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向外用之理性批評與知識分子之精神上的空虛與孤獨

　　在重視向外用的理性批評的人之自辯的理由﹐恆是說我們必須要除惡務盡﹐對於不好的東西容忍﹐如對敵人容忍﹐即對好的東西與朋友殘忍。而且只有如此無所忌憚的批評﹐才顯出我們之自由的心靈的力量﹐能不受一切世故人情的拘束。這些話當然都不錯。但是這些都須先由一個本發出。此本只能是人先有理性的批評能力之向內用。如果莫有這個本﹐則愈重視向外用的理性批評的人﹐皆愈似有力而實無力﹐同時﹐永不能建立真正的是非﹐亦不能有真朋友﹐而使師友之道趨於淪喪。亦失去一切學問之莊嚴感﹐不忍學脈之斷絕﹐歷史文化之斷絕的悱惻感。

　　只是向外用理性批評力的人﹐所以似有力而實無力﹐可說是因此向外用之理性批評力﹐與人之向外求知識的理智力﹐乃相依而發。此都是只耗竭其心力於對象之前。其所得者﹐只為一抽象而乾枯之概念。一切抽象乾枯之概念之內在價值﹐只止於其形成之際。此外便只是其外在的應用價值﹑功利價值了。如不應用﹐則一切抽象乾枯之概念之存積於心﹐並不能補償心靈的空虛無力。只是用理性批評力﹐以說在我以外者之不好的人﹐其心靈尤必然是歸於空虛無力的。此中之理由﹐除因我說別人不好﹐是應用一概念於人﹐對人形成一概念﹐此概念既形成﹐其自身本要完的。又因我說人不好﹐同時即對之有一種依於惡惡之心而生之排拒。既排拒了﹐我心中亦應當一無所有的。此無所有中﹐即有一空虛﹐要不空虛只有轉化為望人好﹐或見不賢而內自省。否則便只有不斷去尋求人不好處而說之﹐或更刻薄的說之。此是依於空虛之必求填補之原理。而由此後者﹐我們便了解人之只向外用其理性批評力﹐最後必使人一步一步的下流於全不服善與尖酸刻薄的罵人。而其終點﹐則是強迫他人來否定其自己。即共產黨之所為。而這種人自己的心靈﹐亦都正是一步一步走向空虛﹐而自己否定其自己的﹐最後是無力的。

　　我前後在中國大學任教﹐已近二十年﹐總教過六七個大學﹐連我所讀過的三個大學﹐已經歷過十個大學。但是我不能不說今日代表中國之最高地位的知識分子之大學教授﹐其心靈大均是空虛無力的。我並非一定要自居例外。這是一個事實。我不是說他們莫有知識學問﹐莫有理智的能力。這些地方實多超過老一代的讀書人﹐亦不必不如西方學者。我所奇怪的是﹐他們大多莫有道義上的朋友。同事之間﹐最好亦只是以學問興趣相結合。通常卻是同行如敵國。分別與他們談話﹐他們多似能本其自由理性﹐以批評一切﹐如一頂天立地的自由人。然而對他自已以外之歷史文化﹑社會人物﹐卻很少敬意。在此點上﹐我即發現了其心靈大都是空虛無力的﹐而非常寂寞的。實際上﹐對有些學問知識的人之寂寞﹐我有時亦生一種同情。但是在此﹐恆愛莫能助。通常人想一有學問知識而又聰明的人﹐應當生活得很好﹐而且一定交游朋友很多。但是實際上可並不然。這中間的道理﹐在於用在一般學問知識上的聰明﹐他所認得的﹐只是抽象概念與文字符號。這個聰明﹐本身是認不得人的。亦不會結交朋友的。這個聰明本身﹐亦不會佩服他人的學問﹐他人的聰明。因為依此聰明﹐如果我真了解他人的學問知識﹐則他人之學問知識﹐已為我所了解﹐而屬於我﹐我不須佩服他人。如果我不了解﹐則與我不相干﹐我亦不須佩服他人。如果我的聰明夠了解他人之聰明﹐則我有他人聰明以上之聰明﹐不須佩服人。如果不夠﹐則他人之聰明非我之所知﹐亦不須佩服人。人如只用其聰明看世界﹐人總是惟我獨尊﹐空前絕後的。因此聰明﹐總是可漫天蓋地﹐把我所接之一切壓在下面的。這是不能有師友的。實際上人之能佩服人﹑讚美人﹑欣賞人﹑愛護人期望人而有師友﹐與人之能有學問之莊嚴感﹐不忍學脈之斷絕﹑歷史文化之斷絕﹐乃同根而發。而此根不是人之一般的聰明。用此一般的聰明﹐只能歸到個人主義之孤獨寂寞。此根是個人之真承認自己之有所不足﹑有過失﹐而肯定一超個人而存在的東西﹐此承認與肯定﹐皆發自性情與緣性情而生之智慧﹐而不原於一般聰明。

　　在西方的文化中﹐宗教信仰是使人自己認罪而自感不足的。這便使人承認他自己的有限。而在人承認自己有限的地方﹐即冒出一無限的嚮往。此嚮往可只是一精神的虛廓。但人有此精神的虛廓﹐便可容納他人﹐招待他人﹐而對人有愛敬。在西方﹐不信宗教的人﹐則或信一客觀的理型世界﹑價值世界﹑真理世界﹑自然世界之存在﹐覺我與他人並立於此世界前﹐向之探求﹐則我亦可在此世界前限制我自己﹐而肯定他人﹐尊重他人。由此亦可有真正學問上的朋友。而此二種信仰﹐因皆能使人超越他自己﹐遂亦可進而成就學問之莊嚴感﹐及一種不忍學脈之斷絕﹑歷史文化之斷絕的超越情感。

六﹑超越感情與個人之精神力量

　　至於在從前的中國﹐則不是以上帝或客觀真理之世界的理念﹐來限制自己。而是用反求諸己﹐每人對其過失之內省與個人之謙德﹐即對他人之禮﹐來限制自己。人一反求諸己﹐則人之漫天蓋地的聰明﹐便不只是一往向外鋪﹐向外流﹐而向自己內心與生活中﹐浸潤進去﹐凹入進去。此聰明即同時落實﹐而回到他所自發的根﹐再由其根以滋養他自己﹐孳生他自己。人之聰明﹐遂不是用一分少一分﹐而可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而出。人遂能感一心靈之內在的充實。而在另一方面﹐當人如是反求諸己﹐而聰明內浸內凹時﹐心靈之前面的道路﹐即空出。或心靈之前面的空間﹐即開廓出來﹐而能讓人走﹐望人走﹐或接待人。於此﹐人之心靈即一方看見自己的限制﹐一方能真正的佩服人﹑讚美人﹑質賞人﹑愛護人﹑期望人﹑而可以結交師友。在此人之結交師友﹐是以其心靈之前面空間去結交﹐亦即以一自覺若無所有之心情去結交。而此則原於一般聰明之內浸內凹﹐而如不見聰明﹐是謂顏淵之如愚﹐是謂孔子之空空如也﹐是謂謙德。而此空空如也與如愚﹐即同時有一精神之落實。

　　由此精神之落實﹐乃與我之自覺有過失有不足﹐而自覺有限之感相俱。有過的我﹐與知過的我二者間﹐有一相持而相拒。有限的我與我外之他人﹑師友﹑古人有一相望而要求。而此中則可孳生各種內心中的精神上的顫動。此顫動即一種悱惻之感﹑惻隱之心。其中所含之一事﹐即為學問之莊嚴感﹐與不忍學脈之斷絕﹐歷史文化之斷絕的超越感情。而此感情﹐即能使個人產生無盡之力量者。

　　人由反求諸己﹐而心靈前面的道路空出﹐他不能不望人走。他亦要求此空出處之充實。而此充實亦是永不能圓滿完成。。因為自己有過失﹐他人亦有過失。人總是有過的。德性上之學問無窮﹐一般知識上的學問亦無窮﹐而人之道德上之功夫無窮﹐求真理之心無窮。以上述落實的精神﹐照映無窮﹐而此無窮﹐亦即不是虛的無窮﹐而是能引發人之一學問之無窮莊嚴之實感的﹐同時能在實際上引出人之無窮的願望的﹐此願望在原則上可上通千古﹐下通百世。由是而人之歷史文化之意識以成﹐不忍學脈之斷絕﹑歷史文化之斷絕之心以出。而中國古人之能殺生成仁﹐捨身取義的精神﹐亦大皆由此以滋生。

　　新文化運動以來至今﹐人們或以為只要個人自覺其人格的尊嚴與天賦人權﹐便可創造文化﹐反抗一切的暴政。但是人們又在奇怪為什麼數十年之國破家亡﹐不出忠烈的殉難殉節之士。實際上﹐我們不能希望他人殉難殉節。這只是人之自願。工夫不到﹐勉強亦強不來。問題只在中國古人何以能如此?這決不是只賴天賦人權之自覺﹐個人人格尊嚴之自覺﹐便能成仁取義。這些自覺﹐只是一民主政治的必須條件。實際上個人的道德感﹐至少在初步﹐必須由體驗他人或古人的道德感而增益。而人若無一永恆的願望﹐望道之不絕於天壤之間﹐以其不絕﹐為其自己之存在﹐個人是很難以身殉道的。文天祥如果不是想到其前之無數表現正氣之先烈﹐想著「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宿昔」。想著「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史可法如果不想著左忠毅公對他之期望等﹐他們的忠烈殉難之力量之事是否必有﹐亦是很難說的。中國過去大儒之歷盡艱難困苦﹐以保存學術文化之命脈﹐都不是只出於保個人人格尊嚴之一念﹐而皆是由於欲上通千古而守先﹐下通百世而待後之超越感情而生之力量。於此﹐如人之智慧﹐更能向上達高明之境﹐由此欲上通千古下通百世之超越感情﹐以自覺到此情所自發的無古無今千聖一心之先天性體﹐誠然亦可一切自作主宰﹐更無假借於古人。如宋明陸王之學所達之境界。但是此亦非止於一般所謂個人之人格尊嚴﹐而是上述之超越感情﹐經已呈露後之回頭所見。入路還是要經過上述之超越感情。而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於此類之義﹐則一步一步不能識取。此其所以日益無力氣﹐而只有一步一步向下墮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