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在2009年8月获得首届电视剧“飞天奖”理论论文一等奖。

                                                                                          戴清

内容提要：本文梳理分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精神从相对整一到分化、杂多的演进脉络及内在机理。辨析了新时期电视剧与整个文艺主潮接近的“审美现代性”、“新启蒙”色彩；探讨了社会转型初期，在分化互渗的文化语境中，电视剧坚守“诗性的正义力量”、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重要文化功能；并从历史与当代、雅与俗、全球化与地域性等多个维度概括了新世纪以来电视剧的文化倾向。

关键词：新启蒙、审美现代性、国族记忆、超类杂糅、娱乐审美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且“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焦循：《易馀龠录》），中国电视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由恢复而发展，由稚拙而繁盛，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审美愉悦，积淀了深厚的人文沉思和精神蕴涵。三十年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电视剧文化的发展轨迹既一脉相承，又不难感受到其中不断的异变、蓄势，直至发生裂变的基本逻辑。梳理和评说这一历史进程，首先需要检视的是评价标准和文化立场自身：

其一是电视剧的中国国情特色及其文化功能。作为当下中国的强势媒介艺术，电视剧在整个媒介生态环境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承担（并挤占）了原本应由文学、戏剧、电影等担当的部分文化功能，精英文化与主导文化都借助电视剧的文化空间而栖身，使电视剧所表现的民族精神、审美情感对全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审美熏陶和心理塑形功能。与欧美、韩日等国电视剧相较，中国电视剧的文化角色无疑更为主流化，成为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和“社会铭文”。因此，从西马的“文化工业”理论出发，只着眼于电视剧的大众文化批判，其研究理路不免会陷入普遍主义的先验陷阱[1]。

其二，“艺术技巧追新、文化观念滞后”是当代文艺创作症候的一个重要表现，对电视剧创作成就的总体评价似乎也离不开对这一关节问题的考量。作为大众艺术，电视剧的精神内涵表达即“讲什么”始终十分重要，而不可像先锋文艺探索那样主要关注“怎样讲”即形式美学问题。电视剧的广泛影响力，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为辅）这些看起来相对古老的“常态”和“稳态”表达方式更为适应大众审美欣赏习惯的有力证明。[2]同时，在此原则统辖下，仍能看到不断的艺术创新（叙事、影像）和对现代乃至后现代艺术因子的有限借鉴。对电视剧艺术的评价，总体上还应在此审美坐标上进行判断，而不应以先锋艺术样式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来低估电视剧的创新成就。

一、新时期：“新启蒙”主潮的流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由建国后的“政治一统”格局跨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崭新社会形态。社会大变动赋予了文艺创作以宏大的历史使命，在创作与时代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即时的对话关系和内在张力，短时间里文艺思潮纷至沓来，“伤痕”、“反思”、“改革”乃至“文化寻根”热、“先锋探索”等。文化热点接踵而至，“美学热”、电影“第五代”的崛起、文艺理论方法论热等，这一切在全社会制造着一个又一个轰动效应。

这一时期的文艺特色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和整一化倾向，时代性压倒媒介性，在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统辖下，审美情感与文化精神高度认同。电视剧创作也恰是该时期现代性“启蒙”主潮中一支奔涌跳动的流脉，在文化品格上还未显示出太多超越于、独立于整个文艺主潮或某些母体艺术的个性。它们与其他文艺形式一道力图反思曾经的历史与社会生活，在精神思考上主要围绕审美现代性的诸主题展开：表现文革“伤痕”、反思历史和封建集权，直面社会改革，短篇剧当时正处黄金时期，如《有一个青年》、《今夜有暴风雪》、《新闻启示录》等等。长篇电视剧如《蹉跎岁月》、《寻找回来的世界》、《新星》、《篱笆•女人和狗》等也都曾震撼过千百万人的心灵。这些作品大多改编自当时的名作，是电视剧综合艺术与母体艺术良性相助的最初表现。另外，如《希波克拉底誓言》、《巴桑和他的弟妹们》、《雪野》、《家风》等，还将“伤痕”、反思、表现社会问题引向了更为深入的人性思考和文化阐释，显示出与五四文化精神的深层联系，也是当时整个“新启蒙主义”回归主潮的重要组成和生动见证。

这一审美现代性追求无疑是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时代症结所赋予的，反封建集权、反蒙昧落后，主张人（特别是女性）的觉醒、独立是其中重要的精神关切，这一切与西方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内涵判然有别，在文化趋向和美学旨趣上更是大相径庭。[3]由此看，新时期伊始，电视剧就以其精神思考和文化实践昭示着中国审美现代性思考的独特理路和问题意识，应该说这是任何欧美的现代性艺术及其阐释所无法替代的。它植根于中国这片美丽悠久、灾难频仍的热土上，直面中国普通人热气腾腾又苦辣酸甜的生活，与时代主潮一道丰富着新时期所特有的真诚、诗意和理想色彩，尽管它们在艺术上还很不成熟，叙事技巧、影像品质更显粗疏、稚嫩，但其中跃动的创作激情、形式探寻的艺术冲动都赋予了这一时期的创作以独特的文化气质。

当然，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在艺术表现上的“即时性”特征也使得不少创作热情有余、深刻不足，在反思历史和表现社会症结时，大多采用了政治伦理化的叙事策略，而较少从民主意识缺失、公众意识匮乏等现代制度层面更深刻地进行揭示。在表现形式上，情感泛滥的感伤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等都是必要的修辞技巧。

以下略。