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春悲秋是人们最常有的感情，不知道第一个在落花风中感悟人生之不可恃的人，是怎样一种刻骨的痛，但后来说得多了，便也不过如此，成了一种文人纸上的游戏，你也说不清，这游戏中究竟有几分真情、几分表演。

这两个女人的不同，在于她们于花开花落中，发现了色彩，也许，女人对于色彩总是特别敏感的，绿鬓、绛唇、胭脂井、翡翠衾，女人的故事似乎生来便与颜色联系在一起，也许只是无意、也许只是习惯使然，让她们更善于用色彩来诉说心情。

“看朱成碧”与“绿肥红瘦”看上去差不多，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看朱成碧”更好。初见这句话，是一种浓重的化不开的寂寞，如独立晨风，浓雾中，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是一种清醒的寂寞与宁静——连“朱”、与“碧”也看不清。“绿肥红瘦”却是嘈杂的，一样的清晨，有花——怒放的、残败的；有叶——绿的、黄的；雨水挂在花叶花枝之上；阳光穿过露珠，变幻出迷离的色彩，就连地上的泥土都历历可见。这样的早晨，即使是伤感，也是热闹的伤感。

写下《如梦令》的时候，李清照大概还不会真正体会寂寞的意义。她所以为的寂寞，倒不如果说是少女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她的生活是如此充实而丰富，她每天都为快乐而忙碌着：诗、酒，女伴，“沉醉不知归路”……

慵慵睡起的诗人，与窗外的海棠隔着一道软帘。帘外再是风雨连绵，帘内也定然满室生春的。难说这“绿肥红瘦”的感伤中有多少真心。但感伤，也许是诗人们的“集体情感”——见流水落花，诗人总免不了会有些伤心。但属于自己的，却依旧是快乐的，甚至，有些为自己的敏锐而感到小小的自得，忍不住地，便想要人知道。

曾见有人争论，这“卷帘人”究竟是谁？有说侍女的，也有说是夫婿的。我对此没有研究，却直觉愿意相信是她的丈夫。试想，和一个侍女去讨论“花多叶多”的问题，又有多少意趣？换了意中人则不然，多少娇憨、多少旖旎。而且，很像李清照，在他们的夫妻生活中，她总是带着那么一点点倔强地，要胜过自己的丈夫。

“看朱成碧”则不然。“绿肥红瘦”只是一夕风雨。而她却 “看”得几乎忘记了时间。总觉得该是那样一幅画面——衣衫单薄的武媚站在清晨的浓雾中，望出去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是凤阁龙楼、勾心斗角——锁住了一个人，冰封了一颗心。身边没有卷帘人，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她只是一个人，这么静静地看着，看花开、花落、花再开、花又落——直到把自己看进浓雾之中。

我这样的幻想太过主观了——毕竟，这个看风中落花的女子是武则天。她不会像我想象的那样消极而无所作为。在未来的某一天，她会如太阳般成为所有人瞩目的对象。甚至，她的这首诗，也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方式吧。但，至少，我愿意相信，当她写下这四个字的时候，也有泪滴悄然跌落红笺之上。

我总无法将那个“思纷纷”的小女子与日后的则天大圣皇帝联系在一起。也许，正是在那些个看朱成碧的清晨，她把自己的心，等待成了一块冰冷的石，从此，再不会受到伤害。

说“看朱成碧”比“绿肥红瘦”好，绝不是说武则天比李清照好。李清照已是举世公认的女词人，而武则天留下的那有限几首诗，充其量不过能证明她也是通文墨的。但，我却总是喜欢那些不是诗人的人写的诗。毕竟，诗人们太会写了，会用文字表达心情，也会用文字表演，即使在真情流露之时，也总不了带上些习惯的装饰。看他们的诗，常常像帘内人看帘外花，隔了这么一层。但武则天被则不然，她们不常写诗，偶尔写上一句半句，总该是“不得不说的话”了吧。

写剧本的时候，导演再三说，要让演员在“不得不唱”的时候开口唱，这样才能打动观众。但这其实这是奢望。“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有的人，一辈子也不需要有这样的咏歌，即使有，一生也不过就那么一句两句吧。哪来这么多“不得不唱”的时候？若是这样，不如干脆去演话剧好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北宋亡了，李清照颠沛流离，身边已无赵明诚。也许有一天，她会路过一处乡村，看到红消香残。她会不会想起很多很多年以前的某一天。睡眼朦胧的她拥着锦被，娇嗔地对他的夫婿说：“傻子，你没看到红花委地，绿叶显得更浓密了吗？”也许会。也许，险恶的生活已经让她来不及想起这些。如果想起，她会不会觉得当年自己的感叹太过草率。只是，那一刻的美好已经留不住了，那时的她，只会说：“怕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B.克罗齐

前记

我不懂话剧，去看《甲申记》只是为了去“听故事”，一个烂熟的故事。在价值判断非此即彼的少年时代。对于明清交替时代那些轮番登场的人物的评价都是绝对的。、骑着青骢马、头戴红毡帽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如同天神一般；而“古今第一大汉奸”吴三桂则毫无疑问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万世唾弃的。我对于这些来自于历史教科书和《上下五千年》的“常识”深信不移。曾经，中学时代的最大的愿望是攒够了钱买一套姚雪垠的《李自成》。（幸好，在我攒到足够的钱之前，狂热已经消退。）但也正是这段历史，使我对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最大的怀疑。怀疑来自卫匡国的《鞑靼战记》，书中，这位外国传教士充满热情地将吴三桂称为“伟大的将军”，将他“借清兵”描述为正义的壮举。在我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纯洁心灵而言，第一反应便是“帝国主义怎可如此污蔑正义的农民起义？”（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卫匡国时代西方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后来，看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又看到了刘亚洲的《甲申再祭》，随着《百家讲坛》的热播，阎崇年、纪连海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明清史大热，但对于李自成的评价，似乎都不怎么高。似乎，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热情颂扬农民起义的年代。曾经令人热血沸腾的“揭竿而起”，又被还原成了很久以前的“犯上作乱”。创造历史的劳苦大众，在现代话语的阐述下，已然是可悲的、缺乏长远眼光的。既然刘亚洲敢于写《甲申再祭》，那么从《甲申记》到《甲申记》，自然也当有对历史不同的阐述。

剧本

在夏征农的《甲申记》中，李自成与李岩是两个完美到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物。一个代表着伟大的、正确的农民阶级，一个则是有良知的、主动与自身阶级决裂、投入起义大军的“知识青年”。而与之相对的两个人物，一是刘宗敏，一个缺乏头脑，徒具匹夫之勇，并在获得胜利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大老粗；一是牛金星，一个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分子。所有义军的内部矛盾都围绕这两组人物展开，而属于同一组之间的两者之间至少到夏的《甲申记》结束，并没有正面冲突。知识分子李岩从出场那一刻起便表现出高度觉悟和对起义的充分认识，并在其后的义军队伍中充当着类似今天“政委”的角色。他在牢里与张正才等人的一席对话，洋洋洒洒，与其后他在李自成军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一样，充分体现出这位知识青年所使用的其实是农民阶级的话语。当然，借用一句忘了是谁说的话，“和农民打成一片的最好方法，不仅仅是能说让他们听得懂的话，而是要让他们觉得，你说的话就是他们说的话”—也许，这也是李岩做统战工作的一种手段，但似乎，从阶级理论看，李岩才是应该被“统”的对象。

而昨天看的《甲申记》中，李岩对于他知识分子阶层的身份认同却是相当明显的。无论是加入起义队伍之前还是之后，他都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与整体氛围的不和谐。在红娘子救他出狱一节中，他对于前来营救的弟弟李牟大发雷霆，认为此举“大错特错”，并且在与红娘子的对话中一再强调“世受皇恩”，令积极性高涨的红娘子大感没趣。虽然在原剧本中，李岩也对狱友的反抗行为有所劝诫，但那是因为“时机未到”，而现在，他则是认为造反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说，姚远版《甲申记》中的李岩，最初更倾向于一个“改良派”，他所希望的是通过统治阶级、知识阶层的内部调整，如开仓放梁等举动，消弭矛盾，重新构建起一个相对平衡的社会。而他最终的加入起义队伍，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逼上梁山”，有违初衷的。不过姚本中，这种表现得令人感到相当突兀，似乎仅仅是红娘子的一首歌谣打动了他，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在姚本中，进入起义军队伍后的李岩，始终不曾真正融入这个集体，这是一个令我颇为失望的人物——从剧本的人物定位到演员的表现。这个对大局有着最为清醒认识的“智囊”，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懦弱、犹疑。当然，这也可能与剧本对人物定位有关，编剧可能更希望还原一个具有阶级、出身背景的真实的李岩，而非是原剧本中那个颇为概念化的典型人物。希望传达出由于出身不同，李岩所表现出的与义军其他人物在思想上的分歧。但因为原剧本的深远影响和崇高地位，又不敢离题太远。结果，就成就了现在舞台上的李岩——避免矛盾的最好方法，便是让李岩少说话。整场戏中，虽然感觉到编剧竭力想把李岩塑造成主角，但其形象是相当弱的，和夏本对照，不仅台词大量缩水，其对于推进剧情的作用也不如夏本明显，除了攻潼关所献之计被李自成采纳外，其余时候，李自成一直与他貌合神离，这位“李公子”从一开始就似乎就处于边缘地位。

相比之下，在夏本中，李自成与李岩却是真正的惺惺相惜，“和衷共济”（姚本中牛金星语）。李自成是夏本中最浓墨重彩塑造的人物。从其出场就可以看出。李自成的出场迟至第三幕第二场，之前通过众人口中的传唱、猜测，一步步渲染起观众对于这一角色的期盼，并通过崇祯的恐慌与犹豫，从反面为李自成的果断做铺垫。最后，才在众人的期盼下“闪亮登场”。而在姚本中，李自成的英雄色彩显然是被淡化了。他的出场是在对李岩及红娘子一千人马的期待，而不是“被期待”。被从神坛上赶下来的李自成，虽然依旧是一个正面人物，但其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个农民的质朴、粗狂、率性和充满生命的张力，虽然这种种特质都不恶，包括他和刘宗敏大笑着喊“美得很”时，作为个体的人对于未来的赤裸裸的欲望，也无可厚非。但夏征农所赋予李自成的领袖气质却在姚本中欠奉。姚本中的李自成看上去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梁山大哥，走一步看一步，对于未来全无规划，同时也缺少谋略。原剧本中供潼关一计是李自成与李岩、宋献策共同商定的，但现在却抛开了李自成，变成了李岩与宋献策的谋划，仅仅是让李自成批准通过。李岩与刘宗敏的矛盾，在夏本中是在李自成率军招降吴三桂之后爆发的，编剧“支开”李自成的原因，显然是囿于历史事实，如果李自成在场，他必然不得不偏向刘宗敏，从而会有损李的正确形象。但现在我们在阐述时便没有了这种顾虑，李岩和刘宗敏当面辩论，而编剧也无须再将李自成的处置失当遮遮掩掩。

刘宗敏和牛金星在两种版本中都是反面角色。牛金星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小人。而刘宗敏的问题更多在于不能“与时俱进”，始终停留在小农的意识水平。他的理想是去金銮殿耍一耍，是去看看皇帝的七十二妃究竟啥样子。在夏本中，他和李自成是有着明显认识分歧的，他的鲁莽直接导致了潼关一仗闯军损兵折将，并且因私藏陈圆圆逼反吴三桂。而闯军失却人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对于军纪失于约束。阅读夏本，让人难免感觉刘宗敏是大顺政权的大罪人，如果不是他的种种错误，如果他和他手下一部分人能够听从李自成和李岩的主张，大顺也许不会如流星一般迅速从历史舞台上陨落。

但是到了姚本中，虽然刘宗敏的形象几乎没有改变，但是观众可以发掘，改变的是，他对于“美得很”的理解和李自成是惊人一致，和所有义军弟兄一致——打进北京，吃香喝辣，过快活日子，从刘宗敏等个别人的理想，变成了整个闯军从上到下的共同理想。除李岩、宋献策等少数人外，绝大部分人期望改变的，只是个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认识水平决定了闯军不可能以兼济天下为己任。

姚远笔下的闯军，从一开始就让人感觉极强的不稳定性。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怀着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李自成想当“大佬”、刘宗敏想坐拥美女，过快活日子，失意文人牛金星则希望在新的利益集团里分一杯羹，没有太大理想的弟兄们想过好一点的日子，理想太过宏大的李岩期盼一个太平世界。他们之间能达成暂时的妥协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崇祯，因此，当这个敌人被消灭之后，种种潜伏的矛盾必然爆发，正好比王长顺所质问的——打下北京以后呢？难道就天下太平了吗？

改编本的另一个大手术，是几乎删干净了有关崇祯的戏，从剧本结构来说，原来的双线结构变成了副线，叙事显得更为集中与干净。而从更深层的原因看，编剧可能是有意识地巧妙回避了“攘外安内”这一敏感话题，因为站在明王朝的角度，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又无法认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选择。何况，明清易代的历史和近代何其相似，以至于我们在对历史作出判断之时，不得不受到种种外界因素的影响。

但删除崇祯戏份带来的一个弊病是，整出戏的叙述由双方变成了单一声音。我们听到的只是来李自成一方的声音，只能看到一方立场，自然也减弱了说服力。

在删去崇祯的同时，现在的剧本加入了红娘子与王长顺两个人物。

从红娘子来说，可能是为了增加一些女性的戏份，就舞台剧的色彩上来看，这是聪明的做法。从表现来说，对于红娘子与李岩之间的爱慕之情，编剧表达得非常含蓄和纯洁，甚至知道最后一场，才让人可以确定两人的夫妻关系。在喜欢大搞暧昧关系的现代舞台上，编剧在这两人关系的处理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同样的问题是，红娘子对于整出戏的推进起得作用不大，充其量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色彩人物。

另一个原作中没有的角色是李自成的马夫王长顺。王长顺的身份相当卑微，戏份也不多。但窃以为他却是全剧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他与李自成的两段对手戏，也是全剧最意味深长的段落。当编剧出于种种原因，在阶级论的立场上犹疑徘徊的时候，同时为观众提供了另一个解读历史的角度，这个角度是隐藏在阶级立场与道德批判之下的，而体现这种解读角度的，正是李自成与王长顺。

王长顺这个人物在定位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从剧本看，他是最早同李自成一起从米脂出来的一批人，而且对于现实有很清醒的看法——他甚至先于李岩红娘子说出了类似“打下北京，就有得好戏看了”这样的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且有智慧的人物，却始终未得晋升，始终是个马夫。当然这可能和他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似乎不太进取，他连连的是与“自成”的兄弟情谊，对于攻城略地后的荣华富贵，他是排斥的，因为这一切已经并将进一步地打破原本由地缘、血亲构建起来的人际关系。所以，他在攻陷潼关后全军的欢庆中借酒浇愁，他是军中除李岩之外的又一个不和谐音。

如果说，王长顺对于形势变化带给他和李自成的疏离是排斥的话，那么对于地位不断提高的李自成来说，他对于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姑且称为——人的异化，则是恐惧的。所以当他进入紫禁城，在群臣山呼万岁的满足之后，会如此恐慌地要求王长顺叫他“自成”。这时的李自成，如同突然中了500万彩票的贫汉，狂喜之后带来的是极度的不真实感，是对于“我是谁”的疑惑。

不仅仅是对于李自成，其实对于每一个准备登上权力顶峰的人来说，这种身份的变异，是必须的。纪连海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有一段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认为，李自成之所以那么快失败，并不是如以往我们一贯所认为的“迅速地腐化堕落”了，而恰恰相反，是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腐化堕落，依然保留着农民起义军的作风”。纪连海这里所说的“腐化堕落”、“起义军作风”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从无产阶级过渡到地主阶级，也可以理解为“打砸抢”。但李自成没有迅速成功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一点是肯定。这一点也从侧面反映了李自成其实是一支“脚踩西瓜皮”的队伍。有史料表明，即使在离北京不远的宁武关，因为受到了周遇吉的抵抗，眼看胜利近在咫尺的李自成，依然有退回老家西安的想法，并且在兵临城下之时，李自成也并不排斥要与朱由检划地而治。可见，在李自成看来，并不见得要统一天下，他对于眼下自己拥有的兵马、生活已经满足。要不是崇祯太要面子，他倒也未必最终就进了北京城。（冒着被“掌掴”的危险，在这里插播一句，农民阶级的见识确实比不上关外的满洲鞑子）闯军的腐败并不是从进了北京的花花世界开始的，而是一路上随着拥有的东西不断增加、斗争的意志就不断衰退，这和阶级无关，而是大部分人的本性，所谓“赤脚不怕穿鞋的”。

夏征农的剧本中，演到李自成投降就戛然而止了。宋献策对于李岩的命运表示了忧郁，但并没有把李自成诛杀李岩放到台上，可能还是牵涉到评价问题。李自成和李岩都是绝对正确的，但历史事实李岩又确实被李自成冤杀，作者无法解释，只能回避。

但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李自成诛杀李岩成为了全剧最具有冲突的部分，并通过相当不错（但显然已不新颖）的舞台调度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并同时使关于李自成的故事至此完整了。

诛杀李岩之后，编剧又增加了一段30年后的戏。如果不是为了宣扬“人生如梦”的观点，从而彻底消解前2个小时的征战杀伐和道德评判的话，那我认为这场戏是完全的蛇足。这场戏的调度从表面看像极了《桃花扇》中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最后相逢，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通过红娘子之口把大顺正确的覆灭做一个理论上的总结。这种对于观众智商的污蔑在近年来我所看过的戏剧中已经屡见不鲜，但依然感到愤慨。

反思

就一个改编本来说，《甲申记》总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王长顺这一角色和戏份的新增，也给了剧本更多可以探讨的角度。但对我而言，《甲申记》的吸引人之出，不在于他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而是从夏征农的《甲申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甲申记》的变化中所折射出的——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

今天的《甲申记》可以说是带着三重镣铐跳舞，一层是真实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一是由《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小说及毛泽东批语共同构建起来的历史评判；最后一层则是当下对于农民起义、阶级论及明清史的再认识。

这三种评价都不能无视，所以对于李自成，我们只能批评分析，不能否定。对于农民起义这个话题也是如此，我们至多说到它的“局限性”。但是，建国前及建国初期，为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寻找历史的合法性，对于农民起义的热情讴歌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当一个政权稳定并追求和谐的时。我们在调和各种矛盾是，所采取的显然是内部消化和改良。无论我们如何不忘本，如何歌颂农民兄弟，也不能再今天的社会下赞同一遇到矛盾就“提起菜刀闹革命”的作风。这道理就和皇太极为了收降洪承畴大费苦心，而到了乾隆朝，这些为王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只有被打入《贰臣传》的命运是一样的。洪承畴还是洪承畴，改变的是统治阶级的需要。王朝建立之初，必然需要大量投诚之人的效力，而当政权巩固之后，统治者需要的则是绝对的忠诚。

这就让我们对于李自成之流的作为显得有点为难，而这种为难，作为学术讨论尚可以稍稍开放口径，对于有着教化妇愚之功效的戏剧来说，如何“说”才合适，也真的很为难了。也难为在这种种桎梏之下，他还能跳起来，但跳得不坏。

剧场

因为很少很少看话剧，所以观剧的过程中，总忍不住和戏剧比附，比如当李自成的军队做跃马中原状时，我每每想，“该来四句合唱了。”但最不习惯的还是服装，整个就是爱斯基摩人与cosplay的杂交。李自成的一干兄弟穿得毛茸茸如同狗熊，散乱着头发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一群农民兄弟还是从洪荒时代走来的“原始人”——令人发指的是，李自成第一套衣服上还赫然挂着一个羊头。而崇祯宫廷和登基后的李自成则完全是虹口体育馆版《红楼梦》服装的翻版，一群色彩斑斓的卷心菜在台上如群魔乱舞，崇祯后宫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夜总会。一切都生动地诠释着导演的口味。

话剧原本是没有唱的，因为剧情需要的话，加一点唱也并无不可。但考虑到观众的承受能力，我已然坚持，请话剧演员们“千万要假唱”。当陈圆圆唱起评弹来的时候，我几乎想找地方自杀了。这其实不能怪演员，首先她显然不是苏州人，估计也不是南方人，所以字音每一个都咬得怪异之极。其次，她估计以前也不怎么接触戏曲，所以唱出来的东西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鬼魅。我之所以听出那是评弹，全赖于还算正宗的伴奏。其次，让陈圆圆在这里唱一段也是不通至极。夏征农本子里的陈圆圆，有着对农民军真诚的同情，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吴三桂作出正确的选择，归顺大顺。所以她唱“你是日出东方，莫被乌云遮”是合适的。但现在我们看得到的陈圆圆，恰如刘宗敏所言，是一支打扮得妖冶不堪的“大鸟”，及淫荡放浪于一身，对于刘宗敏的欲迎还拒根本是勾引男人的手段。在这里我看不出她有任何立场，甚至可以说看不出有羞耻心，那她又怕什么吴三桂“勾结满洲胡奴”呢？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关于长平公主的处理。拜《鹿鼎记》等金庸武侠小说的教化，差不多中国人都知道长平是被斩断了手臂的。但剧本却在这里处理成她比崇祯一剑刺死。我本来以为夏征农的本子就是这样的，但后来看了原本，也是被断臂，就不知道编剧这个改编意在何处了。

因为之前没有崇祯，但这里又不得不交代前世，导演在这里做了一个荒诞的处理，就是让穿上黄袍的李自成回溯了崇祯最后的时光。因为整出戏都有点荒诞的色彩，所以这里的处理并不是特别难过，但演员的功力稍弱，并不能演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之间的差别。不过如果愿意比附一下的话，我等观众不妨理解为——李自成和崇祯在本质上并无此差别，重要的是这一身黄袍，黄袍加身下，都是傀儡，都是异化的人，无所谓你我——真正的悲剧恰在于此。如果不能改变制度，一切反抗和斗争都是徒劳无功的，无非是一次又一次的幕开幕合，台上戏码如一，无非换一群演员罢了。

以上处理，可以说见仁见智，但有两个地方，肯定是错了的。一个是歌中唱的“日求升，暮求合”，“合”字应该是“ge”音，计量单位。但演员都唱成了“合”而且伟大的字幕老师打成了“日求生，暮求和”，我只能说，“好和谐啊好和谐”。

另外一个令人相当不解的错误，是还魂的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对长平公主说：我情愿把江山让给皇太极。（大意）这里不讨论崇祯皇帝会不会这样想。问题是，皇太极同志早在一年前就见马克思去了，崇祯皇帝难道准备去英国和他办交易？后来想了下，也许是编剧匆忙之中看了一下网上盛传的《中国简史》，因为中间有一条——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

最后一个节目是合唱复旦老校歌，意料之中的假唱。台上稀稀拉拉地站着两排人，CD里放着很雄浑的合唱，一听就知道是两回事。台上的孩子们有些疲惫，不过很认真，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当年，穿着从南模借来的深蓝色校服，在简陋的相辉堂唱校歌，一个个的戏唱。那年我们也只有大一，所以也很认真。演出前，我在相辉堂门口拾到一把剪刀，一直用到现在。

一眨眼，九年了，又是一代人了。

如果说《孝庄秘史》里的那个小玉儿还有人同情的话，那么，愿意给与《一代》里那个小玉儿一些理解的，大概不会有几个了。而《孝庄》里小玉儿的幸运，来自白庆琳的美貌。不要说以貌取人，但我们的确习惯于给予一个年轻可爱美丽的女子更多宽容，允许她的任性、骄纵等等。但《一代》中的小玉儿真的不漂亮，非但不漂亮，还丑人多作怪，所以不可饶恕。

但，真的这样一个人物一无是处吗。那些被人唾弃、鄙视的人物，如果是真实的，那么他们的行为，想必也不会是以讨人嫌为目的的。小玉儿只是一个虚构的角色，但也如此。如果你有耐心，细细地去研究一下这个招人嫌的女子的内心和行动轨迹，你也许会发现，她也曾经是一个可爱的角色。

小玉儿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后金与科尔沁联手打败林丹汗后的庆功宴上，大玉儿翩然起舞。所有赞许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她是天之骄女，想必从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赞美，泰然自若站立一旁的小玉儿的目光，则牢牢地盯住了她的“姑父”，高高在上的皇太极。她身处于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也许自来如此，但这样的注视是令她感觉愉快的。很难说她是否已经在那个时候爱上了皇太极，但爱慕肯定是有的——一个小女孩子对于英雄的爱慕，简单而美好。

之后，便是大玉儿嫁给了皇太极。她的父亲塞尚似乎把所有的爱都集中到了这个出众的二女儿身上，对于长女海兰及幼女小玉儿的婚姻不怎么关心，以至于很久以后，两个女郎还待字闺中。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谋反案，海兰也成了皇太极的妃子。剩下小玉儿不尴不尬，如果抛开年龄等因素。小玉儿选择皇太极，眼光也不算是差，至少在她周围有限的可能中，皇太极的条件已经够优越了。何况，她的爱是真心的，考虑的并不是名位等因素——不然，如皇太极所言，做多尔衮的嫡福晋也不会比做他的侧妃来得差。

小玉儿不待见多尔衮，是因为不喜欢他这种蔫蔫乎乎的性格，在多尔衮替皇太极去迎娶大玉儿的时候，她就曾经毫不留情地讽刺过她。新婚之后，多尔衮心里百般不愿意，又不愿直说，就“该吃饭的时候不吃饭，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总之千方百计地别扭。让直肠子的小玉儿忍无可忍，冲到书房，第一句就是“你没打算娶我，我也没打算嫁给你。“够爽快。这样的女人，也难怪她和多尔衮走不到一块儿。

朴月的《玉玲珑》里说小玉儿（那里的名字叫娜兰）的美，是像太阳一样，一览无余，缺乏回味的。但如果换个角度，这样的一览无余，未必不是另外一种感染力，明媚耀眼。小玉儿其实也是如此。和温润如玉的海兰及充满心机的大玉儿相比。她更像真正的草原儿女，热情奔放，从不掩饰自己的想法，为了目的不顾一切。甚至生命，正如她对皇太极声言的那样——我小玉儿命可以不要，但我要想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得到——这也是一种殉道者的决绝。

但她其实也不缺乏细腻，甚至，是充满灵性的。她和皇太极的某个爱女似乎是好朋友，两人在一起时，有一种小儿女的轻松，小玉儿对她说，我喜欢你们这里“花是红的，草是绿的，不像我们那里，走到哪里都是黄黄的，连看到一棵树都好难看到。”每次看到这里，都觉得鼻子酸酸的。这时的小玉儿，和那个游园的杜丽娘何其相似。她的生命心中，一直是缺乏色彩的，但作为一个青春少女，这又恰恰是她最想要的，她羡慕、甚至嫉妒自己的姐姐，也许也有这样的原因，可惜，从来没有人注意过她这种需要。

小玉儿显然不如那么博学多闻，但整个《一代》中，虽然我无数次看到大玉儿捧着一本书，却一次也没看到她什么独到的简介。倒是小玉儿，在和皇太极的对话中，会自然地想到“秋扇”，想到“但愿人长久就很好，为什么要千里共婵娟？”如惊鸿一瞥地现出女子的多愁善感和细腻的一面。相比之下，海兰与皇太极初见时的拙劣简直让人肚肠痒痒。即使是大玉儿的洞房，其矫揉造作也有一种惨不忍睹的感觉。可惜，皇太极本身就已经够奔放，他不懂得欣赏小玉儿的优点，他喜欢在百依百顺的海兰那里感受到的优越感与控制力。也不介意和大玉儿见招拆招（这里，还有一个抢来的都是好的的感觉），唯独不按牌理出牌的小玉儿，让她有些招架不住。

观众似乎只注意到小玉儿和皇太极钻在一个被窝时的无耻，却自动地过滤了多尔衮与大玉儿的藕断丝连。事实上，小玉儿也未必没有底线，她将席娃的事告诉皇太极，为了“让你知道我的真心”，但“也并不想你治他（多尔衮）的罪。”但这一层多尔衮和大玉儿显然不会理解。她将细作月娘安插在小玉儿身边时，完全是对待阶级敌人的做法。而月娘能在小玉儿身边安然呆了那么久，且颇受信任，也说明了小玉儿的混沌和本质上的忠厚。或者说，她其实也渴望友情——从科尔沁嫁到盛京，她身边竟然没有一个贴心的人，而将一个来路不明的丫鬟视作心腹，娘家的亲人待她如何，实在大成疑问。

这一点，小玉儿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她指责大玉儿调唆父母忽略自己，固然不是事实。但赛桑因为将过多的爱放在了大玉儿一人身上，而忽略了另两个女儿，应该是有的。在大玉儿，她可能并没有这种感受，因为从小处处拿尖，众星捧月，她觉得一切理所当然。而海兰天性中的木讷也让她对于这种失落感觉迟钝。但小玉儿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所以这种被忽视的感觉就伴随着成长，如影随形。张爱玲和闫红都通过不同手段想说明一个问题，在一个大家庭中，亲情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争夺——而小玉儿就是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失败了，输得身段难看。

她所有潜在的优点都因为用力过度而变得惨不忍睹。成为可供人利用的弱点。皇太极利用她的痴情、大玉儿利用她的庆幸。而且，所有人都竟然还能保持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对于自己的无耻毫无知觉。

之所以一时冲动，一是因为作者阎红，当代女性青年作家中，能引诱我买书的，一是西岭雪，一就是阎红了。但喜欢西岭雪，是喜欢她的文字感觉和她选择的题材，而阎红，固然文字也是摇曳生姿，但却更喜欢那种清冷的姿态，和清冷背后真实的“慈悲”。（请允许我借用这个田晓菲常用来评价《金瓶梅》的词，虽然并不那么恰当）；其二是那个有些撩人的书名“哪一种爱不千疮百孔”，一咏三叹，无可奈何的感觉；第三，则是张爱玲了。

阎红的“爱”是广义的，父女、母女只爱，姐弟之爱、朋友之爱、当然，也有男女之爱。而我第一眼看到书名的时候，理解的爱却是很狭窄的——目标明确地指向一个人，胡兰成。

当然，说张爱玲的“爱”，胡兰成一定是绕不过的一个章节——很重要的一个章节。阎红也不能例外。而且，就我看来，也是这一章，她写的最好，几乎是贴着张爱玲的心，在尽力地揣度她的感情。

但，真的阎红笔下的胡兰成就是张爱玲眼中的胡兰成吗？所有张迷差不多都会对胡兰成义愤填膺、不屑一顾。但我却怀疑张本人反而没有张迷们那么激烈的反应。如果，《小团圆》真的是张爱玲经历的写照，那么九莉即使到最后，也是对邵之雍未始无情的。胡兰成对妻子的最基本的要求其实是“宜室宜家”，但张爱玲，无论对象是谁，她都不可能是宜室宜家的。他们的最初相逢是源于相互的欣赏。而每日同处一室，欣赏是一种很累的姿态，所以张爱玲也有时也想做一朵开在尘埃里的花，只不过遗憾的是，即使到了尘埃里，她还是情不自禁地要昂起头，开得恣肆。而对于胡兰成而言，这种恣肆，未免不是对男性世界权威的伤害。闫红自己现在《她们谋生亦谋爱》的某篇中也说，男人是受不了女人用一种鉴赏的态度注视他们的。

所以，张爱玲与胡兰成一开始就错了——定位错了。如果他们不是走得过近，也许可以一直相互仰慕，矫情地相互吹捧、唱和。只是，他们当时已惘然了。

当然，胡兰成后来是汉奸。但这只是对于今天的评论者重要，对于张爱玲来说，我想，根本不太重要。不过，对于张迷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抨击点，让一切想为胡兰成辩护的人闭嘴，比如我。

闫红也是一个很像张爱玲的女人，她自己也如此自恃。固然，闫红在很多地方都给人这样的感觉，但从她自己口里说出来，总有些怪异。闫红说，张爱玲在胡兰成这件事撒谎那个，低能地忽略了许多事实，只是缘于她更沉醉于这种爱情的感觉“照花前后镜，画面交相映”，爱情的双方，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具象、一个幻象。爱是一个人的事，对象反而不重要了。我无法反驳闫红的这种说法。但如果看过《她们谋生亦谋爱》，不难发觉，她笔下那些艳若春花的女子，大部分都是“爱上爱情”的典型。闫红说张爱玲“谁不曾爱上个把人渣”。她在对于很多感情的探究上，都是带着慈悲的，唯独对于胡兰成，一味挑剔、一味挖苦——也许，她认为他当不起。

而我却怀疑，这个表面清冷、骨子里却渴望温度的女子，是不是也曾爱上过个把如胡兰成般的“人渣”呢，当然这样毫无理由的揣摩是不负责任也不道德的。

但我们何必要知道故事的全部呢？我对于胡兰成，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好感，只是缘于《月光下的悲凉》中那一袭长衫的儒雅。（闫红在她的书中，选了一张和服的照片，令我的好感顿时下降。但我并不因为看到更多侧面而满足，只是更多失落）

胡兰成的文字是很甜腻。但如果你觉得这“端然”二字果然好的话。又何必去探究它的出处呢？为什么不单纯地享受读到这两字时的那种好呢？

既然，每一种爱注定了千疮百孔；如果，爱上那种爱情的感觉。那么又为何不把你给与别人的温度与同情，分一点给那个沦为对象的“人渣”呢。

走在香港的马路上，拥挤逼仄的繁华街市，或是徜徉于水波渺渺的维多利亚港畔，常常会让人有一种错觉——仿佛依然置身于上海。

我不知这种感觉该归结为城市带给我的亲切感，还是全球各地的大城市，发展得都如此缺乏个性。但可以确定的是，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我时刻清醒地地知道自己生在异乡，一个不属于我，却令人无比向往，似乎在血脉深处可以找到共鸣的地方。

香港却不是，它的那种亲切是浮于表面的生活习惯，与文化无关。它也是一个被生活与旅游割裂开来的城市，维多利亚湾、中环、或是海港城其实不是香港，只是一个超级都市的模板，千篇一律，豪华干净得毫无表情。弥敦道两旁四射开来的小马路倒或许可以算，林林总总的免税店、售卖燕窝虫草的药店，还有挂着“海天堂”店招的凉茶铺，有一点生活的感觉，但总是有些杂乱，一种似乎带着亚热带海风潮热湿气的在杂乱，蔫蔫乎乎。倒有些像张爱玲笔下的人生，那华丽袍子上的虱子，为其有了虱子，才是人生。

去香港的时候，带了本张爱玲的散文。她的文中，最重要的两个城市便是上海和香港。看得出，她对于香港总是带着一种挑剔的批判，一种“上海人”对于异乡的人人的审视。不记得是那篇文章里了，仿佛把上海女人比作粉蒸肉，而香港人则是无锡排骨。今天的人也许更喜欢骨感美人，但张说道“排骨”时可以想见地会带着微微的嘲讽与不屑。

今天的香港依旧有着浓浓的张笔下的气息。酒店大堂拉门的依旧是印度阿三，只不过包头的是黑头巾，不是红的。马路上很多黑皮肤的马来亚人，印度血统的男孩子多半有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女人们还是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不管多热的天，始终用头巾把自己抱得严严实实，鲜艳的色彩形成城市独特的风景。虽然，她们也许对于故国的记忆，也仅仅剩下这么点了……

如此一来时间就宽裕了很多。于是决定不再做土拨鼠，坐船出海——虽然要慢很多。

早上6点20出门，在尖沙咀的天星码头轮渡到中环，搭去梅窝的船，很幸运，那班船是50分开，赶到入口处已经关闸，检票员竟然又为我特地开了一次。偌大的船上不满10人，可以随便坐任何位子。清晨的海风很凉爽，看着岸上中环的高楼大厦在身边一点点褪去……

一开始的感觉还和黄浦江差不多，近海的水很脏，漂浮着各种人类生活的遗迹——饭盒、包装袋、香烟壳子。渐渐入海后，便干净了起来，开始有了三三两两的小岛，都不大、不高，绝大部分都是未开发的，山上有浓密的植被。海上往来的各种机械船只，偶尔也有渔民的捕鱼船，看到一只，很小，船上叠床架屋地摆着各种箱子，船在风浪里颠簸，我朝他们看的时候，一个肤色黝黑的中年男子也正倚在船边，朝我们看，然后 彼此错过。

到大屿山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海水慢慢地变换颜色，后来竟是蓝绿的。到了梅窝坐大屿山巴士上山，又是近40分钟，香港的车都是靠左行驶，始终不能习惯。山上三三两两的村落，还保持着很古朴的感觉，每个村落都有“乡公所”，也就是几件房，建在公路边，样子有点像我们这里的社区活动室。路边有些人家径直开着门，可以看见屋里供奉的菩萨像。

沿着山路盘旋，是不是还是可以看到海，还有一个似乎是内湖？水如翡翠般碧绿。宝莲禅寺建在山顶，很难想象，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人们如何上山礼拜，但无论是小说还是游记中，寺庙都是山上的，即连动画片《三个和尚》也是——明知用水那么困难。也许是为了摆脱尘嚣，好让修行者专心礼佛，也许也是佛对世人的第一重考验。

香港的庙宇都不设门票，但也有商业气息，开光纪念品的商店里，买的东西和上海各大寺院一摸一样。宝莲寺的素斋据说是很有名的，孟洁也竭力推荐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庙里的斋堂占地比大雄宝殿大得多。到处都在施工，很有点上海的风范。

出宝莲寺登天坛大佛，数不清几级阶梯了，反正我爬了上去，上面其实除了佛像也没有太大东西，下面有一个展览馆——其实就是旅游纪念品展览馆，内中一个三层的佛祖纪念堂，需凭素斋券入内，我没有买，所以被挡驾。如此阻人向善，佛祖估计也不会赞成。上到最高层，这里估计是真正的山顶了，海天一色的风光还是值得一看，然后就下来。

穿过昂坪市集——一个超级像兰亭市集的地方——去缆车站，被告知缆车停运了，没有解释理由，后来和王老师说，他说可能是风大了。但之前一天，孟洁说缆车近期已经出过两三次事故了——所以劝我考虑，想想被吊在半空中，地下是茫茫大海的感觉。既然没有，也省得我考虑，还是舒适而有空调的大巴下山，这次前往东涌outlets。

与大屿山带给我的愉悦不同，在东涌感受到的是完全的挫败。这个被王老师也被许多人奉为胜地的地方，几乎和我格格不入。要不是为了给老爸买包和皮带，我应该会放弃这里去迪士尼。但是在3层楼上下两三遍之后，还是没有找到我要的东西——是没有找对地方？还是真的没有？为什么在别人眼中物质丰富到过分的地方，在我眼中竟然没有一件值得买的东西？最后买了一件给老爸的T恤，总算不空手而归。

晚上不死心，在尖沙咀附近继续搜寻老爸要的东西，依然无果。倒是意外在路边摊收获一大兴斜背包，仿古奇的。因为老妈的要求是给她录入一个价值50元以内的小包，当时简直觉得是玩笑。没想到，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竟然以60元买入一个，算上汇率，相当于人民币54元不到，不算超值太多。何况，我以事实证明，“谁说香港没假货？”

回到宾馆，准备收兵理包。网上遇到师妹，得知我在香港，要求给她带植村秀的彩妆。师妹的命令不能不从，在请她给我解释了“植村秀”和“彩妆”的概念之后，马上出门。这次跑得又远了，一直到海港城，才在那迷宫里找到专卖店。结果又出丑，先是把眉笔当成了眼线笔，结果结账的时候发现以为是眼影的其实是腮红……不过总算完成任务。

总结几天香港之行，购物对我其实是一种煎熬，还是喜欢维港的海岸和大屿山、大海。倒不是矫情，但人总是对生活中不太常见的东西有着格外的兴趣。而我，对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很满意，没有更高的要求。在上海，从来没有觉得不方便或是缺少什么，自然也不会有特别需要在另个城市购买的东西。——这种心态，也就是老哥说的，所以我很难再迈上一个生活的层次。

夜色中的校门岿然不动，

两边的商店依稀相识，

只是，物是人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