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报告会小记（一）
[乐民]
今天下午，程恩富同志在上海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作专题报告，有幸得见。
程恩富同志报告的题目是《当前我国社会思潮评析》，主要分析了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列举的目前我国社会上六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第一个是新自由主义思潮。
程恩富同志首先提出了新自由主义就是以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提到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并从四个基本方面的内容分析：
1、反对国家调控，主张市场万能，神化市场。
程恩富同志指出，这个是亚当•斯密的“管得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的“守夜人”政府观点的延续。亚当•斯密这一观点的目的和结果是一致的——即政府不管的事情，最后被私人垄断资本家接管，造成一种“民主”假象的新型独裁。这种独裁，是由资本家通过控制市场、控制竞选而实现的。
程恩富同志引用日本学者的观点指出“日本实质上是由十几家大公司管理的”，并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美国则是由几十个白人管理的”、看上去的“民主”国家——这种被私人垄断资本家控制的局面是“守夜人”政府观点的最终局面。
由于如此，新自由主义是目前全世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党派在内的所有左翼政党一致批评的政治思潮。
2、私有产权神化，反对公有制。
程恩富同志指出，神化私有产权，认为私有产权可以提高效率的观点本身是违反常识的——如私有产权可以提高效率，则管理学完全没有必要存在。
俄罗斯改革的主导人物盖达尔明确指出：“搞私有化的政治目的是主要的，而经济目的是次要的……关键在于破坏共产党的经济基础。”
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给俄罗斯带来严重恶果，而之所以没有被制止则是因为俄罗斯的所谓改革派在利用私有化改革的过程中控制了媒体舆论掩盖了事实真相。
3、全球经济自由化。
程恩富同志指出，所谓“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本质，是由美国等强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自由化，是反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这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经济全球化，是完全相反的。
由美国主导下的全球经济自由化，具有极大的不公正性，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
4、福利个人化。
程恩富同志指出，福利全部由个人承担是新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最为不同的特色。除了新自由主义以外，所有党派都是主张增加国民福利来保障国民生活的。
由于国民福利来源于国家税收，“福利全部由个人承担”的直接目的在于阻止通过税收杠杆调节社会分配。由于福利全部由个人承担，所以不必通过国家税收对国民进行福利保障；由于税收减少，则作为税收大户的资本家的收入增加，最后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两极分化。最直接的例子是——由于小布什在美国主要针对富人所实施的减税计划，使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了1947年以来的最高值。
然后程恩富同志提出，以上四点是举世公认的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方面内容，由于目前学界有个别人不顾基本事实，掩盖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方面内容，从肯定新自由主义的一些旁支末节（比如说，竞争等）来笼统地肯定新自由主义的全部内容——这是没有道德的表现。
最后，程恩富同志指出，中国目前改革取得的任何成就与新自由主义毫无瓜葛；相反的是，改革中所带来的问题，基本上是由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所导致的。
（待续）
程恩富报告会小记（二）
乐民
程恩富同志第二个谈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程恩富同志指出，前人民大学校长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本来从学术的角度，一个学者提出自己的主张——哪怕是错误的主张也是允许的。但是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不顾基本事实、胡编乱造，提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也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则是违背学术道德的。
谢韬利用目前大多数人对瑞典的不了解而提出“瑞典模式”作为自己的依据并任意发挥，也是值得商榷的。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民主党派的主张，瑞典就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的代表，所以称为“瑞典模式”。 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我们以前说的“福利国家”，瑞典的社会民主党是分这样三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是福利社会主义——即通过高税收实现高福利。
第二步是职能社会主义——即通过国家调控调整经济秩序。比如经济混乱，就多搞点计划；社会贫富分化，就多收点税收；工人在工厂没有权力和地位，就规定具有一定规模的工厂里，要按一定比例吸收工人进行董事会，虽然不足以改变资本家比较重要的决策，但可以在小问题上提高工人的权力和地位；等等。
第三步是基金社会主义——初步的设想是在工厂内资本家的股份只允许占50%，其余50%作为国家或是工人的基金会所有，以后可能再逐步缩小。由于前两步没有涉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所以可以比较顺利地推行。而这一步是对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即所有制问题，于是遭到了大中小资产阶级组成的“雇主联盟”的反对。“雇主联盟”以全部、彻底撤资为手段，迫使社会民主党收回“基金社会主义”的措施，从此不提——至今已有多年。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改良，这种改良是依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力量进行的改变，本身不具有否定自己的能力，所以由此而体现出很大的摇摆和不彻底性。
而现在社会民主党自己都已经多年不提的、失败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基金社会主义”，现在被作为“瑞典模式”的典范进行宣传，是不负责任的。
如果进行直观的比较的话，印度的国大党就是社会民主党，中国国民党在本质上也是社会民主党，那么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会怎么样？和国大党执政的印度进行横向的比较、和中国国民党执政的旧社会、台湾进行纵向以及横向的比较，不难得出答案。
（待续）
程恩富报告会小记（三）
乐民
程恩富同志第三个谈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程恩富同志提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特点表现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党史、否定国史，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主要表现在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成就，否定包括周恩来在内的毛泽东的战友。比较常见的是通过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海外特务机构在香港等地支持、赞助出版的反华书籍进行传播。
这种思潮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种，是出于某种利益驱使用主观臆断来否定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最明显的特征在于信口开河、毫无出处，找不到任何依据。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程恩富同志点了四个名——一个是臭名昭著的张五常、一个是李志绥和所谓李志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回忆录、一个是记录片《大国崛起》，还有一个就是上海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第四个是新儒化思潮。
程恩富同志提出，可以把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成为“国学”、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学术成为“西学”， 马克思主义学术可以称为“马学”。对于“马学”、“国学”、“西学”一个正确的认识应该是“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才能正确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去认识事物，把西方学术作为借鉴，并在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中连接渊源，是比较正确的方法。
中国的“国学”包括儒、墨、道、法、兵、农、阴阳、纵横，等等。现在有人把“国学”的一种——“儒”，等同于中国的“国学”，是不合适的。虽然现在孔子学院在国外开了不少，对宣传中国文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说“儒学”就是“国学”，更不能说用这个“儒学”比马克思主义更能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
“儒学”是唯心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是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可能用“儒学”的唯心主义学说去解决。“儒学”在中国已经几千年了，如果“儒学”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早就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就解决了，哪里还马克思主义来解决问题，哪里还需要共产党？
第五个是新左派思潮。
程恩富同志提出，尽管崔之元之类的所谓“自由左派”经常表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兴趣，关心社会基层的一些现状，但是崔之元在自己的《自由社会主义宣言》中明确提出这是一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宣言”，明确提出自己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
小资产阶级利益和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有时候会一致，但根本上是不一样的。由此说明了崔之元之类的所谓“自由左派” 对“弱势群体”的兴趣以及对社会基层现状的关心，仅仅只是为了实现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个方式。
程恩富同志还提了一个韩德强，也是新左派的人物，近年提出什么“混合经济”。实际上从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有政府资本对市场进行调控起，就是“混合经济”了；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
程恩富同志指出，新左派的人员基本上由“海归”组成，在思想比较共同的特点是“以西方学说为基础，研究中国的问题”。
第六个是折中主义的思潮。
程恩富同志提出，中央有关部门列举的目前我国社会上有五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根据他自己看法，还可以加上“马克思主义也承认，新自由主义也承认”的一种折中主义思潮。
程恩富同志提出，在现实工作中经常发现有这样一些人，写这篇文章时候承认马克思主义，写那篇文章时候承认新自由主义，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既承认马克思主义又承认新自由主义。最有意思的是，在文章中出现认为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而三百多年前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没有过时的看法。
由于时间问题，程恩富同志没有对这个折中主义进行展开。（从我个人的角度，认为程恩富同志提出的这个折中主义思潮应该指的是一部分自相矛盾的两面派的人，并不能作为一种思潮。作为思潮而言，还是前五种比较确切。）
在报告会中，程恩富同志谈到这样几个信息：
1、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应当从所有制的改变→分配结构的改变→需求结构的改变→房地产价格，来谈房地产价格的形成。
2、徐工的并购案。经过群众反映，中央进行干预，从一开始的抛售，到中方控股20%，再到中方控股50%，最近的消息是中方控股55%。
3、上海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经过群众反映，教育部与上海市教委研究决定，对此版问题历史教科书以后不再使用。
最后，程恩富同志还谈了一些对目前宣传主管部门的看法（从我个人的角度，根据管理学的角度，宣传主管部门应当对目前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的混乱负主要责任）。
程恩富同志指出，目前宣传主管部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一方面是“管死马克思主义的”，把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管得死死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讲过的话就不能说；一方面是“放活非马克思主义的”，对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管都不管，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话都可以说。
程恩富同志提出，这种情况应该倒过来，要“管死非马克思主义的”，“放活马克思主义的”——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应当允许它说，但不允许它反马克思主义；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应当看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才有利于百家争鸣，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