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得到了什么；曾经，我们失去了什么。

南方周末：《巴东37天》

当邓玉娇案最初被当作一则社会新闻登上门户网站时，或许没多少人想到它会引起如此大的波折，没想到它的结局。邓玉娇的恐惧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恐惧，我们恐惧，我们不敢说话，我们生活中也可能很懦弱，但是当看到引发恐惧的力量总是伸入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人时，个体总要怯怯的发出些微薄的反抗，这种抗争可能只是对一个帖子轻轻的一“顶”，这千万的“顶”却换来邓玉娇至少眼前的自由和平安。

当邓案喧嚣时，舆论带着悲情与同情去声援，同时心底里有习惯性的感到，可能结局是悲观的，心理的预期已经是邓被判入狱后第二轮的控诉。可是，这次，邓玉娇重获自由了，我和几个朋友刚看到这新闻时，都愣了一下，“啊？哦”。总的来看，这样的结局交织着利益平衡和维稳诉求，不能说是完美的结局，却已经是当前状况下最好的结局。余下的讨论还在继续，究竟邓是不是正当防卫，是不是防卫过当，她所处情况下的防卫是否具有无限防卫权（刑法第二十条）？毕竟，对于一个惊惶失措的姑娘，难道当时还有理性计算如何防卫又掌握力度不让对方死亡？

讨论还将在一定范围继续，邓玉娇案已经注定成为典型案例，我希望的是，无论如何，邓玉娇能够安宁的继续生活，不会被一些外界力量“秋后算帐”，内心也足够强大到抵御这次事件的阴影。

在同期的《南方周末》上，同时有关于法制的一篇让人感到悲伤的文章，《报人因“经营提成”入狱获平反》，与邓玉娇相比，文中的师、李二人的正义等了足足六年，本文有这样一段：

“6月中旬,李玉卉去殡仪馆看了自己的妻子。入狱前还好好的一个大学女教师,同样受到牵连给抓去关了几天,出来后一言不发躲闪着熟人们,不久之后郁郁而终。

至死她都没有说出那几天里发生了什么,只是在临终前的信件中给丈夫留下了这样的字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都经历了”。”

等到今天，他们失去的太多。

最近的《南方人物周刊》为庆祝5周年，颇有新意的让网友采访曾经的封面人物，或者让封面人物互相采访，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凤凰卫视因《有报天天读》而闻名的杨锦麟和昔日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公司董事长范以锦的互访。

《杨锦麟对话范以锦 当“勇士”不当“烈士”》

引文：

“Q:如此众多的压力是职业常态吗？

A:是职业常态。记者的行业是高风险的行业，有政治风险，经常因为一些问题造成心理上的压力。这个是职业的常态。但我们要不断地化解，要有勇气，要沉着应对。要当“勇士”，不要当“烈士”，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Q:比如《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

A:就当“烈士”了。我觉得停了很可惜，它是一个发展势头很好的报纸，也聚集了一些人才。但是因为过于超越，政治智慧不够，没有了解到自身的政治生态环境。”

对《21世纪环球报道》的停刊，我记忆犹新，那时我还在读本科，一直苦于没有一份比较好的国际视角的报纸，而当时新兴的《21世纪环球报道》让我眼前一亮，迅速成为我每周的阅读内容。那时是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我还指望着看这份报纸更靠谱的相关报道（我当时都猜到《环球时报》之流会是什么调子），但是在一期采访了一个不该采访的人之后，这封报纸就消失了，在热火朝天的伊战报道中，这份报纸失踪了，得知它惹事后，我还指望某天恢复，但是它真的从此消失。值得一提的是，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当时同一报系的《明星周刊》，其风格和尺度在当时大陆绝对领先几条街，放到今天都是牛B闪闪，对它的出事儿我倒是有心理准备，不过毕竟今天《南都周刊》的娱乐档多少算是对《明星周刊》的一种恢复，但是锋芒已经不比当日。

同时，杨和范还谈到了“南都案”，范谈到了他的愤怒，他的憋屈，他的无奈，他和报人们失去的那么多，在他心中，“南都案”已是永远的遗憾，但是毕竟他已经做了他的抗争：

“Q:能和我们分享其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吗？

A:当时有两人判刑了，有人通知我们《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要刊登这个消息。我认为，这是冤假错案，我们集团的任何一家报纸都不能见报。尽管有压力，我们还是坚决抵制。

同城有几家见报了，这我管不了。令人意外的是《广州日报》也没有见报，说明我们并不孤立。几天后，我见到省里一位领导，他说支持我这样做。”

今天，我们得到了什么；曾经，我们失去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