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往往在此之前出现过同一种问题——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这是一个几乎每一个政权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原因在于中国的农业经济传统，只要有一片足够生存的土地，中国人就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安安分分的延续着。可以说，中国的农民们是最容易满足的人了。但往往历史就是这么的戏剧化，当这些最容易满足的人们连用他们的双手养活自己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连他们最基本，最赖以生存的土地都被人占有的时候，他们所作的也就只有为自己的生存作出最后的努力了。
如今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工业化时代的晚期，但并未完成，又赶上了信息化时代的开始。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面临一个现实——中国还存在着7亿靠土地生存的人们。这些靠土地生存的人们有很多已经脱离了土地，走入了城市加入了打工的大军当中，去谋求他们梦想中的生活。这些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农民工”，我们不得不说，“农民工”的产生与两个问题密切相关——“新土地兼并”严重和“新工农产品剪刀差”。
    之所以用“土地兼并”严重这个历史术语，并不是意在把我们现在的政府同封建的政府作类比，封建的政权下的的土地兼并是指地主阶级对人民的私有耕地进行兼并以谋求地租为目的，但土地最终还是要用来种粮的。现今的“新土地兼并”共有三种途径，耕地林地化、耕地住宅化、耕地工业化。
   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已经呈现了过热的势头。新的楼盘不断地推出，大量的原有农业用地被地方官员以相对较低的价格（但往往高于农民自身对土地的暂时性估价）出售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将土地建成建筑用地。而我们农民出售土地之后，暂时性的得到了梦寐以求的“鱼”，但是我们同时也丧失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渔”，当我们花光手中的最后一分钱的时候，生存的本能告诉我们，该走出去谋生了，离开这里，到城市中去打工吧！“农民工”这个带有等级性的称谓便安放到了我们头上。
   “退耕还林”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提及这项20世纪末我们的政府做出的似乎有些意气用事的决策了，我们还是不得不回过头再去审视那一段时光。“退耕”意味着我们仅仅在想着为中国6亿的城镇居民提供一片片绿色，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品；但我们是不是忽视了另一批人，同样是占中国7亿人口的农业人员（那是应该是8亿吧）的生存问题，也忽视了13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问题。
   我们的耕地大多还处于小农模式的经营状态之下，这样的状况在相当唱的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个中缘由即使你问一个高中的文科生，他也会给你说上几条。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数量极为庞大的社会劳动力，相伴而生的也出现了数量同等庞大的嘴。小农经济的持续，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的稳定，提供了一个最佳的途径（请您暂且先放下你心目中的农业现代化问题，那些只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的做法罢了）。而我们面临着何种现实呢！耕地在不断地变成人工林，难道我们的耕地真的有那么多么？我国2008年的耕地总面积1.282亿公顷，居世界第四位，前三名分别为美国、印度、加拿大，其中美国的耕地总面积为1.9745亿公顷几乎比我国多出了0.7亿公顷，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印度的耕地面积也有1.6亿公顷，中国的人口还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可想而知中国的耕地远远达不到富裕的地步，我们的耕地资源还极为紧缺。
   “退耕”并不是还林的最佳途径，“退荒、退沙还林”才是正途。我们有着无数的荒山，数不尽的荒原、荒漠化地区，这些才是真正需要还林的土地。
    农民工群体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新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在建国之初，为了大力的支持国家的工业建设，第一代领导人做出了以农养工的决策，今年建国60周年了，显而易见的这种剪刀差是很难消除的。农业这种委屈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政府在做很大的努力尽量缩小这种剪刀差的存在，农副产品的价格也的的确确在上涨。但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现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产品的国内价格收到了很大的冲击，国产的农副产品几乎被挤出市场，在价格上根本就无法与国外进口的农产品进行竞争，这就出现了更为可笑的局面，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但农民们却无法得到他们想得的价格，难以出售他们手中的农产品，那样的结果只有滞销，可以说现在阻碍我国农业增收的关键因素是“新工农产品剪刀差”，是“工业化国家的农产品”与“我国农业化的农产品”所产生的剪刀差。
    现今，一亿人的农民工队伍，并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组织代表其利益而存在。政府有两种考虑，但这两种考虑相互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担心农民工组织会成为抗衡国家政权的重要政治组织，因为我们的党就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力量建立起来的新中国，这时候的工人阶级，同样是和现在的农民工一样，产生的原因都几乎一样。而其最为强大的基石是耕作在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农民，中国共产党打下江山最大的的依赖者也是农民。而我们党在那时充当的角色，从根本上说便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民工组织，也可以说在立党之初我们党是以“农民工”为领导的。而如今我们要成立的农民工组织是不是又会成为另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作用相同的组织呢！我们的政府决策者担心的也不外乎与此。政府在担忧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的无奈，因为并没有一个能集中反映农民工利益诉求的政治主体，或者说是利益集团，能在农民工群体出现相关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群体性的利益诉求组织，代表农民工和政府进行相关问题的对话，以求最大限度的解决问题。现实中，政府所采取的态度更倾向于他们的担忧，也就导致了“农民工”现在所处的尴尬状态，处于城市的边缘，无组织，利益的诉求只能通过最简单的威胁、寻死的方式进行，以期获得社会舆论的关注与同情，然而这往往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政府针对相关问题的确有一些信息通道，例如信访制度便是中央政府所实施的一项初衷很好的利益传达的途径，但如果你看看北京周边的上访村，看一看信访办周围那无数的人群，那些各个省市牌照的警车，你就会知道，这条道路其实并没有中央领导人想象的那样通畅，因为他们都是在各自为战，但他们面对的对象却是很强大的利益集团。
    所以如此庞大的利益群体，如果真的建立一个相关的组织机构的话，来切实的维护他们的权利的话，他们肯定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并非所担心的那样，他们只是希望能得到一个公民所享有的正常权利，只是希望得到自己通过双手应该得到的那一份生存的机会，难道这个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给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