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B.克罗齐

前记

我不懂话剧，去看《甲申记》只是为了去“听故事”，一个烂熟的故事。在价值判断非此即彼的少年时代。对于明清交替时代那些轮番登场的人物的评价都是绝对的。、骑着青骢马、头戴红毡帽的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如同天神一般；而“古今第一大汉奸”吴三桂则毫无疑问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受万世唾弃的。我对于这些来自于历史教科书和《上下五千年》的“常识”深信不移。曾经，中学时代的最大的愿望是攒够了钱买一套姚雪垠的《李自成》。（幸好，在我攒到足够的钱之前，狂热已经消退。）但也正是这段历史，使我对历史的认识产生了最大的怀疑。怀疑来自卫匡国的《鞑靼战记》，书中，这位外国传教士充满热情地将吴三桂称为“伟大的将军”，将他“借清兵”描述为正义的壮举。在我深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纯洁心灵而言，第一反应便是“帝国主义怎可如此污蔑正义的农民起义？”（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卫匡国时代西方尚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后来，看到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又看到了刘亚洲的《甲申再祭》，随着《百家讲坛》的热播，阎崇年、纪连海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明清史大热，但对于李自成的评价，似乎都不怎么高。似乎，我们已经过了那个热情颂扬农民起义的年代。曾经令人热血沸腾的“揭竿而起”，又被还原成了很久以前的“犯上作乱”。创造历史的劳苦大众，在现代话语的阐述下，已然是可悲的、缺乏长远眼光的。既然刘亚洲敢于写《甲申再祭》，那么从《甲申记》到《甲申记》，自然也当有对历史不同的阐述。

剧本

在夏征农的《甲申记》中，李自成与李岩是两个完美到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人物。一个代表着伟大的、正确的农民阶级，一个则是有良知的、主动与自身阶级决裂、投入起义大军的“知识青年”。而与之相对的两个人物，一是刘宗敏，一个缺乏头脑，徒具匹夫之勇，并在获得胜利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大老粗；一是牛金星，一个混入起义队伍的投机分子。所有义军的内部矛盾都围绕这两组人物展开，而属于同一组之间的两者之间至少到夏的《甲申记》结束，并没有正面冲突。知识分子李岩从出场那一刻起便表现出高度觉悟和对起义的充分认识，并在其后的义军队伍中充当着类似今天“政委”的角色。他在牢里与张正才等人的一席对话，洋洋洒洒，与其后他在李自成军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说一样，充分体现出这位知识青年所使用的其实是农民阶级的话语。当然，借用一句忘了是谁说的话，“和农民打成一片的最好方法，不仅仅是能说让他们听得懂的话，而是要让他们觉得，你说的话就是他们说的话”—也许，这也是李岩做统战工作的一种手段，但似乎，从阶级理论看，李岩才是应该被“统”的对象。

而昨天看的《甲申记》中，李岩对于他知识分子阶层的身份认同却是相当明显的。无论是加入起义队伍之前还是之后，他都相当明显地表现出了与整体氛围的不和谐。在红娘子救他出狱一节中，他对于前来营救的弟弟李牟大发雷霆，认为此举“大错特错”，并且在与红娘子的对话中一再强调“世受皇恩”，令积极性高涨的红娘子大感没趣。虽然在原剧本中，李岩也对狱友的反抗行为有所劝诫，但那是因为“时机未到”，而现在，他则是认为造反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误的。应该说，姚远版《甲申记》中的李岩，最初更倾向于一个“改良派”，他所希望的是通过统治阶级、知识阶层的内部调整，如开仓放梁等举动，消弭矛盾，重新构建起一个相对平衡的社会。而他最终的加入起义队伍，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逼上梁山”，有违初衷的。不过姚本中，这种表现得令人感到相当突兀，似乎仅仅是红娘子的一首歌谣打动了他，缺乏说服力。

事实上，在姚本中，进入起义军队伍后的李岩，始终不曾真正融入这个集体，这是一个令我颇为失望的人物——从剧本的人物定位到演员的表现。这个对大局有着最为清醒认识的“智囊”，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懦弱、犹疑。当然，这也可能与剧本对人物定位有关，编剧可能更希望还原一个具有阶级、出身背景的真实的李岩，而非是原剧本中那个颇为概念化的典型人物。希望传达出由于出身不同，李岩所表现出的与义军其他人物在思想上的分歧。但因为原剧本的深远影响和崇高地位，又不敢离题太远。结果，就成就了现在舞台上的李岩——避免矛盾的最好方法，便是让李岩少说话。整场戏中，虽然感觉到编剧竭力想把李岩塑造成主角，但其形象是相当弱的，和夏本对照，不仅台词大量缩水，其对于推进剧情的作用也不如夏本明显，除了攻潼关所献之计被李自成采纳外，其余时候，李自成一直与他貌合神离，这位“李公子”从一开始就似乎就处于边缘地位。

相比之下，在夏本中，李自成与李岩却是真正的惺惺相惜，“和衷共济”（姚本中牛金星语）。李自成是夏本中最浓墨重彩塑造的人物。从其出场就可以看出。李自成的出场迟至第三幕第二场，之前通过众人口中的传唱、猜测，一步步渲染起观众对于这一角色的期盼，并通过崇祯的恐慌与犹豫，从反面为李自成的果断做铺垫。最后，才在众人的期盼下“闪亮登场”。而在姚本中，李自成的英雄色彩显然是被淡化了。他的出场是在对李岩及红娘子一千人马的期待，而不是“被期待”。被从神坛上赶下来的李自成，虽然依旧是一个正面人物，但其更多的表现出的是一个农民的质朴、粗狂、率性和充满生命的张力，虽然这种种特质都不恶，包括他和刘宗敏大笑着喊“美得很”时，作为个体的人对于未来的赤裸裸的欲望，也无可厚非。但夏征农所赋予李自成的领袖气质却在姚本中欠奉。姚本中的李自成看上去更像一个快意恩仇的梁山大哥，走一步看一步，对于未来全无规划，同时也缺少谋略。原剧本中供潼关一计是李自成与李岩、宋献策共同商定的，但现在却抛开了李自成，变成了李岩与宋献策的谋划，仅仅是让李自成批准通过。李岩与刘宗敏的矛盾，在夏本中是在李自成率军招降吴三桂之后爆发的，编剧“支开”李自成的原因，显然是囿于历史事实，如果李自成在场，他必然不得不偏向刘宗敏，从而会有损李的正确形象。但现在我们在阐述时便没有了这种顾虑，李岩和刘宗敏当面辩论，而编剧也无须再将李自成的处置失当遮遮掩掩。

刘宗敏和牛金星在两种版本中都是反面角色。牛金星是典型的投机分子、小人。而刘宗敏的问题更多在于不能“与时俱进”，始终停留在小农的意识水平。他的理想是去金銮殿耍一耍，是去看看皇帝的七十二妃究竟啥样子。在夏本中，他和李自成是有着明显认识分歧的，他的鲁莽直接导致了潼关一仗闯军损兵折将，并且因私藏陈圆圆逼反吴三桂。而闯军失却人心，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对于军纪失于约束。阅读夏本，让人难免感觉刘宗敏是大顺政权的大罪人，如果不是他的种种错误，如果他和他手下一部分人能够听从李自成和李岩的主张，大顺也许不会如流星一般迅速从历史舞台上陨落。

但是到了姚本中，虽然刘宗敏的形象几乎没有改变，但是观众可以发掘，改变的是，他对于“美得很”的理解和李自成是惊人一致，和所有义军弟兄一致——打进北京，吃香喝辣，过快活日子，从刘宗敏等个别人的理想，变成了整个闯军从上到下的共同理想。除李岩、宋献策等少数人外，绝大部分人期望改变的，只是个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认识水平决定了闯军不可能以兼济天下为己任。

姚远笔下的闯军，从一开始就让人感觉极强的不稳定性。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怀着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李自成想当“大佬”、刘宗敏想坐拥美女，过快活日子，失意文人牛金星则希望在新的利益集团里分一杯羹，没有太大理想的弟兄们想过好一点的日子，理想太过宏大的李岩期盼一个太平世界。他们之间能达成暂时的妥协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崇祯，因此，当这个敌人被消灭之后，种种潜伏的矛盾必然爆发，正好比王长顺所质问的——打下北京以后呢？难道就天下太平了吗？

改编本的另一个大手术，是几乎删干净了有关崇祯的戏，从剧本结构来说，原来的双线结构变成了副线，叙事显得更为集中与干净。而从更深层的原因看，编剧可能是有意识地巧妙回避了“攘外安内”这一敏感话题，因为站在明王朝的角度，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我们又无法认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选择。何况，明清易代的历史和近代何其相似，以至于我们在对历史作出判断之时，不得不受到种种外界因素的影响。

但删除崇祯戏份带来的一个弊病是，整出戏的叙述由双方变成了单一声音。我们听到的只是来李自成一方的声音，只能看到一方立场，自然也减弱了说服力。

在删去崇祯的同时，现在的剧本加入了红娘子与王长顺两个人物。

从红娘子来说，可能是为了增加一些女性的戏份，就舞台剧的色彩上来看，这是聪明的做法。从表现来说，对于红娘子与李岩之间的爱慕之情，编剧表达得非常含蓄和纯洁，甚至知道最后一场，才让人可以确定两人的夫妻关系。在喜欢大搞暧昧关系的现代舞台上，编剧在这两人关系的处理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同样的问题是，红娘子对于整出戏的推进起得作用不大，充其量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色彩人物。

另一个原作中没有的角色是李自成的马夫王长顺。王长顺的身份相当卑微，戏份也不多。但窃以为他却是全剧中塑造得最出色的人物，他与李自成的两段对手戏，也是全剧最意味深长的段落。当编剧出于种种原因，在阶级论的立场上犹疑徘徊的时候，同时为观众提供了另一个解读历史的角度，这个角度是隐藏在阶级立场与道德批判之下的，而体现这种解读角度的，正是李自成与王长顺。

王长顺这个人物在定位上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从剧本看，他是最早同李自成一起从米脂出来的一批人，而且对于现实有很清醒的看法——他甚至先于李岩红娘子说出了类似“打下北京，就有得好戏看了”这样的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根正苗红”且有智慧的人物，却始终未得晋升，始终是个马夫。当然这可能和他的人生态度有关，他似乎不太进取，他连连的是与“自成”的兄弟情谊，对于攻城略地后的荣华富贵，他是排斥的，因为这一切已经并将进一步地打破原本由地缘、血亲构建起来的人际关系。所以，他在攻陷潼关后全军的欢庆中借酒浇愁，他是军中除李岩之外的又一个不和谐音。

如果说，王长顺对于形势变化带给他和李自成的疏离是排斥的话，那么对于地位不断提高的李自成来说，他对于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姑且称为——人的异化，则是恐惧的。所以当他进入紫禁城，在群臣山呼万岁的满足之后，会如此恐慌地要求王长顺叫他“自成”。这时的李自成，如同突然中了500万彩票的贫汉，狂喜之后带来的是极度的不真实感，是对于“我是谁”的疑惑。

不仅仅是对于李自成，其实对于每一个准备登上权力顶峰的人来说，这种身份的变异，是必须的。纪连海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有一段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认为，李自成之所以那么快失败，并不是如以往我们一贯所认为的“迅速地腐化堕落”了，而恰恰相反，是因为“还没有来得及腐化堕落，依然保留着农民起义军的作风”。纪连海这里所说的“腐化堕落”、“起义军作风”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理解为从无产阶级过渡到地主阶级，也可以理解为“打砸抢”。但李自成没有迅速成功地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一点是肯定。这一点也从侧面反映了李自成其实是一支“脚踩西瓜皮”的队伍。有史料表明，即使在离北京不远的宁武关，因为受到了周遇吉的抵抗，眼看胜利近在咫尺的李自成，依然有退回老家西安的想法，并且在兵临城下之时，李自成也并不排斥要与朱由检划地而治。可见，在李自成看来，并不见得要统一天下，他对于眼下自己拥有的兵马、生活已经满足。要不是崇祯太要面子，他倒也未必最终就进了北京城。（冒着被“掌掴”的危险，在这里插播一句，农民阶级的见识确实比不上关外的满洲鞑子）闯军的腐败并不是从进了北京的花花世界开始的，而是一路上随着拥有的东西不断增加、斗争的意志就不断衰退，这和阶级无关，而是大部分人的本性，所谓“赤脚不怕穿鞋的”。

夏征农的剧本中，演到李自成投降就戛然而止了。宋献策对于李岩的命运表示了忧郁，但并没有把李自成诛杀李岩放到台上，可能还是牵涉到评价问题。李自成和李岩都是绝对正确的，但历史事实李岩又确实被李自成冤杀，作者无法解释，只能回避。

但现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李自成诛杀李岩成为了全剧最具有冲突的部分，并通过相当不错（但显然已不新颖）的舞台调度给人们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并同时使关于李自成的故事至此完整了。

诛杀李岩之后，编剧又增加了一段30年后的戏。如果不是为了宣扬“人生如梦”的观点，从而彻底消解前2个小时的征战杀伐和道德评判的话，那我认为这场戏是完全的蛇足。这场戏的调度从表面看像极了《桃花扇》中李香君与侯方域的最后相逢，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通过红娘子之口把大顺正确的覆灭做一个理论上的总结。这种对于观众智商的污蔑在近年来我所看过的戏剧中已经屡见不鲜，但依然感到愤慨。

反思

就一个改编本来说，《甲申记》总体还是不错的，尤其是王长顺这一角色和戏份的新增，也给了剧本更多可以探讨的角度。但对我而言，《甲申记》的吸引人之出，不在于他说的是一个什么故事。而是从夏征农的《甲申记》到我们今天看到的《甲申记》的变化中所折射出的——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

今天的《甲申记》可以说是带着三重镣铐跳舞，一层是真实的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一是由《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小说及毛泽东批语共同构建起来的历史评判；最后一层则是当下对于农民起义、阶级论及明清史的再认识。

这三种评价都不能无视，所以对于李自成，我们只能批评分析，不能否定。对于农民起义这个话题也是如此，我们至多说到它的“局限性”。但是，建国前及建国初期，为一个新政权的建立寻找历史的合法性，对于农民起义的热情讴歌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当一个政权稳定并追求和谐的时。我们在调和各种矛盾是，所采取的显然是内部消化和改良。无论我们如何不忘本，如何歌颂农民兄弟，也不能再今天的社会下赞同一遇到矛盾就“提起菜刀闹革命”的作风。这道理就和皇太极为了收降洪承畴大费苦心，而到了乾隆朝，这些为王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只有被打入《贰臣传》的命运是一样的。洪承畴还是洪承畴，改变的是统治阶级的需要。王朝建立之初，必然需要大量投诚之人的效力，而当政权巩固之后，统治者需要的则是绝对的忠诚。

这就让我们对于李自成之流的作为显得有点为难，而这种为难，作为学术讨论尚可以稍稍开放口径，对于有着教化妇愚之功效的戏剧来说，如何“说”才合适，也真的很为难了。也难为在这种种桎梏之下，他还能跳起来，但跳得不坏。

剧场

因为很少很少看话剧，所以观剧的过程中，总忍不住和戏剧比附，比如当李自成的军队做跃马中原状时，我每每想，“该来四句合唱了。”但最不习惯的还是服装，整个就是爱斯基摩人与cosplay的杂交。李自成的一干兄弟穿得毛茸茸如同狗熊，散乱着头发让人怀疑这究竟是一群农民兄弟还是从洪荒时代走来的“原始人”——令人发指的是，李自成第一套衣服上还赫然挂着一个羊头。而崇祯宫廷和登基后的李自成则完全是虹口体育馆版《红楼梦》服装的翻版，一群色彩斑斓的卷心菜在台上如群魔乱舞，崇祯后宫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夜总会。一切都生动地诠释着导演的口味。

话剧原本是没有唱的，因为剧情需要的话，加一点唱也并无不可。但考虑到观众的承受能力，我已然坚持，请话剧演员们“千万要假唱”。当陈圆圆唱起评弹来的时候，我几乎想找地方自杀了。这其实不能怪演员，首先她显然不是苏州人，估计也不是南方人，所以字音每一个都咬得怪异之极。其次，她估计以前也不怎么接触戏曲，所以唱出来的东西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鬼魅。我之所以听出那是评弹，全赖于还算正宗的伴奏。其次，让陈圆圆在这里唱一段也是不通至极。夏征农本子里的陈圆圆，有着对农民军真诚的同情，是发自内心地希望吴三桂作出正确的选择，归顺大顺。所以她唱“你是日出东方，莫被乌云遮”是合适的。但现在我们看得到的陈圆圆，恰如刘宗敏所言，是一支打扮得妖冶不堪的“大鸟”，及淫荡放浪于一身，对于刘宗敏的欲迎还拒根本是勾引男人的手段。在这里我看不出她有任何立场，甚至可以说看不出有羞耻心，那她又怕什么吴三桂“勾结满洲胡奴”呢？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关于长平公主的处理。拜《鹿鼎记》等金庸武侠小说的教化，差不多中国人都知道长平是被斩断了手臂的。但剧本却在这里处理成她比崇祯一剑刺死。我本来以为夏征农的本子就是这样的，但后来看了原本，也是被断臂，就不知道编剧这个改编意在何处了。

因为之前没有崇祯，但这里又不得不交代前世，导演在这里做了一个荒诞的处理，就是让穿上黄袍的李自成回溯了崇祯最后的时光。因为整出戏都有点荒诞的色彩，所以这里的处理并不是特别难过，但演员的功力稍弱，并不能演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之间的差别。不过如果愿意比附一下的话，我等观众不妨理解为——李自成和崇祯在本质上并无此差别，重要的是这一身黄袍，黄袍加身下，都是傀儡，都是异化的人，无所谓你我——真正的悲剧恰在于此。如果不能改变制度，一切反抗和斗争都是徒劳无功的，无非是一次又一次的幕开幕合，台上戏码如一，无非换一群演员罢了。

以上处理，可以说见仁见智，但有两个地方，肯定是错了的。一个是歌中唱的“日求升，暮求合”，“合”字应该是“ge”音，计量单位。但演员都唱成了“合”而且伟大的字幕老师打成了“日求生，暮求和”，我只能说，“好和谐啊好和谐”。

另外一个令人相当不解的错误，是还魂的崇祯皇帝在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对长平公主说：我情愿把江山让给皇太极。（大意）这里不讨论崇祯皇帝会不会这样想。问题是，皇太极同志早在一年前就见马克思去了，崇祯皇帝难道准备去英国和他办交易？后来想了下，也许是编剧匆忙之中看了一下网上盛传的《中国简史》，因为中间有一条——皇太极说：三桂是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