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08月19日 星期二 08:57
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批古老帛书。其中《黄帝四经》也在其中。《四经》的出土对研究先秦道家学术集团的内在思路提供了一些证据（至少出现一部足以与老庄道家的《德道经》或《庄子》 同等位阶的另一流派的道家著作），进而针对两汉黄老道学的理论上根据与源头探寻也有所帮助。
其中“德法并重文武兼行”就是黄帝四经中的政治思想中的一个表征。从根本上来讲：是政治思想汇合现象的一个表征，是儒法之争的产物（儒家推崇德治，法家力主法治）。说明了单一种的统治方法并不能满足多变的政治现实与人性，对称性地使用是有效统治的要件。
单靠德行吗？西方人把手按在圣经上照样编瞎话；单靠法行吗？现在大街上就有人敢卖“神医”的假药。德、法两者都管用，但不够用。道德的作用在于自律和长远，法律的作用在于他律和眼前。无论企业和个人，自律和他律都不可偏废，眼前和长远都必须兼顾。有道是：规范才能长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方面的协调合作，其中德法合一的传统以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和谐、互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四经》中与德法观念对应的另一组概念是文与武：养生是谓文，而伐死谓之武。如：“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政；因天之生也养生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伐死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君正〉；“动静参于天地谓之文，诛应时当谓之武⋯⋯文则明，武则强，明则得天， 武则盛行，参于天地，阖于民心，文武并立，合之曰上同，可以定天下，可以安一国。”〈四度〉
就《四经》的内容来看，文武与德法其实不是相异的概念对称，德法并重与文武兼行是一致的；从《四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黄老道主张先文后武，德主刑辅，这是从自然与人事对应的关系中，道家柔性统治观点所标志出的统治手法，标榜人世治理符应天地之道。就统治而言，《四经》显然注重的是“三时成功”的实效，而不是就比例与对称时间上着眼，时变的特性以及柔性统治应当才是《四经》的基本关怀，〈称〉言“奇从奇，正从正，奇与正，恒不同庭，凡变之道，非益而损，非进而退”说的正是这种与时俱化的操作，这使得《四经》代表的黄老思维较之同时期法家的思维要温润而有弹性，而且强调因天地之道而生成，不带有任何的造作，在正当性与统治实效的追求上，无疑地更具有可实践性；而这种“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论约〉的德法并重与文武兼行论，从自然界内部为政治生活提供了一个伦理学的基础，在顾及政治秩序的同时，主张先德后法、始文卒武的统治手法，彻底反映了道家宽厚的政治思想面向。
黄帝四经这种带有技术性的层次，补充并扩展了《老子》关于道用的理论，从德法的关连中，开展出德法并重与文武兼行的新主张，这影响了后期的稷下与法家思维；因此我们说以《黄帝四经》为基础理论的黄老道家在政治思想的论述上，迥异于老庄道家的“解构”，而是朝向一个积极建构的方向发展（“致太平”），这种形式上仍然归属道家，却以“道”包容了各家之长的崭新政治学说，将整个战国大规模政治社会解组之后对于秩序重建的渴望，十分清楚地表露出来，同时也替整个时代朝向一个一统的政治秩序预先作了理论上的铺路。譬如：《十六经‧观》中所说的“布制建极”未尝不是《四经》作者对于新秩序的另一个形式的说明！ |
2008年08月06日 星期三 13:03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是以“天人合一”为宗旨的。先秦道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老子最先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也非常讲究“齐物”，主张“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自然的怀抱中去求得一种精神的慰藉，以达到“庄周梦蝴蝶”的境界。道家的学说根本也不应该成为一种宗教理论，因为它的科学成分太大了，并且道家在追求“科学”方面明显比儒家占上风。如果公平地评论一下，道家所继承的思想很可能最贴近先民原来的思想，也就是说，它失真的成分很小，以天、地、人三者和谐为例证，道家讲起来自然平和，而儒家讲起来却有些牵强附会，让人感到十分别扭。因此道家“天人合一”自然和谐观、对当前的和谐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有着很大的启迪。
“天人合一”为古代中国当时政权提供理论依据。从殷周到清王朝以前的统治者之权似乎都于“天”有关。故，称皇帝为“天子”，奉天命、执天威、代天管民。颁布法令也是多以“奉天承运”之圣旨作为“君临天下”的开场白。知天命与受天命，早就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所以先秦诸子都很重视命。孔子言知命，墨子言非命，孟子言立命，庄子言顺命，老子言复命，荀子言制命。诸子之说，各不相同，而同源远与《诗》、《书》中之宗教性之天命思想。天命论不仅仅在哲学思想史上有意义，而且与国家概念有联系。因为在中国古代“天命“一直被看作国家正统性以及合法性的依据。
学者多数认为：第一：天命论源于中国古代宗教观念，特别是殷人对天的信仰；第二、殷周交替之际“天命论”发生巨大变化，以《诗经》的“天道靡常”为代表。第三：周代天命论有浓厚的人文主义倾向。学界普遍倾向于这些说法。以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的正统，也偏重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人文主义因素。周秦之际天命论的演变，其实基于古人对天文的知识增长，也反映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情况。从哲学思想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角度看，人文主义的因素，不能作为某种哲学思想发展的唯一标准。而五德终始的天命论，绝不是低级思想或迷信。它取得了先秦儒家的天命论所不能比的积极进展，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有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开始。
追溯历史，我们发现在中国古代发生过两次较大的天命论的变化：第一次是殷周交替之际以天命靡常为中心的天命论变化；第二次是周秦之际五德终始说为代表的新的天命论的变化。二者都与特殊的历史情况有关。就是当时的时代需要的产物。天命靡常的天命论顺应了周克殷的历史变化，但当时除靡常的天命观外，还有天命有常的思想。西周的天命观是有常和无常的统一。无常是指天所命赐予某一王国的人间统治权不是永恒的；有常是指天意天命不是喜怒无常，而有确定的伦理性格。很显然。这里的天命论都是一种“历史中的上帝（谬勒）”的意志体现。而不是指自然的秩序与法则。
后来，儒家注重天的“有常”的伦理性格，从天的伦理本性中找出天道运行的普遍规律。《五行》以德为天的总的伦理本性，而以仁义礼智信为天道运行的五种方式。这种天道论，为了以人合天的天人合一模式的确立，奠定了道德本体论的理论基础。
但，到了战国中后期，儒家义理天的天道论模式，则不适合当时时代需要，其大约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儒家对现实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太高。孟子认为王与霸的区别在于，以德与以力的不同。以力加人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荀子也主张“力术止，义术行”。在七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儒家的这样的道德理想主义难以得到实现。第二，儒家有维护周礼旧的社会规范、制度的思想倾向。孟子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荀子说，“王子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王。”这里三代指夏商周三代。后王，指文王，武王。很明显，儒家以三代的制度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这其实是维护封国制的保守主义思想的表现。
总结：从殷周之际的历史情况看，周的天命论有激进的意义。它反对天命在一个民族身上的旧的天命观，提倡天命靡常，而以道德性为天命的标准。具有普遍性和人文性。但到了战国中叶，以儒家的天伦为代表的周代天命观已经落后，不适合时代需要。于是再出现从自然的普遍秩序与规律来说明天命的转移的新的理论，乃因当时中国对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
参考文献：《孟子》、《荀子》、《诗经》、《史记》、《中国哲学原论》、《中国哲学史》、《古代宗教伦理》、《黄老道探源》 |
2008年08月03日 星期日 08:56
创业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解放思想，归根结底就是要整个社会，旗帜鲜明的支持和保护那些致力于满足人民根本价值的创业者干事业，为他们撑腰壮胆，让他们充分发挥“擎旗人”作用，带领群众“攻城拔寨”，抢占先机。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发展的主动，才能跨越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才能推动创业型经济社会的超常规发展，才能用商业活动塑造公民社会。
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过程本质上是创业型社会的建设。是创业经济、抚育经济与知识经济三者的融合，创业、集聚、孵化将成为三大支撑点，其中创业是发展的动力；集聚则通过非线性创新模式体现了经济的生态性，是产业价值链空间分解的表现；孵化体现了经济的生物性，促使抚育经济的形成。
支持创业创新就是关注民生，理应成为各级、各类科创中心的使命！科创中心理应成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目标的关键阵营。我们再也不能空谈口号了，再也不能继续“当房东”了，科创中心一定要结束“挂羊头、卖狗肉”的时代。创业企业的成功与否，与企业自身的基因很重要，如市场操作、团队协作、经营管理等；孵化器必须不断调整经营思路，帮助创业企业解决烦琐的事务性、基础性工作，排除企业的后顾之忧，让企业少些干扰、多些扶持，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扩大他们的发展空间，营造创新创业氛围，通过对孵化流程的整合，打造核心孵化能力，把孵化器建设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业乐园。
县城也要建设孵化器。有条件的可以投资建设新的孵化大楼，成为创业基地，这种孵化器一般标准比较高；条件不够的可以调整现有存量资产，即将闲置厂房、车间等改造为孵化器。这样，可以减少投资，缩短创建时间；另外可以购买房屋，改造成孵化器；再有就是搞些成本低廉的特殊建筑。真不行就租用他人房屋创办孵化器。
海量且活跃的民间资本是留给中国经济最好的礼物。日前，只要是支持创业的，都吻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都是值得尊敬和倡导的！浙江小额贷款公司的开盘,对于民间金融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有望成为中国版“戈莱珉银行”。但在管理、人才、业务流程管控、诚信等等都直接考问小额贷款公司的专业化程度。面对通胀，中国企业可借机转型。但民资在本轮转型中，吃螃蟹的勇气和对行业的嗅觉，还远远及不上外资。但我们的确看到了希望，那就是民资中的一些，已经看到了，这正是我们所欣慰的地方。再次提醒：加速思想观念转变，全面进入“奔袭战”。
发展真的不一定是硬道理。竭尽全力挽救那些价值低端的制造商，期许可持续发展的想法极其错误。如果他们总是逼国家要政策、根本不去认真研究满足客户价值的具体方法，那么这些企业一定是没有出息的企业，根本不值得去扶持，死不足惜、这样的企业宁可不发展。这次温家宝到广州讲什么？企业家的血液里要有道德！这话真是被逼出来的。什么叫有道德？就是改变落后的剥削式的生产方式吧，转型吧，不给你们政策了。
以钱（GDP）为纲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中国制造业沦落在价值低端；以“人民价值”为纲的发展模式必定驱动中国制造从“熊市”中走出来。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善于发现农民价值，积极开拓农村市场的厂家一定会率先在本次洗牌中脱颖而出！体育赛事的胜利与东道承办的荣耀并不必然与未来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紧密联系。
什么是民企？民企就是人民企业，人民企业人民办！国家颁布新合伙企业法的目的就是呼吁大家：50人一组，组建有限合伙企业自行创业去。就是鼓励立业创新。合伙的本质是一种联合。一人兑1万，就是50万，50万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关键是合伙企业如何科学管理，有没有管理的好办法，如果没有赶快去整合这样的资源。在欧洲大陆，合作企业雇员达480万人，比同地区大型企业劳动力总数还多20%。规模最大的合作企业声称其销售额足以与任何一位对手匹敌。新合伙企业法也体现了充分保护私权的精神，对于进一步反省残留的“左倾”思维定势，解放观念，意义深远。因为，“盖专制政府无不蔑视私权”在和平和民主为主旋律的当今社会，基于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应该遵循有疑义时为自由的原则，赋予商事主体选择的自由。这也是充分保护投资者的“投资权”和创业者的“创业权”，这些都是人的权利。
主流的经济学家们，你们那一个关注过那些在县城以下的初、高中毕业在家中学生，他们怎么办？他们也有梦啊，这个群体在中国至少也有1亿吧，要说“新阶层”，这算不算一个阶层？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去创业呢？“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全军近百万官兵脱下军装转业退伍。地方政府有责任拿出政府引导基金成立专项创业辅助款项，支持他们合伙创业。目前大量“黑资金中介”扯创投融资大旗到处招摇撞骗（北京、上海两地最多），欺骗参会的投资机构和个人缴纳会费（3000-4000不等），请相关部门予以查办,为青年创业者、退役军人创造健康的创业环境。
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和胆量，勇气和胆量不是凭空来的，来自于奉献精神！奉献精神就是，敢想、敢闯、敢做、敢踩“地雷”，敢为天下先，要有一种为了事业发展勇于负责，敢担风险，不计个人得失，可以把乌纱帽丢在一边的气魄！”一个民族要有尊严的屹立在地球上，应该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也就是必须从“以钱为纲”转变为“以价值为纲”；第二是体制的改变，就是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相对称；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从改变各级官员的GDP考核标准和整个评价体系入手的提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以此来偷换概念。没有其他主义，只有一个主义，即：（具有鲜明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其他国号，只有一个国号，即：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2008年开始，必将由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持续掀起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创业活动；这一活动将极大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这次活动将会很象过去的“大跃进”。但不会再是“浮夸风”、“假大空”。
上级逼，下级逼，家庭逼，互相逼；外国逼，百姓逼，官员逼，自我逼。横批：如何解逼？答案：支持创业。 |
2008年07月30日 星期三 11:20
中央为什么要提出“以人为本”呢？
我们知道按照常规认识：儒家的思考方式是以人类为中心，要从人的角度来设想，所以肯定我们要尊重及帮助别人，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然而，以政治或教育的手段来改革人类社会，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新一代不断出生，当旧的问题获得改善，又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永无止期。譬如，儒家强调教育必须普及，让每个人都接受良好教育，而这缺是困难之事。儒家思想推行到最后，常会让大家感到很沉重、疲乏。就算把这一代改革好了，也不知下一代会变成啥样。
道家看透这一点，他们认为以人为中心去思考人的问题，最后必定徒劳无功，不如换一个角度，那就是——超越人类本位。而要超越人类本位，首先必须顺其自然，尽量避免人为的造作，因为人为造作越多，麻烦也越多。而且，坚守教条者，不顾环境和时空的变化和需求，缺乏灵活导致缺乏了人性！反人性令新来者憎恨和反叛报复。社会问题由此而发。
难道中央错了？
经过深刻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并不是真的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伦常为中心，是以孔老二设想的自以为美好的不变的人际关系为核心。是封建专制时代妄图结构化人民的产物。事实上，道家才是以人为中心。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道家重视人的各种属性，包括自私和趋利。合作时，就要设计规则和方法来达成共赢。正如管理学博士刘艳君说：“商业合作中的谈判是人们为了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满足各自的需要，通过协商而争取达到意见一致的行为和过程,是一项很复杂的人类交际行为，它伴随着谈判者的言语互动、行为互动和心理互动等多方面的、多维度的错综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是人类众多游戏中的一种，一种既严肃而又充满智趣的游戏行为。商务谈判是一项集政策性、技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社会经济活动，是企业管理中一重要的利润区。”那些标榜“以人为本”的管理，实际上，什么是“以人为本”都没搞懂呢（极少数管理者明白）。“以人为本”，说白了，就是顺着人欲来。要想使其善，必先使其更恶。他有恶的意愿，你非要拦截，说人该那样，可笑啊。难道你面对的不是人？他去恶了，恶到自己肝颤了，自然回归。欲望到失去的时候，自然就失去了。欲望不会因为你去制止，就不存在。当然，小恶是要惩戒的，那是塑造好的习惯，不是说教和期望不会发生，而是在发生时有所准备和方案。中央的理论宣传部门头脑是很清醒的，水平都比较高，面对某些海外媒介的舆论攻势，及时昭告天下：“我们强调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为了在历史的高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而不是要回到过去、守旧复古，更不是像有人提出的用儒家思想来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2008年01月02日中央政府网、新华社联合刊登的《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
有人可能要问，按照“顺人欲”的话，如果贪官也顺着，人民还活不？贪官是不是社会人？好像现在“虚伪”体制，没顺着贪官吧？可为何贪官横行于世？中国人啊，被儒家流毒过深。这么说吧，本身没有“贪官”这概念。这概念是人为了划清界限的免责借口。贪官都是社会人，很多骂贪官的人一旦做了官，不贪？这说不好。这是人性，所谓“以人为本”，是正视这是人必然会借助制度漏洞搞得私欲。控制和教育，或者就劾。一个是无用，一个是事后惩罚。要有用，中国早好了，这就是体制重心的问题。
中国的吏治怎么样来做？假定每个人都是贪官，治理结构是不是就出来了？假定每个人都是贪官，而不是现在总是强调是一小撮。假定谁当了官都会有一天出问题，那么如何防范他给公权力和更多人造成不公平和利益影响？答：在工作流程、工作标准、素养塑造上前置，就可以避免了。最重要的是衡量官员政绩的工作标准。定义的好，只要是对整体有利的，做到了，不用关心他个人是否做什么垃圾事，制度间会校核的。全部转换了工作标准，也就是绩效标准，他努力做到保住饭碗都不容易呢，还有机会搞别的？好的国务治理就是围绕目标设定好责权利。大家都认可的责权利。前提就是认同目标。也好象如何让一群自私自利的“野蛮人”聚在一起完成一些大家都很爽的事情。期望找一群圣人，出了问题，就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和惩罚，自欺欺人而已。康德认为，人的私欲永不可免（私欲不可克服，不论领导还是下属），在有效制度之下，就算是魔鬼，也只能空有无限坏心却做不了多少坏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普遍素质哪怕再低，也不会妨碍到制度的运作，进而也不会妨碍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其次，关键是国家目标的设立。如果国家目标缺失了，或者模糊了，或跟百姓的切身感受链接不紧密了，这个国体就危险了。领导人不能妄自设定自以为是的目标。而是要看看下面的各级欲望（价值诉求）。合理引导和确定一个共同认定的目标。就是民间的价值收集和定性分析。凡是一出问题，就是国家目标与各级的需求脱节了。也就是价值无法对称到各级需求，这时候就乱了。现在国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跟人民的价值诉求相吻合，“以人为本”也没错。是我以前认识有偏差。
有人说，各级的需要都满足那是无政府主义！看，一个大帽子扣过去，这是无政府主义！但说这句话的同时正是“无地方价值主义”、“本位主义”。国家的任务在于收集地方的价值需求、权力来自可持续的满足地方需求，就这么简单。各级需求都要有满足的管道和机制，更多需求的确是需要让各地认识清楚，也就是让各地看到更高级的需求。懒得做这个工作，问题就一个接一个来了。就算国家机器暂时帮你压住了，若不尽快跟上来开放和满足这个需求。以为下次问题来了，再用国家机器就得了。只能会累积越来大的反抗和不归。
国家权威对内，对地方，不可多用，用多了，得不偿失。因为每次在这里就要花费更多让利和扶持来柔和矛盾。国家机器是对外的刀，是民众支持的刀。你拿来吓唬民众，得到的就是失信和憎恨。民众对建立国家机器的需求是看护自己利益的。反过来伤了自己，就不会尊重了，反而会蔑视和更加枉法。在香港最腐败的时候，黑社会对来执勤的警察大喝：滚！这里12点以后是老子来管理，警察吓得屁滚尿流走人。为什么?因为政府形象烂透了，做为国家象征的警察没人怕，得不到尊严和震慑感。
家庭教育也是同理，小孩子老挨打，偷偷毁掉老子的鞭子和棍子是常有的事情。什么情况下用家法?用的要认真和庄严。完全错了，对方也知错了的时候最合适。前提是明示标准，什么是错，什么是对，行为的要求如果没有明示过，动手了，就一定完蛋了。你教育你儿子，如果没有说过的事情，千万不要因你的羞恼而动手。一旦你明示过，他也同意配合的，他出了问题，你就要痛下决心。哪怕当时你心情超好，或者有别的重要事情，都要罚责。打他这一次，他就永远记住了。而不是发现，原来老爸心情不错的时候，啥都可以不算数。
政治是大事，与全国人的幸福关系密切，不当凭遐想，开玩笑。目前中国的国务治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变革的成功与挫折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变革过程中是否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而在于社会能否形成化解矛盾、平衡冲突的能力。而有效的国务治理必须以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与时代特征为基础，通过以价值引导、制度维系与组织支撑三个维度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国务治理与政治建设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务治理。最后笔者衷心的希望人民当家作主、以法治国、执政为民的中国在21世纪愈加昌盛！ |
2008年07月23日 星期三 12:33
大千世界中，充满了对称，这是一个对称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杨振宁引用过那句话“不对称很少仅仅由于对称的不存在”，已成为深刻的哲理名言。他在《归根》中写到：“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在自然科学和数学上，对称意味着某种变换下的不变性，通常的形式有镜像对称（左右对称）、平移对称、转动对称和伸缩对称等。物理学中守恒律都与某种对称性相联系。在日常生活中和在艺术作品中，“对称”有更多的含义，常代表着某种平衡、比例和谐之意，而这又与优美、庄重、协调联系在一起。“天地之美，就是万物之理”这是庄子说的。万物之理是什么？就是对称性！
但，今日之国人却生活在混乱无序的价值体系中。为什么要这么说？比如，一瓶苹果汁要20元左右相当于3美元，在国外一瓶苹果汁是大约3美元。但是在中国1公斤苹果只有4-5元人民币，而在国外1公斤大约是2美元。个人收入上，普通工人的月薪只有1000-1500元，而有的所谓白领月薪几十万还嫌少。足球运动员的年薪几百万人民币还嫌少，因为国外的同行是几百万美元。但论到贡献价值，中国足球运动员贡献了国外的同行同样的价值吗？国外的普通工人的月薪又是多少？煤矿老板可一次买几十辆焊马，但煤矿工人连糊口都困难。
造成这种混乱的价值体系的主因在于随着全球演进化，中国与世界的交融也在加大加深。西方的价值体系正在进入中国，与中国所固有的价值体系并存与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混乱。这种价值体系的混乱导致某些人浑水摸鱼，一夜暴发富等多种畸形社会形态的形成。“王元化先生说：我看现在最令人担忧的，是马科斯•韦伯指出过的“工具理性”膨胀问题。人们把理性当作实现物质欲望最大满足的工具，而不承认它有“自我存在”的理由，因而泯灭了对于文化的渴望和对于理想的追求。一些年轻人也满足于房子、车子等物质享受，而不关心我们的社会走向何处。“（钱宏《第三种忠诚》）因此，如何调整我们的价值体系（否则中国将失去自己的价值体系），将西方价值和东方价值对称统一起来的问题，已经日趋突出。
我们知道，只有达到信息完全公开等条件的完全竞争性市场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的高效率。信息也是资源，因此信息的对称性，其实是“资源对称性”在信息领域中的具体应用。《山海经》研究专家宫玉海经过三十年的研究表明：上古人类并不愚昧穷苦，不像摩根以现代原始村落为依据所描绘的那样，他们而是在“百乐歌舞”中幸福生活着，并且创造出高度的文明。在古代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商品种类简单，制作过程相对透明，什么物品价值几何，技术或者劳动的含金量有多少，人们心里大体都有个数，可称之为“形神合一”。而在现代商业中商品换代极快，新产品层出不穷，产品种类极大丰富，令人目不暇接，也正因为有了新产品，才诞生了信息不对称。由于消费者一时难以判定一个陌生商品的价值有多大，只能估计或者被动接受生产者或销售者报出的价格。日久便成了习惯，人们也就接受了这个价格，并习以为常。再者，现代商品的售价中嵌入了税收这个因素之后，使得等价交换日趋复杂和困难甚至不可能。
事实上，人类社会形成后，第二天和第一天没有区别。历史的每一天，乃至高度发展的今天，和那遥远的第一天也没有区别。因为那个时候圈子小，经验和知识共享充分，从价值需求抽离出来的信息能够迅速对称。随着社会体系越来越庞大，价值的传递偏差越来越大。国家与国家间、中央与地方间、企业与企业间、组织之间的竞争其实是比谁更加接近真实的信息对称，信息失真小。在社会中彼此真诚相对、会使相互之间的沟通少去许多障碍，是信息流通顺利、效率提高，我们的道德和法律常要求社会中每个人都要讲求信用也是如此，整个人类社会中的组织、国家也应该如此的，不然，一个社会到了谁都不信任谁、寸步难行的地步，这个社会是可怕的。
信息为什么对称才会有价值？或者说，什么是信息对称价值？信息对称价值＝人数×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信息质量。为什么信息对称价值的公式会是这样的呢？
以春晚为例，每年一度的春晚在没有网络，没有卫星、电视传播下，它在地球上的信息覆盖面只限于现场的观众，如果现场有1000个观众，那么晚会就被1000个观众所了解、欣赏。当这场晚会是在信息发达，有网络，有卫星电视转播下，有非常多的媒介转播，它在地球上的信息覆盖是可以达到非常广泛的，如果有10亿观众通过网络、卫星电视收看直播。那么就被10亿个观众所了解、欣赏。抽象的说信息对称价值里面的人数是指信息所吸引眼球的程度。那么信息质量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春晚是否表演的精彩。信息质量就是信息的好坏即信息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
再比如我们的大明星姚明。当他在中国打球时他的信息是通过中国的CBA联赛传播出去，而CBA主要是在中国有影响，在亚洲、世界的影响力是很底的。这时关注姚明的主要观众也限于中国。中国的人均生产价值是很底的，虽然姚明的个人技术很高，但姚明的信息对称价值并不会很高。
姚明的信息对称价值=人数（中国人）×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中国人的平均个人价值）×信息质量（姚明的篮球技术）。
姚明的信息对称价值也体现在他的收入，那时在中国一年的收入加上广告收入也很难超过一千万。当他在美国打球时他的信息是通过美国的NBA联赛传播出去，而NBA不但在美国本土有很大影响，而且在中国、世界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这时的姚明作为一个国际性的NBA球员受到了美国人的专注，受到中国人的专注，受到世界的专注。这时姚明的信息对称价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姚明的信息对称价值=人数（中国人）×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中国人的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信息质量（姚明的篮球技术）+人数（美国人）×社会平均个人价值（美国人的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信息质量（姚明的篮球技术）+人数（国际人）×社会平均个人价值（国际人的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信息质量（姚明的篮球技术）。
姚明的信息对称价值也体现在他这时的个人收入上。他在NBA一年的收入是7200万美元，加上广告收入一年下来就是一个亿的美元。姚明收入差距如此之大并不是球技的提高如此之大，而是因为从中国到美国的平台的转变，使得姚明的信息对称价值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通过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说明信息对称价值在经济中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在现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如此发达的情况下，信息对称价值随处可见，而且影响将越来越巨大。很明显当信息对称价值作为信息社会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价值时，信息时代的科技发明要体现出它的价值出来。就应该是能够更好的促进信息传播。信息对称价值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它与人数有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赤壁》为什么会突然创造如此大的票房？我们假设一下美国人拍的电影只在美国放映，中国人拍的电影只在中国放映，美国是3亿人口，中国是13亿人口。如果是在同等的国民收入的情况下（国民大体对电影的热爱相当）一部都适合本国的好电影拍出来了，如果每个人都看，美国电影信息对称价值＝3亿×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信息质量；中国电影信息对称价值＝13亿×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信息质量。
这里设社会平均个人价值和信息质量价值相同，那么中国电影的信息对称价值是美国电影信息对称价值的4倍多。按照这个观点，这个公式，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素质提高，对电影的热爱的增加，中国电影质量不断的增加，中国电影在本土上的票房必将超过美国电影在本土的票房。因为中国有人口的优势，这是信息对称价值的大发现。这揭示了在信息时代下，只要努力提高社会平均个人价值，人口数量将是重要的生产力，而不是相反的负担。
“价值”归根结底于“有用性”。人对客观事物的价值认识总是因人而异的，这就是价值对称性。张清平先生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文几个例子极具代表性。比如：同样是秋叶，李白吟诵到“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字里行间流露着黯然神伤的凄冷。但是到了杜牧的嘴里，就变成了“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字里行间充满了乐观、明快和赞美。
再比如在修缮明长城的时候，主管部门让施工队里的工人来个工位大调换——让会砌墙的瓦工退下来当小工，让原来的小工掂着瓦刀去砌墙。瓦工当小工自然是没有问题，但不善砌墙的小工却砌不好墙，如此一调换，砌出来的墙参差不齐，而这正是工程师所要达到的目的：墙体墙形非常具有“沧桑感”。如果换上熟练的瓦工上场，怎么交代他不要那么整齐，他还是习惯性地把墙砌得棱角分明，显然是一个现代建筑的模样，失去了古迹的风味。在这里，原本的“技术”变成了一种劣势。
崔长林先生认为：对称的事物之间为何会存在价值？这是由于，凡是能够存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事物其质能关系、性能关系都是对称的。黑格尔曾经说：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因为对于“是否合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凡是存在的都是客观的和有价值的，否则它们就不会存在，也不会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对称价值”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或者说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中，组成该系统的质量物质与能量物质、性量物质与能量物质之间存在着“对称价值”；表现为——凡是对应的、对称的、守恒的便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是缺乏价值的或者说是存在“反价值”的。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人类存在，就不能没有管理，只要有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必须管理。虽然促使人类活动的工具因时而异，技巧各不相同，但人类心理行为的原理原则永远不变。最佳的管理一直是开发人类潜力的钥匙。因此，无论是一个普通家庭，还是最高的国家机关，都离不开良好的管理。因此，只要价值存在，就需要价值管理。“价值管理”是美国学者肯•布兰查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依据组织的远景，公司设定符合远景与企业文化的若干价值信念，并具体落实到员工的日常工作上。惟有公司的大多数股东、员工和消费者都能成功，公司才有成功的前提。为达到此“共好”的组织目标，期望逐步建立起为成员广泛接受的“核心信念”，并且在内部工作与外部服务上付诸实施，使其成为组织的标准行为典范，方能获得真实与全面的顾客满意，即依据组织的远景，公司必须设定符合远景与企业文化的若干价值信念，并且在内部工作与外部服务上，付诸实施，成为组织的标准行为典范。价值管理对企业的好处，在于期望将管理者的决策重点放在价值的驱动因素上，将远景总体目标、分析技巧及管理程序协调起来。基于价值的管理强调在各个层面上都能作出有利于增加价值的决策，从而要求上至总经理下至一线员工都能树立创造价值的概念，并期望深刻理解影响企业价值的关键性变量，将价值最大化战略转化为具体的长期和短期目标，以期在组织内部传达管理部门的期待目标。
但是在高度商品化社会，消费者和企业对利益的追求往往又是相交相错的。不论东西方的消费者，都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东西，以获得最大的“消费者剩余”；而制造企业也希望用最低的成本造出最大价值化的产品。从消费心理学看，一个品牌商品的成功与否在于是否能够最大化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品牌商品和消费者需求恰好契合，消费者能用最少的钱买到他最适合的商品。那这个品牌商品必然受到市场欢迎，达到最佳经济效益。企业研制的商品满足了消费者实际的需求，这就形成了产品转换为商品“最成本最经济”的过程，这可称之为：“价值需求对称”。
只要存在“价值需求对称”，就需要一套价值对称管理体系支撑。因此我们认为，西方人发明的价值管理，就好像中国人发明了火药。而价值对称管理体系，就好像西方人发明了可怕的炸药。什么是价值对称管理呢？它是一种将客户、股东、员工乃至社会的持续的、长远的回报做为核心目标管理起来的更高一级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标准。是一套精准的帮助组织批量的发现价值，并将价值对称到组织经营的各个层面和环节的管理体系。它以人类社会的价值代码为管理主轴，彻底突破价值管理在价值发掘、价值创造、价值互动的一系列管理和操作瓶颈。并通过涵盖组织力、创新力、营销力、销售力的软件来实现可监测、预报价值趋势，可动态管理价值互动、价值创造的管理。让价值关联方可以看到清晰的价值趋势报表。（这有别于传统的财务季报、年报、模糊的公告说明，这些传统报表、公告只能对企业以前的价值实现进行判断，对该企业在目标市场中未满足的价值潜量无法预见和追踪。）可以向他们提供清晰的价值潜量、当前满足状况、未来待满足价值及满足趋势。这套体系就是极具可操作性的价值对称管理体系。
相对上述观点，我们是否可以将价值对称体系与使用者的各个层面看成一个功能闭锁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来自使用者方面的市场信息是主要因素，此时价值对称体系处理的就是这些信息，她可以把进入这一系统的信息转变为战略，即时决策等有效价值的客观信息，并由此进入一个信息流的循环、输入—转化—输出—输入。该循环可以看成是由保持平衡的功能单元所组成的系统,从而使得价值对称体系与使用者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这就决定了价值对称体系在这一“人格化”的系统中起到中枢作用，使用者等人是心脏，信息则是循环的血液，也就是说有限的价值对称体系成为无限的价值创造发动机。
生态学的观点认为：在食物链中，都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不同的动植物组成的。能量与物质每经过一个环节的循环则会损失20%左右，假设能量与物质的总量为100，通过计算可知比较恰当的食物链组正为4-5个亚循环,这样可以实现能量和物质的充分利用，也不会损伤生态平衡。我们可以把物质与能量看成价值对称体系的信息，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生态系统中食物链的现象？在刚才说的功能系统中，价值对称体系通过处理信息的作用，从而也是一种反馈机制（也称为反馈调节）；其次是通过不断的监测与完善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风险，获得更多的市场主动权。因此我们设想为：对称的原因产生对称的结果，不对称的信息经过价值对称体系的撮合，也将产生对称或者己方优势的不对称的结果。
事实上，自信息经济学的兴起，信息已成为撬动产业集群，现代管理等领域整合创新的因素之一。民间资本解决的就是在产业现代化过程中阻碍其前进的法宝，尤其是在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高风险、低价值方面。随着金融环境的开放,大量资金的注入也可能引起“:台风来了,猪都会飞”现象的发生，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事，是企业急功近利、缺乏有效管理引起的，正如无力的底蕴在有力的血液中流淌。正如李道昱先生说，“如市场要良性运转，基础就是双方的博弈，而博弈只有在对称的基础上才是良性的。”完全价值对称，我们想象不到。但有无限细分下去的需求，无穷无尽，只能无限接近。
是的，对称虽然象是个趋势和主轴。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用打破对称来制造优势。当然这样做不一定不对。你比如，现在中国讲究的超限战，不对称战，相对的反而是有利自己的。这对称就好像水一样，完全对称了，可以比喻为水平静了。老子说，此时人要众人皆醉，我独醒，要跃动，要搅浑。而大浪滔天的时候，此时人要沉在水低，如同石头一般静守。张清平先生说，“对称的才是和谐的，这个道理质朴、简洁而不俗。于自然于人类都适用。”但，由于人与人的认识能力是不同、彼此之间出于某种目的而作出的虚伪使人们之间的不对称又是确实存在，只不过有的是故意或无意。所以只有接近对称才是个人与社会整体优化的可能。研究对称有重要意义，如信息、资源与能力等在一定时间、空间要力求对称、匹配，而在不对称时的取向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管理学博士张晓峰说。
基础物理学家持这样一种信念：最终设计中将充满对称。我们这个时代的物理学家，不在对称引导下将无法工作。爱因斯坦曾告诉我们怎样在物体突然下降中探求引力的秘密。仿效爱因斯坦，物理学家发现可以用对称来统一地构思物理世界。杨振宁在一次演讲中也说：“看来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也愿意某些对称性被普遍而不完美地遵守。”科学的精神本来在于勇敢地探索世界，然而科学理念的发展，却成了限制人们自由思维的障碍。如今，当一个超越已有经验的事实摆在眼前时，我们一般不是从事实本身出发，而是拿事实去套经验与知识，一旦不相符，我们往往枪毙的不是经验和知识，而是事实的本身。这是很可怕的思维方式，如此下去，它最终会断送科学。今日中国的左右不对称发展路向，也只好用杨振宁论文中的话认定是“自然还不曾充分揭露她自己而已”！
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过程看，解放思想破起来容易，立却是最难，没有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一定难有正确化解各种复杂矛盾的力产生。现在，思想解放的任务不仅远未结束，而且变得愈加重要。随着全球化的演进与中国的开放又使西方软力量在日趋加重，我们在立的同时也就不得不摆脱迷信西方模式的挑战。事实上，西方管理，已经江河日下。这场恶仗，注定西方人打不过我们的。就好像当时中国人打不过西方人一样。因为火药的发明麻痹了中国人。但今天，我们发现为数不少的西方人明显已经被自己的管理体系麻痹了，特别是现代美国人认为现代管理是美国现代的伟大发明。并不断强化这个自以为是的基因。这就好象恐龙能霸占全球也能消失殆尽，就是过度强化了自己的某些基因。在中国，如果能让街上卖烤白薯的大娘也懂得将客户价值迅速对称到更多的客户中去的时候，那才能说，我们的工作做到位了。有时，普及真的比先进还要紧。
当下，我们常常会对社会价值体系混乱无序而发出感慨。但你知道一个有序的状态是怎么来的呢？如果用物理的观点说就是指在两相体系没有互相融合的时候，没有发生反应或由此没有引起一些物理状态的变化，就是一个有序的状态。在我们学习的化学的时候，经常可以见到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由无序自发的形成有序的高稳态反应过程。但是这之前怎么来的就不清楚了，这里只涉及有序与无序的交替变化，这个变化是世界的一个基本组成。什么狗屁“普世价值说”，任何价值如果不对称到人民当中，对称不到老百姓的心窝里，那就是一堆粪！
那什么是有序呢？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有序吗？在我们看来，万类霜天竟自由，就是有序；公平演进就是有序；天地人和谐就是有序；无为而能无所不为，就像天之道。天之道就是天之序，这个序是进化、变化、不变的分散系。虚己顺物即可。不要把自己主观的意念强迫于外物啦，想想天道如何待万物的吧。我们大多数人就是在追求有序，可能这个环境于他们来说是安全的、稳定的、没有变革的勇气、还经常的是古非今、而自然界都是在不断的增加的混乱度，也就是熵的变化。熵就是自然给我们的启发、社会熵值的增加也会带来活力。
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其实就是要求我们遵循客观规律来办事。《老子》云：王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什么是王？有创业奋进之心的公民就是王、就是候；王者，人臣也。痛苦的争论是争不出大师的，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大师。所谓的“大师”其实就是士大夫的现代名词。是古代宗教神权妥协时，推出士大夫做傀儡而已。当百姓指责神权救不了大家时，神权为了不保护就变通了。国民党时期，就是毁在了精英和大师身上（大师自大，自私，假仁假义）。独龙主义害死人。试问：有和谐的龙吗？不是伺机杀出，就是风卷残云，要不就是沉底不闻不问。龙文化是封建专制时代妄图结构化人民的产物，中国的文化应是水，包容的大道文化。否则，哪吒岂不是中国的罪人？孙悟空调戏的岂不是中国人民？难不成他们都是罪人啦？我们假以龙来形容，是水激发虫的奋进之心。让虫虫觉得自己是条龙龙。包容龙这才是中国魂！天子叫自己是龙，而称呼人民为水。因此，我们认为只要我们的民族在继承和发展上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并充分发扬海纳百川的大海胸怀，化“龙争”为“水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派生出“神闲气定”的龙界！一定会在金融商业领域批量生产令整个华尔街都兴奋的创新企业！一定可以跨越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就是形象。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一面大旗应是：“解放思想、支持创业！”任何阻挠创业或变相剥夺普通人“创业权”之流，他们的名字必将也会跟石敬塘、洪承畴、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陈水扁之流并列一起，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第二面大旗应是：“将人民价值进行到底！”任何善于发现人民价值，且能将价值迅速对称到人民当中去的创业者，他们将是这个时代的王，是功勋卓著的世界公民！第三面大旗应是：“美好结构来自于和谐与均衡的驱动！”任何结构的对称协调，都需安排各种事务的优先顺序，解决各种问题，对冲各类风险、管理不同部门事项，同时使其保持前进的方向。这种“均衡行动”，对任何人来说都不简单。因此应须遵循决策关联各方的价值，担负起复杂艰巨的任务，以达驱动其可持续成长之目标。中国共产党真的是世界上执政能力最强的大党，这次地震事件说明了一切。中国共产党也是最具革命精神的党。十七大的召开、“又好有快”的科学发展策略提出，实质上就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上来。
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例如：十九世纪“无落日”的大英帝国，肆行其殖民主义。首先创造出一套认识论：那些被殖民的民族本来就是低等的、落后的、无能的和愚恶的，他们根本是自己无法管理自己的，所以他们的被征服是理所当然的。再一步演进到：殖民者不但不是侵略者，而且是上帝恩赐的拯救者。这种认识论还让它披上一层“科学的”外衣，不由你不信。这正是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好了不起的实际运用。二战后，美国一枝独秀，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输出大国。富强独霸一时。因缘时会，巧窃天功，其富强并非因“管理学”的优秀而来。我们如果对美国自诩为伟大发明、晋致富强的管理学，作进一步的透视，则不难发现所谓美国式的“管理”，一派“纨绔气息”、“矛盾重重”事实证明：在日本、德国……经济逐渐复苏之后，美国的“管理”就相形见绌，每况愈下地被比了下去。逼不得已，于是大学、公司纷纷向中国“道学”求救。所以这正是一个恰当的时候，把一向歪曲的认识论作一个确切的修正。（张绪通）
拜托了！中国人的事情还是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如果外国人先做起来，那我们真是无地自容了。这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啊！到那时，我们拿什么去面对世界？难道永远停留在对“老外”说：看，我们COPY得比你们原版还漂亮呢！行笔至此，突然想到在国学领域学识渊博的傅佩荣先生曾说，“智慧没有大小之分。不懂老子的人，显然还站在智慧的门槛之外。”在我们看来，老子的《德道经》和杜鲁克的客户价值完全可以有机的融会贯合，因为只有智慧而不重视科学知识价值，或超高度高估科学知识价值而蔑视智慧；都将只站在价值文明门槛之外！2008，在对称的古都（北京），点燃圣火，意味东、西方将趋进“对称”新局面。只有价值对称，方可对称全球。
最后笔者以“中国对联”来“点睛”此文：上联为，悟天地之德缮甲兵；、下联为，执对称之道致太平；横批：德道多贮。
2008年7月20日于宁波天封塔前一茶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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