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一体自汉魏之后行草既出，就逐渐走向了冷清，就算是专攻草书的书家也大部分忘记了“无章不草”的古训，专门从事章草创作的就更少了，为者愈贫，和者愈寡。但从字体对风格构建的意义来说，以章草为体的成功概率极高，其一为章草近汉隶，自身气息古穆，一般不会给习书者带来甜俗的习气；其二因为从事的人少，但作为风格的特殊性存在，反而容易跳出来，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其三因为攻章草时往往心绪稳定，不至于心浮气躁，易近古风，风格的追求可以保持单纯深入、持久。除了不通俗之外，攻章草几乎是没有任何误区的选择。以章草为体，上接隶草，下续今草。楷体为用，化解章草的头绪极广，出风格相对容易多了。历代攻章草的大家均能以此大而化之，从隶法过草法，隶草相参，以刻帖为字法之辅，交笔意于汉魏简牍残纸，最终出之以古穆、简远、朴素之意境。这其中，王蘧常是当之无愧的高手。

王蘧常在《忆沈寐叟师》中谈到了写大字时“转指运腕”之法，强调转指换锋之际继续运腕不影响笔力，原来的笔势不减。因其师沈寐叟就是运用此法，并在转指的同时侧管，有时甚至侧管卧倒于纸上。

这种方法在做大字时是便于发力的，虽是侧管，但力是不侧的，始终保持“中力”，其要诀是侧管的同时顺势加力，随着笔管的起伏，既起调锋的作用，也便于使用从颖到副毫的各部分墨。在理论上，写大字与小字的运笔方法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加之书写对象——纸张的渗水性、厚薄、平整度、纤维的性能变化，匹配相对特殊的方法亦是必然的。沈寐叟的章草之中能融入北碑的笔法，行气近于明末清初的行草书家。笔法借鉴表现在起收转折处的外拓与方折，行气借鉴表现在节奏感的起承转和之际，结字的体量轻重组合、大小参差。

王蘧常与沈寐叟一样，线条质量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所不同的是沈寐叟多飘逸滋润之致，王蘧常多以凝练劲挺出之；在字法上，沈寐叟多间以北碑、行书，随机应变，王蘧常则是单纯的章草，是对章草的行笔速度则是较慢，且速度变化较小，近于篆籀及汉碑；沈寐叟的章法多是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天真自然，属豪放型；王蘧常的章法变化多在字内、在空白处、在黑白对比度上，古穆安详，属内敛型；在笔性上，沈寐叟多刚性，王蘧常多韧性。

王蘧常在晚年（大约在83岁以后），线条质量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多由内力发之。筋骨强劲，真力弥满，点画神采奕奕，满纸“活眼”，在其绝笔《十八帖》中，使我们仿佛见到了《平复帖》；笔势之重、体势之开张更是憾人心魄，作品气象之大反映出作者胸襟之广，章草之字象能有吞吐大荒之势于王蘧常章草对联中可见，老笔纷披，厚重如篆籀，数十年功力、精气神凝结而成，可谓壮美之极。

王蘧常在日常的书写始终保持章草一体，甚至是在写信时也不改变，平时的论文、著作手稿的出版需要学生帮忙翻译。这一点说明了其性格上的不趋同，一方面由于王蘧常本身不是公众人物，不必面对大众，与他交往的大部分是书家或有相当书法认识水平的文化人，客观环境上有保持特殊性的可能；另一方面在主观上，王蘧常更愿意走向心灵深处，与先贤交流。性格上不趋众的心理以及章草字体的抽象性，加上王蘧常对章草的二度抽象使观众包括一些专攻草书的专家对其作品也无法完全卒读，由此，其作品的接受过程与大众化书法人群隔了几层，曲高和寡。但是却在专业书家范围中赢得了一致认同，取得了崇高的地位，成为了二十世纪专业书家的代表人物。

王蘧常的大部分书信多为机制有光纸，生宣较少，大概缘于其写小字时不要渗化，以体现笔触之清晰，机制有光纸光滑，近于熟纸，他对宣纸性极为熟悉，与古法相同。熟宣的线质是阳文式的，类似金文铸造感，王蘧常章草在熟宣上线质涩劲苍茫、实中有虚、虚而不薄，匹配以拙中有巧的结体，愈加奇趣横生，老而弥坚、铁骨铮铮。

如果把王蘧常的章草做纵向（历史的）及横向（同时代的）比较，魏晋之际专攻章草的书家如史游、索靖、陆机、王羲之等；之后专攻章草的书家如唐李怀琳、贺知章、武则天、宋赵构、元赵孟頫、杨维桢、明宋克等；近现代专攻章草的书家如沈寐叟、高二适、沙孟海等。自王羲之开始将章草今草化了；唐李怀琳将章草行书化了；贺知章将章草行草化了；武则天将章草楷书化了；宋赵构将章草楷书、行书化了；元赵孟頫六体书皆能，其中章草不能算做主攻方向，有楷书、行书笔意的成分；杨维桢以章草为起点，出之以今草及行书；明宋克将章草行书化之后再以楷书相破；沈寐叟将章草的节奏感行草化，出之以北碑的笔意；高二适与宋克相近，将章草吸收晋唐行草、楷书；沙孟海自章草终，其间结合了宋人及明清笔调。以上可视为以章草为起点的“走出”，其中，王蘧常的特殊性适对章草的“走入”，以章草为体，字法纯正，吸收隶草，出之以篆籀汉碑。“走出”是对其演绎，“走入”是对其内在挖掘、提纯、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