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刚刚发现，以后当教师可能也将是有钱人的选择了。刚才看到一个报道：近日举办的一次长三角招聘会，静安区的一所重点学校的要求是，应聘者要在静安区拥有住房。其理由是："教师是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如果应聘者入职后还要为房子的事情费尽心机，那么不太适合岗位的要求"。有专家因此认为：社会已经越来越现实，在这种条件下，学生们也应该变得现实一点。现在的就业市场已经变得很复杂，不再是简单的依专业能力找职位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综合实力的比拼，而综合实力中就包括你的先天条件，比如家庭条件、经济条件。

很明显，专家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能不能进去当老师其实就是要拼我们是否有一个好爸爸（当然好妈妈也行），而且还要看他好到什么程度。有媒体算过，在静安有房子，一般少点也要200万以上。大学刚毕业，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其直接后果就是，教师将成为一项贵族事业，只供有闲阶层子女从事。

遍地都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现在强调减负，叫学校少布置作业，多腾点非在校时间。但它可能产生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将增大家庭社会经济背景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强度。这个不难理解吧？

我在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给学生说到科尔曼的一个著名研究发现：在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诸多要素中，家庭社会背景的贡献率要远比学校和教师高。这个研究无论是从学术上说，还是从政策上来说，都是意义重大。学生们在听我介绍这个研究的时候，有些会以点头等方式表示认同，而有些则流落出疑惑的眼神。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好学校和好老师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显然是更大的，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好爸爸要去择校了。

那时我就在想，怎么就没有人去研究一下中国的情况呢？是没有意义？肯定不是，即使是半个世纪之后，如果在中国重复这样一个研究，无论是学术意义还是政策意义，依然很大。至少要比当前的许多研究来的有价值得多。是不会研究？理应不是，只要参照科尔曼当年的研究，然后把调查对象换成中国学生就可以了。是没有条件研究？我想更加不是，我知道现在国内有一些知名专家所主持的课题研究经费达到上百万，而且在数据的获得方面也不是很困难。

不过现在我想，这应该是迟早的事情了。再这样下去，最迟钝的人都会能感受到以后社会的一切都是靠家庭社会经济背景说话的。简单的说，无论是你是去从政，还是做老师，无论你的就业，还是你的成绩，一切都要看你是否有一个好爸爸。

这是社会进步，还是社会退步？

学而优则仕？血而优则仕？

首先是我在这个会上作了一个分会场发言，报告的是最近正在写的一篇文章内容，自觉谈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其次是我作为听众，听了几场报告。最后是我也参与了一些会务，负责一些简报等宣传事情，这个事情其实现在都还没做完。

说起来，这个会议主要也不是我在做事情，怎么就搞得好像很忙的样子呢？我也搞不清楚。

不过，在这次会议中，做会务的许多本系研究生给我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他们（她们）活泼开朗，做事认真负责。“用我的话说”，这是一支能够拉出去，有战斗力的队伍。我发现我其实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说笑。

迟迟不更新博客，已是惭愧；好不容易更新了点，只谈了点鸡毛蒜皮，而且还毫无文采，更是惭愧。但也不能老是惭愧，是吧？就如老是说“不好意思”，那就“没意思”了。所以，我还是在此贴两张在这次会议中留下来的照片吧。其实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来秀秀自己的，呵呵。毕竟，也好久没有传照片了。

上周，导师曾荣光教授来杭州参加一个会议。作为弟子，我当然开心，早就把去杭州面见的时间安排好了。后来师姐罗云告诉我，她也要从北京来看曾老师，所以我们就把时间定在周六。

根据之前约好的时间——中午12点不到一点，我到了杭州香格里拉饭店。而此时，曾老师已经在大堂等候了。罗云打电话给我说，还要再过十来分钟到。曾老师建议就在饭店里吃饭，他请我们。

吃的是自助餐，应该是蛮贵的，但我实在不会吃，因为都是海鲜之类的。有钱人真多！这是我吃饭时蹦出来的一个想法，我问了一下曾老师，得知象他这样早早预订，有些优惠，但每天房价仍然要高达1300元。但餐厅里吃饭的人却很多，搞得我们没有提前预订竟然没有位置，只能在走道外面找到要晒太阳的最后几个位置。那天杭州的温度可是30多度。不过幸好，酒店的氛围和环境相当不错，所以感觉还不错。

没多久，罗云到了，我们几个就简单地边吃边聊各自的生活和学术。让我有些难过的是，曾老师已经确认明年将正式退休了。我想，今后去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读书的师弟师妹们肯定会因此缺失了许多东西。当然，也许不会，因为没有拥有过，也就不觉得有失去之失落感了。

吃完中饭后，根据默契，我们会选择一个地方坐下来，开一个Study Group了。曾老师建议说，附近有一个咖啡吧，就在西湖边，可以去那里继续聊。香格里拉出来，走了约5分多种，就到了这个咖啡吧。露天，面对西湖，人同样是很多。我们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点了点简单的饮料，大家就开始聊开了。

聊什么呢？先是聊罗云目前正在关注的一个课题，就是进程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涉及诸如分配正义还是关系正义的问题，也讨论会不会出现当年科尔曼在美国所遇到过的“白人飞走”（White Fly）的问题。后来就聊到什么是叙事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好像Connelly所说的叙事有些偏了。再后来就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那是一个老问题，也是在上课中有教研员问我的问题，什么是定性什么是定量。曾老师认为，测量学里面的qualitative和quantative与研究方法中的qualitative和quantative是不同的。于是，我们就又聊到了教研研究方法，尤其是什么是质化研究。这里，我和曾老师的观点有些不同。我倾向于Punch的观点，认为应该从数据类型上来分，而曾老师不同意，认为他们的核心区别在于质化研究是in search of meaning，而量化研究更多的是in search of regularity。讨论了半天，罗云后来说好像是越来越糊涂了，就问曾老师一个“幼稚”的问题，到底什么是meaning啊。曾老师说，“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答你，我回去再看看书之后给你邮件”。这让我对怎么当导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最后，我们聊了一些有关教育社会学的经典文献。

可能是身边的人都不怎么聊，而我们聊得多；可能是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时不时夹杂一些英语和粤语，具有穿透力；也可能是我们动不动就蹦出一些社会学、经济学、诺贝尔、正义、叙事研究等概念，显得很另类，总之，我发现很快地，身边几桌的人总是会不时地朝我们看看，眼神中似乎透露出一些奇怪。是羡慕我们能在这里找到几个朋友悠闲地谈学论道？是欣赏我们这么认真地谈论学术问题？是鄙视我们这些寒酸的书生？是嘲笑我们无聊？是责怪我们在破坏他们休闲的环境？我我自己当时的真实感觉是很享受这种“打量”，觉得很惬意。

任何人都想拥有自己的“事业”，在这个空间里，我们会感到有成就感。但对我们这些穷书生来说，事业在哪里呢？在收入上？在我看来，这只能是自取其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早几天，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她有一个朋友当年好像是因为“作陪”等原因被警察处理过的，在当地呆不下去了，后来去杭州开美容院，现在回来跟她妈妈说不要种田了，去帮她看看店吧，店里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就可以赚4万。这应该还不算多的，我有一些朋友的朋友，一天赚的可能是我一辈子都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立身之本就在于学术。我们有许多东西是不如人家的，比如钱，比如权力，不仅是不如，而且还可能是天壤之别。但我们必须恪守和保护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这是我们自尊的来源。大学的教职以及学问，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当别人用各种不确定的眼光“打量”我们的时候，我是把它看作是羡慕和赞扬。试想，我们走在街上，会有人因为我们钱多而多看我们一眼吗？会有人因为我们有权而多看我们一眼吗？我想，这一辈子我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但今天他们这么打量我们，应该就是我们有一些他们觉得没有的东西。我相信，这些不巧坐在身边的游客，当有一天教育孩子，或者跟别人聊起他们想象中的大学生活和大学老师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想到那天他们所看到的这一幕。尽管，当时他们可能不这么想。

这不让人感到惬意吗？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将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吴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惜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作自己想作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作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唯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慨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透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十八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作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持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持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佛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的报告。在美游学一年结束之际，我对于产业组织的许多问题，仍然只有一知半解的感觉，但我相信部分的疑问已找到了解答。

　　经济学家谈到经济体系的运作时，总认为是透过价格机制（或市场）来协调，但是却忽略了使用市场仍有其成本的事实。从这个观点来看，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协调机能，不能一概以无效率视之——完全要取决于其成本和使用市场成本的比较。我知道，以这样的方式来看问题，可能会影响对中央集权式计划所采用的观点。但同时我们也可藉以了解，何以生产因素的使用，有时是由厂商透过管理来协调，而有时则是由透过市场协调，这也正是我深感兴趣的课题。一笔交易会在厂商内部完成还是透过市场来运作，应该要比较两者的成本才能决定。其实这些都是非常简单浅显的道理，但是我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清楚——即使到今天，仍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者还不了解这个道理（或其重要性）。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修习商学士的最后一年，刚巧能碰上普兰特来此执教的第一年，实在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而能在次年荣获卡塞尔游学奖学金，又何尝不是另一桩幸运的事。接下来还有更特殊的际遇。1932年，我进入就业市场，那一年正值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差的年份，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比比皆是，但我却无此困扰。整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31年，黄麻工业界巨子波那（George Bonar）捐助经费，在贝佛里基（William Beveridge）爵士和其他伦敦经济学院人士的建议下，于丹迪（Dundee）成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校，主要目的是训练有志投入企业界的学生。高层人员1931年时已经聘好，而较低层的人事则在1932年才决定，这正是我的毕业找事的那年。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当时的经历并不出色，但对这个职位可能比大多数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还更为适合。我在1932年10月受聘为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的助理讲师。要不是该校在1931年成立，我真不晓得自己要作些什么。结果各项发展都配合得恰好，而我也就按部就班地演化成为经济学者。

初露鋒芒

　　我负责的三门课都从十月份开始。至于当时我是怎么做到的，自己现在也无法想像。另一位助理讲师布拉克曾经形容，当我来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厂商的概念。幸运的是，有一门课是“企业组织”。我在一封写给好朋友佛勒的信中，描述了我在第一堂课所讲述的内容。这些素材日后成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的主要论点。（19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提及得奖理由时，曾经特别提到我的两项著作，这是其中之一）。我在1932年根本想不到这些观念以后会受到如此重视。我非常喜欢这那门课，所以我在给佛勒的信中描述了课程后，接着表达了个人很大的满足感：“（我想）对这门课来说，我采用的是全新的教法，所以我觉得极为满意。有一点我感到很自豪，这些全都是由我一个人构思出来的。”就如我在诺贝尔奖的得奖演说上所说的：“当年我只有二十一岁，阳光从未停止照耀。”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开始阅读经济学的文献——包括亚当·斯密、巴贝基、杰文斯、魏克司梯德（Wicksteed）、奈特等人的著作。布拉克在为《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上撰写我的生平介绍时，形容我在这段初出道的时期，态度“坚定得令人惊讶”。“他心目中的经济学，不但要能处理真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手法还要精确。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如果能够达到这两项目标中的一项，就感到非常满意了。但持平来说，我发现科斯在经济学研究上的突出之处，就是同时达成了这两项目标。”不管我是否真的成功，布拉克确实是说中了我在经济学研究中一贯的目标。我把这一切归诸于自己并非一开始就主修经济学，而是先接受商科教育，因此我在开始展开经济学研究时，是希望以此来了解真实世界发生的事情。

　　然而，我并没有自外于经济学之外的世界。1933年，钱伯霖的《垄断性竞争理论》（Theory of MononolisticCompetition）以及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相继出版。这两本书在经济学界激起相当大的波澜，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卷入其中。当时仍在丹迪的我写了一篇论文，采用罗滨逊夫人的分析方法来检验钱伯霖所讨论的问题。该文发表于1935年。至于更能具体展现我一般性态度的，应该是那时我对预期所作的研究。

验证蛛网理论

　　在丹迪任教期间，我在放假时会到伦敦经济学院，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和佛勒讨论一些经济学的问题，当时他已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有一个问题令我们非常感兴趣，那就是许多经济学者相信，生产者在决定产出时，是假定目前的价格与成本在未来会维持在同样的水准。有人提出证明，假如生产者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运作，将会导致价格与产量的波动（这就是卡尔多提出的“蛛网理论”（cobweb theorem》。一般认为蛛网理论的典型例子，是英国养猪产业的循环周期。我们作了一项统计研究凋查，结果一如我们所猜想，英国的养猪业者并没有假设目前的价格会在未来维持不变。当价格高得异常时，他们预期价格会下跌；而当价格低得离谱时，他们预期未来价格会上扬。在我的通信记录中显示，我曾想过运用在这次研究中所发展的技巧，来探究生产者是如何形成在其他方面的预期——而佛勒也有类似的想法。当年我深感兴趣的，是要具体量测经济学者通常仅以理论性的方法来处理的概念，这是深受芝加哥大学舒兹所导出的统计需求表的影响。

　　除了有关预期的研究之外，我也开始展开对资本成本的调查研究，探讨发行规模大小以及厂商的规模与业别对成本高低的影响。这些研究均未完成。不过佛勒倒是完成了一项有关钢铁生产的研究，主题是废铁与铣铁之间的替代弹性，发表于1937年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我也期望自己未来能投入到类似的数量调查研究。但这份期望并未实现，原因并不难理解。1934年，我受聘为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的助理讲师，教授银行学及财务学，两门我几乎不曾接触过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到了1935年时，伦敦经济学院聘我为经济学的助理讲师，我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教授独占理论（接替转到剑桥大学的希克斯），二是协助企管系的普兰特教授，三则是担任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接替已前往南非的巴特森（Batson）]。有关独占理论的课程，对我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有罗滨逊夫人的书，同时我也写了有关双头垄断（duopoly）理论的文章。1937年，我发表了一篇名为《有关独占理论的几点注解》（Notes on the Theory ofMonopoly）的文章，其中有些观念就是来自这门课程。至于我在企管系的工作则比较乏善可陈。我只准备了一些类似哈佛商学院的个案资料，并协助教学。

　　专攻会计学的爱德华兹（Ronald Edwards）也加入企管系的师资阵容，佛勒和我与他一起处理会计研究协会（AccountingResearch Association）的会务。我们曾深入探究，公开的会计报表的数学，可供经济研究之用的程度如何。我们发现，只要这些数字的计算基础已被使用者充分了解，便可以作为经济研究之用；我们为此出版了一本有关英国钢铁工业的研究报告，使用的资料就是来自厂商公布的资产负债表。我也曾在《会计师）（The Accountant）期刊上发表一系列有关成本会计的文章，这些文章曾被多次重印与引用；我想主要是因为在1930年代，这是当时唯一有系统地介绍机会成本观念的文字，而这也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授课的内容。

公用事业的领域

　　我个人主要的研究，还是和我所教的公用事业课程有关。我很快就发现，当时英国对公用事业的了解几近于零，因此我对自来水、瓦斯、电力等产业，尤其是邮政与广播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研究。另外还有一篇著作值得一提。1934年，当我还在丹迪时，我撰写了《厂商的本质》一文的草稿，把我1932年的讲课内容作有系统的陈述。我到伦敦经济学院后，把这篇草稿作了一些修改，投稿到《经济学期刊》（Economica），并在1937年刊登出来。当时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注意。我还记得，期刊出版的那一天，在午餐的路上，有两位商学科系的教授向我恭喜，但后来却没有再提起这篇文章。系主任罗宾斯也从来都没提到。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立刻获得成功。

　　1939年9月，英国正式宣战。先前我谈到的工作及研究，都是属于1932年到1939年的战前阶段。1940年，我被任命为林业委员会（Forestry Commission——负责当时英国的木材生产事宜）统计处处长； 1941年，再转往隶属战时内阁办公室（Officesof the War Cabinet）的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负责军需物资的统计工作——包括枪支、坦克及弹药等项目。直到1946年时，我才回到伦敦经济学院。这六年的公职生涯，对个人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过程并没有任何作用，有的恐怕只是更坚定我对经济学的偏好吧！

　　当我回到经济学院时，我负责的科目变成经济学原理，这是对主流经济学说作传统性的解说。1946年，我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厂商之订价》（Monopoly Pricing withInterelated Costs and Demands），主要是以我战前讲授独占课程的资料为素材。同年我还发表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这篇文章可以显示出我对经济政策的研究方法和当代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之处。

对边际成本定价的批判

　　在大战即将终结之际，战时内阁办公室经济组的经济学者开始考虑英国在战后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当时在经济组任职的米德（James Meade）及佛莱明（John Fleming），合写了一篇有关国营企业定价政策的论文，提倡边际成本订价的观念。凯恩斯当时担任财政部的顾问，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大表赞赏，并转载于由他编辑的《经济期刊》上。我和经济组的同事威尔逊（Tom Wilson）却不赞同该文的论点。我曾在《经济期刊》发表了一篇评论的短文，而在战后又写了《边际成本之论争》（TheMarginal cost Controversy）一文。其实，在米德与佛莱明的文章之前，我已经对赞同边际成本定价的论点有所认识。勒纳就曾在伦敦经济学院极力鼓吹边际成本定价的观念，也作了深入的解说。个人即是透过对勒纳观点的思考，而形成了对边际成本的不同看法。

　　我一贯主张，如果把边际成本定价法当作一般性的政策，将会导致浪费无度，同时也会带来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另外也可能造成租税效果，在其他地方诱发原先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间的差距。威尔逊指出，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国营企业取代民间业者，以及以集中营运取代分散营运。事实上，由于经济学者只致力于正确的边际调控，完全忽略了他们的政策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当时边际成本定价法是学院派经济学者的主流看法）。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是言不及义，我曾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称为“黑板经济学”，因为他们谈论的状况只会发生在教室的黑板上。这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已经晋升为经济学高级讲师，主授公用事业，因此我主要的研究活动，仍是继续对英国公用事业进行历史的研究。1950年，我出版了《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这本著作。

　　1951年，我移民到美国。促成我作成这项决定的原因，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化的英国的未来缺乏信心；另一方面是我喜欢美国的生活（我曾在1948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研究商业广播系统的运作），再加上个人对美国经济学者十分仰慕。在老一辈的经济学者中，我最尊敬奈特，而和我同辈的学者中，则属史蒂格勒，刚才我也曾提到舒兹对我的影响。到了美国之后，我第一所执教的学校是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 of Buffalo），该校公用事业的专家桑纳（John Sumner）曾在战前造访伦敦经济学院，因此是由他推荐我来此任教。1958年，我转往弗吉尼亚大学执教；到1964年，我又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

　　刚到美国的时候，基于自己曾接触过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的广播事业，于是决定对广播经济学作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这也是持续我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我也搜集了相当多的相关资料。由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我都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t Standford）度过，在那段期间，我写了一篇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文章，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Economics）。这篇文章的发表，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财产权制度

　　在那篇文章中，我探讨了联邦通讯委员会对于分配无线电频率波段的作业。我建议应该销售频率的使用权。这种透过价格方法来配置资源的方式，就经济学者来说，绝不是什么新鲜的课题〔事实上这种作法，已经由贸塞尔（Leo Herzel）建议用在无线电频率波段的配置上）。但在我的文章比较特别的是，还额外探讨了这项权利的性质。无线电频率波段使用上的主要问题，是相同或邻近频率所传送信号之间的干扰。我主张，假如赋予使用权清楚的定义，同时也可以移转，那么原始的权利为何就无关紧要了——因为透过移转及结合将可以达到最佳的结果。因此，我写下：“（使产值最大化的）最终结果，与法律（地位）无关。”这个我看来非常简单而浅显的主张，却受到当时与我接触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质疑。他们甚至认为我应该删除上面的那段文字。然而，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后来在文章发表之后，有一次在戴瑞克特家中举行的聚会中，我说服了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者，让他们接受我的正确观点。他们也邀请我再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发表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

　　我以满腔的热情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在戴瑞克特主编下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令我敬佩有加。该刊所登载的论文探讨了企业的实际运作、不同财产权制度的效果以及管制系统的运作。我曾想过，假如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组织这部分）要进一步地发展，应该加强刊登这方面的论文，只是当时这些论文很难为正统的经济学期刊所接受。我这篇有关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就是一例。

　　不过，我还想超越该文的内容，用更一般化的方法来处理财产权制度（Property rights systems）的原理。在《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中，我曾论及史特基斯与布立基曼（Sturgesv．Bridgman）的案例，但我还希望能深入检讨其他比较麻烦的个案（由于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时的经验，我对法律个案并不陌生）。同时，长期以来（也是自学生时代以来）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虽然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一书就其所探讨的问题是伟大著作，但他的经济分析并不是相当扎实。我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中，曾两度提及庇古的著作，但并没有深入讨论他的观点，因为那篇论文是专注在无线电波段频率使用的配置问题。然而，透过和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的讨论，我认清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在经济学领域的强势影响，于是我就着手直接探讨庇古的分析方法。同时，我也希望讨论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对分析的影响，这个问题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只于附注的部分提及。我把以上这些目标或主题结合起来，写成《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这篇论文。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马上就深受各界注意。各种赞成或反对的文章纷纷出笼，使该文堪称经济学文献中最广受讨论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涵盖我曾长期思索，但一直未执笔写出的观点。说也凑巧，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章节提出反对意见，恐怕我也不会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而其中的观点也将继续潜藏在我的脑海深处。

交易成本大于零

　　这篇文章是1960年夏天执笔撰写，地点是我当年接触法律报告的伦敦经济学院。找在文章中主张，庇古在看待所谓的“外部性”（externality）问题时犯了错误。基本上，这是一个相互的问题，但庇古没有看出这一点（或是纳入分析中），使得他（以及追随他的经济专家）无法发展出一套适当的分析方法。在交易成本为零（这是他的分析中隐含的假设）的情况下，庇古的政策建议根本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透过双方的协商即可产生最佳化的结果。然而，实际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如果要探讨真实世界的状况，就必须假设交易成本大于零。假如这样作的话，除非我们清楚了解交易成本以及个案的实际状况，否则就无从主张什么政策建议才最为恰当。这些相关资料，只有透过实证研究才能取得。

　　因此，我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只是提出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提供答案。就如我在该文中所说：“唯有从实务面来仔细研究市场、厂商及政府如何来处理不利效果的问题，才能对政策有较令人满意的看法……我深信经济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通常都会高估政府管制所可能带来的利益。纵然我这项看法获得证实，也只不过是显示应该进一步节制政府的管制，还是无法指出界限应该画在何处。我总认为，我们应该对以不同方法来处理问题所产生的实际结果，作仔细的探索，才能知道界限所在。

　　在《社会成本问题》发表一、两年后，我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吸引我前往该校的原因，有部分是我要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我先前已经提到，个人对该刊以及其所刊载论文的敬意。我希望能够接续这项工作，所以就欣然来到芝加哥任职。我非常喜欢这项编辑工作，凭藉着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的资源，再加上提供在期刊上刊登稿件的机会，我得以鼓励经济学者以及法律学者进行《社会成本的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在我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让我度过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每篇文章都值得重视。在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厂商的本质》以及《社会成本的问题》这两篇著作。我觉得此刻正是把个人有关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论著结集出版的时机，因此，我在1988年出版了《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 and theLaw）一书，将我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重新付印，也包括一篇介绍个人中心思想的专文。

　　另一件影响个人思想演化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当时威廉生（Oliver Williamson）以及温特斯（Sidney Winters）在耶鲁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庆祝《厂商的本质》一文发表50周年。这次盛会，恐怕是我这一生参加过的研讨会中最好的一场。八位非常杰出的经济学者所发表的论文，并不是对《厂商的本质》一文给与褒贬，而是针对该文所提出的议题作深入的检讨，并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引申与更正——如果他们发现其中有误时。在这次会议中，我也发表了三次演讲，分别阐述这篇文章的起源、意义及影响。

温故知新

　　参加研讨会以及准备演讲稿，对我个人思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撰写《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以及在60年代和张五常（Stven Cheung）所作的后续讨论，让我了解到交易至经济运作的广泛影响，但是我还未曾有系统地评估这个问题。威廉生在地的论文中，提到《厂商的本质》一文中的理论甚少在实际应用，主要可归因于该文并非“操作性”（operational），他的批评我认为大致无误。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并没有纳入一套一般性理论之中，以供我透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或发展。事实上，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一般的经济理论都假设交易成本为零，如果在里头加入交易成本的考虑，将会造成结构全面改变。即使将范围局限在《厂商的本质》中的理论，还是会发现，要做到具有操作性，仍有难以克服的障碍。为了生产特定的产出结果，必须协调各项生产因素，而这项协调工作是要由厂商内部的行政程序来完成，还是借助市场的价格机能，乃是取决于不同协调方法的相对成本，至于有无利润，则要看绝对数字而定。但是，决定这些相对与绝对成本的因素为何？要找出这些因素并不简单，但更困难的问题还在后头。我们的分析工作不能只局限于单一的厂商。一个厂商的协调成本以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受限于其采购投入要素的能力；而供应这些要素的厂商，他们的供给能力有相当部分是取决于本身的协调成本及所面对的交易成本的水准；同样的，他们的供应厂商又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因此，我们所要处理的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结构。

　　耶鲁的研讨会重燃起我对《厂商的本质》所提出各项议题的兴趣，我当下决定，一旦手头上已承诺的事项告一段落，就要全心投入，期望能针对影响生产的制度性结构的因素，协助找出一套分析的理论。此时，我在研究的路上已不再孤独。由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可以显示，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已在进行，以求理论的理清与改良；同时许多高水准的实证研究也在进行之中，将可提供数据资料，供未来进一步研究之需。我们已开始关注需要解释说明的事项，虽然要达到目标，需要许多经济学者多年的投入，但我深信，我们必定能为生产的制度性结构建立完整的理论。尽管在这条路上我显然无法全程参与，但我在耶鲁研讨会的时候已下定决心，将把自己余生之力从事这件工作。

　　到了1991年，我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让我获奖的两篇文章，分别是五十多年前发表的《厂商的本质》以及三十年前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第一篇在当年备受冷落，而第二篇的重要性则引发各方的论争，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如果说这两篇文章的重要性已经受到一致的肯定（我不敢确定是否真的如此），那应该也是最近的事。威林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典礼提到，我“大幅改善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又加上一句，“虽然找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原创性的源头

　　希望这篇讲词能真正回应伯烈特教授的要求，有助于各位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不知道我的故事对各位有什么启发呢？大家常说，原创性的观念通常来自初入行的年轻人，这完全符合我的状况。1932年，我是在丹迪专校的一次演讲时，将交易成本的观念导入经济分析之中，当时我只有21岁。如果说经济学是我的领域，那我当时不过是初入行而已。然而乍看之下，实在很难了解为何把交易成本纳入经济分析之中，会算是“原创性”的构想。我初次来美国时所带着的疑惑，其实任何人都不难发现，而我提出的解决方案，也相当简单明了。

　　其他的经济学者之所以未能将交易成本纳入分析，并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从未考虑经济的制度性结构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碰触到令我感到疑惑之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套用丹塞慈（Demsetz）的解释，系因为从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体系可透过价格系统加以协调的看法之后，自他以后的经济学者，都以将这套理论规格化为主要任务，由此导出了把经济体系的运作视为极端分散的理论。这诚然是人类智识发展上的崇高成就，具有其恒久的价值，可惜以经济学而论，其视野却失之偏颇，以致忽略了经济体系里头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这些背景说明，或许多少可以解释何以《厂商的本质》在发表后，并没引起什么注意。

　　至于为什么《社会成本问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吸引各方的注意？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说明撰写这篇文章的特殊背景。正因如此，这篇文章一发表后，即刻受到芝加哥大学一群有影响力的经济学者全力支持，特别是施蒂格勒。我的论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环境下，资源配置与负债的法律地位无关。施蒂格勒将之命名为“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这样更加深各方对这篇文章的注意，许多攻击以及防卫科斯定律的文章纷纷出笼。

　　科斯定律所探讨的是零交易成本下的状况，这一点对该文受到瞩目也有所帮助，因为大部分的经济学者都习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从事分析，尽管这项假设大为背离真实世界。大家似乎未发现，此一定律可以应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实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会因负债的法律地位变动而受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说也奇怪，我的讨论中未纳入符合真实世界的大于零的交易成本，好像使各界对该篇论文的注意不减反增。另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原因，是因为我批判了庇古的分析方法（当时大部分经济学者都奉为圭臬）。因此，有许多经济学者为文为庇古答辩（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答辩）。

　　另外有一点和前述纯经济分析技无关系的是，该文探讨财产权制度原理以及法律对经济体系运作的影响，因此扩大了法律的经济分析这个领域，使其不再只局限于反托拉斯的政策。该文也引起美国各法学院的法律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兴趣，进而催生了大量的文献报告，并导致“法律与经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兴起。

真理长存

　　在种种特殊因素的因缘际会之下，使这篇文章能迅速成功。不过如果因而认定，一篇文章的论点要为人接受，必须靠一群贤达之士的支持，或是能引发争论等等，这就是误解了。其实以《厂商的本质》为例，发表当时并未引起注意，但现在却已对许多经济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是好观念，即使不像《社会成本问题》具备上述那些因素之助，迟早还是会为人所接受。套句我师普兰特之师坎南（Edwin Cannan）的话：“错误的观念只能幸存一时；唯有真理才能长存，赢得最终的胜利。”

　　在《厂商的本质》及《社会成本问题》的分析广受认同后，未来的工作是什么呢？诺贝尔奖委员会曾说，我已为建立制度性结构的理论提供了砖块，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找出些砖块的相互关联，以建立起这样的理论体系。我希望自己能在这方面的工作贡献心力，然而时不我予，我个人的生命之路已近尾声。尽管如此，还有其他优秀的经济学者会继续研究工作，一个完整的理论轮廓应该会在不久之后开始浮现。相信未来这些学者之中，也一定会有人受邀来成为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者，向各位报告他们的演化历程。

背景材料：

获奖年度1991年
　　演讲日期 1994年4月12日 出生日期 1910年12月29日
　学历 1932年 伦敦大学学士
　　1951年 伦敦大学博士

　　经历
　　1932年-1934年 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助理讲师
　　1934年-1935年 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
　　1935年- 1938年 伦敦经济学院助理讲师
　　1938年- 1947年 伦敦经济学院讲师
　　1947年-1951年 伦敦经济学院高等讲师
　　1951年-1958年 布法罗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8年- 1964年 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70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
　　1964年-1981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教授（Cliffton R．Musser Professor of Economics）
　　1991年 堪萨斯大学法律与经济学荣誉客座教授
　　1982年-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重要著作

　　《英国的广播：垄断的研究》（British Broadcasting：A Study in Monopoly）
　　《厂商、市场与法律》（The Firm，the Market，and the Law）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论文集》（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不过，我对今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却是有相对比较多的了解。昨天在网上看到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和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E. Williamson）获得诺奖时，我竟然有些激动，好像终于见到一个自己认识的人获得诺奖一样。他们两位都是属于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由于研究关系，我这些年看了他们的一些作品，而这些作品正是他们此次获得诺奖的主要成果。

自硕士三年级之后，我自己的学术兴趣主要就偏向制度分析了。当时把我领进这个领域的主要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大家以及他们的著作。接触了这些文献后，我当时觉得自己看问题的眼界似乎顿时开阔了许多。所以，当我第一次跟曾荣光教授谈我的博士研究计划的时候，我就说自己试图想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政策。感谢曾老师当时敏锐而又及时地捕捉到了我当时这个还很不成熟的兴趣点，他不断地鼓励我说，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分析视角，而且他跟我说，这不仅是经济学的，而且是社会学和政治学都有。于是，它就成为了我的一个主要研究兴趣点。诸多熟悉我的朋友，一谈起制度分析，都会想起我来了。

所以，我看了一些制度经济学的著作，如Coase,North，也包括今年获奖的两位。而且他们两位对我的博士论文完成，还可以说是产生了重要影响。Ostrom的一本“Governing the Commom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自2005年买来后就看了两遍，也一直想借助她的出色分析路径来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进行一个良好的制度设计来激励课程改革的各方产生良性的集体行为，这其实我近些年所做的各类研究的一个根本目的。Ostrom的另外一篇被编入Theories of Policy Process（主编是Sabatier）一书中的文章“Institutional Rational Choice”，更是多次成为我论文的参考文献。而且，由于她对制度以及制度分析的理解，与社会学制度分析很不相同，我因而为此花了许多时间试图去把两者协调起来，并试图把这个综合了的分析框架，作为我博士论文研究的分析框架。但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是没成功。甚至一段时间，我还产生过一个想法，放弃Scott等人的分析框架，套用Ostrom的制度分析框架。

至于Williamson也是如此。大概是我在读博士一年级的时候，我总感觉自己虽然看了一些有关制度研究的书籍，但视野似乎总是还不够大，导致自己对细节过于敏感，而对各家不同的研究路径缺乏综合的理解能力，还不大清楚这些从微观层面来看彼此很不一样的诸多研究，怎么都说自己是制度研究呢？这时看了Williamson的一本书中的几个章节，觉得自己的视野提升了一个层次。他把科层制度和市场理解成人类社会的两大最基本制度，帮助我打破了对制度的若干刻板印象。

我写这博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借这个话题再来说说，好的研究应该是怎样的。他们的研究获得了诺奖，当然代表了当今学界最顶尖的研究了。但就我所知的来说，他们的观点本身其实都是比较简单的，或者用我们许多人的话说是，“不研究都知道”。例如，诺奖评审委员会在解释Ostrom获奖原因时称，“传统观念认为，公共财产（commons）无法得到有效治理···，但奥斯特罗姆所获研究成果颠覆了这种看法”。我想国内许多人都会认为自己很早就知道了这个观点，甚至认为是一个低思想含量的问题。但为什么人家会获得了诺奖呢？这其中关键的就是证据。Ostrom首先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是可以解决诸如公共绿地等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然后清晰地说明，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什么，包含哪些要素，具体的各要素可操作性定义是什么。最后也是最困难的是，提供大量的证据，用来证明这个制度设计的确能够解决问题的。据我了解，Ostrom所组建的一个研究团队近十几年就是干这个事情的。

我之前也零星地参加了好多些会议，但实话说，这些会议没有给我留下太好的印象。这些会议所邀请的嘉宾，好像讲座的质量没有名气大，而其他许多发表论文者似乎都有一个默契，好像是来旅游的。所以，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去参加会议。

但这次会议我是要去的。因为，这次会议算是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内地同学会成立十周年的一个重要活动，也特意选择10月10日开。而且这次会议的举办地是南京，由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主办和承办（这里需要说一下，他们所提供的会务相当的专业，让人感到很愉快），离上海近，我就没有理由不去了。

那两天给我留下了许多愉快的回忆。其一是见到了诸多师兄弟姐妹。感谢由马云鹏、陈晓樵、陆根书、操太圣、雷万鹏等诸多院长教授级大师兄们当年搭建并一直努力经营起来的内地同学会，我们100多位师兄弟姐妹们的关系都比较好。通过这些会议，大家一起聚聚聊聊，谈起来都是国内顶尖级高校的教育研究和生活情况，很是开心。

其二是理智上的刺激。好歹是个学者，所以大家还是以文会友为主。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这次有几个大会主题演讲质量其实也是不怎么样的。但各分会场的报告，普遍比较精彩。我是一个比较爱睡觉偷懒的人，但在那两天中，我还真是不想睡觉，而都是早早地做到会场里，聆听师兄弟姐妹们的报告了。可能由于经历过大致类似的学术训练吧，大家都秉持一些共同的标准，所以交流起来非常的通畅。甚至一些其他气质也类似，就比如大家都会自觉地在这些场合着正装。遗憾的是，由于不能分身，每次都只能参加四个分会场中的一个。我听过的几个报告，如尚俊杰的教育游戏研究，尹弘飚的教师情绪地理研究，董辉的择校研究，何碧愉的教师借调研究，麦君荣的政策网络分析，叶菊艳的有关大学近亲繁殖研究，陈建的社会资本分析，王学举的组织微观政治学分析，以及我自己所在分会场的几个报告，特别是雷万鹏的学校财务分析，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我提供了许多启发。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还一直在回味这个会议的方方面面。我想，会议就应该是这样办滴！

呵呵。

在暑期的时候，我参加了几个驾照考试。应该说，在平时的练习中，我做得还是蛮好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通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但到了考试时，有一个问题摆在了我面前，那就是如果有考官认识（其实也不是我认识，而是我的教练组认识，他们常年搞这个，认识几个考官这也很正常），那么要不要送个红包以保证通过（不认识的考官是不敢收红包的）。尽管我自己和教练都认为，我不送也问题不大，但我们最后都认为，如果有机会，那还是送一点吧，以防万一。但“遗憾”的是，几次考试，我所遇到的考官都不认识（据教练说，认识的考官大概也就是三分之一左右，因为每次要轮换，而且每个考官考哪些车，都是现场抽签的，所以碰上认识的考官的概率并不高），于是就失去了送红包的机会。结果呢？结果是如我之前预期一样，每次考试都是满分通过。也就是说，“还好不送红包”！

我后来对这个问题也想了很久，也悟出了许多东西。对我来说，好像当时决定送红包也是“理性”的。因为，每次红包也就是二三百钱，而如果我因为一些偶然的失误（这个据说是蛮多的），要再考一次的话，损失会远远大于这个数字。但我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让考官们形成了一种倾向（至少推动了这种倾向的成长，尽管力量可能很微弱），“如果运气好的话，学员会送点钱给我”。而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多的话，前面这个“如果运气好的话”也就省略了，就认为学员应该送点钱。于是，其他不送钱的学员就会因此遭受不公正待遇。最终，就会形成一种风气，靠驾照就是要送钱。

更搞笑的是，象我这样把风气搞坏的人，摇身一变（甚至变都不需要变），又开始哀叹社会风气不好，抨击社会腐败到“靠驾照都要送钱”！

这种事情何其多呢？每个家长拼命找机会送钱进名校，而一送完钱，或者没送钱之前，或者送不进去钱，就抨击现在学校的种种腐败。而有个别人如果被“抓住”问“你为什么要送钱”，他会很无辜也很无奈地告诉你“这个社会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每个家庭都在搞应试升大学，而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又开始埋怨社会，这也是同理。我们都喜欢埋怨社会，而很少人会反思正是我们自己构建了这样一个社会。

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些国家很不喜欢中国人，说当地警察本来都很廉洁的，一碰到中国人，就开始不廉洁起来了，说是我们中国人造就了这种受贿的风气。我看说得很有道理。

经过这个事情之后，我越来越觉得自己许多批评应该更加谨慎一些。任何被我所批评，所鄙视的东西，其实很可能，恰恰是自己在做的事情。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要比我好一些。

唉！

一声叹息！

这个假期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国庆阅兵了。的确很壮观，我看后也觉得很美，也有些感动。中央电视台的叙事能力，尤其是宏大叙事能力，的确不错。

我经常会想一些无聊的问题，这次也不例外。我就问自己，它到底好在哪里呢？我为什么会觉得它不错呢？想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一个概念“帝王美学”，顿时觉得豁然开朗。对的，它符合了帝王的美学标准：壮观、整齐、重视大局、气派等等。换言之，我同许多许多中国人一样，之所以觉得它美，那是因为我们习得了或者被习得了一套帝王美学，能够自动地感知这种美。所谓帝王美学，简单而言，就是任何能够激发我们幻觉自己，就是那个高在云端、君临天下的帝王，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

这又让我想起去年自己经历过的另外一个场景。当时，我去一个学校参观。这个学校课间操做得非常有特色，于是就安排我们站在二楼的观礼台上观看学生的课间操。下面的学生服装统一，动作统一，口号统一，步调整齐，再加上一点创意的体操动作设计。我与其他观看者一样，很快就被这种情景感染，不由自主地觉得“壮观”“好看”“美”。仔细一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帝王美学。

我们自己经常批判“上级”喜欢搞机械化的统一，不人本的“标准”，其实，我现在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呢？看这么多学生在下面整齐划一地表演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觉得它很美。但如果我们是下面那些学生呢，我们会不会在骂台上那些人呢？

一、在救灾中极缺直升机

二、总理说他很伤心

三、世界最大规模，世界先进的直升机阅兵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