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穆勒《功利主义》主义之前，我曾读过一本欧洲另一种“主义”，存在主义的代表人萨特写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于是我由此对西方的“主义”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在一个人身安全能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这些人能坚持自己的想法把一家之言诉之于公众，尽管它不一定被公众承认甚至它并不完整完善。这是一个鼓励新想法的世界，“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如果由此对比反观中国，从近现代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中，我似乎很明显的感觉到了中西方对待同一问题的不同解决办法。林语堂先生的《吾国与吾民》我还没有看完，但从我所看的部分，从他知性的文字里我也读出了个大概。这两个人都将自己富有个性的见解写入书中，因此我想就此将西方的《功利主义》和中国的《吾国与吾民》比较一下，带入个人感情与偏见的评述一番。
穆勒在书中表明，他认为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生活更加幸福”这个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认为要借助文明，知识，科学，宗教的力量，积极地去争取幸福；林语堂则坦言中国人都是实利主义的，也都在追求者幸福，但他们选择了一条消极的路线。
1，什么是幸福。
穆勒在书中明确说道“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所谓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他以一种直观的简洁方法分辨了幸福与不幸；
且看林语堂所代表的中国人的看法：“每每论及中国，他总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亲，想到他们的言谈举止。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勇气、忍耐、苦难、幸福、坚忍与刚毅。这是不受现在文明影响的生活。然而却丝毫不比现代文明生活逊色。”中国是个苦难深重的古老民族，而人们似乎在这种生活里学会了一个本领：在快乐时去享受它，在苦难时去忍受它，而人们总在这种轮回里生活着。
现在的中国都市林立，这样一个中国似乎甩开过去，在全球化的路上越走越远了。但是我们明白，都市所展现的不是真正的中国，当我们走进占更大份额的城镇农村，走向占中国九亿人口的农民时，我们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面貌，而他们的面貌是与过去的中国没有脱节的。
我时常想起余华在《活着》自序里精彩的演说：“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攻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无疑这种获得幸福的生活方式是被动的消极的。穆勒在书中对这种方式做出了评论：“人们丧失自己的高等追求就像丧失自己理智上的趣味一样，都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或机会来沉浸其中；而他们之所以沉迷于低级快乐，不是因为他们有意偏好这些快乐，而是因为唯有这些快乐才是他们能够得到或者能够享受的东西。”，他做了一个比喻，“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于做一只满足的猪，做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于做一个满足的傻瓜。”在老于世故的中国人看来穆勒这种绝对积极地生活态度是有些可笑的，但我也由衷感到西方的这种思想的可敬之处，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它容许每个人有自己一元的想法并将之演讲，而中国的一元则在于人人都是沉默的混沌的相似其实又不太相似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林语堂说：“他记得自己当年也是乐此不疲的，可他那时还年轻，不成熟，不能控制自己。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他真的没有这个运动的冲动。不，他生来就是与此不同的，他生来就是要叩头，要安静，要和平，而不是要足球、狗颈圈、餐巾、效率等等。他有时想，自己可能是一头猪，而西方人则是一条狗。狗喜欢咬弄猪，而猪则只是报之以哼哼，这甚至很可能是满意的哼哼。为什么不呢？他甚至想做一头猪，像一头真正的猪那样的舒服。他并不羡慕狗的颈圈，不羡慕狗的效率和拜金主义。他所有的要求不过是安静的一人呆在哪里，狗不要去打扰他。”
穆勒对于这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形成的认真如此评价，“许多人在年轻时对高尚的东西都很热衷，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得懒散和自私。但我不相信，那些经历了这种十分常见的变化的人，是自愿选择低等的快乐而舍弃高等的快乐的。”
一个老人在中西方所受的待遇是不同的，在西方老了说明没用了，老了的人变得懒散自私，无益社会，自然也不能去追求真正的幸福了；而在中国老人往往被认为是权威的沉稳而有见地的，并且在晚年老人往往能过上一种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
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和西方最大的不同之处：西方是一个强调完善个人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强调完善整个伦理圈的社会。穆勒从“功利”一词衍生出的行动都是在为完善个人的品行和境遇，即使有对公共品德的规定，也是为了使个人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而林语堂所写出的中国社会则人人都需要退让几步，人们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土地，可以说“个人”的概念是被群体的伦理无限缩小了的，人人做事都要为整个伦理圈的人考虑。
2，谁会带来幸福。
穆勒认为，“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一个具备一定道德修养的和智力水平的人，都能够过上一种可称之为令人羡慕的生活，除非这样的人呗恶劣的法律或者他人的意志剥夺了自由，无法力所能及的运用各种幸福的源泉， 否则，只要他能够免除各种真正的生活灾难，免除各种会导致巨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的状况，如贫困、疾病以及所爱对象的冷酷无情、卑鄙无耻和过早夭折等等，就不会找不到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
穆勒认为阻碍人们享有幸福生活的唯一真正障碍是糟糕的教育和糟糕的制度；并且他相信通过文明的力量，世界上大多数的灾难是可以消除的，痛苦会被减低到最低程度。
中国是公认的文明古国，但中国的这种文明不同于现代的偏物质的文明，没有餐巾，没有狗项圈，没有健身房。但似乎古老的和现代的有着同样的功效，例如英国人在现代文明下养成了每早洗浴的卫生习惯，而洗浴净身在中国很早以前已是共识。
中国人似乎既知道文明的好处，也知道文明的危险。知道享受人生的乐趣，但同时也清楚这种乐趣只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根据中国人的观点，享受生活中太多的幸福，就是“折福”，即减少自己生活中的福分。
中国的人们是在老子和孔子两股力量的共同影响下生活的，一方面人们在儒家规则下的伦理社会里追寻幸福，一方面也懂得“损益”的道家法则。中国生活模式的创造者们在文明与原始的生活习惯之中，维持一个不偏不倚的水平。
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但如果院子里只有一株枣树，他也感到同样高兴。老子说“知足不辱”。
甚至穆勒想摈弃的痛苦，在中国人看来也是幸福所必需的，“人类退化的标志是对疼痛与苦难的畏惧。一条只知叫不知咬的狗，作为一位夫人的爱犬，被带着招摇过市，是一只退化了的狼。即使是杰克·邓姆普赛式的魁梧，也不能用来证明赛场以外人类的荣耀。能用来证明的只是人们工作与过幸福生活的本领。”
中国人的生活似乎总是在一个更缓慢、更平静、更稳妥的水平上运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富于行动和冒险。中国人的根在土地上，土地是厚德载物且常年不变的，人们常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这种常年不变的生活让人们容易在一片土地上获得与大地同样的生活感触，这是被强大的力量所感化的人们。西方的人们没有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是多变的并常付诸行动。不用面对一个每年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大地，西方人的眼界是一直往海洋尽头的高远处的，因此他们的幸福感需要摈弃原始、痛苦等低处的暗处的东西。
西方人的幸福里没有“一种低飞的才能”，他们在在寻找海的尽头幸福的时候，中国人即在土地上的幸福似乎更容易得到。
3，怎样得到幸福。
如前所说，穆勒认为科学，文明的力量和积极地生活方式能让人获得幸福，并且他认为这其中可以借用宗教的力量。“如果我们相信，上帝特别希望他的创造物幸福，因为这是他创造万物的本意，而且这种信仰是正确的，那么功利就不仅不是一种无神论学说，而且要比任何其他学说具有更深刻的宗教性。如果指责的意思是说，功利主义不承认天启的上帝意志乃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则，那么我的答复是，相信上帝是全善全智的功利主义者也必然相信，在道德问题上凡上帝认为适合于启示给人的一切，必定会在最高的程度上满足功利的要求。功利主义者也同样能够利用宗教的这种帮助，将它作用上帝的证词来证明任何一个行为的有用或者有害。”
中国人获得幸福的方法如前所说，是消极的被动的，它的获得不在于改进物质或制度的东西，它能神奇的将人们的活动限制到消化道以及其他简单的生活需求水平上。仅是活着，就让人们感到幸福和力量。“这种陶铸性格的理想模式，即对世俗的欲望不存在任何非分的妄想，不卷入任何宗教奢侈的理想模式，它通过文学、戏剧、谚语，一直渗透到最下层的农民之中，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理论根据。”
关于获得幸福的过程，穆勒论述了这样一件事：
“比方说，为了摆脱一时的尴尬或为了达到眼下对我们自己或他人有用的目标，撒谎常常是有利的。可是，我们的行为能够促成的最有用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自己对诚实一事养成一种敏锐的感受，而我们的行为能够促成的最有害的事情之一，就是消弱这种感受。任何背离事实真相的谎言，即便并非出于故意，都会严重的消弱人们言论的可信性，这种言论的可信性不但是当前全部社会福利的主要支柱，而且它的缺失会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加严重的阻碍文明和美德、破坏人类幸福的一切主要支柱。
为了一种眼前的利益而违背一个对人类及其有利的规则，那并非有利的做法；一个人如果为了他自己或者某个人的方便，就自行其是，破坏人们彼此之间对于对方言谈或多或少能够给予的信任，剥夺了人们由于彼此的信任得到的好处，使人们由于丧失信任而受损，那么他的行为就无异于人类最大的敌人。”
这段话我想是把西方人的“性恶论”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其中为个人的自私寻找的完美借口让我觉得如此寒冷。文明过后，英国人“不打已倒之人”，是为了尊重公平比赛的原则。中国人的类似说法“不要欺人太甚”则纯属一种文化素养，我们称之为“涵养”。虽说两者结果相似，我们却能从中读书感情的差别。
西方人的性恶论从他们的“进化论”中也可以看出。穆勒将人从低级的动物中分离出去，认为高等动物比低等动物幸福，更有追求幸福的能力，并认定追逐幸福要抛弃低等动物“卑鄙无耻”的低级幸福；然而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却将追逐欲望追逐幸福扩大到了最大。
性善论的中国人则从万物的身上追寻自己的足迹，并把自己融入其中。自然的状态教给人们知足。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下定决心从生活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并渴望享受已有的一切，玩意得不到也不感到遗憾：这是中国人知足常乐的幸福。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获得幸福”这样一个人生目的，我是充满偏见的欣赏我所熟知的中国式的哲学的。而我感觉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想法，就像上天的一对双生子，相生相克，系出同源，追寻同样的目的但却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我想对于“追寻幸福”这样一个终极问题，这一对双生子会相互吸引作用，终究是殊途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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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写到晚上三点半，我发觉我写东西总是条理不很分明，详略不太得当。恩多加练习吧
ding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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