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刚刚去世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是由于爱国还是出于无奈、愤怒和报复，中外媒体各执一词。

*中国媒体：钱学森爱国“海归”*

《扬子晚报》11月1日报道：“在获悉钱学森逝世的消息后，几大门户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做了调查，主题是在钱学森一生的闪光点中，哪一点最令人印象深刻。网友评价最高的是钱学森冲破重重阻挠从美国回国，排在第二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排在第三的是钱学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奠基人，钱学森参与“两弹一星”研制。”

显然，对于为中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中国人最敬重的并不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贡献，而是当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报效祖国的爱国壮举。

事实上，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的正是钱学森当年的“海归”壮举。新华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第二年夏末，钱学森将行李以及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装上即将开往香港的美国‘威尔逊总统号’海轮，随即准备全家乘坐加拿大太平洋公司的飞机回国。然而根据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的指示，美国海关非法扣留了钱学森的行李和书籍，移民局通知他不得离境。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一篇文章说：“新中国的成立，使客居美国的钱学森心潮澎湃，他对夫人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人民中国才是我永远的家。’”

《人民日报》11月2日报道：“钱学森的第二个中国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郑哲敏说，‘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中国国籍。’”

*西方媒体：钱学森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根据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钱学森爱国，因此“海归”，一切顺理成章。但是西方媒体却从来没有提到钱学森是因为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而返回中国。

美联社11月1日报道：“1949年，就在蒋中正的国民党部队被毛泽东的共产党打败前夕，钱学森申请成为美国公民。”“钱学森曾经一度被捕，并且失去了接触机密的资格。华盛顿启动了将他递解出境的程序。”

《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一书的作者，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英文书名：《蚕丝》)一书中写道：“目睹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祖国政局激烈的动荡变化，最初他(钱学森)返国服务的意愿并非很积极。”“一九四九年，大陆陷共前夕，钱学森决心归化为美国公民。”“后来却因韩战株连，在莫须有的共党罪名下遭到驱逐出境，遣返中国。”

*钱学森的说法缺少说服力*

对于西方媒体的这种说法，钱学森显然一直都知道。据《科技日报》10月31日报道：钱学森在1985年3月9日给中国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说：“......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1935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红军从南方根据地败退，进行长征期间，是共产党非常困难的时期。钱学森在那个时候就向共产党作出承诺，显得格外宝贵。

然而根据中国媒体的一则报道，中国共产党曾经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前夕召唤钱学森回国参加建设，而钱学森并没有积极回应。据搜狐IT10月31日报道，前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庭燧曾经在1949年“协助中国共产党动员钱学森回国”。葛庭燧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在美国工作。据他的女儿，沈阳建筑大学退休物理教授葛运培说，1949年5月，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清华校友曹日昌给葛庭燧写了一封信，说“北方局很希望他(钱学森)回来”，要葛庭燧转交一封信给钱学森，并且希望葛庭燧“对他多鼓励一番，他能回国最好！”曹日昌在给钱学森的信中说：“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

“葛庭燧当即把这封信转给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还附上一封亲笔信。”他在这封1949年5月20日写的信中说：“曹兄   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然而，没有任何记录显示钱学森当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召唤予以了肯定的答复。尽管葛庭燧在信中表示“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钱学森并没有马上回国。据《了望东方周刊》9月24日报道，反倒是表示“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的葛庭燧“自己于1949年11月迫不及待地返回祖国”。

这篇报道说，葛庭燧的女儿葛运培说：“钱学森后来也一直保存当年父亲写给他的那封动员信，在1993年父亲80诞辰时，钱学森在贺信中写道：‘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是你引导我回到祖国的怀抱。’”

如果钱学森自己所说的1935年的保证是真的，而且“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召唤他之后不仅没有返回中国，反而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呢？

《人民日报海外版》11月3日的文章说：“在美国居住了20年的钱学森，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始终眷恋着生他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忆说：‘我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想过这一辈子要在那里呆下去。因为我是中国人。’”

《科技日报》11月1日报道说：“钱学森常说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果真如此的话，钱学森为什么要申请加入美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要宣誓效忠美国，当时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钱学森不会不知道。

*被递解出境，心存报复*

对于钱学森返回中国的原因，美国媒体报道了一些人的猜测。《洛杉矶时报》11月1日报道：“他在美国的精彩事业在1950年嘎然停止，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是一个颠覆组织的成员。钱学森把自己的东西装进8个箱子，准备前往上海，他说他和妻子和两个小孩要回家乡探望年迈的父母。”“尽管联邦官员从1950年就开始了递解出境的程序，但是由于认为他对于可能被敌国利用的敏感的军事事务知道得太多，因此被阻止离开美国。”

报道说：“钱学森开始时争取不被递解出境。不过他后来改变了主意，争取返回中国。”“对于他要被驱逐出境，他终于放弃抗争，而是积极争取返回中国。一些助手说，他感觉受到了羞辱，因为他对美国的忠诚受到质疑，因此他开始的时候想洗清自己的名声。他1955年回国之后便投入研究，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处心积虑的报复行动。”

美国华人作家张纯如在《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之谜》一书中写道：“他的学生艾胥利(Holt Ashley)揣测，钱学森遭驱逐一事，‘使中共科技发展得利，而美国蒙受损失。钱学森回国以后的最大心愿就是给美国好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可惜了。’”

张纯如1991年采访了毕业以后留在美国工作的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她写道：“永刚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他说：‘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永刚告诉我，要他父亲重返美国，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政府公开道歉──对一九五Ｏ年代把钱学森当作罪犯囚禁，以及在把他递解回中国之前，让他过了五年悲惨生活的错误，多少表示歉意。......‘只要任何一名政府官员公开承认，美国四十年前做错了。’”

在钱永刚的叙述中，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的骄傲，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忿忿不平。

美国《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2008年1月7日刊登的一篇介绍钱学森的文章说：“他不情愿回国的举动很难被称为爱国行为，可是这点在那时，而且现在仍然被中国官方的历史观所忽略。”

中国红网10月31日的一篇文章说：“今天的青年人或许觉得，钱学森等一代大家不论科学成就或人文高度，都是后人高山仰止，无法企及的，事实上并不然，钱学森早年曾申请美国国籍未遂，其毅然回归祖国，爱国主义情怀固是主要因素，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歧视、打击和排挤也是重要原因......。”

可惜，这是中国媒体中仅存的一条有关钱学森曾经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消息。不知道这条信息还能在网上存在多久。

造假、勾结、诋毁、监视、藏匿……这些经常在影视剧里才有的情节在中关村常常会有现实版本上演。最近，上演这场“大戏”的主角是国 内知名杀毒软件厂商瑞星的创始人王莘和刘旭。故事的起源是几年前那场著名的“微点事件”，这一案子本来已有初步结论，但直到一涉案官员被审查，事情真相才 得以水落石出。“本是同根生，相煎 何太急”。这类离奇的故事在中关村并不鲜见：从联想柳倪之争到方正逼宫再到四通暗斗，因产权不清晰， 企业创始人从合作走向决裂的情况屡有发生。

　　《IT时代周刊》记者/李玲玲(发自北京)

　　很多人将中关村比作“中国的硅谷”，但事实证明，中关村离硅谷还有很大一段差距。硅谷因其对高科技企业的强大孵化功能而闻名全球，但中关村的企 业仍然缺乏这一成长环境。反复上演的内讧故事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说硅谷是高科技企业的“摇篮”，那么，中关村则更像是一个IT业的“江湖”。

　　第一章 杀毒行业，一个不平静的江湖

　　2009年，杀毒行业最受关注的话题显然来自某主流媒体刊发的《一项重大原始创新何以大难不死——北京东方微点公司起死回生始末》一文。文中揭 露了一段鲜为人知，又足以令国内杀毒行业蒙羞的丑闻：北京瑞星公司与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于兵等人官商勾结，制造假案，打压科技创新。

　　这篇文章直接将两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公司——北京瑞星公司和东方微点公司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直自称拥有8000万正版个人用户的瑞星公司在中国尽人皆知，而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东方微点)虽然不算知名，但其创始人、董 事长兼总经理刘旭却在国内杀毒行业赫赫有名。

　　案件始末

　　刘旭，曾在瑞星公司工作10年的元老，离开瑞星而另谋他业时，也许根本未料到和老东家会在庄严的法庭上见面。

　　2003年，刘旭辞去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一职。蛰伏两年后，在2005年1月成立东方微点，并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开始人生的第二次创业。

　　重新创业的刘旭，带领科研人员开始了以防新病毒和未知病毒为主要功能的新一代反病毒产品的自主研发，并研制出一套以程序行为监控、程序行为自动 分析、程序行为自动诊断为技术特征，与杀毒软件思路完全不同的反病毒产品——微点主动防御软件。

　　然而，正是这款产品，让刘旭遭遇噩梦。

　　2005年7月5日，在新软件即将上市的前夕，东方微点遭到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调查，理由是“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后来，审查理由变成“东 方微点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由此，刘旭创办的东方微点公司业务完全被打乱，在一个多月的“检查”中，包括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和研发人员被频频传唤。

　　7月21日，办案人员将扣押的装有东方微点公司核心技术的计算机送到了瑞星公司。让刘旭庆幸的是，微点对被扣计算机中的核心技术数据进行了加密 处理，这增加了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源程序等信息被窃取的难度。在此期间，时任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的于兵还曾通过办案人员给刘旭“指明”两条出路：一是把 公司卖给像瑞星这样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不要在北京设立公司，搬回原籍福建。

　　刘旭并不买账。于是一连串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2005年8月，于兵指示网监处案件队副队长张鹏云和网监处产品管理科副科长齐坤，到北京 思麦特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和北京健桥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管理部，调查了解公司电脑被病毒感染及造成损失的情况。

　　在得知上述两家公司有病毒感染但未造成损失的情况下，于兵仍授意让思麦特公司和健桥公司，分别出具了10万元虚假损失证据材料。8月27日，为 证实从上述两家公司查到的蠕虫病毒是从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中传播出来的，于兵授意他人召集病毒专家进行论证。但论证过程中并没给专家如实提 供材料。论证结束后，于兵又授意将专家论证的结果——“基本可以确定”改为“可以确定”。

　　8月30日凌晨，网监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将涉嫌“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 常运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微点公司副总经理田亚葵刑事拘留(依据是田亚葵所用的与互联网连接的笔记本电脑中，有四种病毒于2004年12月21日被激活，通 过 ADSL向外传播，造成较大损失)。

　　同年9月6 日，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收到公函，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要求其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迫使微点公司防病毒产品无法取得上市资格(我国对病毒防治 产品实施销售许可证制度。按照规定，申请销售许可证，必须提供企业经营执照、产品研发备案证明、公安部指定机构的产品检测报告三个要件，而检测机构的检测 报告尤为关键)。

　　在一系列的精心部署下，一个阻止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上市的计划终于完成。但事情还远未结束。2005年10月21日，“破获国内首例防病毒公 司传播病毒案”的新闻对外正式发布，而新闻的主角——微点公司在“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的新闻传播下名誉扫地。同时，网监处还通过网络和电视，通缉微点另 一名员工崔素辉，使得微点公司上下人心惶惶。“有时甚至从下午3点一直传唤到夜里3点，根本没办法工作。”微点员工向本刊记者介绍。

　　自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刘旭开始自救。他一边取证一边上访、举报，新华社等几家权威媒体也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此案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2008年7月，北京市纪委接到实名举报，反映于兵等人存在徇私枉法等问题。经查，于兵涉嫌收受瑞星公司贿赂。

　　而网监处指证的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上网的ADSL当时并未开通(是在几个月后的2005年4月1日才开通使用)，另所谓的田亚葵“激活”4种病 毒，经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在田本人的笔记本电脑中仅发现上述4种病毒中的3种，且从未被激活过。

　　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2007年11月20日，田亚葵在被羁押11个月和取保候审12个月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田亚葵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而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所谓“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后，于2008年2月拿到了被阻扰近三年的销售许可证。

　　第二章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瑞星和微点的纠纷本质是瑞星两大股东王莘与刘旭之间的恩怨。二者的恩怨并未因“造假案”的曝光而有所了结，相反，刘旭虽然身为微点公司总经理， 仍然手握瑞星31.92%的股份，按说每年还能从瑞星获得分红。

　　这层股份关系的存在让刘旭和老东家瑞星的关系依旧显得很微妙。

　　结缘瑞星

　　今天，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一切，刘旭自言“整个人都好像生活在电视剧中”。

　　因为与瑞星的纠纷，从2005年开始调查到2007年初，微点公司开销800多万元，但因产品无法上市获得收入，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为发工 资，刘旭将自己价值400万元的房子抵押后，又贷款160万元苦苦支撑。但他早年与瑞星及其董事长王莘关系却是非常密切：王曾多次公开表明刘旭对瑞星的重 要作用，刘旭在瑞星也曾有过一段“幸福时光”。

　　在外界眼中，瑞星董事长王莘神秘莫测，连内部的员工都极少见到他，公司日常管理工作都由其他高管来完成。据传，王莘身体一直不好，公司有重大事 情需要开会研究时，都是瑞星高管去王莘家中商议。

　　资料显示，生于1963年的王莘仅有高中学历。1985年，时年22岁的王莘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面对身边人纷纷淘金中关村的诱惑，也抛弃了 “当导演，跳出中关村”的想法，进入联想工程部。3年后，辞去联想工作，在中关村倒卖软件发家，后通过在中科院工作的母亲与比自己大3岁的刘旭相识。当 时，刘旭是中国科学院数学所计算机科学研究室的高级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

　　与从大学院所来到中关村的“街上”，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也来到“街上”的王莘相比，刘旭在思想意识、行为逻辑上仍属于“院里的人”。

　　二人合作的达成并非一帆风顺。1989年底，王莘邀请刘旭出山，当时刘旭一句话就让他碰了钉子：40岁以前只做实验系统，不想搞商品化的软件。 那时，纯粹技术出身的刘旭根深蒂固地认为搞计算机是科研和学问，同商品没有关系。

　　但王莘不死心。1990年，受深圳华星防病毒卡一年销售两万套的刺激，王莘拿着新加坡的一个杀毒软件TNT再次找到了刘旭，希望他能参照 TNT，开发一张反病毒卡。当时，刘旭只看了一眼就说自己要做肯定要比它做得好，但没时间去做。再次婉转拒绝。

　　1993年，王莘和当时在某企业担任要职的田亚葵再次共同出面邀请刘旭下海，刘旭终于点头。于是，三人创办了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王莘是 出资人，刘旭出技术，田亚葵跑市场。

　　在这个创业三人组中，田亚葵的结局也许最惨。据了解，他在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4年后顺利从该校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业毕业，获理学学士学 位。 1983年进入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工作。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创办时任总经理助理。后来，公司改制为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 2005年2月，进入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经理。但也因此遭受牢狱之灾。

　　1993-1997年间，刘旭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后改为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担纲瑞星反病毒产品的研发。作为我国第 一个发现并解决CIH病毒的专家，刘旭花两周时间就为瑞星做出了防病毒卡。四年里，这套防毒卡曾创下一个月卖出一万套的好成绩，名不见经传的瑞星公司一举 成名。刘旭也因此被誉为中关村软件“五杰”之一、中国杀毒软件市场旗手，曾被国家“863计划”反计算机入侵和防病毒研究中心聘为特聘专家。企业界获此殊 荣的，仅他一人。

　　对于刘旭取得的成绩，瑞星董事长王莘当时这样评价：“没有刘旭，就没有瑞星”。而刘旭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态度也感染了公司的所有同事。一位瑞星前 高管告诉本刊记者：“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时间，刘旭带着瑞星，在夹缝中杀出一条血路。”

　　但市场的快速发展，让王莘和刘旭对防毒卡市场的萎缩始料未及。1996年底，瑞星出现资金链断裂，账面上仅剩十多万元，另外还欠了十多万元的广 告费。刘旭临危受命，接任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再次带领瑞星走出困境。

　　1998年，王莘调整瑞星股权，时任瑞星总经理的刘旭获得了35%的股份。2003年，王莘眼里的瑞星灵魂人物刘旭以出走方式结束了这段激情的 创业时光。但离职后，他仍握有31.92%的瑞星股份。

　　微点事件始末

　　在瑞星和微点事件中，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双方都不是赢家。

　　在中国民营企业，“功高盖主”往往意味着危险的临近。事实上，在瑞星公司，王莘曾给了刘旭很大的发挥空间，而刘旭也支撑起了前期瑞星的整个技术 命脉。但危机也由此诞生。

　　《IT时代周刊》获悉，刘旭在瑞星公司任职的几年时间中，瑞星先后经历了几次转型，公司性质和股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更。公司改制对刘旭持有的原 始股份是否会有所影响呢？

　　1991年5月20日，王莘投资注册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1998年，改组为股份制公司， 即北京瑞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注销了“北京瑞星电脑科技开发公司”。

　　但实际上，改制后的“北京瑞星科技股份公司”已经更名为“北京艺进娱辉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记者在工商局注册网站查询结果显示，该公司目前 仍在开业状态，成立时间是1998年4月9日，注册资金3010万元)。后来，王莘又注册了具有外国法人独资性质的“北京瑞星国际软件公司”和“北京瑞星 信息技术公司”。

　　公司经过多次改制，包括刘旭所持有股份在内的原始股份是否遭到稀释，因其未上市而无从查证。而刘旭的“出走”是否也因此而起，也只有刘旭自己最 清楚。但坊间流传的版本是：身体原因使王莘两年未负责瑞星业务，只得由刘旭打理公司。而“王莘那个废物”一度被刘旭挂在嘴边，后来甚至向王莘提出要分得 50%以上股份的要求，激怒了王莘，导致后来被瑞星 “扫地出门”。

　　而离开瑞星创办微点，也直接让刘旭和瑞星之间产生了一道裂痕。由此引发让业界侧目的“微点事件”。“微点事件”爆发后，刘旭时时担惊受怕，竟然 配置了9部手机与人沟通。

　　2005年的中秋节，也许是刘旭经历过的最孤独的一个节日。当时，为防止办案人员跟踪，刘旭多次路过家门不敢回。每天晚上，他都要换几个宾馆休 息，最多的时候曾一晚换了5个地方躲藏。而为了保存公司的研发实力，刘旭还作出了将研发部从北京悄悄转移到福州的决定。

　　为防止被发现，刘旭买来20多张到厦门的火车票。等研发部的人上火车后，再悄悄地从中途下车，最后转乘两辆中巴车在夜深人静时到达福州。比起这 些员工，微点事件中被警方通缉的研发部负责病毒库保管、时年仅23岁刚大学毕业的崔素辉更惨，天天东躲西藏，不敢上班，几年不敢回老家河北过春节。 2006年的除夕夜，躲在福州一家小旅店里的崔素辉禁不住嚎啕大哭。

　　据微点公司计算，主动防御软件上市受阻近三年，使公司蒙受直接经济损失三千多万元。在刘旭看来，如果微点产品早些出来，“熊猫烧香”这种恶性病 毒会很快得到防治，间接损失堪以亿计。微点公司背负的“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罪名至今尚未得到公开平反；而无辜锒铛入狱的田亚葵和被通缉的崔素辉身心更是 受到摧残。

　　微点事件中的另一主角，瑞星公司常务副总裁赵四章因涉嫌行贿在2008年8月1日准备出境时，在首都机场被纪检机关带走接受调查，被检察机关批 准逮捕。在此事件曝光后的一段时间里，瑞星公司不仅遭到了业界的诟病，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

　　显然，在这场纠纷里，没有真正的赢家。

　　内斗仍在进行

　　瑞星与微点的这场战争，因两位创始人王莘和刘旭之间的利益纠葛而起，并导致两家公司和多名员工牵连其中。

　　虽然瑞星并未因微点“主动防御产品”的存在而一蹶不振，而微点也未因瑞星的“迫害”而关门，两家公司现在依旧照着各自的轨迹和节奏在发展，但留 给当事人的伤痛却久久难以磨灭。据微点内部人士透露，目前田亚葵和崔素辉都还在微点默默工作，但基本不与外界接触，也甚少在公司露面。

　　现在，回想当时无辜遭受的11个月的看守所生活，田亚葵仍然百感交集。在看守所里，锻炼身体是田亚葵每天最重要的事情。他对自己说：既然到了看 守所，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身体不能垮。

　　其间，这位IT企业的副总表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在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我同许多人住在一起。这些人中，绑架的、杀人的、抢劫的、强奸 的、诈骗的，什么原因进来的都有。但他们挺服从我管理的。”

　　而且，田亚葵知识分子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没事的时候就经常写写东西。在自己一个人庆祝生日的时候，在想到自己在看守所仍能与妻女同一时间收看 同一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在元宵佳节望着看守所外满天焰火闪烁的时候，他就写，不停地写。

　　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着：“棉袄贴心遥不及，咫尺天涯结发妻。一片丹心向谁述？深牢大狱锁心迹。”还有一段：“窗外礼花放，屋内歌飞扬。笑容写 脸上，坐牢又怎样。男儿当自强，佳节不想娘。待得百花香，再难也无妨。”

　　从这些文字中看出，这位副总的豁达心境。

　　这场内斗让瑞星和微点都很受伤。在微点产品上市一周年之际，《IT时代周刊》记者在中关村电子卖场四处打听，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柜台发现了微点 产品与瑞星产品一同摆放着，但鲜有人问津。

　　现在，两家公司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以来，业界对刘旭离开瑞星的原因揣测颇多，但一直缺乏一个官方的说法。今年2月18日，瑞星终于发表声 明，公布刘旭离开瑞星的原委：2003年3月，时任瑞星公司总经理的刘旭因没有完成对公司董事会的承诺，造成公司连续4个月亏损，已安排好的香港上市被迫 取消，因此刘旭与公司董事会产生严重冲突，被迫辞职。随后不久，刘旭又从瑞星拉走包括田亚葵、马斌、熊晓文在内的多名高管，在违反竞业禁止和保密条款的情 况下，不顾股东道德，设立东方微点公司，并窃取瑞星公司交换病毒库密钥，从事与其股东身份不相符的业务，严重伤害了瑞星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瑞星公司声明中提及的刘旭未完成既定目标的原因，跟2002年9月金山发动的一场50元零售价的活动有关。当时，瑞星内部分为两派，王莘是主降 派，刘旭是主战派，分歧很大，最后刘的不降价策略被采纳，却导致当年年底瑞星营业额损失了几百万元，由此引发内部董事会的不满。据传，“踢走”刘旭后，瑞 星紧接着又将包括整个系统集成部门人员以及整个1/3的销售部人员(约20人)在内的“亲刘派”全部裁掉。

　　但刘旭对此却有自己的说法，他称自己在“造假案”一事上遭遇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委婉地指出，是一些杀毒软件公司怕微点的新产品上市，从而影响到 它们的商业利益，这才与主管部门勾结，采取封杀微点软件、打击微点的方式阻碍科技创新和进步。

　　瑞星公司市场总监BD总经理马刚却告诉《IT时代周刊》，主动防御和行为判断并非新东西。2002年初，瑞星的产品(增强版)已带有主动防御模 块，通过行为判断不需样本库就可以查杀病毒。当时在发布会上，瑞星曾在100多位记者面前当场试验，将样本库卸载，然后扫描病毒，查出率是70%多。马刚 还说， “案件目前已进入司法程序，为避免扰乱司法，我们不会对外透露一个字，不会回答任何问题。”他同时坦言，“案件对瑞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没必要去喊 冤。就算微点有技术，那也是从瑞星带出去的。不管微点的技术是好是坏，都跟瑞星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

　　事到如今，谁是谁非？外人已经很难说得清楚。但假如瑞星死掉的话，谁会最开心？是微点吗？绝不是！

　　现在，软件巨头微软携其独立的杀毒产品来了，卡巴斯基也加大了与我国国内企业的市场推广力度，声势渐盛。而老牌的趋势科技、诺顿等国际厂商，以 及新锐360安全卫士，在今天的“云安全”时代，都在纷纷规划着自己下一年的战略。

　　外围强敌当前，市场形势紧迫，王莘和刘旭难道还要沉溺于内斗吗？

　　第三章 内讧不断：中关村民企的悲哀

　　中国民营企业生存时间短暂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内讧不断。

　　著名经济学家龙永图曾在一个“名商论坛”上大声疾呼“内斗猛于虎”，称中国企业内部的恶性竞争是当前比较严重的问题，互挖墙脚，彼此拆台，已是 国内企业的一个积年顽疾。

　　中关村式内讧

　　事实上，瑞星爆发出的问题，是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乃至全国民营企业的一个较为恶劣的典型。

　　对此，业界资深人士周鸿祎认为：瑞星事件是整个中关村的悲哀，他们无意于引进VC，只琢磨自己偷偷地赚钱，这注定其无法做大做强，加之产权不明 晰，分配不均，最后导致多方均输的局面。

　　作为中关村的纳税大户，瑞星每年纳税至少1亿元，这足以让其他行业的企业瞠目结舌。杀毒行业在2006年度曾经入选中国暴利行业前十名。

　　既然是一个收入较为稳定且高利润的行业，为何鲜见主流杀毒软件厂商争相上市的情景？为何不通过资本运作将企业做大，积极抵御外来者，努力拓展海 外市场，而只热衷于围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进行无意义的口水战？

　　“大部分的杀毒软件其实都是大同小异。”一位软件经销商告诉《IT时代周刊》，厂商的营销手段是决定杀毒软件占有多少市场份额的重要因素。为了 在市场上赢得先机，口水战、价格战、促销战常常混成一片，最终搅乱了市场，使整个行业丧失了更好的创新环境。

　　特别是现在随着“破解版”跃升为普通用户的第一选择时，数年前任何一款正版单机版软件动辄售价200-300元/年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并且随 着国外厂商的涌入，加之免费产品的搅局，杀毒行业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这些因素的存在，也刺激了相互间的口水战。

　　一位业内人士不无担忧地告诉记者，只要仔细去研究中国的软件产品，就知道这些厂商已经丧失了创新动力，推出的最新产品往往欠缺创意，却又总是披 上绚丽的外衣粉墨登场，跟风多，功能弱，体验差，弊病多。

　　缺资金，缺技术，缺乏先进管理的软件企业在中国比比皆是，它们都能获得上市资格，为何手握巨大现金流的杀毒软件厂商反而不去上市？据了解，正是 现金储备充裕，杀毒厂商在上市融资的迫切性上弱了许多。

　　在这些厂商中，某些管理者还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资本运营为企业带来的价值远非资金本身，上市能让企业引进更先进、更成熟的现代企业管理理念 和制度，由此做大做强。

　　当然，不可否认，对多数资产负债状况良好的企业而言，上市也有它的弊端。民营企业机制较为灵活，便于迅速捕捉市场机会，迅速调集资源，对市场快 速反应。而上市后，公司将不得不接受上市公司的一切法规监管，包括证交所、证监会、独立董事，还有股民的监管，同时必须接受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有时候， 信息披露对股民是有利的，但企业却可能面临商业机密被提前泄露，进而被竞争者利用的风险。

　　没有资金压力等问题的制约，为何要上市给自己引进多个“婆婆”？也许，这正是瑞星们目前的担忧。

　　眼光长远才能基业长青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瑞星的两位创始人因利益分歧而决裂，也导致企业自身发展的停滞，这是一个“双输”的结果。

　　事实上，合伙创业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比单独创业更大的利益和更好的前途，即实现“1＋12”。但假如合伙后，所获得的利益反而没有单独创业来得大 时，谁还会愿意继续合作下去？

　　在中国很多商业合作中，合作者都不习惯以感恩的心去看待对方。“凭什么要我辛苦地外出干活，而你可以舒服地坐在办公室里？”“产品都是我研发出 来的，凭什么要与你一起分享？”“凭什么我干得多，而你却拿得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常常闪现在多数人心里。

　　一旦合伙创业的弊端出现时，合伙人就不得不为了消除这层弊端费尽心机，90%的精力被浪费在了钩心斗角上，甚至可能会因为这些内部矛盾而导致各 自利益的损伤。这种情况下，多数人选择了退出。

　　专家以为，瑞星微点纠纷在中国并非个案，很多企业都曾经遇到过这类问题。在企业初创阶段，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企业组织形态因陋就简，强调快 速决策和执行效率。此阶段，企业所有的合伙人一般都能够全身心扑在企业的业务拓展和运营管理上，大事小事齐商量，互相之间的沟通也非常顺畅及时。但随着企 业的发展壮大，内部组织层次、人员、外部经营环境等都变得更为复杂。此时，企业决策不再是初创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模式，而更强调整体性、一致 性和专业性，合伙人分歧也多发生在此阶段。

　　如果瑞星事件中的当事人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按照某种规则协调好各自的利益分配，将精力放在产品创新和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上，无论对谁来 说结果都一定会更好。而他们之间的恩怨再度告诫人们，只有目光长远，才能让企业基业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