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曾这样谈及《古船》：“我的第一部长篇曾让我深深地沉浸。溶解在其中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单纯——这些东西千金难买。”1986年《当代》第五期上发表的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曾引起极大的轰动，在较长时间内得到读者的认可，并获得1992年度庄重文文学奖。
　　M•兰德曼的那段话曾经深入人心：“社会从文化形成具有特殊性这一点上看却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在每一种文化中被不同地构成，因此，如果人被看作是一种社会存在，那么他也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此君还说“社会人类学是不够的，惟独文化人类学才能触及文化的核心。”
　　当代文学在1985年前后开始自觉地以文化视角对人的生存状态作理性的审视。这一视角的确立，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整体意识和民族（地域）意识。作品的历史纵深感强化，对各种文化的特殊性的认识也较以往的阶级学、社会学的表现更贴近人的深层内容。在民族因袭负荷被指出之后，新时期之初特有的那种意识到人性尊严的觉醒和精神独立的乐观情绪，便被忧郁、严峻的神色所取代。作家们不无担忧地发现：摆脱根深蒂固的文化羁绊，要比治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的变化艰难得多。对这种共识的表述各异，张炜的《古船》是当时较重要的作品之一。中国知识分子自鲁迅起就已掘出民族痼疾的根源所在，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再次证明：在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的呼声往往是那么的一相情愿，无助无奈，也于世无补。
　　反映改革时期，却是从历史、文化与人性的角度与深度同时推进：一个仅有二十多岁的青年作者，一个有沉重的道德感，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色彩的作家，在《古船》中，以对历史血腥的真实还原与对现实苦难的直面相结合，在主人公抱朴的最终抉择中寓含了自己的期望：改革时期的民族文化人格亟待整合，民族发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辙，民族要振兴，必须作出新的文化选择。
　　《古船》以胶东小镇洼狸镇自土改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作背景，展开了镇上隋、赵、李三家族间的恩怨。这是一段刚刚逝去的历史，带着几千年的深刻印痕，与现实紧紧交织。这段历史中，三家族间的恩怨与历次政治运动相互纠葛：老隋、老赵、老李家人们的命运浮浮沉沉，仁厚的、刚毅的、怨毒的、痴狂的、伪善的、怪诞的灵魂不断地轮回和重现。而其中，作者最想凸出的，是历史进程中两股相互盘结较量的力：一股能够顺应和推动历史与人类的脚步，另一股则会死死地拽住历史的行进步伐。历史在这种盘结中艰难行进，有时会停滞，也有时甚至会反复，会出现历史洄流，这才是作者真正为民族忧虑的。那又是一段荒诞的历史。与人类自由要求的悖反，是这荒诞的根源：为着改变农民命运的土地革命，在这儿被简化成了报复和杀戮；对剥削阶级特权的剥夺，被改造成了对个体生命的剥夺；从“文革”中的夺权、绝食、致敬电，一直到洼狸镇的承包大会，历史不断地上演着荒诞戏。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都失去了保障，饥饿、寒冷、杀戮、冷酷吞噬着人们的生命。理性的丧失带来兽性的膨胀，洼狸镇上血流成河。对历史的拷问中，作者直逼人性深处的扭曲与异化。那段历史同样充满了耻辱与苦难。人的尊严遭到肆无忌惮的践踏，隋家三兄妹苦难挣扎的焦灼沉重得令人窒息。现实承载着历史的重负，死人紧紧地拖曳着活人，《古船》中每一声沉重的叹息、痛苦的呐喊都扣击着人们的心弦。把笔触探及作为传统文化心理的母体与原型的农民文化意识、农村人际结构的深层，张炜的思考已提升到人类文化意识的哲学高度。
　　老隋家的长子隋抱朴可以说是作家人格理想的化身，在作品中代作者立言。他象历史铸造的一座苦难的雕像，在孤独中细品着痛苦。抱朴痛苦的精神探索历程，是《古船》的中轴线。他复杂痛苦的内心世界，他的经历、情感、思想、理想，在作品十六至十八章中以兄弟夜谈的形式，传达给了读者。那是一段控诉人类苦难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文字。作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民族资本家的长子，抱朴本性善良正直，幼年即从父亲受到良好的儒、道互补的文化的传统教育，铭记“仁者，爱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不料先见父亲血尽而逝，又当场目睹继母服毒自焚的惨怖，新旧交替时代历史的血泪，家族的不幸沉积在他的心底；现实的风浪又不断地搅起他内心的波澜，把他不愿意想起的那些一遍遍地催醒，他成为历史负重与现实不幸的结合部。长期的苦难经历，以及身为老隋家人的原罪感，使他心事浩茫，兼忧天下，自我压抑、自我反省。他在沉重的家族原罪感和现实恶势力的压迫双重压抑下，沉默沉思在老磨屋里。这是张炜最擅长塑造的一类农村知识分子形象：他思考着自己的苦难，家族的苦难，镇子的苦难，历史的苦难，他决不狭隘，象脚下的大地一样，沉实厚重极具包容性。他反复读着一本书，赞扬着一本书，接过了一本书：即《天问》、《航海针经》、《共产党宣言》。抱朴的痛苦、焦灼、忏悔、自省代表着一代人的选择：“人啊，该好好寻思人”；粉丝大厂是“大家的，再别让哪一个狠性子的夺走！千万！千万！”他为任何形式的剥削焦灼不安，灿烂的理想之光从艰难痛苦的思索叩问中升腾：人道主义的理性之光、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成为抱朴进行新的人生选择的标尺，使得他对个人和社会进程的思考得以摆脱“原罪”的囚笼，找到了通往自由之路：“要紧的是和镇上人在一起”。抱朴走出老磨屋，担任粉丝大厂经理的结局，是张炜审美理想的直接体现：年轻的作者对未来持有的是年轻人特有的乐观——他相信着并寄希望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人道主义的胜利。
　　抱朴从畏世、出世，到原罪、反省，到终于选择了入世，有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同时也不可否认是一次个性的释放，也是儒家的积极面的发扬。虽然抱朴生于民族资本家家庭，但这是一个长期定居在中国农村、从事工商业仅二十余年的家庭，隋迎之对幼子进行的仍是“仁义”、“爱人”的传统启蒙教育，后来又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了抱朴的民本思想和传统义利观念的形成。抱朴重义轻利，绝少私欲。儒家思想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对抱朴的影响是双重的：他曾一味的隐忍沉默，独善其身，目睹洼狸人的苦难而懦于行动，不仅给他自己、给小葵、给闹闹带来痛苦，也延续了洼狸人早该结束的苦难；只有在付出太多代价之后，他才在危难时刻接过粉丝大厂经理的担子（对赵多多、见素而言是权利，而对抱朴而言，则是一付重担，他终于义无返顾地替洼狸镇挑起这副重担来了），实行他“兼济天下”的理想。作家刻意将抱朴的隐忍与见素的勇于行动相对照，对这个永远想好了再做的岁月沉思者敲响了边鼓。
　　如果说儒家文化给了抱朴责任感和使命感，马克思主义则是抱朴能超越个体苦难、家族遭遇而关注整个镇子的不幸、镇子的命运，思考触及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从而摆脱朴讷而振作的最主要动力。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关于集体主义、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理想社会状态等思想，都被抱朴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吸收。即使不能说抱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的价值观念、人生取舍的许多标尺，都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
　　作家显然是有意将其同父异母的弟弟隋见素作为抱朴的参照性人物来塑造的。见素身上流淌着母亲茴子不可征服的血液。作为个性极强的资产阶级女性，茴子的阶级意识和怨毒的仇恨、凛然的尊严感和惊人的意志，使她从容地选择了抵抗与自焚：既然现实不能服从她的意志，那么，她也绝不让她的意志屈从于现实。作家对见素身上燃烧的抗暴的人类激情，看准目标勇于行动的勇猛个性，生命高扬于搏击而凋谢于失败的悲壮历程，给予了热烈的赞美。对见素的热情、进取、抗争、开拓的肯定也就是对不必再低头俯首、委曲求全的时代的肯定、歌颂。
　　见素的反抗是猛烈的，但同时却也是终究不可能有前途的。他执拗地认为粉丝大厂应该姓隋，并且为此进行了直线曲线的斗争。强烈的复仇欲望，使他要以“倒缸”为代价为赵多多制造危机，他阻挠李知常对旧的生产设备进行改进，尤其当他责备抱朴“为赵多多”扶缸而发生兄弟间的冲突时，当他算帐时有些想法与赵多多不谋而合时，当他竟至于同意联合赵炳与抱朴对抗时，他的失败已经注定了。他果敢、干练、有胆魄，本来可以构成对旧的政治经济格局的威慑与冲击，但他以恶抗恶，只圉于对个人遭遇与家族苦难的咀嚼，过于看重隋姓的荣辱，过于沉溺于重振家风的旧式幻想，过于不了解历史的运行规律，这使他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行不通的路。而对见素的失败及重病、生死难卜结局的安排，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这种价值观、道德观的态度。
　　另外，抱朴与见素的比照，更主要地表现在现代物质文明进程中的负面效应上。现代文明进程往往与道德的进步背道而驰。理性的觉醒带来精神的孤独，感性的解放催醒了情欲的放纵，商品经济活跃却令人情冷酷，金钱的杠杆作用伴随着金钱的腐蚀作用，矛盾遍及方方面面，无法回避。大喜几乎为此送掉年轻的生命，见素差点与赵炳联手，而抱朴之所以最终拿起了算盘，与父亲算了同一笔帐，正因他要反复衡量这人生的利弊、得失、苦乐、善恶。作品内在的悲剧美在矛盾人生中悲壮地升腾。
　　叔父隋不召是对抱朴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影响巨大的一个人物。隋不召的文化心理中更多地带了人类顽强的生命意识、人性的天真率直和原始生命力的冲动。他任情随性行事为人。他给洼狸镇带来的有生气、活力，也有淫荡。他积极地好奇着、认同着、支持着一切新生事物。他以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顽固执着于他的人生追求。虽然半生历经沧桑、失败而归，但他的理想不死。他是老一辈洼狸人中唯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有了他，才有了青年李知常的再生。而他坚持要把那本他视若性命的《航海针经》交给抱朴的用意，抱朴也深深地懂得。又是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第二次救了李知常。他生得卑微，死得辉煌。尽管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狂，时而一本正经，时而荒唐可笑，却终不失为洼狸镇上一个让人敬重的人。洼狸镇上一辈的人相继地去了，作家借隋不召之口告诉我们：有了更新换代才会有洼狸镇的年轻，才会有发展。隋不召，一个若愚的智者。
　　镇上的老李家一直出一些孤僻怪异的人物。祖父李玄通十四岁上便去深山闹玄，父亲李其生为了摘掉“资本家”的帽子舍家不断搞“革新”，李知常身负上几代人的历史因袭，压抑着自己的人性。这又是一个对洼狸镇来说不可缺少的家庭：没有李其生，六十年代初不知得再饿死多少人；实行了李知常的革新，粉丝大厂才得以实现机械化，洼狸镇才能灯火通明。这是一个当地不可或缺的知识者家庭，其作为知识者的重要性只是在历史行进到八十年代中期时才被洼狸镇人认识到。作家对李家在洼狸镇所受歧视的描写，尖锐地刺中了极左思潮与蒙昧小农传统意识的要害。作为知识者的李知常有着显然不同于狭隘的宗族意识的对社会与历史的清醒认识。由于有再生之德的隋不召的关系，他在感情上亲近隋家；与含章的爱情，也使他与隋家关系微妙，。但在见素与赵多多的矛盾冲突中，当见素阻止他进行粉丝大厂的技术革新时，他初有彷徨，在认识到生命价值的可贵之后，即以清醒的头脑决定：“不能等待”。爱情不能等待，变速轮也不能等待。他与抱朴间可以相互理解，并最终合力于粉丝大厂，是作家对人类未来选择的一种认识，表达出作者对人类的道德力量与科学力量相结合的可行性与进步性的肯定。
　　与抱朴的忧患意识、责任使命感相对峙的是强大的、千年不衰的封建主义。赵炳即这个对立面，作品中塑造的一个以改造过的新面目出现的高顶街上的封建堡垒。“谁想在洼狸镇成个气候、四爷爷看不上眼他就成不了”。“四爷爷”，洼狸镇上的人都这么称呼他，这个称呼指出了赵炳发迹的三大关键因素。赤贫的出身是赵炳在那个特殊的政治年代捞取党员资本并在洼狸镇当权的首要因素；其次，在封建宗法制思想盘根错节的年代，“四爷爷”这个称呼使赵炳享有统治家族的特权，进而仰仗这个贫下中农组成的家族统治洼狸镇，把老隋家、老李家等家族踩在脚下，并依靠政治上的特权和当时的社会大气候，对老隋家等顺理成章地进行家族复仇。另外，有了赵氏家族的荫蔽，他也能在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惊无险地度过，成为政治上的常青树和不倒翁。赵炳读过几本书，做过几天教书先生，有投机弄权的文化条件，比别人多了几分见风使舵的本领和投机专营的能耐，他说：“做人、过生活，有一千样巧妙门径，咱才走通了多少？我几十年琢磨事情，脑子常在这些地方转……”。他具有典型的双重人格：表面是尊长，洼狸镇上至高无上的权威，政权和族权的合一；实际是恶魔，以封建宗法制统治着镇子，一手制造了许多悲剧。长脖吴不断地提供给他儒道混杂、轻薄消闲的封建文化，张王氏精心地为养身保健，赵多多是他呼来唤去的一只忠实的鹰犬。而他这个自我标榜的读书人，感兴趣的是淫秽书籍。他举止雍容，精气两旺；口中念念凡事应有度，不宜太过。然而，在排挤指导员、躲过参军、捆绑李其生、占有隋含章、劝“麻脸”交出银元、瓦解红卫兵冲击等事件中，他软硬兼施，不择手段；新时期的改革中，他又指使赵多多占有粉丝大厂，后又派张王氏传信隋见素，企图形成新的联盟与抱朴抗衡：一个典型的老谋深算老奸巨滑的人物。作家以多种手法赋予了这个人物形象内涵的丰富复杂性。我们历来以“毒如蛇蝎”形容心肠的狠毒，西方也以蛇为邪恶的象征。《古船》中，作者对赵炳腹内蕴蛇的构思设计，是有深意的：与其性格的最大特点——阴毒同构。这是与赵多多外露的暴烈、丑恶、可测、无以自辩也不求自辩的狠毒相对照的一种内蕴之毒，绵绵之毒，温和之毒，叵测之毒，求自辩而总有自辩之毒。他恶毒之极，也伪善之极。他指使赵多多之流作恶而自己从不抛头露面，反而不时以高顶街救世主的面目现于众人面前；他长期霸占隋家的含章，知太过却不抑制自己的欲望，而以隋家的救星、“贵人”形象骗取敬重。老中医郭运评论他要“三年扶体，十年扶威”，但愿他永远扶不起来才好。
　　赵多多生性凶残、无知、粗鲁、盲动，称他为封建宗法制的爪牙要比中国农民的蜕变恰当得多。他对赵炳死心塌地、忠心耿耿，在赵炳的操纵下，以一己之“太过”维护着洼狸镇的“规矩”，他只是一个工具。他没有思想，最大的愿望不过是疯狂的家族复仇观念。流氓无产者的无道德，农民文化意识中疯狂的嫉恨，卑劣的情欲和贪得无厌的本性，使人变得不成其为人了。从他对茴子的数次侮辱，甚至在她临死前也要对她进行兽行的凌辱，到他土改时的嚣张，动不动就“干掉他”的叫嚣，到“文革”中对赵炳的忠心，到“文革”后奉命伺机夺取粉丝大厂，谋取巨额利益，及为利益不惜破坏粉丝声誉，在工序中搀假，他的行动体现出的更多的不是人的而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兽性的本质。在叫嚣“干掉他”的时候，疯狂的复仇观念已转化成某种生理上的快感。年轻的作者认为社会进步的脚步不可阻挡，自我灭亡就是这个流氓无产者最好的归宿。“四爷爷”早已威风扫地，更何况他一介走卒？是该让位的时候了。
　　《古船》之所以震撼人心，关键在于它毫不讳饰地、充满道德义愤地拷问着历史，拷问着苦难、拷问着人性。对于极左路线、封建糟粕是怎样地与人性恶结合，干扰着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土改复查中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冲突、流血，张炜不惮于作真实的揭示。赵炳形象当代形态上的典型意义因而生成。当代农村，封建阶级已被消灭，旧的所有制形式已不存在，它们会不会死灰复燃？还有没有有继承人？会不会借其他面目继续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还会不会有赵炳第二，赵炳第三？鬼影似的二槐——赵多多第二，不是已经开始作恶了吗？洼狸人什么时候才能不迷信那些貌似权威的东西？压在民族身上的历史因袭何时能够摆脱？走向未来的坚实的起点在哪里？追问中，《古船》沉郁厚重因而产生。
　　胶东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日里夜里牵扯着一个胶东青年的心灵，基于深切的关注产生的思考不能不深刻，贯穿其中的故土情怀也不可能不强烈。《古船》中所描写的粉丝大厂，在胶东半岛上的招远、，作者的故乡龙口及莱阳几乎每个镇子上都有一两处。它们每年为当地经济创造的效益使之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而每一个粉丝厂都有一片白沙地上，竖立着一排排的木桩，木桩之间的铁丝上晾晒的雪白粉丝在阳光下白得耀眼，晾粉女工穿梭在木桩间，愉快的歌声感染着过往的行人。粉坊万一发生倒缸，全村都会慌乱。《古船》中的晒粉场位于海边，蓝天碧海白沙，一排排白亮亮的粉丝与蓝天上的白云有何不同？真正是作者记忆中美丽的故乡的写生画。地域色彩也成为《古船》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切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生活图景的真实再现，及小说中对粉丝产业对当地人们的意义的充分书写，源于张炜对故乡人民的深切真情，对故土风情的真切了解。而《古船》也因而成为作者最具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八十年代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品。
　　与前期短篇小说相比，《古船》沉郁厚重，冷静的理性叙述与剖析代替了单纯的诗性发言，而又少有后来创作中的长篇心灵倾诉的说教嫌疑，所以，《古船》一直以来被许多评论认为是张炜最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