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到有人把鲁迅翻出来了。十几年前我还是愤青的时候，立志读完所有鲁迅的文章。现在翻出来重温一下：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抵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游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予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 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活，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

Reference

http://www.lib.hstc.edu.cn/resource/luxun/indexzw.htm

在solidot上我发了篇日志 ，谈的是一些自己的感想和对一些事情的感觉。也贴在百度空间了。但是发现日志不见了 。据说这就是遭遇和谐的现象。百度的系统还是很“贴心”的，我登陆以后还是能看到自己的这篇日志，但是该文章就是不能公开显示，而且设置该文章是“公开”还是“私 有”的选项也不见了。这个百度Hi的功能还真是具有和谐功能呀，支持和谐的功能很完善。其他中文的大网站和服务商可能都差不多吧，能容忍一点“不和谐”的 声音的也不多，在matrix的领导下，solidot算是一个吧。

建设和谐社会的最佳方式可能就是把不和谐的声音都隐藏住吧，古语曰，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也是一个道理，censorship和self- censorship哪里都有，或为统治服务，或源于金钱的驱动。现代和谐社会可以说掩耳的范围更广，自欺的覆盖更大。可是恰恰很多被和谐的文章是真正 提倡理智客观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唯有理智、客观和容忍不同声音的宽容，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吧。现在的和谐社会还真是一只披着和谐外衣的河蟹。套用一句网 络的流行语：“一只河蟹横着爬过来冷冷道：‘你找夹吗？！！！”。

英伦三月，风雨飘摇。周五，惊闻年轻的同事李·坦拜雅（Lee Tambiah）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不由想起鲁迅先生悼念范爱农的诗句，因为在我的眼中，李和范爱农一样是理想主义的青年。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的冷，是因为他炽热的心，容不下大革命时期种种鱼龙混杂的沙子。所以他“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在英国本地我没有什么好友。如果算得上君子之交的，一个是约翰·罗杰森，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李·坦拜雅了。 而他们认识我的契机都是因为他们对开源社区，自由软件不一般的兴趣。若干年前，我们同在一个部门，都是年轻人，李和小罗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也一直没 有能成为朋友。李是自由开源软件的狂热分子，而小罗是独立特性，白眼看人的外冷内热型，同事们都认为他很cynical。

李刚到我们部门的时候就兴致勃勃的和我大谈自由软件，还怒发冲冠地和他自己team的同事争论私有软件和开源/自由软件的孰优 孰劣，为此甚至伤了和气。同在一个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几乎每日都要闲聊，他说的多。我听得多，他开始坚持向自由软件教父RMS看齐，坚持全用GPL兼容的 电脑系统。并帮自己的女友装了Fedora，后来是ubuntu。一段时间他积极寻求加入开源项目小组并问我的意见。我是一个中国人，来自一个饱经沧桑的 国家，对所有轰轰烈烈的运动存在一份戒心。我觉得自由/开源软件这淌水也不浅，同样理想主义，投机分子和独裁者混杂。太理想主义的开始，往往容易受伤。但 是我英文不好，发表不了我的观点，所以就刻了一张纪录片给他看，那就是《REVOLUTION OS》。李慢慢的观念有所转变，但是还是矢志不移的和公司的同事辩论着，有时候大家甚至要避而远之。李的一个女同事是他的大学同学，一次我们闲聊起来，她 说李大学时候就是这样，那时候他逢人就宣扬基督教是个布道的狂热分子，但是人很聪明，first class毕业，从事软件开发，我们这个二流学校的毕业生真正能搞开发也是却有才能的了。

再后来，小罗移民去了美国，对他来说“生活在别处”，美国就是他的“别处”。而英国可能就是我的吧。我也离开了那个部门，和李 的接触减少了很多。但时不时碰到的时候还会闲扯两句，曾得知他一度加入了gnome网站的维护小组，很是替他高兴。生活的负担渐渐加重，再见面的时候也是 匆匆打个招呼。

噩耗传来时，我很是震惊，和旧同事们谈起时，大家都唏嘘不已，都怀念他是个难得的好人。我终于说出他是个理想主义者，而李的 Leader说他的执着甚至改变了我们公司最顽固的负责IT的领导，使得我们的电脑系统上开始预装一些开源软件了。至于他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原因，不好妄 加揣度。而我一直疑心是形而上的原因，或者至少有形而上的因素在里面。一个明显的线索是在他自杀前的一段时间里面，曾经向年长的同事询问佛教的教义，以希 追寻彼岸，寻求救黩。

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理想主义者都是背负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 行走。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试图为自己寻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不惧死何惧生。古往今来，伟大的心灵们都曾思考过生存还是死亡，这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无 论它是不是由形而下触发的。而“如今世路已惯”，苟活于世的我，今夜，也只有用此文来祭奠这些孤独而精致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