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师,我本科选修过他的课程,声若蚊蝇就不提了,还把天书讲成了天书加加,我不是很喜欢他当老师的状况;而且他特别的不修边幅,每个星期总有那么几天会让人怀疑他几天都不洗头,每年又总有那么几个月他会让人怀疑他两个月都不理发。那时上课,我总喜欢看着他因为睡眠而上翘起来的几缕头发没事偷着乐,而不是把耳朵竖得尖尖的在教室里找他永远也听不清楚的声音。
就是这么个人,是个技术的大牛;这从学院里位高权重的老师破格把他吸纳为老师就可见一斑,他当时只有本科学历,却开始担当起这所高校的老师了。他能给我们讲课,是因为他对那么课程的应用已经了然于胸,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我很遗憾,我可能是他最初教授的一批学生里的一位吧,因为当老师的他就像憋了一肚子哈尔滨饺子的茶壶,道不出来;这让我想到了陈景润当老师的情景:有些人压根就不是生来做老师的,他们创造性劳动的领域是老师这两个简单的汉字所不能全然解释的。笔直往上念书的我,居然某时攀上了这位老师为同学,只是这位同学铸就了一个超脱的模样,少有跟我们有接触,也便谈不上怎样的沟通了。所以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是一个茶壶,有容乃大,身庞嘴小,一肚子的构思就是不能让外人跟上他的节奏参悟。
这天想起他来,是因为老板请来帮我们顺理项目的老师很让我们佩服,而交流中这位老师又很佩服上面提到的这尊茶壶。他说茶壶比他还厉害很多,只是不为外人所知而已;言谈中甚为遗憾。
今天实验室的装修照例还是在小修小补的阶段,墙壁上新装了两盏灯。因为是周末,老师们是不上班的,装灯的工人于是独自忙活着,不理会我工作被完全打乱的愤懑心情被自己掩饰得很完美。后来他们需要一些安装的电线,起先这也是跟师娘商量好了的,我于是只好在他们的要求下一电话把老板从家里打来到实验室。结果他们一听要等约莫二十分钟,又自己找来了电线安装起来;只让我在旁边看着老板白白来扑了个空,而悔恨地把我自己的眼珠子瞪出了水平伸展运动。两个安装工人装好灯又去旁边的实验室忙活别的事情去了,等到老板交待了几句走了之后,等到中午我正准备去用午饭之后,等到他们忙完了另外的工作决定不会再过来之后,他们找我结账。我说:
“你们稍等一下。”
我拿了脸盆,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呕了一盆子鲜血就更愤懑了:老板来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吃什么去了,当时把账单结了一切不就噢了吗?怎么跟老板打照面时不提起到现在又来找我这个不主账的人捏?我把盆子放下,又把嘴角擦干,然后找到他们掏出了自己的小机机(他们自己没有联络工具),一电话打到老板那里让他们摆平,结果他们拿着我的小机机用了十来分钟解释为什么不能开发票,——反正不用自己付手机费!后来,安装费我给垫上了。实事求是地说,这两个装修工人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两盏灯安得有鼻子有眼儿的,再挑剔的人来找毛病也会伤神。可是啊,跟他们沟通起来怎么就这莫折磨人捏?轻重缓急的界限被他们模糊得一塌糊涂,按着自己的性子和时间安排一切,很简单的事情让他们一折腾就开始牵扯一排人地复杂起来。
酒好还得吆喝也罢,有沟就能通也罢,胡乱地说了这么两句做事情的题外话,我在想,是不是吃技术饭的大牛们天生就嘴型奇特呢?是不是呢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