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静悄悄地播出了。在格外注重包装宣传的今天，这种做法无疑会损失收视率。毕竟现今人们对“酒香也怕巷子深”似乎更有共识。另外，从节目制作本身来看，有两方面的因素从根本上造成了《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制作的困难。首先是纪念性题材在建国五十年前后的极为密集的制作与播出状况。历史性的日子里，注定有太多太多的理由让我们回顾历史，缅怀过去，梳理思绪。但挤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播出，却极易造成观众的收看疲劳与逆反心理。再者困难还来自表述对象本身，人们对五十年前那场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解放战争早已耳熟能详，这段历史也一直为众多体裁的文艺形式所青睐。面对这种双重的熟悉，编导们要提供给观众一部各方面出新的纪录片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于是当我翻阅着那一摞摞群众来信，种种诧异就不能不牵引着我走进了这部大型纪录片的世界。

相对隐蔽的叙述立场

    当我们面对解放战争这段历史时，我们同时也面对着一系列通过小学生的历史教科书所一遍遍传达的结论，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得道多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打败了失道寡助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历史结论是人所共知、颠仆不灭的真理，但如何真实地表现它，而不是简单地图解概念，却能够见出读解历史者的思想深度和手法高下。

    在历史面前，我信服这样的观念，我们接触的历史从来都是“被讲述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存在于人们各种各样的叙述之中，任何一种历史都无法超越其叙述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只是这种立场或显明，或隐蔽。从大众传播的实际效果来看，对立场显明的历史叙述受众能更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宣传劝服意向；对立场隐蔽的历史叙述受众则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作品的感染与影响。

    从这个角度来审看《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不难发现它与很多战争片相比，它的叙述立场的相对隐蔽，这表现在它所提供的认知、感受、思考与表述方式诸方面较以前有很多的变化。这也是观众来信中众口一词地称赞其客观、公正的一个原因。

    在这部专题片中，对交战双方特别是战役的最高决策层、指挥官给予了几乎是同样的重视和笔墨，对国民党将领的身世、经历、战况等等作了充分、生动的交代，完全没有为我们所熟悉的以往对国民党一方脸谱化、漫画化的表现。以《孟良崮》为例，对敌方首领张灵甫的情况用很平实、客观的语言作了细致的介绍，使观众心中对这个崇拜拿坡仑和希特勒、杀妻、跛脚又写得一手好字的将军有了很具体鲜活的印象。而后张灵甫与陈毅交手，突破淮阴城门，涟水一仗得手等等“战绩”更让人了解到国民党王牌七十四师的实力。而战役结束，张灵甫被乱枪打死，我方华东六纵队经批准，花高价买了一口上等棺木将他就地掩埋。六纵的副司令员皮定钧说：“战死疆场的将军，理应得到一份军人的荣誉”。这种手法在过去是不多见的，从中表现出的活生生的人物、细节的力量是任何简单的说教所难以达到的。也更加深了人们对我们党领导这场正义战争的理解，引发了人们对非正义一方逃脱不了的历史命运的思索。

    大量数字的巧妙运用和精当对比是《解》的一大特色，也是服从其叙述的隐蔽立场的主旨的。数字的对比便于客观的呈现，说服力极强。比如，在《烽卷黑土地》中表现塔山战役的艰巨、残酷程度时，在记叙战役的过程中，有每天敌我双方的死伤人数，“塔山战斗的第二天，敌方伤亡1300余人，我方伤亡563人。是第一天的四倍。“第三天，几乎是第一天的八倍。”，“塔山恶战六个昼夜，不下10万发炮弹和难以计数的子弹，在弹丸之地的塔山穿织、飞迸、碰撞。”两军将领的年龄也构成了巧妙的对比。同样的年富力强、同样的战功卓著，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不能不让观者唏嘘扼腕。数字的运用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不必再去添加额外的说明和议论，可以扩大信息量又十分经济，且能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数字并不是摆在那儿就能自然产生足够的力量，信息的运用本身是有高下之别的，简单地提供一些数据，并不能说明问题，也无法使观众真正地实现对数据的占有。只有对数据进行有效地处理、分析，进行必要的对比，与背景数据相呼应，才能使数据产生应有的影响。这一点在《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中是极为有特色的。

    《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不时表现出的对主观情感的控制也间接透露了创作者叙述立场的相对隐蔽。一部解放战争史，是一部我党我军我们的人民的颂歌，这部颂歌我们唱了很多年，今后一定还要唱下去。但是，作为这个时代拍出的一部有着独特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的严肃的专题片，仅仅停留在单纯的颂歌层面就会大大降低它应有的影响力和震撼力。《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中表现了众多感人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手法却平实、朴素，因而也更加可信、感人。比如，在《孟良崮》中，妇女们接受了上级命令，要组织群众在河上架桥的任务。片中采访了当年妇救会长李桂芳，她的一段自述感人肺腑：“这时部队的人来了，一看，桥呢？我说桥在这里，架桥！哗的一下，每个人都固定好了，四个人一列门，担在肩头上，马上桥出现了……”之后，创作者既没有正面议论，也摈弃了直抒胸臆，而是巧妙地补充了一个细节--一位年轻军人询问架桥人的名字，第二天，人们发现汶河通向孟良崮长达20多华里路的土坎上，刻下了许多她们的名字。再如，攻打锦州时英雄梁士英舍身炸碉堡，只用寥寥数语就把他英勇无畏的《形象勾勒了出来，语言朴素、纪实，没有一点渲染，却让观者为之震撼、为之热血沸腾。

    客观、真实一向是纪录片的追求，也是纪实的本质。它要求适度抑制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尽量地保持客观感情的原初状态，用纪录的对象本身去感染人。情感的必要节制同时也是艺术本身的要求，越是有节制的情感越发充沛饱满，越能够打动人、感染人，相反滥情、煽请只能降低艺术品位，让受者厌烦。这也是文革时期诸多伪浪漫小说、戏剧除去思想层面上的反动之外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缺陷。

    叙述立场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时代个性造成的。弗洛姆在解释“社会潜意识”这一概念时，指出，“对于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压抑的领域，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动作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不允许它的成员意识到的内容。”对当今的大众来说，社会潜意识是对曾经的政治说教、图解概念的逆反心理，这种若隐若现的情绪特别表现在观看重大题材的当代影视作品上。因此，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真实、客观地再现历史就成为大众对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真诚呼唤和由衷期待。创作者在承担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的同时，即在提供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同时，就不能不虑及大众的这种潜意识，同时也会在创作中不经意地反映出这种潜意识。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受众日渐赢得其主导地位，意识形态不再能以强制的方式硬性灌输给大众，而必须以其广泛的社会性、民族性、情感性品格征服大众。否则，很可能造成传播学中所谓的“飞去来”现象，即产生与传者意图相反的效果。费斯廷格以认知不协调的理论解释这一心理过程，所谓选择性反应--受者总是回避同自己原有认知要素对立的信息，一旦接触道不协调信息，要么弱化认知要素和信息的不协调关系，要么就歪曲不协调的信息。要使承载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的纪录片真正深入人心，为受众所接受，就不能不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从大量的观众来信看，《解放战争著名战役系列片》的编导者们尝试了并做到了。

多重叙事视角

    隐蔽的立场有时是通过独特的叙述视角展现的。还以孟良崮战役为例，其中有一段对原美国战地新闻记者西奥德·怀特的采访，他当时随国民党军队行动，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和几个国民党便衣士兵在一起，想让当地的老百姓给马弄点草料，一个士兵介绍自己说是八路军，怀特十分惊讶，刚要询问，那个士兵小声说，假如知道他们是国民党，老百姓就不给弄草料了。而“通过这件小事，这位战地记者对当时中国大陆上的战争结局下了最后的判断。”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