱、内额上用于承接四椽栿与乳栿梁前端的襻间斗拱。
       
    前檐檐下斗拱共计十五朵，按所承梁架(缝)计算，每间各施补间铺作一朵，形制共分三类。
       
    柱头铺作    五铺作，双下昂，蚂蚱形耍头，重拱计心造。单材高16.5厘米，宽9厘米；足材高23厘米，第一跳31厘米，第二跳28厘米。泥道拱上以散斗隔承素枋三层，第一层素枋上隐刻泥道慢拱；瓜子慢拱上承罗汉枋一道；令拱托随槫枋及撩檐槫；四椽栿前端平置于耍头之上，端部抵于檐槫内侧不出头。里转出双抄，第一跳华拱上设交互斗托令拱承罗汉枋；前出耍头后尾制成榻头，由里转第二跳华拱承接，托于四椽栿底皮。瓜子拱、瓜子慢拱、令拱两端拱头斜抹。相邻的斗拱的栌斗由正角栌斗与讹角栌斗两种形制更替使用。由于檐额均为自然弯材，额背凸凹高度不等，为求得斗拱栌斗底皮一平(升起值除外)，在各朵斗拱栌斗之下随额背弯度垫塞木墩或板材，从而使斗底形成统一平面。
       
    补间铺作    分两种，里转结构相同。第一类前檐部分与柱头铺作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第二跳改假昂为真昂，昂尾制成挑杆，后尾斜挑于下平槫襻间枋下，昂尾施小驼峰，上置坐斗托短替承平槫。里转五铺作，出双抄，第一跳华拱上设交互斗，蚂蚱形耍头与异形拱十字相交，在耍头上、昂后尾下嵌塞鞾楔。第二类补间斗拱结构同上，仅在前檐部分于栌斗内与正昂相交呈450夹角出斜拱各一道，拱头置斜交互斗托斜耍头、单材拱；第一跳昂上设圭形平盘斗，昂身两侧也出斜拱，拱头上斜交互斗内的斜出耍头与令拱相交。
       
    此外，明间正中补间铺作的栌斗内不出450斜拱，二跳斜拱构造同上。
       
    襻间斗拱有两种：
       
    (1)前檐下平槫结点斗拱    四椽栿背上立瓜柱，瓜柱柱头置栌斗，斗内实拍拱与搭牵梁相交承短替托平槫。
      
    (2)前槽内额上襻间斗拱    四铺作，出单拱。栌斗内捧节令拱与乳栿梁相交，梁身向前檐伸出制成榻头叠压于四椽栿底皮。令拱两端置散斗承襻间枋一道，四椽栿后尾垂直去截，叠压在乳栿梁上。
        
    4 .梁架构造
       
    进深八椽，由脊部划分，计前坡三椽，后坡长五椽，形成了后坡长于前坡的屋架。前檐檐柱与前槽金柱间设四椽栿，后槽乳栿对上下呈阶梯状分布的搭牵梁两道，通檐用四柱(后檐以墙代柱)。四椽栿前端置于前檐斗拱耍头上，后尾与后槽上层乳栿梁相接，呈上下叠压制结构于内额上襻间斗拱内；后槽内额(第三排)上立瓜柱承上层搭牵梁后尾，下层搭牵梁前端呈爬梁式置于内额上，后尾构于后檐墙内。四椽栿上在上平槫轴线位置立瓜柱承平梁，瓜柱柱身与下平槫之间施搭牵梁结构；后槽瓜柱柱脚立在上层乳栿上，施合■稳固。平梁中段竖蜀柱，柱头出短替承脊檩，两侧施叉手戗捧脊槫，蜀柱柱脚无合■、驼峰之设，柱头亦无栌斗、丁华拱之制。各缝槫材之下(结点处)均施短替托承，各瓜柱柱头以攀间枋一道纵向联构。
       
    该殿梁架既非《法式》中规定的相关结构，也不似它处前后对称的做法，构架地方特征较为独特，具体形制详见横断面图。
       
    举架：前檐檐部步架141厘米，举高75厘米，约合0.53举；平槫缝步架137厘米，举高78厘米，约合0.57举；脊部步架153.5厘米，举高111厘米，约合0.72举；如按前后对称屋架造计算，总举高约合总步架的1/3.27，第一折为总举高的3.6/10，第二折为总举高的1/10。后坡脊部举折同前檐，由檐部向上各步举架依次合0.38、0.42、0.53、0.57、0.72举。
        
    5 . 木基层与屋顶
       
    槫上圆椽乱搭头铺钉，椽上铺钉望板，前后上出檐130厘米，其中檐椽平出90厘米、飞椽平出40厘米。两山出际85厘米，槫枋端部钉设博风、悬鱼、惹草。
       
    屋面筒板布瓦，绿琉璃勾滴剪边，前坡屋面绿琉璃方心三个。正、垂脊除大吻、吞口为孔雀蓝琉璃质地外，全部为绿琉璃制品；各脊断面构造由下而上依次为当沟瓦、坐脊瓦、线道砖、脊筒子、扣脊瓦五部分构成。正脊脊筒上图案以脊刹区分，两侧各饰游龙四条行于牡丹花中。正脊两端大吻对峙。正脊中央设脊刹：刹座由相背设置的吞口与其间牌额组成，牌上残迹依稀可辨“至正”字样；吞口上原设有仿木琉璃楼阁，在底层“楼”身翼角共拉设铁质风绳四条，风绳下端于前后瓦面上专设的牵神系接，用以稳固刹楼。四条垂脊均为手工捏荷花脊块组拼，垂脊与大吻相交处施挂尖吞口，垂兽为张口单爪龙形。
        
    6. 装修与彩绘
       
    装修：
       
    前檐柱间，明间敞开，两次间施木栅栏各一道。装修设置于前槽金柱间、内额下，将殿内空间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形成了前部较为宽敞的祭祀场地，后部略狭用以供奉神像。明次间于内额之下各间立槫柱两根，金柱两侧施抱柱各一根，共置六抹头隔扇门28扇，上槛与内额间施横楹板封护。内额之上、各梁缝间隙置木质“井”字形的迎风板，板上水墨绘制夔龙及篆书、隶书的“寿”字。殿内贴后檐墙内壁筑有神台并塑像

二、 风格发微
       
    1.平面
       
    晋东南早期宋金建筑，如高平开化寺大雄宝殿、高平游仙寺大雄宝殿、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大殿、晋城玉皇庙成汤殿、晋城青莲寺大雄宝殿、陵川南吉祥寺中殿、陵川北吉祥寺前殿、泽州冶底岱庙天齐殿、沁县普照寺大雄宝殿、壶关三嵕庙正殿、武乡大云寺正殿等，其平面皆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并在殿中央设置佛(神)台，四周或三面绕台祭拜。晋东南明清建筑的平面多为长宽比为2／1的长方形，在主殿前方筑有专用于祭拜的献殿或献亭。
       
    泽州大阳汤帝庙成汤殿台基平面长方形，东西总宽 19.61 米，南北总深 12.99米。该殿用做间隔内外的装修设置于前槽金柱之间，将殿内区界为前部宽敞的祭拜场所与后部略狭的神居之“屋”，两个功能不同的空间，并在前檐设有用于安放焚币炉和香鼎的月台，而殿内供神之龛于祭拜之所截然分离，也改变了佛(神)台居于殿中央，四周或三面绕台祭拜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可以看作是祭拜场地由殿内而移至殿外(献殿或献亭)的一个过渡演变阶段。
       
    台明仅砌于前檐，两山及后檐无突出墙体外的台明之制，檐墙直接由自然地坪上砌。前檐台明用黄砂岩质地的条石两层砌成，立面直纹錾道为一寸两錾或一寸三錾，较为随意；压沿石长2.45～3.15米，宽0.48米，厚0.25米；无论其规格尺度还是其立面处理方式较明清建筑中的压沿石或阶条石显示为一种厚实、粗犷、朴素的风格。
       
    古建中的台基台明，属于基础以上、柱网檐墙以下的一个独立构造层，重要建筑的台基砌成单层或数层须弥座式，甚至于高台式；其他建筑也多设台明。墙体与台明(帮)分别有其独立的基础，而该殿两山及后檐无突出墙体外的台明之制，檐墙直接由自然地坪上砌，其中后墙下设有利于条砖墙身防潮防碱的条石墙基。墙体的这种处理方法，主要是为了在不减小殿内空间的前提下，增厚墙体以利于其承重(以墙代柱)；该殿后墙既是该殿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兼起封护庙宇的围墙功能，虽然没有像其他地域建筑那样程式化的台明，但是也正是经济实用的充分体现。在整体上给人以敦厚、整齐、稳重的感觉。
        
    2. 柱额
       
    前檐明间平柱为木质圆形，柱身略有收分，柱头没有卷刹。柱底直径58.5厘米，柱身高288 厘米，直径与高度之比约为1：5；柱高与开间之比约合1：3 ；柱头向明间侧角1.5厘米，向后檐方向侧角3.5厘米。柱脚凿设的十字撬通风口毫不掩饰地显露于外而显其拙，正因为这样处理才使历经沧桑的柱脚至今仍未腐朽，这便是它巧的一面。
       
    前槽明间金柱的开间(6.9米)较前檐明柱的开间内收1.31米，金柱柱中不在任何梁缝轴线，与前檐相较可称为移柱造。通过对各间檐额内额的长度与直径的比照分析，可否认为这种移柱造是因材料所限，而采取的一种灵活处理。露明木柱的础石为黄砂岩质地的方形素平造，不加任何诸如覆莲、覆盆等雕刻修饰。
       
    三排柱头之上均设置蝉肚形与双向斜抹的大型榻头木扶承檐额、内额，所用额枋全为自然弯材去皮后略加砍锛直接使用(前檐东西两次间檐额较为规整平直，断面40厘米×47厘米，底面宽20厘米，长574厘米，出头部位于梁身底部刻凿有斗拱拱枋的榫卯两个,由额身风格与出头拱枋榫卯遗存等分析，这两根檐额应为他处横梁拆移而用,即古代建筑“屡次”维修中拆旧盖新的实例)。前檐明间檐额跨度最长，故以其为例加以说明：其净跨间距8.1米，额身断面最大直径73厘米，额身长度与其截面直径之比约为11：1；檐额为自然弯材，中部较两端凸起呈弓背状，弯挠度最大值为15厘米，弯材弓背向上而用，符合木材受力原理(弯材弓背向下使用，一旦中部受力，易发生二次下垂现象)。该檐额使用至今已越六百余载，通过实地详细观察，并未发现任何因自身受力问题而导致的开裂折断，足以说明这种材质(俗称家槐)及用材比例已完全满足了作为单层建筑主要承载构件的荷重需求。
       
    明间檐柱高度偏低，其上檐额硕大，人站在额下仿佛伸手可触，但由于檐额中段向上凸起，形成了一种类似“拱券门洞”的视觉效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空间感观上的压抑，也不乏是一种巧思与巧合。
       
    自然弯材制成的檐额与略显粗矮的檐柱及大型榻头木，就单体构件而言，缺乏一些细致规整的处理手法，但正因如此，三者的和谐组合使其立面呈现出粗狂、凝重、古拙的独特风格。
        
    3. 梁架
       
    该殿进深八椽，梁架置于由三排柱额与后檐墙组成的纵向构造层之上，由脊部划分，计前坡三椽，后坡长五椽，形成了后坡长于前坡的屋架。前檐檐柱与前槽金柱间设四椽栿，前槽金柱与后檐墙间，通过后槽内额的传递施阶梯状分布的乳栿梁各一道。梁架结构较为简练，所用构件多为自然弯材制成，断面近圆形，在细部造型上也毫无刻意追求美观而进行的细腻处理。
       
    后坡长于前坡二椽的屋架在《法式》上未见详载，与同地域同期同类建筑相较也不多见(明清建筑前出廊屋架多为前坡长于后坡)，这种构造方法，一不拘泥于《法式》规定，二也未受时代建筑程式化的限制。成汤殿运用这种屋架结构方式的意图主要是，需将殿内空间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在保证供神的后部使用空间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展前部祭拜空间，以满足在殿内举行诸如“佾舞”等祭祀活动的举行，从而将后坡加长；如果加长前坡便会使本非高大的檐口相对于屋顶高度变得更加低矮，作为大殿的庄重肃穆也便无从谈起了；而加长后坡既解决了上述问题，又使后部供神空间变得深邃、幽暗，反而增添了宗教的神秘感。
       
    在四椽栿及后槽乳栿梁的背部，于上下平槫轴线位置，分别立设瓜柱与驼墩，其间用搭牵梁各一根连构，瓜柱上部施平梁，平梁上竖蜀柱，以短替直接承托脊槫。后槽明次间因后槽内额弓弯挠度较大，后槽内额至后檐墙间的梁栿构架也不相同，明间仅施搭牵梁一根，其前端搭压在内额上，后尾置于断面为长方形的柱子之上，柱子与后檐墙间无梁栿之构(其间天花板为近年新置)，檐槫直接由后檐墙承托；而次间由后槽内额至后檐墙间设乳栿梁一根，其首尾分别结构于内额上、檐墙内。后槽至后檐墙间的两种不同构造充分体现了因材而构的灵活性。
      
    各缝槫材在对接处仅施替木一道，直接由梁栿头部或垫墩支托，梁架结点处于瓜柱的柱脚及柱头，没有层层叠设的襻间枋、栌斗、捧节令拱、合■、丁华抹亥拱与托脚等之设，用作纵向连构梁缝及瓜柱的单材枋的形制也趋于简单自然，不似明清建筑那样规整，也非宋金时期的圈梁构造。综观该殿梁架构造虽然没有以上所述的构件，通过各缝梁栿直接承托各架槫材即可，由使用功能上讲，已经满足了受力的需要，梁架构造趋于简练自然。
       
    4. 斗拱
       
    该殿斗拱仅置于前檐檐额上，总计十五朵，以梁架开间区分，计每间补间铺作各一朵。柱头斗拱五铺作双昂计心造，蚂蚱形耍头。里转令拱上承罗汉枋一道，第二跳为偷心造，耍头里转制成榻头，通过里转二跳华拱上的散斗隔承，托于四椽栿底皮。
       
    补间铺作的二跳昂为真昂造，其后尾制成挑斡，尾部通过垫墩、大斗、替木等扶承于各间下平槫中段。由于头昂为假昂，其里转为华拱；二昂为斜向上挑的真昂，在断面上二者之间的三角形空隙设置了作为嵌塞支垫的华头子(里转为单抄)、耍头、鞾楔，里转二挑拱上施异型拱与耍头十字相交。上下昂身之间的这些构件的设置加大了起着杠杆功能的真昂下的支点的长度与力度，结构趋于严谨。
       
    补间斗拱外檐的形制也有所变化，即明间与东西两梢间在正出昂身的两侧又加施了斜拱、斜耍头。十五朵斗拱的栌斗也由正角栌斗与平面为圆形、立面刻做八瓣的讹角栌斗更替使用。以上斜拱与讹角栌斗的运用，及外转横拱端部斜抹的做法均可看作是金代斗拱手法的沿袭。
       
    该殿斗拱用材的单材宽9厘米、高16.5厘米，足材宽10.5厘米、高23厘米。晋东南宋金时期斗拱的材宽大多在11.5～15厘米之间，明代8～10厘米，清代斗口多为6.5～9厘米，所以由材宽角度分析也能反映金至明的过渡阶段。斗拱出跳与拱长亦不受《法式》所限，其中第一挑为31厘米，出挑数值如按足材的材宽计算近于三份，第二挑28厘米，小于《法式》规定的三份。泥道拱长72.5厘米，泥道慢拱长115厘米，瓜子拱长78.5厘米，瓜子慢拱长107.5厘米，令拱长90.5厘米，均大于《法式》规定的62、72、92份值。
       
    斗拱总高1.14米，檐柱的高度为2.88米，二者之比约合40：100，虽然比值近于早期建筑的比例关系，但是此种比值的出现主要是由檐柱的高度相对较低造成的，实质从斗拱的自身高度来讲，已远远小于早期斗拱的总高了。至于昂嘴形式，既非批竹式，也非昂嘴平圆的琴面式，已向着明代的形制过渡了。
        
    5. 前槽内额上保留的部分彩绘
        
    内额立面自西而东由黑、白、青、棕四条四色直线绘成的“箍头”将内额总长区界为十五个长方形“包袱”，其内彩画主题内容及风格基本分做两种。(1)：两边“箍头”内上下绘云托子一道；再内以青色为地，绘高足花瓶、果篮各一只。花瓶白色，边缘饰以黑、红线条，其形制分三足鼎炉式、鼓腹形与菱形筒三种形式；果篮棕黄色，边缘亦饰以黑、红线条，分别置于双弧交织成的篮架与宝盒上方。瓶内满插牡丹、芍药等多种花卉，篮内叠盛蟠桃、石榴等各样果品，花瓶与果篮旁侧分置书卷与如意等。(2)：“箍头”之内以黑白相间的万字纹绘出“包袱”外边沿线，“包袱”内中央绘“盒子”一个，其两侧云中翔凤各一只。坐中“盒子”立面由两层八条弧线组成的椭圆为轮廓，双线之间随弧饰云头，其间绘制山水、松石与神仙人物。每组“盒子”内山水人物构图以高山流水、苍松翠柏为背景，以长幼二人求学问道为主题；长者，或纶巾或插簪，或葛布直裰或锦袍风帽，或执扇或倚杖，或卧虬松或坐奇石，其状悠然自得；幼者，或总角或垂髫，或负经或躬身，神态恭敬；长幼两人一问一答，举手投足，形态逼真，观其形若闻其声，睹其景若临其境。
       
    以上两种图案由西而东交替使用，在其细部又以花草或丹顶鹤代替凤凰，花瓶、果篮内花卉果实也不尽相同，使构图赋予了变化。此彩画绘制年代在画上及庙内碑碣并无记载；依据画中人物衣饰，图案构图方式和绘制手法，并结合晋东南其他彩画进行分析，推测其应为与主体建筑同一时期的遗物。此彩画的绘制方法及布局突破了一般程式化规定的类型，体现出了鲜明浓郁的地方风情和不拘一格的古雅趣味。
        
    6. 屋顶
       
    成汤殿屋顶为筒板布瓦覆盖，在檐口排山均以绿琉璃勾滴剪边，前后坡屋面绿琉璃方心三个。正、垂脊除大吻、吞口为孔雀蓝琉璃质地外，全部为绿琉璃手工捏花制品。琉璃瓦件与琉璃脊、兽的运用，突出了主殿在整个建筑群中的等级，同时也赋予其应有的装饰效果。屋面翼角斜立的傧伽，垂脊尾部的挂尖吞口，垂兽、大吻下部由二枚、五枚勾头组成吻、兽座，这些处理方法都具有鲜明的晋东南地方色彩。
       
    该殿屋顶还采用了“生起”做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解决因单体建筑通面宽大，瓦顶平阔，而产生的屋面(脊)两端向下垂弯的视觉差异问题。 成汤殿屋檐总宽度近21米，明间梁架至角部梁架渐次生起，总计21厘米(约合宋尺6.56寸)，生起值大于《法式》规定的“七间生高六寸”之制，其中的0.56寸可以看作是“随意加减”的尺寸。各缝槫枋、屋面、屋脊随梁架而渐次生起，形成一条两端微翘的弧线，但由于殿宇狭宽，在立面上恰好展示出一种平缓舒扩的风格。上述处理方法充分考虑了人的视觉与建筑立面的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综上所述，泽州大阳汤帝庙成汤殿的后坡较前坡狭长，而前檐立面给人以平阔中略显压抑的感觉，无论构架形式还是用材形制都显现出自然、质朴、洒脱的风格，其中在空间使用上截然分成前部宽敞的祭祀场所与后部封闭的“神居之屋”，这种古拙的建筑形制与灵活的布局，又恰与上古时期的“堂室”结构达成了一种跨越时空的默契，也不乏是一种建筑思路上的巧合。

第1标段12.3公里，由华通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起点于高平市河西镇常乐村，在长晋高速公路（K56+326）公里处，采用苜蓿叶型交通枢纽予以连接。

东靳寨大桥

北张寨大桥

第2标段，全长10.4公里，由北京市海龙公路工程公司承建。郝庄互通，平头河大桥，瑞马大桥，梁泉大桥施工已经展开。

第3标段，2.945公里，由北京市海龙公路工程公司承建。全程最长的窄相大桥（919米）跨接在北马河上。

第4标段，全长5.655公里，由广东省航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位于陵川县城南段。

西沟大桥

郭家川2号隧道

郭家川1号大桥

郭家川2号隧道，陵川服务区、互通立交桥在此标段内。

第5标长3.99公里，由安通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长畛大桥

第6标段，全长2.81公里。由聊城市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工作量集中在石掌隧道和石掌大桥

第7标段由濮阳市通达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建设。长度为2.3公里。

东八渠隧道

东八渠大桥

第8标段，由河南省平顶山中亚路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全长2.89公里。主要工程郑家岭1、2号两个隧道，没有桥梁。

第9标内无大桥，全长5.61公里。承建方为山西晋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第10标段由山西运城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承建，全长5.25公里。

涵洞

庙湾1、2号大桥

古郊立交桥

第11标段全长3.22公里，由山西省公路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承建。

东泉大桥

第12标段由中铁十五局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承建。2.99公里长度里有王莽岭互通武家湾大桥，两岔沟1.2号大桥，树沟大桥，三岔河大桥。这无疑是块硬骨头。

第13标段全长2.58公里。由中铁十九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承建。标内两个隧道。

向阳隧道

王莽岭隧道

此后与河南境内在建的新乡至高平高速公路连接。

高平至新乡高速公路的开通，增加了一条山西通往沿海的快捷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社会意义，对促进沿线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开发、产业结构调整必定产生历史性影响。

这是第三次拜访嘉祥寺，前两次一样的碧空，一样的夕阳，但没见守庙的居士。

庙里有两座五代的经幢，底座石雕精美绝伦。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下铺牡丹，佛说阿弥陀佛经幢脚踏莲瓣。

高平郭庄村福德祠建在村后的高岗上，整体清代风格。

硬山顶小庙，蓑草遍地；摇摇欲坠的耳房，倒塌的山门；述说着“曾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