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书店的时候偶尔看见橱窗里悬挂的这幅“老北京风俗地图”，如果是常见无新的经纬纵横也便罢了，它却偏偏以黄底黑字衬出一番古旧的色彩。FRANK DORN手工绘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这个外国人眼中的北京，比当地人的记录反而更多生活气息，无论是赶驼队，丧葬队，抑或公园，寺庙，甚至刑场行刑，如此鲜活场景使人不禁拍案叫绝。全副地图以英语标注，后有人加注中文地名并略作修订。在此摘录随之所附的编辑说明：

  这张约有70年历史的老北京地图，睡在首都图书馆高大的书架上，焦黄而脆弱。当绘制者FRANK DORN的名字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我们想象他是一位穿着中国的长袍马褂，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黄发碧眼鹰勾鼻子的人。至于他到底来自哪个国家，又是如何绘制出这幅风趣的彩色地图……已无线索。

    这是一张纯英文地图，在能够识别清楚地前提下，我们给这些英文地名配注了中文。除了修正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外，一般地名的翻译，或音译、或意译，以尊重原作为原则。尽量让那位“老外”，在1936年的时候，走在皇城根下，看着拉骆驼的人端着大海碗、闻着炸酱面喷香味道时的那份心情，能够原汁原味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老北京风俗地图”原名The Map of Old Peking Folklore，作者FRANK DORN， 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关于余钊，实在不熟悉。最近在看他的《北京旧事》，厚厚一本竟也引人入胜，文章读来学术性很强，但不少风味。这里摘一篇全书的结束语，颇有感概。

《北京旧事》结束语——余钊

    关于北京城、北京人和北京的文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永远的话题。众多的历史学家、作家、思想家们说过千言万语，今后他们还会有万语千言可说。对于年届耄耋的北京人来说，老北京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梦；对于五十岁以下的北京人来说，老北京是难猜难解的谜；对于漂泊海外的北京人来说，老北京是魂牵梦绕的家；对于正在上中小学的北京人来说，老北京只是一片空白。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或许到过北京，走马看花般地在几个主要景点转上一圈，然后匆匆离去。作为一个北京人，你虽然在这座古城里生活了几十年，但是你每天忙着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北京城里的许多地方你没有去过，对这座古城的历史也不甚了了，更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作为一个北京人与这座古城的关系。真可谓“不是北京真面目，只缘身在京城中。”

    近二十年里，随着一座座高楼像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拔地而起，一座座立交桥如彩虹般横跨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给外国游客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北京象个大工地。与此同时，昔日老北京的城墙、城楼、寺庙、牌楼、四合院，就像冰块儿似地融化了。四十多年前，当古建筑家梁思成为保留老北京的城墙城楼和牌坊竭尽全力奔走、呼吁时，也同时存在着另一种意味深长的看法：“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也许再过上几十年，北京的街头景象将与纽约、东京一般无二，到处矗立着水泥浇筑的“树木”组成的“森林”，夜晚则是霓虹灯光的变换闪烁，不知到了那时，我们还能请外国游客看些什么？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化的断裂和毁灭，这或许就是历史的悖论。在将北京建设成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同时，保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古老风貌，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吗？北京城毕竟不是沙盘上的模型，而是一个居住着1200多万人口的国际性的大都市。近百年以来，老北京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事实，或许已经在向人们证明着历史发展的某些必然规律。一百多年来老北京城的变化分明就是古老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从北京城和北京人的身上，我们也许能发现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化道路时的痛苦与矛盾、探索与决心，大概这就是我们认识老北京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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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西单路口.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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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西单路口.jpg

   某天深夜，出租车在已经空旷下来的马路上疾驶。初春的夜色，弥漫淡淡雾气。杨树粗壮光秃的枝椏，在深蓝天空中纵横交错，仿佛构建一幕线条疏离的镜头。陈旧的砖墙公寓，俄式的带着小阳台的房间，发锈铁栅栏上有青翠的藤蔓。路边的小窗口透出暗淡灯光，是可以买到香烟和可乐的店铺。

   车子突然又拐了一个弯。前面是宽阔的灯火透明的大马路，明亮车灯刷刷地照射过来。大风发出呼啸声音。

   有一种倏然而至的沉静，使人与城市之间的氛围，敏感延伸。突然觉得这个城市，从来都不可以用美或不美任何一个简单的词语去定义。它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硬朗之感。没有丝毫妖娆之处，也不心存眷恋。它代表着的，就是一种坚硬的距离和覆盖。对这个城市，你无法有亲近感。你只是将被它征服。

   无数的异乡客在这里过渡，气息，聚集，告别。像海水冲刷山崖一样，慢慢使它改变气味和内核，或者只是使它更为坚定。不分日夜的地铁站里，大批的陌生人群，在城市的地下穿梭流动。不知所终，没有归宿。而城市带着冷漠气质，驱使及接纳他们。犹如神秘指令不可违背。它从不试图与人互相融合。甚至不靠近。

   深夜，出租车疾速地行驶过东三环，夜色中林立的灯火通明的大厦，尤其是国贸高架桥一带，拐弯的时候遍地车河流动，灯光闪耀，如同星辰，如此剧烈激荡的夜景。又自有一种空旷感。

   即使是这样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无情，迷人而坚硬的城市。

  不知有没留意到过，记录40年代前的北平的影像中，三轮车、黄包车和行人行走都遵循“左上”和“右下”习惯，恰和之后的年代直至今天的习惯相反。这是出于什么原因使得产生以及改变这种习惯的呢？

  实际上，中国人赶车时自古以来都是居中赶车的，无所谓左右，因此才会有官员出道时，两边随从喊着“回避”和“肃静”。

  分左右是受到了国外习惯的影响。1945年前，中国主要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而按照英国人的说法，他们靠左行可上溯到古罗马帝国。而在中世纪的欧洲，靠左还是靠右，最先根据的是骑士们的习惯。一则，人们骑马，习惯是左脚先上橙，右脚再跨上，自然得是在路左上马；再则，骑士的任务是经常为面子、美人策马持矛决斗，而骑士的标准战斗姿势是右手持武器，左手挽盾持僵，要方便地刺杀对手，自然得靠在路左。于是，中国也就采取了这种“左上”、“右下”的方式行车，走路。

  而自1945年起蒋介石政府接受了大批美援，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大陆系国家都实行靠右通行，而且大批的美国车进来后，这些车的方向盘就都是设置在驾驶室左边。开美国车的人在路上驾驶时，驾驶员也都是在左边的，为方便会车，超车时也是从左边超过。这与当时已经实行了许多年的靠左通行的习惯不符，因此发生了不少交通事故。迫于美国的压力，国民党政府只得把靠左通行改为靠右通行的交通规则。其所谓的交通部还特地发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交通规则《城市交通规则》，并借助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全国推广。 

  今天的我们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右上左落”的行走习惯，但这种左右分路的规矩，却容易让人产生怀旧心绪。想来即使不花大力气“退回”交通工具，适当实行这种旧日的“分路”习惯，也会让人心头萌生出“古典”的意蕴。

  “请闭上眼睛，2008秒，试着想一想围绕和伴随在你生活中的，都是什么样的声音？哪些声音带给你愉悦平静？哪些声音让你心浮气躁？儿时记忆中那些让你留恋的声音，是不是有的已经无处追寻？如果让你用纯粹的音响为所居住的城市设计一张‘声音名片’，你会使用怎样的声音？如果，给你33分28秒，完全用‘声音’来描绘首都北京，你认为哪些声音最具有代表性？

  听听看，在这名为《听，北京的声音，2008秒》的专辑中，是否能引起你的共鸣？透过那些声音所‘听’到的，和平日‘看’到的北京是不是有所不同？声音背后，展示的其实是怎样的人和生活？”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5-07/13/content_1143060.htm  《北京的声音名片》冯玥）

  北京不是一个浮华之都，她是个有帝王之气的大都。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于北京的每一寸天空，每一方土地。朝代的轮转与时代的更迭，一次次地改变她的容颜。历史除了留给我们一段段模糊的文字，一个个老去的故事之外，还留下了古刹，古殿与一片片色彩，已斑驳的琉璃瓦，一蓬蓬衰草和一扇扇曾是朱红色的大门。

  穿透历史尘埃窥看几十年前的帝都古城，谁还能记得那些王公贵族，没落世家。只有照片中往日辉煌的宫殿，禁城斑驳的城墙，落雪的古树。华丽依旧的角楼始终留在它们原来的地方，留在平日人们不经意的角落，守候着历史与记忆的入口。

  与西安，洛阳，开封，南京等古都相比，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迄今仅700多年，但也正是因为建城时间较晚，老北京城才得以保留下来更多历史人文景观，供今天的人们凭吊，瞻仰，研究，品味。

  街上偶尔发现的京味小吃。一开始为那只造型独特的大铜龙壶所吸引，铜黄绢红，壶身龙腾飞跃，坚实稳重。

  再一看，发现摊车上各种颜色琳琅满目，山楂，核仁，碎花生，芝麻，小米等等，看了名字，叫：中华龙子羹。老板娘很热情的招揽生意，手脚麻利的开始冲调。在杯中一勺勺加入这些小吃口，老板娘会问“要酸一点的还是甜一点的？还是酸酸甜甜的？”要酸的话就多加山楂，要甜的话就再加些白糖。至于酸酸甜甜的，就有点吃不准分量了。有意思的是，看来好像还能摇晃出声的杯子，在冲入龙壶里的热水后马上变得粘稠了起来。查了一下，有人说是这水是事先调好的藕粉，也有说是调稀的木薯粉。不管是哪种，这龙子羹透着阳光的金色，如同清澈的琥珀中镶嵌着五色的彩石，摇之沉静，嗅之香甜。遗憾在用现代方法封口食用，有些没有新意。但这果仁的干脆，混着芝麻的香气，再加上红果的酸味儿，龙子羹糯糯稠稠的口感，着实让自己美了一大把。

  但关于这龙子羹的来历，做法，还有配料的种类，没能查到。希望有知道的朋友给提个醒，也不费我白品尝这一回儿了。

  菜市口，由处决犯人后在该地卖菜而菜市生意兴隆得名，位于今铁门胡同南口偏西南的马路上，宣武区菜市口百货商场附近。会有人觉得，这曾经的刑场乌烟瘴气，生意买卖能成么？然而，菜市口百货商场自建国后成立那天起，生意就异常的兴旺。所以老北京说，黄金店铺和刑场正好相得益彰。这金店正是占了此处地气才有了如此好的彩头。

  清政府为什么要选择菜市口作为处决犯人的刑场呢？有人说是因为这里繁华。所谓“刑入于市,与众弃之”,处决犯人一般要选人多热闹的地方，为的就是让老百姓看，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也有按阴阳八卦的理论，宣武门在城西，西方属金，金主死，故宣武门又是“死门”。死囚犯上黄泉路当然要通过“死门”了，所以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自然是刑场的首选了。当时门外大街路东有一“破碗居”， “破碗居”把烈性白酒与黄酒相掺，酒力倍增。囚车过“破碗居”，犯人可要求停车吃酒。一碗下去，脚步已是踉跄。押解的兵卒随即将空碗摔得粉碎，碗碎才吉利，否则杀人就不顺。另有一说是由于北平过去陶然亭地区原是“坟地聚集区”，穷苦百姓死后常埋在陶然亭。菜市口离陶然亭很近，行刑后埋着方便。有犯人家属在犯人身首异处后找皮匠缝回脑袋好在埋葬时留个全尸。

  处决犯人并非一年365天每天都能执行。菜市口是秋决场所，在每年交秋时，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与九卿共同对犯人会审，冬至前处斩，秋决又叫“出大差”。处斩前夜，狱吏要对犯人说，“您大喜啦，官司今天完啦。”同时还要给犯人送“辞阳饭”：酱肘子一包，大饼一斤。犯人一般自己走上刑场，够身份的犯官才会坐木笼囚车。行刑当日，行刑的仪仗前有破锣开道，衙役在犯人两侧，监斩官压阵。街两旁看热闹的一般会要犯人唱上两句，于是才有了“十八年后又一条好汉”等等的豪言壮语。“刽子手头戴大叶飘风巾，身穿大马褂，斜露半拉肩膀，怀抱鬼头大刀。鬼头刀平时并不放在衙门里，而是供在宣武门城楼上，杀人之前刽子手要带香蜡纸马上贡磕头才能取刀，但有一碗酒喝了之后喷在刀上，代表煞神附体。刽子手从衙门领一块红布包在刀上，开刀问斩时才打开。”在处决犯人众多之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执刀由东向西顺序斩决。操刀的刽子手也讲究“手艺要好”，一刀下去，登时人头飞滚，绝不能拖泥带水。家属为使犯人赢得受刑时的“痛快”，就得向刽子手“打点”。犯人就斩后，菜市口附近的鹤年堂里一般会有人将一剥皮大馒头塞入脖腔，由血浸润，据说可以入药。黄土遮盖血迹，人群逐渐散离，菜市口仍旧车马盈门，熙来攘往。

  北平古都的历史上，菜市口是特别值得留下一笔的地方。“六君子”的舍生取义，鲁迅先生“药”的“人血馒头”以及那些屈死的冤死的魂魄，都积淀了太多的文化与历史的印迹。“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蹶……”或许在新年说这些颇不入时，然而生死乃人之常事，只看着新生的喜悦却忘却死亡的壮烈，于人而言，是不完整的。

  又逢一年辞岁迎新之时，我想着自己这一代的生活天天好似过年，于是倒没有过年的那份喜庆了。老一辈们却是乐在团聚的趣味中，相比之下，我这半不溜揪的辈分就有些无所事事了。

  家乡的年真是过得再乏不过了，而最近读了徐城北先生的文章，却让我瞧见了北平的春节是如何过的了：

  “在老北京，春节、中秋和端午是人心深处的三大节。其中，‘节味儿’最浓的，自然首推春节。”春节时，三声入耳。“试问春节之声何在？”

  “这声音，要等到除夕之夜才能不请自来。一进腊月，它就‘预热’在每个京城人的心头——置办年货时，京人似乎都听到这样的歌谣：‘过新年，换新貌，大姑娘要花儿，小小子儿要炮，老太太要毡鞋，老头儿要毡帽……’一曲唱罢，下一曲则在腊月下旬高声唱起：‘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扫房土；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杀雄鸡；二十八，把面发……’真等来到除夕，人们反倒安静下来，早晨睡懒觉，中午再补个午觉，为的就是晚上吃好年夜饭。

  除夕之夜，春节之声这才真正降临，应该是三种声音的混合——鞭炮声、砧板上的剁饺子馅儿声以及店铺中打算盘的结账声。空气里的火药味特别浓重，‘噼噼啪啪’的声音响成一锅粥。小孩儿在院子里点鞭炮，炮仗最小的叫小鞭儿，一般500头，大的有1000头。胆子大的男孩儿放‘二踢脚’和‘麻雷子’，女孩儿则放花，窜起的金龙火舌可以超越房脊，街上行人也能瞥见。再说砧板声，京城几乎每家都在剁饺子馅儿，为明天大年初一吃团圆饺子作准备……

  最后再说店铺当中打算盘的结账声。店铺干了一年究竟赔赚如何，明年还能雇几个伙计？如果赔了，东家明年就只能少用伙计了。旧时年夜饭时，东家会往准备解聘的伙计碗里夹一个包子，这叫做‘滚蛋包子’，一会儿这个伙计就得卷铺盖卷儿回家啦。

                   

   

  午夜之后，三种混杂着的声音逐渐微弱，许多人家围坐在火炉旁边，由最年长的老人叙说着家族的陈年往事，年岁稍大的晚辈即使早已听过，此刻还是愿意拢着孩子再听一遍——老北京人从来不愿意忘记 

自己的‘根’，几辈子以前的事儿多听一些，可以让自己以后遇到麻烦时，会多一些清醒。”

  “有些四合院的主人是通文墨的，他午夜之后就独自进入书房去思索和撰写春联，他知道初一天一亮，自己这条胡同的人都要出来挨家挨户看春联，看哪家的词义好，看哪家的书法好，看哪家的春联和他家大门相互映衬达到相得益彰……性子急的人，大约午夜之后稍微呆那么一小会儿，就要打着灯笼逐家去

看。显然，这是无形的比赛，自己不上心能行么？”

  北平春节热闹，闲散，又不乏书香气，这么说来，比起现如今只讲究吃穿而言，那样的春节虽然清苦，倒也落的自在。

  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告诉我，我心中的那个北平只在上个世纪初停留过，现在的她早就面目全非。拆去的胡同，改建的古街，逝去的叫卖，就连熟人间也少去了那份应有的亲切。我更愿意用黑白去诠释北平的颜色，不需要流光霓虹，却只需古老的城墙和平静的夕阳。北平应是深沉的，在面对历史风云沧桑变化，面对异族侵入践踏，她沉静她隐忍。北平适合慢节奏，旗人的散漫懒惰给北平烙上了不温不火的脾气性情。北平人的礼貌，他们的傲气，交织成了皇城根儿底下人们复杂的性格：和蔼的外表里包着一颗高傲的心。然而贵气又使得北平不可能甘受欺凌，她在积聚，然后反抗。因为北平是那样一座经历过多少磨难的伟大皇城。

  我总是不禁意的将北平与上海作比，前者是我所向往的城市，后者是我生长的城市，我想要了解前者，却越来越发现她正在和上海靠近。繁荣的是商业，异彩的是灯光，路人的脚步开始匆忙，充斥耳间的也只是在上海随处可闻的外地口音。北平的道路那么宽广，可是矗立在毗邻的商店间的城楼又显得那么突兀。城墙在周围五色明亮的映照下只有孤傲和沉默。我有些难过，我有些遗憾，但是我无奈，因为那就是北京。

  我看见老北京网里一位网友这样描述道：

“迷宫般的胡同，绿树成荫；精巧的门楼，掩盖着深宅大院；人力的洋车，拉着摇扇的先生小姐；来往的小贩，叫卖声此起彼伏；瘦弱黝黑人们，操着纯正的“北京腔”。密集的灰顶四合院宛如平静的湖水，上面漂浮着金碧辉煌的紫禁城；高大的城墙城楼，将这一切揽入怀中。这便是原汁原味的北京。他有着碧蓝的天空，平静的街道，没有车流人海，没有霓虹闪烁……”

  是啊，我更愿意称这样的城市作北平，一直存在于像我这样爱着老北京文化的人的心中。而现在的首都，我想叫她：北京。

  “我的所爱在闹市。想去寻她人拥挤，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

  ——鲁迅仿张衡四愁的《我的失恋》

  我倒是琢磨，这冰糖葫芦哪儿不体面了。小时候总看见路边有小贩拿着根一头套着塞泡沫塑料的雪碧瓶儿的木棍杵着，上面插满了暗红色儿的糖葫芦，大约2元一串，大人说脏，就没咋的买，那时还没个瘾。好像是这几年吧，出现专门卖冰糖葫芦的店铺，店面干净，至少看上去卫生。半封闭的玻璃柜里分好几层放着一串串不同“种类”的糖葫芦，那鲜艳的果子裹上黄橙橙亮晶晶的冰糖，一排排一串串，整整齐齐安安静静地躺在那儿，能不招人喜爱么。 山里红（即山楂）作的，3元；桔子作的，3元；葡萄作的，3元；山里红里夹豆沙的，3元；全家福（猕猴桃，桔子，山楂，葡萄串一块儿了）3元；纳闷的是这草莓作的，6元。几乎每家店都会打“北京正宗冰糖葫芦”的牌子，顾客买了店家还会给再包上一层雪白的糯米纸，碰上讲究点的还会再套进一长条形的纸包儿。

  多啧体面的好东西，旧时北平旗人生活贫困，看望本家或亲戚，不便于空着手儿，高价品像是鲜水果之类买不起，于是就拿着几串儿糖葫芦遮个脸羞。想来以前寝室楼下的小卖部卖这糖葫芦，感觉就和街边儿的那些人差不多，为保鲜久有时老板还会放在冰柜里，那叫一正宗“冰”糖葫芦。不过口感还真不错。现在学校改建，烧烤摊儿旁边就是一卖糖葫芦的，美的我可几乎路过只要见到都会掏腰包来解馋。不过这玩意儿来自北平，自然还是北平的口味地道点，而且没那么多花头。

  糖葫芦又叫冰糖葫芦。早年的糖葫芦并不是数个果子串连成串儿的，而是一个一个的果子单独存在。两者都裹糖。天津话把糖葫芦叫做“糖墩儿”，就来自早年不串成串儿而单个存在的形象，一个一个像小墩儿似的。老北平内城卖糖葫芦分为摆摊和串胡同两种。摆摊的也只是一副挑子，摆在路口、澡堂和戏院门口、市场等处。下街叫卖的挑着挑子串胡同，吆喝“冰糖葫芦儿！”挑子宽大，上有几排弯曲的宽竹片，片上穿着比筷子稍细的孔，将糖葫芦插在孔中，树立如林，色彩鲜艳，五光十色。

  山里红制糖葫芦分为三种做法。一是简单做法，将山里红的核去净即可。第二种是将山里红核去净后，削去一部分果肉，而填以豆沙，蘸糖后，在糖上粘几个瓜子仁儿。这样，山里红是红色的，豆沙呈深棕褐色，衬上白色的瓜子仁儿，看着就叫人喜欢。第三种做法是将山里红能够去核，煮烂，压成扁平形，然后蘸糖，串之以竹。

  从下午一两点钟到晚上十二点钟，老北京坐在家中屋子里皆可听到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而今天，引起我们注意的不再是小贩的吆喝声，却是刺激眼球的广告。不免觉得失去了些什么。

  写到这里，极其想吃上那么一串糖葫芦了。

  果子干儿正在畅销之中，天气更暖了，玻璃粉出现了。将洋粉（也称洋菜。在细菌学研究中作培养基用）熬开，放置器具内冷却，不久即成凝块，透明似玻璃，故称为玻璃粉。沏白糖和红糖水加入玻璃粉内，既好看而且味甜。后来有了香精，略加少许，呈现诸味。

  玻璃粉与果子干儿是姐妹兄弟，先后问世后，同时并存。接着到了夏季炎热时，打冰盏儿的卖冰激凌，是土法所制，不是洋式的ice-cream。洋冰激凌的原始是“冰奶油”，土冰激凌毫无奶油，只是天然冰。将天然冰磨碎成粉，加上糖水，就叫做雪花酪。打冰盏儿的在胡同里吆喝声是：“冰激凌来，雪花儿酪，又凉又甜，尝口道！”夏日淡热之时，挥汗如雨，一听此声，顿觉生凉。

  深秋时日，打冰盏儿的仍不收市，大多做红果汤卖。将山里红煮烂，汤内加糖，酸甜可口。早春也卖红果汤。煮山里红少加水，即成红果膏。

  有人见了“果子干儿”这词儿，准保望文生义以为它是风干的水果。其实这果子干儿并不是干水果，而是另一种东西。

  早年柿饼是用碗口大的柿子风干制成的，饼与饼之间穿一孔，用麻绳穿连成一串一串。将这种柿饼放在开水中浸泡，至少泡半天时间，柿饼就软了。用勺一搅，柿饼除保存一些软块状外，大多碎烂而混入汤内，所以其汤甚甜。又将藕切成薄片，稍放入汤内。在浸泡柿饼同时放入杏干少许，与柿饼一同泡好，汤就变成酸甜味，这就叫做果子干儿。

  天乍一变暖，正是早春之季，头一年收获的水果大部分吃完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冷藏设备和技术，纵有些水果，大多已不堪食用，这就给打冰盏儿的造了良机，串胡同卖果子干儿，大受欢迎。不但儿童听见冰盏儿声就要求买，大人也喜吃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