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9-16 02:59
“隐藏的脸”：阿富汗战争寡妇
她们也属于《灿烂千阳》里的那一千个太阳，但在阳光里，她们只能罩着从头盖到脚的布尔卡
喀布尔的骄阳里，抬头是浑黄的山和房子，低头是浑黄的马路。这条路，阿曼娜进进出出走了十年。十年里，阿曼娜像所有寡妇一样出门穿着从头罩到脚的布尔卡，记认着马路的每一个坑洼，路人甚至能从步态认出她来，但马路上还没有人见过她的脸——“阿曼娜们”寡妇们因而也被称作喀布尔“隐藏的脸”。
“又来了，到外国人房子那去的。不要脸的！”这样的话，阿曼娜已经可以充耳不闻——那是没办法的事，阿曼娜最近十年都在这个外国机构聚集的街区做勤杂工。在阿富汗，像阿曼娜这种年纪而出来工作的十分稀少，绝大多数妇女都呆在家里操持家务，丈夫在外面工作的话，所有家庭必需品包括每天吃的馕都由丈夫买回家，妻子们大门不出。
从苏联入侵开始，“外国人”给阿富汗带来了30多年的战争，“外国人”在阿富汗不是什么好词眼，而一个妇女孤身到外国人那里干活，必然得不到路人的好眼色，鄙夷的咒骂是难免的——尽管布尔卡是阿富汗塔利班要求女人出门必须穿的，而且夏天披着很热，但阿曼娜依赖布尔卡给她的遮掩。
“在布尔卡遮掩下，我听到很多粗话。不过，很多女人都面临这种事，”阿曼娜说，“还有人猜着我是到这个街区给为外国人工作的就质问我‘为什么不和阿富汗人一起工作呢’。”
走进街区的巷口，依赖布尔卡的还有希玛。“有些人对着我大声辱骂，甚至做出丑恶的手势。我经常被骚扰，但好在他们看不见我，”希玛说布尔卡给她保留下了一些尊严，希玛的丈夫是2001年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死的，她现在和两个孩子在大街上乞讨，“如果幸运的话，我一天能要到100尼，可以买10个馕，足够吃两天的，但就只能有馕。”
（阿富汗西部比较开明的赫拉特市一女子）阿曼娜和丈夫贾维德都是哈扎拉人。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种特征，据说是成吉思汗军队的后裔，哈扎拉在阿富汗达利语里大致就是“千户”的意思。哈扎拉人皈依伊斯兰教什叶派，是阿富汗的少数教派。他们因此一直生活在阿富汗社会的底层，聚居在偏远的山区，到了城里只能干苦力、推着小车当小贩或者打小工、当佣人。
贾维德和阿曼娜在2001年时已经有了3个孩子，最小的3岁，最大的9岁。战乱和当时执政的塔利班让一家子生计艰难，贾维德只能铤而走险：到全国各地收集各种废旧军用物资，然后卖给中间商，走私到巴基斯坦等地。
“他几次死里逃生。我清楚记得他说2001年1月11日，他到巴米扬省的亚卡朗邻村朋友那借宿，”阿曼娜说着说着声调转高，“他说塔利班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生物。塔利班包围了亚卡郎，让所有人站成两排，逐一枪决。”联合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说，那天晚上塔利班几乎杀绝了这个哈扎拉人村落，约350人遇难。“贾维德遇见几个侥幸逃脱的村民，那几个村民在山林里躲了9个多月”。
“他回来了，但厄运很快降临到他头上，”阿曼娜说她不愿意再去想那个晚上，“他被塔利班发现了，说他走私，被打了一顿，抬到家时已气绝……”
阿曼娜从此成为寡妇。
按人口比例，阿富汗是全球寡妇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称，在2006年，阿富汗仅战争造成的寡妇超过一百万（阿富汗当时全国人口预计为3100万），首都喀布尔约有战争寡妇三到五万，以致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寡妇之都”。 “2001年10月7日，虽然阿富汗人没有电视，但那些偷听国外广播的人说塔利班要完了，美国人要来了。我一整天都在等待从天上掉下来的炸弹……我没有什么好怕的，”阿曼娜说得非常平静。
半辈子生活在战乱里，美国和联军与塔利班的战斗并没有让阿曼娜不安。
激烈的战斗在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就完成了，喀布尔逐渐聚集大量的军队服务机构、国际组织和媒体。
阿曼娜有了工作。“一个印度人让我给他做饭洗衣服，还提供住所。按理说，女人出来工作不正常，但有什么办法呢？”根据阿富汗传统，寡妇应该和丈夫的兄弟再婚，不过，阿曼娜的婆家没提出这个要求，“他们挺有钱的，不仅不帮我，对我和我的孩子们态度也很不好，甚至不会打个电话过来问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基本上，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联系了。”
那时候，阿曼娜和孩子们住在那位印度人租住的那栋房子里，工钱基本够支应日常的生活。阿曼娜很少出门，因为怕别人说三道四。“我在外国人那上班从来没碰上什么问题，倒是在客车上和住处附近碰到些不三不四的人……”她说，“现在这种事很平常，没有男人在身边，有时候在大街上就有人冲着我大呼小叫‘哦，女人，去哪里啊？跟我走吧。’”——道德往往是这样：禁锢越严，越容易被扭曲。
从2006年开始，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少了，但人肉炸弹、汽车炸弹和自杀式袭击多了起来，在喀布尔的印度使馆和机构、公司也是重要的袭击目标。雇用阿曼娜的那个印度人不再租住民居，搬进了像碉堡一样的宾馆。
阿曼娜失业了。“有人说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喀布尔帮助寡妇，但我从来没见着这些组织，几年来从来没有从外国慈善机构得到什么帮助，”那段时间，阿曼娜成天满脸对生活的惶恐，“喀布尔的物价涨得很快，年年涨。再也没钱让孩子们读书了，二儿子不得不离开学校找工作帮我挣点钱补贴家用。”阿曼娜没提他的大儿子，因为缺乏对他的管教，阿曼娜的长子游手好闲，不仅没有工作不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还甚至动手打他的母亲索要钱物。
不过，阿曼娜是幸运的，没多久，另一家外国公司雇用了她，只是不提供住所。
“我没有房子。之前每个月付5000尼（略多于100美元）租一个两间房、不带厨房的屋子，其中一间很小，”阿曼娜一家四口住在喀布尔哈扎拉人聚集的类似贫民窟的地方：夏天蚊虫滋生，冬天满地泥泞；两间土屋很昏暗，除了铺着毯子的土炕，见不到什么家具；用的是公用井抽出来的地下水，水掺着沙泥，得沉淀后才能使用，“后来，房东又把房租涨到了8000尼，我只好搬走。”
阿曼娜不得不带着一家子迁住到那些主人流离外地的空房子里，但那些房子的主人陆续返回。“老这么到处换房子也不是办法，而且在阿富汗，寡妇门前是非多，女人担心你抢走她们的丈夫，男人们总是居心叵测。”她说（注：这个事可能全球都一样）。
阿曼娜最终搬到了喀布尔的“寡妇山”：扎那巴德。喀布尔平地住着老居民，新移民多住到山上，近十年来，上千个战争寡妇家庭聚集到扎那巴德。阿曼娜在“姐妹们”的帮助下，用几年的积蓄盖起了两间土屋。
扎那巴德没有自来水，只有零散的电力供应。寡妇们多从事一些户内经济活动，比如编织地毯等，也有不少散落在喀布尔各个角落，穿着布尔卡行乞。据悉，扎那巴德的寡妇们每年可以从政府得到一年130美元的补助，和领取一定数量的谷物、食用油的保障卡。
即便“寡妇山”仍然是脆弱的，外界流言称那里有娼妓，政府则把那里当作非法定居点。但是，阿曼娜对扎那巴德还是满意的：“总算有个相对固定的住处了，而且，大家至少有了姐妹。”（平面媒体阅读，请参看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9月9日刊） 关于于这个话题的延伸阅读，请看： 寡妇的痛，尼泊尔政府不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