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画笔》试图向世人揭示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卡夫卡：身为画家的卡夫卡。编者的努力 成功了一半，我确乎认识了卡夫卡的画作，但本书吸引我的仍然是卡夫卡不朽的文字。我以为，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书名似乎就有一种魔力与诗意， 本书同样如此。我们将卡夫卡的名字印象化了，它不再是一个记号，不再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姓名，它就是诗，一首性灵的诗，如空中翱翔的鸟的绝美姿影；或者是神 秘的卦纹，未来或者死亡。

卡夫卡的画作确有神奇的一面，例如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称为的“无形线上的黑色木偶”，以及“奔跑的人”，“三个奔跑的人”，“没有食欲”等画作，走的是抽象派或印象派的画风。没有繁复细腻的笔触， 展现的是一种意象，通过寥寥勾勒的笔画，或者黑色凝重的色块，体现一种轻或者重，飘逸的动态，绷紧的弦一般的张力，真可以说是举重若轻。若非卡夫卡伟大的 作家地位，艺术界人士定会将这些画作归类为“野狐禅”。实际而言，卡夫卡并没有经过太多绘画的专修。他自己曾言：“在一个很糟糕的女画家那里开始系统学习 绘画，毁掉了我全部的天赋”。我无法单纯欣赏画作，我总要想到卡夫卡。艺术总是相通的，因此我称卡夫卡的画作为“文人的画”，例如苏东坡的画作，不在于画 笔的精细以及合乎传统，而在于传神，或者展现画家心中的“道”。

我更为卡夫卡的文字而着迷，即使是他私密而随意的日记文字。例如，在1920年1月13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如果这是一个监狱，他或许就认了。以囚徒的 身份告别世界——这也未尝不是一个生命目标。但这只是一个栅栏围成的笼子。世界的噪音冷漠而霸道地穿过栅栏涌来，涌去，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囚徒其实是自 由的，他可以参与一切，外面的一切他都不会错过；他甚至可以离开这个笼子，栅栏的木棍彼此相距好几米远，他甚至都不曾被捕。”卡夫卡的文字绝对不是绚烂辞 藻的堆砌，更多的是硬和冷的色调，在于思想的深邃。甚至普通的几个字，都让人产生无法完全挖掘的无力，进而是崇拜。

卡夫卡的思想是跳跃的。他自己也说：“在思考中，我总是碰到边界。某些孤立的东西我还能跳跃着捕捉到，连贯而不断发展的思维对我来说则是完全不可能 的。[给菲莉斯•鲍尔德一封信，1913年1月10日/16日]”宋人严宇论诗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 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卡夫卡的文字正如诗歌般的妙处，因为无迹可寻，故而透着深邃与神秘，故而能够言有尽而意无穷。卡夫卡认 为：“艺术的本事就在于，在事先无法分辨光在哪里的情况下，从黑暗的虚空中有力地捕捉到光束。”试想，我们所看到的光，会否是一种折射或者透视之后光怪陆 离的景象呢？

卡夫卡非凡的观察力，使得他的笔触细腻而又传神。似乎他总能发现我们常人不会留意的枝末细节，当我们在阅读时，又不由点头称是。例如：“我的影子常常比我 小，就在我旁边的墙上跑着，如同跑在墙和街面之间的狭路上一样。[一场战斗的描述，1907/1908年]”“我不记得自己以前是否发现，她右边的镜片比 左边的离眼睛更近一些。[日记，1911年10月2日]”“这是一个长长的走道，一道道制作粗糙的门通向阁楼的一个个部门。尽管没有阳光照进来，这里并不 是漆黑一团，因为有的部门朝向走道这一边没有采用统一的木板墙，而是高至房顶的木栅。于是就有些光透过来，……走廊的两边有两排长椅。这些人几乎等距地坐 在上面。所有人的衣着都很随意，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从表情、姿态、胡须和许多几乎无法确定的细节来看，属于较高的阶层。由于没有衣钩，他们都把帽子放到了 椅子下面，也许是一个跟一个学的。[诉讼，1914/1915年]”

一些短促的文字断开，又连贯起来，产生一种特别强大的力量。我想，若要读出声来，必然是铿锵如金石的叩击声。例如：“如果我走进酒馆，想一醉方休，我就知 道，这一个晚上，我会喝醉的，不过，就是躺倒也以我的方式！[一场战斗的描述，1907/1908年]”“星边的园中屋。画在屋前的草地上的。供人休息的 座位上的诗句已经背熟。箱子做床。睡觉。院中的鹦鹉，呼唤着甘泪卿。[旅行日记，1912年6月/7月]”“一个个日子，一个个季节，一代代人，一个个世 纪相继而逝，表面看似寂静，其实是在倾听：马就是这样在车前跑的。[八开笔记本H，1918年]”

他的想象力无与伦比。“我僵硬而冰冷。我是一座桥，横卧在深渊之上，一边是脚尖，一边是双手，都被钻了洞。我死咬着不断剥落的砂质黏土。裙摆在我体侧舞 动。……于是我就卧在这里，等待；我不得不等；如果不是坍塌，一座桥一旦建起，就不能停止做桥。……桥转身了！我还没转过来，就已经摔下去了，我摔落在 地，全身断裂，被尖尖的砾石刺透，那些平日总是从湍急的水里露出头来，平和地盯着我看的石头。[桥，1916年]”“根据通知，我们的蛇晚上就到，在此之 前，一切都要打成粉末，我们的蛇连极小的石子都受不了。这么敏感的一条蛇到哪里去找呢？这是一条独特的蛇，我们的工作让她得到无与伦比的宠爱，而她也因此 被塑造得无与伦比。令我们无法理解，也非常遗憾的是，她为什么还称自己为蛇。至少她该称自己为女士。当然了，就是作为女士，她也是无与伦比的。但这不是我 们该考虑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把石头砸成粉。[日记，1917年8月8日]”“我想证明的是，如果我看到食物，就向后退，不是地面在倾斜着把食物往自己身 边拉，而是我在引诱它跟我走。[一只狗的研究，1922年]”

我不能再摘录下去了，每一句都那么的美。这所谓“美”并非平常意义的美，她不是丑的反面，不是美的极致，仅仅是一种绝对，一种幻灭，一种深邃。这种美如黑暗中的光，或者如光亮中的暗，总之是无与伦比的。我永远都读不懂卡夫卡，没有人能读懂。其实，谁又能读懂他自己呢？

2008年8月10日

在博雅书城购得《知堂书话》，上、下两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厚厚的两本，原价59.80，打了六折仅36.00元。知识竟然可以这样的廉价。哈哈，典型的得了便宜还要卖乖。

知堂的文字温而不火，老而不辣，用现今时髦的话来说，知堂先生真可以说是得“和谐”的真味矣。恩，钻进故纸堆里谈书话，何其妙哉！本书几乎将周作人的书话一网打尽，编者为钟叔河先生。知堂的嫡传弟子编辑知堂之旧文，可谓相得益彰。

许久不读书话了。大学时，是读书话的狂热时候，许多藏书家的书话我都曾拜读过。例如郑振铎、黄裳、叶灵凤、姜德明。窃以为，读书话是最占便宜的事儿。一本书话，厚不过数百页，费去的读书时间不过数日，却把古今中外无数好书读尽，不仅是内容，还有思想，甚至作者写书的那点轶事，都可以从书话中体味。写书话之人，非有渊博知识不可为。书话的作者，本身既是藏书家，又是高明的文学家，例如郑振铎与黄裳，本身的随笔就写得极为老辣。大师的著作在同样是大师的笔下，不仅活了过来，似乎还被赋予了书话作者的灵魂，变得更为丰富。有些不熟知我的朋友，常以为我读书渊博，其实都被我的表象所蒙蔽，我的那点知识，大约半数都是从书话中获得。这也算是阅读书话的一大收获吧。

阅读书话之人，必须是爱书之人，否则很难将那份对书的感情投入其中。当你看到书话作者对版本的争执不休，你是否会觉得枯燥？若是书虫，拥有的则会是一份羡慕吧。阅读书话，会有坐拥书城的错觉。吾书非汝书，爱书之人对于藏书从来都是葛朗台；然而写在书话之中，则变得异常的慷慨，那种分享之乐，很有几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旷达。

在我的藏书中，属于书话的书籍并不多。一本《晦庵书话》、陈原之《书林漫步》和《书林漫步续编》，皆是从旧书中淘来。一本吴尔夫的《书与画像》，距购买之日已有十数年了，如今书页泛黄，书边蒙尘若墨一般的黑，俨然是古旧之书的模样了。真可以说是：书犹如此，人何以堪！

附记：一月之前，在济南机场购得鲁迅先生之《杂文选集》。最近甚少买文学书，这么两三个月来，就买了这两本，却是周氏二兄弟的著作，不能不说其中大有真意。鲁迅先生的杂文，如匕首投枪，在当今这个时候，或许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吧。莫若学知堂缩身书斋，或可在方寸之间，悠游而忘情，得享内心的天地宽阔！？

今天在解放碑精典书店购得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这是卡尔维诺于1985年应哈佛大学之邀，参加诺顿诗论的讲稿集。我在网络上拜读过卡尔维诺《美国讲稿》之《轻逸》，对文学中所谓“轻逸”的意向有精彩的叙述。还曾阅读过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中那段在海滩边的遐思，那种将自然的壮观与哲理的意味以一种玄妙莫名的方式结合起来，隽永而让人回味。在网络上阅读这样的文字，实在太累，太没有感觉。面对这样的文字，一定要有书香与咖啡香的糅合，在幽静昏昏的灯下，听着小提琴声的悠扬，方可沉入书中的意境。

我一直在寻找卡尔维诺的作品，今天购得此书，让我欢欣。可惜未见《帕洛马尔》，甚憾。卡尔维诺的妻子在前言中写到：“诺顿诗论讲座起始于1926年，由重要人物作讲座，先后作过讲座的有：T.S.艾略特，I.斯特拉文斯基，J.L.博尔赫斯，N.弗莱，O.帕斯，等等。”我忽然回忆起，前年十月我在网上书店购得的《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同样是诺顿诗论的讲稿。这还真是巧合了。卡尔维诺的第一讲为“轻逸”，博尔赫斯的第一讲则为“隐喻”。实则，轻逸或许正是诗歌、文学乃至人生的隐喻吧。

朋友问我为何喜欢博尔赫斯。我讲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喜欢博尔赫斯在文字中营造出的幽暗、玄妙、梦幻以及神秘，那种思想迷宫中的回旋重复乃至曲折。这是一种无可言说的美！这是意识与思想的流动，而不仅仅是文字组合出来的美妙。我并不能很好理解博尔赫斯作品的思想含义，我只是沉迷在他描绘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了。我阅读米兰.昆德拉之《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不朽》，同样沉醉的是这样一种只可意会，或许还有那么一种忧伤、沉郁。我无法一整天去阅读这么一些文字，我害怕自己的心灵会被重压得无法承受，然而只需阅读片刻，我却可以收获灵魂的安静。这是一种怪异。

或许我还爱上了意识流的趣味。我想，我可以考虑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或者看看吴尔夫的《到灯塔去》。恩，而立之后的我，或许在调换文学的趣味了。

近日拜读了北大醉侠孔庆东撰写的《金庸评传》，再一次对金庸作品进行了一次形而上学的温习。孔庆东探讨金庸作品，既是做学问，又是讲人生；既欣赏了艺术，又收获了学识。薄薄的一本《金庸评传》，内容却是沉甸甸的。

孔庆东讲金庸的文化渊源，实际上写了一本“武林简史”。他把整个通俗小说与武侠小说史放大，使得我们可以品评细节，然后再用精简的笔法将其缩小，纳须弥于介子，让我们能够窥其全貌，半日读尽通俗史。这是文学评论最合道理的做法。无论评论谁人的作品，我们都不能割裂历史文化的传承，金庸作品尤其如此。金庸小说中的“侠”，可以追溯到古之任侠好义，悲歌慷慨之辈，那种侠义精神基本延续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游侠的定义，即“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承，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首先是传承，然后是超越，最后是颠覆。探查其源头，就不能不分析中国通俗小说、古代武侠小说与民国旧派小说的发展。传统文化始终都是当代文人的根，金庸自然不例外。唯一与旧派武侠小说家不同的是，金庸在创作武侠小说时，还吸收了新文艺的精神，同时还糅合了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文化。金庸博览群书，必然不会放过欧洲文明中叙述历史苍茫和侠义文化的皇皇巨著。例如荷马史诗、希罗多德之《历史》、吉本之《罗马帝国衰亡史》，以及塞万提斯之《堂吉诃德》、大仲马之《三个火枪手》与《基督山伯爵》。换言之，分析金庸的武侠小说，似乎不应只限于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孔庆东《金庸评传》的一大缺失。

孔庆东对金庸一生的总结相当精辟，分为了三个阶段：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活脱脱地展现了金庸先生的一生历程。为人作传，当记其生平。金庸生平，多数金迷都耳熟能详。金庸出身海宁査氏望族，儿时即喜通俗小说，少时也称得上是写作好手。怀揣外交官梦想，最后却做了《大公报》记者。做过编剧，似乎曾心仪当时的明星花旦夏梦（这算是金庸一生的唯一花边八卦了）。在因缘巧合之下，创作其武侠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从此“扬威武林”，最终成为武林盟主。一手创办《明报》，武侠与社论两支健笔，力撑明报从艰辛中奋起，最后拓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金庸曾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为香港回归作出过极大贡献。如他笔下的令狐冲，金庸在其事业巅峰期急流勇退，毅然退出江湖，开始自己的隐退生涯。金庸虽退，其名却愈显，所谓“凡有华人处，皆有金庸小说”。正如范仲淹歌颂严子陵，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金庸的风采，真可以说是名士风流，又兼得儒家之宽与仁，佛道的淡泊与无欲了。

《金庸评传》查抄故纸，竟然发掘出金庸少时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其中一段话说：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一种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地撇开一切理智考虑。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尝不是某项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期望用六十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用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我们要求许许多多的，像法国大革命一般志士追求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狂热。

这篇文章是金庸的任侠之作，起因是为一名同学被欺侮打抱不平。文章发表在《东南日报》，影响甚大。窥一斑而知全豹，金庸社评之老辣，自然不是全无道理。还在中学时的他，就能写出如此文章，可以看出他未来的文学之路。

孔庆东的评传并非单纯的传记，还是文学评论。从学者的角度剖析金庸作品，自然能读出常人不能读出的意味。例如他在分析《天龙八部》中萧峰与康敏曲折诡异的关系时，论及了文学史中的一种模式，即“英雄杀嫂”。

这个模式背后包含着一个英雄对性的态度问题：英雄必须尽力地压抑自己的个人欲望才能够为社会牺牲。个人欲望集中体现在美人上，所以才有一种“美人祸水论”。而这个美人为什么一定要是嫂子呢？英雄和其他的女人之间可以产生真挚的爱情，比如说阿朱就可以。但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嫂子是最可疑、也最可恨的一个形象。嫂子是已婚女人，就是说她已经没有性禁忌了。她没有性禁忌，而且她又是外姓人，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代很多作品中对已婚女人的描写，其美学地位都是不高的。

借此，孔庆东批评了所谓“金庸小说模式化”的言论。他写道：

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任何故事都可以找出一个模式来。全世界的所有文学加起来就是那么百十种模式，这已经有学者研究得很详细了。但是模式的使用和变幻是无穷的。“萧峰杀敏”实际上是“英雄杀嫂”，这是经过冷静的思考之后才发现的。大多数读者肯定没有想到。这是为什么？这就说明金庸运用得巧妙。他在萧峰杀康敏的过程中，把时间顺序和场面加以巧妙的改变，小说中一开始就是萧峰被陷害，谁陷害的不知道，后来才慢慢地揭示出来。最后惩罚康敏的一节，并不是萧峰亲自用很残忍的手段去惩罚的——那样会损害英雄的形象——而是阿紫来惩罚的。……金庸既采用了这个模式，又使它在现代的阅读环境下能够被读者所接受。

提到“英雄杀嫂”，施蛰存在《石秀》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一模式。在该篇小说中，英雄对嫂的态度，来自于畸形的爱恋，是弗洛伊德式的性心理剖析，写出来是一种血色的唯美。

石秀定睛对她望着。唔，真不愧是个美人。但不知道从你肌肤的裂缝里，冒射出鲜血来，究竟奇丽到如何程度呢。你说我调戏你，其实还不止是调戏你，我简直是超于海和尚以上的爱恋着你呢。对于这样热爱着你的人，你难道还吝啬着性命，不显呈你的最最艳丽的色相给我看看么？

石秀对潘巧云多情地看着。杨雄一步向前，把尖刀只一旋，先拉出了一个舌头。鲜血从两片薄薄的嘴唇间直洒出来，接着杨雄一边骂，一边将那妇人又一刀从心窝里直割下去到小肚子。伸手进去取出了心肝五脏。石秀一一的看着，每剜一刀，只觉得一阵爽快。只是看到杨雄破着潘巧云的肚子倒反而觉得有些厌恶起来，蠢人，到底是刽子手出身，会做出这种事来。随后看杨雄把潘巧云的四肢，和两个乳房都割了下来，看着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真是个奇观啊，分析下来，每一个肢体都是极美丽的。如果这些肢体合并拢来，能够再成为一个活着的女人，我是会得不顾着杨雄而抱持着她的呢。

看过了这样的悲剧，或者，在石秀是可以说是喜剧的，石秀好像做了什么过份疲劳的事，四肢都非凡地酸痛了。一回头，看见杨雄正在将手中的刀丢在草丛中，对着这份残了的妻子的肢体呆立着。石秀好像曾经欺骗杨雄做了什么上当的事情似的，心里转觉得很歉仄了。好久好久，在这荒凉的山顶上，石秀茫然地和杨雄对立着。而同时，看见了那边古树上已经有许多饥饿了的乌鸦在啄食潘巧云的心脏，心中又不禁想道：

“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

英雄杀嫂，果然是文学创作中屡试不爽的模式。可我们在读《天龙八部》时，能够想到乔峰杀敏，是英雄杀嫂么？

孔庆东论金庸的语言成就，认为金庸的语言是一种极致的“平常”，可谓一语中的。“清水出芙蓉，天然来雕饰”，金庸的语言并不绚丽，也少有精辟之语，拆开来看，并无出奇之处；而整体观之，则浑然天成，极度地和谐与平衡。孔庆东从自己的一个例子来阐释金庸语言的极高成就：

曾有出版社委托我编一本《金庸侠语》，我一想，金庸这么优秀的武侠小说家，编一本《金庸侠语》，这有什么难的，没有犹豫我就答应了下来；可是没想到，我答应下来之后，才发现困难，我把金庸的十五部小说翻了个遍，就是找不出几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找不到抄下来就能当名言警句的。我感到奇怪的是，金庸的每一句话细看都很平常，不论词汇的搭配还是句式的选择，很少标新立异，没有哪些很奇怪的动宾搭配、主谓搭配，没有那些朦胧诗的句式，绝没有。

为什么？莫非金庸的语言并无可取之处？读这样的文字，会否没有惊喜，没有激动，最后让我们无法卒读？显然不是，金庸的小说总是引人入胜，让人茶饭不思。那么，金庸的小说完全是以结构取胜的么？孔庆东先抑后扬，最后分析出洋洋洒洒的一番道理：

金庸的语言就像一些超一流的名著一样，叫做“浑然不可句摘”，他的小说是一个浑然的整体，不能摘下来。离开了上下文，离开了小说的肌体，这些段落就成了枯死的标本，这标本自身没有生命力。……它合起来互相一补充，就像满天星辰一样，放出光辉，你把它分开来，就像一串彩灯断了电一样。这就使人产生疑问，这是不是一流的语言境界呢？你为什么不能把每句话都写得漂漂亮亮，可以抄到格言本上呢？但是，这其实正是第一流的境界。

若要了解金庸，阅读金庸小说是不二法门，正如了解查良镛，需品读其《明报》及其社论；若想找到一条终南捷径，那么，就读孔庆东的《金庸评传》吧。

每当我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我就想起林川兄的友情。封面是张守义先生的工笔，刻画出雪莱不屈的眼神以及俊朗的面容。白色的封面已不复洁净了，岁月描绘出灰尘的影子，似乎还有蠹鱼的痕迹。翻开书，在扉页上，是林川兄以钢笔书写的赠语：

君雅好歌诗
以此册奉之
必较于我手多用矣
朱林川
96.12.23

这是林川兄的谬赞，我对诗歌的喜好不过是浮泛在文字表面而已。不过在题语的当时，确乎是我膜拜英诗人的狂热时刻。而起因则是拜读了王佐良的一本小书《英诗的境界》。从“诗人的诗人”斯宾塞到刚毅悲愤而又浪漫的弥尔顿；从“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到“名字写在水上”的短命诗人济慈；从为自由而生的拜伦，到抒情圣手雪莱，以及老而弥坚的叶芝，《荒原》中的艾略特……多么光彩夺目的名字，又是多么璀璨不朽的诗作！

最初知道雪莱，是雪莱的名作《西风颂》。诗歌的末一段几乎成为了鼓励困境中人的警句。

把昏睡的大地唤醒吧！要是冬天
已经来了，西风呵，春日怎能遥远？

林川兄所赠的《雪莱抒情诗选》乃1958年查良铮的译本，1982年第3次印刷。《西风颂》的翻译并非流行的版本。据林川兄在书中的笔记，该诗的结尾后来改译为：

请你吹起预言的号角
唤醒沉睡着的人类！
西风呵
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

虽然更为口语化，然而最后一句的反问更加有力，迸发出一种光明在即的朝气与强烈的渴望。若要说译诗的古雅，我更认可郭沫若。这是我在当时无意读到的《西风颂》译文：

哦，不羁的西风！你秋之呼吸，
你虽不可见，败叶为你吹飞，
好象魍魉之群在诅咒之前逃退；
黄者、黑者、苍白者、惨红者，
无数病残者之大群。哦，你，
你又催送一切的翅果速去安眠，
冷冷沉沉的睡在他们黑暗的冬床，
如像死尸睡在墓中一样；
直等到你阳春的青妹来时，
一片笙歌吹遍梦中的大地，
吹放叶蕾花蕊如像就草的绵羊，
在山野之中弥漫着活色生香。
不羁的精灵哟，你是周流八垠，
你破坏者兼保护者；你听哟，你听！

…………

啊，你吹舞我如波如叶如云吧！
我生是巨创深痛，我是血流遍体；
时间的威权严锁了我，重压了我，
我个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样不羁的！

…………

请把我作为你的瑶琴如像树林一般，
我纵使如败叶飘飞也将无妨！
你雄浑的和谐的交流
会从两者得一深湛的秋声，
虽凄切而甘芳。
严烈的精灵哟，请你化成我的精灵，
请你化成我——你个猛烈者哟！
请你把我沉闷的思想如像败叶一般，
吹越乎宇宙之外促起一番新生；
请你用我的诗句作为咒文，
把我的言辞散布人间，
如像从未灭的炉头吹起热灰火烬！
请你从我的唇间吹出醒世的警号——
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哟，
阳春宁尚迢遥？

其时，我并不知道这篇译作是郭沫若的手笔。我喜欢他的翻译，不名西风为“狂暴”，而是“不羁”。一词之别，则转贬义为褒义，衬托出西风那自由不羁的个性，既具有吹散严冬酷冷的气势，又让人向往如云一般的飘飏与飞举。此时的西风不是暴君，而是浪漫的诗人；不是冷漠的君主，而是充满温情与洒脱的救世者。“我个太浮，太傲，太和你一样不羁的！”采用了排比的方式，积累出一种气势，吟诵起来特别的铿锵有力。至于诗的末尾：“严冬如来时，哦，西风哟，阳春宁尚迢遥？”就凸显一种别拘一格的古雅，虽然束缚了几分浪漫的力量，却展现出一种从容的贵族气质。

很奇怪，当我读到郭沫若的如下一首诗歌时，我突然想到这样的《西风颂》，带有强烈的郭沫若的痕迹。

无边的天海呀！
一个水银的浮沤，
上有星汉湛波，
下有融晶泛流，
正是有生之伦睡眠时候。
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
遥遥地，遥遥地，
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

说来有些啼笑皆非，让我做出这样判断的，除了郭沫若诗作那具有独特气质的古雅与浪漫外，还在于他使用的语气助词，总是这样的让人无奈。当我第一次读到郭沫若的《天狗》时，那一句“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让我突然有种喷饭的感觉。然而，吟诵再三，那种雄浑而又目空一切的气势，就扑面而来了。

在《雪莱抒情诗选》一书中，我最喜欢雪莱的这首小诗《咏月》：

你苍白可是为了
倦于攀登天空，凝视大地，
独自漫行得寂寥：
那星群都和你出身迥异——
因而你常变，象忧伤的眼睛
找不到目标值得它的忠诚？

空灵、寂寞、忧伤，又带有隽永的哲思况味，读罢真的可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雪莱创作了好几首名为《给——》的情诗，我最喜欢这一首的无奈与痴情，堪称绝唱：

有一个字常被人滥用，
我不想再滥用它；
有一种感情不被看重，
你岂能再轻视它？
有一种希望太象绝望，
慎重也无法压碎；
只求怜悯起自你心上，
对我就万分珍贵。

我奉献的不能叫爱情，
它只算得是崇拜，
连上天对它都肯垂青，
想你该不致见外？
这有如飞蛾向往星天，
暗夜想拥抱天明，
怎能不让悲惨的尘寰
对遥远事物倾心？

不过，我曾经有一首仿作，却是模仿了雪莱的另一首《给——》：

温柔的少女，我怕你的吻，
你却无须害怕我的；
我的心已负载得够阴沉，
不致再给你以忧郁。

我怕你的风度、举止、声音，
你却无须害怕我的；
这颗心以真诚对你的心，
它只纯洁地膜拜你。

它是雪莱1820年的诗作，当时诗人28岁，正是青春将逝的时刻。这样清纯的爱情诗，是否诗人的憧憬，对爱情的恐慌以及无告无望，还是另一种含义的墓志铭？在我22岁的时候，写了这样一首效颦之作：

心爱的女孩，我怕你的泪，
你却无须害怕我的；
我的眼泪只为你流，
因为心中充满了悲伤。

可爱的女孩，我爱你的笑，
你却为何不爱我的；
快乐总是这么短暂，
我所有的更多是惆怅。

我深爱的女孩，
我的爱只属于你的；
若你要远去，
我心也将随你飘逝；
在风中叹息，
只剩躯体在痛苦中彷徨。

虽然语气上差相仿佛，然而内在的底蕴与遐思则是十万八千里之距了。原谅我的孟浪和无知吧。最希望原谅的还是我在1996年得到林川兄的赠书时，狂妄的写了一首劣作，妄图献给雪莱。诗的前言写到：“简单的讴歌，以示我爱，希冀未予伟人以玷污；并答报林川之友谊。”：

哟，欢快的雪莱哟！
你这婉转歌喉长诵乐音的云雀。
你是冲刺天宇的箭矢、
追逐清风的精灵，
你这诅咒了黑夜的、
以长矛刺杀了凶魔的
永生欢歌的云雀。
你跃飞，欲冲出困围，
却寻那生的皎洁，自由的愉悦；
并平展你如云的羽翅，
挥去那烦恼的阴霾。
哦，不羁的精灵！
你翩翩的翱翔，叫我这仰视者
甘心作你歌声抚弄中的小草；
即便深埋葬于泥尘下，
枯萎的躯身也同样得承润泽，
并从恶魇里醒转。
仿佛重生般，
清明的锐眼看见——
四周盎然，
明丽艳亮；
而幸与云雀共欢歌：
（即使我之欢声是那么的细渺）
春之女神着上了绿衣已然来到！

哦，原谅我吧，我居然用了郭沫若的腔调，拼凑了雪莱的诗作，以及徐志摩的比拟，来表达我对雪莱的膜拜。还要原谅我的是，我竟然将这样恶劣的诗作附在了本书的末尾，玷污了这样一本好书。林川兄，我算是彻底辜负你的赠书雅意了。

昨日，西西弗书店在江北北城天街的新店开张，全场图书6.9折。这条消息自然吸引了我这个道地的书虫。到了书店，已是人头攒动。我急切地迈着步子，几乎是要从人群中冲进书店。慌什么？是怕别人把我喜欢的书买完了么？自然不是，可是我只要走近书店，心情总是急迫的。别人是“近乡情更怯”，我则是“闻书心愈急”。还是不够从容优雅啊。罪过！罪过！

西西弗书店的人文气息总是很浓，书香四溢，和上酽酽的咖啡香浓，真要让人迷醉了。可惜江北书店的空间太局促了，爱书人，读书人，书虫们，还有穷措大们，挤在这局促的空间里，宁静的心思也要被冲散了。


买什么书呢？我看到很多好书呢。所谓“好书”的定义，就是我一看到书名与封面，就恨不得要掏钱买下，要再三压抑，才能制止掏钱冲动的那种。自从阅读了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开始喜欢阅读昆德拉，乃至于他那种略带有哲思，略带有忧郁，略带有生命悸动的小说风格。是的，我爱上这种风格了。于是，我买了昆德拉的《不朽》。我喜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装帧。书皮总是温润如玉，一副印象画派的画作，让人遐思不已。唯一的问题是对于蠹鱼这种书虫，阅读时总有些战战兢兢。不是对书的内容产生敬畏，而是害怕弄脏了书，亵渎了书中的心灵。我是否应该焚香洗手呢？

我还买了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对茨威格慕名久矣，可是居然一直没有心思拜读其大作，真是奇怪。看来我还是太俗太大众，大把的时间去阅读无营养的小说，以至于忘记那些可以洗涤心灵的名著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的短篇小说集。怎么看茨威格的小说？我想在阅读之后告诉诸位。

与前两本书不同，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就显得古老而又经典了。美国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说：“在英国文学仅一又四分之一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趣味的革命，惟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评论家总是喜欢夸大其辞，若此言是真，那么真是英国国民的悲哀。啊，我可不是要贬低莎士比亚和奥斯丁。笑话，谁敢贬低莎士比亚老头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学史，能够经久不衰的作家只有这么两个可怜的数目，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未免单调了些。是的，我明白，威尔逊的评论并不是要贬低英国文学，其本意无非是要将莎士比亚和奥斯丁推上英文学的王座与后座罢了。说来惭愧，我居然没有读过《傲慢与偏见》呢。这次买了这本书，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读。权当是书虫的品性吧。爱书却不一定要读书，谁说不是呢？


我选了兰姆的《伊利亚随笔》。思量再三，最后还是放回了书架。原因有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已经拥有了一小半的《伊利亚随笔》。三联版的“文化生活译丛”中，我拥有一本《伦敦的叫卖声》，仍然是刘炳善译，其中选录了好几篇兰姆的名作。我欣赏兰姆随笔的老到与精炼，真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可是我现在有些讨厌这种笔法老到的英随笔了。我总觉着有些暮气。或者说，这样中世纪的文章，和我有些“隔”了。因着同样的原因，我现在都不大爱看知堂的随笔了。说起来，知堂的随笔距今不过六十年而已，还不算老吧。可是写作人的心境已经垂垂老矣。第二个理由，若是有技巧的说法，就是“囊中羞涩”，直说就是：没啥钱了，舍不得。第三个理由足够充分：我的书架已经书满为患了。前几天，出版社寄来6本我翻译的书，砖头一般大，到现在还未找到容身之处呢。

我自然还谈不上坐拥书城，委实是书房太小，仅能容身而已。其实哪里是什么书房，不过是窗户封闭了的阳台而已。如遇晴日，阳光铺洒进来，一室皆辉，是谓“晴窗”。现在的我，正是坐在这晴窗之前，书写我的购书记。

昨日，购买的书送到。《博尔赫斯谈诗论艺》和钱穆先生《晚学盲言》。博尔赫斯一直是我极为喜欢的大师级人物，他的小说像谜一般，透露出他深邃的思想；而散文则展现出他的博学、睿智与洞穿人生和艺术的透彻。我曾经写过一篇似小说似散文的文章《梦的文学》，就是在读罢博尔赫斯的散文之后，突然想到，然后又记录下来的。或许可以称之为东施效颦。

钱穆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大学者，《晚学盲言》是他晚年的著作。其时，他已双目失明，只能口述，然后由其夫人笔录之。之后再通过复述进行修订。从八十六岁高龄开始著述，直到九十二岁方成。其中内容涵盖中外古今之政治、文化、哲学、历史等方方面面，可谓是钱穆先生学术之集大成者。

本月，至市图书馆借得村上春树《东京奇谭集》，吴敬梓《儒林外史》。又在沙区图书馆借得柳鸣九先生《浪漫弹指间——我与法兰西文学》。《东京奇谭集》由五篇有趣而怪异的短篇小说组成，内容固然是异想天开，但其中似乎别有深意，而从中更能看出村上文字的精妙与空灵。已读毕，然而余韵绕梁。《儒林外史》在读，自然是另一种趣味。读着儒生之间貌似雅致的对话，不觉间觉得自己也雅了起来。那个时代，虽然有许多丑恶，可仍有令人神往的妙趣。《浪漫弹指间——我与法兰西文学》粗粗翻阅完毕，主要内容还是柳鸣九先生对于法兰西文学的记忆，尤其是与诸多现代派作家的邂逅。能开阔眼界，不过并非我的兴趣所在。书中谈到了萨特，勾起了我对这位大师的兴趣。于是翻出自己书架上的一本《萨特论艺术》。本书评论了四位艺术家丁托列托、贾科梅蒂、考尔德、拉普加德。这四位艺术家中，有的是画家，有的是雕塑家，有的是画家兼雕塑家，有的是雕塑家兼画家。这些人都是在他们的那个世纪中名动欧洲的人物。相当于唐之吴道子，宋之苏东坡，元之倪云林，明之唐伯虎，清之八大山人、郑板桥。然而，各有各的世界，例如丁托列托的世界，并不比苏东坡离我们的久远，可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总觉得隔了一层。所以还不曾看完第一篇《威尼斯的流浪汉》，我就打算卒读了。

若要说淘寻旧书收获颇丰之处，还是在黄桷坪。旧书店离美院不远，不过是数尺不到的斗室，书并不多，但在这样一个逼窄的地方，书架满壁，而书则满架，仍有入书山之感。正是在这样的书店里，除却淘到的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之外，还包括《李贺诗选析》，《龚自珍诗集》以及《古希腊抒情诗选》。这些书自然不是什么善本、孤本，甚至算不上是好的选集，例如《李贺诗选析》。然而在我而言，确乎是淘书经历中不多的收获。

若以人之一生比作上下五千年历史，那么这样在黄桷坪的淘书，大约可以追溯到三国周郎的时代了。如今算来，已经逝去十年有余，昔日的旧书店早已不见了踪迹。幸得当时的我附弄风雅，在购得的书上记录了往日旧事，如今展卷读来，竟然有几分抚古叹今的沧桑感。例如在《李贺诗选析》一书中，我写道：

丙子年二月八日购于黄桷坪一小书店。因林川的介绍，也迷恋他的诗。这飘忽即逝的鬼才，才情高绝，而又落落寡欢。一生怀才不遇，最后郁郁而死。透过这些诗作，我们倒可看见一个瘦的诗人，骑在驴背上，念着悱恻的句子，行入那苍茫的林中。其诗神峭瑰丽，衣钵太白之遗风，恣肆豪放；却又冷冷有鬼气，恍若冥界中来。诗以想象奇特，诡异晦涩取胜，所以迷恋者若痴若狂；不屑者又弃之如草芥。大约《唐诗三百首》未录李贺之诗，即是此种因由罢。

写在《龚自珍诗集》上的就有些趣味了：

定庵乃清文坛之大家，其诗别具风格，有“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句，直抒胸臆。书廉而买。丙子八月廿日记，上为措大之言也。

看来当时的我，囊中着实羞涩得紧。

书中题记中写到的林川，是我大学的同窗好友，雅好诗词，胸中所藏唐诗宋词恐怕有数百首，在我等眼中看来，真乃神人也。林川犹喜李长吉诗，尝自摇头晃脑地独自吟诵，自得其乐。因为对文学的共好，我们可谓知己。常在上课枯坐无聊时，做一些录诗背诗的游戏。当然总是林川兄将其胸中所藏录于纸上，勒令我在规定时间内背诵下来，以此考察我的记忆力。林川兄自然不会以五、七言绝句来侮辱我的记忆力，所录皆为长诗，如李贺之《高轩过》、《金铜仙人辞汉歌》、《李凭箜篌引》，以及李太白之《古风（秦王扫六合）》、《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们对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几个学期下来，自然是我的收获良多。只是这种强记硬背，终究不能长远。如今想来，只能记得“吴丝蜀桐张高秋”、“少年心志当拏云”等零词片语了。有时候兴之所致，也会狂吟一声：“吾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想起过往的旧事，不由想起我与林川兄曾经在嘉陵江边的半日游程。我们临风而立，静看江上波涛汹涌，发出万古不变的涛声。深秋的寒江有些萧索，没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浑气势，然而水的色泽却显得格外地清绿。有道是：“嘉陵水色女儿肤，比似春莼碧不殊。”站在江畔，我们谈古论今，或者闲聊时下的话题，所谓“聊天打屁”是也。偶尔，我们却会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聆听自然的天籁。这次所谓的便游(Side Trip)被我记录在随笔《半日的游程》中，题目则是借用了郁达夫先生的一篇随笔。我自然不敢比肩先贤，文字的简陋寒怆且不说，嘉陵江边的风物自然也不同于九溪十八涧的幽趣，但那种与友结伴，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意趣却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在嘉陵江边“餐风露饮”，又随着江边蜿蜒而行，不觉间行至北碚的古码头。这又是另一种风景，岸边岩石上清晰可见的纤痕，使我能够想象得到旧时嘉陵江边纤夫们的水上生涯。从码头拾级而上，就来到了人声鼎沸的北碚街头。就在这街头的一处偏僻角落，我们看见了一家卖旧书的冷摊。我们皆是爱书之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书不在多，一本好书足矣。是的，就是在这里，我买到了全套的《水浒传》。此乃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的版本，并于1981年的第三次印刷。该版本据容与堂的刻本，是通行的百回本。

在书的扉页上，我略略记录了此事：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廿五日，与林川结伴至北碚。时天微阴，于街头冷摊购得此书，计十七元。心之欢喜，无以言计。更想：与友结伴，缘得好书，此非天下第一等福气之人欤？书微旧，整洁，乃百回本。前附十六幅木刻插画，后坠四篇评论。惜眉批，夹批俱删，未可见原本全貌，亦可叹。

我的开始淘旧书，并非出于对善本、孤本或者珍本的骸骨迷恋，那是藏书家的雅事，与我无缘。只因那时的我，“袋里无钱，心头多恨”，不过是一名穷措大而已，生活费不多，哪里能够铺张地到书店去买新书呢？对于我这种喜新厌旧者，新书总还是可爱的，纸白如绢，墨色如新，更有沁人书香余韵绕梁，说不尽的书趣在心头，然后再收之书架，看琳琅满目，真是特别有满足感。至于旧书，纸张发黄不说，往往还有泥迹、汗渍，以及蠹鱼的残骸，若是被某好事者在书页上乱涂乱画（不同于名家和藏书家的手记），那更是有伤风雅了。待得淘完旧书，双手如墨，腰酸背疼，最不幸的还是常常会一无所获，真是冤哉枉也。

淘旧书最大的乐趣自然在于有所得，若能收获自己辗转反侧而又求之不得的好书，更可以浮上一大白，乃人生快事！俗语云：“钓甚于鱼”。吾辈凡夫俗子，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但在淘旧书时，若能有所斩获，那么过程即使辛苦，也会变得美好起来，可堪回忆。

重庆并没有专门的旧书市场，毕竟算不上什么文化名城，即使已有数千年历史，一直以来却文风不盛，自然与北京、南京以及苏杭一带相比，少了许多底蕴。北京有琉璃厂，不知现在风物如何。不过却听说如今若要淘古董，自然还是要去潘家园一带。南京的夫子庙秦淮河，古来就是风流销金之处，更少不了文人墨客，流连忘返。我去过南京数次，也曾夜游秦淮河，却早已不是旧时风貌，如《板桥杂记》所记。至于苏杭二地，我只是匆匆地去，又匆匆地走了，自然是没有太多时间去淘旧书的。

我淘旧书，或者是兴之所至，或者是街头偶遇，真正用心去淘的，还是在沙坪坝南开城一带（如今高楼林立，已不见数年前的景象）。每至薄暮时分，旧书贩们就在沿街一带摆好了书摊，没有吆喝声，只是点燃了蜡烛，于是，各色人等的人影就在烛光中摇曳。大约路灯的光线过于微弱，因而这样的一线繁星，以及暮色中幢幢的影子，仿佛给整个景色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那时的我，还在就读大学，正好宿舍有几个同学，酷爱文学，可以引为同道，因此常结伴而来，又兴尽而去。

然而这种刻意的淘旧书行径，并未给我带来太多的收获。原来，淘书也是要缘分的。如今回想起来，多次淘书，算得上是收获大约只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唐弢之《晦庵书话》。《晦庵书话》是三联书店1980年版。装祯是钱君匋老先生的手笔。封面是剪纸画的图案，上则为唐弢手题书名。扉页则印有唐弢先生的手稿，红线白格，映衬得格外的别致。可惜，书的封面已被扯掉，万幸还夹在书中，使我还能窥得书的全貌。这样的淘书，收获虽少，但与友相伴，在夜色烛光之下寻求好书的经历，总还是难以让人忘却。

好书有时候需要偶遇。一次去江北堂姐家，在要到塔坪的路上，忽然看见一老叟孤零零的在路边地上卖旧书。没有抱任何希望的跑过去看看，竟然发现了一本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郑振铎译。这是郑振铎先生于一九五六年趁着再版的机会，重译的《飞鸟集》。内收郑振铎先生一九二二年初版序及五六年新序，泰戈尔传与三百二十五首小诗。当时的欣喜是难以言表的，去岁巡视书架，忍不住在本书扉页上记曰：
飞鸟的片羽，即使在夜色中，
对于诗人而言，它的美丽也是夺目的。

这或许可以表达我的喜悦之情。

封面设计乃王俭先生。封面简朴而典雅。淡灰色的底子，上以紫、白二色涂抹出两朵流云，上有三只飞鸟穿云而过。一只在前，另两只则结伴而行。这三只飞鸟，是否曾经飞到诗人的窗前唱歌，然后又飞去呢？

王俭先生的装祯设计总是这般诗意盎然。我曾经在黄桷坪淘得一本王俭设计的《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著，屠岸译，仍旧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本书是1981年的新一版。封面依旧是淡色地底子，仿佛晚秋天空的颜色，淡绿而又偏少许的绛蓝。几株蒲公英摇曳多姿，微风吹来，蒲公英不胜风吹，似要逐风而去。

附在书末的是屠岸先生的译后记，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进行了完整而又全面地考证，涵盖版本来源，诗中含义与思想，诗的艺术价值，乃至于十四行诗诗体的介绍和翻译的体验，真可以说是一篇煌煌论述。老一辈人中的译家总是那么严谨，令人叹服。

读梁遇春的散文，好像在读英散文家的随笔，而且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随笔，那是兰姆、华兹华斯、斯威夫特、阿狄生纵横才气的时代；又好像是在阅读钱锺书（算起来，钱锺书算是梁遇春的师兄）的散文，笔尖下埋藏着博览群书的智慧与渊博的知识。此外还有一种幽默，似乎是在文学沙龙里的妙语如珠，会心一笑。可惜，这样的天才却这么早逝而夭了。

如流星一般照耀一霎那光芒，然后沉寂在无穷黑暗之中的天纵之才，古有王勃、李贺，近有徐志摩、石评梅诸子。而在英国的薄命诗人中，拜伦、雪莱、济慈诸辈都是才华横溢、头角峥嵘的才子，却不幸都这么早逝而夭了。试想想，如果能够将他们的生命再延长一倍，不知会有多少华丽的诗歌、锦绣的文章流传下来？这些人的不幸，岂止是自己的悲哀，更是我们最大的不幸！

除了少许的译作，梁遇春只给我们留下了两本薄薄的小册子：《春醪集》和《泪与笑》。《春醪集》于1930年由北新出版，收录的文章不过十数篇小品文而已，涵盖的内容大约包括人生随感、文学评论等书斋闲话，没有风花雪月，也缺乏波澜壮阔，却足以彰显他的才情和性情。

我在读《春朝一刻值千金》一篇时，常常会忍俊不禁，又会深有同感地点起头来。这样含蓄的幽默在书中俯拾皆是，俨然是刻在作者骨子里的，浃肌沦髓，是一种怡然自得的谐趣。而我最钦佩的还是作者文字的老到，或许是长年枯守书斋的缘故，不过二十余岁的五四青年，竟然仿佛饱经了沧桑，看透了世情，文字自然地透露出平淡与从容，唯有一分率真，可以依稀看出作者的年纪。

作者写《查理斯·兰姆评传》，仿佛是站在镜前描绘自己，或者是穿越了历史，来到了十八、九世纪的英格兰与兰姆的心灵对话，以饱含仰慕之心与同情的笔触描绘兰姆的行状。二人的心灵或许是相通的，虽然经历迥然而异，笔触流露的情趣却如此的神似，无怪乎郁达夫称许其为“中国的伊利亚”。较于兰姆一生的命运多舛，梁遇春何其幸福！自1924年进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以来，就一直踯躅于象牙塔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书痴们梦寐以求的人生。这种幸福来源于梁遇春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这种性情比诸于兰姆的旷达与安然，是不遑多让的。然而，梁遇春的一生又是不幸的，这不幸则是他的早逝。中国民间有俗话云“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却在不停地叩问“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源于我们对未知死亡的恐惧与担忧。梁遇春在《人死观》中则说：“ 生不是由我们自己发动的，死却常常是我们自己去找的。”以梁遇春之眼观自己之死，或许能够坦然相对，然而对于吾辈读者而言，却总有一种不甘。这样的妙笔，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自己火光一般的光华，为何就这般断折了呢？好比一台精彩的戏剧，高潮迭出未至峰巅，忽然就嘎然而止，拉拢了舞台的幕布，竟然连辉煌的谢幕也来不及做，就这般悄无声地走了，怎么会不让观者感到怅然呢？

“在这急景流年的人生里，我愿意高举盛到杯缘的春醪畅饮。”人生苦短，比诸永恒的世界，即使长命百岁，仍然不过一瞬而已，所以人生终究是急景流年。梁遇春畅饮着春醪，就这般在醉里梦里歌着，做一个生命旅途中的行吟者，然后如流星一般划过天际，真是漂亮极了，灿烂极了，这才是诗人的归途。他不会寂寞，因为有书相伴；我们不会寂寞，但当寂寞时，尽去《春醪集》里寻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