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是私人自己定的，难道就成了法律不成？法官难道就不能宣布这合同“不近人情”将其作废？况且起诉的一方还是一个异教徒，是个在威尼斯受人歧视、几乎是被当作贱民的犹太人，何必如此和他“较真”，一定要以法庭的强制力执行这个合同？这就需要了解这个故事后面的法文化了。

　　在古代环地中海地区，合同往往具有一种神圣的色彩。比如古代希伯莱人在合同方面很迷信，认为神和人是以“约”联系在一起的，犹太教的经典就以“约”为名，着重强调上帝和人类的几次约：第一次是上帝和挪亚立的约，人类应向上帝献祭，不吃带血的畜肉，上帝则不再发洪水。这次约以天上的彩虹为信。第二次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这是上帝和其“选民”（选中的民众）犹太人的约，犹太人应该以割礼为这项约的标志。第三次是上帝和摩西立的约，作为上帝眷顾其选民的对价，犹太人应该以他们的头生子（后改以金钱赎）及头生的牲畜为献祭，并严格遵循“十诫”。后来的基督教教义里，仍旧保留上帝和人类立约这样的概念。基督教的《新约全书》，所谓新约是相对于旧有的上帝与人类的约而言的，这个新约就是耶稣作为上帝之子为人类而流血，来赦免人类的罪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要门徒们吃饼，说是他的身体；要门徒喝酒，说是他的血，“这是我立约的血，为众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教徒要受洗礼、领圣餐、饮红酒，就是遵守基督和人类的这个新约的标志。

　　在古罗马法中，合同也是一种不可动摇、必须履行的约定。古罗马法用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表示合同，意思就是“法锁”。古罗马法对于债的定义是：“法律用以把人或集体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束缚或锁链。”合同和法律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在《威尼斯商人》所叙说的那个时代，合同等同于法律，仍然是一项普遍的原则。古罗马的法谚“合意创立法律”（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ｆａｃｉｔｉｕｓ）几乎是全欧通行的原则。法国１３世纪《博韦的习俗和惯例》还有“合同胜过法律”之说。因此只要是立约人当时是自己作出承诺的，无论是多么不合理的合同，按照“买方自应注意”（ｃａｖｅａｔ ｅｍｐｔｏｒ）的原则，就只能自认倒霉。即使是像夏洛克和安东尼奥之间这样的合同，依旧被认为和法律一样具有强制力。法庭只能严格依照当事人原先约定的合同文字的字面意义进行判决，赋予强制执行，不能对合同本身自行作出解释。

　　因为合同等于法律，违约等于违法，违约不偿就会遭到严厉处罚。古罗马《十二表法》规定债权人可以把债务人出卖为奴，甚至在有多位债权人的情况下，可以把债务人砍成几块。１４世纪德意志法律规定，债权人有权掀掉无力偿还债务的债务人家的房顶。中世纪维也纳城市法律规定，债权人有权将违约的债务人剥到只剩下一件衬衣。即使在黑死病流行的时候，神父在为临终者做忏悔时可以赦免所有的罪恶，惟独不得赦免临终者欠下的债务。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前，绝大多数西欧国家都设有专门的负债人监狱，用来关押还不清债务的债务人。

　　《威尼斯商人》所反映的这种合同等于法律的现象，是西欧中世纪的法文化特有的现象。由于这样的法文化的背景，一个人在生意上丧失信用、不能及时还清债务，就会被世俗蔑视，所以在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里，当摩莱尔公司不能兑现自己开出的期票时，父子二人竟然打算自杀，“用血来洗清耻辱”。应该说这一习俗对于后来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