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后，我终于见到了你。两次。

你面容光洁、红润，我拉着你的手，心里想：你真美。

第二次，你还胖了些。我说：“你快好了，真好。”

你是怕我一直地悲伤，所以这样来看我，在闪光的清晨。

还有几小时，我就到家了。这次你不用再等着我到家的电话。
我回来了，你会知道。

二十个小时后，我们去送你，他们说。
从小到大，都是你在送我。小学、中学、大学、出国、去北京……一次又一次，都是你送我。
我会抱抱你瘦弱的身体，对你说：“婆婆，我走了，很快会回来看你。”
你会摸摸我的脸，然后一直站在路旁，向我摆手，直到再看不见。

明天，也会和过去一样吧。
我会穿得好看点去看你——黑色的衣服会显得瘦些，但你从来都坚定地说我“哪里胖呢”
我会带上百合花给你——原来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花。要是未来我会有婚礼，我就拿一样的。
我不要太难过，尽量不让你看到我哭。
过了明天，不，其实是从这个周一起，我就知道，我们不再会离别，不再会分开。
从今以后，我们一直在一起，永远。

看，外面天晴了。我这就动身去机场。
回家看你。

一直觉得庆祝生日是件有点尴尬的事情。

本是个寻常日子，每年一次被至爱亲朋与自己套上不寻常的关系，以时光的名义，高调而抽象。
本性内敛善感如我们，多少会有些不适应。
你也许会更不适应。在我认识你的前二十几年，你的生日都不曾被准确考证出来。

生之有时，命却无常。
就在一天之前，你熟悉的朋友便在粼粼水波中独自看完生命中最后的光影。
不知道那里美不美，他会不会遗憾没带上相机。
你在这个生日开始的午夜独对电视上的空洞光影时，又是否看到了时光的身影？

生命原来应是什么样子？绚烂到可以付之一炬，还是绵长细碎如午后树影，我始终左摇右摆。
其实，你早已教过——“大隐隐于市”，不管是一种追求还是解释，从小听你说，我便深信。
所以他们说，我活得认真却空灵，心不在焉。

一直都以为自己要爱上一个像你这样的人。
后来才发现，我已长成了你。
那一刻，我好像自由了。

你过生日也很好，让我有理由这样胡乱写下些字给你，也算是寻常日子不寻常的举动。
生命悠长，转瞬即逝。祝年年、日日快乐！

8．17 帆于北京。

正在热切沉迷于“是否要去做近视眼手术”的讨论之中。

临下班前，听见我嚷嚷，公司里素不多话的司机小蔡专门拉了一张椅子过来我桌旁，摆开持久性谆谆教导的阵势——

“那个谁谁谁比你有钱吧，比你有名吧？他为什么不做？”他试图生动具体地切入话题。

“这不是钱的问题，只要戴几年隐形眼镜，就超过手术的钱了。我和他的分别是，他是男人，戴眼镜不难看，所以不用带隐形；连隐形都不戴，自然就不需要做手术了。”

对我噼里啪啦的逻辑，小蔡花了点时间认真消化。半瓶养乐多的功夫，他开始绝地反击：“那谁说你戴眼镜就不好看了？”

“如果好看，你看到电视上哪个好看的女人是一直带着眼镜的。我能想到的只有张越。你给我再想想？”

“……”

泄气之余，他终于坦白，以前曾在家里就此问题和要求做手术的老婆有过一番演练。（我说呢！）据说，在对安全、资金等种种问题激辩过后，他最终是利用“榜样的力量”这招，摆平了他老婆。可怜的老实人，誓没想到，江湖险恶，遇上刁人如我，竟然没撑过第三招。

图穷匕见！

我也才忽然醒觉，原来我们以保护眼睛健康为名要求做的近视眼纠正手术，本质其实是一项整容手术。

眉淡的要画眉，个矮的要穿高跟鞋，胸小的要带厚Bra……当人们对现实状况感到不满时，就采取暂时简便的补充、修改方案；当这种临时方案不方便、效果不好时，便开始考虑以极端而高级的方式作出根本性的变革。

在这点上，近视眼手术毫无分别。看不清楚需要戴眼镜，是现实状况；觉得戴眼镜不好看不方便，戴隐形是暂时手段；戴隐形据说有危险，所以采取手术方案。这个逻辑，对女人来说，毫无障碍理所当然。只是我们倾向于，把后半段描述成重中之重，将前半段一笔带过。

我还没来得及去问专业人士朋友，是不是做眼睛手术的女人多于男人。但，这还用问吗？

“一点都不恐怖，闭上眼睛，只要十多分钟，世界就明亮了。”一个刚做完手术的女朋友说。感性、美好而戏剧化的描述，女人们都爱说、爱听、爱传播。这种心情，和电视直销节目里作含羞状的女子说“只要N天，我就不一样了”，也没有什么分别。事实上，几天来，除了对手术安全有些微怯意，几乎没有女性朋友提出过反对意见。相反，就像黑洞一样，这个话题将她们中的大多数，迅速吸进一种自我苏醒之中。

戴上眼镜看的世界，大多时候其实还是明亮的。黯然的，只是戴眼镜的我们。

到此，小蔡的第二问终于幻化成隆重的权责追究——“谁说戴眼镜不好看了？”谁，让我们总是否认、厌恶、下决心改变我们的现实？

是男人？与隆胸、抽脂、拉皮相比，男人们肯定更不愿意背“不喜欢女人戴眼镜”这个黑锅——罪名不小，好处无多——事实上，不少男士好像还真不觉得女人戴眼镜难看。那是谁，让女人都觉得自己戴眼镜不好看？我将小蔡一剑封喉的那招，其实已给出答案——万恶的媒体。

梁老师常说的话如画外音般冉冉升起：“媒体做两件事，一是新闻，二是广告。如何区分他们？让人觉得世界悲惨的就是新闻，让人觉得世界很美好的就是广告。”按此逻辑，我有了新的心得——让人觉得自己还算过得不错的，是新闻；让人觉得自己缺陷多多的，是广告。厉害，记下来先。

但扯了半天，这手术做还是不做？对我依然是个问题。虽然被勤思考、爱提问的我看穿了，这其实是一项在万恶媒体影响下所盛行的整容手术，但，整容怎么了！

是整呢，是整呢，还是整呢……

最近，又有同学投诉我太快了——说话快、打字快、走路快、损人快……什么都快！与此同时，另外一批同学则在长期斥指：太慢了——出门慢、交稿慢、点菜慢、办事慢……什么都慢！（回想起来，我妈多年来公然混迹于两大阵营，领衔批判。）

在历经多年对他人的无从申辩和对自己的无可奈何之后，我今天认真反思了下，意外地有了重大发现——我深认为，这即使不是一种病，也是一种天生能力的缺失。其症状表现为：对时间长度，以及事物进展速度缺乏准确的掌握能力。对一分钟、一小时、一周、一年……的认知，永远与身边的“正常人”不一样。此症可俗称为：速度感缺失、时间盲。

爱因斯坦爷爷早就告诉我们，时间是可以测量的。对于可测量的一切，有人天生会用这测量的工具，有人用得笨一点，这很正常。

爱因斯坦爷爷拉过的小提琴，我也拉过。小时候每逢齐奏排练，老师一说：“又有人去赶火车了”，大家便会齐刷刷地看着站在最边上幼小的我。很偶尔，拉慢了，下课时家长们经过我，又会摸摸我的头说：“呀，你这次该误火车了。”——那时候，飞机一定还不很普遍吧。

我应该是对一切可测量的事物都缺乏天份的，对细化到32分、64分音符的节奏，简直就是理所当然的不敏感。但我也有被夸赞的时候（否则童年也太悲惨了），因为拉琴音色好。音色，多好听的词，只听过形容音色“饱满”，没听过说音色“八分饱”。只要是不能量化的，我就好。

深入追溯之下，我竟然还找到了症状的遗传基因——回忆小时，我妈永远的催促声，声声入耳；我爸总在最后一夜赶画稿的“背影”，也历历在目。显然，他们是同屋异钟的两个人。他俩倒是没啥问题，就像这世界存在时差一样，只要互相调下时，并让快者占领大量的道德优势，基本便能在长年斗争中保持与时共进，相安无事。但可悲的我，显然是因此而错乱了——于是这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时急时缓，毫无规律，抽风一般。

所以呀，如果同学们能忍受并体谅路盲、色盲、文盲……那也请你耐心帮助一下患时间盲的同学，原谅我们因为时间认知偏差而可能导致的没有责任感、不尊重人、没气质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