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n Wang/ 王敦——学术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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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04 22:21



《蟹工船》的命运
                
                          2009-10-30

王得后


“嗨,要下地狱喽!这是《蟹工船》上季节性的农民工和学生工的第一句呼喊。


全球金融风暴震撼着世界各个国家上上下下的人们,权贵们不能不承认这是又一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方面是世界各个国家在拯救自己的世界的经济,一方面是工薪阶层忍受着降薪、失业的痛苦。这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在好几个外国复活了马克思的著作,使它再次畅销。在日本复活了《蟹工船》。到去年一月,累计销售量已经突破了五十万大关,网上点击率超四十万次,新创作的《蟹工船》漫画本,也销售量达到四十万册。购买和阅读《蟹工船》的,是曾经的富裕的中产阶级,由全球金融风暴打翻在地的新穷人贫困劳动者。他们猛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和几十年前的《蟹工船》上的捕蟹工的穷困、苦难、无奈,颇为相似,在他们心里产生了共鸣,发出了回响。

《蟹工船》是日本小林多喜二(19031932)的代表作,19295月和6月连载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战旗》,立即引起日本文坛的广泛重视。著名文艺评论家藏原惟人赞誉它是无产阶级文艺划时代的作品。《蟹工船》高度纪实化的描写,真实地呈现了在蟹工船上从事海上捕蟹加工蟹的工人的惨苦生活:狭窄的劳作空间,恶劣的劳作条件,繁重的超时劳作,粗劣的饮食,拥挤而又恶臭的粪坑宿舍,暴力监工的残酷,暴力抗争的无奈,不幸累死,病死,就被抛尸大海,更加悲惨的是,这一切非人的环境,扭曲着人性,由返祖的动物性本能令道德沦丧。读《蟹工船》,令人深切感受到:人,有时是这样地生存在非人间。这使我想起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里生存的,活动的,忍苦的,反抗的是现实社会有血有肉的工人。而不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家在书斋里想像出来的纸面上的典型人物。

《蟹工船》曾经迅速得到中国的回响。一九三O年初,夏衍撰写《关于〈蟹工船〉》和《一九二九年日本文坛》,高度评价《蟹工船》是一桩划时代的事件是一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杰作。四月推出了潘念之担纲翻译的中文译本,小林多喜二专门写了中文版序言。小林多喜二和他的《蟹工船》在我国产生过长久的影响。1955年出版了楼适夷的中译本。1973年又出版了叶渭渠的中译本。1962年出版了连环画本《蟹工船》。1953年译制了电影《蟹工船》。

《蟹工船》和鲁迅文学精神是相通的。他们笔下的工农,是活生生的人,惨淡人生中的人。1933年小林多喜二被捕,当晚即被酷刑致死。鲁迅用日文写了《闻小林同志之死》,发出了沉痛的哀悼和呐喊——2005年《鲁迅全集》的中译文如下,译者未署名,这里谨致诚挚的谢忱:

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限,还继续在划着。

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
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
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
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此后,1935年,鲁迅关注小林多喜二全集的出版,陆续购买了全三卷,并购买了小林多喜二的书简集和日记。

《蟹工船》近一两年再度在日本走红。也引起我国有志者的共鸣,今年出版了两个版本的《蟹工船》。不幸的是一个居然是洁本,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在新的世纪,这本享誉世界的小说居然依旧享受着洁本《金瓶梅》的待遇。或人用不洁的思想和手段制造的洁本,其实乃是地道的不洁。理想的人性要求的是诚信;而不是隐瞒现实社会的不幸以欺骗读者。幸而,正是二十年前推出洁本《金瓶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却出版了毫无删节的原本。阿弥陀佛,觉醒的知识者在坚忍不拔地前行。

中国的读者在哪里呢?我们的印数不到三万册。在一亿两千七百多万人口的日本,号称拥有一亿中产阶级,他们的读者是数以百万计,这些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读后感是:“《蟹工船》里的人物好像我的兄弟一样就在我的身边。”“我们生活在《蟹工船》的时代,我们就在《蟹工船》上。是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然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吗?日本的读者,不是切实地在警醒着我们吗?报载,去年因金融风暴,我们返乡的农民工即高达两千多万;我们的白领不是有房奴卡奴的呻吟吗?可是他们不能读,没时间读,不想读《蟹工船》。《蟹工船》是不会在我们这里畅销的。我们的大多数精英们在分享制度性腐败,更有在制度性腐败之外的巧取豪夺。读书,读什么书,也是人心的反映。

然而,《蟹工船》毕竟又一次引进我们中国了;而且有两种;又而且有一种全译本。它昭示着:觉醒的知识者在,就在这里。这是很重要的。鲁迅认为:“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实吧!



 
2009-11-01 12:36


......

  我们中国的品牌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吊带衫卖四五百块钱一件,而80%产品在欧洲生产的ZARA的吊带衫,不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才卖100块钱一件,这是什么道理?而且我们中国这些品牌的衣服,怪里怪气的,没有一点时尚感。不是我挖苦它们,我们中国设计的水平就是个怪里怪气的水平,衣服弄得非常复杂,毫无美感。因为我们的设计师都缺乏经济萧条的历练,因此他们总是搞一些表面文章,这个花那个花的,这不叫时尚。你们去看一下H&M和ZARA,它们的衣服非常简单,可是即使是一个简单的吊带衫都有很时尚的艺术感。为什么?我们过去认为产品便宜一定是因为使用廉价劳动力,成本低,产品时尚则一定是用最好的设计师。我告诉各位,ZARA几乎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品牌,可是它并没有大牌设计师,它的几百人设计师团队中全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

  ......像我们这样天天喊着自主创新的民族,通常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民族。能够想到放弃创造力,那需要多大的创造力?一个既不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又不靠产品创新的公司,它不但能扛住金融海啸,而且业绩还不错,它们的产品既便宜又时尚。到底是什么原因?
  美国的GAP、西班牙的ZARA、瑞典的H&M、德国的C&A,是目前国际上最成功的四大服装零售品牌。这四家公司除了美国的GAP外,其余三家均已落户中国。ZARA品牌在1975年诞生后就逐渐扩大规模,目前全世界56个国家里,有2 000多家ZARA的连锁店,在中国它的连锁店也已经有十几家。而瑞典的H&M成立于1947年,如果按销售量计算,它可以说是欧洲最大的服饰零售商。目前H&M在包括上海和香港在内的世界各大城市设有约1 700家时装专卖店,全球雇员近5.5万人。2008年年底,H&M的年度财务报表显示,虽然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它的净盈利是153亿瑞典克朗,比上财年增加近13%。那么,ZARA和H&M为什么在经济环境并不是很好,购买力降低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销售势头?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
  各位看到这里一定感到很惊讶,因为它们的成功和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不一样吗?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极度缺乏创造力的民族,因此看不清问题的本质,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

......

转载自郎咸平新浪博客

谁在拯救中国经济之晋江23万个网点背后的新思维(2009-10-19 16:52:58)

 
2009-10-20 10:57


"父母推高房价"的逻辑混乱

2009-10-20 09:33 来源:东方网 作者:谭浩俊 关键字:炒房者,父母养育之恩,逻辑混乱

       继“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之后,又一位专家对房价高居不下提出了新鲜的观点。说实在的,姚总经济师的此番观点,不仅是逻辑思维的混乱,而且是对中国父母对子女感情的污辱。

  继“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之后,又一位专家对房价高居不下提出了新鲜的观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17日表示,双方父母和祖父母为独生子女购买婚房的“第三方埋单”现象,扭曲了房屋的市场价格。(10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从“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到“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再到“父母推高房价”,一个又一个“雷人”的论调,似乎都在传播这样一种信息,房价居高不下,与开发商、炒房者以及地方政府都毫无关系,而是由老百姓的非理性造成的。于是,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只有两个字――活该!

  如果说,此前发表“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和“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观点的冯仑和顾云昌,一个是开发商,一个是为开发商服务的,吃的都是房地产的饭,喝的也都是房地产的水,只能站在何山头、唱何山头的歌、喊何山头的话,把房价居高不下的责任推给消费者、推给老百姓还能够理解的话。那么,作为国家统计局的领导,发表这样的“雷语”,就实在难以让人理解了。

  说实话,虽然“未婚女青年推高房价”和“丈母娘需求推高房价”的论调也都十分荒唐、十分可笑,但是,不管怎么说,两者都还有几分形象,还能让人留下一点想象的空间。但是,姚总经济师的这番“父母推高房价”论,可能连想象的空间也没有了,更别说有还有什么形象。

  我不知道,姚总经济师在发表这番“雷语”前,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年轻人都需要父母,甚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帮自己买房?难道是中国的年轻人天生无能、天生不知父母养育之恩、天生只会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吗?而中国的父母、长辈,也是天生的“下贱”者,不会自己享清福吗?

  显然不是!用姚总经济师自己的话说,在美国,普通人五年左右的收入就可以买一套房子,可中国一年收入也就只能买几平方米。那么,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没有父母、亲人的支持,没有“第三方买单”,有几个年轻人能买得起房、住得起房呢?不正是因为房价太高,绝大多数年轻人才买不起房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离开父母、亲人的支持,按照目前房价和年轻人的收入水平,98%以上的年轻人在结婚时都将是“无房户”。

  那么,姚总经济师是否忍心看着这么多的年轻人都在露天中完成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呢?是否忍心看着他们从结婚的那一刻起就成为无所居者或永远的“房奴”呢?

  我们承认,中国的父母有着别的国家所不具备的爱子情节,只要能够让子女多一份幸福、多一点快乐、多一些享受,他们再苦再累,甚至搭上生命也在所不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爱子情节能够推高房价。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那么,中国任何一件商品的价格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中国的父母在为子女奉献、付出方面是无任何吝啬可言的。

  说实在的,姚总经济师的此番观点,不仅是逻辑思维的混乱,而且是对中国父母对子女感情的污辱。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父母对子女的特殊感情,到了姚总经济师这里,却成了推高房价的“罪魁祸首”,这会让多少父母伤心欲绝啊!

  需要姚总经济师回答的是,既然房价过高是“父母第三方买单”造成的,那么,近一段时间连续诞生的“地王”,是否也与“父母第三方买单”有关呢?

  在房价越高、买不起房的人越多的情况下,“雷人雷语”也逐渐多了起来。这些“雷人雷语”,竟然一股脑儿把责任推到了老百姓身上,这实在令人心寒。也许,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房价的高低似乎变得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老百姓在住房问题上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结果却是“自作自受”。不仅如此,还把亲情、爱情也搭上去了,真正赔了个倾家荡产。

  这个问题,可能比房价居高不下还要令人担忧。

 
2009-10-01 15:10

转载自朱大可新浪博客
朱大可解读东方之冠:一顶染红的官帽(2009-09-30 11:19:16)

标签:朱大可 世博 中国馆 东方之冠 倒金字塔 权力崇拜 官帽美学 文化 杂谈


                 “东方之”:一顶染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庙会型城市,多年以来,基于文化创造力的大幅萎缩,它只能依赖各种集市活动来装饰文化门面,而这最终演化成了一种蛊惑人心的策略。就电影电视节而言,上海电影集团除了出售拍摄许可证、拆毁历史遗产建筑和倒腾房地产以外,几乎无所作为;艺术节和双年展,从未推出过任何属于本城的大牌艺术家或全新的艺术流派;国际音乐奖被舞弊的丑闻所包围;作协则日益散发出养老院的慈善气息。但这种集市模式却足以构筑文化艺术的狂欢,令本城拥有文化繁荣的幻象。而一旦集市谢幕,筵散人去,本城文化的空无景象,会变得更加触目惊心。


上海世博延续了本城的这种集市特征,并且把它引向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世博会的临时美学,跟上海的庙会主义发生了戏剧性的对接。它要把庙会城市所拥有的诸多特性——节庆性、临时性、短暂性和零度原创特性,推进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世博的所有建筑都遵循了它的临时性原则,唯一例外的是中国馆,这个被命名为“东方之冠”的“永久性”钢结构建筑,采用斗拱多重叠加的夸张形态,并以“中国红”作为外观基色。这两种传统视觉元素具有悠远的历史,加上钢结构的工艺,足以表达文化永恒的信念,它坐落在黄浦江岸,跟旧殖民地(老外滩)和新威权主义建筑(东外滩)遥相呼应,有望成为民族国家的全新象征。


但是,倒金字塔结构的嚣张前冲的斜立面,恰恰制造了针对个体(参观者)的逼仄感、压迫感和危机感。如果这就是国家威权的象征,那么它已经违反了人性的原则,也即违反了公共空间的平等法则。它犹如庞大的华盖,把一种压迫性意志,强加给了所有到访的公民(游客)。在我看来,这无非就是一顶被染红的官帽,陈放在天坛式的祭台上,供全世界民众朝拜,仿佛在高声叫喊:瞧啊,这就是本朝的核心价值!


耐人寻味的要点还在于,正如金字塔拥有无可争议的永恒性,倒金字塔结构恰恰是永恒和不朽的反面。这是个建筑美学的基本常识。四根立柱支撑的庞大冠盖,强化了这种危局印象,似乎在刻意扮演“时间的敌人”的角色。当它成本城地标时,势必成为一种不祥之兆,矗立于黄浦江边,犹如埃及金字塔的远东倒影,以反平衡的姿态,向全世界说出短暂、速朽和易于倾覆的语义。中国馆结构甚至能够令人联想起古老的沙漏钟,它被四柱支起的下部,刚好是沙砾的出口,昭告着时间的飞逝和不可捉摸。中国馆的意外收获,就在于它以倒金字塔和沙漏的形态,旗帜鲜明地表述了本城庙会美学的“优良传统”。


这种古怪的语义错位,跟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击缶而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速朽的语义描述国家造型,而后者则以丧器演奏全球庆典。另一个相似点在于,两者都犯了同样的“名实不符”的错误:奥运缶其实是一种冰鉴,而木构斗拱也只是一个被钢结构偷换了的空洞的视觉符号,完全丧失了传统木质文明的本性;与此同时,基于它的官帽特征,所谓“亲民性”也随之转变为“拒民性”。这是建筑语义被三重偷换的罕见实例,足以为文化研究提供生动的范本。


被滥用的红色元素,正在成为流行于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恶俗。所谓“中国红”、“华夏红”或“中华红”,是一组彻头彻尾的伪概念,它甚至拒绝区分不同红色的光波长度及振幅,抑或它们的色相、明度和纯度,以及这组颜色在奥斯特华色标或门塞尔色标中的确切位置。它不过是一堆可以任意调配的文学色调,被政客、商人和模仿型艺术家所利用,成为遍及中国的视觉灾难。


红色从来就不是华夏民族的专利,除非我们以“中国红”的名义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红色崇拜曾经广泛存在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罗马、印加帝国和南太平洋岛屿,今天仍然是美洲原住民的核心美学价值。而作为上古日神和生殖崇拜的残余标记,它也曾在中国民间流传,并于20 世纪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符码。在消费主义时代,它又以时尚的形态出现,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口红,被涂抹在那些没有灵魂的事物的表面,装点着灰色单调的城市面容。


红色被应用于民间吉祥符,自然会散溢出轻松喜庆的气息,但被涂抹于世博中国馆之后,却引发了迥然不同的效应——作为权力的注解,红色强化了建筑立面自身的征服、逼迫和警告的语义。正如北京宫式红墙还在炫耀旧帝国的权力意志那样,“中国红”被涂抹在权力的王冠上,散发出炽热的铁血气息。这固然可以成为国家威权的强大宣叙,但却跟世博会的和平主旨相悖,也跟本城官方宣称的“开放、柔性、亲民”的口号毫无干系。


在弄清楚中国馆的建筑语义之后,“斗拱”究竟托住了什么?就成了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建筑的传统内核遭到丢弃之后,古典文明的灵魂已经死灭,剩下的只是空洞的躯壳,取而代之的则是权力崇拜和官帽美学。这些事物被何镜堂先生的“斗拱”托起,送上本城的祭坛,嚣张地统治我们的世界。好在它们的属性是短暂的。它们正在从倒金字塔结构里流逝,犹如下泻的沙砾,并且必将成为速朽的历史。

 
2009-09-24 16:57

在人大学报英文版发表了一篇分析晚清时候所译述科幻小说《飞访木星》的文章。这是开头部分。——我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nglish Edition) 4.2 (Autumn 2009): 86-93.


Changing Lanes: Fiction Translation and Modern Imagination in 1900’s China


Wang Dun


Through translatio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social, artistic responses gaine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letter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One case in point is a yi-shu (
译述), a “translated re-narration” of a science fiction short story, “Flying to the Jupiter,” (1907) which is allegorically a social experiment of changing historical lanes and fictionally a space odyssey. In this representative story,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cultural-materialist modernity merges with implied Chinese doubts about modern social engineering. The heterogeneous messages from such translations generate both micro “Brownian motions” and a macro-level social course, along which many hijacked passengers—the hostages of history—are transpor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 Translation 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the editor David E. Pollard asks, “What was it about that age that created such a demand for translations?”[1]

The age in question is the Chinese early modern perio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e late Qing was an age characterized by the changing of cultural-historical lanes. In order to survive such changes, the Chinese struggled to translate not only Western words but also the sense of modern time-space. The translation endeavor was linguistically,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convoluted. Verbal images from Western languages were taken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dern course.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 and the importation of railroads and telegraphy were seen as practical ways to change China.[2] Through translation, Western industrialization and its social, artistic manifestations were represented in Chinese letters. Acclaim for modernization was mixed with Chinese doubts as well.[3] One case in point is an yi-shu, (译述) or “translated re-narration” of a science fiction short story. Entitled “Flying to Jupiter,” (飞访木星) the story appeared in a fiction journal The All-Story Monthly (月月小说) in 1907.[4]

This science fiction is about a delirious interstellar journey to Jupiter. The crew includes a fanatic scientist, a foreign engineer, and the first person narrator, a neophyte science student too anxious to seek employment. From the beginning, the narrator doubts the scientist’s rationality in embarking on an unprecedented space trip.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he is also intimidated by the scientist’s fanaticism and dares not refuse the invitation to become a crewmember. It turns out that the scientist has already got everything ready except for recruiting a passenger as an eyewitness. And now the narrator becomes the reluctant passenger in this space trip. The deeper they roam into space, the more lunatic the scientist and the foreign engineer become. As a result, their disordered navigation destroys the space ship, which falls back to earth. When the narrator comes to in a hospital, it is already several weeks later. In retrospection he relates the whole story from beginning to end in order to ascertain for himself whether the whole thing is a true experience or a dream.

As a typical yi-shu, the name of the foreign author was omitted. Instead, “Zhou Guisheng,” (周桂笙) the name of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the yi-shu, was printed, with the stylistic name of “Master of the Shanghai New Knowledge Workshop.”[5] (上海知新室主人) This stylistic name serves as a kind of branding for the translator Zhou, clearly telling the location and selling-point of yi-shu production. The location is cosmopolitan Shanghai. The selling-point is to “know the new.” Yi-shu, “translated re-narration,” was stylistically “free and indirect,and entailed making up things and cutting out things at the will of the translator-cum-author. In this way, old imaginations were refurbished with new jargon; “knowing the new” in yi-shu was practiced as “making the new.” A reading of Flying to Jupiter” reveals the late Qing perceptions of modern speed, magnetism, gravitation, and mechanization. Each of these is couched in terms of classical Chinese allusions, which also were grafted onto the gothic atmosphere that must have come from the now anonymous English original. In this story,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cultural-materialist modernity merges with an implied Chinese doubt about modern social engineering.

The first person narrator, who is identified as “I”, starts to tell the story in retrospection. On a bleak winter morning, the narrator goes to Chicago to visit a Dr. Ge Lin (Green?), “mechanist of all sorts and scientific inventor,” (各种机器师暨科学发明家) as read from the plate outside the Doctor’s residence. “I” enters, and is impressed by the spacious combination of machine room, laboratory, and library. (机器房、化验所、藏书楼、三者而一) Suddenly he begins a monologue about the celestial life of the yunshi, (陨石) the meteorite. As if talking directly to a late Qing Chinese audience that was ashamed of lacking new, foreign knowledge, he attacks traditional astrology: “People in the past were provincial in knowledge. When they accidentally saw it [the meteorite], they panicked, regarding it as an anomaly, even stretching their explanation of the phenomenon to signs of heavenly calamity. Today, people do not think it strange at all.”[6] (在昔人民知识锢闭。偶然见之。诧为异事。且有以灾祥之说附会之者。在今日则毫不为奇矣。) Whatever his words are, the Doctor’s zest for yunshi strongly echoes of Chinese astrology.

He further explicates that since yunshi contains too much magnetism, its centripetal force will at last overwhelm its centrifugal force, resulting in a “crushing down.” The scientist’s jargon becomes a social parable if one takes the trajectory of the yunshi as a metaphor for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China.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explicit textual indications to link yunshi’s erratic trajectory and China’s bumpy progress together, their affinities are implied all through the story’s fantastic discourse. For example, expostulations such as “for ten thousand things in the world, the keenest importance for them all is to keep balance,” (天下万物。皆贵持平也) and, “when (the pair) are unparalleled in size or in strength, there always engenders trouble of causing something extremely light over something extremely heavy,”[7] (或大小悬殊。或气力不同。则往往有畸轻畸重之弊) are all warnings for keeping a constant orbit for Chinese society when it is threatened by foreign “magnetism.” The lesson from the yunshi is not celestial but terrestrial: how to prevent China from being crushed down, and how to keep the Western attraction from becoming predominant. Otherwise, going “off track” (出轨) will be China’s tragedy. As the story unfolds, the doctor grows progressively more insane as his entanglement with the yunshi gets deeper. He finally becomes a space transgressor in the same way as his beloved yunshi did, embarking on an interstellar journey, and approaching self-destruction at full speed. Fortunately “I” survives the crash to tell the story.

...



[1] Pollard ed., 21.

[2] By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railroads and telegraphs had changed the management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scheduling of railroads institutionalized World Standard time; the telegraph changed the sense of traversing space. Industrialization changed Western man’s material world, his mentality, and the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of both. See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See Michael Lackner and Natascha Vittinghoff eds., Mapping Meanings: The Field of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China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4). Papers in this volume from many angles argue that the cosmopolitanism of the age was fraught with debates about the indigenous sources of knowledge.

[4] The All-Story Monthly 1.5 (1907) 53-75.

[5] Zhou Guisheng (1873-1936) was a late Qing translator and novelist. He had worked as a telegrapher in Tianjin for years.

[6] Ibid, 54.

[7] Ibid,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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