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摇滚20年

　　2006 年6 月16 日即将在沈阳举行的《如果再来二十年》演唱会，从以崔健为代表的中国摇滚先锋到唐朝、汪峰等中生代， 还有新生代20 余支乐队将一一登台演出。这是一场中国摇滚音乐人开给中国摇滚音乐的一个20 岁的生日party。中国摇滚的历史，从1986 年5 月9 日晚，穿一身绿军装的年轻的崔健一声“我是否真的一无所有”开启。这个问号跨

　　越时空，一直问到了20 年后的今天。当时举起双手、天真地流下泪来的人们，没有 人计较自己到底是不是一无所有。

　　而当时的崔健以及中国摇滚的先行者们，除了音乐真的一无所有。面对20 年后中国摇滚的现状，崔健这样告诉本报

　　记者：“每个人对摇滚精神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编辑/ 唐宋

　　沈黎晖：这个圈子不实想象的那么好混

　　想象的那么好混沈黎晖既是“摩登天空”的老板，也是“清醒乐队”主唱， 这位经历了中国摇滚20 年的当事人虽然对主流摇滚乐“一直保持着崇高的敬意”，但他明白“当唱片公司都已经倒闭时，怎么还能奢谈引导大众”这个最浅显的道理。这位头脑“清醒”的生意人在中国摇滚圈奋力杀出了一条血路。

　　文/ 河西

　　头脑很“清醒”的沈黎晖现在是著名音乐品牌“摩登天空”的老板。这是他于1997 年12 月成立的一家唱片公司。事后看来，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一次转型。

　　沈黎晖说他创立公司的初衷只是为了发行自己乐队的唱片，但在未来数年间， “摩登天空”旗下涌现了NO 乐、左小诅咒、苍蝇乐队、张浅潜、超级市场等一大批摇滚人，魔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摇滚唱片几乎都是“摩登天空”推出的，和当时中国火、摇滚北京等中国主流摇滚音乐品牌在音乐理想上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颠覆了新一代对于中国摇滚乐的印象。

　　如今，他们又进军网络音乐下载、杂志、书籍等多个领域，在老牌摇滚品牌“魔岩唱片”、“红星生产社”纷纷倒闭的大背

　　景下，在险象环生的中国摇滚圈杀出一条血路。

　　作为经历了中国摇滚20 年的当事人之一，沈黎晖觉得中国摇滚还处在发展阶段，他说：“说它老了，失去创造力还为时过早。当然，它也远没有成熟，不论从音乐家的音乐活力还是从唱片工业的体制来说都是这样。”

　　B ＝《外滩画报》

　　S ＝沈黎晖

　　B：从窦唯事件来看，似乎中国摇滚人只有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才能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

　　S：我本来不想就此事发表评论，但既然你问到了，也不妨说。我觉得窦唯的内心还不够强大。你看他做的音乐看上去很静，其实从他近期的表现来看，这种静可能只是一种表象。张培仁的魔岩唱片、红星生产社都曾经红极一时，但完全无视商业规律让他们为理想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两个音乐品牌曾经创造出那么多让人激动的中国摇滚经典，当唱片公司都已经倒闭时，我们怎么还能奢谈什么用优秀的摇滚乐来引导大众呢？

　　B：你觉得目前中国摇滚人的生存状况怎么样？

　　S：窦唯事件只是一个特例，确实， 摇滚音乐人的生存环境不够乐观，但如果你决定了你的音乐道路要走一条和大众欣赏趣味相背离的轨道，那你的内心必须强大到能够抵御音乐之外的任何诱惑(虽然这做起来非常之难)。极端的方式根本无济于事。脱离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生存欲望的人可能存在，但一定是少数中的少数。

　　B：你的“摩登天空”赚钱吗？

　　S：赚钱是肯定的。但你也知道，在中国的音乐环境中，要单纯靠卖唱片(特别是非主流唱片)来让一家公司走上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的道路，是一件挺难的事。现在数字音乐发展非常迅猛，手机、网络音乐下载是一个很大的利润增长点。在传统唱片营销模式中看似亏损的业务， 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会得到成倍的回报。现在我们长期销售的50% 是摇滚，50% 是电子、流行音乐以及其他音乐模式。

　　B：“摩登天空”最初的几张唱片和当时中国主流摇滚的音乐理想上有着相当大的距离，你是刻意和他们打对台戏么？

　　S：摇滚乐有着多种表现形式，不是说重金属的、死亡、速度的就是摇滚乐， 当时中国主流摇滚乐人对摇滚的看法非常陈旧，它束缚了摇滚乐的发展。我想我为一有自己音乐立场的音乐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帮他们出版唱片，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欣赏和支持。当然，我对主流摇滚乐一直保持着崇高的敬意。

　　B：你们会和怎样的摇滚人签约？

　　S：我们看中的是两种人.一种是明星， 他们身上一定要有让人崇拜的特质，我们会签艺人经纪合约；另一种则是音乐家， 他们的音乐很棒，但他们不会像艺人那样去做秀，音乐也未必“悦耳”，但这种叛逆姿态会得到一部分前卫青年的追捧， 我们就只和他签一张唱片的合同，把这一张唱片当做一个项目来做，就像建筑师做的一个工程一样，做完了，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

　　出唱片前，我们会有很多考察。如果这个艺人连一个几百人的小场子都无法征服，无法让听众感到共鸣，那么我们就会质疑他从事这个行业的可能性。同时，他必须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因为这个圈子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混。

　　B：身为摇滚乐手，当初怎么会去开唱片公司的？有人给你投资么？

　　S：并没有投资方。在做“摩登天空” 之前，我开了一家印刷公司，赚了点钱， 就把这些钱全都投到这一唱片工业上来

　　了。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想有一家唱片公司能来做我们乐队的唱片。

　　B：没成名之前是不是也在酒吧里驻唱？主要靠什么维生？

　　S：我们没有在酒吧驻唱过，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忧虑，组乐队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校学生，还没有经济方面的压力，

　　只能说我们比较幸运。

　　B：清醒乐队当时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你们的音乐形式主要受了哪些影响？

　　S：我们听音乐特别杂，凡是和新浪潮搭点边的我们都听，像红辣椒啊、王子、威猛、U2、Rolling Stone，我们也都特喜欢。我们一开始就是想Copy 那些欧美大牌乐队的音乐样式。

　　B：现在“清醒”还存在吗？乐队的其他成员现在都在做什么？

　　S：现在“清醒”还在。我们正准备出新唱片，上一张还是1997 年的事了。其他几位基本上都还在做音乐，一环做制片、做编曲、做幕后了；张阳做电影音乐，像贾樟柯的很多电影就是他做的电影音乐；于凯做了平面设计，他马上就要结婚了。只有刘维离开了乐队，他做了导演， 既拍MV，也拍纪录片。

　　左小祖咒： SHE、刀郎也是摇滚

　　左小祖咒是和魔岩三杰同时代的中国摇滚音乐人，也是看起来走得最顺的一个，他说:“为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我，是因为我一直在做，很多人中途都放弃了。”

　　文/ 刘牧洋

　　1993 年，摇滚青年左小祖咒觉得中国的摇滚都是一个类型，他想要和别人不一样，于是来到了北京。1998 年，左小祖咒与“摩登天空”签约，至今出过五张专辑。“为什么现在人们都知道我，是因为我一直在做，有很多人中途放弃了。我现在的音乐虽然更抒情了，但那还是摇滚， 只是不同形式的摇滚”。

　　左小祖咒觉得中国摇滚的出路在就是“模糊”。他认为只有把摇滚跟各种各样的音乐放在一起，跟其他音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他说：“什么是摇滚？我觉得现在SHE 的东西就很摇滚，台湾的黄立行也有一些西方说唱金属的元素，他的音乐非常躁，但是他的专辑也是流行唱片。刀郎以前是指南针乐队的键盘手，我觉得他唱的其实也是摇滚。”

　　B=《外滩画报》

　　Z= 左小祖咒

　　B：1993 年，你来北京就是为了搞摇滚？

　　Z：跟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小时候喜欢音乐，但我做摇滚是因为觉得当时中国的摇滚乐比较难听，缺乏多元化。我就跑

　　到北京来，想找一些能一起合作的乐手。当时在南方，虽然也能找到一些贝司、吉他或鼓手，但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得到北京来，慢慢找、慢慢挑。后来，我就组了NO 乐队，走的是PUNK 和Grunge 的路线，一惊一咋的，属于那种会把你从梦中惊醒的乐队。我记得当时一出来，就有人评价说是垃圾音乐、狗屁歌词什么的。

　　B：当时中国摇滚是怎样的状况？

　　Z：那时，中国摇滚都是一个套路， 就是传统的西北风和吉他失真。乐队们都是头发狂甩，在台上喊着“你们现在过得好吗”之类的话。

　　B：你曾经说过：“摇滚乐就给老百姓一个印象，就是孩子们很脏，孩子们很搓火，压抑得不行。”那时候摇滚有听众吗？

　　Z：有啊。那时候老百姓很容易起哄， 看到我们演出就觉得很高兴。那个年代没什么娱乐，那时头发甩一甩，一张专辑就能卖20 万张。所以他们一看到我们站在台上像鬼一样喊，他们就觉得喊得实在太好了，太高兴了。

　　B：既然有市场，为什么那几年唱片公司都不做摇滚了？

　　Z：1995 年之后，台湾的唱片公司都纷纷撤退了。他们原以为可以来内地捞一把，但后来提着裤子就溜了。当时我们的歌词都被认为是太颓废、不积极，无法通过审查。

　　B：现在跟1990 年代比，你觉得中国的摇滚乐发展了吗？

　　Z：中国摇滚乐比以前好很多，有才华的人也多了很多，但还是有很多人都得不到发展。因为现在做唱片赚不了钱，

　　唱片公司不愿意花钱。很多在20 多岁时倍受摧残的人，后来都纷纷下海做生意， 等他们再回来，人们又觉得他们太老土了， 已经过时了。

　　B：现在中国摇滚是怎样一种景象？

　　Z：现在每个月出几十张摇滚专辑， 音像店里到处都是，但没有人买，都没法听。自己刻盘拿去送人都没人要听。

　　B：在摇滚不受青睐的今天，为什么你连续两张唱片都标价150 元？

　　Z：没有人是真正靠卖唱片赚钱的。像现在所谓的一线歌手都是做别的做红了才来唱歌的。我做音乐并不想赚钱，我出小说、搞展览、当制作人，干很多很多的事，赚钱养活我自己，养我的家人，还有我的音乐。这些都是为了生活。

　　B：你认为真正的摇滚是什么样的？

　　Z：其实，真正的摇滚乐还是很好听的，是主流歌曲。比如《加州旅馆》、披头士的《yesterday》都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它们产生在摇滚音乐家的摇滚专辑中。在中国，摇滚一直被认为是先锋音乐，这是概念性的错误，人们听到好听的歌曲后，甚至会觉得这不是摇滚。

　　胡松：要么干别的挣钱，要么伪摇滚

　　夜叉乐队成立于1995 年，中国新金属乐队的领军人物。主唱：胡松，贝司：王乐，吉他：姜杰， 鼓：功伟。2000 年发行首张专辑《自由》，被称作是中国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重型摇滚专辑。

　　文/ 顾湘

　　崔健、唐朝、魔岩三杰之后，再没有出现路人皆知的摇滚乐人。

　　这也许是最初的摇滚人和紧跟着他们的后一批摇滚人的区别：前者的电话号码打听也打听不到，打听到了也不敢拨，拨过去了对方也未必愿意和你说， 对方愿意和你说了你也不知道说什么。走在最前头的那些乐人乐队高不可攀， 神秘莫测，即使没有新作问世，地位稳固不坠，而后辈们还是做做生意更有保证，也更快活。

　　“摇滚是个爱好，摇滚是高消费， 得靠什么养着。”主唱胡松说现在不太可能让人靠摇滚谋生活，要么摇滚、干别的挣钱，要么伪摇滚。

　　就像八十年代末有千千万万听到崔健、Beyond 之后就“瞎喊”着要做乐队的男孩们，九十年代初见识了那些摇滚大牛—中国摇滚青年无不是那些乐队启的蒙开的窍：枪花、涅槃、Bon Jovi， 一边唐朝、黑豹出来了，青少年胡松和其他青少年一样兴奋坏了，开始弹琴。

　　94 年胡松高中毕业时，夜叉乐队最初的成员已定，胡松离家去上大学，乐队成员时时书信往来，互相激励，信末常写： “祝琴艺进步。”1995 年，夜叉举办了第一次自己的演出，这是2005 年在北京13Club 的十周年纪念演出的由来。

　　胡松离开大学后，被朝九晚五的生活吓退，到北京上MIDI 学校。他住过树村，给广告剧组当美工、剧务，在五道口开过几个月摇滚服饰店，1998、1999 年开始当纹身师。他说现在摇滚的大环境比以前好，演出环境、设备、收入等等都比以前好！曾经有去外地演出拿不到钱结果找人借钱给宾馆结账、买火车票的事但是现在观众变了，观众长大了、挣钱了、事多了，观众一直在换。

　　对于夜叉始终走得比较平稳，未大受欢迎，也没有被冷落，胡松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摇滚乐在中国的发展并不是很良性，受欢迎也许也是受伤的开始。”

　　胡松用一句话描述摇滚20 年：“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

　　小河：当时搞乐队的人就像下海的人

　　“美好药店”成立于1996 年，是中国摇滚乐向独立音乐进化的标本。主唱/ 吉他：小河，萨克斯： 李铁桥，贝斯：叶鹏刚，打击：郭展翔，鼓：郑志勇，手风琴：张玮玮。

　　文/ 顾湘

　　小河说，美好药店和早期中国摇滚音乐人的生活状态迥然不同。早期的摇滚人从生活到摇滚之间，心理上和生命体验上都没有过渡，像西方的摇滚明星那样活着，而国内的环境和自身条件又有所局限，因此产生了严重的不平衡，“于是他们发现他们想要的东西是不会得到的”。

　　就像整个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小河说：“当时搞乐队的人的心态，就像下海的人是一样的。而现在摇滚乐并不是进入低谷，而是走得更扎实，更稳。人们更清醒，经过认真的思考作出选择。当然可能不会再出现当初的辉煌情景，但应该说也是一件好事。现在有人开始搞摇滚也同样充满希望，因为新的东西永远会充满希望。”

　　对于“听众除了圈里人，其他的只是流动的、窥探一般的看热闹的人”的说法，小河觉得不会：“可能北京有时会这样，北京的演出太多了。但是到外地演出的时候都非常受欢迎，观众们都是真心实意地在喜欢。为什么要管他们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呢？”

　　小河表示他们不需要经纪人，对部分摇滚乐队或乐手听从经纪人安排的事，他觉得：“只要是想好了，觉得需要钱，那么也没什么。某种程度上的妥协。” 小河平时还做做电影配乐，跟孟京辉的话剧合作过，还有些其他零散的工作。“只能到后来渐渐渐渐地能靠音乐养活了，现在还得干活”。

　　陆晨：搞摇滚还是有希望的，但不是挣钱的希望

　　顶楼马戏团成立于2001 年。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朋克乐队。主唱：陆晨，贝司：梅二，吉他： 郭世良，鼓：钟科。2001 年，发表首张专辑《EP》。

　　文/ 顾湘

　　顶楼马戏团主唱陆晨接受采访的这天休息，这意味着：一，他是一个要上班的人；二，他上班可以上一天歇一天。这支上海最有腔势的朋克乐队并没有因为成员都是上班的人而变得有丝毫不朋克。而上班也是矛盾之后理智的选择。

　　刚听到崔健、魔岩三杰的时候，谁都是一腔热血，也都觉得北京是摇滚圣地。圣地的一把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渐渐地发现没有必要上北京去了，而北京似乎也变了味道。呆在上海，就像《你上海了我，还一笑而过》里唱的：“死也要死在美丽的上海。”这首歌里充满出奇感人的促狭与诗意。

　　上海没有摇滚氛围也许是一种浅见，上海人民聪明、理性、现实而有分寸感，没有轰烈而空洞的声势，然而谁也不比上海人更敏感、更有话要讲。陆晨说，在上海，摇滚这事，听的人多， 做的人少。想来这样总比做的人多、听的人少要好。陆晨说上海的听众素质很高，没有起哄跟风的习惯，有独立鉴赏力。

　　在上海，不少乐队成员像马戏团成员一样有工作，只是将音乐作为业余爱好。他们散居在城市各处，而不像北京的摇滚音乐人一样轧堆。上班失去一些自由，音乐得以更加自由，随心所欲， 没有受压抑的痕迹。至于他们的唱片发行，根本没指望赚钱，不过万余元的成本由四个有工资的人分摊还不算什么。陆晨认为如今真有才华的话，搞摇滚还是有希望的，只是不包括挣钱的希望。

　　说到最早的摇滚音乐人们，陆晨对始终在实现自我进步的音乐人怀有敬意。而关于多年至今只剩下盛名和旧作的，陆晨说：“负累太多，被困死了。” 让陆晨用一句话描述中国摇滚20 年，他说：“以和为贵。”

　　丁武：我们这拔人不能妥协

　　如今的丁武住在一个宁静的乡村四合院，拥有自己的居所、录音棚、排练场，他说：“除了我们这拨人不能妥协，还要培养一些新人，带他们往前走，等待中国摇滚最辉煌的一刻到来。”

　　文/ 杨不悔

　　20 年过去了，那个学习美术，然后投身于中国摇滚乐的火热田园里，影响了几代人的青年，不再高唱着“太阳，我在这里”和“梦回唐朝”了。丁武告诉记者： “摇滚不再是生活的全部，而只是我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摇滚乐的发展是个过程。我们那一拨较早搞摇滚的，可能总是容易陷入‘自我化’创作”，丁武言谈间不再是当年那个摇滚青年了，他说：“时代变化了，就得求变。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光是简单地完成自我，还负着摇滚乐发展大局的责任。”

　　每一个摇滚乐迷都会记得唐朝那段辉煌的历史。传奇式的经历和游戏般的生活态度，在音乐里提炼出一种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自信，让人从现实的平地中倏乎拉高拔起，回到故梦大唐的繁华盛境。

　　1989 年末，新成立不久的“唐朝”乐队应邀参加了在首都体育馆举办的“90 现代音乐会”，在中国摇滚乐发展史上，那是一次足以与“69 伍德斯托克”相提并论的一次盛会。在那晚的演出中，“唐朝” 以桀骜不驯的外形气质、前所未有的前卫音乐语言，惊动了整个摇滚界；1992 年底， 首张专辑《梦回唐朝》面世，迅速在大陆、港台掀起摇滚狂潮，唐朝并因此成为当年“亚洲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那时的唐朝是中国摇滚界的巅峰，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化及新音乐领域的成就。

　　在丁武心中，1994 年红勘那场“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是唐朝最辉煌的日子。那是乐队走向鼎盛的一年，但是接下来的一年也是乐队最黑暗的一年，张炬的离去使乐队骤然跌入低谷，丁武说：“它带给乐队的打击如此之巨，以至于每个人都无法正视每一个早晨。”

　　此后十多年来“唐朝”经历了分分合合，2005 年底的那张专辑也并未受到好评，一切都已不同了。丁武说：“我个人觉得商业化是件非常好的东西，这并不表示我就不好好做音乐了，我仍然在写着一首首令自己感动的歌，但是我要用一种商业的模式去推广它”。

　　丁武说摇滚的那个生命火种不能被扑灭，希望它继续燃烧。“对于我来说，这种责任感还是挺强的，除了我们这拨人不能妥协，还要去培养一些新人，带着他们往前走，等待中国摇滚最辉煌的一刻到来”。

　　丁武是“唐朝”最后一个告别单身生活的人，现在住在一个宁静的乡村四合院， 拥有自己的居所、录音棚、排练场。日常生活很简单，除了摇滚乐和酒之外，丁武最爱的事情就是玩遥控飞机。此外让丁武沉迷的就是他两条神气的狗，一条英

　　国猎犬，一条雪橇犬，高大威猛。

　　“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最近陷于与窦唯的口水战中，丁武总在八卦新闻主角的角色中，“最近是一直在为演唱会做准备。”

　　“现在你不能把我界定在摇滚歌手的身份上，你可以说，我是一个艺人。”丁武这样对记者表示。

　　中国摇滚：一个令人不敢涉足的行业

　　当信奉自由的摇滚音乐被贴上标签，进入程式化的训练过程中，是否还有人真正知道什么叫摇滚？还有多少年轻人为了摇滚汗湿他们高档的衬衫？

　　文/ 刘牧洋　杨晓宇

　　1990 年代初，崔健引爆中国摇滚的时代狂潮后，中国摇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期，以台湾摇滚制作班底推出了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以及后来的大批乐队。台湾人张培仁(磨岩唱片创始人)、方龙骧和香港人陈健添(Beyond 的第一个经理人)、刘卓辉(Beyond作品的主要词作者， 著名乐评人)是结束摇滚音乐人游走在酒吧后门的地下状态的绝对力量。

　　方龙骧想象着大陆可能还有十多个像崔健这样的人物，想以此冲击沉闷的台湾音乐圈，他签下了黑豹乐队。张培仁在北京同唐朝四个长发彪形大汉初见便心生仰慕的美谈已随着滚石的倒掉变得只能叫人唏嘘。随后他又签下张楚，因为他在天寒地冻的北京听《姐姐》的小样听到泪水夺眶而出。陈健添在刘卓辉的协助下创办了“红星”。

　　“魔岩三杰”的鼎盛时期在1994 年香港红馆中国摇滚乐势力音乐会上随着何勇那一声“四大天王除张学友外都是小丑” 的呐喊而结束。按窦唯的说法：“港台这些人过来，脸上带着笑，但笑里藏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过来发展本土音乐吗？

　　人家只发展他们想要的形式。过来淘金， 然后发展自己，再反过来倾销他们的音乐。骗取大众的钱，过奢华的生活，没钱了再过来。” 但不可否认，正是港台资本在当年给了摇滚音乐走入主流的机会。

　　孙志强像很多对摇滚怀着简单梦想的外地青年一样，选择了做一名北漂。他说：“我梦中要过这样的生活，只要能摇滚起来，让我做什么都行，就是在树村让我给大家做饭，我都是愿意的。”

　　孙志强住在北京北郊“上地”的一个叫“树村”的地方。没钱，没姑娘，已经不是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摇滚青年之床就能有姑娘的年头。直到2003 年树村被拆迁之前，这里居住了近200 名乐手， 这些人里走出的胡松、吴吞、吴俊德等人如今都是中国摇滚中生代的代表乐手。

　　孙志强是新疆人，是树村最早的一批摇滚居民，也是唯一一个将这些摇滚青年的生活拍成DV 纪录片的人，“我来的时候，树村只有不到10 个人，舌头乐队、木推瓜的成员和胡松住在那里”。

　　乐手们在一起除了排练，就是谈自己的未来。“我们经常都会争论‘搞乐队搞摇滚是为了什么’，当然，每个人目的都不一样，有的是为了发财，抱着搞摇滚能发财的目的来的，他们希望能在北京买房买车，把父母接来北京住。有的想出名，还有的做摇滚是为了泡妞，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单纯为了摇滚而摇滚的。”孙志强说。

　　“在中国做乐队真的很难，生活都有问题，住几平方米的房子，吃两个馒头。排练室的费用是大家一起凑出来的。一场演出下来，就先把排练的费用付掉。如果一直没演出没收入，就问家里要，要多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后来大多是朋友之间互相借。有的人忍受不了，跑去做生意，最后也有发财的。”

　　当年初到北京的左小祖咒同样也面临生活窘困的局面，他告诉记者：“一个人去买馒头，一个人买点菜，再一个人买点肉，几个朋友合起来吃一顿。”

　　中国摇滚圈的互相接济已经成为习俗。迷笛音乐学校的校长张帆说：“只有坚持到现在的一些比较优秀的老乐队，生活都还可以。”

　　何勇在看了郭德钢的德云社演出后说：“德云社是个好集体，徒弟们守规矩、有艺德，这点比摇滚强多了。”

　　《音像世界》主编、著名乐评人郝舫说：“把摇滚弄成一个没人敢涉足的行业， 我们应该反思。”摇滚并不等于脸色苍白， 艰苦生活，更不应该等于戏果、磕药.. 事实上，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每年都要招150 到200 人，每年一次的迷笛音乐节成为了摇滚新手展示的舞台，还有贺兰山音乐节、草原摇滚节..校长张帆说：“来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孩子，大约十六七岁，没有一点基础的占1/3。毕业后， 1/10 的人会做摇滚。”

　　今天，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孩子都很明白，做摇滚是赚不到钱的，只有先养活自己，才能更好去实现心中的摇滚梦。如今，崔健不复愤怒了；唐朝多年没唱了；魔岩三杰早就风流云散了；王磊玩的是实验电子，不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从四川来到广州的摇滚浪人，也不会再往台下丢啤酒瓶说脏话；许巍平平静静地唱着民谣般的音乐，他告诉记者“现在能吃

　　饱已经很满意。”毫无愤怒；唱着“人人都有一个小板凳”的湖北青年胡吗个跑去“ 超级女声”做起评委..20 年过去，有人离开，又有人来到，有人腰缠万贯了， 有人还是一无所有。也许真的人人都有一条板凳，人们调整好自己的姿态，坐在最终该坐的位置。

　　中国摇滚20 年: 只是摆设不是声音

　　文/ 孙孟晋

　　当崔健还在举着大旗，中国摇滚已经一晃20 年了。如同整个内地音乐工业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如同国际范围的摇滚理想主义色彩的减弱，中国摇滚蹒跚而行，绝无壮大的态势。是单向度的纪念， 还是改换门面的继续长征，其意义在不同人眼里是迥然不同的。

　　中国摇滚乐晚了整整31 年，现在， 以1986 年崔健的“一无所有”在首体唱响为划分，是相对科学的。因为从时间角度来寻找中国摇滚第一人，已没有任何意义。摇滚是有英雄情结的，在西方，人老色衰了，可以进“摇滚名人祠”被人供起来。

　　而在这里你必须承受时代变迁所带来的落寞感，曾被尊为“四大摇滚歌星”的孙国庆也只能在电视上逗逗演艺校女生度日，“唐朝”、“黑豹”则名存实亡..惟有崔健憋着气地又出唱片又开音乐会。

　　以大众范围里的一两人之力，是无法抗拒摇滚发展中的畸形倾向的。崔健成了一座四处活动的里程碑，但其本来的力量却是削减的。你再打大“假”，也扶不起身后那众多的小“真”。只见一孤零零的“老人”被无形的力量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我愿相信他原初的动机是美好的，但这是一个没法克服“权威”崇拜的群族。所以，中国摇滚已经畸形到连纪念摇滚20 年，也要崔健自己亲力而为。

　　中国摇滚乐集体性地在大众面前隐匿是1995 年“魔岩三杰”推出之后， 1995 年的另一件事—张炬之死使摇滚圈阴影笼罩。现在看来，台湾“魔岩文化” 推出的三位摇滚人窦唯、何勇、张楚也因为“滚石”高层反对继续投资大陆摇滚， 而受到了别人无法理解的压力与创伤。

　　1996 年之后，中国摇滚乐的地下概念在逐年增长，其中的怪状之一是代与代之间的隔离，即新一代是在极为边缘的状态下孤立成长的。试想，不是整个时代的务实思潮与整个内地流行乐坛的不景气，“子曰”、左小祖咒和“No”、“苍蝇” 这一波应该有更大的影响力。在2000 年前后出道的那批则是地下摇滚乐这些年里最蓬勃的一股势力，其风格的多样性，是中国摇滚史上绝无仅有的。但除了外部环境的不利因素以外，他们面临一些致命的硬伤，尤其是唱片的录制上。比如“舌头” 的唱片远没有他们的现场那样具有震撼力。像“木推瓜”、“美好药店”等乐队换在另一个时代出现，都会是另一种面貌。

　　往往一个时代对一代人的影响，要隔几年才会看得清楚。崔健当年的摇滚影响力固然是因为他本身，即他的表达切中转型社会里的人的心态，那也是时代造就，思想的意义可以放大到最大的极限。

　　当全球都在以温柔的感伤情绪取代激进的叛逆思潮，摇滚在中国肯定是错位的。全盘否定若干年前中国摇滚的愤怒情结，至少是过于功利性的，就像你不能去全盘否定如今的某些快乐原则一样； 而中国当下摇滚乐依然不被主流所接受， 是另一种尴尬；郑钧、“达达”这些如今根本不具有代表性的人获得摇滚艺人奖， 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中国摇滚的新一代在潜行的等级分明的氛围里，极难突围。而现在依然看不出有第二个城市有适合摇滚的土壤。再有，在意识与技术双重的限制下，中国摇滚总是“画虎类犬”，但这个毛病往往又被放大成个性。还有，草根气质的极端走向，使摇滚存在某种盲目性..

　　西方人看待迪伦或“ 甲壳虫”是带着历史眼光的，因为他们有摇滚的现世。我们这里不可能，因为还没有“摇滚名人祠”。如果崔健不像现在这样做个老好人，而是依然愤世嫉俗，依然说出真相，那么马上就有人会反驳，这样未必自然。

　　时代在变化，尺度又有多重。中国摇滚的不景气，大概成了摇滚20 年纪念的中心词语：只是摆设，而不是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